【田飛龍】澳門回歸20周年的優(you) 良治理之道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香港《明報》“澳門回歸專(zhuan) 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五日辛卯

          耶穌2019年12月20日

2019香港變局，反修例延燒，中美超限角力，“一國兩(liang) 製”香港平台經受嚴(yan) 峻考驗。與(yu) 香港相比，同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實驗田的澳門則展現出政治穩定、法治權威、經濟社會(hui) 協調發展及融入國家體(ti) 係有序推進的良好態勢。20年的發展，不僅(jin) 澳門自身的信心與(yu) 前景更為(wei) 光明，國家在宏觀戰略上亦逐步凸顯了澳門角色和地位，尤其是深度挖掘澳門在會(hui) 通中西經貿、文化及發展科技金融、中醫藥現代化等方麵的潛力和空間。更關(guan) 鍵的是，澳門社會(hui) “愛國者治澳”已成為(wei) 穩定的製度現實，澳門社會(hui) 能夠將地方觀念與(yu) 利益較好地係屬於(yu) 國家，對融入大灣區及參與(yu) “一帶一路”建設有著較強的理解和認同，從(cong) 而自覺打造為(wei) 民族複興(xing) 獨特而重要的一支生力軍(jun)

澳門成功發展最大的製度依托就是“一國兩(liang) 製”。澳門回歸時，治安與(yu) 經濟一度低迷，這與(yu) 澳葡當局的脆弱治理及轉型時段的社會(hui) 混亂(luan) 有關(guan) 。但在“一國兩(liang) 製”與(yu) 澳門基本法保障下，澳門一方麵可獲得國家在政策上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麵則享有基本法授予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自主製定本地娛樂(le) 業(ye) 政策的權力。澳門發展受到土地資源、人才、戰略規劃、政策配套等方麵的影響，中央政府及廣東(dong) 地方在“一國兩(liang) 製”框架下通過指導與(yu) 協商提供了一係列解決(jue) 方案，包括“橫琴口岸”、填海計劃、海域管轄權及通關(guan) 便利化措施，以及大灣區框架下不斷充實的便利澳門產(chan) 業(ye) 與(yu) 居民創業(ye) 發展的政策配置。在“一國兩(liang) 製”框架下，中央還積極支持澳門發展特色產(chan) 業(ye) 及提高國際地位，主要包括打造國際休閑旅遊中心、中葡商貿交流平台、中西文化交流平台及特色科技與(yu) 金融產(chan) 業(ye) 等。背靠國家支持，麵向“一帶一路”的全球化新格局，澳門正在繼續挖掘及釋放“一國兩(liang) 製”的巨大製度紅利，將自身發展與(yu) 民族複興(xing) 緊密結合，典範展現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初衷初心與(yu) 強大的製度生命力。

澳門特色“一國兩(liang) 製”在20年間逐步形成了自身經驗體(ti) 係，是對“一國兩(liang) 製”偉(wei) 大製度創造與(yu) 實踐的豐(feng) 富和發展：

第一，愛國者政治基礎穩固及澳門作為(wei) “社團社會(hui) ”的愛國認同，是澳門優(you) 良治理的關(guan) 鍵，這在回歸之前及回歸之後均成為(wei) 澳門社會(hui) 聚焦團結及有效積累的政治目標，終於(yu) 匯聚成回歸後治理的可靠政治基礎。

第二，澳門基本法製定部分吸取香港基本法經驗，並有自身獨立思考，對行政主導與(yu) 民主政製發展的製度設計更為(wei) 嚴(yan) 密及合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弱政府”的不利管治處境及反建製社會(hui) 運動的激進化發展。

第三，國家安全立法及法製保障堅強有力，通過23條立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hui) 及司法改革中排除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案件的權力，牢牢掌握國家安全製度保障的主導權。

第四，澳門基金會(hui) 的資助體(ti) 係與(yu) 科學規劃管理對澳門人文社會(hui) 科學發展、社會(hui) 事業(ye) 發展及公共教育和輿論引導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有效協助政府實現繁榮穩定的管治目標。

第五，澳門的社會(hui) 保障與(yu) 福利製度較好地回應及解決(jue) 了社會(hui) 發展中的民生疾苦與(yu) 弱勢群體(ti) 保護問題，起到了穩定社會(hui) 秩序、化解社會(hui) 矛盾的製度效果。

第六，國家戰略與(yu) 政策的持續保障及引導，在惠及澳門產(chan) 業(ye) 與(yu) 居民的同時也有效促進了澳門融入國家治理體(ti) 係和發展大局。

香港這邊的風景則顯著不同。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將“一國兩(liang) 製”香港平台的種種矛盾衝(chong) 突盡數展現：其一，外部勢力的持續幹預和“顏色革命”的極限實施，是香港變亂(luan) 的關(guan) 鍵因素之一，澳門則從(cong) 社會(hui) 意識形態與(yu) 法律體(ti) 製上有效防範了這一風險；其二，香港社會(hui) 回歸前的經濟成就、國際地位、殖民者撤退部署及民主派政治發展，決(jue) 定了回歸後治理的結構性難題與(yu) 張力程度；其三，回歸後香港社會(hui) 將過多精力集中於(yu) 政製發展，追求一種近乎“完全自治”的雙普選與(yu) 隔離式治理，對國家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缺乏有效識別和兼容思考，導致政改一再受挫，社會(hui) 撕裂持續深化；其四，香港回歸以來的地產(chan) 霸權問題、管治改良問題、社會(hui) 貧富差距與(yu) 發展正義(yi) 問題，一直未能有效解決(jue) ，日積月累，終於(yu) 導致不斷激進化的社會(hui) 運動；其五，香港作為(wei) 國際金融中心的特有地位，也為(wei) 國際各方勢力尤其是美國長期滲透控製以及國際金融炒家的“做空”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機；其六，作為(wei) 香港社會(hui) 文化與(yu) 秩序基礎的“教育、司法、媒體(ti) 、青年”四個(ge) 係統自回歸以來始終未能轉變為(wei) “愛國者治港”的可靠基礎，反而成為(wei) 反對派極限動員和施壓的根據。

在澳門回歸20周年之際，進行上述比較和分析，既有助於(yu) 總結、提煉和鞏固澳門特色“一國兩(liang) 製”的真實經驗，也有助於(yu) 客觀評估及診斷香港“一國兩(liang) 製”實踐的利害得失，從(cong) 而立足於(yu) “一國兩(liang) 製”的初衷和科學性，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的下半場謀篇布局。無論是“一國兩(liang) 製”的港澳經驗還是台灣方案，都建基於(yu) “一國兩(liang) 製”的完整戰略功能區間：其一，國家統一；其二，經濟現代化；其三，製度現代化；其四，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融合發展。在鄧小平時代，前兩(liang) 項功能優(you) 先釋放。在習(xi) 近平新時代，後兩(liang) 項功能漸次展開。這些前後接力、有序推進的“一國兩(liang) 製”製度實驗，是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與(yu) 長期現代化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澳門特色“一國兩(liang) 製”在回歸20年中可圈可點的實踐經驗不僅(jin) 有力證明了“一國兩(liang) 製”的科學性與(yu) 生命力，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wei) 香港治理及台灣回歸提供有益借鑒，並典範演示融入民族複興(xing) 大局的觀念與(yu) 製度路徑。

總之，澳門回歸20年，既是總結“一國兩(liang) 製”澳門經驗的重要時刻，也是比較港澳經驗及係統總結作為(wei) 改革開放係統戰略之製度杠杆作用的重要時刻。澳門的高度自治、繁榮穩定及對國家發展的持續貢獻，在既往二十年裏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呈現和檢驗，但新時代國家發展更加聚焦“以國家為(wei) 中心”，聚焦澳門對國家“一帶一路”與(yu)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主動對接、參與(yu) 和整合，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更是觸及“一國兩(liang) 製”深層次融合問題的結構性挑戰。澳門能否在未來三十年中抓住“一國兩(liang) 製”和國家戰略的全新機遇，促成自身與(yu) 國家的互利共贏及融合發展，對大灣區時代的適應和創新是關(guan) 鍵性方向。在此意義(yi) 上，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改革的樣本區，也是中國引領的新全球化與(yu) 全球治理的樣本區。在理想意義(yi) 上，大灣區的技術標準就是未來的世界標準，大灣區的製度標準就是未來的世界標準，而大灣區生活方式就是人類未來的理想生活方式。大灣區在終極意義(yi) 上需要探索一種人類自由而道德的“新生活”，中國文化及生活實踐應當對此提供詮釋和支撐。澳門正可以在這一國家戰略的重大機遇期尋求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再全球化的最佳製度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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