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理論演變與(yu) 中華民族形成

作者：黃鬆筠

來源：《社會(hui) 科學戰線》2019年第9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廿五日癸亥

          耶穌2019年9月23日

摘要：華夷理論作為(wei) 中華民族統一體(ti) 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其一旦產(chan) 生,對中華民族統一體(ti) 的形成和發展就會(hui) 起到理論上的指導作用。曆史表明:華夏民族的形成和華夷之別觀念的產(chan) 生,是對中華民族統一體(ti) 雙方的確認;華夷理論與(yu) 漢民族的形成同步發展;華夷如一是開明民族政策的理論指導;華夷同風、華夷一體(ti) 觀念的提出和實踐,說明中華民族已自發地形成;華夷的中華民族認同,開啟了中華民族“自覺發展”的新時代。

關(guan) 鍵詞：華夷理論;中華民族;民族統一體(ti) ;民族政策;民族認同;

作者簡介：黃鬆筠，吉林省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中國古代邊疆史。

中華民族的確切含義(yi) ，應是中國境內(nei) 的主體(ti) 民族（漢族）與(yu) 非主體(ti) 民族（少數民族）統一體(ti) 的總稱。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滋養(yang) 了偉(wei) 大的中華民族。華夷理論作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豐(feng) 富內(nei) 涵之一，對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華夷理論作為(wei) 反映中華民族形成發展曆史實際的觀念形態，亦有其自身演變的曆史。因此，考察華夷理論的演變，對深入認識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是不無益處的。

一、華夷之別與(yu) 主體(ti) 、非主體(ti) 民族的形成

中華民族形成的曆史源遠流長，最早可以上溯到炎黃二帝乃至於(yu) 新石器時代。然而，中華民族統一體(ti) 的形成，則始於(yu) 春秋時期華夏民族的形成和華夷之別觀念的產(chan) 生。曆史文獻記載表明，產(chan) 生於(yu) 春秋時期的華夷之別觀念，是華夏民族形成的產(chan) 物。華夏民族形成於(yu) 春秋時期，已被大量文獻資料所證實。春秋時期華夷之別觀念的內(nei) 涵，見於(yu) 古文獻的如下記載：

《左傳(chuan) 》成公四年：“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左傳(chuan) 》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

《左傳(chuan) 》定公十年：“裔不謀夏，夷不亂(luan) 華。”

《春秋公羊傳(chuan) 》成公十五年：“《春秋》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

《論語·季氏》：“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以上五則史料對華夷之別的觀念作出了明確的闡述：所謂“華”與(yu) “夷”是指思想文化和心理素質有所差異的族類；地處王朝中央地區的主體(ti) 民族是華夏族，居於(yu) “內(nei) ”；地處周邊地區的非主體(ti) 民族是“四夷”，居於(yu) “外”；“華”應當以“文德”區別於(yu) “四夷”，華夏應對歸附的夷狄予以安撫。由此可見，古代華夷理論的雛形，在西周至春秋時期已大體(ti) 具備。與(yu) 此同時，華夷之別的觀念已經把“華”與(yu) “夷”作為(wei) 民族統一體(ti) 的雙方，區分得一清二楚。可以說，中華民族統一體(ti) 的雙方，在西周至春秋時期的文獻中已被確認。

事實上，中華民族統一體(ti) 的雙方，在華夏民族形成的過程中，起初是自然長成的結構。隨著西周分封製的實行，各封國的居民族屬結構發生了深刻改變。據《左傳(chuan) 》定公四年記載：西周初年的封建諸侯，隨同周族的官員、軍(jun) 隊前往封地的，還有“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率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chou) 類……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懷姓九宗”等等。可見，分封諸侯打破了封國內(nei) 原住民族聚族而居的狀態。在西周初年的主要封國之內(nei) ，原有各族居民與(yu) 上述諸多的“外來”各族居民的雜族而居，使封地居民在族屬的構成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周人是封國內(nei) 占統治地位的民族，受封地區的其他各族，漸漸地接受了周人的風俗習(xi) 慣與(yu) 思想文化，成為(wei) 華夏族的成員。“華”“夏”“諸華”“諸夏”“華夏”，作為(wei) 中原各諸侯國居民的自稱，屢見於(yu) 春秋時期的文獻之中。春秋時期，齊、魯、晉、燕、秦、楚等諸侯國，已經不再被人視為(wei) 蠻、夷、戎、狄之邦了。在爾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周王室、秦、晉與(yu) 諸戎之間不斷地以武力相爭(zheng) ，諸戎也移居於(yu) 中原且後來多被秦、晉所滅，一並融入華夏族；春秋時期，居於(yu) 北方的戎、狄二族，不斷遭到齊、魯、晉、燕、鄭、衛等諸侯國侵擾，由於(yu) 晉國實行“和諸狄戎，以正諸華”的政策，使得晉國四周的諸戎、狄，逐漸與(yu) 華夏族融合為(wei) 一；居住在東(dong) 方的夷族諸部，常常依附於(yu) 魯、楚兩(liang) 國，其中有的被楚國所滅，有的被齊所滅，還有的最終成為(wei) 魯邑；居住在南方的各族，大多被楚國所滅。總之，這個(ge) 時期，居住在中原地區四周的戎、狄、蠻、夷各族，除其中一部分遷徙到更遠的邊外，留下各族所居住的大部分地區都為(wei) 幾個(ge) 大諸侯國所兼並。秦、晉、齊、楚四大強國不斷向四周兼國並土，在更為(wei) 廣大的範圍內(nei) 實現了華夏族與(yu) 其他諸族的相互融合。

上述史實證明，西周、春秋時期，以中原夏、商、周為(wei) 主體(ti) 民族，與(yu) 周邊諸多民族的相互融合，推動了華夏民族的形成。華夏民族形成後，作為(wei) 民族統一體(ti) 的一方，與(yu) 周邊諸多民族共同構成統一體(ti) 的雙方。春秋時期，孔子等人關(guan) 於(yu) 華夷之別的論述，正是基於(yu) 上述曆史實際而進行闡述的。華夷之別觀念對當時民族統一體(ti) 雙方的確認，其內(nei) 涵已如上述。其在理論上的指導意義(yi) 在於(yu) ，為(wei) 當時和此後統一王朝在國家政體(ti) 的地方政權上推行“因俗而治”、民族自治的二元格局，從(cong) 理論上奠定了基礎，並為(wei) 爾後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提供了極為(wei) 有利的條件。華夷之別觀念與(yu) 民族統一體(ti) 雙方的確認，是認識此後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的一把鑰匙。

二、華夷理論與(yu) 漢民族形成的同步發展

從(cong) 春秋時期的華夷之別觀念，到南北朝時期華夷體(ti) 係的形成，經曆了戰國及秦、西漢、東(dong) 漢等三個(ge) 統一王朝。漢魏六朝時期，繼承並發展了西周、春秋時期“守在四夷”“華夷內(nei) 外”“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華夷之別”思想觀念，又進一步提出了“羈縻綏撫”“招附殊俗”與(yu) “藩衛內(nei) 向”的係統理論，使得華夷理論體(ti) 係在這一曆史時期基本形成。

在西漢，主父偃向漢武帝進諫時，曾引用李斯當年反對攻伐匈奴的一段言論：“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ju) ，難得而治……得其地不足為(wei) 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李斯的理論，被東(dong) 漢的虞詡概括為(wei) “不臣異俗”。司馬相如也說，“蓋聞天子之於(yu) 夷狄也，其義(yi) 羈縻勿絕而已”，認為(wei) 王朝天子對於(yu) 周邊的夷狄，隻需籠絡、維係即可，不必直接進行統治。

到東(dong) 漢，尚書(shu) 令虞詡提出了“不臣異俗，羈縻綏撫”“服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的重要理論。漢順帝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上書(shu) 言“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稅”，“議者皆以為(wei) 可”。“尚書(shu) 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難率以禮。’”這一時期的華夷理論中，反對主動對境內(nei) 外的少數民族用兵，是其中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東(dong) 漢的臧宮與(yu) 蔡邕如下的兩(liang) 則言論頗具代表性，分別見於(yu) 《後漢書(shu) 》的《臧宮傳(chuan) 》與(yu) 《蔡邕傳(chuan) 》，即“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和“務戰勝窮武，未有不悔者”，與(yu) 虞詡的“不臣異俗，羈縻綏撫”的觀點一脈相承。

南北朝時期，北魏的楊椿在前人的華夷理論基礎上進行了係統的論述，提出“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以別華戎，異內(nei) 外也”“徙在華夏，而生後患”等著名論述。他的基本主張包括：對於(yu) 已經歸附的諸族，要實行“羈縻”政策，這樣可以達到“近者悅、遠者來”的招附異族的目的；同時承認華夷的差異，二者應“分地而居，因俗而治”；假如強行將異族遷徙內(nei) 地，將後患無窮。上述關(guan) 於(yu) 華夷的論述，表明春秋時期華夷之別的觀念，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形成較為(wei) 完備的華夷理論體(ti) 係。

關(guan) 於(yu) 漢民族的族稱，漢朝人自稱“中國人”。當時，王朝周邊的各民族往往稱漢朝所轄郡縣境內(nei) 的人為(wei) “漢人”，意思是“漢朝的人”，“漢”並非是一個(ge) 民族概念。但是，漢朝時已出現“胡漢”“越漢”“夷漢”等合稱，表明“漢”已初具族稱的含義(yi) 。到魏晉時期，漢族人自稱“中國人”“晉人”，周邊各族卻稱之為(wei) “漢人”。後來，“漢人”作為(wei) 民族的概念，逐漸為(wei) 漢族和非漢族所共同接受。這時，統一王朝內(nei) 的“中國人”這一稱呼，已經不再專(zhuan) 指漢族，開始為(wei) 王朝境內(nei) 包括漢族在內(nei) 的各民族所共享。隨著北方民族在中國北方建立封建王朝（如北魏），周邊民族作為(wei) 統治民族，為(wei) 了將自己與(yu) 漢族區別開來，即用“漢”或“漢人”來專(zhuan) 稱漢族。這樣，“漢”或“漢人”就成為(wei) 一個(ge) 正式的民族概念。“漢”作為(wei) 族稱被境內(nei) 外主體(ti) 民族與(yu) 周邊民族所認同，標誌著中華民族的主體(ti) 民族（漢族）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形成。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的華夷理論與(yu) 漢民族的形成，二者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guan) 係，這是一個(ge) 需要專(zhuan) 門論述的問題。這裏，本文隻想指出：華夷理論體(ti) 係作為(wei) 理論指導，對漢民族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積極的作用。這種作用，是通過如下的鏈條傳(chuan) 遞來實現的：華夷理論作為(wei) 統一王朝在地方最高政權機關(guan) 推行二元格局的理論指導，對於(yu) 這種政體(ti) 格局的確立和推行，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這種二元格局的國家政體(ti) ，則為(wei) 漢民族乃至於(yu) 中華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極其有利的條件。

三、華夷如一與(yu) 唐代民族政策的理論指導

唐王朝是中國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唐代的華夷理論，對漢魏六朝的華夷理論有所繼承，但更主要的是有新發展。這種發展，主要體(ti) 現在突破了以往的“貴中華賤夷狄”的華夷觀，從(cong) 而提出了“胡越一家”、對華夷“愛之如一”的嶄新華夷觀。與(yu) 此相聯係的是唐王朝所執行的開明的民族政策。

據《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唐紀九》的記載，東(dong) 突厥戰敗後，朝廷上下就怎樣安置突厥族居民的問題上，意見不一。多數大臣主張把降服的突厥族居民，“宜悉徙之河南兗(yan) 、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化胡虜為(wei) 農(nong) 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shu) 令溫彥博卻力排眾(zhong) 議，主張“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wei) 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唐太宗最終采納了他的意見。溫彥博的上述理論，大體(ti) 上被後來的曆代統一王朝所奉行，沿用至明清時代。

從(cong) 前文所引述的東(dong) 漢虞詡駁斥武陵太守的言論，北魏楊椿反對把降服的蠕蠕族遷徙到內(nei) 地的幾點主張，特別是貞觀四年（630）朝廷大臣關(guan) 於(yu) 如何安置降伏的突厥族居民的大辯論，可知實行怎樣的國家政體(ti) 和民族政策，在意識形態領域兩(liang) 種不同思想、政見的鬥爭(zheng) ，一直是很激烈的。虞詡、楊椿、溫彥博以他們(men) 正確的華夷觀，駁斥並阻止了強令周邊少數民族與(yu) 內(nei) 地主體(ti) 民族按相同比率納稅、離開故地、破壞其本民族聚居狀態的動議，捍衛了地方最高政權二元格局的政治製度，是維護中華民族統一體(ti) 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在中國曆史上，此類惡劣事件之所以很少發生，與(yu) 開明大臣的力排眾(zhong) 議和開明君主的英明決(jue) 斷，是不無關(guan) 係的。

貞觀十三年（639），唐太宗對侍臣說：“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唐太宗的這一生動的比喻，不僅(jin) 闡明漢民族是主體(ti) 民族，而且揭示中國漢族與(yu) 四夷的關(guan) 係實為(wei) 一體(ti) 的本質。貞觀二十年（646）五月，唐太宗於(yu) 翠微殿向群臣自我表白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的這一言論，概括了唐代之前後兩(liang) 種大不相同的華夷觀。

在唐王朝，不僅(jin) 提出了華（主體(ti) 民族）夷（非主體(ti) 民族）一家、一體(ti) 的理論，而且根據這一理論所製定的開明民族政策，亦被唐太宗、唐玄宗出色地付諸實踐，成就了中華民族史上少見的盛況。

唐太宗在他的治國實踐中，確實履行了他所說過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的承諾。在唐太宗任命的高官與(yu) 高級將領中，有為(wei) 唐王朝統率大軍(jun) 征戰四方而又戰功卓著的少數民族高級將領，如右衛大將軍(jun) 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左驍衛大將軍(jun) 阿史那杜爾、右驍衛大將軍(jun) 契苾何力、左屯衛將軍(jun) 阿史那忠、右衛將軍(jun) 阿史那泥熟等人。唐太宗對少數民族的官員和將領予以充分的信任，讓他們(men) 在宮中擔任禁軍(jun) 、宿衛職務，確實做到了“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一視同仁。例如：在平定龜茲(zi) 的作戰中，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被任命為(wei) 昆丘道行軍(jun) 大總管和副總管，統率10萬(wan) 大軍(jun) 並取得了作戰的勝利。可見，唐太宗對少數民族出身的將領是何等的重視。唐太宗逝世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悲痛萬(wan) 分，請求“殺身以殉”。這就足以表明，唐太宗的開明民族政策，不僅(jin) 團結了少數民族的上層統治集團，而且增進了漢民族與(yu) 少數民族之間的相互團結。

唐太宗死後，根據他的遺囑將頡利等各族酋長14人“皆琢石為(wei) 其像，刻名列於(yu) 北司馬門內(nei) ”。這14位石刻像中，有突厥族四尊，其他還有吐蕃讚普、高昌王麴智勇、焉耆王龍突騎支、薛延陀珍珠毗伽可汗、吐穀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缽、於(yu) 闐王尉遲信、新羅王真金德、林圉邑王範頭黎、婆羅門王阿那順等。昭陵14位少數民族首領石刻像，無疑是唐太宗開明民族政策的一座豐(feng) 碑，標誌著唐代開明民族政策深受中華及周邊少數民族的擁護。據《資治通鑒·唐紀》記載，唐太宗死，“四夷之人入仕於(yu) 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sang) 皆慟哭、翦發、剺麵、割耳，流血灑地”。可見，唐太宗開明民族政策深得少數民族之心。

唐王朝的開明民族政策，在唐玄宗時期亦表現在政治、經濟、軍(jun) 事和文化等諸多方麵。其中，很多少數民族的首領在中央王朝中擔任著重要的職務。例如：宇文融，祖先為(wei) 匈奴人，為(wei) 唐玄宗檢括戶口有功，官至於(yu) 黃門侍郎、同中書(shu) 門下平章事，位列宰相。開元年間在國家及地方政府裏擔任重要文武官職的還有：李光弼，契丹族人，天寶末年任節度使，天下兵馬副元帥；安祿山，父康國人，母突厥族人，深受唐玄宗寵幸，身兼平盧、範陽、河東(dong) 三鎮節度使，有士眾(zhong) 15萬(wan) 人，天寶十四年（755）舉(ju) 兵造反；史思明，突厥族人，官至平盧兵馬使，與(yu) 安祿山一起舉(ju) 兵造反；仆固懷恩，鐵勒族人，曾任隴右節度使，因討伐安祿山收複兩(liang) 京有功，官至尚書(shu) 左仆射兼中書(shu) 令、朔方節度使；王廷湊，回紇阿布忠族人，曾任成德節度使；尉遲勝，於(yu) 闐人，曾任右武威大將軍(jun) 、驃騎大將軍(jun) 。貞觀、開元年間大量任用少數民族首領擔任國家文武要職，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說明了在唐太宗、唐玄宗期間，確實執行了對中華（主體(ti) 民族）、夷狄（周邊民族）“愛之如一”的民族政策。

曆史表明，中華文化中開明的華夷觀和正確的民族政策，對於(yu) 維護地方最高政權的二元格局、為(wei) 中華民族統一體(ti) 形成和發展，確實從(cong) 國家政體(ti) 和中華文化（華夷觀）層麵提供了有力的指導和支撐。

四、華夷同風、華夷一體(ti) 與(yu) 中華民族的自發形成

遼、金二朝的統治者在“華夷觀”上，擯棄以往統一王朝漢族統治集團所宣揚的“華夷之別”，提出了“夷可變華”“華夷同風”的理論，開始把本民族納入“中華”的範疇之內(nei) 。

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曾向侍臣發問，祭祀有大功德者以何為(wei) 先？皇太子耶律倍說：“孔子大聖，萬(wan) 世所尊，宜先。”於(yu) 是“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神冊(ce) 三年（918）五月，“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神冊(ce) 四年（919）八月，遼太祖“謁孔子廟”，“命皇後、皇太子分謁寺觀”。可見，在儒、道、佛“三教”之中，遼太祖可謂上承唐太宗李世民，對儒教尤為(wei) 重視。元代的許衡稱北魏、遼、金皆“行漢法”，是對北魏、遼、金三朝用漢人的“正統”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概括。遼道宗耶律洪基在請漢人給他講解《論語》時曾說：“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並且，他提出“華夷同風”的理論。《遼史·道宗本紀一》記載，遼清寧三年（1057），遼道宗耶律洪基曾“以《君臣同誌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後”。

金朝承繼中原政統、道統來治理國家，可從(cong) 金世宗完顏雍的事跡中得到充分的說明。金世宗尊崇漢人的經、史典籍，以堯舜為(wei) 榜樣，在同侍臣們(men) 談論治國之道時經常引經據典，以漢唐以來曆史上的得失成敗為(wei) 借鑒。大定二十三年（1183）九月己巳日，詔令頒布推行譯經所翻譯的《五經》《諸子》及《新唐書(shu) 》。同年，又命令將一千部用女真文字寫(xie) 成的《孝經》賜給護衛親(qin) 軍(jun) 。金世宗輕徭薄賦，勤政愛民，整飭吏治，崇尚節儉(jian) ，政績斐然，大定四年（1164）全國判處死刑的罪犯僅(jin) 有17人，故有“小堯舜”的美稱。

元王朝是由北方蒙古民族所建立的統一王朝，它繼承了中原漢王朝的“政統”與(yu) “道統”。元朝開國皇帝忽必烈在即位詔書(shu) 中說：“稽列聖（祖宗）之洪規，講前代（唐、宋）之定製。建元表歲，示人君萬(wan) 世之傳(chuan) ；紀時書(shu) 王，見天下一家之義(yi) 。法《春秋》之正始，體(ti) 大《易》之乾元。”這段文字表明，忽必烈是以中華正統皇帝的身份發布即位詔書(shu) 的。元初昭文館大學士、司徒郝經亦稱：“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製，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在忽必烈看來，蒙古族、漢族、女真族、契丹族等王朝境內(nei) 的所有民族的成員，都是“天下一家”的子民。以統一王朝遼闊疆域為(wei) 載體(ti) 的中華民族，由於(yu) 少數民族蒙古族的入主中原，事實上於(yu) 元朝已開始“自然長成”。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張博泉先生說：“隻待元朝統一中國，則由各族共同心理素質所組成的統一的中華民族便產(chan) 生了。”

在清代，清王朝地方最高政權的二元格局的製度化及其所達到的水平，推動中國古代的華夷觀取得新的突破，華夷一體(ti) 的華夷觀由此形成。入關(guan) 前，皇太極就提出了“滿漢之人，均屬一體(ti) ”。入關(guan) 後，順治皇帝進而提出“滿漢官民，俱為(wei) 一家”“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雍正皇帝抨擊呂留良所宣揚“華夷之別”，認為(wei) 華、夷是指居住地域上的區分，“孟子為(wei) 周之臣子，亦以文王為(wei) 夷。然則‘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同時，雍正還以韓愈的理論為(wei) 根據，認為(wei) 有德者即可統治天下：“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雍正主張：“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順天之所與(yu) ，又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清王朝滿族統治集團的“華夷一體(ti) ”“天下一家”理論，是其接受並運用中華主體(ti) 民族的“政統”和“道統”來治理國家的重要理論之一。滿族統治集團對主體(ti) 民族文化即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其中包括《四庫全書(shu) 》《古今圖書(shu) 集成》的編撰，舉(ju) 不勝舉(ju) 。

遼、金、元、清統治集團的“夷可變華”“華夷同風”“天下一家”“華夷一體(ti) ”的華夷理論，是出於(yu) 鞏固王朝統治的需要，也是對博大精深的傳(chuan) 統文化和中華民族自覺或自發地認同。作為(wei) 觀念形態的華夷理論，遼、金、元、清王朝統治集團的華夷觀，開始把本民族及其他非主體(ti) 民族納入“中華”的範疇之內(nei) ，說明中國傳(chuan) 統的華夷觀在內(nei) 涵上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中華民族在實際上已經自發地形成了。

五、華夷的中華民族認同與(yu) 中華民族的自覺發展

在近代，中國境內(nei) 的主體(ti) 民族（漢族)和非主體(ti) 民族(周邊少數民族)，共同自覺地認同屬於(yu) 一個(ge) 民族——中華民族，是傳(chuan) 統的華夷理論經曆了長期的曆史發展之後，完成了質的飛躍。這一飛躍，標誌著中華民族經曆了長期的“自在發展”，開始進入了“自覺發展”的階段。

中國境內(nei) 各民族自覺地認同於(yu) 一個(ge) 民族，始於(yu) 20世紀的初年，與(yu) 中國當時的國情密切相連，是中國境內(nei) 各民族普遍覺醒的結果，至今已有百年的曆史。“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外來詞匯,最早於(yu) 19世紀末葉從(cong) 日本傳(chuan) 入中國。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2）一文中，最早把“中華”與(yu) “民族”兩(liang) 個(ge) 詞結合起來，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yu) 其間產(chan) 出兩(liang) 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隨後，梁啟超又在《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1905）一文中，使用“中華民族”達7次以上，其含義(yi) 為(wei) ：“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是“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此後，楊度、章太炎也曾相繼多次使用“中華民族”，也將其含義(yi) 認定為(wei) 漢族。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文中所用“中華民族”，其含義(yi) 也指漢族。

“中華民族”含義(yi) 的擴大，是伴隨著外國列強妄圖瓜分滅亡中國和中國境內(nei) 各民族普遍覺醒的曆史聯係在一起的。1913年初，在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召開的西蒙古王公會(hui) 議上，內(nei) 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通過了讚成五族共和、反對蒙古獨立的決(jue) 議，並通電聲明：“蒙古疆域與(yu) 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為(wei) 一家。我蒙同係中華民族，自宜一體(ti) 出力，維持民國。”少數民族的代表人物以共同決(jue) 議的形式，宣告自己的民族屬於(yu) 中華民族的一員，並且寫(xie) 入政治文件之中，這在中國尚屬首次。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也致書(shu) 庫倫(lun) 活佛哲布尊丹尼:“外蒙同為(wei) 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yan) 如一家。現在時局阽危，邊事日棘，萬(wan) 無可分之理。”這裏，袁世凱是以國家元首身份，在中華民族涵蓋中國境內(nei) 蒙古等少數民族的意義(yi) 上，於(yu) 國家的公文中最早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此後，“中華民族”一詞已不再專(zhuan) 指漢族，而是泛指中國境內(nei) 的所有民族的總稱和一體(ti) 對外時的自稱。

隨著中國全民抗戰的爆發，《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不僅(jin) 迅速地響徹了中華大地，而且被海外反法西斯同盟的朋友（如黑人歌王保羅·羅伯遜等人）廣為(wei) 傳(chuan) 唱，世人盡曉。歌詞向中華大地的各族兒(er) 女發出的了呼喚，鼓舞著千百萬(wan) 中華民族兒(er) 女前仆後繼地抗擊日本侵略者，迎來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zheng) 的最後勝利。《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成為(wei) 中國境內(nei) 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這一民族總稱自覺的、普遍的確認，也是對中華民族的自覺認同，是中華民族形成實現從(cong) “自發”到“自覺”認同發展的質的飛躍，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yi) 。

曆史實際表明：華夏民族的形成和華夷之別觀念的產(chan) 生，是對中華民族統一體(ti) 雙方的確認；華夷理論的形成與(yu) 漢民族的形成密切相連；唐王朝的華夷如一是開明民族政策的理論指導；華夷同風、華夷一體(ti) 觀念的提出和實踐，說明中華民族已自發地形成；華夷對中華民族認同，表明中華民族已實現由“自在的發展”到“自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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