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潮中的顧炎武：援引、印刷及曆史語境

作者：沈潔（上海社科院曆史所副研究員）

來源：《文匯報》

時間：西曆2017年06月23日

[摘要]晚清士林的顧著閱讀，既有曾國藩、章太炎這樣的大儒，為(wei) 經國大業(ye) 、學術傳(chuan) 承、道德接續；亦有汲汲為(wei) 功名計、為(wei) 稻糧謀的芸芸讀書(shu) 人。

1901年《申報》刊載的《勸誡學生文》

晚清士林的顧著閱讀，既有曾國藩、章太炎這樣的大儒，為(wei) 經國大業(ye) 、學術傳(chuan) 承、道德接續；亦有汲汲為(wei) 功名計、為(wei) 稻糧謀的芸芸讀書(shu) 人。如何把彼時先賢的經義(yi) 貫通入此時的經世，變而化之謂為(wei) 通，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題，也是政亂(luan) 戰亂(luan) 叢(cong) 集的民國永永無窮的命題。

王國維在《沈乙庵七十壽序》中那句著名的話：“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鹹以降之學新”，撮清學之要。明末亭林、梨洲、船山在國變之際沉慟並思考的君國、經世，經乾嘉以降士人們(men) 一百餘(yu) 年細瑣功夫的澱積，值晚清，又被重新、大量提及。晚清學林對於(yu) 國初之學的接續，“晚明三先生”在一個(ge) 崇“新”的時潮中被援引，皆與(yu) 時局中的另一種“國變”相關(guan) ，亦與(yu) 此“國變”中具體(ti) 的製度及社會(hui) 變動相關(guan) 。

經世與(yu) 變法

思想緣時勢逶迤，因此，在晚清中國“世變之亟”的當口，相較於(yu) 黃梨洲、王船山，與(yu) 經世相關(guan) 更密的顧亭林是被引申較多的一位。晚清的顧炎武評述中，舉(ju) 曾國藩、梁啟超二人為(wei) 例。曾國藩說：“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wei) 宗。國史《儒林傳(chuan) 》褎然冠首，吾讀其書(shu) ，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誌，何其壯也”；亦講其“博大精微，體(ti) 用兼賅”。而梁啟超在1902年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言清學之祖，必推亭林。諸先生之學統，不數十稔而俱絕，惟亭林巋然獨存也。”他在後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亭林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亭林發其端，而後人衍其緒，“我以為(wei) 現代青年，很應該用點功夫，多參閱些資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

一“宗”一“祖”，概論了亭林在清學中的至高位置，而這個(ge) 概括，我們(men) 也應當注意到敘說者的語境。曾國藩之後，至梁啟超的世代，是一個(ge) 舉(ju) 國言變法、進而由變法走向了革命的世代。如何扶危救困、救亡圖存是這一世代士林中人的集體(ti) 焦慮。於(yu) 是，講實學、講經世的顧炎武自然位列其首。

鉛印《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光緒圖書(shu) 集成局版

自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之後的數十種晚清《經世文編》中，能看到大量的對亭林先生的引用。這些嘉道以來的士子，言及亭林，多援引其封建郡縣論、考試、銓選、吏治、賦稅、錢糧、鹽課、鈔法、兵政、地利、輿圖、河防、水利等論說。其中，尤以《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被引述最多。略舉(ju) 兩(liang) 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中所收，嘉道間士人張杓寫(xie) 的《日知錄跋》，稱亭林先生“挾經世之才，懷匡時之誌，慨然以世道人心為(wei) 己任”。《日知錄》：“自經史而外，凡國家政治，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無不援據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論其得失，至於(yu) 風俗之敗壞，世教之陵遲，則陳古諷今，尤三太息。蓋先生目擊明季之政，故不覺言之深痛如此。”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中所收，謝應芝（1795-1862）《書(shu) 郡國利病書(shu) 後》：“亭林山人博極群書(shu) ，各因天下土俗所宜，采錄大備，而莫善於(yu) 西北水利。東(dong) 南既無曠土，而西北尚多閑田，西北水利興(xing) 則屯戍行、糧賦減、漕運罷、河工省，一切雜稅皆可弛，民克安其業(ye) ，享其利，雖謂井田之良法複行於(yu) 今可也。”僅(jin) 列此兩(liang) 例，亭林身後，士人多數是在這樣的“經世致用”語境中閱讀和引申前賢的。而在嘉道、鹹同年間，西學尚未大量引入，士林談經世，尚無新的思想資源，因此，他們(men) 的談論基本也不脫這個(ge) 君國體(ti) 製的框架。也就是陳天華所說的：“彼時學科不全，而當時風氣，喜談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學說，於(yu) 山川險塞、製度利弊以及行軍(jun) 理財，均反複研討，以求深至。”

至光宣，士人談亭林，亦未脫古為(wei) 今用、“參酌吾國舊有之製度”；但由於(yu) 西方政體(ti) 、製體(ti) 論說大量引進，有些援引走得更遠，衍為(wei) 一種中西雜糅的形態。尤以亭林“寓封建於(yu) 郡縣”的討論對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影響為(wei) 典型。諸如，馮(feng) 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關(guan) 於(yu) “公黜陟”、“免回避”、“許自陳”、“複鄉(xiang) 職”等篇內(nei) 論說的，便是竭力將寓封建於(yu) 郡縣混合進新的地方自治方案中。康有為(wei) 則更直陳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也”。而在黃遵憲、袁昶、戴鴻慈、端方等人有關(guan) 自治與(yu) 立憲的論說中，都能很清楚看到顧炎武的影響，甚而直接以泰西之地方議院比附“大儒顧炎武謂行封建之意於(yu) 郡縣之內(nei) ”，“則外侮不能乘虛而入”。1906年《政藝通報》上《顧亭林日知錄之地方自治說》一文：“今采錄其議論政事各條之關(guan) 於(yu) 地方自治者，排比而釋之，或參以己見，意在發明而止。近日寰宇競侈言立憲，而立憲之根本，在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又不能純取歐美之製移之吾國，遂可謂之推行而盡善也。參酌吾國舊有之製度，古先之成說，而能致謹於(yu) 曆史、地理、風俗、民性之間，然後可措之有利而無弊，則此篇之為(wei) ，未可以其陳跡而盡棄之也。”古先之成說，是推行製度革新有效、有益的思想資源。經世之學到了晚清，洐化為(wei) “古為(wei) 今用”，甚至“古已有之”、“西學中源”說。而鄧實在《明末四先生學說》文中說：“亭林先生當晚季，目睹不學之患，故首以讀書(shu) 哭告天下，力矯明儒之空疏無用，而以經世實用為(wei) 宗，遂以開有清一代實事求是之學。”亭林等人關(guan) 於(yu) 治道的種種論說，便因此與(yu) 晚清中國的經世時風、改良政潮成功接榫。

“君國之變”、“種族之辨”

除“經世之學”，“君國之變”與(yu) “種族革命”是晚明三先生在晚清被複調、高調提起的另外兩(liang) 重緣由。

比如，我們(men) 今天耳熟能詳的“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便是晚清梁啟超、麥孟華諸君之於(yu) 亭林的重新“發明”。1897年，梁啟超《萬(wan) 木草堂小學學記》：“顧亭林曰，天下興(xing) 亡，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後世此義(yi) 不明，即好學之士亦每以獨善其身為(wei) 主義(yi) ，而世變益莫之振救，不知棟折榱崩，其誰能免？即不念大局，獨不思自保耶？”麥孟華《民義(yi) 自序》：“顧炎武曰：天下興(xing) 亡,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是固保種族、存國教之先務歟！其亦海內(nei) 魁桀之所宜有事者歟！”另一康門弟子劉楨麟1897年6月在《知新報》發表《論中國守舊黨(dang) 不如日本》：“中國今日之不振，士人實當坐其咎。顧亭林所謂天下興(xing) 亡，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種族之華能，無非類之，懼君父之患，寧非臣子之辱，如其以存中國為(wei) 心，則雖倡言守舊，吾不以責之也，如不以存中國為(wei) 心，則雖日言變法，日事西學，適足為(wei) 外人先路之導耳，奚論守舊！”亭林“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耳矣”之說，原有保國、保天下的分別，亦因分別，對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責任判分；而晚清維新黨(dang) 人直接將這兩(liang) 層涵義(yi) 合二為(wei) 一，將“保國、保種、保教”糅為(wei) 一體(ti) 。

這種因“君國之變”演化而來的維新思想，在日益激進化的時風中便直接發展成了“種族革命”。其後的士林言說，顧、黃、王的經世學問，更多地被加入了“激動種姓”之義(yi) 。鄧實《國學無用辨》文：“明之季，國既亡矣，而北有夏峰、習(xi) 齋，西有二曲，東(dong) 南有亭林、梨洲、船山，皆思本所學以救故國，著書(shu) 立說，哭告天下，而天下之人不應，漠然若毋動其中，其言不用，而神州遂至陸沉。夫使數君子之學，得以見施於(yu) 時，則亭林鄉(xiang) 治之說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製；梨州（洲）原君原臣之說昌，則專(zhuan) 製之局早破；船山愛類辨族之說著，則民族獨立之國久已建於(yu) 東(dong) 方矣。是故數君子之學說而用，則其中國非如今日之中國可知也……惜其學不用，乃以成此晚近衰亡之局，而反以無用誣古人，古之人不更悲乎？”所以後來黃濬總結：“明末梨洲、船山諸儒，痛心胡禍，稍申君與(yu) 國之辨。清網一密，諸說闃然。清末能知世界大勢怵心亡國者，郭筠仙之外，唯曾劼剛。劼剛議論中，已大膽以國家為(wei) 一單位，不複斤斤於(yu) ‘聖清’‘我皇上’之習(xi) 說。”汪國垣則直接說：“清季種族革命論，其遠源實自黃太衝(chong) 、顧亭林、王而農(nong) 發之。”梁啟超後來也曾概括過：“最近三十年間，把第一個(ge) 一百年的思想全部複活。頭一件，他們(men) 消極的和滿洲人不合作的態度，到這時候變為(wei) 積極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設民國。第二件，他們(men) 的學問種類和做學問方法，因為(wei) 歐洲文化輸入，重新發生光彩，越發向上進。”和滿洲的不合作，“種族自衛，無滋蠻貉”，至清末，易化為(wei) 推翻清王朝的種族革命之說，這同樣也是時勢之於(yu) 思想的塑造，或者稱之為(wei) “再闡釋”。

科舉(ju) 、印刷相關(guan)

以上所述，皆為(wei) 思想流轉的曆史語境；這個(ge) 語境，也關(guan) 聯到實際的載體(ti) 。在晚清中國，亭林以及顧著出版，有更為(wei) 具體(ti) 的製度因素和社會(hui) 經濟因素。事實上，亭林身後，他的思想和著作從(cong) 未湮滅，在清代中國持續傳(chuan) 布，除了家刻、坊刻，像《四庫全書(shu) 》《皇清經解》這樣大部的出版工程中，也都收有顧著。隻是，到了晚清，這個(ge) 不絕如縷的熒熒燭火變得更像是一股時潮。人們(men) 更熱衷於(yu) 閱讀和談論顧炎武，不僅(jin) 與(yu) 作為(wei) 語境的危局、國變有關(guan) ，還與(yu) 晚清中國所

經曆的大的製度變革以及印刷革命相關(guan) 。

石印本《日知錄》

秦燕春在《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一書(shu) 中簡單列舉(ju) 過清末出版的顧炎武著作，比如，點石齋的石印本《日知錄集釋》，掃葉山房的刻本《聖安紀事》，味靜齋的《顧亭林先生詩箋》，校經山房的《聖安紀事》，圖書(shu) 集成局的鉛印本《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其中，《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在道鹹以降，特別是光緒年間，出版較為(wei) 集中。晚清上海發生的印刷革命為(wei) 之提供了條件。1880年代開始，西方傳(chuan) 入的石印技術取代傳(chuan) 統的雕版印刷，開啟了近代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yi) 時代。石印業(ye) 相對於(yu) 雕版印刷，有許多優(you) 勢。雕版書(shu) 字不能太小，而字大，書(shu) 就貴，照相石印可以把字縮得很小，書(shu) 價(jia) 就便宜，讀書(shu) 人買(mai) 得起。石印製版容易：“大抵刻版粗笨，成書(shu) 不易，而刻工嘉者殊鮮。坊間刻本字跡類多模糊，且一書(shu) 之版多至疊床架屋。讀者、藏版者往往苦之。然有（石）版則可隨時刷印，不計多寡，非其利歟？活版則排印甚速，字跡清明，價(jia) 值又廉，流傳(chuan) 甚廣。”而且，更重要的，石印非常高效，“印速甚快”、“製作甚奇”，比如文明書(shu) 局，機器全部開足運營，每日能印書(shu) 20餘(yu) 萬(wan) 頁。

印刷革命使得從(cong) 前那些不便流傳(chuan) 、少量流傳(chuan) 的書(shu) 籍開始大量出現在市場。早期，石印業(ye) 的主要業(ye) 務就是課藝書(shu) ，印刷諸如《康熙字典》《策學備纂》等士子應試書(shu) 籍，由於(yu) 印刷便捷，並且能印刷袖珍本，攜帶方便，一時需求量大增，而石印書(shu) 局也因此獲利甚豐(feng) ，並愈發引起聚合效應，光緒年間，上海的石印書(shu) 局超過八十家。

課藝書(shu) 之外，戊戌以降的科舉(ju) 改革又使得各類西政時務、經濟史論類的圖書(shu) 成為(wei) 石印書(shu) 坊的營業(ye) 重心。其中，顧炎武著作在晚清上海新式印刷業(ye) 中成為(wei) 利藪，亦與(yu) 廢八股、改策論的製度變革有莫大關(guan) 係。

1898年8月《申報》上有題為(wei) 《論改試策論後士人家塾誦習(xi) 課程》的論說：“今之勢固急經濟而緩詞章也”，所以，除傳(chuan) 統必讀之書(shu) ，古近名人論經濟的文章亦不可不讀；而《海國圖誌》《瀛寰誌略》之類有關(guan) 中國與(yu) 世界的時務書(shu) ，更應“次第閱識”，在家塾中或令初學者取報章分別句讀，“以清紋理”。經濟文章應當成為(wei) 聖賢文章之外的必讀書(shu) 目。《申報》時務書(shu) 廣告中有言：“自科場改製之詔下，坊肆所出近人策論幾於(yu) 充棟汗牛。”《日知錄》《明夷待訪錄》《通鑒》等史論書(shu) 籍也因為(wei) 改試策論而暢銷起來。1901年《申報》上《勸誡學生文》：“今之所謂學者，時文而己，詩賦而已，小楷而已，訓詁而已。問有能以曆代政術為(wei) 學者乎？無有也。問有能以本朝掌故以為(wei) 學者乎？無有也。問有能以天下郡國利病為(wei) 學者乎？亦無有也。”是以人才不興(xing) 、國勢不振。作者於(yu) 是呼籲廣設學堂，習(xi) 有用之學。《得氣之先》一文，論及八股取士時代，國家崇尚時藝，士子沉埋八股，無複有宏通淹雅之才者，“方今朝廷銳意求新，廢除八股取士，改試策論，首重經世有用之學”。

與(yu) 朝廷改科舉(ju) 政令銜接會(hui) 通的，1880年代開始，各地書(shu) 院、學堂的課題已經日益明顯地向時務策論傾(qing) 斜。涉及亭林及其經世學問的試題便不少。比如，1881年寧波辯誌文會(hui) 課題，輿地類：“讀顧亭林郡縣論書(shu) 後”；1889年辯誌文會(hui) 課題，輿地類：“讀讀史方輿紀要書(shu) 後，讀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書(shu) 後。間經濟六科：一曰內(nei) 政，以考求方輿險要、郡國利病、民情風俗者隸之，凡有誌應此科者，平日宜若何肄習(xi) ，斯成有用之才，盍各抒所見”。1889年上海求誌書(shu) 院課題，掌故類：“問黃氏明夷待訪錄與(yu) 顧氏日知錄論治孰優(you) ”；1891年求誌書(shu) 院課題，掌故類：“擬顧亭林郡縣論”；1901年求誌書(shu) 院夏季課題，掌故類：“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書(shu) 後”，秋季課題，掌故兼時務類：“孫夏峰、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四先生論讚”。1900年湖北黃岡(gang) 文童調覆題：“論國初四君子，論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胡石莊”；漢陽鳳山書(shu) 院策題：“顧亭林謂治亂(luan) 之關(guan) 在人心風俗，而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不可闕，試即教化綱紀詳言之”。1901年，江西學政吳士鑒在署甄別經訓書(shu) 院肄業(ye) 生，出題：“擬顧亭林郡縣論”。1901年江西萍鄉(xiang) 縣令顧家相課試書(shu) 院，以經策命題，時務兼西政類：“顧亭林黃梨洲皆主變法論”。1901山東(dong) 巡撫袁世凱試辦濟南大學堂，學堂章程中開列書(shu) 目即有《日知錄集釋》和《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

提倡實學的朝廷政令，以及廢八股、改試策論的製度改革，其影響非常直接地投射到了林立於(yu) 上海的各新式石印書(shu) 坊。“亭林先生曠代通儒”的出版廣告遍布1880年代以降的各類書(shu) 刊雜誌。1882年文玉山房發售顧亭林所著《菰中隨筆》，“足補日知錄之闕，版久浸毀，今複重梓，雖編帙無多而碎金片羽彌可寶貴”。1885年掃葉山房出版《亭林先生續遺書(shu) 十種》，“當世博雅之士、講求經世有用之學者，當必以先睹為(wei) 快也”。次年掃葉山房又印成《顧亭林遺書(shu) 二十種》，“足為(wei) 後學之津梁，旦夕觀玩，其嘉惠士林實非淺鮮”。1886年，點石齋石印《日知錄集釋》，稱日知錄集釋久已行世，因木刻不爽目又難攜帶，而此書(shu) 翻刻日多、偽(wei) 謬日甚，是以重新石印編訂，“談經世之學者，此書(shu) 實枕中鴻寶也”。點石齋的這部書(shu) 一直到1900年代早期，還在持續翻印出版，足見受歡迎。1888年，慎記書(shu) 莊將《日知錄》與(yu) 《策學纂要》合編，石印出版，這顯然也與(yu) 改試策論密切相關(guan) 。1894年掃葉山房石印《顧亭林遺書(shu) 匯輯》，1900年著易堂書(shu) 局出版《日知錄校正》。1899年，圖書(shu) 集成局所出“新印大字本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以上等潔白連泗紙印成，釘裝六十本，外加鋸木大箱，每部售洋十二元，直以“方今詔求變政，各省設立學堂，每以策論命題”，“海內(nei) 有誌之士欲講求經濟學問者，則此二書(shu) 不可不備”為(wei) 廣告語。1901年，慎記書(shu) 莊石印《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亦稱國家力求實學，出版此書(shu) ，既為(wei) 留心經濟者，亦為(wei) 朝廷明詔的經濟特科：“昆山顧氏所著，久已海內(nei) 風行，士林望重，誠以天下之輿圖關(guan) 乎史學，不考古今何以識山川之要，不綜源委何以知形勢之全。方今海鑰宏開，華洋錯雜，重洋遠隔，都邑邊防，昧焉不察，不且貽舍本逐末之誚乎？本莊覓得善本原書(shu) ，爰倩文人抄錄，付諸石印，前印之書(shu) 早經售罄，複印者現在所存無多，留心時事者宜速購為(wei) 妙。”1903年，點石齋以“投時利器”為(wei) 題，持續在《申報》上為(wei) 其所出《日知錄》《通鑒輯覽》等書(shu) 刊登廣告，稱其為(wei) “切於(yu) 時用者”。點石齋所出《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詳節加校勘記》，廣告中稱“非為(wei) 射利起見，冀廣流傳(chuan) ”，嘉惠書(shu) 林，並為(wei) 各省學堂應用時務所參考。1904年上海棋盤街文瑞樓《新印大字本讀史方輿紀要郡國利病書(shu) 》《新編皇朝藩屬輿地叢(cong) 書(shu) 》：輿地之學，一為(wei) 慎重邊疆，另外也為(wei) “鄉(xiang) 會(hui) 試策題、學院觀風，每多邊事命題”、“各省府廳州縣學堂以及上年考試優(you) 貢，無不以邊事輿地命題”，裨益政治實為(wei) 旗幟，因其為(wei) 科舉(ju) 參考書(shu) 而大能贏利，則是更重要的原因。

胡思敬《國聞備乘》中記：“自科場廢八股改試策論，又廢科舉(ju) 改學堂，《日知錄》《明夷待訪錄》《讀通鑒論》三書(shu) 盛行於(yu) 世。”章士釗說顧氏《日知錄》的重獲盛行，即與(yu) 科考策論有極大關(guan) 係：“顧氏《日知錄》者固國聞中之良書(shu) 也。數年前石印，書(shu) 賈發行之數，不下十萬(wan) ，其所以然者，乃以其言蘊藉，而且殫洽於(yu) 試場之吞剝，與(yu) 國中治國聞者之級數，毫無比較之關(guan) 係。”而章太炎的《訄書(shu) 》，章士釗認為(wei) 其價(jia) 值與(yu) 顧氏之書(shu) 不相上下，然而由於(yu) 文義(yi) 艱深，更重要的是與(yu) 時務策論關(guan) 係不大，因此不獲流行。陸費逵也回憶，因為(wei) 科舉(ju) 改革，要考史鑒策論，“於(yu) 是《廿四史》《九通》《綱鑒》以及各種論說，又複盛行一時。”商務印書(shu) 館新印《曆代通鑒輯覽》和船山《讀通鑒論（附宋論）》，也在廣告中稱“二書(shu) 於(yu) 考試學堂需用皆急，特坊間並無佳本，士林憾之”。

顧炎武著作所收獲的營業(ye) 勝利，是國政、啟蒙與(yu) 生意多方交匯而成的結果。晚清士林的顧著閱讀，既有曾國藩、章太炎這樣的大儒，為(wei) 經國大業(ye) 、學術傳(chuan) 承、道德接續；亦有汲汲為(wei) 功名計、為(wei) 稻糧謀的芸芸讀書(shu) 人。季明之遺老，在變動的曆史語境中，被反複、不同鵠的、不同層次地援引，思想也因此在流衍中獲得了更多的意義(yi) 。但亭林所講“治道”，並無法跨越君主製的界線。而時移事易，此時談論經世，已著意於(yu) 政體(ti) 變更，並終而演變為(wei) 國體(ti) 徹底改變。在此後的中國思想界，討論與(yu) 糾葛的問題，則許多已脫開了亭林、梨洲所思所慮的君國框架。如何把彼時先賢的經義(yi) 貫通入此時的經世，變而化之謂為(wei) 通，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題，也是政亂(luan) 戰亂(luan) 叢(cong) 集的民國永永無窮的命題。此正應潘耒所說：“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shu) 非一世之書(shu)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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