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文獻與(yu) 經學文獻學芻議

作者：顧永新（北京大學中文係、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9年0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初九日丙午

          耶穌2019年11月5日

摘要：經學文獻的主體(ti) 是儒家經典的原典以及以之為(wei) 核心的曆代章句、注釋、評論、考據、校勘、輯佚、編纂、刊布等研究、整理成果。我們(men) 把古代經學文獻從(cong) 整體(ti) 上劃分為(wei) 三大係統——“正經注疏”“五經四書(shu) ”兩(liang) 大主幹係統加上輔翼係統，同時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提出“樹狀年輪結構”的分析方法，以厘清經學文獻整體(ti) 及其內(nei) 部各係統的層級結構。以經學文獻為(wei) 研究對象的經學文獻學，既是傳(chuan) 統文獻學的分支，也是傳(chuan) 統經學的分支，具備經學和文獻學的雙重屬性，旨在揭示經學文獻的內(nei) 容屬性、形式特點、載體(ti) 構造、範疇類別以及沿革傳(chuan) 承、庋藏刊布的一般規律，並為(wei) 其整理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經學文獻學與(yu) 經學、經學史三位一體(ti) ，互為(wei) 表裏，相輔相成。

經學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核心和根基，構成了中國學術史的主線，並作為(wei) 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表形式，對古代思想、政治、文化、學術等諸多領域都產(chan) 生了深刻的影響。作為(wei) 經學的知識載體(ti) 和表現形式——經學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1]。而以經學文獻為(wei) 研究對象的經學文獻學，與(yu) 經學研究同步，貫穿著經學史的始終，在中國古代學術體(ti) 係中據其樞要，持久地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2013年，拙作《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chuan) 刻為(wei) 中心》[2]將近古時代經學文獻從(cong) 整體(ti) 上劃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係統——“正經注疏”和“五經四書(shu) ”，並且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對各自係統內(nei) 部的經學文獻再作劃分。在此基礎之上，筆者著手進行經學文獻整體(ti) 及經學文獻學的研究，六年間約略有成，又不斷地進行修訂[3]。今不揣譾陋，試就經學文獻與(yu) 經學文獻學的內(nei) 涵和外延略作解說，無意於(yu) 建構經學文獻學的學科體(ti) 係和理論框架，旨在揭示以文獻學治經學的學術方法論，以示意向。[4]

一

經學文獻的主體(ti) 是儒家經典的原典以及以之為(wei) 核心的曆代章句、注釋、評論、考據、校勘、輯佚、編纂、[5]刊布[6]等研究、整理成果。此外，曆代史誌目錄和公私目錄的經部類目、經學文獻專(zhuan) 科目錄，類書(shu) 中的相關(guan) 部類，經學文獻叢(cong) 書(shu) (含匯編叢(cong) 書(shu) 中的經類)，曆代學案、儒林碑傳(chuan) ，以及散見於(yu) 史部、子部、集部的相關(guan) 論著如單篇論文、序跋、題記等，也都是經學文獻。班固就劉歆《七略》刪取其要以為(wei) 《漢書(shu) ·藝文誌》，首列“六藝略”，相當於(yu) 後世的經部，共著錄103家，3123篇(卷)，占全部作者677家的15%，全部著作12951篇(卷)的24%。其後，無論是七分法還是四部分類法，經部(類)一直位列群書(shu) 之首。《四庫全書(shu) 》共收經部書(shu) 693部，10050卷，占全部著作3431部的19.9%，全書(shu) 總卷數79281卷的12.6%[7]。1949年，何多源先生據《江蘇省立國學圖書(shu) 館總目》(正、補編)統計，經部文獻合計5122種，[8]超出《四庫全書(shu) 總目》二倍。近年編纂完成的《中國古籍總目》經部著錄75500餘(yu) 種，占收書(shu) 總數187000種的40.4%[9]。可見經學文獻數量之大，權數之重，且源遠流長，傳(chuan) 承有緒。

《漢書(shu) ·藝文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經學文獻既有時代性，又有地域性，還包含著學術思想、學術流派的問題。比如，儒家經典的原典大致在戰國最晚到漢代均已成立，相關(guan) 的注釋之作從(cong) 漢代開始也就相應地產(chan) 生，並且不斷推陳出新，如漢魏晉古注，南北朝至隋義(yi) 疏，唐宋疏義(yi) (《正義(yi) 》)，宋元明清新注、纂疏等等。而不同時代的經學著作所體(ti) 現出來的學術風格也是不同的，如注重名物典製、章句訓詁的漢學著作與(yu) 注重義(yi) 理、性理之學的宋學著作風格迥異。經今、古文學是經學流派當中最根本性的兩(liang) 大陣壘，分歧的起點不過是經書(shu) 書(shu) 寫(xie) 文字不同而造成的文本差異，但在後代卻演化為(wei) 經學派別乃至政治派別的鬥爭(zheng) ，而由此衍生的相關(guan) 文獻無不打上今、古文經學的深刻烙印。此外，經學文獻還存在著地域性的問題，比如經書(shu) 版本，五代、兩(liang) 宋監本群經以經注本最為(wei) 通行，影響最大，地方上如蜀、浙、閩等都曾據以翻刻，而不同地方刊行的經書(shu) 版本不免存在著文本差異，甚或改編、改造監本，有些異文甚至直接影響到對原典的解讀。

經學文獻數量龐大且類型複雜，可以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做不同的區劃，如經部類目(《易》《書(shu) 》等“十三經”及“四書(shu) ”、群經總義(yi) 等)、[10]從(cong) 屬時代(上古、中古、近古或更為(wei) 具體(ti) 的斷代)、傳(chuan) 本類型(簡帛、石經、寫(xie) 本、抄本[含稿本]、刻本、活字本等)、整理體(ti) 式(注本、校本、句讀本、評點本等)、記錄形式(文字、表格、圖像、數字化等)等。為(wei) 了研究便利，我們(men) 根據中國經學史演進和經學文獻遞嬗的規律性，把古代經學文獻從(cong) 整體(ti) 上劃分為(wei) 三大係統[11]——“正經注疏”[12]“五經四書(shu) ”兩(liang) 大主幹係統加上輔翼係統。為(wei) 了厘清經學文獻整體(ti) 及其內(nei) 部各係統的層級結構，我們(men) 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同時參照顧頡剛先生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13]提出“樹狀年輪結構”的分析方法。經學文獻的整體(ti) 結構是樹狀的，既有主幹又有枝節，儒家經典的原典，無疑就是整個(ge) 結構的根係，其他所有枝幹都是由此生長出來的:先有主幹“正經注疏”漢魏至唐宋漸次生成，近古時代又孳乳出“五經四書(shu) ”係統，幾與(yu) 所從(cong) 出之“正經注疏”相埒，主幹一分為(wei) 二，而籠罩於(yu) 其上的樹冠即輔翼係統。年輪結構具有普適性，不但適用於(yu) 剖析主幹係統本身，而且適用於(yu) 各係統內(nei) 部類目的剖析。每個(ge) 係統(類目)內(nei) 部的原典就是結構的核心，其他所有的同心輪紋無不是圍繞著這個(ge) 核心的，曆代的相關(guan) 注釋及整理、研究成果構成了這些同心輪紋，就像樹木年輪一樣，有時代先後、關(guan) 係遠近、規製大小、成長遲速、質地鬆緊之別，共同構成了這個(ge) 係統(類目)的年輪結構。兩(liang) 大主幹係統及其類目各自相對獨立的年輪結構，相互交融，錯綜為(wei) 用，又共同構成了經學文獻的主體(ti) 結構。我們(men) 認為(wei) ，運用這種方法能夠兼顧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以期對整個(ge) 經學文獻體(ti) 係及其內(nei) 部結構具有整體(ti) 性、全方位而又曆史的、有層次的認識。也就是說，既要關(guan) 注經過曆史選擇的靜態結果，更要考察其動態演變軌跡，亦即曆史選擇的過程本身。

“十三經注疏”的“經”(原典)在先秦、秦漢時期俱已成書(shu) [14]，“注”出現在漢魏以降，“疏”成於(yu) 唐宋。這個(ge) 係統就是“正經注疏”，它是整個(ge) 經學文獻的核心，其他係統都是由此衍生、孳乳而來的。其年輪結構的內(nei) 核是《周易》《尚書(shu) 》《詩經》《周禮》《儀(yi) 禮》《禮記》[15]《春秋左傳(chuan) 》《春秋公羊傳(chuan) 》[16]《春秋穀梁傳(chuan) 》《孝經》《論語》《爾雅》《孟子》“十三經”的原典，我們(men) 稱作一次文獻。外分三層同心輪紋，依次是二、三、四次文獻。二次文獻是漢魏晉古注，間有隋唐舊注，是對原典的注釋。其中，所謂“正注”包括《周易》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尚書(shu) 》偽(wei) 漢孔安國傳(chuan) 、《毛詩》漢毛萇傳(chuan) 、鄭玄箋、《周禮》鄭玄注、《儀(yi) 禮》鄭玄注、《禮記》鄭玄注、《春秋左傳(chuan) 》晉杜預集解、《春秋公羊傳(chuan) 》漢何休解詁、《春秋穀梁傳(chuan) 》晉範寧集解、《論語》魏何晏集解、《孝經》唐玄宗注、《爾雅》晉郭璞注、《孟子》漢趙岐章句等。漢魏至隋唐的其他注解，如《周易》鄭玄、虞翻等注；《尚書(shu) 》馬融、鄭玄等注；今文三家《詩》傳(chuan) (或分內(nei) 、外)、說、故等；《左傳(chuan) 》賈逵、服虔等注；《論語》孔安國、鄭玄注；《孝經》所謂“孔傳(chuan) ”和“鄭注”等，亦為(wei) 二次文獻，或以時代殊別，學有先後；或以師法、家法迥異，學占分野；或以著述體(ti) 式不同，學出專(zhuan) 門，皆未能成為(wei) 正注，但依然也是二次文獻。經傳(chuan) (如《易經》和《易傳(chuan) 》、《春秋經》和“三傳(chuan) ”)原本各自別行，古注更是獨立於(yu) 經傳(chuan) 之外單行的。不過，六朝以降行世者，隻有經注本而無單經本[17]。也就是說，六朝以後一次、二次文獻已合為(wei) 一體(ti) ，正經因正注而得以傳(chuan) 承有緒，正注因正經而獲得正統地位。三次文獻即所謂疏(《正義(yi) 》)，是對原典及原典注釋的再注釋，大體(ti) 可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次:一是南北朝直至隋代的義(yi) 疏之作，今多已亡佚；二是唐宋疏義(yi) (《正義(yi) 》)，專(zhuan) 釋前揭正經正注，包括唐孔穎達主持纂修的“五經正義(yi) ”(《周易正義(yi) 》《尚書(shu) 正義(yi) 》《毛詩正義(yi) 》《禮記正義(yi) 》《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和賈公彥《周禮疏》《儀(yi) 禮疏》、徐彥《春秋公羊疏》、楊士勳《春秋穀梁疏》，以及宋邢昺等纂修的《論語》《孝經》《爾雅》三經新疏(唐人賈、徐、楊所撰四疏連同宋人新修三疏，北宋時由國子監校定刊行，稱之為(wei) “七經疏義(yi) ”)和舊題北宋孫奭《孟子疏》。疏義(yi) 原本單行(單疏本)，直到南宋初才出現注疏合刻本，經、注、疏合刻，一、二、三次文獻合而為(wei) 一，成為(wei) 近古通行本的體(ti) 式。四次文獻主要是宋代以降新出的正經注釋，往往不是單純地植根於(yu) 原典的原始文本，多係參酌漢魏古注和唐宋疏義(yi) 之作，如蘇軾《書(shu) 傳(chuan) 》、歐陽修《詩本義(yi) 》、王安石《周禮義(yi) 》、衛湜《禮記集說》、劉敞《春秋傳(chuan) 》等(宋元以降的經解之作須考察其淵源所自是正經注疏還是五經四書(shu) 係統)。

衛湜《禮記集說》南宋嘉熙本

隨著漢唐章句注疏之學逐步趨向繁瑣化和自我封閉，唐大曆以後，不惑傳(chuan) 注、“自名其學”的經學家不斷湧現，至北宋漸成風氣，並在慶曆以後演變成疑古惑經的學術思潮。歐陽修、劉敞、蘇氏父子、王安石等往往摒棄章句注疏之學，以新意解經；又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等為(wei) 心性之學，理學蔚然興(xing) 起，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五經”又有了新注，成為(wei) 程朱理學思想的載體(ti) :宋程頤《易傳(chuan) 》、胡安國《春秋傳(chuan) 》、朱熹《周易本義(yi) 》《詩集傳(chuan) 》、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以及元陳澔《禮記集說》。此外，朱熹又在韓愈、李翱推崇《孟子》、重視《大學》《中庸》以及二程“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yu) 《語》《孟》並行”[18]的基礎之上，於(yu) 孝宗時撰成《四書(shu) 章句集注》，將《論語》《孟子》與(yu) 《大學》《中庸》配合起來，集中進行注釋和闡發，於(yu) 是有“四書(shu) ”之名。至此，獨立於(yu) 正經注疏係統之外、秉承程朱理學思想的五經四書(shu) 係統甫告成立。這個(ge) 係統的年輪結構以五經四書(shu) 本文為(wei) 內(nei) 核，作為(wei) 一次文獻，外分三個(ge) 同心輪紋，分別是二、三、四次文獻。其中，前揭程朱等新注是二次文獻。宋代理學的其他注釋，如程頤《春秋傳(chuan) 》、張載《橫渠易說》等，多為(wei) 後學所取資；如輔廣《詩童子問》、真德秀《集編》等，宗主程朱，疏通證明；如張栻《南軒論語說》《孟子說》、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等，與(yu) 朱子往還，切磋琢磨；如楊簡《慈湖易傳(chuan) 》《詩傳(chuan) 》等，學出象山，頗涉心性。由於(yu) 學派、政治、地域等方麵的原因，這些著作雖未能成為(wei) 五經四書(shu) 的主導性注釋，但也屬於(yu) 二次文獻。三次文獻主要是宋元人為(wei) 程朱等新注再做的注釋，出以纂疏、疏義(yi) 、纂注等名目，猶如唐宋人為(wei) 漢魏古注所作的疏義(yi) ，大致可分為(wei) 兩(liang) 種類型，一是羽翼、發明或辯證、去取程朱等新注，如元陳師凱《書(shu) 蔡傳(chuan) 旁通》、朱公遷《詩經疏義(yi) 》、梁益《詩傳(chuan) 旁通》；一是纂集宋元及前代諸家經說，彼此互證，轉相發明，如宋趙順孫《四書(shu) 纂疏》、元胡一桂《詩集傳(chuan) 附錄纂疏》、汪克寬《春秋胡傳(chuan) 附錄纂疏》。元代朱學係統的其他注釋，以敷讚(間有指摘)程朱思想為(wei) 中心旨趣者(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正經注疏係統的影響)，亦為(wei) 三次文獻。明永樂(le) 中頒行的《四書(shu) 五經大全》以宋元纂疏為(wei) 藍本，可視為(wei) 四次文獻的標誌，至於(yu) 明代以降朱學係統的其他注釋則從(cong) 屬焉[19]。

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明刻本

兩(liang) 大主幹係統的年輪結構本身不是平麵的，而是立體(ti) 的，兼及著述體(ti) 式和時間向度。正經注疏係統的二、三、四次文獻分別出現在漢魏晉(個(ge) 別晚至唐)、南北朝直至唐宋和宋代以降；五經四書(shu) 係統的二、三、四次文獻則分別成於(yu) 宋(個(ge) 別晚至元)、元(個(ge) 別成於(yu) 宋)和明清二代。而且，兩(liang) 大係統內(nei) 部不同級次文獻的劃分雖然主要是基於(yu) 文本內(nei) 容，但本身還包含著豐(feng) 富的文本形態信息亦即文獻屬性，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載體(ti) 、不同人抄寫(xie) 或刊行更形成了不同版本，從(cong) 而增加了其複雜性，削弱了其穩定性。比如，兩(liang) 大係統的內(nei) 核雖然都是經書(shu) 原典，但後者所據一次文獻文本較之前者或有變異。如《周易》經、傳(chuan) 原本各自別行，先後經費直、鄭玄、王弼改易，《彖傳(chuan) 》《象傳(chuan) 》《文言》分附相應的卦、爻辭之下(乾卦作為(wei) 整體(ti) 次於(yu) 卦、爻辭之後)，形成經傳(chuan) 參合本，魏晉以降成為(wei) 通行本。宋代疑古惑經思潮風行，對於(yu) 變亂(luan) 古製的經傳(chuan) 參合本提出質疑，試圖恢複《古易》之舊，如王洙、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等皆有“《古易》”考訂本。朱子《周易本義(yi) 》采用的《古易》底本就是呂祖謙所編定的，卷次分別是卷一、二上、下經，卷三、四《彖》上、下，卷五、六《象》上、下，卷七、八《係辭》上、下，卷九《文言》，卷十《說卦》，卷十一《序卦》，卷十二《雜卦》，凡經、傳(chuan) 十二篇。

至於(yu) 兩(liang) 大主幹係統之間的關(guan) 係，並非絕對涇渭分明，而是既相對獨立，各自為(wei) 用，自覺自足，又有交集，相互依存，相輔相成；而且，二者亦非平列的、同步的，而是有時間性和先後次序的。正經注疏係統草創於(yu) 漢魏，定型於(yu) 唐宋，貫穿著經學史的始終；五經四書(shu) 係統肇端於(yu) 宋代，源出正經注疏係統，近古時代一躍而成與(yu) 之分庭抗禮的另一主幹係統。換言之，經學文獻的主體(ti) 結構是兩(liang) 大主幹係統，這是經過曆史選擇的靜態結果；而從(cong) 曆史選擇的動態過程來看，正經注疏係統為(wei) 五經四書(shu) 係統所從(cong) 出，後者是前者在宋明理學背景之下的時代化產(chan) 物。正經注疏是五經四書(shu) 的知識源頭和理論基礎，五經四書(shu) 是正經注疏的濃縮精華和自然延展。雖各有側(ce) 重，分別建構，但二者畢竟同出於(yu) 經書(shu) 原典這個(ge) 根本，彼此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親(qin) 緣關(guan) 係。

兩(liang) 大主幹係統之外，其他經學文獻則可劃歸輔翼係統，主要包括群經總義(yi) (大體(ti) 相當於(yu) 四部分類經部的群(五)經總義(yi) (或稱經解、諸經)類(如漢許慎《五經異義(yi) 》、鄭玄《駁五經異義(yi) 》)，以及《禮》類三禮總義(yi) (如宋聶崇義(yi) 《三禮圖集注》)、通禮(如宋朱熹《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雜禮書(shu) (如宋陳祥道《禮書(shu) 》)之屬，《春秋》類《春秋》總義(yi) (如唐陸淳《春秋集傳(chuan) 纂例》)之屬等。其中尤以小學、文獻學治經之作最為(wei) 重要，或注音(如宋孫奕《九經直音》、賈昌朝《群經音辨》)，或正字(如唐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清錢大昕《經典文字辨正》、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shu) 》、錢坫《十經文字通正書(shu) 》)，或訓詁(如清阮元等《經籍籑詁》、王引之《經傳(chuan) 釋詞》)，或校勘異文(如宋毛居正《六經正誤》、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或通徹目錄(如明朱睦《授經圖》、清朱彝尊《經義(yi) 考》)。這些著作在古典目錄中或隸於(yu) 群經總義(yi) 類，或入小學類，其研究對象即為(wei) 經書(shu) ，內(nei) 容更是緊扣經書(shu) 文本，故可劃歸輔翼係統。需要說明的是，與(yu) 經書(shu) 並行的群經音義(yi) ，如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唐五代以降最為(wei) 通行的傳(chuan) 本形式是各經單行本(宋代官刻經注本群經盡皆附刻《釋文》。宋孫奭等《孟子音義(yi) 》略同此例，附麗(li) 經注本《孟子》趙注以行)，乃至附入經書(shu) 文本之中(經注附《釋文》本、附《釋文》注疏合刻本)，所以盡管《釋文》作為(wei) 整體(ti) 屬於(yu) 輔翼係統，但各經單行本當依附相應經、注文歸入正經注疏係統。又如元明時期通行的元許謙《詩集傳(chuan) 》音釋、元鄒季友《書(shu) 集傳(chuan) 》音釋等雖然兼釋經文音義(yi) ，但主要還是注釋程朱等新注的音義(yi) ，附麗(li) 各經以行，所以當歸入五經四書(shu) 係統。輔翼係統之得名，一在於(yu) 其功用，即為(wei) 兩(liang) 大主幹係統之輔翼，考辨文本，通明音訓，疏證經義(yi) 。輔翼係統在整個(ge) 經學文獻樹狀結構中處於(yu) 樹冠的位置，隻有枝繁葉茂才能永葆主幹無虞，所以其作用亦不可小覷。

試舉(ju) 《周易》類文獻為(wei) 例，加以說明經學文獻“二加一”係統之剖判及其歸屬。漢魏以降通行的經傳(chuan) 參合文本係統可以追溯至西漢費直的古文文本，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和唐孔穎達等《正義(yi) 》，構成了正經注疏係統《周易》類目年輪結構的主體(ti) 。此外，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玄、虞翻、王肅等諸家傳(chuan) 注均在王弼之先，較之正注更接近於(yu) 一次文獻(原典)；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輯錄漢至唐《易》解三十餘(yu) 家，後世研究漢《易》，多賴此書(shu) 之存；舊題唐郭京《周易舉(ju) 正》自稱以王弼、韓康伯手寫(xie) 注定傳(chuan) 授真本校傳(chuan) 世本，相當於(yu) 正經正注通行本之外的另一種文本形態。這些也都是二次文獻。宋代《易》學象數派陳摶、劉牧、李之才直至周敦頤、邵雍的數學和圖書(shu) 之學是對王、韓注和孔疏的反動，而《易》學義(yi) 理派自然是受到王弼《易》學的影響，但排斥以玄學解《易》，如程頤《易傳(chuan) 》；或重視象數之學，如朱熹《本義(yi) 》(朱子另有《易學啟蒙》，力倡圖書(shu) 之學)，二者共同成為(wei) 五經四書(shu) 係統《周易》的標準注釋，是為(wei) 二次文獻；宋元人疏解程、朱注釋之作，如宋董楷《周易傳(chuan) 義(yi) 附錄》、元胡一桂《易本義(yi) 附錄纂疏》、胡炳文《周易本義(yi) 通釋》、熊良輔《周易本義(yi) 集成》、董真卿《周易會(hui) 通》等，則為(wei) 三次文獻。因為(wei) 南宋以降兩(liang) 大係統並行，故宋《易》著作各有分屬，如蘇軾《東(dong) 坡易傳(chuan) 》多切人事，深得曲譬之旨；朱震《漢上易傳(chuan) 》以象數為(wei) 宗，上采漢魏以及於(yu) 唐；李光《讀易詳說》以史解經，示人事之所從(cong) ，皆出於(yu) 朱子之先，為(wei) 正經注疏係統的四次文獻。至於(yu) 魏了翁《周易要義(yi) 》摭取經傳(chuan) 、注、疏之文(間附《釋文》)，據事別類，貫通正經注疏係統的一次、二次、三次文獻；王應麟纂輯《周易》鄭玄注，為(wei) 輯佚漢《易》之始，則屬於(yu) 正經注疏係統的二次文獻。隸屬於(yu) 五經四書(shu) 係統者，如楊萬(wan) 裏《誠齋易傳(chuan) 》以史解經，但以程子為(wei) 宗；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專(zhuan) 闡數學，發明朱子《啟蒙》之旨，皆為(wei) 二次文獻。在《易》學史上，元、明兩(liang) 代一般也劃入宋《易》，多以輔翼程朱《傳(chuan) 》《義(yi) 》為(wei) 主，如元梁寅《周易參義(yi) 》、明蔡清《易經蒙引》，分屬五經四書(shu) 係統的三次、四次文獻；間有並不專(zhuan) 主程朱，義(yi) 理與(yu) 象數並重者如元吳澄《易纂言》、明來知德《周易集注》等，則為(wei) 正經注疏係統的四次文獻。清代前期是宋《易》和漢《易》的轉捩點，康熙禦纂《周易折中》，集宋《易》之大成，是五經四書(shu) 係統的三次文獻，其他宋《易》之作如錢澄之《田間易學》、李光地《周易通論》、朱軾《周易傳(chuan) 義(yi) 合訂》等亦皆如是；乾隆禦纂《周易述義(yi) 》，開漢《易》之端緒，是正經注疏係統的四次文獻，其他漢《易》之作如惠棟《周易述》《易漢學》《九經古義(yi) ·周易》、張惠言《周易虞氏義(yi) 》《周易荀氏九家義(yi) 》《周易鄭氏義(yi) 》《易義(yi) 別錄》等亦同。

胡一桂《易本義(yi) 附錄纂疏》元刻本

二

對於(yu) 經學而言，除揭示和闡發經義(yi) 這一當行本色之外，如果納入今天的學術體(ti) 係進行考究，既可以做學術史的研究，所謂經學史；也可以做文獻學的研究，亦即經學文獻學。我們(men) 知道，每一門學科都是人類某一門類知識的科學概括和理論總結，必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範疇。經學文獻學是以經學文獻為(wei) 研究對象，旨在揭示其內(nei) 容屬性、形式特點、載體(ti) 構造、範疇類別以及沿革傳(chuan) 承、庋藏刊布的一般規律，並為(wei) 經學文獻的整理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以推進其有序利用和科學發展的一門專(zhuan) 科文獻學。經學文獻學既是傳(chuan) 統文獻學的分支，也是傳(chuan) 統經學的分支，具備經學和文獻學的雙重屬性，二者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為(wei) 用，交叉而成為(wei) 經學文獻學，具有綜合性、邊緣性和實踐性的特點。它的研究對象就是經學文獻本身，相對於(yu) 一般古文獻而言，經學文獻自有其特殊性:首先，經學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核心，經學文獻也是古文獻的核心，切中扼要，綱舉(ju) 目張，作用不同於(yu) 史、子、集部文獻。其次，經學文獻有經傳(chuan) 之別，經注之別，注疏之別，漢魏以降，隨著經傳(chuan) 逐漸混同，群經的古注也漸次出現，而後有南北朝至隋的群經義(yi) 疏和唐宋的疏義(yi) ，這樣就形成了“層累地造成”的經傳(chuan) 注疏年輪結構，較之其他部類文獻多有不同；再次，經學文獻作為(wei)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hui) 獨尊的意識形態的代表形式，與(yu) 政治、倫(lun) 理、思想、文化交織、雜糅在一起，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最後，經學文獻本身與(yu) 經學產(chan) 生、演進的曆史同步，而經學所包含的豐(feng) 富的學術屬性，如今、古文經學，如漢學、宋學，也直接影響甚至左右著經學文獻的內(nei) 容和形式。經學文獻的特殊性決(jue) 定了經學文獻學的特殊性。

與(yu) 經學文獻的特點相適應，經學文獻學的主要任務就是運用其理論和方法對經學文獻整體(ti) 及個(ge) 案進行研究，進而揭示經學文獻形成、發展和傳(chuan) 承、利用的規律，並提升到理論層麵，反過來具體(ti) 指導經學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經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決(jue) 定了它的研究內(nei) 容和範疇，大體(ti) 上包含宏觀的理論和微觀的應用兩(liang) 個(ge) 層麵:宏觀的理論層麵重在研究經學文獻的內(nei) 容、形式、結構、類型等屬性，及其形成、發展和演進、嬗遞的過程，以及保存、利用、整理、研究等狀況。具體(ti) 說來，約有以下數端:其一，倡立並建構經學文獻學，自當加強其理論體(ti) 係建設，主要包括經學文獻學的定義(yi) 、範疇、屬性、特點，及其與(yu) 傳(chuan) 統經學、文獻學等相關(guan) 學科的關(guan) 係等。經學文獻學與(yu) 傳(chuan) 統經學、文獻學既有聯係，又有區別。它從(cong) 屬於(yu) 傳(chuan) 統文獻學，文獻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它同樣適用，但它們(men) 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又有所區別，經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隻是經學文獻，而傳(chuan) 統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是包含經學文獻在內(nei) 的一般古文獻，研究對象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決(jue) 定了研究方法的差異性。其二，研究經學文獻演進的曆史，以推求經學文獻與(yu) 曆代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諸多領域的相互關(guan) 係，從(cong) 而在曆時性和共時性兩(liang) 個(ge) 層麵上科學地認知經學文獻。其三，研究經學文獻的構成要件、方式及其份額、性質，從(cong) 總體(ti) 上把握經學文獻的樹狀年輪結構，厘清各係統及其內(nei) 部層級、類目，進而具體(ti) 深入地探究它們(men) 之間對立統一的關(guan) 係。作為(wei) 一個(ge) 完整的知識係統，處在特定的學術、思想、政治生態之中，經學文獻內(nei) 部各個(ge) 相對獨立的知識單元之間是相互聯係、相互依存的，可以按照經部類目、著述體(ti) 式、載體(ti) 形態、文本屬性等不同的分類方法進行網格化區分，並展開個(ge) 性化的整理研究。其四，摸清經學文獻的存藏狀況，為(wei) 整理研究和解讀體(ti) 認經學文獻指引門徑，提供依據。不同於(yu) 宏觀的理論層麵，微觀的應用層麵就是經學文獻的個(ge) 案研究，包括關(guan) 於(yu) 其書(shu) 、其人、其學、時世、地域等諸多方麵的研究，應用傳(chuan) 統文獻學、小學的理論和方法，如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wei) 學等；以文本研究為(wei) 中心，兼通文本內(nei) 容和文本形態，包括章句、標點、注釋、翻譯、分類、編纂、索引、數字化等方麵。這是經學文獻學的首要任務和根本目標，也是經學文獻學賴以成立的基礎和前提。

經學文獻學的建構，使傳(chuan) 統文獻學的外延進一步拓展，內(nei) 涵也更加豐(feng) 富。同樣地，對於(yu) 經學和經學史而言，其概念的內(nei) 涵和外延也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深化和延展。狹義(yi) 的經學就是解讀經書(shu) 文本之學，換言之，就是講求經義(yi) 的，當然對於(yu) 經義(yi) 的理解不僅(jin) 因人、因時而異，還受到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經學自身演進的曆史就是經學史；有關(guan) 經學和經學史的文獻載體(ti) 的研究就是經學文獻學。經學、經學史和經學文獻學三位一體(ti) ，互為(wei) 表裏，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經學是經學史和經學文獻學的前提和靈魂，沒有經學就無所謂經學史和經學文獻學；經學史是經學發展規律的高度濃縮和科學總結，脫離經學史的觀照，經學則豆剖瓜分，雜亂(luan) 無章；經學文獻學本身就是經學和經學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其產(chan) 生、成立的基礎和出發點，也是其發展、演進的實際需要和必然要求。經學文獻學從(cong) 廣泛、深入的經學和經學史研究之中汲取營養(yang) ，借鑒並利用傳(chuan) 統文獻學的積極成果，不僅(jin) 對經學、經學史的研究有積極的推動作用，還可彌補傳(chuan) 統文獻學的薄弱環節，對其他文史研究領域也有參考和借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jia) 值和實踐意義(yi) 。

與(yu) 經學研究相表裏的經學文獻學實際上一直貫穿著中國經學史的始終，並且永續成為(wei) 其中重要的一環。從(cong) 漢唐章句注疏之學，到宋明理學，再到清代考據學，無不是以經學文獻為(wei) 依托，結合經學文獻的整理研究而展開的。與(yu) 傳(chuan) 統文獻學在清代的發展達到鼎盛同步，清人有關(guan) 經學文獻目錄、版本、校勘、考據、輯佚、辨偽(wei) 等方麵的研究盛極一時。近現代以來，由於(yu) 受到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加之哲學、倫(lun) 理學、社會(hui) 學等學科的介入，傳(chuan) 統的經學和經學史研究呈現出新的特點，作為(wei) 現代意義(yi) 上的學術研究也從(cong)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起步，成就斐然。不過，總體(ti) 而言，相對於(yu) 經學和經學史研究，這一百多年來經學文獻學的發展相對滯後，比照乾嘉學術更是遜色不少。當然，其中也不乏亮點，從(cong) 十九世紀末開始，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大量出土的經學文獻為(wei) 經學文獻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形成新的生長。新材料的廣泛運用，使得經學文獻學向深度、廣度拓展，並對經學和經學史研究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千百年來有關(guan) 經書(shu) 的傳(chuan) 統認識。同時，也伴隨著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有些學者片麵強調新材料的作用，沒有立足於(yu) 原始的傳(chuan) 世文獻；或者缺乏對於(yu) 文獻資料的正確解讀和科學認知，導致其研究充斥主觀性和隨意性；或者盲目地套用西方理論，未能領會(hui) 經學文獻學的內(nei) 在特質和規律性。

在中外學術交流史上，經學領域曆來都是重鎮，尤其是在東(dong) 亞(ya) 文化圈內(nei) ，這與(yu) 儒家文化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直接相關(guan) 。中國經學文獻和經學思想的外傳(chuan) ，外國佚存經學文獻及其整理研究成果的回傳(chuan) ，這種雙向交流和良性互動往往會(hui) 對本土經學產(chan) 生一定的影響。其中，主流當然是中國輸出，但外國存藏的經學文獻的回傳(chuan) 也由來已久。晚清、近現代以來，楊守敬、董康、羅振玉、傅增湘、張元濟等對日本收藏的經學文獻做了大量調查研究或回購、複製(覆刻、影印)的工作。近二三十年來，伴隨著海內(nei) 外學術交流的日益開拓和深入發展，對於(yu) 海外佚存的經學文獻的複製、影印和整理、研究工作更得以全麵展開。

總之，經學文獻學應立足於(yu) 微觀的應用研究，兼及宏觀的理論建構，運用傳(chuan) 統文獻學、小學的理論和方法對經學文獻進行科學地整理和研究。具體(ti) 說來，大致包括以下五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一)對於(yu) 經學文獻和經學文獻學的理論探討。加強經學文獻學的理論體(ti) 係建設，包括經學文獻和經學文獻學的界定及其研究對象、範疇、宗旨、方法等。具體(ti) 說來，科學分析經學文獻的類別和層級，綜括源流係統，摸清庋藏、存佚等基本狀況，並根據曆代史誌目錄和公私目錄的相關(guan) 著錄進行目錄學的研究。(二)經書(shu) 版刻源流。儒家經典的刊行始於(yu) 五代，盛於(yu) 兩(liang) 宋，標誌著經書(shu) 由寫(xie) 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相關(guan) 研究的重點應放在“十三經注疏”的匯刻及其版本係統，按照各種版本類型出現的先後次序，分為(wei) 經注本、單疏本、越刊八行本、宋元十行本和明清“十三經注疏”匯刻本等，辨析源流，構擬係統。(三)經書(shu) 文本校理。經學文獻學的終極關(guan) 懷無疑就是經書(shu) 文本，尤其是文本內(nei) 容的存真複原和文本形態的鉤沉索隱，無論是小學還是文獻學的研究，最終目的都是獲得相對接近於(yu) 經書(shu) 原始麵貌的、可靠的文本。而校勘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和基本參照，在這方麵清人和日本學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為(wei) 世所重。所以，當今重校經書(shu) 不僅(jin) 要廣校眾(zhong) 本，還應盡可能全麵地搜羅古今中外的校勘成果，斟酌去取，審核按斷，擇善而從(cong) 。(四)其他載體(ti) 經學文獻研究。現存經學文獻絕大多數都是印本(刻本和活字本)，除此之外，簡帛、石經和寫(xie) 本、抄本等也是經學文獻的重要載體(ti) ，它們(men) 對於(yu) 經學文獻學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wei) 新的學術生長點。這些材料的特點是比較零碎，所以應先做全麵摸底和係統清理的工作，然後才能進行具體(ti) 深入的研究。(五)東(dong) 瀛取經。中日兩(liang) 國古代經學文獻的雙向交流源遠流長，以往關(guan) 注的多是儒家經典如何東(dong) 傳(chuan) 日本，而對於(yu) 日本佚存經書(shu) 的回傳(chuan) 少有論及，所以研究經書(shu) 回傳(chuan) 路徑及其影響就顯得尤為(wei) 重要，由此才能進入文本研究。

《春秋穀梁注疏》明監本

至於(yu) 從(cong) 事經學文獻學研究應當注意的問題，約略有四:(一)既不抱殘守缺，也不標新立異，立足於(yu) 傳(chuan) 世文獻，也不排斥出土文獻。在充分理解和正確釋讀原典的前提下，恰當地、有效地利用新材料，彼此發明，相得益彰，這是傳(chuan) 世文獻與(yu) 出土文獻的結合。(二)古代的經學研究，雖不免迂腐陳舊之弊，但去古未遠，學術背景和思想方法接近，知識結構和認識水平相當，其價(jia) 值和作用不容忽視，不應當也不可能完全拋開前人成果，另起爐灶，要充分地、客觀地加以利用，這是重視個(ge) 人研究和吸納前人成果的結合。(三)經學、經學文獻學的研究應當與(yu) 經學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學側(ce) 重於(yu) 文本解讀和知識傳(chuan) 承，史側(ce) 重於(yu) 曆史演進和規律總結，學是史的基礎和前提，史是學的完成和升華，學史相長，同步推展，相輔相成，這是經學、經學文獻學和經學史的結合。(四)經學文獻學是中國的本土學術，但又不能局限於(yu) 中國，東(dong) 亞(ya) 文化圈乃至世界範圍內(nei) 都有其深遠影響，所以經學文獻學應在立足於(yu) 本土學術的前提之下，放眼東(dong) 亞(ya) 乃至世界儒家文化傳(chuan) 承和研究的大環境、大背景，內(nei) 外兼收，高屋建瓴，使得相關(guan) 研究更具開放性和前瞻性，這是本土學術與(yu) 中外學術交流的結合。總之，經學文獻學的研究既要秉持傳(chuan) 統經學、文獻學的合理內(nei) 核和根本原則，又要結合新材料、新理論、新實踐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既要守常，做道地的當行研究，又要創新，做與(yu) 時俱進、符合學術發展規律的新學問。

注釋：

1、朱彝尊《經義(yi) 考》所收，上起先秦，下迄清初，單列條目達8200餘(yu) 條。參見張宗友《〈經義(yi) 考〉研究》，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年版，第二章“論《經義(yi) 考》之條目體(ti) 係”之二“《經義(yi) 考》條目統計與(yu) 分析”，第66頁。

2、原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3年第三期，後收入同名專(zhuan) 著《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3、2017年上半年，筆者在北京大學中文係開設研究生課程“經學文獻學”，首次完整提出這一理論框架，並在教學中不斷修正，選課同學如章莎菲、馬琳等也參與(yu) 了個(ge) 別意見。以後兩(liang) 年間斟酌損益，續有訂補。

4、需要說明的是，完成此文之後，筆者偶然發現，早在2007年鄧聲國先生已撰有大作《傳(chuan) 統經學研究與(yu) 古典文獻學學科理論建設的思考》一文，明確提出“關(guan) 於(yu) ‘經學文獻學’的學科理論體(ti) 係的建構”的設想，並明確提出“根據現代文獻計量學原理，可以將目前所見的傳(chuan) 世文獻按研究對象的類別，區分為(wei) 一次文獻、二次文獻、三次文獻等”(《文獻學與(yu) 小學論考》，濟南:齊魯書(shu) 社2007年版，第27—35頁)。筆者孤陋寡聞，一直未能獲見鄧先生大作，無由獲知鄧先生高論。雖然筆者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使用“經學文獻學”這一概念並非著眼於(yu) 學科構建，劃分級次文獻的對象、視角和具體(ti) 內(nei) 容也與(yu) 鄧先生說容有不同，但畢竟是鄧先生率先提出，篳路藍縷，厥功甚偉(wei) 。

5、王國維:《五代兩(liang) 宋監本考》卷上，北京: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宋元版書(shu) 目題跋輯刊》影印本2003年版，第三冊(ce) ，第525頁。

6、《宋史》，卷四二七《道學傳(chuan) 序》，第三十六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7年版，第12710頁。

7、以上有關(guan) 兩(liang) 大主幹係統的論述，詳參拙作《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chuan) 刻為(wei) 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3年第三期，第113—118頁；同名專(zhuan) 著《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緒論》，第2—30頁)。

8、所謂“編纂”，包括經書(shu) 匯編、類編、改編、選本、節本等，尤以整合不同注釋體(ti) 式和注釋內(nei) 容的注疏合刻本最具代表性。

9、所謂“刊布”，包括經書(shu) 的不同載體(ti) 如簡帛、石經、寫(xie) 本、抄本(含稿本)、刻本、活字本等，尤以不同版本類型的刻本最為(wei) 重要。10、具體(ti) 數字參照屈守元先生《經學常談·引言》，成都:巴蜀書(shu) 社1992年版，第4頁。“六藝略”篇(卷)數誤作2123，但下文所述比例不誤，知係作者筆誤或排印錯誤。本文據《漢誌》改。又據清周中孚《鄭堂讀書(shu) 記》卷三二《四庫全書(shu) 總目》解題統計，《總目》著錄的經部書(shu) 1756種，18021卷(中華書(shu) 局影印民國間商務印書(shu) 館《國學基本叢(cong) 書(shu) 》本1993年版，第149頁)。這個(ge) 統計數字是包括存目在內(nei) 的。

11、何多源:《國學書(shu) 目舉(ju) 要》，《廣大學報》1949年第1期。數字係據《正編》卷八第35頁和《補編》卷一第42頁統計。因為(wei) 國學圖書(shu) 館藏書(shu) 多得自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和武昌範氏木犀香館，後又征調官書(shu) ，數量大，質量高，一時為(wei) 江南藏書(shu) 之冠，故其統計數字具有代表性。

12、據是書(shu) 經部總類、《易》《書(shu) 》《詩》《禮》《樂(le) 》《春秋》《孝經》、“四書(shu) ”、《爾雅》、群經總義(yi) 等類目所收書(shu) 統計，不含小學類15000餘(yu) 種。當然，《中國古籍總目》所收叢(cong) 書(shu) 和合刻之書(shu) 除整體(ti) 著錄外，各子目又據其內(nei) 容分別著錄，歸入相應類目。所以，這部分條目是重複計數的(還有一小部分同書(shu) 異名的情況也應考慮在內(nei) )。

13、根據古典目錄學的分類體(ti) 係，最晩從(cong) 漢代開始，小學類文獻一直劃歸經部(類)，未嚐更易。但從(cong) 今天的學科體(ti) 係來權衡、剖判，單純的小學著作如文字、音韻、訓詁類書(shu) 當可獨立於(yu) 經部之外，至少不能為(wei) 經部所完全涵蓋，故本文所謂經學文獻並不包含小學著作(專(zhuan) 以經書(shu) 為(wei) 研究對象者除外。《爾雅》傳(chuan) 統上劃入經部，本文沿其舊製。這是因為(wei) ，盡管其書(shu) 性質屬於(yu) 小學，但漢代以降，對其屬性和作用的認定實與(yu) 經解(群經總義(yi) )類書(shu) 相當)。

14、至於(yu) 近、現代以降有關(guan) 經學、經學史和經學文獻的整理研究成果，主要是相關(guan) 論著(研究專(zhuan) 著、論文、古籍整理著作、數據庫等)，卷帙浩繁，門類眾(zhong) 多，體(ti) 式各異，更主要的是對於(yu) 經學的認知以及學術理念、學術規範已不同於(yu) 古人，故可剝離於(yu) 原始經學文獻之外，作為(wei) 衍生文獻來看待，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nei) 。

15、“正經正注”語出清張之洞《書(shu) 目答問》，為(wei) 經部類目之名稱，兼指通行本“十三經注疏”和朱熹等宋元人新注“五經四書(shu) ”，二者都曾為(wei) 元、明、清科舉(ju) 程式所指定。本文所使用的“正經注疏”範疇隻是借用張之洞原概念外延的一部分，專(zhuan) 指傳(chuan) 統的“十三經注疏”經、注、疏，宋元以降“五經四書(shu) ”及其相關(guan) 著作並不從(cong) 屬在內(nei) 。詳參拙作《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chuan) 刻為(wei) 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3年第三期，第112頁。後收入同名專(zhuan) 著《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第1頁)。

16、顧頡剛先生正式提出這一觀點，是在1923年5月發表的《與(yu) 錢玄同論古史書(shu) 》(《讀書(shu) 雜誌》第9期)一文中。

17、對於(yu) 儒家經典而言，經傳(chuan) 之別原本是十分明確的，故西漢有傳(chuan) 記博士和五經博士之分立。漢代以降，經書(shu) 分化，傳(chuan) 記如《禮記》《春秋三傳(chuan) 》《孝經》《論語》《爾雅》逐漸獲得與(yu) 五經對等的地位，由傳(chuan) 升經(《孟子》進入經書(shu) 序列最晚，已到宋代)，以次形成了七經、九經(十二種)直至十三經。另外，今、古文也是有關(guan) 原典的核心問題，今傳(chuan) 本或為(wei) 古文(如今本《詩經》是古文《毛詩》，而漢代長期立於(yu) 學官的是今文魯、齊、韓三家《詩》)，或為(wei) 今文(如今本《論語》是《張侯論》，其文本基礎是今文，漢代通行的則有今文《魯論》《齊論》和古文《古論》)，或為(wei) 偽(wei) 古文(如東(dong) 晉以降通行的《尚書(shu) 》文本實為(wei) 偽(wei) 古文，但其中主體(ti) 部分又是真今文)，或參酌今、古文(如今傳(chuan) 鄭玄注《儀(yi) 禮》底本是今文，但參校古文本)。本文對於(yu) 原典本身層級結構的剖判從(cong) 略。

18、《大戴禮記》原本是與(yu) 《小戴禮記》並行的儒家經典，後以鄭玄注“三禮”，《禮記》逐漸成為(wei) 正經，其書(shu) 遂湮沒無聞，少人問津。但從(cong) 曆代書(shu) 目的著錄來看，盡皆歸屬於(yu) 《禮記》類。《夏小正》原係《大戴禮記》之一篇，齊梁間已有單行本，通行的著錄方式亦隸於(yu) 《禮記》類。本文一仍其舊，亦將二者當作正經《禮記》之附屬(《大戴禮記》北周盧辯注；《夏小正》漢戴德傳(chuan) )，但並不全都具備一、二、三各級次文獻。

19、《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頗本《春秋》以立論，曆來附經以行，隸於(yu) 《春秋》類。以其書(shu) 多主《公羊傳(chuan) 》，又及陰陽五行，故本文因仍曆代通行的著錄方式，以為(wei) 正經《春秋公羊傳(chuan) 》之附屬，也不全都具備一、二、三各級次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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