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齊詩》學研究及其批評

作者：馮(feng) 鵬（河南大學哲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九月十一日己卯

          耶穌2019年10月9日

在清代複興(xing) 漢學的時代風潮中，魏代亡佚的《齊詩》學成為(wei) 眾(zhong) 多學者搜輯檢討的對象。範家相、馮(feng) 登府、迮鶴壽以及陳壽祺、陳喬(qiao) 樅父子等人先後繼起，網羅遺佚，使得久已淡出學界視野的漢代《齊詩》學，尤其是其中的“《齊詩》翼氏學”重獲學人們(men) 的注意。某種意義(yi) 上，這開啟了兩(liang) 百多年來《齊詩》學研究的新篇章。他們(men) 的基本意見，在於(yu) 認定“《齊詩》翼氏學”為(wei) 西漢《齊詩》學正宗，乃至“聖門言《詩》之微旨”。這種觀點到了民國年間，受到眾(zhong) 多學者的批判。例如，梁啟超便將“《齊詩》翼氏學”置於(yu) 漢儒陰陽五行說內(nei) ，並將其定性為(wei) “惑世誣民”之邪說、“禨祥災祲”之迷信。雖然我們(men) 今天已經普遍接受了後一種評價(jia) ，但是梁啟超的觀點是在近代西學東(dong) 漸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並不能真正構成對清儒的學術批判，且未免帶有明顯的情緒化色彩。其實，陳喬(qiao) 樅等人對西漢《齊詩》學的誤解，是完全可以從(cong) 學術史的立場上加以批評與(yu) 駁斥的。

就學術與(yu) 政治思潮的變遷而言，《齊詩》學在西漢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大致經曆了兩(liang) 個(ge) 主要階段，其一是以轅固、後蒼等人為(wei) 代表的早期《齊詩》學，其二是由翼奉及其後學發展出來的“《齊詩》翼氏學”，按照學界的一般觀點，其具體(ti) 內(nei) 容主要包括“四始、五際、六情十二律”等理論。前者可以視為(wei) 西漢《齊詩》學的正宗，後者則是陰陽災異思潮影響下的產(chan) 物，或者可以方便地稱為(wei) 西漢《齊詩》學的“異義(yi) ”與(yu) “別傳(chuan) ”。至於(yu) 將“《齊詩》翼氏學”視為(wei) 西漢《齊詩》學正宗，乃至“聖門言《詩》之微旨”的看法，完全是那些誌在“尋墜緒，扶微學”的清儒們(men) 的曲解。這裏我們(men) 不妨舉(ju) 出清儒陳喬(qiao) 樅的見解，對其稍作疏通與(yu) 辯駁，以見西漢《齊詩》學傳(chuan) 承及變遷的本來麵貌。

陳氏《齊詩翼氏學疏證·自敘》謂，“顧《齊詩》之學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陰陽、終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luan) 、安危之故。其間微言有線未絕，獨賴《漢書(shu) ·翼奉傳(chuan) 》一篇存什一於(yu) 千百而已。先大夫嚐言漢儒治經，如《易》有孟、京卦氣之候，《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尚書(shu) 》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五行》之論，莫不明於(yu) 象數，善推禍福，著天人之應。翼氏之治《詩》，精通乎律曆陰陽，以窮極性命、告往知來，夫非聖門言《詩》之微旨歟！”

喬(qiao) 樅守其父說，將“四始、五際、六情”等說視為(wei) 西漢《齊詩》學正宗，乃至“聖門言《詩》之微旨”的看法，並不符合曆史的實際，且對於(yu) 我們(men) 準確把握西漢《齊詩》學的性格及其發展進程造成嚴(yan) 重的幹擾。其錯謬之處，可從(cong) 下述三個(ge) 方麵加以駁斥。

其一，若“四始、五際、六情”等說果為(wei) 西漢《齊詩》學的正統理論，則其不當隻見於(yu) 翼奉的稱引，而不為(wei) 前期或同期其他《齊詩》學傳(chuan) 人所言及。據《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記載，《齊詩》學的創立者為(wei) 景武之際的齊人轅固生，轅固傳(chuan) 夏侯始昌，始昌授後蒼，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僅(jin) 就現存的文獻而論，“四始、五際、六情”諸說並不見於(yu) 除翼奉之外的上述其他《齊詩》學者。據此，陳氏父子的觀點似無充足的證據。如果稍退一步，將此類學說籠統地納入漢儒陰陽災異說的範圍，則除翼奉外，夏侯始昌、蕭望之也是主張陰陽災異的名儒，並有大量解釋災異的言論見於(yu) 《漢書(shu) 》等材料。如果《齊詩》學本來的理論之中確有“四始、五際”等說，何以在同為(wei) 《齊詩》學傳(chuan) 人的夏侯始昌、蕭望之那裏絲(si) 毫沒有論及呢？當然，限於(yu) 漢代文獻的大量佚失，本條質疑隻有佐助的功能，並不能完全推翻陳氏父子的觀點。

其二，陳氏父子認定“四始、五際、六情”等說為(wei) 得自《齊詩》正傳(chuan) 的觀點，不符合《漢書(shu) 》對齊、魯、韓三家《詩》初創時期異同的評定。三家《詩》在創立時期的異同，《漢書(shu) 》之中原有定議，如《藝文誌》謂：“漢興(xing) ，魯申公為(wei) 《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wei) 之傳(chuan) ，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yi) 。與(yu) 不得已，魯最為(wei) 近之。”又《儒林傳(chuan) 》謂：“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nei) 、外《傳(chuan) 》數萬(wan) 言，其語頗與(yu) 齊、魯間殊，然歸一也。”即此而論，三家《詩》雖然在著作的形式上有所差別，但言《詩》的宗旨則是趨於(yu) 一致的。如果“四始、五際、六情”等說為(wei) 漢初《齊詩》學的正統理論，班固理應作出相關(guan) 的說明。其實，陳慶鏞在為(wei) 《齊詩翼氏學疏證》作《敘》時已意識到此問題。他說：“或疑翼少君始際之說，因災陳戒，托言詩篇，以明緯學，其說涉於(yu) 附會(hui) 。故班孟堅亦謂其假經立誼，依托象數，或不免乎億(yi) 則屢中。”然而，“或者”的質疑並未引起陳慶鏞的重視，他選擇相信《漢書(shu) 》本傳(chuan)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知日食地震之效”的文本作為(wei) 立論的依據，並援引孟康《注》中的“《詩內(nei) 傳(chuan) 》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以為(wei) 孟康所說《詩內(nei) 傳(chuan) 》即漢初轅固生所作《齊詩內(nei) 傳(chuan) 》，由此得出“五際之說，本《齊詩》明矣”的結論，甚至接著便斷言“五際之說，出於(yu) 《齊詩》，則四始之說，亦出於(yu) 《齊詩》，更無疑也”。其實，孟康所謂《詩內(nei) 傳(chuan) 》是指東(dong) 漢以後被稱為(wei) “內(nei) 學”的《詩緯》類文獻，並非轅固的《齊詩內(nei) 傳(chuan) 》。既如此，則陳氏父子的證據基本無法成立。

其三，陳喬(qiao) 樅為(wei) 論證“四始、五際、六情”諸說係“聖門言《詩》之微旨”，援引了“《易》有孟、京卦氣之候，《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尚書(shu) 》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五行》之論”作為(wei) 旁證。然而，這些旁證適足以起到消解陳氏觀點的效果。孟喜、京房的卦氣說在西漢易學中的地位與(yu) 歸屬，是近30餘(yu) 年易學界重點研討的問題。目前來看，除極個(ge) 別學者仍堅持卦氣說源於(yu) 上古易學傳(chuan) 統外，絕大部分學人則主張它是西漢易學家建構的新理論。同樣，視《洪範五行》災異之學為(wei) 漢初伏生所傳(chuan) 的傳(chuan) 統說法也被推翻，學界已基本接受了夏侯始昌創立《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新觀點。至於(yu) 《春秋公羊》災異說，雖然自董仲舒以來便被視為(wei) 西漢《春秋》學的正統理論，但是董仲舒的公羊災異說並不能夠在《春秋》本經乃至《公羊傳(chuan) 》中找到堅實的文本依據，而是他通過特定的詮釋方法附會(hui) 到經傳(chuan) 之上的。將《春秋》本經、《春秋公羊傳(chuan) 》與(yu) 董仲舒所闡發的《春秋公羊》學區分開來加以研究，已經成為(wei) 學界的基本共識。既然後三者並非漢初儒學之原貌，更非孔、孟原始儒家之正傳(chuan) ，今日已有定論，則陳說之錯謬自然明白無疑。

即此，結合整個(ge) 西漢經學的發展趨勢而言，清儒陳喬(qiao) 樅等人關(guan) 於(yu) “四始、五際、六情”諸說為(wei) 《齊詩》學正傳(chuan) ，甚至“聖門言《詩》之微旨”的觀點，完全不能得到我們(men) 的讚同。其實，翼奉的《齊詩》學不惟異於(yu) 孔門《詩》教，也未必來自漢初博士轅固生，它實際上是西漢經學家援據陰陽數術、附會(hui) 經傳(chuan) 以言災異思潮的產(chan) 物。首倡其說的，可能是轅固的弟子夏侯始昌，或再傳(chuan) 弟子後蒼，而最有可能的就是翼奉本人。其“四始五際”“六情十二律”說之於(yu) 《齊詩》，類似於(yu) 災異譴告說之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卦氣災異論之於(yu) 《周易》經傳(chuan) ，都與(yu) 經典本身沒有直接關(guan) 係，而由於(yu) 受一定的曆史時勢、學術風氣之影響，經某人的努力，才附會(hui) 到經傳(chuan) 之上的。清儒唐晏《兩(liang) 漢三國學案》謂：“《齊詩》本為(wei) 《詩》家別傳(chuan) ，而奉之學尤異，純以陰陽五行說《詩》，仿佛京房之於(yu) 《易》，李尋之於(yu) 《書(shu) 》……奉純以天道言《詩》，豈孔門用《詩》之本意也乎……如奉所言，未免於(yu) 語怪矣。”可見清末學者對此已有清醒認識。而稍早於(yu) 唐晏的陳喬(qiao) 樅之所以會(hui) 發生誤讀，隻能歸結為(wei) 他身處清代漢學研究大張門戶之幟的時代氛圍中，蔽而不能有所見的緣故了。或者，正如錢基博所說，那些標榜“尋繹墜緒”“扶助微學”的清儒，實際上所從(cong) 事的是“翹漢學以為(wei) 名高”的事業(ye) ，並因此而造成“漢學之焰彌高，漢學之真彌隱”的學術困局。至於(yu) 我們(men) 今日的經學史研究，首先要擺脫的便是部分清代經學家設置的類似障礙，以曆史的眼光和理性的態度重新審視傳(chuan) 統經學的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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