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經世致用的治學之道

作者：黃卉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廿七日乙醜(chou)

          耶穌2019年9月25日

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與(yu) 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的治學範圍極廣，於(yu) 經、史、諸子、天文、曆法、文學無所不通。他的學術思想廣博精微，對後世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曾國藩曾評價(jia) 他：“先生皆已發之於(yu) 前，與(yu) 後賢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體(ti) 係中，其有關(guan) 讀書(shu) 治學方麵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視的，他的治學之道對現代人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辨其大義(yi) ，察其微言

南北朝時期，梁元帝蕭繹在都城淪陷之際，下令將宮中十四萬(wan) 冊(ce) 藏書(shu) 付之一炬，問其原因，梁元帝的回答是：“讀書(shu) 萬(wan) 卷，尤有今日，故焚之。”針對此事，王夫之作《論梁元帝讀書(shu) 》一文，對梁元帝的行為(wei) 進行了深刻批判。其言道：“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shu) 之故，而抑未嚐非讀書(shu) 之故也”。梁元帝陷入江山易主的困境是他個(ge) 人治國無能、用人不當所致，與(yu) 讀不讀書(shu) 並無直接關(guan) 係。王夫之還指出梁元帝在讀書(shu) 方麵陷入了巨大誤區，即使讀書(shu) 萬(wan) 卷，也難有進益。作為(wei) 帝王，梁元帝讀書(shu) 並沒有與(yu) 治國聯係起來，而是“搜索駢麗(li) 、攢集影跡、以誇博記”，隻讀那些辭藻華麗(li) 但對其修身治國毫無益處的駢文。可見，於(yu) 梁元帝而言，讀書(shu) 隻不過是裝點門麵的工具罷了。王夫之批評他“錮誌氣於(yu) 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yi) ，迷影跡而失微言”。

鑒於(yu) 梁元帝的教訓，王夫之提出讀書(shu) 應以“立誌為(wei) 先”。他指出，“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yu) 學”，堅定誌向再讀書(shu) ，才能學有所獲。讀書(shu) 若是漫無目的，心誌就會(hui) 被書(shu) 中內(nei) 容所左右，遊移不定，甚至被異端邪說所迷惑。他認為(wei) “誌立則學思從(cong) 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誌之篤，則氣從(cong) 其誌，以不倦而日新”。隻有確立讀書(shu) 的誌向，才會(hui) 在讀書(shu) 的過程中思考書(shu) 中的道理，每天有所進益，孜孜不倦。

王夫之還指出了讀書(shu) 的目標和原則，“夫讀書(shu) 將以何為(wei) 哉?辨其大義(yi) ，以立修己治人之體(ti) 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yi) 入神之用也”。這就是說，讀書(shu) 首先要把握住書(shu) 中宏大的旨意，從(cong) 而確立自己修己治人的根本法則;其次要體(ti) 察書(shu) 中精微的言辭，從(cong) 而熟練地掌握書(shu) 中的奧妙變化，並將其運用於(yu) 灑掃應對的日用之道。讀書(shu) 的根本目的在於(yu) 將書(shu) 中的道理與(yu) 自身的現實處境聯係起來，融會(hui) 貫通，學以致用。

行難知易，學思結合

王夫之認為(wei) 讀書(shu) 不應該局限在書(shu) 齋當中，隻學習(xi) 書(shu) 本知識，而應該堅持知行相資，學思結合。王夫之在批判程朱理學“知先行後”和王陽明“知行統一”兩(liang) 種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獨樹一幟的知行觀。王夫之指出“知行相資以為(wei) 用”，說明在人們(men) 獲取知識的過程中，知和行的功能相異，但是二者的相互結合能夠使“知”“行”雙方都能受益，有助於(yu) 讀者去更好地認知事物。在論述“知”和“行”的關(guan) 係時，王夫之還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觀點，表現出了重“行”的傾(qing) 向。他認為(wei) “知”是“以行為(wei) 功”的，在“行”的過程中可以獲得“知”，但是僅(jin) 靠“知”的過程無法獲得“行”，更無法獲得真知。隻有躬行實踐，才能獲得真知，因此王夫之認為(wei) “行難知易”。從(cong) 內(nei) 在關(guan) 係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觀點與(yu) 我們(men) 現代認識論意義(yi) 上的“實踐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約性。

王夫之也非常重視學思結合。他在《四書(shu) 訓義(yi) 》中指出：“致知之途有二，曰學，曰思。學則不恃己之聰明，而一唯先覺之是效;思則不循古人之陳跡，而任吾警悟之靈。乃二者不可偏廢，而必相資以為(wei) 功。”“學”與(yu) “思”是學習(xi) 的兩(liang) 條途徑，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學”是“思”的前提和基礎，是思考的材料，隻有博覽群書(shu) ，才能知識常新。在擁有一定知識儲(chu) 備之後再進行獨立思考，知其然之後，還要探索其所以然。這個(ge) 思考的過程就是對學習(xi) 材料的吸收和升華，經過“學”與(yu) “思”的結合，讀者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斷和見解。王夫之說“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於(yu) 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就是強調了學思結合的重要性。

經世致用，通達權變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動蕩時代，洞悉世情的他極其反對空談性命的義(yi) 理之學，力倡經世致用的學術主張。王夫之批評心學注重內(nei) 省、鼓吹“心悟”的為(wei) 學路徑，認為(wei) 這種輕視知識的清議思想隻會(hui) 助長“束書(shu) 不觀，遊談無根”的不良學風。而麵對明朝後期日益加深的社會(hui) 危機，那些高談性命義(yi) 理的學者們(men) 卻束手無策，深刻暴露了清談思想的弊端。

麵對“天崩地解”的社會(hui) 巨變，王夫之在參加抗清複明運動失敗後選擇了避居山野。但是他並沒有消極遁世，而是對曆史和時局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強調要把學術研究和社會(hui) 現實聯係起來，以著說為(wei) 武器，尋求挽救社會(hui) 危機的良方。王夫之經世致用的學術主張在其史論思想中表現得最突出。他指出：“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wei) 來者師也。為(wei) 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wei) ?”強調要以史為(wei) 鑒，以“求治之資”，通過深入思考總結曆代王朝盛衰的經驗教訓，來為(wei) 現實社會(hui) 服務，充分發揮史書(shu) 經邦濟世的作用。王夫之指出，在讀史的過程中還必須通達權變，他說“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為(wei) 名，治後世之天下”，因此不能盲目效仿古代的經世之法，需與(yu) 時代需要和趨勢相契合，評史論政，找到一條能夠切實解決(jue) 現實社會(hui) 問題的革新道路。王夫之也親(qin) 自踐行了這種經世致用的治學之道，他結合自己對曆史和時局的思考，對兵戎、賦役、禮製、刑名等關(guan) 乎國計民生的社會(hui) 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旨在“去危即安、興(xing) 利除害”。

王夫之生平踐履篤實，在讀書(shu) 治學上反對空談義(yi) 理、重視經世致用;在安身立命上，始終堅持士人精神、踐行君子人格，追求外王卻能夠掙脫名利的樊籠;在大道不彰時能夠守靜持重、潛心著書(shu) 。在時代潮流的激變中，“經世致用”是王夫之的治學思想中一以貫之的特點，這反映出一個(ge) 思想家對曆史與(yu) 現實的深刻反思。時至今日，我們(men) 仍能從(cong) 王夫之的治學思想中獲得深刻啟發：讀書(shu) 首先要立誌得法，體(ti) 察書(shu) 中的微言大義(yi) ;其次要慎思篤行，正確處理“知”與(yu) “行”的關(guan) 係;最後要通達經世，為(wei) 現實的社會(hui) 人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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