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誌文廟舞佾圖考論

作者：彭誌（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北京舞蹈學院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初十日丙子

          耶穌2019年12月5日

內(nei) 容提要：明清兩(liang) 朝修誌風潮熾盛，誌書(shu) 中往往有對丁祭祀孔儀(yi) 式舞蹈過程的記載，但多用字譜，存世圖譜較少。清代方誌中著錄的文廟舞佾圖基本形製由三十六舞生，冠、帶、袍、靴四舞衣，旌、翟、籥三舞器，八大舞容，十一動勢，九十六字舞式構成。在源流上，方誌文廟舞佾圖和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關(guan) 係密切，早期時，多是對其進行簡化、重組或改寫(xie) ；而待方誌形成層累係統後，晚出方誌舞佾圖更多借鑒自早期方誌。在清代祭孔儀(yi) 式中，用樂(le) 多是中和韶樂(le) ，用歌多是首句為(wei) “予懷明德”的四言詩，用舞多是六佾文德之舞，而樂(le) 、歌、舞三者則表現為(wei) 密切無間的一體(ti) 關(guan) 係。從(cong) 祭祀對象、表意方式、寄存文獻三個(ge) 層麵切入，可發現方誌文廟舞佾圖是推揚地方禮樂(le) 文明發展的重要關(guan) 節。

關(guan) 鍵詞：方誌/文廟舞佾圖/形製/源流/樂(le) 歌舞/禮樂(le) 文明

標題注釋：本文為(wei) 浙江大學爭(zheng) 創優(you) 秀博士學位論文資助(項目編號：201702B)階段性成果。

清順治二年(1645)始，每年春、秋二季仲月上丁日，從(cong) 朝廷到地方，均會(hui) 在文廟舉(ju) 行隆重的祀孔活動。剛入關(guan) 打敗明朝的滿族政權，迫切需要在國家禮儀(yi) 活動中確立定製，以重建經改朝換代綿延戰火摧殘而日漸消散的禮法秩序。禮製的力量不容忽視，特別是在漢人士大夫所形塑的儒家傳(chuan) 統中占有重要位置，而聚焦禮製構成，祭孔儀(yi) 式更是將禮樂(le) 文明推向了信仰表達的高潮。曆來文獻對祭孔流程有著或詳或略的記載，尤需關(guan) 注的是采用圖像方式對祭孔樂(le) 舞進行紙上還原，將流動跳躍且稍縱即逝的舞姿，以細致動作分解及文字注釋永久地保存下來，為(wei) 樂(le) 舞生演練提供了門徑。在版畫成熟之前，圖像印刷難度大於(yu) 文字，這是在文獻中很難看到圖譜的原因之一，被公認的僅(jin) 德壽宮舞譜、六代小舞譜等數種[1]，因此，文廟舞佾圖作為(wei) 傳(chuan) 世不多的舞蹈圖譜之一，其地位舉(ju) 足輕重。這種定位不僅(jin) 是指現代舞蹈的曆時追溯，更可拓展到諸如底層士大夫的思想形態及生活樣貌等被忽略的有趣話題。從(cong) 文廟舞佾圖的寄存文獻類別來看，主要有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和方誌兩(liang) 類，前者如《聖門禮樂(le) 統》卷二十三[2]290-296所載，後者如《(同治)平江縣誌》卷二十四[3]所載。爬梳學界關(guan) 涉此對象的研究成果，對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中的文廟舞佾圖業(ye) 已有較為(wei) 充分翔實的討論，但較少有目光關(guan) 注到方誌中的文廟舞佾圖。對清代方誌文廟舞佾圖存世情況進行全麵文獻調查，在此基礎之上展開舞蹈、音樂(le) 、禮製等理論層麵的多維思考，探討其生發的多層意義(yi) ，可洞見地方社會(hui) 在丁祭祀孔這項重要禮儀(yi) 活動中的不同麵相。

圖1《(乾隆)湘潭縣誌》卷八舞衣

一、形製考：方誌中舞佾圖的構成要件

討論方誌文廟舞佾圖，首先麵臨(lin) 兩(liang) 個(ge) 基本問題，其一是對舞佾圖的界定，其二是調查方誌舞佾圖著錄情況。對第一個(ge) 問題應從(cong) 嚴(yan) 限定，隻有以圖像方式完整記錄了丁祭祀孔整套舞蹈動作的才算是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文廟舞佾圖，而應將字譜排除，如《(光緒)吳橋縣誌》卷二[4]中的闕裏新譜僅(jin) 是字譜。而第二個(ge) 問題的解決(jue) 則是在係統翻查了《中國方誌叢(cong) 書(shu) 》《中國地方誌集成》兩(liang) 套大型叢(cong) 書(shu) 以及檢索中國數字方誌庫、中國方誌庫兩(liang) 個(ge) 大型數據庫後，共在數千種明清方誌中找到16套文廟舞佾圖，具體(ti) 為(wei) ：《(天啟)滇誌》卷八、《(康熙)山東(dong) 通誌》卷三十、《(乾隆)湘潭縣誌》卷八、《(乾隆)嘉禾縣誌》卷十、《(嘉慶)長沙縣誌》卷十二、《(道光)直隸南雄州誌》卷十三、《(鹹豐(feng) )平山縣誌》卷四、《(同治)安化縣誌》卷首、《(同治)德陽縣誌》卷十六、《(同治)嘉禾縣誌》卷十、《(同治)六安州誌》卷十四、《(同治)平江縣誌》卷二十四、《(同治)上饒縣誌》卷七、《(同治)益陽縣誌》卷九、《(光緒)平定州誌》卷四、《(光緒)善化縣誌》卷十三，其中除《(天啟)滇誌》卷八為(wei) 明代舞佾圖，其餘(yu) 都在清代。當然，方誌中留存的舞佾圖遠不止這16套，此調查結果隻是基於(yu) 有限文獻梳理的約數，但部分樣本已可透視全局特征。解決(jue) 了方誌文廟舞佾圖的內(nei) 涵外延及材料範圍後，首先嚐試尋找這些存世舞佾圖的共通之處，即探討構成舞佾圖形製的基本要件。明代著名樂(le) 律學專(zhuan) 家朱載堉在《律呂精義(yi) 》中將舞蹈上升為(wei) 一門專(zhuan) 業(ye) 學問，撰有“舞學十議”，具體(ti) 包括舞學、舞人、舞名、舞器、舞佾、舞表、舞聲、舞容、舞衣、舞譜十個(ge) 部分[5]。本文刪繁就簡，將討論重點集中到舞佾圖。一套完整的文廟舞佾圖應包括舞生、舞衣、舞器、舞容、動勢、舞式六個(ge) 部分，隻有各要件的妥當搭配，才能夠呈現出流暢壯美且富有神聖感的丁祭祀孔儀(yi) 式。

若以局部、整體(ti) 來論，則文廟舞佾圖構成要件可分成由舞生、舞衣、舞器組成的局部單位，以及由這些局部連接而成的舞容、動勢、舞式。先看前者，舞生是表演祭孔儀(yi) 式的人，雍正五年(1727)，府州縣學額設文舞生三十六人，來源自“各省府州縣學選本地俊秀子弟充之”[6]，官府對舞生有優(you) 免獎勵。在舞衣方麵，清代文廟丁祭祀孔舞生服飾由冠、帶、袍、靴組成，《(乾隆)湘潭縣誌》卷八[7](見圖1)中繪製有服裝圖樣，相比於(yu) 明代有較大變化。“舞器”一詞較早見載於(yu) 《周禮·春官·宗伯》“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8]，可見舞器即是舞生所持祭祀道具。清代丁祭祀孔多采用文舞，所用舞器主要有翟、籥、旌三種，在不同方誌記載中名稱略有差異。先看《說文解字》對三者本意的訓詁，“翟，山雉尾長者，從(cong) 羽從(cong) 隹”[9]75，“籥，書(shu) 僮竹笘也，從(cong) 竹龠聲”[9]95，“旌，遊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從(cong)

圖2《(鹹豐(feng) )平山縣誌》卷四節、羽、籥

所謂舞容，即舞生在表演祭孔儀(yi) 式時展示的舞姿或擺出的舞蹈造型。在文廟舞佾圖裏有八大舞容，即立之容、舞之容、首之容、身之容、手之容、步之容、足之容、禮之容。每個(ge) 舞容又可細分成數目不等的節，如首之容分三節：舉(ju) 麵朝上為(wei) “仰首”，俯麵向下為(wei) “低首”，左右顧為(wei) “側(ce) 首”，首容的三節分類，基本上涵蓋了舞蹈過程中頭部的各種動作，其它舞容的分節，也大致符合身體(ti) 各部位在演繹舞姿時所能夠呈現出的各種可能性。八大舞容共由三十九節構成，在《(光緒)平定州誌》卷四[11]中有詳細記載。舞生手持翟、籥兩(liang) 件舞器，輔以麵部細微表情、身體(ti) 動應節奏，站立之姿整齊嚴(yan) 肅，身段之姿折旋中矩，雙手之姿變換離合，步伐之姿進退疾徐，雙足之姿周旋中規，每一舞容在舞生傳(chuan) 神表情、靈活動作及道具輔助綜合作用下，無不傳(chuan) 達出文質彬彬的文德舞容寓意。單單細致觀察首之容中“仰首”一節，舞生雙目炯炯有神，麵色雍容平和，緩緩揮動手中翟、籥，整體(ti) 氛圍肅穆神聖，扮相、舞容皆栩栩如生，表現出了較高的舞蹈水準。動勢是指翟、籥兩(liang) 件舞器的運用姿勢，基本規則是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起始動作是翟縱籥橫，舞生皆右手在外、左手在內(nei) ，大指在外、四指在內(nei) 。共有十一種動勢：齊肩執之為(wei) “執”，起之齊目為(wei) “舉(ju) ”，平心執之為(wei) “衡”，垂手執之為(wei) “落”，向前正舉(ju) 為(wei) “拱”，向耳偏舉(ju) 為(wei) “呈”，翟籥縱橫兩(liang) 分為(wei) “開”，縱橫相加為(wei) “合”，縱合如一為(wei) “相”，各分順手向下為(wei) “垂”，兩(liang) 手相接為(wei) “交”，《(乾隆)永定縣誌》卷四[12]有載。翟、籥在十一種動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與(yu) 兩(liang) 件舞器的定位有關(guan) ，即它們(men) 是溝通普通大眾(zhong) 與(yu) 祭祀對象孔子間的具有神性的工具，每一動勢通過模擬、再現各式動作，傳(chuan) 達出不同寓意，如“拱”向前正舉(ju) 的姿勢便和儒家禮儀(yi) 中強調謙讓感恩的拱手禮有關(guan) 。動勢不僅(jin) 涉及翟、籥兩(liang) 件舞器的交叉組合，還需符合舞生站姿時的肢體(ti) 重心平衡，如在表演“執”、“落”這兩(liang) 個(ge) 動作時，就必須綜合考量兩(liang) 件舞器和人體(ti) 肩線、臀線的相對位置，隻有這樣，舞生呈現出的動勢才可自如遊走於(yu) 穩如磐石與(yu) 靈活躍動之間，舞蹈動作才能流暢而不板滯，優(you) 雅而不媚俗，呈現出充滿美感且神聖莊嚴(yan) 的文廟祭孔舞姿。一幅完整的文廟舞佾圖由初獻、亞(ya) 獻、終獻三樂(le) 章組成，每個(ge) 樂(le) 章各有三十二個(ge) 字的歌辭，每個(ge) 字對應著舞生的一套動作，這就是舞式，既有歌辭，又有舞生動作及文字注釋，體(ti) 現著樂(le) 、歌、舞三者的密切聯係。《(道光)直隸南雄州誌》卷十三[13](見圖3)中的舞佾圖，其基本布局為(wei) 右上角以方框標注歌辭，左、右兩(liang) 邊為(wei) 舞式的文字注釋，居中則為(wei) 舞生利用籥、翟及自身部位演示出的各種舞蹈動作。如初獻第四字“德”的舞式字譜為(wei) ：轉身向東(dong) ，開籥；起左手於(yu) 肩，垂右手於(yu) 膝，蹲身，上曲足，更加右足，虛其跟，足尖著地；起，辭身向外，高舉(ju) 籥而朝。經過對方誌中著錄的文廟舞佾圖展開縱橫比較，從(cong) 差異中找尋共同點，可進而概括出清代文廟舞佾圖基本形製含有六部分：三十六舞生，冠、帶、袍、靴四舞衣，旌、翟、籥三舞器，儀(yi) 式展演中則呈現出八大舞容，十一動勢，九十六字舞式。

圖3《(道光)直隸南雄州誌》卷十三舞譜前四式

二、源流考：基於(yu) 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的比較

這裏的源流考非謂曆時追溯，而是先以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中的文廟舞佾圖為(wei) 觀察樣本，並與(yu) 方誌文廟舞佾圖展開共時比較。厘定此角度的緣由有二：其一，考察舞佾圖的曆時遞嬗，漸已成同類問題研究的思維定式，繼續蹈襲，便很難再掘發出閃光點；其二，從(cong) 方誌成書(shu) 考量，其多由地方官組織讀書(shu) 人集體(ti) 編纂而成，史料來源多抄撮正史、筆記、文集等各種書(shu) 籍而成，且新誌往往照搬承襲舊誌，原創成分較少，具有明顯的層累性特征。從(cong) 這兩(liang) 方麵考慮，便將關(guan) 注點集中到方誌文廟舞佾圖的史料來源，換言之，即是探討其與(yu) 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的複雜關(guan) 係。前文提到的16套文廟舞佾圖隻有《(天啟)滇誌》一種著錄了明代舞佾圖，其餘(yu) 皆為(wei) 清代。因此，分兩(liang) 層比較，明代擇選《(天啟)滇誌》與(yu) 《泮宮禮樂(le) 疏》；清代分別擇選《(康熙)山東(dong) 通誌》與(yu) 《聖門禮樂(le) 統》、《(嘉慶)長沙縣誌》與(yu) 《文廟樂(le) 舞全譜》。經此三重比較，可以看出清代方誌文廟舞佾圖與(yu) 明代的曆時聯係，可以看出有清一代近兩(liang) 百七十年間不同時段方誌文廟舞佾圖的變與(yu) 不變，可以看出方誌文廟舞佾圖與(yu) 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的錯綜關(guan) 係，當然，這裏討論的重點是在比較中探賾其間共時層麵的源流關(guan) 係。

《(天啟)滇誌》三十三卷，明人劉文征撰，約成書(shu) 於(yu) 天啟五年至六年間(1625-1626)，是一部修纂時間較早、保存珍貴史料尤多的雲(yun) 南方誌，文廟舞佾圖在是書(shu) 學敩誌，分初獻、亞(ya) 獻、終獻三部分，除初獻連奏外，共九十六字舞式。《泮宮禮樂(le) 疏》十卷，明人李之藻撰，約成書(shu) 於(yu) 萬(wan) 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間(1608-1609)，內(nei) 容主要關(guan) 於(yu) 明代鄉(xiang) 校祀典儀(yi) 注、名物器數等禮製，文廟舞佾圖在是書(shu) 卷八，亦有九十六字舞式。那麽(me) 兩(liang) 書(shu) 中分別著錄的文廟舞佾圖有什麽(me) 關(guan) 係呢？下麵結合其基本形製，分從(cong) 舞生、舞衣、舞器、舞容、動勢、舞式六方麵具體(ti) 闡述。《(天啟)滇誌》卷八(見圖4)文廟舞佾圖中手執籥羽的舞生為(wei) 三十六人，舞衣有蟬冠、舞袍、束帶、履鞋，舞器有旌節、翟、木龍、雉尾、籥，在整個(ge) 樂(le) 舞儀(yi) 式裏呈現出八大舞容，十一動勢，九十六字舞式。需注意的是，舞器中的木龍為(wei) 翟之柄端，而雉尾又插於(yu) 木龍口中，可見木龍、雉尾是翟的組成部分，實質上主要舞器是旌、翟、籥。《泮宮禮樂(le) 疏》卷八(見圖5)文廟舞佾圖中對相應部分的敘述則更為(wei) 詳細，有樂(le) 舞疏、舞器詁、舞人章服詁、舞佾、舞圖。兩(liang) 者存在密切的詳略關(guan) 係，舉(ju) 舞衣證之，《(天啟)滇誌》在介紹蟬冠時：“蟬冠，以夏布為(wei) 之，用黑漆，前繪以金蟬，邊俱金飾，冠纓以青絨絛二結垂於(yu) 下”[14]278；《泮宮禮樂(le) 疏》則言：“夏布為(wei) 之，黑漆如梁冠樣，梁上不設金線，惟前抹額上下塗金飾，邊中繪金蟬，取義(yi) 高潔，可以交於(yu) 神明也，冠纓用青絲(si) 為(wei) 之”[15]271。《(天啟)滇誌》成書(shu) 晚於(yu) 《泮宮禮樂(le) 疏》約十七年，在文廟舞佾圖上高度一致，稍有不同的隻是在於(yu) 文字的簡化、重組及改寫(xie) 上，所以就不會(hui) 奇怪上文所舉(ju) 舞衣一例中，兩(liang) 書(shu) 在語言表述上的較大相似性。除此之外，《(天啟)滇誌》中文廟舞佾圖對《泮宮禮樂(le) 疏》的接受在在皆是。

圖4《(天啟)滇誌》卷八舞佾圖局部

到清代時，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和方誌中分別著錄的文廟舞佾圖的關(guan) 係，則變得愈發緊密複雜。《(康熙)山東(dong) 通誌》六十四卷，清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文廟舞佾圖在是書(shu) 雅樂(le) 誌(見圖6)中[16]。《聖門禮樂(le) 統》二十四卷，張行言撰，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萬(wan) 鬆書(shu) 院刻本，文廟舞佾圖在是書(shu) 卷二十三(見圖7)中[2]290-296。前者在旌、翟、籥三件舞器圖像後，都配有文字詳細介紹基本構造；而後者僅(jin) 繪製舞器圖像，未標示文字注釋。在舞佾圖裏，則又呈現出另一番狀貌，前者九十六字舞式具體(ti) 到每一部分後，僅(jin) 有舞姿圖像，未有文字描述舞蹈動作；而後者則在每一幅舞式圖旁都以文字詳細解釋此舞蹈動作。《(嘉慶)長沙縣誌》二十八卷，清嘉慶十五年(1810)刊、二十二年(1817)增補本，文廟舞佾圖在是書(shu) 秩祀誌中[17]。《文廟樂(le) 舞全譜》，孔繼汾輯，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後印本[18]。前者成書(shu) 時間約晚於(yu) 後者半個(ge) 世紀左右，但兩(liang) 者關(guan) 係並非簡單繼承。前者著錄文廟舞佾圖有舞器，而後者並無此。在舞式方麵，前者采用的規則是一個(ge) 舞式用一幅圖標示，並在舞生左右以文字注釋動作；後者構圖則是一個(ge) 舞式用兩(liang) 幅從(cong) 不同視角觀察的圖標示，而文字注釋則位於(yu) 兩(liang) 個(ge) 舞生圖之間。以上分別擇選了晚明、清初期、清中期三個(ge) 時段裏兩(liang) 兩(liang) 對應的方誌、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中著錄的文廟舞佾圖，通過舞生、舞衣、舞器、舞容、動勢、舞式等細節構成的比較，可見兩(liang) 者有著錯綜複雜的關(guan) 係。這種關(guan) 係有可能體(ti) 現為(wei) 方誌中舞佾圖來源自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兩(liang) 者在文字表述、繪製順序、構圖方式上都驚人相似；也有可能體(ti) 現為(wei) 方誌中舞佾圖獨立於(yu) 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兩(liang) 者差異可以很容易捕捉，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方誌層累性造成的，時間上稍後纂修的方誌大多參考了之前的方誌。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方誌中舞佾圖，其初始源頭是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除此之外，後修方誌往往直接襲用了前修方誌中的舞佾圖，生長出了更多可能性。

圖5《泮宮禮樂(le) 疏》卷八舞佾圖局部

圖6《(康熙)山東(dong) 通誌》卷三十舞佾圖後十二式

圖7《聖門禮樂(le) 統》卷二十三舞佾圖後八式

三、關(guan) 係論：樂(le) 歌舞三者合一的再思考

對樂(le) 、歌、舞關(guan) 係的思考，多肇始於(yu) 《禮記·樂(le) 記》“詩，言其誌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yu) 心，然後樂(le) 器從(cong) 之”[19]的基本論述。文廟舞佾圖亦涉及到樂(le) 、歌、舞三重要素，是觀照三者的又一樣本。清代文廟舞佾圖用樂(le) 為(wei) 中和韶樂(le) ，順治十三年(1656)時分迎神鹹平之曲、初獻寧平之曲、亞(ya) 獻安平之曲、終獻景平之曲、徹饌鹹平之曲、送神鹹平之曲，乾隆七年(1742)時，雖曲名有所改變，但都保留了“六章六奏”的基本框架。用歌是首句為(wei) “予懷明德”的四言詩，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詩意直白通透。用舞為(wei) 六佾，六行六列，共三十六舞生，隻在初獻、亞(ya) 獻、終獻三個(ge) 階段配文德之舞。祭孔樂(le) 舞中樂(le) 、歌、舞三者的來源，王明星概括成“樂(le) 源《韶》，舞因《夏》，詩隋牛蔡”[20]，即來自虞舜《大韶》樂(le) ，夏禹《大夏》舞，隋朝牛弘、蔡徵合製歌詩。下文以《(同治)德陽縣誌》卷十六中文廟舞佾圖[21]為(wei) 例具體(ti) 闡述樂(le) 、歌、舞三者複雜關(guan) 係。

先看《(同治)德陽縣誌》中關(guan) 涉到祭孔樂(le) 舞的組成部分，有樂(le) 懸舞佾圖(見圖8)、舞譜說、文廟舞佾圖等。幾乎每部分都會(hui) 牽涉樂(le) 、歌、舞，擇選舞佾圖第二成前兩(liang) 句“式禮莫愆，升堂再獻”予以說明。這兩(liang) 句是麾生吟誦屬於(yu) 歌的部分，配樂(le) 為(wei) 安平之曲，對應舞式依次為(wei) ：正麵身微蹲，兩(liang) 手並，羽籥植；內(nei) 向，內(nei) 足虛立，籥斜倚膝，羽植；等等。誦歌、配曲、舞式各分部一一對應，契合無間。不同於(yu) 《(同治)德陽縣誌》中舞佾圖對樂(le) 、歌、舞三者合一關(guan) 係的詳細呈現，有的方誌則僅(jin) 表現出概貌，如《(同治)上饒縣誌》卷七[22]中僅(jin) 有舞頌圖呈現出三者關(guan) 係，再如《(同治)六安州誌》卷十四[23](見圖9)中則采用圖譜、字譜相互分割的方式揭示三者關(guan) 係。無論是以何種狀貌呈現，都可清楚地發現方誌文廟舞佾圖中樂(le) 、歌、舞三者合一的關(guan) 係。舞蹈在這種契合無間的關(guan) 聯中，以眾(zhong) 多舞生盛裝展現繁複優(you) 雅且氣勢恢宏的舞姿，扮演了連接起遠方的祭祀對象孔子與(yu) 近處普羅人間眾(zhong) 生的角色，在樂(le) 、歌、舞三者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圖8《(同治)德陽縣誌》卷十六樂(le) 懸舞佾圖

圖9《(同治)六安州誌》卷十四舞佾圖局部

以上是通過細讀方誌文廟舞佾圖來論述樂(le) 、歌、舞三者關(guan) 係，其實，在形而上層麵，古人對此亦多有闡述，尤以李之藻《樂(le) 舞疏》最具代表。“《呂覽》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鬱閼，故作舞以宣導之。後世聖人因而用之乎樂(le) ，配之以五聲八音，以享以祀。《樂(le) 記》曰：‘詩，言其誌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蓋聲可以聽而知，容藏於(yu) 心，難以貌睹，聖人假幹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盡筋骸之力以要鍾鼓拊會(hui) 之節，然後聲容選和而樂(le) 備焉。”[15]263在這個(ge) 敘述邏輯裏，將舞蹈溯源至神話時代的陰康氏，而其產(chan) 生原因則是為(wei) 了療治生長於(yu) 潮濕環境的人們(men) ，突顯舞的實用性。在添加五聲八音等元素後，樂(le) 舞便具有了祭祀功能，這著眼於(yu) 產(chan) 生與(yu) 功能的闡述，可見舞與(yu) 樂(le) 的結合過程。而《樂(le) 記》裏的論述則更深刻，詩言誌、歌詠聲、舞動容，三者似乎在各自軌道上行進，但筆鋒一轉，聽聲可以知歌，但若想達到觀舞知容目的，必須要輔助以幹戚、羽旄等外在舞器，這樣便有了武舞、文舞。無論是《呂覽》，還是《樂(le) 記》，通過層層演繹，推導出的結論都是詩、歌、舞三者緊密一體(ti) ，才能實現樂(le) 的效果。在方誌文廟舞佾圖中亦存在此種狀況，隻不過對應下來的是樂(le) 、歌、舞三者合一，樂(le) 指中和韶樂(le) ，歌指首句為(wei) “予懷明德”的四言詩，舞指六佾文德之舞，隻有三者契合無間，才能達到祭孔禮製活動的要義(yi) 。

四、意義(yi) 論：地方禮樂(le) 文明的重要關(guan) 節

談論文廟舞佾圖與(yu) 地方禮樂(le) 文明的關(guan) 係，需尋找到溝通兩(liang) 者的經絡所在，這無外乎分從(cong) 對象的兩(liang) 極考慮。文廟舞佾圖是以圖像方式記錄丁祭祀孔儀(yi) 式舞蹈過程，不同於(yu) 其它圖譜，祭祀對象孔子在禮樂(le) 文明中的至高地位賦予了其獨特內(nei) 涵。而在舞佾圖構成要件上，包括舞生、舞衣、舞器、舞容、動勢、舞式，雖采用紛繁不同的表意方式，卻一致趨向於(yu) 在每年春、秋兩(liang) 季的儀(yi) 式活動中展演禮樂(le) 文明的精義(yi) 。對象的另一極方誌也有特殊性，作為(wei) 地方官吏組織一府一縣讀書(shu) 人修纂的史書(shu) ，具有濃厚地方色彩，不僅(jin) 是匯聚地方風俗資料的寶庫，更可借此觀照清帝國的上、下層官僚或文化體(ti) 係流動狀況。為(wei) 此，分別擇選《(乾隆)嘉禾縣誌》、《(同治)安化縣誌》、《(同治)益陽縣誌》三部誌書(shu) 中文廟舞佾圖，通過祭祀對象、表意方式、寄存文獻三個(ge) 角度切入，探究三處方誌文廟舞佾圖在推揚地方禮樂(le) 文明上的功效。

古今祭祀都會(hui) 先行確立對象，以塑像、雕刻、繪圖等方式在廟宇、道觀、書(shu) 冊(ce) 中呈現。這種化玄妙抽象義(yi) 理為(wei) 具象可觀可感的平麵或立體(ti) 圖像，使得祭祀有了可供訴說的對象，通過一係列儀(yi) 式，便可和祭祀對象及其所象征的豐(feng) 富內(nei) 涵對話，如關(guan) 帝廟中一定不會(hui) 缺少關(guan) 羽塑像，跪拜其下的信眾(zhong) 通過特定的肢體(ti) 動作及語言表達，追求與(yu) 武聖關(guan) 公的溝通，並最終渴盼踐行忠義(yi) 聖德，祭孔儀(yi) 式中的舞佾亦不例外。文廟舞佾祭祀對象是孔子，而其一生言行及傳(chuan) 世著述所追求的仁政禮治理想，被仰慕其人、追隨其後的士子不斷強化，直至成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儒釋道文化鼎足而三中最重要的一足。尤需注意的是，當尊崇孔子的儒家文化成為(wei) 士子修身之門，乃至成為(wei) 居上位者的治國之術，對孔子的祭祀禮節也在一步步提高，而其最終指向的是孔子形象所象征著的禮樂(le) 文明。在《(乾隆)嘉禾縣誌》卷十[24](見圖10)中著錄的文廟舞佾圖，不僅(jin) 繪製出舞生展演九十六字舞式時的生動可視形態，還以配文形式詳細解釋了每個(ge) 動作要領。這樣一份巨細無遺的舞佾圖在湖南南部出現，相信與(yu) 乾隆年間頒布文廟祭祀定製及大力推行禮樂(le) 文明不無關(guan) 係。

圖10《(乾隆)嘉禾縣誌》卷十舞佾圖局部

確立了祭祀對象後，還需考慮采用何種方式和其溝通，與(yu) 人與(yu) 人之間以語言、姿勢交談相似，祭祀活動便是人與(yu) 已經虛化了的對象間的對話方式。參照上古時期巫覡特征，包括他們(men) 迥異於(yu) 常人的衣著裝扮，喊叫著繞舌怪異的語言，裝備著千形萬(wan) 狀的禮器，隻有如此，在其潛意識或有意建構的認知視野裏才能達到與(yu) 神怪身處同一世界，祭孔活動也存在同樣的現象。孔子是已逝去百千年的聖人，而其所象征著的禮樂(le) 文明又非可觸摸的實體(ti) ，因此必須通過一定的儀(yi) 式，才能心摹手追。以組成文廟舞佾圖基本形製的舞生、舞衣、舞器、舞容、動勢、舞式等要件來看，這些便是儀(yi) 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ge) 細部在祭孔活動中都扮演一定角色，而這些角色的組合，呈現為(wei) 神聖性儀(yi) 式，便是為(wei) 了彰顯孔子所代表的禮樂(le) 文明。若以造字“六書(shu) ”類比，文廟舞佾圖形製的六個(ge) 基本要件便有同樣的表意功能。《(同治)安化縣誌》卷首[25](見圖11)中文廟舞佾圖便有很多方麵體(ti) 現著這種表意，如九十六字舞式釋文中“微拱”“身俯”“微蹲”等詞匯在在皆是，而這些動作都連接著禮樂(le) 文明，正是通過舞生演繹這些動作，發揮著舞式表意作用，才能達到推尊禮樂(le) 文明的目標。

寄存文獻類別不同，對同一對象的探討也會(hui) 存在差別，存錄於(yu) 方誌中的文廟舞佾圖，會(hui) 因其附著文獻的獨特性質而生發出多樣意義(yi) 。文廟舞佾圖在方誌中一般位於(yu) 學校誌或禮儀(yi) 誌中，顧名思義(yi) ，將其放置在這兩(liang) 個(ge) 部分中，有著很強的實用目的，強調其在地方教育及禮製活動中的重要地位。方誌作為(wei) 地方性官修史書(shu) ，一般由知府、知縣掛名修纂，這無疑有風向標指向，而著錄其中的文廟舞佾圖又是對祭孔儀(yi) 式的圖譜呈現，祭孔宣揚著禮樂(le) 文明，這樣便串聯起兩(liang) 者的重要關(guan) 係。《(同治)益陽縣誌》卷九[26](見圖12)中著錄的文廟舞佾圖便通過方誌這一文獻載體(ti) ，推動著益陽的禮樂(le) 文明。概言之，方誌中文廟舞佾圖，無論舞衣舞器、廟宇塑像，還是祭孔儀(yi) 式、禮樂(le) 製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著以忠孝仁義(yi) 、德治仁政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中華禮樂(le) 文明精神。

圖11《(同治)安化縣誌》卷首舞佾圖局部

圖12《(同治)益陽縣誌》卷九舞佾圖局部

有清一代，曆時近兩(liang) 百七十年，疆域幅員遼闊，留存後世的方誌數以千計，而這一部部方誌中更是隱藏著無限寶藏。係統翻查近千種明清方誌，終獲16套文廟舞佾圖，以此為(wei) 觀察窗口，歸納其基本構成形製，在與(yu) 禮製樂(le) 舞型書(shu) 的比較中找尋源頭，探究樂(le) 歌舞三位一體(ti) 的錯綜關(guan) 係，考察其在構建地方禮樂(le) 文明中的作用。對清代方誌文廟舞佾圖的形製、源流、關(guan) 係、意義(yi) 的多層麵討論，立足點與(yu) 回歸處均是舞佾圖，換言之，即是將文廟舞佾圖放置回具體(ti) 曆史語境中，探討其生成、演變、互動及作用過程。藉此，可見清代方誌文廟舞佾圖的自身獨特性及其曆史地位，其價(jia) 值體(ti) 現在古代舞蹈、樂(le) 舞關(guan) 係、禮儀(yi) 製度、地方文化等多個(ge) 方麵，而對其文獻調查及初步理論研究在學術史及現實應用上都不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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