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ang) 村振興(xing) 視域下新鄉(xiang) 賢推進鄉(xiang) 村軟治理的路徑研究

作者：付翠蓮（溫州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求實》2019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廿九日丙寅

          耶穌2019年11月25日

摘要：治理有效是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基礎。近年來城鎮化進程的迅猛推進，加速了傳(chuan) 統村落的衰敗和鄉(xiang) 土文化的消逝，帶來了鄉(xiang) 村社會(hui) 發展變遷中的治理困境，使得與(yu) 傳(chuan) 統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間接嵌入的鄉(xiang) 村軟治理進入了現實語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鄉(xiang) 賢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鄉(xiang) 村軟治理主體(ti) 多元化的需要。從(cong) 鄉(xiang) 賢回歸的現實背景及其所蘊含的治理邏輯可以發現，內(nei) 生於(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新鄉(xiang) 賢在獲得村民認同的基礎上嵌入既有治理結構，有利於(yu) 紓解鄉(xiang) 村治理困境。但在推進鄉(xiang) 村軟治理的過程中，要規避通過政策特殊化來達到“培育”新鄉(xiang) 賢的不當舉(ju) 措，避免簡單硬性地將新鄉(xiang) 賢作為(wei) 上級政策和價(jia) 值觀念的傳(chuan) 聲筒，避免脫離實際的“一刀切”和過度理想化行為(wei) 。

關(guan) 鍵詞：鄉(xiang) 村振興(xing) ；鄉(xiang) 村治理；鄉(xiang) 村軟治理；新鄉(xiang) 賢；內(nei) 生性權威

一、問題的提出

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其中“治理有效”是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基礎，實現鄉(xiang) 村有效治理是推動農(nong) 村穩定發展的基本保障。在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視域下，新鄉(xiang) 賢作為(wei) 一種非正式權威及國家權力與(yu) 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中介，正不斷受到國家和社會(hui) 的關(guan) 注。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積極培育和發展“新鄉(xiang) 賢文化”，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強調，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新鄉(xiang) 賢文化，積極引導和發揮新鄉(xiang) 賢在鄉(xiang) 村振興(xing) 和鄉(xiang) 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1]。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後，我國東(dong) 部沿海地區基層政府紛紛搭建“鄉(xiang) 賢回歸”工程，陸續成立各類新鄉(xiang) 賢組織，如廣東(dong) 清遠，浙江德清、上虞等地設立鄉(xiang) 賢理事會(hui) ，紹興(xing) 設立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台州成立鄉(xiang) 賢聯誼會(hui) ，湖北鶴峰縣鄔陽鄉(xiang) 成立鄉(xiang) 賢道德評判團，江西省萬(wan) 載縣創建“鄉(xiang) 村黨(dang) 外民間人士工作室”，江蘇省豐(feng) 縣梁寨鎮創設“鄉(xiang) 賢工作室”等。特別是浙江省，各種名稱的鄉(xiang) 賢組織紛紛湧現，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明確提出“新鄉(xiang) 賢組織”概念並開展工作的已有16個(ge) 縣（市、區）和2個(ge) 市以及眾(zhong) 多鄉(xiang) 鎮[2]。學界也將“新鄉(xiang) 賢”作為(wei) 實現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一個(ge) 重要依托。培育新鄉(xiang) 賢、促進鄉(xiang) 村治理，日漸成為(wei) 一個(ge) 媒體(ti) 和政、學兩(liang) 界熱議的話題。

鄉(xiang) 賢治村是在中國傳(chuan) 統的賢能政治演變影響下形成的一種村莊治理模式，新鄉(xiang) 賢嵌入鄉(xiang) 村治理有其曆史淵源和現實需要。當前新鄉(xiang) 賢之所以成為(wei) 促進鄉(xiang) 村良性治理的重要議題，一方麵，是由於(yu) 我國鄉(xiang) 村治理結構曆來相對封閉，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基本都是依靠“外生”於(yu) 鄉(xiang) 村的知識分子推動的，鄉(xiang) 村內(nei) 部缺乏“內(nei) 生”力量的對接，鄉(xiang) 村階層和權力結構主體(ti) 缺乏流動性；另一方麵，是基於(yu) 對傳(chuan) 統社會(hui) “土豪劣紳”的集體(ti) 記憶，以及近年來部分村莊在“富人治村”“能人治村”模式下村莊權威壟斷村莊資源，與(yu) 村莊黑惡勢力之間勾結謀取不法利益的現實。學界和媒體(ti) 不乏對鄉(xiang) 賢汙名化以及“偽(wei) 鄉(xiang) 賢”“新村霸”借鄉(xiang) 村振興(xing) 之機粉墨登場侵吞鄉(xiang) 村資源的各種隱憂，並引發熱議；政界認識到新鄉(xiang) 賢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有利於(yu) 激發農(nong) 村內(nei) 生活力，應對鄉(xiang) 村日益嚴(yan) 重的空心化、老齡化給基層治理帶來的挑戰。但在鄉(xiang) 村振興(xing) 背景下，新鄉(xiang) 賢能否改變村莊權力向上集中的治理結構？怎樣規避新鄉(xiang) 賢在推進鄉(xiang) 村軟治理過程中陷入名實分離的實踐誤區？如何製定和有效落實新鄉(xiang) 賢嵌入鄉(xiang) 村治理的培育機製和評估機製？基於(yu) 此，筆者從(cong) 新鄉(xiang) 賢的文獻回顧入手，剖析外生於(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新鄉(xiang) 賢以何種方式嵌入到基層治理結構，探討新鄉(xiang) 賢嵌入鄉(xiang) 村治理過程中所蘊含的治理邏輯及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鄉(xiang) 村治理能力，最終的落腳點在於(yu) 為(wei) 基層政府在實踐中作出妥當的政策安排提供參考。

二、新鄉(xiang) 賢文獻回顧

我國曆來有“皇權不下縣”的傳(chuan) 統，鄉(xiang) 紳或鄉(xiang) 賢在村落社會(hui) 和鄉(xiang) 裏製度中承擔著重要的治理功能。鄉(xiang) 紳是對那些在鄉(xiang) 裏社會(hui) 有崇高威望或者為(wei) 鄉(xiang) 土社會(hui) 作出重大貢獻的地方官員或者社會(hui) 賢達的尊稱，他們(men) 通過一套約定俗成的禮法體(ti) 係來維係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運轉，是鄉(xiang) 村社會(hui) 建設、風習(xi) 教化、鄉(xiang) 裏公共事務的主導力量[3]。“鄉(xiang) 賢”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是一個(ge) 有褒揚意味和內(nei) 涵的概念。鄉(xiang) 賢一詞最早出現於(yu) 東(dong) 漢，一般指德高望重的“鄉(xiang) 邑賢達人士”，即“本鄉(xiang) 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而深被本地民眾(zhong) 所尊重的賢人”[4]；“鄉(xiang) 賢”是對有德行、有貢獻的社會(hui) 賢達去世後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是對其人生價(jia) 值的肯定和榮譽認可。鄉(xiang) 賢是鄉(xiang) 紳群體(ti) 中的佼佼者，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鄉(xiang) 賢一直發揮著加強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維持基層社會(hui) 自治的重要作用。但鄉(xiang) 賢不同於(yu) 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鄉(xiang) 紳概念，鄉(xiang) 賢之“賢”更注重道德層麵的意義(yi) ，“有經濟實力但達不到道德標準的，可以是鄉(xiang) 紳但不是鄉(xiang) 賢；道德卓著而經濟狀況困窘的，可以劃為(wei) 鄉(xiang) 賢但難言是鄉(xiang) 紳”[5]。鄉(xiang) 賢自古紮根於(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是聯結政府官吏和基層民眾(zhong) 的中介，根深蒂固地內(nei) 含著杜讚奇所說的為(wei) 鄉(xiang) 村組織成員所認同的包括宗教信仰、內(nei) 心愛憎、親(qin) 親(qin) 仇仇等象征和規範（symbols and norms），它們(men) 由文化網絡中的製度與(yu) 網結交織維係在一起。這些組織攀援依附於(yu) 各種象征價(jia) 值（symbolic values），從(cong) 而賦予文化網絡以一定的權威，使它能夠成為(wei) 地方社會(hui) 中領導權具有合法性的表現場所[6]（P5前言）。

相對來說，“新鄉(xiang) 賢”一詞進入人們(men) 的研究視野較晚，目前可查到的文獻是2008年《紹興(xing) 晚報》以《新鄉(xiang) 賢傾(qing) 情弘揚鄉(xiang) 賢文化，青少年“知、頌、學”鄉(xiang) 賢精神》為(wei) 題對上虞市鄉(xiang) 賢研究會(hui) 所作的專(zhuan) 題報道，這是迄今媒體(ti) 及報刊首次使用“新鄉(xiang) 賢”一詞。2013年《光明日報》推出一批“新鄉(xiang) 賢-新農(nong) 村”的專(zhuan) 題報道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guan) 注和討論。目前，學界對於(yu) 新鄉(xiang) 賢的相關(guan) 研究尚處於(yu) 起步階段。截至2019年5月中旬，在中國知網以“新鄉(xiang) 賢”一詞進行篇名檢索，共搜到文獻資料約290篇，其中大都集中刊發於(yu) 2016年後，包括學位論文21篇，期刊文章約180篇，其餘(yu) 83篇為(wei) 新聞報道。自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以來，學界有關(guan) 新鄉(xiang) 賢的相關(guan) 研究成果迅速增多。通過對這些文獻的梳理和歸納，可以將其研究視角分為(wei) 五類。

第一類是關(guan) 於(yu) 新鄉(xiang) 賢的概念及內(nei) 涵界定研究。當前學術界對中國新鄉(xiang) 賢的概念尚未達成共識。李金哲（2017）將“鄉(xiang) ”的範圍限定在鄉(xiang) 村，認為(wei) “賢”代表了威望和道德水平，鄉(xiang) 賢簡而言之就是鄉(xiang) 村的賢能之士[7]。胡鵬輝（2017）認為(wei)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新鄉(xiang) 賢的主體(ti) 是居住在鄉(xiang) 村的“有資財、有知識、有道德、有情懷”的複合型精英，其核心作用在於(yu) “凝聚鄉(xiang) 鄰，以道義(yi) 整合利益”，是新時代能適應農(nong) 村政治經濟社會(hui) 生態、能發展出共享價(jia) 值規範體(ti) 係並為(wei) 之做出貢獻的賢能人士[8]。張露露、任中平（2016）將對“新鄉(xiang) 賢”意涵的考察納入了政治環境的變遷過程中，認為(wei) 新鄉(xiang) 賢所處的政治製度環境已從(cong) 等級森嚴(yan) 的專(zhuan) 製統治轉變為(wei) 民主自治，其社會(hui) 權威是建立在民眾(zhong) 認同的基礎上而非傳(chuan) 統的身份等級取向[9]。第二類是關(guan) 於(yu) 新鄉(xiang) 賢的類型劃分研究。研究者們(men) 認為(wei) 與(yu) 傳(chuan) 統鄉(xiang) 賢的類型劃分相比，新鄉(xiang) 賢的來源更加廣泛多樣化。範景鵬（2018）認為(wei) ，現代農(nong) 村中新鄉(xiang) 賢包括德高望重型、退休官員型、致富反哺型、高知善舉(ju) 型、文化能人型和道德模範型等多種類型[10]。而陳曄（2018）則將新鄉(xiang) 賢分成兩(liang) 類，一是體(ti) 製內(nei) 的精英如鄉(xiang) 鎮領導幹部、優(you) 秀黨(dang) 員幹部、退休領導幹部等，二是體(ti) 製外的精英如村幹部、海歸華僑(qiao) 、鄉(xiang) 村致富帶頭人、在外資助鄉(xiang) 村建設的企業(ye) 家、熱衷鄉(xiang) 村事業(ye) 的社會(hui) 團體(ti) 等[11]。第三類是關(guan) 於(yu) 新鄉(xiang) 賢回歸的背景研究。多數學者認為(wei) 新鄉(xiang) 賢回歸是特殊的現實背景使然，是後農(nong) 業(ye) 稅時代直接硬治理麵臨(lin) 困境、內(nei) 生性權威嵌入的需要。如付翠蓮（2016）認為(wei) ，重塑鄉(xiang) 村精英的“新鄉(xiang) 賢治理”模式，可以有效緩解後農(nong) 業(ye) 稅時代鄉(xiang) 村直接硬治理模式下麵臨(lin) 的多重治理困境[12]。第四類是關(guan) 於(yu) 新鄉(xiang) 賢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的效度研究。學者們(men) 普遍認為(wei) 新鄉(xiang) 賢有利於(yu) 鄉(xiang) 村治理走向良性有序。王文龍（2018）提出新鄉(xiang) 賢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有利於(yu) 發展鄉(xiang) 村經濟、傳(chuan) 承鄉(xiang) 村文化，能進一步加強鄉(xiang) 村社會(hui) 整合力量，激活鄉(xiang) 村善治資源，最終可以完善鄉(xiang) 村自治[13]。郎友興(xing) 等（2017）從(cong) 地方實踐的角度，以浙江德清東(dong) 衡村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為(wei) 個(ge) 案，將新鄉(xiang) 賢的功能定位為(wei) 政府的智囊團，對於(yu) 新鄉(xiang) 賢社會(hui) 力量的整合與(yu) 吸納，可以增強決(jue) 策的民主性，是村莊實現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第五類是關(guan) 於(yu) 新鄉(xiang) 賢麵臨(lin) 的主要困境和未來發展路徑研究。鄧堅（2018）基於(yu) 傳(chuan) 統認識等方麵的原因，認為(wei) 新鄉(xiang) 賢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模範式”鄉(xiang) 賢多、“參與(yu) 式”鄉(xiang) 賢少的現象；在振興(xing) 鄉(xiang) 村過程中新鄉(xiang) 賢仍然麵臨(lin) 激勵機製缺失、作用效果不佳等困境[14]。鄒心平（2017）認為(wei) ，鄉(xiang) 村的封閉性使新鄉(xiang) 賢在鄉(xiang) 村投資保障問題以及歸屬感、家園感如何落實等係列問題上麵臨(lin) 發展困境。基於(yu) 新鄉(xiang) 賢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可能麵臨(lin) 的諸多困境，研究者們(men) 也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15]。錢再見（2019）認為(wei) 需要政府、社會(hui) 、鄉(xiang) 村等多方合力，進一步優(you) 化新鄉(xiang) 賢人才政策扶持機製，構建新鄉(xiang) 賢人才孵化機製，創新新鄉(xiang) 賢人才使用機製，型塑新鄉(xiang) 賢人才涵育機製，真正讓新鄉(xiang) 賢“回得來”“幹得好”“留得住”[16]。付翠蓮（2016）認為(wei) 應將新鄉(xiang) 賢治理納入現代國家治理體(ti) 係，重塑鄉(xiang) 村精英的“新鄉(xiang) 賢治理”模式，弘揚鄉(xiang) 賢文化，提升鄉(xiang) 村社會(hui) 共建力，充分利用鄉(xiang) 賢理事會(hui) 等非正式權威的影響力，在鄉(xiang) 村治理中發揮其輔助“村兩(liang) 委”的作用，促使鄉(xiang) 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12]。總體(ti) 看來，這些研究大多還停留在對新鄉(xiang) 賢概念界定、類型劃分等較淺層麵上，係統的理論提煉、總結和全局視角相對欠缺，對於(yu) 新鄉(xiang) 賢在鄉(xiang) 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發揮作用的內(nei) 在機理的研究相對不足，對新鄉(xiang) 賢的培育機製、評估機製的研究力度不夠，鮮有從(cong) 新鄉(xiang) 賢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的誤區角度深入探究。此外，關(guan) 於(yu) 新鄉(xiang) 賢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多定量少，研究領域也有待進一步擴展。

由於(yu) 學界對新鄉(xiang) 賢概念界定尚存在一些分歧，導致社會(hui) 上對於(yu) 這一新群體(ti) 的認知也存在偏差。筆者認為(wei) ，新時代新鄉(xiang) 賢應具有更寬泛的內(nei) 涵，其內(nei) 涵和外延應既包括紮根農(nong) 村的本土鄉(xiang) 賢，也包括離開鄉(xiang) 村但經常與(yu) 家鄉(xiang) 聯係溝通、願意回歸鄉(xiang) 土反哺家鄉(xiang) 且具有奉獻精神的離土鄉(xiang) 賢，即應包括紮根於(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文化的德行高尚、對鄉(xiang) 裏公共事務有所貢獻的人，以及鄉(xiang) 土文化中培育出來的經濟能人、文人學者、成功創業(ye) 人士、退休公職人員、農(nong) 村道德楷模、返鄉(xiang) 務工人員等。新時代新鄉(xiang) 賢是行德行善、做公益事業(ye) 的先導者，是鄉(xiang) 土文化、鄉(xiang) 風文明和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踐行者，繼承和弘揚有益於(yu) 當代社會(hui) 發展的鄉(xiang) 賢文化、提倡新鄉(xiang) 賢回歸並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對於(yu) 鄉(xiang) 村社會(hui) 秩序的維護、傳(chuan) 承好家風好家訓等優(you) 良傳(chuan) 統起著重要的引領、規範與(yu) 勸導作用。筆者關(guan) 於(yu) 新鄉(xiang) 賢概念和範疇的界定是以鄉(xiang) 情鄉(xiang) 愁為(wei) 紐帶的社會(hui) 賢達，不是傳(chuan) 統帶有負麵含義(yi) 的革命話語“鄉(xiang) 願”“土豪劣紳”。

相較於(yu) 傳(chuan) 統鄉(xiang) 賢，新鄉(xiang) 賢究竟“新”在何處？學界目前主要有兩(liang) 種觀點，有研究者認為(wei) “鄉(xiang) ”所指代的範圍擴大，甚至突破了地域性的限製；也有研究者側(ce) 重於(yu) 新鄉(xiang) 賢的“新”在“賢”所指代的道德內(nei) 容因時代而變化，如現代思想和鄉(xiang) 土情結代替了傳(chuan) 統的道德觀念，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引導者和推動社會(hui) 主義(yi) 鄉(xiang) 村振興(xing) 踐行者的身份增添了新的時代價(jia) 值元素，對傳(chuan) 統儒家思想進行了揚棄。本文認為(wei) 新鄉(xiang) 賢之“新”主要指新環境、新標準和新觀念。一是新環境，指新鄉(xiang) 賢所處的經濟社會(hui) 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遷，即市場經濟背景下貧困村莊的逐漸解構和當前鄉(xiang) 政村治的治理結構的變化。二是新標準，相對於(yu) 傳(chuan) 統鄉(xiang) 賢，新鄉(xiang) 賢更多是基於(yu) 專(zhuan) 業(ye) 技能，如醫生、教師、種養(yang) 殖大戶等，強調其對於(yu) 村民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而傳(chuan) 統鄉(xiang) 賢榮譽的取得往往是基於(yu) 宗族和血緣，強調其對於(yu) 鄉(xiang) 土資源的支配力。三是新觀念，傳(chuan) 統鄉(xiang) 賢的觀念是儒家的德行和行善事跡，而新鄉(xiang) 賢則在其中增加了理性、民主、包容等多種元素。

三、新鄉(xiang) 賢回歸的現實背景和內(nei) 在邏輯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作為(wei) 基層自治組織，我國農(nong) 村主要依靠村兩(liang) 委管理村級事務。後稅費時代，雖然稅費的取消減輕了農(nong) 民的負擔，但農(nong) 村又出現了諸多新矛盾和新問題，鄉(xiang) 鎮政府和村級組織在村級事務中功能性弱化，因鄉(xiang) 村治理主體(ti) 的單一導致的村幹部腐敗、治理低效、基層組織公信力銳減、村民政治參與(yu) 冷漠的現象普遍存在，基層治理形勢不斷劣化，鄉(xiang) 村治理體(ti) 製、治理機製以及治理功能上麵臨(lin) 諸多困境。這說明傳(chuan) 統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已不能解決(jue) 基層治理困境，以間接嵌入的鄉(xiang) 村軟治理開始進入現實語境。而各地新鄉(xiang) 賢的回歸也是對鄉(xiang) 村社會(hui) 治理困境的迫切回應，新鄉(xiang) 賢群體(ti) 所蘊含的內(nei) 在邏輯是其契合鄉(xiang) 村軟治理機製並在實踐中得以運用的重要因素。

（一）當下鄉(xiang) 村治理的需求是新鄉(xiang) 賢回歸的現實背景

與(yu) 過去傳(chuan) 統鄉(xiang) 紳治理下的中國鄉(xiang) 村地區相比，當今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秩序結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鄉(xiang) 賢”之“新”的內(nei) 蘊也根植於(yu) 鄉(xiang) 村治理形勢劣化的現實背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走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發展道路，積極推動城鎮化、工業(ye) 化快速發展，但農(nong) 村基礎設施、基本公共產(chan) 品和公共服務嚴(yan) 重匱乏，城鄉(xiang) 二元結構不斷分化，鄉(xiang) 村空心化現象突出，導致鄉(xiang) 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鄉(xiang) 村邊緣化傾(qing) 向日益凸顯。從(cong) 治理結構上看，村民自治製度取代人民公社體(ti) 製並逐步演變成基層政府行政的“一條腿”，當政府行政意圖與(yu) 村民自治的利益和意願相矛盾時，由國家賦予的村民自治並不足以阻擋政府權力的滲入而使村民自治製度大打折扣，我國鄉(xiang) 村治理仍然延續以政府為(wei) 主體(ti) 的鄉(xiang) 村“硬”治理模式[17]。後稅費時代“麵對麵”的直接治理模式，國家通過一係列製度變革將鄉(xiang) 村基層政權虛化，國家權力總體(ti) 上逐漸退出鄉(xiang) 村社會(hui) ，削弱了基層政權的治理能力，離間了基層政府與(yu) 農(nong) 民之間的關(guan) 係，造成了中間層的缺失[12]。鄉(xiang) 村社會(hui) 不斷受到衝(chong) 擊，麵臨(lin) 重重困境，鄉(xiang) 村治理主體(ti) 單一並趨向功能弱化是當前鄉(xiang) 村振興(xing) 必須麵對的現實，而新鄉(xiang) 賢回歸正是這一背景的現實需求。近年來，黨(dang) 與(yu) 政府出台了一係列政策鼓勵、支持和引導新鄉(xiang) 賢回鄉(xiang) 助力鄉(xiang) 村振興(xing) ，采取物質和精神雙重獎勵吸引鄉(xiang) 賢歸鄉(xiang) ，為(wei) 其提供保障。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作出相關(guan) 政策部署：對符合要求的公職人員回鄉(xiang) 任職加快研究製定具體(ti) 的管理辦法；加快製定和出台鼓勵引導工商資本參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指導意見，並在稅費減免、用地扶持以及融資貸款、配套設施建設補助等方麵給予優(you) 惠，為(wei) 新鄉(xiang) 賢投身鄉(xiang) 村建設提供助力。

傳(chuan) 統鄉(xiang) 賢文化在鄉(xiang) 民教化方麵曾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新鄉(xiang) 賢是連接國家權力與(yu) 鄉(xiang) 村社會(hui) 不可或缺的紐帶和橋梁。作為(wei) 一種非正式的“魅力權威”，新鄉(xiang) 賢具有較高的道德文化修養(yang) ，充分發揮其道德模範引領作用，能逐漸在優(you) 化基層治理模式、培育鄉(xiang) 風文明等方麵彰顯出新的時代價(jia) 值。基於(yu) 此，新鄉(xiang) 賢契合了國家政策下鄉(xiang) 村治理主體(ti) 缺位的現實背景及重建鄉(xiang) 村精神文化的迫切需求，成為(wei) 當前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一個(ge) 有力推手。

（二）鄉(xiang) 村內(nei) 生權威不足是新鄉(xiang) 賢回歸的內(nei) 在動力

如上所述，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鄉(xiang) 紳或鄉(xiang) 賢長期占據著鄉(xiang) 村治理的主體(ti) 地位，“帝國邏輯”下的府際關(guan) 係正是通過正式和非正式兩(liang) 種形式共存並行和相互依賴的關(guan) 係來有效緩和“權威體(ti) 製與(yu) 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實現統一性和靈活性的兼容[18]。延伸開來看，傳(chuan) 統鄉(xiang) 紳一直在中央權威和鄉(xiang) 意民願中協調周旋，既要做到不破壞自上而下的權威，又要實現自下而上的意願表達，其中的運行方式正是費孝通所說的“名實分離”最好的寫(xie) 照，同時也遵循著“一個(ge) 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還自如的雙軌形式”[19]（P379-380）這樣一種治理邏輯。後農(nong) 業(ye) 稅時代，我國農(nong) 村基層組織的運作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國家政治權力在鄉(xiang) 村社會(hui) 場域中退場，村莊共同體(ti) 逐漸趨於(yu) 解體(ti) ，黃宗智用“集權的簡約治理”闡釋鄉(xiang) 村治理狀況，采用半正式的方式來進行半行政式的治理，即利用非正式組織或者非正式方式，如利用體(ti) 製外鄉(xiang) 村精英進行司法調解等方式來完成對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治理，或者說國家通過地方權威而不是企圖取代它來完成的局部整合作用[20]。由此反思當下基層行政的僵化以及基層自治乏力的原因，缺乏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及訴求渠道是關(guan) 鍵因素。而新鄉(xiang) 賢群體(ti) 作為(wei) 民眾(zhong) 意願凝聚和利益表達的代言者，與(yu) 當下鄉(xiang) 村社會(hui) 缺乏內(nei) 在動力的需求相契合。

四、新鄉(xiang) 賢推進鄉(xiang) 村軟治理的路徑

當前，我國各地都還沒有製定出明確的法律法規來催發新鄉(xiang) 賢有效發揮作用。筆者在浙江紹興(xing) 、奉化等地調研中發現，這些地方製定了相關(guan) 的規範條例，有效地提升了新鄉(xiang) 賢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的積極性。因此，在製度建設方麵下功夫，可以為(wei) 積極、持續發揮新鄉(xiang) 賢在推進鄉(xiang) 村軟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多樣化的途徑和渠道。

（一）拓寬渠道，擴大新鄉(xiang) 賢參與(yu) 基層民主自治的製度方式

新鄉(xiang) 賢是民情、民意的代言人，可以有效彌補鄉(xiang) 村社會(hui) 組織發育不足的缺陷。充分發揮新鄉(xiang) 賢在鄉(xiang) 村治理中的作用，並不等於(yu) 要廢棄既有的基層民主自治製度，而是要進一步完善這種正式製度。作為(wei) 一種民主自治製度，基層民主自治製度應暢通民意、民情表達的渠道，使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各種意見、聲音得以公開表達，促成各種符合本土實際的發展建設決(jue) 議得以出台和執行，最終使民眾(zhong) 的各種願望、理想可以有序達成。新鄉(xiang) 賢是當前鄉(xiang) 村多元協同治理體(ti) 係中重要的主體(ti) 之一，其作用不僅(jin) 限於(yu) 在政府與(yu) 市場出現缺位時維持農(nong) 村社會(hui) 的穩定，同時在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發展過程中通過招攬社會(hui) 賢達人士，有效匯聚鄉(xiang) 村治理各種力量，能夠使新鄉(xiang) 賢在多元協同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當中居於(yu) 特殊地位[21]。作為(wei) 基層自治組織，村委會(hui) 應想方設法提供和拓寬新鄉(xiang) 賢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的機會(hui) 、渠道。但新鄉(xiang) 賢應獨立於(yu) 基層行政事務之外，不能直接參與(yu) 鄉(xiang) 鎮黨(dang) 政部門、村級基層組織的行政工作，更不能在這些基層政府中擔任行政職務，否則，就會(hui) 步入既是裁判又下場賽跑的窠臼，對基層政府起不到有效的監督製約作用。

（二）搭建平台，充分發揮新鄉(xiang) 賢在協同治理中的幫、扶、帶作用

由於(yu) 新鄉(xiang) 賢的非官方身份，沒有自上而下的授權，容易引起村民對其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動機的疑惑，也使部分村幹部懷有抵觸情緒。因此，要為(wei) 新鄉(xiang) 賢“撐腰”，引導新鄉(xiang) 賢在村級事務中充分發揮作用。上級政府應培育有才智、有威望的紮根鄉(xiang) 村的新鄉(xiang) 賢，通過一定形式和程序對新鄉(xiang) 賢進行榮譽聘任，表彰、獎勵其對家鄉(xiang) 的奉獻，以增加社會(hui) 對新鄉(xiang) 賢的認同感及他們(men) 自身的榮譽感和成就感。在後稅費時代，國家出台了“一事一議”製度與(yu) 財政獎補製度，試圖建立政府資助、農(nong) 民參與(yu) 、社會(hui) 支持的農(nong) 村公共品供給製度。“一事一議”製度設計的目標是在國家投入的基礎上，鼓勵地方積極配套與(yu) 民眾(zhong) 參與(yu) 共同推進農(nong) 村的公共品供給[22]。在這種背景下，很多集體(ti) 經濟薄弱的村莊並無能力完成相應的籌集資金的任務。因此，要創建新鄉(xiang) 賢信息聯絡平台，既可以利用新媒體(ti) 、自媒體(ti) 等方式聯絡廣大新鄉(xiang) 賢，並進行信息溝通，也可以采用走訪、慰問、聯誼等方式，吸納和充分利用新鄉(xiang) 賢奉獻、回饋家鄉(xiang) ，發揮好新鄉(xiang) 賢聯係廣泛、資源豐(feng) 富的優(you) 勢，以不同方式實現新鄉(xiang) 賢帶動下的資金、技術、人才、企業(ye) 等資源回流，為(wei) 農(nong) 村公共產(chan) 品的供給起到正向作用，為(wei) 共同建設家鄉(xiang) 提供有效資源，有效化解政府資金有限的難題。

（三）創新機製，培育和探索“村兩(liang) 委+鄉(xiang) 賢理事會(hui) ”的新治理模式

要積極組織和培育鄉(xiang) 村中有威望、有能力的經濟能人、退休幹部、複退軍(jun) 人、外來工代表等組成鄉(xiang) 賢理事會(hui) ，發展介於(yu) 官方與(yu) 民間的這類新型社會(hui) 組織來廣泛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事務。鄉(xiang) 賢理事會(hui) 不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鄉(xiang) 村治理的一種機構，其成員沒有任何行政級別和工資福利等待遇，而是具有服務意識、民間意識的社區新鄉(xiang) 賢自發組成的一種類似於(yu) 協會(hui) 、商會(hui) 等社團的民間組織，具有去行政化的特征。村兩(liang) 委與(yu) 新鄉(xiang) 賢組織應當是“主”與(yu) “輔”“斷”與(yu) “謀”的關(guan) 係，基層黨(dang) 委和政府不能采取直接命令或者行政幹預的方式插手鄉(xiang) 賢理事會(hui) 內(nei) 部的活動和事務，但應給予支持、協調和監督。鄉(xiang) 賢理事會(hui) 可以充分利用其非正式權威的影響力，在鄉(xiang) 村治理中發揮輔助“村兩(liang) 委”的作用，成為(wei) 具有非官方特質、能夠解決(jue) 後農(nong) 業(ye) 稅時代政府縱向治理能力不足、社會(hui) 橫向治理能力缺失等諸多問題的新型社會(hui) 組織，在政府與(yu) 基層民眾(zhong) 之間發揮橋梁作用。

（四）重視“軟治理”，鼓勵和支持新鄉(xiang) 賢發揮好鄉(xiang) 土社會(hui) “解壓閥”的作用

新鄉(xiang) 賢扮演著鄉(xiang) 村弱勢群體(ti) 的“守夜人”角色，在鄉(xiang) 村協同治理中可以發揮政府組織調研員、法律政策宣講員及矛盾糾紛調解員等作用，在多元協同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中，新鄉(xiang) 賢發揮著公共部門介入之前的協調器的作用，可以協調和組織一些公共性的群眾(zhong) 活動，甚至還可以有效化解幹群矛盾乃至官民衝(chong) 突，避免基層矛盾激化，能有效緩解信訪部門的壓力。當前我國很多村莊仍然存在宗族力量，發動並有效調動新鄉(xiang) 賢這類傳(chuan) 統善治資源以增強村落共同體(ti) 的認同感，對化解農(nong) 民和基層矛盾有著顯著的正效應。誠然，黨(dang) 委和政府也要建立監督和約束機製，引導新鄉(xiang) 賢通過法治渠道參與(yu) 鄉(xiang) 村共建活動，防止個(ge) 別新鄉(xiang) 賢利用家族勢力及自身影響力幹預正常村莊事務，防止其在基於(yu) 利益博弈而引發的群眾(zhong) 性抗爭(zheng) 事件中成為(wei) 激化官民矛盾的誘因。

五、結語

新鄉(xiang) 賢回歸某種程度上映射出當下鄉(xiang) 村治理過程中治理主體(ti) 單一、村民自治乏力、基層和民眾(zhong) 的內(nei) 在驅動力不足、鄉(xiang) 村精神文明信仰體(ti) 係日趨凋敝等錯綜複雜的現實問題，也是對中國傳(chuan) 統村莊運行邏輯的一種批判性繼承以及對鄉(xiang) 村軟治理主體(ti) 需求、文化重建的一種有效回應。由於(yu) 對新鄉(xiang) 賢這一主體(ti) 的本質認識不足以及在治理推進過程中的規範性問題，新鄉(xiang) 賢推進鄉(xiang) 村軟治理的過程必然是一個(ge) 不斷試錯和不斷成長的過程。在推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背景下，結合中國各地鄉(xiang) 村實際，遵循其蘊含在基層治理過程中軟硬結合、權責分明的治理邏輯，是實現新鄉(xiang) 賢推進鄉(xiang) 村軟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實現中國鄉(xiang) 村“善治”的關(guan) 鍵路徑。為(wei) 此，從(cong) 文化價(jia) 值觀念塑造、多元化主體(ti) 治理等多個(ge) 維度探求當下新鄉(xiang) 賢在推進鄉(xiang) 村軟治理中所蘊含的價(jia) 值，目的在於(yu) 充分發揮新鄉(xiang) 賢在鄉(xiang) 村軟治理中的相對優(you) 勢，激發鄉(xiang) 村社會(hui) 內(nei) 生力量的成長，避免其在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過程中陷入名實分離的實踐誤區。但如何在實際操作中真正發揮新鄉(xiang) 賢在軟治理過程中的作用、實現鄉(xiang) 村軟硬治理良善結合以助推鄉(xiang) 村振興(xing) 目標的實現，仍需要理論與(yu) 實務界積極探索多元化的製度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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