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學在日本

作者：侯立睿（山西大學文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十七日丙戌

          耶穌2019年8月17日

《爾雅》是一部先秦典籍詞義(yi) 訓釋匯編性質的辭書(shu) ，自《漢書(shu) ·藝文誌》始，被列於(yu) 經書(shu) 之下，唐文宗時，被正式立為(wei) 經書(shu) 。世代學者圍繞《爾雅》進行了一係列校釋、整理、增廣、仿作、輯佚、考辨等專(zhuan) 門研究，漸成雅學。作為(wei) 中國雅學在海外的延伸，日本雅學對中國雅學既有繼承也有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專(zhuan) 門學問。

《爾雅》至遲在奈良時代就作為(wei) 重要的文獻典籍由遣唐使傳(chuan) 入日本，最初被用作培養(yang) 人才和選拔官吏時的重要考核科目。成書(shu) 於(yu) 平安時代的《令集解》，收錄了奈良時代《養(yang) 老令》《大寶令》等律令文書(shu) 。律令規定，《爾雅》作為(wei) 貴族和士人所在大學、國學僅(jin) 次於(yu) 經書(shu) 科目之後的次級科目。同時代的律令文書(shu) 《選敘令》《考課令》則規定，《爾雅》為(wei) 進士必考科目。這一時期，對《爾雅》的掌握與(yu) 否成為(wei) 衡量學業(ye) 水平和才能高下的重要手段，《爾雅》對日本學界乃至政界的影響可見一斑。而真正標誌著日本雅學的萌芽則是同一時期日本學者對雅學文獻進行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平安中期學者藤原佐世在《本朝見在書(shu) 目》（又稱《日本國見在書(shu) 目錄》）一書(shu) 中共整理出雅學類書(shu) 目11種。

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雅學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奉《爾雅》為(wei) 重要經書(shu) ，以唐宋《爾雅》研究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以中國雅學為(wei) 學習(xi) 模本進行《爾雅》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爾雅》的考釋補正、仿作及本土化過程。如江戶時期學者貝原好古編撰的《和爾雅》，就是以《爾雅》的內(nei) 容與(yu) 形式為(wei) 模本、結合日本類書(shu) 《倭名類聚鈔》的撰寫(xie) 特點，對日本詞匯的一次整理和匯編，是一部仿雅著作，同時也是雅學本土化的一個(ge) 範例。19世紀後期日本開始的明治維新改革，將之前以中國文化為(wei) 學習(xi) 和效仿的範本轉變為(wei) 全麵學習(xi) 西方文明，試圖脫亞(ya) 入歐。這一時期，隨著對中國文獻典籍的掠奪性占有，中國雅書(shu) 也大量流入日本。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雅學研究也相應地產(chan) 生了新的變化：整理、研究、刻印中國雅書(shu) 成為(wei) 重要內(nei) 容；《爾雅》輯佚工作成績斐然；采用西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研究《爾雅》；圍繞《爾雅》展開的文化、博物研究成為(wei) 熱點。近幾十年來，受西方學科分類的影響，《爾雅》逐漸擺脫了經學附庸的角色，被納入語言學範疇。對《爾雅》等雅書(shu) 進行語言學考察成為(wei) 日本雅學新的研究內(nei) 容和趨勢。

回顧雅學在日本的發展，在繼承中國雅學對雅書(shu) 文獻的整理、校注、輯佚等學術傳(chuan) 統的同時，也十分注重運用本土獨具的材料和研究手段加以創新。

由於(yu) 利用了日本見存而中國本土稀見的古珍善本，日本在《爾雅》文獻整理方麵貢獻頗多。首先，對中國雅書(shu) 的保存與(yu) 刊刻用力甚勤。如完整保存了羽澤石經山房刻景（影）宋本《爾雅》、神宮文庫藏南北朝刊本《爾雅》及室町氏所藏《爾雅》本等早期刊本，其中室町氏所藏《爾雅》本後被收入《古逸叢(cong) 書(shu) 》，楊守敬認為(wei) 此版係眾(zhong) 版之祖，具有極高的文獻校勘價(jia) 值。日本學界除對《爾雅》等雅書(shu) 的古善版本進行妥善保管外，還積極地進行翻刻。這些翻刻的和刻本雅書(shu) 的文獻價(jia) 值也極高。日本著名學者長澤規矩也主持編印的《和刻本經書(shu) 集成》《和刻本辭書(shu) 集成》中，收錄有深河龍光彥校安永八年鈔《爾雅》、覆明萬(wan) 曆二十一年北京國子監刊本《爾雅注疏》、南宮嶽點寶曆一○年五月刊《（新刻）小爾雅》、寶曆七年九月刊《廣雅》、白河藩立教館刊《通雅》等幾部雅書(shu) 古善本，並進行了一係列解題性質的研究，代表了日本學界雅學版本研究的最高水平。

文字校訂方麵，日本學者鬆崎複對影宋本《爾雅》進行了文字校訂及說明，長澤規矩也對包含神宮文庫藏南北朝《爾雅》本、《古逸叢(cong) 書(shu) 》本在內(nei) 的四個(ge) 版本進行了文字比對，對《爾雅》版本的祖本及源流係統考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據。

利用日本所藏大量珍貴的中國古籍及日本人寫(xie) 就的漢籍進行的《爾雅》輯佚工作，也大大超越了中國清代學者的輯佚成果。代表性著作為(wei) 新美寬編、鈴木隆一補《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8年版）。該書(shu) 利用了中國本土散佚的諸多文獻材料，有《玄應音義(yi) 》《慧琳音義(yi) 》《原本玉篇》《玉燭寶典》《李嶠雜詠注》《孫緬切均》《希麟音義(yi) 》等，以及日本人利用唐前古籍撰就的漢籍著作《弘決(jue) 外典抄》《秘府略》《倭名類聚抄》《令集解》《令集解雜令裏書(shu) 》《石山寺本香字抄》《法華經釋文》等進行包含《爾雅》在內(nei) 的中國文獻典籍的輯佚工作，其引書(shu) 之豐(feng) 、之珍，前所未有。

研究方法上也打破了用經學思維研究《爾雅》的舊格局，采用新的西方語言學視角和方法研究《爾雅》，如內(nei) 藤湖南《爾雅的新研究》。文中提出《爾雅》研究的兩(liang) 種新方法，一種是新的語言學方法，即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來考察《爾雅》語言與(yu) 其他相鄰種族語言的語根的共通關(guan) 係，據以判定《爾雅》的成書(shu) 時代、地點。另一種是考察《爾雅》與(yu) 諸經發展的相互關(guan) 係來判斷其語言的時代或地理屬性。作者選取了後一種方法考察《爾雅》諸篇，結論為(wei) 《爾雅》成書(shu) 最早為(wei) 七十子以後，後增相附益而成。這篇論文於(yu) 1931年收入江俠(xia) 庵編譯的《先秦經籍考》（商務印書(shu) 館）。江俠(xia) 庵評價(jia) 說：“此種研究之新方法，洵足濬發人之睿思也。”這也是中國學者對日本雅學研究成果的首次引介。以此為(wei) 肇端，用語言學理論進行《爾雅》及其他雅學著作研究成為(wei) 之後日本雅學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出現了大量運用比較、數據統計等手段對中國雅學著作進行的語音、文字、詞義(yi) 訓釋、文獻之間關(guan) 係等語言學範疇論文。

此外，圍繞《爾雅》進行文化、博物研究，也構成了日本雅學研究的一個(ge) 部分。如諸橋轍次全書(shu) 以《爾雅·釋親(qin) 》為(wei) 參照，對作為(wei) 中國社會(hui) 基礎的以家族為(wei) 中心的儀(yi) 製展開研究，探討冠婚喪(sang) 祭等中國禮俗的原意。其書(shu) 分婚姻篇、喪(sang) 葬篇、祭祀篇、宗廟篇、名字諱諡篇、親(qin) 屬篇、姓氏篇，對中國宗法家族製度進行了深入研究。

日本雅學承自中國，受其本土政治、文化等多方影響，又呈現出與(yu) 中國雅學相異的發展特點，是對中國雅學傳(chuan) 統的創新，對中國雅學多有貢獻。對雅學文獻的整理，尤其是中土散佚現藏日本的雅書(shu) 版本的整理，有益補充了雅學研究成果。利用日本現存漢籍材料開展的《爾雅》輯佚工作，極大豐(feng) 富了雅學研究成果，拓寬了雅學研究範圍。周祖謨先生的《爾雅校箋》就是利用日本藏宋本《爾雅》及日本所藏漢文文獻作為(wei) 校勘材料撰就的，其學術價(jia) 值至今難有人逾越。日本學者所倡導和使用的新研究思路和方法也直接影響了中國學界，使得中國雅學研究從(cong) 此也走上了新的語言學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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