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王朝移植書(shu) 院製度的幾個(ge) 問題 

——以李氏朝鮮書(shu) 院文獻為(wei) 主的討論

作者：鄧洪波、趙偉(wei)

來源：《大學教育科學》2019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初二日己亥

          耶穌2019年10月29日

摘要：書(shu) 院是東(dong) 亞(ya) 儒家士人共同的文化教育組織。朝鮮在明嘉靖萬(wan) 曆年間引入中國書(shu) 院製度，《竹溪誌》《迎鳳誌》《吳山誌》可以呈現書(shu) 院移植曆程。周世鵬依朱子白鹿洞故事，首創白雲(yun) 洞書(shu) 院，首修院誌《竹溪誌》，初立謹祀、禮賢、修宇、備廩、點書(shu) 的運行機製，功在肇始、奠基。盧慶麟創建迎鳳書(shu) 院，作《迎鳳誌》，立祠象賢、立院養(yang) 賢，且首立《廟院定議錄》《學規錄》彰顯製度建設，功在拓展。李滉繼周世鵬之後經紀白雲(yun) 洞書(shu) 院，上書(shu) 請求賜額，奠定書(shu) 院賜額製度，後以學者身份參與(yu) 近十所書(shu) 院的建設，更解析推廣《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並列入《聖學十圖》，其功在集大成。

關(guan) 鍵詞：書(shu) 院製度；書(shu) 院文獻；書(shu) 院移植；東(dong) 亞(ya) 書(shu) 院；朝鮮書(shu) 院

書(shu) 院是東(dong) 亞(ya) 地區儒家士人圍繞著書(shu) 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造與(yu) 傳(chuan) 播的文化教育組織。它起源於(yu) 七世紀末的中國唐朝，十五世紀二三十年代傳(chuan) 到朝鮮半島，十七世紀中葉傳(chuan) 到日本列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發展受挫，或撤廢，或停辦，或改為(wei) 學堂、學校，有近1 300年曆史。據統計，書(shu) 院數量中國至少有7 525所，朝鮮半島670所（狹義(yi) 376所），日本100餘(yu) 所。①它為(wei) 東(dong) 亞(ya) 地區教育、學術、文化、出版、藏書(shu) 等事業(ye) 的發展，對學風士氣、民俗風情的培植，國民思維習(xi) 慣、倫(lun) 常觀念的養(yang) 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貢獻。朝鮮書(shu) 院由中國引入，是東(dong) 亞(ya) 書(shu) 院近1 300年發展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在其發展中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本文根據掌握的大量文獻資料，以《竹溪誌》《迎鳳誌》《吳山誌》《廬江誌》，以及《李朝實錄》與(yu) 當年各書(shu) 院學規章程等朝鮮時代的書(shu) 院文獻為(wei) 主，圍繞中國書(shu) 院製度如何移植到朝鮮王朝這一問題展開討論，頗有些不同於(yu) 學術界尤其是韓國前輩與(yu) 時賢的認知與(yu) 觀點，拋磚引玉，敬祈方家批評指正。

一、書(shu) 院之名始見於(yu) 世宗初年，可以將朝鮮書(shu) 院的創建時間推前一百二十餘(yu) 年

書(shu) 院之名，在朝鮮始見於(yu) 世宗即位之年（永樂(le) 十六年，1418）十一月所頒教令，其稱：“其有儒士私置書(shu) 院，教誨生徒者，啟聞褒賞。”[1](p24)至世宗二年（1420），就有兩(liang) 批儒士因此獲獎。先是正月，“金堤前教授官鄭坤，私置書(shu) 院，境內(nei) 與(yu) 他鄉(xiang) 自願來學者，無不教訓；光州生員崔保民，私置書(shu) 院，訓誨生徒”，受到“量宜注授”之賞[1](p454-455)。九月，平安道觀察使啟：“鹹從(cong) 縣人生員薑友諒，私置書(shu) 院，教授學徒，請依前日教旨，除旁近州郡教導以褒之。”世宗因“命下吏曹”授官[1](p616)。由此可知，起於(yu) 民間、具有教學功能的書(shu) 院，在世宗初年比較活躍，也受到朝臣與(yu) 地方官的重視。但令人費解的是，對這些民間學校性質的“儒士私置書(shu) 院”，後世學者大多視而不見，而120餘(yu) 年之後豐(feng) 基郡守周世鵬創建的白雲(yun) 洞書(shu) 院卻被奉作東(dong) 方書(shu) 院的鼻祖。

作為(wei) 民辦教育機構的“儒士私置書(shu) 院”，活躍於(yu) 世宗初年，也即明永樂(le) 年間，時在十五世紀二十年代，這與(yu) 韓國學者書(shu) 院源於(yu) 私學、李滉創立的士林書(shu) 院運動等觀點之間，很容易建立書(shu) 院緣起、成立的內(nei) 在邏輯關(guan) 係，從(cong) 而將書(shu) 院的創建時間推前一百二十餘(yu) 年。為(wei) 何棄而不取，視而不見？何以致此，實在值得專(zhuan) 文探討。

二、引入白鹿洞故事，不始於(yu) 中宗三十七年，而始於(yu) 此前百餘(yu) 年的世宗二十一年

通行的觀點認為(wei) ，中宗三十八年（嘉靖二十二年，1543），豐(feng) 基郡守周世鵬依朱子白鹿洞故事“肇創”朝鮮書(shu) 院。近年，李樹煥[2]、金紫雲(yun) [3]等韓國學者引《李朝實錄·中宗實錄》，將朝臣魚得江稱作第一次提出引入中國書(shu) 院機製的人。雖然朝臣魚得江的提議比郡守周世鵬的創建僅(jin) 早一年，但事涉書(shu) 院起源，值得珍視，謹將相關(guan) 材料移錄於(yu) 下，以供研究參考。

漢之鄭玄，聚徒教授。隋之王通，講學河汾。唐之李渤，為(wei) 南唐白鹿洞主，學者雲(yun) 集，至趙宋初，其徒尚數千人，宋帝賜九經以獎之。朱、張、程、朱，各有門徒，其出於(yu) 門者，皆名公碩儒，青出於(yu) 藍。李公擇貯山房萬(wan) 卷之書(shu) ，以與(yu) 學者共之，朱熹建武夷精舍，修白鹿書(shu) 院。此道不行於(yu) 東(dong) 國，遐裔之儒，何所問業(ye) ？慶尚、全羅、忠清、江原四道，士尚詩書(shu) 。臣意忠清、江原、全羅各一道中央，慶尚左右道，各得一大寺刹，聚道內(nei) 名儒，勿論生員、進士，歲以四仲之月，分上下齋，讀書(shu) 年例。慶尚道以州郡學田之出，為(wei) 六月都會(hui) 及冬三朔會(hui) 讀之需，今可移之為(wei) 四仲之資，官補不足。常養(yang) 四十人或二三十人，多少不拘此數，以秩高守令為(wei) 試官，率二教授或縣監，備三員勸課製述，計其分數，生員、進士，於(yu) 文科館漢鄉(xiang) 試給分有差，幼學直赴生員、進士覆試。如此則士皆樂(le) 趨，不勸而勤矣[4]。

洪波按：上文“數千人”，當為(wei) “數十人”之誤；“朱、張、程、朱”，當為(wei) “周、張、程、朱”之誤。考諸《李朝實錄·世宗實錄》，朝鮮第一次引入中國書(shu) 院製度，至少可以上溯到世宗二十一年（正統四年，1439），比周世鵬、魚得江要早百餘(yu) 年，其稱：

初，兼成均注簿宋乙開上書(shu) ，請令各官學校明立學令，命下禮曹，與(yu) 成均館議之。成均館議曰：謹按朱文公淳熙間在南康，請於(yu) 朝，作白鹿洞書(shu) 院，為(wei) 學規。其略曰：“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wei) 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此但言其大綱耳。後編次《小學》書(shu) ，非獨明倫(lun) ，首之以立教，終之以敬身，修身大法，無所不備。是故許魯齋聚學者而謂之曰：“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cong) ，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xi) ，從(cong) 事於(yu) 《小學》。不然，當求他師。”眾(zhong) 皆曰：“唯。”先生亦朝夕精誦不輟，篤誌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也。伏望依朱文公、許魯齋故事，成均四部學堂以至鄉(xiang) 校，皆以《小學》為(wei) 學令。命令議政府諸曹及藝文館、春秋館、集賢殿同議以聞。議政府僉(qian) 議啟曰：“《小學》乃天下萬(wan) 世所共尊仰之書(shu) ，稱為(wei) 學令不可，請勿舉(ju) 行。”從(cong) 之[5]。

由此可知，朱子《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小學》，因成均館臣提議，在議政府諸曹及藝文館、春秋館、集賢殿等朝臣中已廣為(wei) 人知，實可將其視為(wei) 中國書(shu) 院製度引入之始。

三、周世鵬與(yu) 李滉同為(wei) 朱子學者，但周被劃為(wei) 勳舊派，其書(shu) 院貢獻被低估

周世鵬仿白鹿洞創建白雲(yun) 洞書(shu) 院，其首創之功得到充分肯定，至有“吾東(dong) 書(shu) 院之設，鼻祖於(yu) 慎齋”之說（樸承任：《答四印堂書(shu) 》）[6]（廟院定議錄）。但相較於(yu) 李滉，周世鵬則被等而下之，他對於(yu) 書(shu) 院的貢獻被嚴(yan) 重低估。

其實，周世鵬和李滉一樣，也是虔誠的朱子學者。他在《竹溪誌》卷五《晦庵八大字》跋中，曾談到自己的學朱經曆。其稱：

某六歲時學《小學》，已知晦庵先生紹承孔子，啟後蒙，執其卷必肅，讀其書(shu) 必謹。十歲誦《四書(shu) 注解》，仍讀五經，益知先生生平之苦。及觀《綱目》《近思錄》《楚辭》諸書(shu) ，猶以未見《全書(shu) 》為(wei) 恨。辛醜(chou) 歲，始借得友人《全書(shu) 》，今年又得《語類》，每盥手跪閱，洋洋乎如侍幾案，親(qin) 承麵教也[7]（卷五）。

自六歲到五十歲，四十餘(yu) 年研讀朱子著作，而且始終如侍案承教，必肅、必謹，盥手跪閱，實在難能可貴。

令人不解的是，同為(wei) 朱子學者，同任豐(feng) 基郡守，經營同一所書(shu) 院，前後相差僅(jin) 六年，周世鵬被後世學者列為(wei) 勳舊派，其功僅(jin) 止步於(yu) 始創，李滉則尊為(wei) 士林派領袖，其影響綿延於(yu) 後世。

四、白雲(yun) 洞書(shu) 院不是安文成公廟的附屬建築

周世鵬創建的白雲(yun) 洞書(shu) 院被韓國學者尊為(wei) 朝鮮最早的書(shu) 院，但論者大多認為(wei) ，它因祭享道學之祖安珦而建，是文成公祠廟的附屬建築。其實不然，茲(zi) 引周氏自記以證其誤。

周世鵬《竹溪誌序》稱：

嘉靖辛醜(chou) （中宗三十六年，1541）七月戊子，餘(yu) 到豐(feng) 城，是年大旱。明年壬寅大饑，其年立晦軒祠堂於(yu) 白雲(yun) 洞。又明年癸卯，移建學宮於(yu) 郡北，別立書(shu) 院於(yu) 晦軒廟前……夫教必自尊賢始，於(yu) 是立廟而尚德，立院而敦學，誠以教急於(yu) 已亂(luan) 救饑也……今乎竹溪，文成公之闕裏，若欲立教，必自文成公始。某以無似，當太平之世，忝宰是邦，於(yu) 一邑不得不任其責，遂竭心力，乃敢立其廟而架其院，置其田而藏其書(shu) ，一依白鹿洞故事，以俟來哲於(yu) 無窮[7]（卷首）。

周世鵬《奉安文成公遺像跋》稱：

後來繼今者，誠不以愚鄙所建為(wei) 忽，而一心致敬於(yu) 公廟，使賢士皆樂(le) 藏修於(yu) 書(shu) 院，則必有心會(hui) 於(yu) 晦軒者，而其於(yu) 興(xing) 起斯文亦未必無小補雲(yun) [7]（卷一）。

由上可知，建祠廟、移學宮、立書(shu) 院，三位一體(ti) ，同屬周郡守尊賢重教、培養(yang) 人才的學政工程，所謂“立其廟而架其院”，“立廟而尚德，立院而敦學”、“致敬於(yu) 公廟”、“藏修於(yu) 書(shu) 院”，祠堂與(yu) 書(shu) 院之間似無輕重，不分伯仲，兩(liang) 者並列，僅(jin) 僅(jin) 是分工不同而已。

周世鵬《與(yu) 安牧使瑋書(shu) 》稱：

業(ye) 已立廟，廟前立書(shu) 院，兩(liang) 事已畢，所欠者書(shu) 冊(ce) 耳[7]（卷一）。

周世鵬《學田錄跋》稱：

某以無似，忝守是邦，既立文成公廟奉安影幀，思有廟不可以無書(shu) 院，於(yu) 是立書(shu) 院；思有書(shu) 院不可以無田，於(yu) 是立田立寶米，以為(wei) 吾徒藏修之廩[7]（卷三）。

如上所述，立廟、立書(shu) 院，兩(liang) 事畢而求書(shu) ，是廟、院、書(shu) 三者並列；由立廟而立書(shu) 院，由立書(shu) 院而至立田立米，是廟、院、田、米四者遞進，凡此種種，都看不出偏正，遑論附屬。有意思的是，成世昌作於(yu) 仁宗元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白雲(yun) 洞文成公廟記》[7]（卷首），到崇禎三甲申（乾隆二十九年，1764）①序刊本的《晦軒先生實記》卷四中，卻不再稱作“廟記”，而徑題為(wei) 《書(shu) 院記》，其輕廟重院的意味十分明顯。雖時過境遷，不足為(wei) 道，但祠廟與(yu) 書(shu) 院孰輕孰重，在文成公後裔心中自有分寸。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奉祀先賢先儒的祠廟被納入廣義(yi) 的書(shu) 院而予研究，但誠如上述，在周世鵬看來，書(shu) 院和祠廟是區別並列的，“敦學”“尚德”，各司其事。同時，書(shu) 院是學校性質的教育機構的基本屬性，以及“教必自尊賢始”的傳(chuan) 統教育理念，又使得書(shu) 院和祠廟走到一起，甚至纏繞難分，混為(wei) 一體(ti) 。大致而言，“書(shu) 院事體(ti) 亞(ya) 於(yu) 鄉(xiang) 校……不足於(yu) 書(shu) 院者，稱為(wei) 鄉(xiang) 賢祠，轉相慕效，日以寢盛”。由於(yu) 當時“朝無禁製，士無定論，唯意所欲，不複顧憚”[8]，因此又出現“以家廟而為(wei) 鄉(xiang) 祠，以鄉(xiang) 祠而為(wei) 書(shu) 院”的亂(luan) 象[9]。於(yu) 是，就有了“我東(dong) 書(shu) 院但為(wei) 先賢之祠堂……未見其養(yang) 士講學之實也”的弊端[10]，最終招致禁毀。

五、論書(shu) 院在朝鮮的移植，周世鵬、盧慶麟、李滉三個(ge) 人的貢獻最大

周世鵬依朱子白鹿洞故事，首創白雲(yun) 洞書(shu) 院，首修院誌《竹溪誌》，初立謹祀、禮賢、修宇、備廩、點書(shu) “五者不可廢一”的運行機製，其於(yu) 書(shu) 院在朝鮮的移植與(yu) 展開，實有肇始、奠基之功。

盧慶麟，字仁甫，又作仁父，號四印堂。明宗十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牧守星州。三十八年，創建迎鳳書(shu) 院，於(yu) 院東(dong) 立景賢祠奉祀金宏弼、李兆年、李仁複等，因作《迎鳳誌》，以紀其成。其立祠象賢、立院養(yang) 賢之舉(ju) ，雖無開創之效，但麵對“有學校安事書(shu) 院”的質疑，他與(yu) 眾(zhong) 多官紳往複磋商，以《廟院定議錄》記錄當年引入、展開書(shu) 院製度的實況，且首立《學規錄》彰顯製度建設，其於(yu) 書(shu) 院在朝鮮的移植實有拓展之功。

明宗四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滉以周世鵬繼任者的身份經紀白雲(yun) 洞書(shu) 院，依白鹿洞故事，上書(shu) 請求賜額，奠定東(dong) 方書(shu) 院的賜額製度，後以學者身份作《迎鳳書(shu) 院記》《易東(dong) 書(shu) 院記》《伊山書(shu) 院記》，又作《伊山書(shu) 院學規》，直接或間接參與(yu) 近十所書(shu) 院的建設，更解析推廣《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並將其列入《聖學十圖》，推向整個(ge) 半島乃至東(dong) 洋日本，其於(yu) 朝鮮書(shu) 院的移植實有集成之功。

周、盧、李三人，李的聲名最顯，得到充分肯定，乃至有拔高之嫌，周則稱名於(yu) 肇始，而不談其奠基，盧寂寂無聞。需要指出的是，周、盧二人作為(wei) 書(shu) 院創建人，都自覺總結其建院曆史，留下了專(zhuan) 門的書(shu) 院誌，若能詳考《竹溪誌》《迎鳳誌》等書(shu) 院誌，朝鮮早期書(shu) 院的發展情形當會(hui) 日漸清晰。這將是我們(men) 日後研究的一個(ge) 方向。

六、嘉靖萬(wan) 曆年間，是朝鮮書(shu) 院引入移植期，成於(yu) 是期的《竹溪誌》《迎鳳誌》《吳山誌》三部書(shu) 院誌書(shu) ，大致可以呈現書(shu) 院移植的曆程

慶尚監司林墰曾論及朝鮮書(shu) 院的發展史，其稱：“我東(dong) 方書(shu) 院之作，始於(yu) 嘉靖年間，厥初創建未過十所，俱聞於(yu) 朝，明舉(ju) 祀典。逮至萬(wan) 曆以後，廟宇之作，歲益浸盛，比邑相望。”[11]既稱“比邑相望”，表明朝鮮書(shu) 院已經走過引入、模仿、移植、接受的全過程，開始進入可以獨立發展的新階段。大致而言，朝鮮書(shu) 院的移植、接受期有六十年左右，時在16世紀下半葉，即嘉靖中期到萬(wan) 曆中期，也即李朝中宗、仁宗、明宗、宣祖時期。據統計，是期書(shu) 院總數約120所，有20餘(yu) 所書(shu) 院得到朝廷賜額。

考諸文獻，成書(shu) 於(yu) 這個(ge) 時期的《竹溪誌》《迎鳳誌》《吳山誌》三部書(shu) 院誌，可以呈現朝鮮書(shu) 院引入與(yu) 移植、接受的曆程。

《竹溪誌》，序刊於(yu) 中宗三十九年（嘉靖二十三年，1544），是“朝鮮第一所書(shu) 院”創建人周世鵬的傑作，意在應對來自各方的“疑怪”“眾(zhong) 笑”“群謗”。是誌六卷，分安氏行錄、尊賢錄、學田錄、藏書(shu) 錄、雜錄、別錄，卷首為(wei) 周氏自序，其後為(wei) 後續補入的成世昌文成廟記、李滉上書(shu) 、申光漢書(shu) 院記，其體(ti) 例“以與(yu) 書(shu) 院有關(guan) 的記錄為(wei) 中心”[12]。《竹溪誌》有兩(liang) 大任務：一是回答安珦“既從(cong) 祀國學，達於(yu) 州縣，何必立廟；既有學校，何必別立書(shu) 院”這兩(liang) 大問題，從(cong) 而證明建廟立院的合法性。二是要詳細介紹東(dong) 國前所未有的書(shu) 院製度，以便接引推廣，使其內(nei) 化成朝鮮自己的製度。其基本策略是，順應當年熱衷朱子學術的社會(hui) 思潮，“依朱子白鹿洞書(shu) 院故事”，大量輯錄朱子著作中的相關(guan) 文獻，編為(wei) 尊賢、學田、藏書(shu) 、雜、別等五錄，將中國書(shu) 院講學、研究、祭祀、藏書(shu) 、刻書(shu) 、學田的基本規製分類呈現，既釋“疑怪”，更提供模範，以便取法而利推廣。雖然這樣做有“止即事而述古多”的毛病，但它可以達到“刮瞽壓驚”、“開悟”、“心降”，化解“異論”的效果，因而獲得書(shu) 院同道的理解。①

《迎鳳誌》，刊於(yu) 明宗十五年（嘉靖三十九年，1560），晚於(yu) 《竹溪誌》十五年，由書(shu) 院創建人盧慶麟編纂。誌分書(shu) 院錄、李氏行錄、學規錄、藏書(shu) 錄、學田錄、廟院定議錄等六部分，前有李滉《迎鳳書(shu) 院記》。迎鳳書(shu) 院創建、修誌之時，也麵臨(lin) 著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書(shu) 院作為(wei) 新引入的製度，其正當性、合法性仍受社會(hui) 質疑，“既有學校，安事書(shu) 院？”（盧慶麟《與(yu) 黃仲舉(ju) 書(shu) 》）這仍是一個(ge) 需要回答的老問題；二是在建院過程中，圍繞著奉祀李兆年、李仁複、金宏弼三人，而產(chan) 生的祠院關(guan) 係、入祀標準、奉祀主配、道德之師與(yu) 忠節一行之師、儒佛矛盾等問題。對第一個(ge) 問題，盧持“書(shu) 院與(yu) 學校實相表裏”而予化解，並將《大明一統誌》所載九十府州三百一十三所書(shu) 院的資料全部抄錄到《書(shu) 院錄》中，且列表統計。如此將“中原書(shu) 院詳錄幾盡”，既有“援據故事以解齒頰”的無奈（樸承任、黃俊良《答四印堂》），也有其“諭眾(zhong) 通知”的深意，即“使東(dong) 人皆知書(shu) 院與(yu) 學校實相表裏，向之疑者反謂書(shu) 院在中朝如彼其多，在本國亦宜尚之，終至見聞不pagenumber_ebook=93,pagenumber_book=91，的知當然”（盧慶麟《答樸重甫黃仲舉(ju) 書(shu) 》），為(wei) 書(shu) 院的發展進一步掃清思想障礙。這種做法，曾得到李滉的肯定，其稱《迎鳳誌》“盡錄上國書(shu) 院，可以曉世人訾毀書(shu) 院之惑”（李滉《答四印堂書(shu) 》）[6]（廟院定議錄）。至於(yu) 第二個(ge) 問題，則應李滉要求，盧慶麟將自己與(yu) 李楨、黃俊良、尹春年、金希彥、樸承任、李滉等人相互討論的22封書(shu) 信，輯為(wei) 《廟院定議錄》，收入院誌，“以使後人知今日往複之意”。這是反映朝鮮官紳當年如何移植、接受書(shu) 院的最鮮活的史料。在討論中，他們(men) 確立了一係列原則，如祠院並立，院以養(yang) 賢，祠以表忠。立祠本意在使“學者追慕尊仰，立的以為(wei) 準也”。崇道學應當重於(yu) 尚忠義(yi) ，故而奉祀有主配之分，等等。這些原則既本於(yu) 中原書(shu) 院，淵源有自，又影響後世朝鮮書(shu) 院的發展，源遠流長，使得朝鮮書(shu) 院有了注重祭祀的特色。

《吳山誌》，刊於(yu) 宣祖二十三年（萬(wan) 曆十八年，1590），由吳山書(shu) 院創建人柳雲(yun) 龍（1539～1601）編纂。誌分四卷：卷一記享祀人吉再事跡，分行錄、祭文、碑陰記三目；卷二分享祀、祭儀(yi) 、展謁三目，記祭祀之事；卷三為(wei) 學規，分有司、院士、居業(ye) 、勸課、防檢、交際、相正、養(yang) 賢、修宇、點書(shu) 、典仆等十一目；卷四為(wei) 考證，記書(shu) 院創建之事。吳山書(shu) 院創建時，朝鮮書(shu) 院已是“比邑相望”，開始進入獨立發展階段，故而院誌一改竹溪、迎鳳二誌動輒大量援引中國書(shu) 院文獻之習(xi) ，已經基本本土化。茲(zi) 引柳雲(yun) 龍卷二之卷首識語為(wei) 證，其稱：

書(shu) 院告成，享祀有日，不可無祭儀(yi) 及院規，謹取陶山、易東(dong) 、伊山、白雲(yun) 、金烏(wu) 、川穀、屏山等書(shu) 院定規，及《五禮儀(yi) 》，略加參述如左，類皆出於(yu) 前賢酌定已試之效，一無起於(yu) 賤末創見臆擇之說，後之覽者，其毋以曾經鄙人之手而忽之哉[13]（卷二）。

上文所及《五禮儀(yi) 》為(wei) 朝鮮儒學經典著作，陶山到屏山各書(shu) 院皆為(wei) 朝鮮書(shu) 院。由此可知，吳山書(shu) 院的運作規製已經基本本土化，不必再援中原書(shu) 院故事“以解齒頰”。

當然，中國書(shu) 院的影響還是有跡可尋。吳山書(shu) 院奉祀冶隱先生吉再，依墓而建。查吉再墓，有段柳雲(yun) 龍的按語，其稱：

《一統誌》：閔子書(shu) 院，在濟南府西五裏閔子墓前。高節書(shu) 院，在紹興(xing) 府餘(yu) 姚縣東(dong) 北十五裏嚴(yan) 子陵墓側(ce) 。杜陵書(shu) 院，在衡州府來陵縣北二裏杜甫墓前。以此觀之，書(shu) 院之建於(yu) 先賢墓側(ce) 尚矣，非今創為(wei) ，而亦有可據也審矣[13]（卷四）。（洪波按：來陵縣，當作耒陽縣。）

由此可知，依吉再墓而建吳山書(shu) 院，仍然是援用《大明一統誌》先賢墓側(ce) 建書(shu) 院之例，事屬“可據”，還是竹溪、迎鳳論證書(shu) 院合法性的老方法、老模式。

綜上所述，從(cong) 《竹溪誌》（1544）大量移錄朱子及中國先賢著述，到《迎鳳誌》（1560）一整卷抄錄《大明一統誌》各府州三百餘(yu) 所書(shu) 院史料，再到《吳山誌》（1590）僅(jin) 在按語中提及《大明一統誌》所載三書(shu) 院，這是一個(ge) 中國因素遞減的過程。與(yu) 此同時，從(cong) 竹溪書(shu) 院謹祀、禮賢、修宇、備廩、點書(shu) 五條院規隱於(yu) 《雜錄》，到迎鳳書(shu) 院專(zhuan) 辟《學規錄》，紀載謹祀、禮賢、勸課、修宇、考廩、點書(shu) 、擇院長七條院規，再到吳山書(shu) 院祭祀、院規各自獨立成卷，院規又細化成有司、院士、居業(ye) 、勸課、防檢、交際、相正、養(yang) 賢、修宇、點書(shu) 、典仆，共計十一條，這又是一個(ge) 朝鮮本土因素遞增的過程，顯示朝鮮書(shu) 院有“發展成為(wei) 鄉(xiang) 村教化工具”的傾(qing) 向[14]。如此遞相減增，正是書(shu) 院在朝鮮移植、接受的一個(ge) 大致曆程。

七、書(shu) 院、祠廟為(wei) 東(dong) 方欠典，需從(cong) 中國引入

朝鮮本無書(shu) 院和祠廟，視作東(dong) 方欠典，得從(cong) 中國引入，這是當年李氏朝鮮官紳的共識。茲(zi) 將相關(guan) 資料引錄如下，以供參考。

周世鵬中宗三十九年（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月，作《竹溪誌序》，其稱：

我國舊無祠若書(shu) 院，欲由我而始，不亦近於(yu) 汰乎[7]（卷首）？

李滉明宗四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十二月作《上監司沈公書(shu) 》，其稱：

惟我東(dong) 國，迪教之方一遵華製，內(nei) 有成均四學，外有鄉(xiang) 校，可謂美矣，而獨書(shu) 院之設前未有聞，此乃吾東(dong) 方一大欠典也[7]（卷首）。

李滉明宗十五年（嘉靖三十九年，1560）作《迎鳳書(shu) 院記》，其稱：

夫書(shu) 院之與(yu) 家塾黨(dang) 庠製雖不同，而義(yi) 則同歸，其有關(guan) 風化也甚大。故知道之士，願治之主，莫不於(yu) 是而拳拳焉。所以中國書(shu) 院鼎盛於(yu) 近古，我東(dong) 書(shu) 院亦昉於(yu) 今日。觀其或因於(yu) 其人之自建，或作於(yu) 後人之象賢，或由於(yu) 守令之創立，或出於(yu) 朝廷之勸獎，皆所以廣教思、敦化原也，而其有廟以祀先賢者，則其於(yu) 崇道作人之方為(wei) 尤備也[6]（卷首）。

盧慶麟明宗十四年（嘉靖三十八年，1559）首秋《與(yu) 李承宣書(shu) 》，其稱：

所示書(shu) 院祠廟事，不無怪訝。以愚所見，欲立院立祠者，蓋以吾東(dong) 方崇德象賢之典，報功追遠之意，寂然泯絕，實是文治一大欠典。試以眼前之所近者言之，有若金庾信將相新羅，合三為(wei) 一，蝸角戰息，萬(wan) 世永賴，而寥寥四顧，環嶺表無一間之祠，視中國立祠廟許多，所祀者能盡如庾信之功乎？有如吉再，摳衣鄭門，綽有師承，竟任王氏五百年綱常，真儒勁節，實千載一人，而蕭然故裏，不聞有鄉(xiang) 先生之廟，況複立書(shu) 院以祀百世之師乎？……有功德如庾信，有學有節如吉再者，亦因此以有院有祠，則聖治之闕典從(cong) 可以興(xing) 廢矣。《大明一統誌》所載祠廟凡千有餘(yu) 所，而有一功一節者鹹與(yu) 焉。書(shu) 院凡三百有餘(yu) 所，而雖隻有文章之士如蘇若黃者皆與(yu) 焉，況下於(yu) 蘇黃者亦有之哉……嗚乎甚矣，中國之好賢何如彼其盛，而吾東(dong) 方勸賢之典何至此其闕略也歟[6]（廟院定議錄）！

八、朝鮮官紳眼中的中國書(shu) 院

朝鮮書(shu) 院由中國引入，那中國書(shu) 院在東(dong) 國官紳的眼中又是怎樣的景象呢？試舉(ju) 幾例，以見其概。

李滉《上監司沈公書(shu) 》，從(cong) 白鹿洞書(shu) 院切入，介紹書(shu) 院的曆史與(yu) 山長製，其稱：

夫書(shu) 院之名古未有也，昔南唐之世，李渤舊隱廬山白鹿洞，創立學宮，置師生以教之，謂之國庠，此書(shu) 院之所由始也。宋朝因之，而其在中葉猶未盛，天下隻有四書(shu) 院而已。渡江以後，雖當百戰搶攘之日，而閩浙湖湘之間斯文蔚興(xing) ，士學日盛，轉相慕效，處處增置，無廢不複，非獨我文公之於(yu) 白鹿洞為(wei) 然也。胡元竊據，猶知首立太極書(shu) 院，以倡天下。逮我大明當天，文化大闡，學校之政益以修舉(ju) 。今《一統誌》所載考之，天下書(shu) 院總有三百餘(yu) 所，其所不載者想尤多也……凡書(shu) 院必有洞主或山長為(wei) 之師，以掌其教。此一件大事，尤當舉(ju) 行[7]（卷首）。

李滉此說，後來被《李朝實錄·明宗實錄》接受消化，並以“史臣曰”的形式采錄[15]，流傳(chuan) 甚廣，影響甚大。

李滉《迎鳳書(shu) 院記》，其視角轉向書(shu) 院起源，由三代之學校體(ti) 係講起，其稱：

昔在三代之隆，教法極備，家有塾，黨(dang) 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蓋無適而非學也。降及後世，教壞而學崩，則國學鄉(xiang) 校僅(jin) 有文具，而家塾黨(dang) 庠之製寥寥焉，至使篤誌願學之士抱墳策無所於(yu) 歸，此書(shu) 院之所由起[6]（卷首）。

盧慶麟《與(yu) 黃仲舉(ju) 書(shu) 》，則從(cong) 學校與(yu) 書(shu) 院關(guan) 係入手，涉及學校、書(shu) 院、精舍，其稱：

稽諸中朝，則遍列邑皆設學校，又有書(shu) 院若精舍，月試學生，擇其積分高等者升諸書(shu) 院，又拔其尤者升諸精舍，皆務作成有序，而致其精也。書(shu) 院實與(yu) 學校相表裏[6]（廟院定議錄）。

由月試積分之法，明顯感到，其取材於(yu) 《宋史·尹穀傳(chuan) 》，與(yu) 潭州州學、湘西書(shu) 院、嶽麓書(shu) 院有關(guan) 。

柳雲(yun) 龍《廬江誌》卷一收錄的金惟一齋《上府伯權草澗文海書(shu) 》，由宋初四書(shu) 院切入，重點介紹嶽麓書(shu) 院，事關(guan) 張栻、朱熹、呂祖謙“東(dong) 南三賢”。其稱：

嗚乎，書(shu) 院之建其來尚矣，宋初隻有四書(shu) 院，曰白鹿、崇陽、嶽麓、睢陽，所謂尤著天下者也。渡江以後，雖當百戰搶攘之日，而有誌之士轉相效慕，創而新之，無廢不複，如張南軒、呂東(dong) 萊諸先生，汲汲乎，眷眷乎，記其顛末，以昭後學。而其他朱洞之首度，尹則之請朝，潘、宋之增修，劉洪之再造，皆自我文公發之也。今以《一統誌》所載考之，天下之書(shu) 院總三百餘(yu) 所，其所不錄者又不知其幾何也。

洪波按：崇陽、尹則、劉洪，當為(wei) 嵩陽、李允則、劉珙之誤。金惟一齋上書(shu) 於(yu) 宣祖六年（萬(wan) 曆元年，1573），金氏時任慶尚道安東(dong) 府廬江書(shu) 院洞主，對中國宋初四書(shu) 院，尤其是嶽麓書(shu) 院的發展有如此深入了解，可見書(shu) 院之推廣已有相當程度。

九、朝鮮以教育為(wei) 接口引入書(shu) 院，因而其早期書(shu) 院被明確定位於(yu) 教學授受的學校

教育是朝鮮引入書(shu) 院製度的接口，因而其早期書(shu) 院的功能定位非常明確地設定為(wei) 從(cong) 事教育教學的學校。在當年的書(shu) 院文獻中，可以看到“設院養(yang) 賢”“設院養(yang) 士”“立院養(yang) 士”“建院欲以育才”“立院以為(wei) 學者藏修”“書(shu) 院與(yu) 學校相表裏”“院者欲以寓士子之講習(xi) ”“院以養(yang) 賢”“書(shu) 院乃所以廣育人才”等等非常清晰的表述。誠為(wei) 李滉所稱：“惟有書(shu) 院之教盛興(xing) 於(yu) 今日，則庶可以救學政之缺，學者有所依歸，士風從(cong) 而丕變，習(xi) 俗日美，而王化可成。”正因為(wei) 如此，“則書(shu) 院非止為(wei) 一邑一道之學，乃可為(wei) 一國之學矣”（李滉《上監司沈公書(shu) 》）[7]（卷首）。也即書(shu) 院就是一邑、一道、一國之學校。事實上，經過努力，確有一批書(shu) 院成長為(wei) “國庠”。盧慶麟《呈金先生師魯書(shu) 》稱：“書(shu) 院之盛在中國無慮三百餘(yu) 所，在本國創自紹修，已為(wei) 國庠者多。”黃俊良在《答四印堂書(shu) 》中也有類似的說法：“書(shu) 院之作創自白雲(yun) ，多至五六所，已為(wei) 國庠。”[6]（廟院定議錄）

書(shu) 院既為(wei) 學校，二者功能重疊，由此引發“書(shu) 院大妨學校”的疑慮，招致“既有學校，安事書(shu) 院”的質問，也就在情理之中，它從(cong) 反麵證明社會(hui) 已經認可書(shu) 院的學校屬性。

十、書(shu) 院從(cong) 事科舉(ju) 之業(ye) ，與(yu) 倡導為(wei) 己之學並不矛盾

書(shu) 院既定位於(yu) 學校，在科舉(ju) 時代，其從(cong) 事舉(ju) 業(ye) ，就是題中之義(yi) ，中國[16]、朝鮮概莫能外。

朱熹在白鹿洞書(shu) 院辦舉(ju) 人講習(xi) 班，事見其《招舉(ju) 人入書(shu) 院狀》[17]，具體(ti) 情況可以參見拙作《中國書(shu) 院史》[18]第三章第二節，此處存而不論。

周世鵬規定，司馬與(yu) 初試入格者在白雲(yun) 洞書(shu) 院有優(you) 先入院肄業(ye) 的權力。其稱：“凡入院之士，司馬則如入大學；其次初試入格者；雖非初試入格，其一心向學有操行而願入者，有司稟於(yu) 斯文許入。夫開院固欲迎賢，若濫入則不肖者間之，非徒耗廩，將有損於(yu) 書(shu) 冊(ce) 什物。愚者至而賢者必不肯來，亦荒廢院宇之一漸也，其擇尤不可不謹也。”[7]（卷五）他自己則常常“匹馬來宿，與(yu) 儒生講論經義(yi) ”，大倡“尊賢興(xing) 學之意”，故而“來棲之人不四、五年，皆為(wei) 名士，連捷巍科，人謂入院者便登第”，其“有益於(yu) 國家養(yang) 育人材之道至矣”[19]。

李滉在周世鵬之後六年，同樣以豐(feng) 基郡守身份經營白雲(yun) 洞書(shu) 院，認定“書(shu) 院非止為(wei) 一邑一道之學，乃可為(wei) 一國之學”，“可以救學政之缺”[7]（卷首），未見其反對科舉(ju) 之言行。而其後所訂《伊山院規》，第一條就規定“文章科舉(ju) 之業(ye) 亦不可不為(wei) 之”。其稱：

諸生讀書(shu) ，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本原，《小學》《家禮》為(wei) 門戶。遵國家作養(yang) 之方，守聖賢親(qin) 切之訓，知萬(wan) 善本具於(yu) 我，信古道可踐於(yu) 今，皆務為(wei) 躬行心得、明體(ti) 適用之學。其諸史子集、文章科舉(ju) 之業(ye) ，亦不可不為(wei) 之，旁務博通。然當知內(nei) 外本末、輕重緩急之序，常自激昂，莫令墜墮。自餘(yu) 邪誕、妖異、淫僻之書(shu) ，並不得入院近眼，以亂(luan) 道惑誌[20]（p1844）。

“科舉(ju) 之業(ye) ”雖“不可不為(wei) ”，但又以本末、內(nei) 外、輕重將其匡定在末、外、輕的位置，這是科舉(ju) 時代明智而又無奈的選擇。伊山之後，灆溪[20]（P1837）、陶山[20]（P1847）、西嶽、吳山等朝鮮早期著名書(shu) 院，皆沿用、抄錄李滉所訂製度，以規範院中舉(ju) 業(ye) 教學工作。受其影響，院中師生研習(xi) 舉(ju) 業(ye) 就成為(wei) 了後世書(shu) 院生活的常態[21]。

當然，主流之外，也有例外。如粟穀李珥在《隱屏精舍學規》中就不同意退溪李滉的作法，規定“若欲做科業(ye) 者，必習(xi) 於(yu) 他處”[20]（p1860-1861）。樸世采製定的《文會(hui) 書(shu) 院院規》也明言：“今宜院外別設一齋，以待隸舉(ju) 業(ye) 者，使毋得輒升講堂，肆做時文，以犯大戒。”[20]（p1864）他們(men) 將科舉(ju) 排除在書(shu) 院之外。

應該指出，舉(ju) 業(ye) 及決(jue) 科利祿的危害，絕非“本末內(nei) 外”一紙規定所能製約、匡定，必須設法加以解決(jue) 。對此，周世鵬和李滉都有清醒的認識，並不約而同采用“為(wei) 己之學”而予化解。

周世鵬用“為(wei) 己之學”化解科舉(ju) 之害的努力長期被人忽視，考諸文獻，至少有兩(liang) 點值得引起注意。一是製度限製。規定“別置入院錄。凡入院之士，必自錄姓名，且記其來寓年月”。如此登記題名，是因為(wei) “後來者必披案曆指曰：某也學而為(wei) 己，某也學而為(wei) 人，某也生而有愧，某也沒而無怍。其窮達雖殊，而賢愚亦遠。嗚呼，可不懼乎？可不勉乎？”[7]（卷五）這是利用君子重名的儒家理念來約束科名利欲之心。誠所謂“善待之際，兼示務本之義(yi) ，不專(zhuan) 決(jue) 科饕利之資，則不一善夫”（黃俊良《答四印堂》）[6]（廟院定議錄）。二是編纂《竹溪誌》，借聖賢之言大伸“為(wei) 己之學”之旨。誠如周世鵬《竹溪誌》自序所稱，院誌尊賢、學田、藏書(shu) 、雜錄、別錄諸篇，“必表出朱子所著而為(wei) 之冠”，意在表明晦軒安珦先生“慕朱子之意，其說皆為(wei) 己之學，實出於(yu) 仲尼、顏曾思孟、兩(liang) 程之要旨，而與(yu) 後世為(wei) 人之學，其義(yi) 利、內(nei) 外、精粗、本末有霄壤之判矣”[7]（卷首）。這是用整部書(shu) 院誌來宣揚“為(wei) 己之學”，尤其《別錄》以下實分為(wei) 學、立教、辟邪三篇，“上祖仲尼，下及晦翁，皆所以明天理，抑邪說，闡晦軒之誌”，“指其所向”[7]（卷六），其倡導為(wei) 己之學的用心，值得引起特別注意。

至於(yu) 李滉用古人“為(wei) 己之學”化解時人“為(wei) 人之學”之害的努力，以及講學、藏修的方式方法，建設士林書(shu) 院的理念等，所論甚多，表揚甚力，此則略而不論。

比較好奇的是，雖然李滉和周世鵬後先相隨，相向而行，共同開創了朝鮮“前古所無之盛舉(ju) ”的白雲(yun) 洞書(shu) 院事業(ye) ，都認同書(shu) 院舉(ju) 業(ye) 而又對其保持警惕，且同樣以“為(wei) 己之學”的方法去對衝(chong) 化解其“為(wei) 人之學”的危害，但後世學者為(wei) 何要將周、李劃為(wei) 朝鮮書(shu) 院兩(liang) 個(ge) 不同發展時期的代表，並且有抑周揚李的顧向？此其一。其二，有關(guan) 入院資格，周世鵬明文規定有三條，即司馬、初試入格者、雖非入格其一心向學有操行而願入者。為(wei) 何後世不計第三條，而簡化為(wei) 所謂“入格”的問題，且將其上升到區別周世鵬與(yu) 李滉二人書(shu) 院觀的重要標準，並將“罷格論”的勝利看成是朝鮮書(shu) 院本質得以確立的標誌。對此二者，尚有待後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日]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李朝實錄·世宗實錄(第一)[M].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56.

[2][韓]李樹煥.朝鮮時代書(shu) 院的成立與(yu) 發展[A].朱漢民，李弘祺，中國書(shu) 院(第六輯)[C].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194.

[3][韓]金紫雲(yun) .朝鮮時代紹修書(shu) 院講學研究[D].首爾：韓國學中央研究院，2013：36.

[4][日]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李朝實錄·中宗實錄(第五)[M].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60：446-447.

[5][日]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李朝實錄·世宗實錄(第三)[M].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56：65.

[6][朝鮮]盧慶麟.迎鳳誌[M].朝鮮明宗間刻本.

[7][朝鮮]周世鵬.竹溪誌[M].韓國：安承奎跋識重刊本，1968.

[8][日]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李朝實錄·孝宗實錄[M].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63：434.

[9][日]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李朝實錄·正祖實錄(第三)[M].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66：332.

[10]丁淳佑.韓國初期書(shu) 院在教育史上的意義(yi) [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07(03)：23-30.

[11][日]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李朝實錄·仁祖實錄(第二)[M].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62：446.

[12][韓]鄭萬(wan) 祚.韓國書(shu) 院的曆史與(yu) 書(shu) 院誌的編纂[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07(06)：11-12.

[13][朝鮮]柳雲(yun) 龍.吳山誌[M].朝鮮宣祖間刻本.

[14][韓]趙峻皓.從(cong) 書(shu) 院誌看朝鮮初期書(shu) 院的性格——以《竹溪誌》《迎鳳誌》《吳山誌》為(wei) 中心[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0(03)：14-18.

[15][日]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李朝實錄·明宗實錄(第一)[M].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60：547.

[16]張勁鬆.論科舉(ju) 與(yu) 古代書(shu) 院的起源——以唐代江西家族書(shu) 院為(wei) 例[J].大學教育科學，2006(01)：75-77.

[17]趙所生，薛正興(xing) .中國曆代書(shu) 院誌[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35.

[18]鄧洪波.中國書(shu) 院史(增訂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141-142.

[19][朝鮮]朝鮮史編修會(hui) .朝鮮史料叢(cong) 刊(十七)[M].京城：朝鮮總督府，1937：1.

[20]鄧洪波.中國書(shu) 院學規集成[M].上海：中西書(shu) 局，2012.

[21][韓]樸鍾培.從(cong) 學規看朝鮮時代的書(shu) 院教育[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0(02)：29-36.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