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和科舉(ju) 製度的變革如何塑造了宋學的時代精神？

作者：陳植鍔

來源：《北宋文化史述論》，陳植鍔 著，中華書(shu) 局2019年3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初五日癸卯

          耶穌2019年9月3日

儒家傳(chuan) 統文化之所以在11世紀30年代前後複興(xing) ，並以注重議論的義(yi) 理之學的形式與(yu) 前此的訓詁之學、文章之學相區別，還可以從(cong) 北宋的經濟基礎變化中尋找到它的曆史根源。

唐宋之際的土地製度變革

一般講，北宋處於(yu) 中國封建社會(hui) 的後期，但社會(hui) 生產(chan) 力仍在繼續發展，並達到了封建時代的鼎盛期，這是近年來為(wei) 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同誌所承認的事實。這一發展同唐宋之際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顯著變革有關(guan) 。

商周時代，生產(chan) 水平低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相傳(chuan) “計口授田”的井田製便是與(yu) 中國農(nong) 耕文明初期這種生產(chan) 力相適應的土地製度。秦漢時代，豪強兼並，封建大土地所有製逐漸形成，魏晉以後興(xing) 盛的莊園經濟，即其表現形式和進一步發展。皇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大土地所有者，他一方麵要依靠全國這些大大小小的莊園主統治人民，另一方麵又以國家的名義(yi) 對他們(men) 進行種種的限製，開展種種的爭(zheng) 奪，使封建國家土地所有製與(yu) 封建大土地所有製得以長期並存，並互有消長。東(dong) 漢初年的“度田”，遭到豪強世族的抵製即不敢徹底進行，國家已經不得不對大土地所有者作出讓步。西晉頒布的“占田法”，則表示了王朝政府對後者從(cong) 法律上的承認。在此後整個(ge)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大土地所有製下的莊園經濟基本上占有主導地位。

唐代前期在全國範圍內(nei) 普遍實行均田製和租庸調法，在這段時間內(nei) 國家土地所有製占優(you) 勢，但土地兼並並沒有完全停止。中唐時期以兩(liang) 稅法代替租庸調製，按照實際占有土地和產(chan) 業(ye) 的多少征收賦稅，標誌著均田製的崩潰和朝廷對土地國有化努力的失敗。

北宋在五代十國戰亂(luan) 之餘(yu) 重新建立了南北統一的國家，一直以“接唐之緒”自居，但在土地所有製方麵卻不仿唐代之均田，而采取了放任的政策，即所謂“田製不立”，“不抑兼並”。這在建國之初一方麵自然是為(wei) 了以優(you) 厚的待遇獲得文臣武將們(men) 的支持以鞏固政權，如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即有關(guan) 於(yu) 趙匡胤以準其“擇便好田宅市之，為(wei) 子孫立永久之業(ye) ”為(wei) 條件，勸禁軍(jun) 將領石守信等人“釋去兵權”的詳細記載。更為(wei) 重要的是社會(hui) 生產(chan) 關(guan) 係中另一重要方麵，勞動者、土地所有者和封建國家在產(chan) 品分配方式上的變化所促成。歐陽修康定元年（1040）所作的時論《原弊》，從(cong) 同情老百姓困苦的立場上批評兼並的流弊說:

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yang) 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yu) 戶，其餘(yu) 皆出產(chan) 租而僑(qiao) 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思，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並之弊者，謂此也。

從(cong) 這段描述可以看出，在北宋，勞動者與(yu) 剝削者的關(guan) 係，已不同於(yu) 莊園製下勞動產(chan) 品連帶勞動者本身並歸豪強地主所有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也不同於(yu) 均田製下根據口分田直接向國家承擔租、庸、調任務的唐代，而結成了一種新的關(guan) 係即租佃關(guan) 係。無田或少田的農(nong) 民（佃客、牛客、浮客）以各種租佃方式租種地主的土地，將其勞動收入的一半左右交給地主，然後由地主根據土地占有的數量向國家交納賦稅。

從(cong) 東(dong) 漢初期的“度田”開始，曆代封建朝廷頒布各種各樣限製土地占有數量的禁令，不斷作推行均田製的努力，目的就在於(yu) 盡可能把在莊園裏勞動的依附農(nong) 民（隱民）從(cong) 大土地占有者那裏爭(zheng) 奪過來，盡量把全國已有耕地納入到向國家繳納賦稅的範圍之中。租佃製代替了莊園製、均田製之後，不管土地掌握在兼並者手中，還是自耕農(nong) 手中，國家照樣可以按照田畝(mu) 的數量收取賦稅，抑不抑兼並，自然已不是重要問題了。這就是北宋“田製不立”，即不限製占田數量的奧秘所在。

封建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這一變革，除了直接推動了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發展以外，還給北宋社會(hui) 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其尤著者，乃是對社會(hui) 流動的促進。東(dong) 漢以來占有大量土地的莊園地位，往往經數百年而基業(ye) 不墜，因而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封建族姓等級結構，如經常被引用到的“王與(yu) 馬，共天下”，即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xie) 照。早在中唐時代，劉禹錫作《烏(wu) 衣巷》詩，已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到兩(liang) 宋，則是“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mai) ，無錢則賣”，“十年一換甲”，“富兒(er) 更換做”了。

土地買(mai) 賣的自由，自秦“開阡陌封疆”以後即已存在，為(wei) 什麽(me) 直到宋代才導致貧富之間如此頻繁變化的社會(hui) 快速流動呢?這除了“田製不立”而造成土地買(mai) 賣更加自由之外，前麵分析的勞動者與(yu) 生產(chan) 資料占有者之間的關(guan) 係變化即是一個(ge) 重要的原因。在大土地所有製和國家土地所有製並存的年代，勞動者不占有土地，但也不能隨便離開那塊由他耕種的土地，在莊園主那裏，他們(men) 是“屬名”的蔭戶（部曲），所謂（佃）客皆注家籍，而這種人身依附關(guan) 係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的，直到唐代，法典上仍明文規定部曲、奴婢不同於(yu) 良人（詳《唐律》卷二《名例》），必須取得主人的“放書(shu) ”，才能成為(wei) 平民（同上卷十二《戶婚律》）。以計口授田的方式在國有土地上耕作的勞動者，則是國家的農(nong) 奴，其口分田不得出賣，也不得任意遷移而逃避所應負擔的租、庸、調等國家賦役。

北宋則不然，唐代關(guan) 於(yu) 部曲、奴婢、官戶農(nong) 奴性質的條文自建國之初基本廢除。如太祖建隆四年（963）頒布的《宋刑統》卷六《名例律·官戶奴婢犯罪》條即明確規定:“諸官戶、部曲、官私奴婢有犯本條，無正文者，各準良人。”開寶四年（971）七月下詔通檢全國丁口，不分主戶（納稅戶）、客戶（主要是佃戶），一並抄入版籍。這是佃戶正式列入封建國家戶籍的開始，它標誌著佃戶至少已經在名義(yi) 上取得了與(yu) 主戶相同的身份。

最具有劃時代意義(yi) 的巨大變化，無疑是前此為(wei) 論者所常加稱引的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十一月詔，其文略雲(yun) :

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欄占，許經縣論詳。

自此勞動者與(yu) 土地所有者之間從(cong) 沒有人身自由的依附關(guan) 係變作雙方自願、來去聽便的契約關(guan) 係，使原先處於(yu) 社會(hui) 最低層的無田少地的農(nong) 民從(cong) 農(nong) 奴地位上擺脫出來，有了獨立發展的基礎，從(cong) 而促成了社會(hui) 不同層次之間的頻繁流動和對自由平等的要求。

關(guan) 於(yu) 宋代因生產(chan) 關(guan) 係方麵土地買(mai) 賣，以及勞動者與(yu) 生產(chan) 資料占有者之間契約關(guan) 係的相對自由所形成的來自社會(hui) 下層的平等要求，前此人們(men) 已經注意到。如有人將兩(liang) 宋農(nong) 民起義(yi) 加以對比，指出“平等”兩(liang) 字已被作為(wei) 明確的鬥爭(zheng) 目標寫(xie) 進自己的綱領，如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yi) 的口號“吾疾貧富不均，今為(wei) 汝均之”，南宋鍾相、楊幺起義(yi) 的誓言“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等，足知社會(hui) 存在，人們(men) 的經濟地位對社會(hui) 意識的決(jue) 定作用。

氏族觀念的嬗變

從(cong) 社會(hui) 上層來看，唐宋之際由於(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變革而帶來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刻的。南宋初年史學家鄭樵在所著《通誌·氏族略》的序言部分從(cong) 氏族觀念的嬗變著眼宏論北宋世運之變曰: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係。官之選舉(ju) ，必由於(yu) 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yu) 譜係。……此近古之製，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係之學，家藏譜係之書(shu) 。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shu) 散佚，而其學不傳(chuan) 。

“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二語，十分精煉而生動地概括了北宋初年知識社會(hui) 因“貧富無定勢”而引起的價(jia) 值觀念方麵的變化。就“取士不問家世”來講，乃是北宋從(cong) 建國之初就開始實行了的。開寶八年（975），宋太祖主持禮部貢士殿試之後對大臣們(men) 說:

向者登科名級，多為(wei) 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qin) 臨(lin) 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

所謂勢家，即權要（高級官僚）之家；孤寒，蓋指下級品官及庶人子孫。不問勢家、孤寒，以可否進退，即“取士不問家世”了。

“婚姻不尚閥閱”，最方便的例子便是天聖、明道年間臨(lin) 朝稱製的劉太後，當初嫁給宋真宗時，本是來自四川民間的一個(ge) 貧窮歌女。這與(yu) 唐代“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的風俗，適成鮮明的對比。

皇帝既然如此，士大夫自然起而效之。以真宗朝連續擔任宰相十三年的王旦為(wei) 例。旦自曾祖王言開始即世代為(wei) 官，其兄子睦求舉(ju) 進士，王旦拒絕說:“我嚐以門內(nei) 太盛，爾豈可與(yu) 寒俊競進取耶！”史書(shu) 又載:“至其（王旦）沒也，子素猶未官。婚姻不求門閥。”北宋高級官僚中，像王旦這樣自覺地不與(yu) 寒俊競進取者不一定很多，但寒俊可以憑借科舉(ju) 的機會(hui) 進入上層，婚姻不講究門第，由此可以想見。

科舉(ju) 製度的改革

取士既不問家世，那末所重的又是什麽(me) 呢?慶曆元年（1041）八月，宋仁宗從(cong) 權知在封府賈昌朝之議，詔罷天下舉(ju) 人納“公卷”。昌朝奏言:

唐以來禮部采名譽，觀素業(ye) ，故預投公卷。今有彌封、譽錄，一切考諸試篇，則公卷為(wei) 可罷。

從(cong) “官之選舉(ju) ，必由於(yu) 簿狀”到“取士不問家世”，這個(ge) “一切考諸試篇”的原則，起了決(jue) 定性的作用。唐代實行科舉(ju) ，結束了魏晉以來根據門第流品舉(ju) 士的舊製，實有創發之功。但因考試製度尚屬草創階段，許多方麵還存在著門閥操縱的殘餘(yu) ，“公卷”即其中之一。所謂公卷，指舉(ju) 子在應考之前，須向主考官提交詩文作品（向權要私人投獻的叫“行卷”），以爭(zheng) 得名公巨卿的賞識和推薦。這樣，就使取士之權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掌握在“勢家”的手中。這一關(guan) 節，也反映在鄉(xiang) 貢解試中。如著名的王維因隨岐王入公主府奏《鬱輪袍》（琵琶曲）而獻詩，使公主改變原定意向爭(zheng) 得京兆府解頭的傳(chuan) 說，即是一個(ge) 生動的例子。此外，“唐科目考校無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采取譽望”，也是造成“權幸之托，亦可畏也”的原因之一。故長慶元年（821）唐穆宗在詔書(shu) 中指斥當時科場之弊，至有“每歲冊(ce) 名，無不先定”之浩歎。

北宋實行糊名考校即封彌以及謄錄的辦法，堵塞了這種權門用情的漏洞，而以考試成績作為(wei) 唯一的標準。如北宋仁宗朝詩人鄭獬，因得罪後來擔任殿試考官的禮部主司，後者認準一份試卷，以為(wei) 是鄭獬所作而加以斥逐。後來拆封，鄭獬卻赫然居於(yu) 榜首。哲宗元祐三年，蘇軾以翰林學士權知貢舉(ju) ，得一卷子大喜，以為(wei) 是自己的學生李廌，遂列為(wei) 魁首，及拆號，卻是章援，而李廌是年省試竟不在選。

除了封彌、譽錄以外，北宋還有鎖院（即隔離考官）、鎖廳（試有官人）、別試（官僚子弟），以及自太祖開寶六年開始的殿試製度等等嚴(yan) 格規定，以保證孤寒之士能在盡量公平的同等條件下跟勢家子弟一爭(zheng) 高低。

這些辦法，當然也有它們(men) 的弊病，如割斷了考生同考官的聯係，使之無法了解考生的品行和平時學習(xi) 成績等等。但由《長編》等史書(shu) 的記載看，這樣做乃出於(yu) 北宋統治者的有意追求，其目的就是為(wei) 了盡可能公平地選拔寒俊以遏製豪門。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洛陽布衣子蔡齊得中狀元，真宗問宰相王旦等:“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真所謂搜求寒俊也。”這與(yu) 前揭唐穆宗“每歲冊(ce) 名，無不先定”之歎，適成強烈對比。

據有人從(cong) 《宋史》有傳(chuan) 的1953人的材料中統計，指出兩(liang) 宋布衣入仕者占55.12%。在這些人中包括部分史傳(chuan) 無譜係記載者，不一定都是布衣，但至多出身於(yu) 低級品官。籠統地講，都屬於(yu) “孤寒之士”。即使是譜係明確記載為(wei) 官僚子弟的，也有不少屬於(yu) 低級官吏。這些“寒俊”，特別是布衣家庭出身的庶人之俊異者，唯一的入仕途徑便是參加科舉(ju) 考試，不像勢家子弟可以由恩蔭晉身。如果僅(jin) 限於(yu) 通過科舉(ju) 入仕，這個(ge) 百分比可能還要大得多。當然，與(yu) 宋代龐大的知識分子隊伍相比，這隻是極少的一部分。但作為(wei) 一種公平的原則，從(cong) “官之選舉(ju) 必由於(yu) 簿狀”到“取士不問家世”、“一切考諸試篇”，北宋這種植根於(yu) 社會(hui) 經濟背景的取士製度的變革所體(ti) 現的平等精神，對於(yu) 促進社會(hui) 流動，從(cong) 而導致宋學自由議論風氣的形成，無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好持異論，不避權威”的宋學

在宋學草創期與(yu) 繁榮期比較活躍的幾位代表人物，如範仲淹、孫複、胡瑗、石介、李覯、蔡襄、歐陽修、周敦頤、邵雍、王安石、張載、二程、三蘇等人，除了周敦頤（1017—1073）景祐三年（1036）20歲時即以其舅父鄭向蔭補入仕，大概沒有應過舉(ju) 外，餘(yu) 人皆參加過真、仁兩(liang) 朝的科舉(ju) 考試，其中不第者如孫複、李覯、蘇洵、胡瑗、程頤等人，有的還連續參加過好幾次。就出身言，範仲淹兩(liang) 歲而孤，隨母改嫁，冒姓長山朱氏，孫複、胡瑗、李覯、蔡襄、邵雍、蘇洵（父蘇序）、蘇軾、蘇轍，父親(qin) 皆是白身。石介父丙、歐陽修父曄、周敦頤父輔成、王安石父益、張載父迪、二程父珦，都隻擔任過州縣官職或僚佐，處於(yu) 統治階級的下層，家庭境遇並不好。如歐陽修，幼年“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shu) ”。諸人均非勢家子弟甚明，而其一生業(ye) 績，率由個(ge) 人自我奮鬥得來。最早使他們(men) 獲得競爭(zheng) 意識的，便是廣開仕途、機會(hui) 均等的科舉(ju) 考試。這一點，由孫複、李覯等盡管遭遇屢試不中的命運，對考試內(nei) 容的陳舊多所批評，但從(cong) 無指責科場用事不公之言，也可取證。

宋學家們(men) 在青年時代即從(cong) 這種關(guan) 係到個(ge) 人前途與(yu) 命運的科場角逐中接受了公開的挑選，從(cong) 政或執教之後，又碰上大開言路，可以直抒己見，“異論相攪”，其將競爭(zheng) 意識和平等精神帶到學術研究之中，也便是極自然的了。熙寧二年下詔論學校貢舉(ju) ，提到當時學術的現狀，王安石用“學術不一，一人一義(yi) ，十人十義(yi) ”十二個(ge) 字加以總結，程顥則概括為(wei) “方今人執私見，家為(wei) 異說”十個(ge) 字，儼(yan) 然又是一個(ge) 百花齊放、百家爭(zheng) 鳴的局麵。

由保存下來的文字看，宋學繁榮局麵之所以形成，正是因為(wei) 這種人人可以自成一體(ti) 、並致力於(yu) 獨創一說的競爭(zheng) 意識在起作用。因此，盡管從(cong) 表麵上看，各家對這種“家異道、人殊德”的現象都表示不滿意，提議加以統一，但當王安石主編的《三經義(yi) 》作為(wei) “一道德”的義(yi) 理頒行之後，其他學派又競起為(wei) 反對。元祐年間，程頤猶感歎說:“本朝經術最盛，隻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zhuan) 一，使人更不致思。”蘇軾在《答張文潛縣丞書(shu) 》中也說:“王（安石）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

可知他們(men) 反對百家爭(zheng) 鳴，目的是想隻剩下自己的一家獨鳴；他們(men) 主張“一道德”，其實是想用自己的一家之言去統一別人。這種意向，粗看起來，與(yu) 百花齊放背道而馳，其實即是更高層次上的通過自由議論以壓倒他人的競爭(zheng) 意識。中流競渡，在船上的人，想到的隻是他們(men) 自己；從(cong) 岸上看，則是千楫齊舉(ju) 、百舸爭(zheng) 流，一番繁華熱鬧的景象。

王安石當政之時，蘇軾隻是一個(ge) 普通的州官，程頤猶是布衣。從(cong) 學術上講，早在嘉祐年間，蘇、程尚奔走科場事進士業(ye) 的時候，王安石“已號為(wei) 通儒”。麵對權勢與(yu) 權威，他們(men) 照樣敢於(yu) 堅持自己的見解並加以發展，足見宋人之於(yu) 平等精神與(yu) 自由議論的執著追求。原其所自，本於(yu) “取士不問家世”、孤寒敢於(yu) 在科場上與(yu) 勢家爭(zheng) 路的社會(hui) 深層意識。這種精神發展到極致，連對知識分子奉為(wei) 先聖先師的孔子，在議論麵前，也不避人人平等的原則。這一點不僅(jin) 見於(yu) 前引蘇軾答張耒書(shu) “自孔子不能使人同”的宣言，而且屢見於(yu) 二程、張載以及王安石的議論。如王安石論讀佛經曰:

善學者讀其書(shu) ，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cong) 。

張、程說的更幹脆，一個(ge) 說:

己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須不思而改之。

另一個(ge) 說:

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隻要是我（“自”、“己”）認為(wei) 對的，孔、孟著作中有矛盾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斷以己意。類似的話，見於(yu) 蘇軾對王安石的評價(jia) ，則有:

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

平等精神推動了宋儒對前此神聖不可侵犯的先秦經典的懷疑，懷疑精神又進一步促進了自由議論和創造精神的發揮。清人皮錫瑞說:

凡學皆貴求新，惟經學必專(zhuan) 守舊。經作於(yu) 大聖，傳(chuan) 自古賢。先儒口授其文，後學心知其意。製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義(yi) 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說。世世遞嬗，師師相承，謹守訓辭，毋得改易。

謹守訓辭，學必專(zhuan) 舊，乃漢學之圭臬；學貴求新，斷以己意，正宋學之特征。皮氏這段話，自然是站在漢學家的立場上對宋學提出批評。但由此我們(men) 正可了解到宋學與(yu) 漢學之所以在治學方法上有此截然不同的區別，即與(yu) 他們(men) 對經書(shu) 內(nei) 容（“製度”、“義(yi) 理”）的處理有關(guan) 。

師師相承，謹守訓辭，作為(wei) 漢唐注疏之學世代相沿的治學信條，其前提乃是“製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周、孔之典，經秦火之後，由漢儒重加整理，加進了不少東(dong) 西，如《禮記》一書(shu) ，據宋儒考證，基本上出於(yu) 漢初所造。但盡管如此，據漢宣帝教訓太子奭（即漢元帝）“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的話來看，儒家製度到西漢後期，就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發展。11世紀的北宋，社會(hui) 已發生了巨大變化，“謹守訓辭，毋得改易”的漢學之脫離實際，自不待言。

謹守訓故，不失原意，從(cong) 今天把儒家製度作為(wei) 一種古典文獻資料加以純曆史的研究之角度看，自不失為(wei) 一種重考據的紮實方法，盡管它不免偏於(yu) 拘泥。然而必須注意:在當時，儒家文獻的研究是與(yu) 解決(jue) 現實問題緊密掛鉤的。史家但譏宋人“議論多於(yu) 事功”，其實從(cong) 另一方麵看，事功，正是宋儒議論的重大問題，如前節所引，王安石對儒生曾經提出過如下要求:

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xi) 句讀而已，必也習(xi) 典禮，明製度，臣主威儀(yi) ，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

所謂大議論，不僅(jin) 指治學方法上用自出新意的議論代替了漢儒的“獨取訓習(xi) 句讀而已”，而且指學問內(nei) 容上以典章、製度、時政的沿襲為(wei) 主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如何解釋（“臆說”）或者說重建（“私造”）儒家製度，使之適應唐宋之際經濟基礎發生巨大變革之後的形勢。這一點被從(cong) 慶曆新政到熙寧變法，經濟方麵的改革越來越受重視所證明。其實例除了拙稿下章列有專(zhuan) 節介紹的圍繞王安石變法所展開的“王霸義(yi) 利之辨”，以及前節所引《宋史·食貨誌·序》所提到的宋廷每一事行，士大夫遂異論紛然的情況之外，還可由第四章第四節所臚述的張、程、歐、蘇以及範仲淹諸人關(guan) 於(yu) 儒家宗法製度之再建方麵的不同構想而見之。

從(cong) 謹守訓辭、不可私造方麵講，張載和二程提出的宗子法，算是比較符合儒家經典之原意了，但正像井田製之不可行於(yu) 後世一樣，這種以經濟共同體(ti) 為(wei) 前提的宗子法，同樣無法在11世紀的北宋付諸實施。當然，張、程之說並不是全部照搬《周禮》，如卑幼奪宗之法，即是從(cong) 現實出發的變通。但總的來講，他們(men) 的理論還遠不如歐陽修、蘇洵那般隻保留文化意義(yi) 上的宗譜法切於(yu) 實用。範仲淹的義(yi) 莊之舉(ju) ，結合當時的社會(hui) 實際，通過置義(yi) 田（公產(chan) ）以救助族人，部分保留了公共經濟在宗族關(guan) 係的維係方麵發揮作用的遺意，可以說兼有張、程與(yu) 歐、蘇兩(liang) 法的長處，故後世多效之。但從(cong) 製度沿革方麵講，亦非“傳(chuan) 自古賢”而一出於(yu) 後儒之“私造”。

好持異論，不避權威，本是宋學從(cong) 草創伊始如歐陽修諸人在疑經、疑傳(chuan) 的治學實踐中即已具有的鮮明特征。隨著改革的深入，體(ti) 現儒家禮樂(le) 精神的“製度”既可“私造”，解釋儒家經典內(nei) 容的“義(yi) 理”自能“臆說”了。宋學之所以到仁、神之際出現了“一人一義(yi) ，十人十義(yi) ”，學必求新，斷以己意的繁榮景象，與(yu) 這種受動於(yu) 經濟基礎變革所形成的從(cong) 政治生活開始而深入到學術研究之中的自由議論之風密切相關(guan) 。宋學時代精神已受經濟基礎的影響而成為(wei) 中國文化史發展的一大轉折，從(cong) 治學方法與(yu) 學問內(nei) 容兩(liang) 方麵皆可得到充分的說明。

（本文摘錄自《北宋文化史述論》，陳植鍔著，中華書(shu) 局2019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wei) 編者所擬，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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