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如何閱讀儒經義(yi) 疏

作者：陳侃理

來源：《讀書(shu) 》2019年9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二十日戊午

          耶穌2019年9月18日

李霖副教授

陳侃理副教授

讀儒家經典的人多，讀過義(yi) 疏的就少了。今人看到群經義(yi) 疏，多半把它們(men) 當作是經書(shu) 的詳細注腳。但經學史專(zhuan) 家李霖會(hui) 告訴你，不對，那是刻本造成的錯覺。義(yi) 疏保存著漢唐經學家精深的理論探討，本來在經文、注文之外獨立單行。現在大家讀的“十三經注疏”，通常來自清代嘉慶年間阮元主持刊刻的本子，而阮元又是用元代翻刻的南宋刻本為(wei) 底本，將義(yi) 疏分散依附於(yu) 經注，早就不是原來的樣子了。要讀懂義(yi) 疏，不能不先明了今天所讀的義(yi) 疏書(shu) 本是如何形成的，然後才能推想：義(yi) 疏原來是什麽(me) 樣子，義(yi) 疏的作者要說些什麽(me) ？

李霖著《宋本群經義(yi) 疏的編校與(yu) 刊印》（中華書(shu) 局2019年版）書(shu) 影

現存義(yi) 疏大多編寫(xie) 於(yu) 唐代，成書(shu) 後抄本變化多端，經過宋人校刻，才臻於(yu) 定型。宋刊群經義(yi) 疏是現在最接近義(yi) 疏完整原貌的書(shu) 本——北宋以前的抄本匯流入其中，而後世的雕版本、排印本都以之為(wei) 源頭。李霖的新著《宋本群經義(yi) 疏的編校與(yu) 刊印》，選擇以宋刊本為(wei) 核心，抓住了義(yi) 疏版本變遷中的關(guan) 節點。他探索宋人如何編訂刊刻唐宋義(yi) 疏，單疏本如何與(yu) 經注本融合成為(wei) 我們(men) 熟悉的注疏本；上述的兩(liang) 個(ge) 過程導致義(yi) 疏的文本和形式結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今天的閱讀有什麽(me) 影響。這是讀書(shu) 人會(hui) 關(guan) 心的問題。

李霖為(wei) 準備讀書(shu) 而研究版本，探討的與(yu) 其說是版本自身，不如說是製造出這些版本的過程，以及編刊者的思想和意圖。為(wei) 此，李霖一字一句地校勘唐寫(xie) 本和宋刊單疏本，列出形成異文的五種原因，逐條歸類：

甲、宋刊本有意改動；乙、宋刊本無心訛奪脫衍；丙、本書(shu) 所校唐抄本有意調整；丁、唐抄本訛奪脫衍；戊、避諱改字、古今字、異體(ti) 字、假借字、同義(yi) 形近字及虛詞。

其中，他最關(guan) 心宋代校刊者對唐寫(xie) 本的有意改動，力求把握宋人校勘工作的特點。他認為(wei) ，宋代單疏本的校刊者並不打算用自己的經學見解改造唐人《正義(yi) 》，隻是對格式和詞句稍加規範，改正明顯的錯誤，試圖確立“定本”。

日本京都市政府藏唐寫(xie) 本《毛詩正義(yi) ·秦風》，選自《宋本群經義(yi) 疏的編校與(yu) 刊印》，第102頁

由於(yu) 存世唐寫(xie) 本僅(jin) 能覆蓋群經義(yi) 疏中極少的一部分，抄寫(xie) 的特點、質量不一，難以構成統一的參照係。李霖創造出“唐抄本主體(ti) ”的概念，用來指稱宋初所見多數唐抄本的共同之處，再跟宋刊本做比較。這個(ge) 抽象的“唐抄本主體(ti) ”與(yu) 每件具體(ti) 的唐抄本之間當然存在差異，作者對異文的看法不見得皆為(wei) 定論，但書(shu) 中的概念和方法不是隨意提出的——問題要求他這樣設計。這個(ge) 設計，還適用於(yu) 唐以前傳(chuan) 抄情況複雜難明而在宋代形成刻本的其他古籍。

這部書(shu) 的另一個(ge) 重點是研究南宋注疏本的兩(liang) 大叢(cong) 刊——越刊八行本和建刊十行本。二者都是拚合經注本和單疏本而來，不同在於(yu) ：前者的編校是以單疏本為(wei) 基礎，在適當位置補入經文注文；後者則大致是在經注釋音本的基礎上，散入義(yi) 疏文句而成。李霖指出，上述不同反映了編者對義(yi) 疏的定位有差異。八行本的編者對注疏本的最初定位，應是具備經注的義(yi) 疏，核心仍是義(yi) 疏；稍晚的十行本則全麵突出經文和注文的核心地位，將義(yi) 疏當作經注的注腳，認為(wei) 義(yi) 疏與(yu) 釋音、重意重言等一樣，是理解經注的輔助工具。隨著十行本的流行，它對義(yi) 疏的定位深入人心，使後世讀者自然地以為(wei) 義(yi) 疏是更次一級的注腳，很少有人能夠有意識地去探尋義(yi) 疏自身的豐(feng) 富內(nei) 涵。這就揭示出了經學研究範式變化與(yu) 經書(shu) 文本形式的互動關(guan) 係。

話說回來，義(yi) 疏是經注的注腳，選讀注疏是為(wei) 了幫助理解經文，這恐怕仍然是很多讀者不自覺的看法。對我來說，這個(ge) 看法直到近來仔細對讀南朝梁代皇侃的《論語義(yi) 疏》和北宋邢昺的《論語正義(yi) 》，才有所改觀。邢昺的《正義(yi) 》緊扣經注，逐字逐句串講解釋字麵意思，絕少越出經注文本討論言外之意。如同往濃茶裏兌(dui) 水，寡淡無味。皇侃《義(yi) 疏》則大不一樣。他匯集兩(liang) 晉以下十幾家學者的解說，辨析時也不求定於(yu) 一是。所述之說，常常溢出字麵意思，追究理論化的經學解釋。比如釋“《學而》第一”篇題的“第”字，皇侃《義(yi) 疏》雲(yun) ：“第者，審諦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初讀此說，一定覺得背離事實，但仔細想來，隻有解釋成“審定明確”，“第”字才不可或缺、無可替代，帶上了經學的神聖味道。又比如，解說“學而時習(xi) 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慍”三句，分別對應學者的幼少、小成、大成三個(ge) 人生階段，並且跟《禮記·學記》相結合印證，使得這一章增加了理論性和體(ti) 係性。更有意思的是解釋“其為(wei) 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一句，皇侃說，孝悌的人實際上都不可能想要犯上，但經文卻不說“必無”而說“鮮矣”，暗示還是有的，用意是要表明如果國君、父母犯錯誤，應該大膽提意見，不能因為(wei) 主張孝而斷絕臣子諫爭(zheng) 的門路。《義(yi) 疏》的這些解釋，已經不是單純的注解，而是依托於(yu) 經典的新思想。它們(men) 被邢昺《正義(yi) 》一一刪除，經學就黯然失色了。

法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敦煌唐寫(xie) 本皇侃《論語義(yi) 疏》（《學而》局部）

唐宋人對六朝舊疏大加刪削，但六朝經學的麵貌卻不能不到唐宋義(yi) 疏中去發現，因為(wei) 六朝舊疏隻有三部僥(jiao) 幸保存至今，其餘(yu) 都被唐宋新疏取代而消亡了。唐太宗認為(wei) 當時“儒學多門，章句繁雜”，命令諸儒編定五經疏義(yi) 。孔穎達等本將新疏命名為(wei) “義(yi) 讚”，意思是繼承和扶翼以往的義(yi) 疏，而李世民禦筆一揮，下詔改名為(wei) “正義(yi) ”，欽定為(wei) 官方主張，取代此前的眾(zhong) 家。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官修新疏經長孫無忌領銜修訂，頒於(yu) 天下，並且規定“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唐會(hui) 要》卷七十七）。從(cong) 此，《五經正義(yi) 》成為(wei) 唐代科舉(ju) 明經科目的官方教材和標準答案。“正義(yi) ”的意思是標準答案。科舉(ju) 唯據“正義(yi) ”，風味各異的六朝舊疏變成無用而有害之物，自然歸於(yu) 滅亡。

北宋科舉(ju) 沿襲唐製，貼經（經文填空）和墨義(yi) （疏義(yi) 默寫(xie) ）分別以經文注文和“正義(yi) ”為(wei) 準，不容偏差。國子監校刊、增修五經正義(yi) 和七經義(yi) 疏正是以此為(wei) 背景的。史載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有一位舉(ju) 子賈邊在考試中放言縱論“當仁不讓於(yu) 師”，將“師”解釋為(wei) “眾(zhong) ”，結果因為(wei) 不合注疏之義(yi) 而落榜。當時朝議認為(wei) ，如果允許士子拋開注疏，另立異說，以後浮華放蕩，將不可收拾。朝廷氣氛如此，國子監刊刻義(yi) 疏，自然要避免爭(zheng) 議，一麵從(cong) 文本上排除歧異，一麵防止別立新說，期望製作出義(yi) 疏的“定本”。

義(yi) 疏文本隨著刊刻穩定下來，而反對記誦注疏、主張直接理解經義(yi) 的新學風也興(xing) 起了。宋人認為(wei) ，仁宗慶曆以前學者多守注疏，而此後劉敞著《七經小傳(chuan) 》，打開了異說的閘門。其實，慶曆四年（一〇四四）的貢舉(ju) 改革可能更為(wei) 關(guan) 鍵，新製增試“大義(yi) ”十道，要求“直取聖賢意義(yi) 解釋對答，或以諸書(shu) 引證，不須具注疏”（《宋會(hui) 要輯稿·選舉(ju) 》三之二八）。實際上鼓勵舉(ju) 子繞過注疏，自主闡發經義(yi) 。這一新製使潛流浮出水麵，迅速成為(wei) 主流。神宗熙寧四年（一〇七一），王安石改革，專(zhuan) 以進士一科取士，貼經、墨義(yi) 之法皆廢，隻剩下可選考“大義(yi) ”。宋神宗還命王安石自撰新義(yi) ，用以取士。於(yu) 是士子競逐新說，墨守注疏的人反而被視為(wei) 腐儒。取士標準一旦改變，流俗之士也很快將注疏棄若敝屣，而群趨新學。司馬光感歎說：“祿利所在，眾(zhong) 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論風俗劄子》）熙寧新政敗後，司馬光力主恢複考試注疏，但元祐元年的詔書(shu) 僅(jin) 是命令“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己見”（司馬光：《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義(yi) 疏再也沒有找回“正義(yi) ”的地位。

義(yi) 疏作為(wei) 經學研究的範式已經死亡，但宋代學者研討經義(yi) 仍要參考義(yi) 疏。王安石翻讀《詩疏》愛不釋手，朱熹教弟子讀《周禮》，也說要“且循注疏看去”（《朱子語類》卷八六）。南宋八行本注疏的刊刻和十行本注疏的刊行，說明這些大部頭還有市場。等到程朱理學對經典的解釋在元明以後被樹立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新標準，漢唐注疏反而重新得到重視，幫助人們(men) 突破理學藩籬，為(wei) 研討經義(yi) 開辟新的空間。清代學術大興(xing) ，學者們(men) 考據輯佚、闡發新義(yi) ，都要到義(yi) 疏中去找漢唐經說的資料。

經學研究有過幾次風氣轉向，漢代古學與(yu) 今學之爭(zheng) ，宋代的新義(yi) 與(yu) 注疏之爭(zheng) ，清人的漢學與(yu) 宋學之爭(zheng) ，歸根結底，所爭(zheng) 者都在朝、野之間。在朝的官學一麵吸引眾(zhong) 多傳(chuan) 習(xi) 者，一麵不能不為(wei) 了考課取士而標準化，於(yu) 是凝固起來，蛻變成獲取利祿的工具。希望在經書(shu) 中問道的學者，往往在野自守，居家教授。私門之學起初是空穀足音，卻能發揚新解，吸引信徒，最終竟取代官學，成為(wei) 主流。等到私學被官學收編，成為(wei) 新的取士標準之後，卻又不能不重蹈覆轍。漢代的在野學者稱博士解經為(wei) “章句”，宋代的新學問家稱唐宋義(yi) 疏為(wei) “章句”，清人考據又稱程朱理學為(wei) “章句”。這些學問大不相同，但都被目為(wei) “章句”小道，原因就是它們(men) 立於(yu) 學官之後都失去了生命的創造力。

在全書(shu) 的最後，李霖寫(xie) 道：“今天，義(yi) 疏的價(jia) 值重新得到讀者重視，那些一度被淘汰的善本，正煥發著生機。”經義(yi) 變成教條就近於(yu) 死亡。鑽研漢魏六朝複雜精深的理論研討，不隻要理解經書(shu) ，更要從(cong) 經典中培育新思想的生命。這樣的學問做起來很難，但總有人願意嚐試。李霖這部書(shu) ，是為(wei) 他們(men) 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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