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鍾律而雅樂(le) ，國樂(le) 之“基因”意義(yi)

作者：項陽（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

來源：《音樂(le) 研究》2019年第二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十三日壬午

          耶穌2019年8月13日

中國當下所見能夠相對完整演奏五聲和七聲音階的樂(le) 器應從(cong) 賈湖骨笛開始，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考古學家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挖掘出數批、計數十支新石器時代早期6—8音孔骨笛後的認知。先民們(men) 的樂(le) 器實踐，必有樂(le) 律理念生發。

昔帝鴻氏之製樂(le) 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器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chuan) 。故鳧氏鑄金，伶倫(lun) 截竹，為(wei) 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yu) 管弦，宣之於(yu) 鍾石，然後複載之情訴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cong) 律而不奸，五色成文而不亂(luan) 。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yun) 門》《大夏》之容，無虧(kui) 觀德。

這是後世學者認定鍾律之文化內(nei) 涵一直探討的問題，先民在“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的認知下展開樂(le) 律理論實踐。有了金石之禮樂(le) 重器，需對其節規，黃帝之樂(le) 師伶倫(lun) 截竹為(wei) 律呂，以樂(le) 音規範於(yu) 管弦與(yu) 鍾石，用於(yu) 具氏族象征之樂(le) 舞，這是社會(hui) 步入文明初始階段的用樂(le) 實踐。考古資料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部落方國階段，中原之地有了鈴、繼而為(wei) 鍾等金屬禮樂(le) 器，以及特磬、繼而為(wei) 編磬等石質禮樂(le) 器，這與(yu) “截竹為(wei) 律呂”“宣之於(yu) 鍾石”“鳧氏鑄金”的說法有驚人的一致性，為(wei) 周代音樂(le) 的理論整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人類從(cong) 創造文化到走向文明，在於(yu) 區域人群思想和觀念之統一，在於(yu) 全方位建立社會(hui) 秩序和製度並為(wei) 後世所依循，成為(wei) 社會(hui) 生活和社會(hui) 發展的共同理念。部落氏族方國之賢達各有代表性樂(le) 舞以事神娛人、人神共享，給進入宗周社會(hui) 時周公製禮作樂(le) 以依憑。中國樂(le) 律從(cong) 理論上進行闡發最早是在社會(hui) 產(chan) 生“思想”的周代，學界認定理論律學之表述為(wei) 《國語·周語》中伶州鳩謂“律所以立均出度也”。作為(wei) 春秋周景王（前544—前520年在位）時期的樂(le) 官，州鳩在此當指樂(le) 律。《管子·地員》中有三分損益之生律法的記錄，這些理論難說為(wei) 管仲還是州鳩創造，卻有幸被記錄下來。州鳩屬職務行為(wei) 的承繼，周王朝各代都有伶官職務存在，如此以保障樂(le) 律延續。

國家用樂(le) 標準：以鍾為(wei) 定，首重雅樂(le)

我們(men) 思考這樣的問題：周代作為(wei) 國之大事中必用的樂(le) ，是隻在王室，還是諸侯國亦用？國家規定在不同等級、不同類型禮製儀(yi) 式中用樂(le) ，是否對樂(le) 本體(ti) 要有製度上的規定？伶州鳩見於(yu) 《國語·周語》，但三分損益法卻見於(yu) 齊國的《管子》，我們(men) 當然不能說十二律名是諸侯國之創造，周公“引禮入樂(le) ”創製“六樂(le) ”（這六樂(le) 不僅(jin) 為(wei) 王室所用，畢竟齊國和魯國有六樂(le) 之三種存在的記述。）之樂(le) 懸沒有考慮其樂(le) 律名稱，十二律為(wei) 後世所為(wei) 。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周王室對樂(le) 本體(ti) 有專(zhuan) 門規定。由於(yu) 當下所見文獻偏後，非為(wei) 理論創製時原樣之記錄，導致學界難將“碎片”作整體(ti) 認知。從(cong) “國家”之邏輯起點將這些整合考量，總不能說周製在表而不為(wei) 本。《禮記·樂(le) 記》十二佚篇中有“說律篇”“樂(le) 器篇”“樂(le) 作篇”以及“奏樂(le) ”篇，對形而下者有專(zhuan) 門規定，但所存十一篇以形而上者居多，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國家製度原本全麵規範，諸子對樂(le) 之探究更屬意形而上，導致形而下論說佚失。

樂(le) ，首重“國之大事”為(wei) 用。宗周社會(hui) 以製度形成係統，諸如文獻載齊國之《韶》，魯國之《濩》與(yu) 《武》，明確諸侯國要依製實施國家用樂(le) ，講國家用樂(le) 從(cong) 周王室之春官到諸侯國之有司在製度下的相通性。樂(le) 以製度規範必考量其本體(ti) ，樂(le) 是宗周社會(hui) 六藝之一，是以音聲為(wei) 主導技藝類型的總稱，應考量創製時之國家定位。這些年來，考古學界對宗周社會(hui) 諸侯國出土禮樂(le) 重器——編鍾、編磬的測音研究有效地證明了在音律基本構成上彰顯相通性。即便有差異，也屬“古之為(wei) 鍾律者，以耳齊其聲”。這是說雖有理論，但用於(yu) 實踐要依工匠和樂(le) 師以耳齊聲來調試，焉能無誤差？周代樂(le) 律當以國家最為(wei) 重要的樂(le) 舞形態“六樂(le) ”而定。“六樂(le) ”納入國家大祀必於(yu) 樂(le) 本體(ti) 有基本定位，國家禮樂(le) 由春官所轄、大司樂(le) 領執掌，旗下鍾師、磬師、歌師、舞師等豈能各唱各的曲，各奏各的調？諸侯國之有司須與(yu) 王室保持一致，周代製定國家用樂(le) 標準應與(yu) “六樂(le) ”之定位同步，且用於(yu) 王室和諸侯國之多種音聲技藝類型。

六樂(le) 之樂(le) 隊組合以禮樂(le) 重器“樂(le) 懸”為(wei) 中心，為(wei) 兩(liang) 周社會(hui) 標識，所謂“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國家用樂(le) 之樂(le) 律標準以鍾為(wei) 定。周代之前亦有金石樂(le) 懸，周公將此前存在於(yu) 多個(ge) 部落、氏族、方國為(wei) 用的代表性樂(le) 舞集聚起來，將周之具象征性的樂(le) 舞添列以成六樂(le) ，必製定樂(le) 律“國家標準”，其定位聚焦國家最高禮製儀(yi) 式使用，所有的樂(le) 依國家標準展開。其後三千載中國樂(le) 律無論怎樣發展，都以此種理念為(wei) 依憑，首用於(yu) 雅樂(le) 、繼而其他（禮樂(le) 它種形態和俗樂(le) 形態），“宗周”國家定律理念是曆朝曆代維係雅樂(le) 作為(wei) 中國樂(le) 文化“基因”構成的要義(yi) 。不論在曆史發展進程中外來音樂(le) 形態對作為(wei) 國樂(le) 之雅樂(le) 辨識和定位造成怎樣的衝(chong) 擊，但對其維係並以此為(wei) 憑一以貫之探索前行，是太常必做之事。即便外族入主亦尋求“墳藉”以宣“正統”，招熟諳中原樂(le) 律者在依循前提下不斷探析以定本朝的音律標準。

國家音律標準以鍾為(wei) 定，首重國家最高禮製儀(yi) 式——國之大祀中使用。六樂(le) 奉為(wei) 經典，為(wei) 《樂(le) 經》製定音律標準，“金由鍾律而雅樂(le) ，國樂(le) 之“基因”意義(yi) 石以動之，絲(si) 竹以行之”，是雅樂(le) 樂(le) 隊經典配置，伶州鳩與(yu) 周景王討論雅樂(le) 價(jia) 值即在於(yu) 此。

周代禮器分無聲和有聲兩(liang) 類。無聲禮器如鼎、簋、鬲、爵、斝等；有聲禮器諸如鍾、磬、鼓、琴、瑟、柷、敔之列。金石樂(le) 懸為(wei) 重器，在國之大事儀(yi) 式樂(le) 隊中領銜，當為(wei) 祭器、有聲禮器。它集禮器、重器、祭器、樂(le) 器等眾(zhong) 多功能於(yu) 一身，國家樂(le) 律標準因之而定，王室和諸侯國均要依製鑄鍾以顯身份。

以樂(le) 鍾為(wei) 核心，音律因此而定，樂(le) 鍾鑄就，不易敝壞，音高固定，由是成為(wei) 定律之器，這是周代十二律名以黃鍾首起的道理。有四律以鍾為(wei) 稱，分別為(wei) 一、四、八、十二，依現在認知分列一、三、五、七度，三度疊置，個(ge) 中含義(yi) 值得探究。在氏族方國階段律製以竹為(wei) 定，周代“立均出度”，確立度量衡，雖以黍定尺偏晚，但早期亦應有依度量而定的理念存在，這是黃翔鵬先生考辨夏商周尺的道理。由“尺”度量，依“三分損益”出不同長度為(wei) 十二律高，精微之處靠工匠和樂(le) 師“以耳齊聲”。依尺用於(yu) 弦有“律準”——“均鍾”意義(yi) 。中國理論律學最早實踐是為(wei) 國家最高禮製儀(yi) 式六樂(le) 之演奏製定樂(le) 律標準。均鍾者，以鍾為(wei) 定，確立國家禮樂(le) 核心為(wei) 用十二樂(le) 律，由此展開樂(le) 調和旋律實踐。

周代樂(le) 懸定律依樂(le) 鍾核心為(wei) 用，以六樂(le) 為(wei) 經典，明顯重視樂(le) 本體(ti) ，金石樂(le) 懸領銜的樂(le) 隊依製四級擁有，所謂王、候、卿大夫、士者。六樂(le) 亦在諸侯國為(wei) 用，宗周之諸侯國都應使用這種樂(le) 律。六樂(le) 因其至高無上每年隻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場合大祀為(wei) 用，但樂(le) 懸為(wei) 代表的樂(le) 隊組合形態，卻因應等級製度涵蓋卿大夫和士；國家標配樂(le) 懸不會(hui) 隻用於(yu) 壇廟，亦用於(yu) 朝堂和廳堂；既奏“古樂(le) ”，又為(wei) “新樂(le) ”；既用於(yu) 儀(yi) 式，又用於(yu) 非儀(yi) 式。依此樂(le) 律所鑄樂(le) 鍾，為(wei) 所有用樂(le) 類型的“標準器”。各個(ge) 曆史時期在此基礎上設置多種音列、樂(le) 調以顯豐(feng) 富，但作為(wei) 國家樂(le) 律標準當會(hui) 維係，以顯權威性。

清代學者倪濤《六藝之一錄·鍾總說》雲(yun) ：

八音之始必原於(yu) 律呂，律呂之氣肇於(yu) 黃鍾。黃鍾之生，而平於(yu) 中正，則鑄之金、磨之石、……然八音之器，語其製作，既肇於(yu) 黃鍾之數而上下相生，月律互間，周一歲之月十二數，而金奏舉(ju) 其餘(yu) ，絲(si) 竹之類必因鍾律以求協，而同歸於(yu) 和者。為(wei) 備樂(le) ，然則鍾固樂(le) 之始也。……由漢以來，浸失其傳(chuan) ，……。夫今之所獲，……固可因器以考其聲，因聲以為(wei) 其樂(le) ，將見《濩》《武》之遺音，可複傳(chuan) 於(yu) 今日矣。顧不美歟。

這段文獻真可謂清楚。以鍾為(wei) 國家用樂(le) 定律之始，就在於(yu) 其禮樂(le) 重器的身份。可見曆朝曆代皆對樂(le) 鍾之傳(chuan) 統精細考辨，還在於(yu) 承載六代樂(le) 舞之器能夠存在。對鍾之承載、黃鍾為(wei) 眾(zhong) 律之首，元代學者吳澄所撰《吳文正集·黃鍾仲律字說》雲(yun) ：

昔黃帝命伶倫(lun) 取嶰穀之竹，……吹十二管之聲，管最長者聲最下。管以漸而短，則聲以漸而高，於(yu) 是各如其管，聲之高下而鑄十二鍾焉。其聲合於(yu) 九寸之管者，其鍾名黃鍾，其鍾聲如十一管之以漸而高者，名大呂、名大簇……。既定各律之聲，遂以管聲而鑄各律之鍾，既各立鍾之名，就以鍾名而名各管之律，蓋十二鍾之聲由律而起，十二律之名則由鍾而得也。黃氏子名鍾而字仲律，予為(wei) 推言鍾律之義(yi) ，十二管之稱為(wei) 律何也？律者，行節也。十二管聲有高有下，為(wei) 樂(le) 之節，猶行之節也。第一鍾之稱為(wei) 黃者何也？黃者，中也。黃鍾之聲，中聲也。其聲比十二鍾為(wei) 尤下，而曰中聲，何也？十一鍾者，樂(le) 所有之聲也。但以樂(le) 所有之聲而較，則黃鍾之聲最下，通以樂(le) 所無之聲而論，則黃鍾之聲正當高下之中也。聲下者濁，聲高者清，樂(le) 聲陽也。貴輕清賤重濁，惟黃鍾為(wei) 中聲，截自中聲以上輕清者用之，其中聲以下重濁者不用也。故樂(le) 有黃鍾以上之聲，而無黃鍾以下之聲，用其清不用其濁也。律管之長短，黃鍾之九寸適其中，他律皆短不及黃鍾之管，則為(wei) 清聲而可以入樂(le) 。倘若加長過於(yu) 黃鍾之管，則為(wei) 濁聲，而不可以入樂(le) 矣。黃鍾介乎清濁之間，其聲非清也，亦非濁也，所以謂之中聲歟。君子無過無不及之中德，為(wei) 眾(zhong) 行之本，其亦猶黃鍾不清不濁之中聲，為(wei) 眾(zhong) 律之本者哉。

這裏將“黃鍾為(wei) 定”予以解說，把握住“中正平和”理念，此為(wei) 定律標準意義(yi) 。須明確，吳氏所言還是為(wei) 管定律，九寸之說當為(wei) 度量衡，探究黃鍾律高初始及與(yu) 十二律生成之關(guan) 係，把握黃鍾地位、或稱定位黃鍾後樂(le) 律之所生。

漢魏以降探索鍾律維係雅樂(le)

學界言雅樂(le) 便是兩(liang) 周，其後禮崩樂(le) 壞雅樂(le) 不再，殊不知雅樂(le) 理念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三千年一以貫之。何以會(hui) 令當下學界產(chan) 生消解、式微等印象呢？主要在於(yu) 未把握雅樂(le) 作為(wei) 樂(le) 文化傳(chuan) 統的基因特點，基因不存還講什麽(me) 傳(chuan) 統？人們(men) 以周代六樂(le) 看後世，六樂(le) 不再，雅樂(le) 也不在；周代樂(le) 懸普適性存在，但其承載並非僅(jin) 為(wei) 雅樂(le) ，而雅樂(le) 必用樂(le) 懸。漢魏以降國家樂(le) 懸不為(wei) 普適性存在，由是社會(hui) 認定雅樂(le) 消解。然而，文獻和出土文物顯示，西漢除宮廷外一些王國多有樂(le) 懸存在。東(dong) 漢至南北朝，金石樂(le) 懸和雅樂(le) 隻存於(yu) 宮廷，從(cong) 國家層麵上將樂(le) 懸高置，以最高禮製儀(yi) 式祭祀為(wei) 用。因此，從(cong) 樂(le) 本體(ti) 上把握禮崩樂(le) 壞，崩的是周禮，壞的是周之六樂(le) 。禮樂(le) 文化為(wei) 國家秩序風向標，新朝統治者會(hui) 竭力從(cong) 國家層麵上對禮樂(le) 進行重建；後世統治者缺失周公胸懷，認定“禮樂(le) 不相沿襲”，這當是雅樂(le) 不相沿，或稱雅樂(le) 形態不與(yu) 前朝同。但作為(wei) 國家用樂(le) ，必立國家標準，無論理念還是形態都有體(ti) 現，在恢複社會(hui) 秩序時有因循地創製。縱觀數千載的中國，社會(hui) 秩序在打破和複建中前行，“禮崩樂(le) 壞”一詞每每出現，然而，國家禮樂(le) 卻在“功成作樂(le) ”觀念中既因循又新創發展。

作為(wei) 國家最高禮製與(yu) 儀(yi) 式相須為(wei) 用的樂(le) 舞形態，曆朝曆代都要創製，雅樂(le) 為(wei) 新朝建立之必備。雅樂(le) 須由國家掌管禮樂(le) 的機構太常等創製並頒行天下，由相關(guan) 樂(le) 署承載實施，在特定時間、地點、依特定對象為(wei) 用，用樂(le) 次數有限。漢魏至南北朝，雅樂(le) 置於(yu) 最高端，顯現與(yu) 兩(liang) 周用樂(le) 觀念的差異。但這不應視為(wei) 雅樂(le) 式微，畢竟作為(wei) 國家雅樂(le) 必須有，不可或缺。

西漢時期王國高等級墓葬中有樂(le) 懸存在，諸如南越王、海昏侯、馬王堆、中山國、洛莊、江蘇盱眙等地，但其後同級別墓葬罕見樂(le) 懸，最合理的解釋為(wei) 國家理念產(chan) 生變化，王國以降樂(le) 懸不再為(wei) 用，將雅樂(le) 和樂(le) 懸置於(yu) 國家禮製最高儀(yi) 式，保留宮懸。宮廷中樂(le) 懸莊嚴(yan) ，用於(yu) 國之大事且不易敝壞，地方官府中工匠們(men) 不再像兩(liang) 周那樣製作樂(le) 懸，甚至宮廷之工匠也不似兩(liang) 周有更多鑄造樂(le) 懸的機會(hui) ，技藝荒疏，兩(liang) 周樂(le) 鍾所成雙音機製逐漸消解，但對鍾律之探索依舊，這鍾律與(yu) 樂(le) 鍾雙音機製似無關(guan) 聯，雅樂(le) 以樂(le) 懸領銜，國家音律標準以樂(le) 懸為(wei) 定，諸朝都會(hui) 依循。

漢魏時期承繼雅樂(le) 以樂(le) 懸為(wei) 基定國家用樂(le) 標準，因循周代定律準則探索前行。周公將黃帝、堯、舜、禹、湯的樂(le) 舞“拿來”為(wei) 用，呈現周之六樂(le) 樣態，“王者功成作樂(le) ，治定製禮。其功大者其樂(le) 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幹戚之舞，非備樂(le) 也；享孰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le)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與(yu) 三王樂(le) 不相襲，但周公將其認定的聖人之樂(le) “聚為(wei) 己用”，然始皇帝改變此種情狀。因“王者功成作樂(le) ”，這國家最高禮製儀(yi) 式為(wei) 用的雅樂(le) ，用於(yu) 天神、地祇、人鬼之祭，若相沿豈非有替前朝祭祖之嫌？因此，“秦、漢、魏、晉代有加減……帝王為(wei) 治，禮樂(le) 不相沿”。這禮樂(le) 實指雅樂(le) 。雅樂(le) 不相沿，卻是必須有，漢代叔孫通製禮樂(le) 貌似選取前朝加以變化，其隻用於(yu) 最高端，加之樂(le) 懸不再四級擁有，地方官府難見，但並不妨礙國家層麵有這樣一群人在太常探尋鍾律，以保證樂(le) 之根基的“合法性”。

魏晉至南北朝，群雄割據、戰亂(luan) 頻仍，作為(wei) 國家禮樂(le) 象征之雅樂(le) 諸朝竭力維係，置太常不斷探究鍾律，在“純正性”前提下保持延續，但社會(hui) 動蕩中雅樂(le) 不能正常為(wei) 用難免有“衰微”觀感。此間南朝梁的舉(ju) 措值得關(guan) 注：“梁武帝自製四器，名之為(wei) 通，以定雅樂(le) 。以武舞為(wei) 《大壯舞》，文舞為(wei) 《大觀舞》，國樂(le) 以雅為(wei) 稱，止乎十二，則天數也。”將雅樂(le) 定位於(yu) 一套十二曲，直接以雅為(wei) 稱，是梁武帝蕭衍的創製，由此開後世十二和樂(le) 、安樂(le) 、平樂(le) 之先河。當然後世也有發展，這就是定製一套十二首雅樂(le) ，依國家最高承祀不同對象選用其中九首組合，填撰不同內(nei) 容歌章，以不同樂(le) 調歸之以用，是雅樂(le) 形態的新發展。雅樂(le) 不跨朝代傳(chuan) 承，這一點必須明確。

值得關(guan) 注的是，西域和周邊國度的樂(le) 舞在此階段湧入中土，其樂(le) 律明顯與(yu) 中原有異，那些入主中原的外族反而要求太常寺官員查找、洞覽、考據“墳藉”，直追三代。同時尋求明白鍾律之人，在雅樂(le) 創製中“依循”，太常相關(guan) 人士有外來樂(le) 律參照更是竭力保持中原樂(le) 律正統存在。製定國家標準使有雅樂(le) 高端為(wei) 用，為(wei) 太常人士必做功課。《隋文紀》“請修緝雅樂(le) 奏”雲(yun) ：“陳氏正樂(le) ，史傳(chuan) 相承以為(wei) 合古。且觀其曲體(ti) 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le) ……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者也。”從(cong) 南朝所得承繼中原可用，後周因其樂(le) 中有“邊裔之聲”而不予理睬。

隋唐至清：鍾律探索與(yu) 雅樂(le) 新發展

隋代中土再次一統。隋文帝從(cong) 陳朝接受國家用樂(le) 時敏銳地把握住了雅樂(le) 的核心內(nei) 涵。《隋書(shu) 》載：

清樂(le) 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樂(le) 器形製，並歌章古辭，與(yu) 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yu) 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於(yu) 涼州得之。宋武平關(guan) 中，因而入南，不複存於(yu) 內(nei) 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yu) 江外，我受天明命，今複會(hui) 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為(wei) 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le) 器。”其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並契》。其樂(le) 器有鍾、磬、琴、瑟、擊琴、琵琶、箜篌、築、箏、節鼓、笙、笛、簫、篪、塤等十五種，為(wei) 一部。工二十五人。

文帝把握以鍾領銜樂(le) 隊提出“華夏正聲”理念（從(cong) 陳接收的樂(le) 隊中有琵琶、箜篌，其後不用於(yu) 雅樂(le) ），其製樂(le) 明確提出雅樂(le) 為(wei) 國樂(le) ：“國樂(le) 以‘雅’為(wei) 稱……雅者，正也”。作為(wei) 國樂(le) 之雅樂(le) 依華夏正聲創製，延續中原用樂(le) 基因，以鍾律為(wei) 基準。隋文帝將太常寺用樂(le) 分為(wei) “雅部樂(le) ”和“俗部樂(le) ”。雅部樂(le) 當為(wei) 雅樂(le) ，俗部樂(le) 將不屬雅樂(le) 的多部伎等歸之，重儀(yi) 式為(wei) 用。隋文帝對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文化有重大貢獻，類分清晰，保證中原樂(le) 係持續發展。可惜隋代短命，雖有開皇樂(le) 議，討論在哪些類型用怎樣的樂(le) 調，這是基於(yu) 同一樂(le) 係在不同用樂(le) 環境下的差異性，但對於(yu) 鍾律和雅樂(le) 沒有更多機會(hui) 創製和實踐殊為(wei) 遺憾，然而隋代確對中國雅樂(le) 發展從(cong) 理念定位上有重大貢獻。

自漢至南北朝近八百年間，雅樂(le) 高置宮廷，難與(yu) 世人相見。“隋文帝贈孔子為(wei) 先師尼父，製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釋奠。”這是中國科舉(ju) 製度的肇始。隋代在州縣普設學宮，而學宮以仲月丁祭釋奠之禮樂(le) ，用華夏正聲，如此釋奠禮樂(le) 隨學宮和孔廟頒布全國。唐代承繼，“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為(wei) 先聖，以顏子配。備俎豆幹戚之容。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玄宗開元七年，詔皇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孔子。是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三年，詔祀文宣王，用一品禮。廟門立戟十六，祭用永安之曲。”這是為(wei) 春秋釋奠專(zhuan) 創的雅樂(le) 類型，如此使得雅樂(le) 一支遍及府州郡縣，並影響後世千餘(yu) 載，隋文帝功績卓著，後世依循前行。

雅樂(le) 若隻在宮中為(wei) 用，在沒有當下科技手段的時代，難以讓天下國子直接感知，這應是隋唐以降將雅樂(le) 一支用於(yu) 縣治以上的道理。宋代亦將大晟府之華夏正聲頒至各地。崇寧五年（1106）詔大晟新樂(le) 於(yu) 全國：“樂(le) 作已久，方薦之郊廟，施於(yu) 朝廷，而未及頒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議頒新樂(le) ，使雅正之聲被於(yu) 四海，先降三京四輔，次帥府。”大觀三年（1109）徽宗再下詔，命各地儒學以大晟府新樂(le) 用於(yu) 文廟春秋釋奠祭禮：“三年五月，詔：‘今學校所用，不過春秋釋奠，如賜宴辟雍，乃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you) 之戲，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樂(le) ’。”《宋史》載這種樂(le) 隊組合為(wei) 編鍾、編磬、柷、敔、搏拊、琴、瑟、笛、篪、塤、笙等，是金石樂(le) 懸領銜的雅樂(le) 樂(le) 隊組合。雅樂(le) 一支在其時稱“登歌樂(le) ”，其器由國家統一頒至諸路州學，孔子家鄉(xiang) 闕裏亦如法。“（政和）三年（1113）頒辟雍、大成殿名於(yu) 諸路州學，又禦書(shu) 大學殿額頒闕裏。六年五月，賜堂上正聲、大樂(le) 一部及禮器於(yu) 闕裏。”元代與(yu) 明代襲用此製：“成宗鐵木耳大德十年，命江浙行省製宣聖廟樂(le) ，秋八月用於(yu) 廟祀。”“武宗海山至大元年七月，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三年冬十月，置曲阜宣聖廟登歌樂(le) 。”（洪武）“二年十月辛巳，諭中書(shu) 省臣令天下郡縣皆立學，每學皆有孔廟，禮延師儒，教授生徒。”“六年八月庚午，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le) 韶鳳、協律郎冷謙等上所定釋奠樂(le) 章，舞六佾。迎神曰《鹹和》，奠帛、初獻曰《寧和》，亞(ya) 獻曰《安和》，終獻曰《景和》，徹饌亦曰《鹹和》，望瘞、送神皆同。”“十七年六月辛巳，命禮部製大成樂(le) 器。”“二十六年，頒大成樂(le) 器於(yu) 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如府式，始定舞用六佾，樂(le) 用登歌。”

各州縣學稱泮宮，泮宮禮樂(le) 屬雅樂(le) 一脈。宋元時期稱其為(wei) “登歌樂(le) ”，其後則定《文廟祭禮樂(le) 》，在宮廷、京師和各級官府依製每年春秋兩(liang) 季仲月實施，使學子感受中華樂(le) 文化基因，體(ti) 味人倫(lun) 教化。既為(wei) 學，禮樂(le) 核心必須明確，隋唐以降千餘(yu) 載全國學子都要感知。明代文廟祭禮樂(le) 器由國家頒發至府衙，州縣依府式而製，樂(le) 章和舞均由國家頒行。

在把握雅樂(le) 一支下移並具全國性存在的同時當然要關(guan) 注置於(yu) 宮廷為(wei) 用的雅樂(le) 。建立國家用樂(le) 兩(liang) 條主導脈絡的理念，把握曆史文獻會(hui) 看到官書(shu) 正史中自周代直至清代雅樂(le) 的“貫穿性”存在。雅樂(le) 非時時為(wei) 用，這絕不代表雅樂(le) 衰微；一些朝代壽命較短，加之戰亂(luan) 頻仍，雅樂(le) 難立也不代表被“冷落”；文人墨客看到社會(hui) 上彌於(yu) 安樂(le) ，對雅樂(le) 不夠重視，在詩文中對此鞭撻，白居易《立部伎，刺雅樂(le) 之替也》便是例證。所謂“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為(wei) 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le) 懸操雅音。雅音替壞一至此，長令爾輩調宮徵。圓丘後土郊祀時，言將此樂(le) 感神祇。”中唐宮中輕視雅樂(le) ，受傳(chuan) 統文化教育既為(wei) 詩人又是官員、頭腦清醒的白居易對此憤懣實屬必然。

定位雅樂(le) 性質，把握其演化，考量曆朝曆代國家意義(yi) 上一以貫之不懈探索。周代肇始，其後諸朝之禮樂(le) 觀念在重因循前提下呈現變化，漢魏南北朝間由於(yu) 統治者認定雅樂(le) 應置於(yu) 高端，隋唐以降則是既有高端又達縣域，個(ge) 中變化值得辨析。應思考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國家用樂(le) 何以這樣設置和存在？雅樂(le) 作為(wei) 國家核心為(wei) 用的特殊性，它不屬世俗日常，諸如北京城中天、地、日、月、先農(nong) 諸壇，不會(hui) 天天祭祀，卻必須有，會(hui) 寫(xie) 入官書(shu) 正史，那些天天表演的俗樂(le) 場合官書(shu) 正史未必記錄。如果能夠明確雅樂(le) 作為(wei) 禮樂(le) 核心為(wei) 用，明晰在哪裏為(wei) 用，如何用；明確兩(liang) 條主導脈絡的國家用樂(le) 形態，回歸曆史語境中去把握，雅樂(le) 為(wei) 主流還是非主流不再是問題，應把握國家用樂(le) 應有的樣態。

把握雅樂(le) 不同時段國家意義(yi) 上的存在辨析雅樂(le) 演化，不同時代國家禮樂(le) 的製定者對雅樂(le) 認知既相通又有異。所謂相通，即承載國家用樂(le) 之鍾律為(wei) 用的雅樂(le) 在曆朝曆代都有存在為(wei) 不變，如此使得國家樂(le) 製有標杆性依憑；所謂差異性，兩(liang) 周雅樂(le) 在王室和諸侯國存在。漢魏至南北朝，雅樂(le) 多用於(yu) 宮廷，隋唐以降因科舉(ju) 製度導致文廟祭禮達縣治，如此雅樂(le) 一支由國家專(zhuan) 創送達各地為(wei) 用，這鍾律因之成為(wei) 國家製度下地方社會(hui) 能夠把握的現實存在，其標杆意義(yi) 自然會(hui) 影響到諸多音聲技藝形態。

鍾律國家音律為(wei) 用再辨析

周代定位國家樂(le) 律，以鍾為(wei) 標準器定律高，首以雅樂(le) 為(wei) 用、繼而拓展到多種用樂(le) 形態，鍾律為(wei) 國家用律定基準。漢魏以降中原與(yu) 周邊國家交流日漸頻仍，多種外來音樂(le) 形態進入中土，當然涵蓋其樂(le) 律與(yu) 樂(le) 調，在有參照係的情狀下保持禮樂(le) 中原一脈的穩定性和純正性，是太常寺所轄太樂(le) 掌管的意義(yi) 。曆朝曆代設相關(guan) 職屬維係和探尋，鍾律成為(wei) 國家音律為(wei) 用之指代。

周代為(wei) 國家禮樂(le) 定位黃鍾律高，以三分損益或稱隔八相生綜合為(wei) 用成生律法至十二律，這是兩(liang) 周理論律製，或稱國家標準初始價(jia) 值。這樣的設置在王室歸春官主導，大司樂(le) 領銜製作、承載、實施，然後還要用於(yu) 諸侯國主管禮與(yu) 樂(le) 的“有司”，形成從(cong) 王室到諸侯國樂(le) 律一致性為(wei) 用。需明確，周代以雅樂(le) 定位，但國家用樂(le) 不僅(jin) 為(wei) 大祀雅樂(le) ，還有其他禮製儀(yi) 式類型用樂(le) 和俗樂(le) 形態，所有這些都在王室製定樂(le) 律前提下展開，以樂(le) 懸為(wei) 核心標識，宗周社會(hui) 中應有用樂(le) 基本規範。

隨著周王朝瓦解，懂樂(le) 律法則之人四散諸侯國，王朝新立，重建國家用樂(le) 標準之時，將流散各處熟諳音律之士聚攏，依度量衡定黃鍾，在此基礎上成樂(le) 鍾音律體(ti) 係，新朝雅樂(le) 以樂(le) 鍾為(wei) 核心展開，作為(wei) 王朝、王權、宣示正統。鍾律為(wei) 雅樂(le) 定製，雅樂(le) 為(wei) 國樂(le) ，其定律為(wei) 國家標準，曆朝曆代必有相應機構探究、辨析和維係。有些王朝短命，雖在因循前提下創製本朝雅樂(le) ，卻難以立，但不妨礙建立相應機構組織學者探尋。後世與(yu) 周代最大不同是因外來樂(le) 舞進入，學者們(men) 須排除“紛擾”，追根溯源，尋求中原樂(le) 製、以樂(le) 懸為(wei) 核心去把握華夏正聲用於(yu) 雅樂(le) 創製，所謂禮樂(le) 核心為(wei) 用。所以說，鍾律是曆朝曆代著意探究中原律製和樂(le) 製的意義(yi) ，涵蓋生律法，但鍾律本身不是生律法。

《新唐書(shu) 》雲(yun) ：“大樂(le) 署令二人……令掌調鍾律，以供祭饗。”（卷48）“（竇）璡，字之推，……武德中，與(yu) 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le) ，是正鍾律雲(yun) 。”（卷95）雅樂(le) 一直承擔國家最高禮製儀(yi) 式為(wei) 用，首重祭祀，這雅樂(le) 與(yu) 鍾律之關(guan) 係非常明確。

《舊五代史》雲(yun) ：

（顯德）六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樸奉詔詳定雅樂(le) 十二律旋相為(wei) 宮之法，並造律準……陛下……親(qin) 閱四懸之器，思複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鍾律。……世宗覽奏，善之。乃下詔曰：“禮樂(le) 之重，國家所先，近朝巳來，雅音廢墜，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樸，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樸所奏旋宮之法，宜依張昭等議狀行。仍令有司依調製曲，其間或有疑滯，更委王樸裁酌施行。”自是雅樂(le) 之音，稍克諧矣。

帝王為(wei) 之親(qin) 躬，“禮樂(le) 之重，國家所先”，為(wei) “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這是指導鍾律與(yu) 雅樂(le) 實踐，足顯國家用樂(le) 之樂(le) 律標準意義(yi) 重大。

李之藻的《泮宮禮樂(le) 疏》對鍾律解說：

先王之世則不然，所重者鍾律。鍾也者，律之寄，而樂(le) 之首也。故黃鍾、函鍾、圜鍾、應鍾皆以鍾名，而儒者談律呂，謂之鍾律之學。律也者，製事立法、物度軌則皆於(yu) 是乎出者也。第鍾之於(yu) 律也，難別則又鑄銅為(wei) 律，方外圓內(nei) ，以其容為(wei) 之量，以其長為(wei) 之度，以其重為(wei) 之權衡，而聲音之道，賴以有傳(chuan) 於(yu) 世。鑄必以銅，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是以大師執同，先鄭直訓為(wei) 銅，後鄭謂陽律以竹，陰律以銅。竹陽銅陰各順其性，雖未盡爾，亦可以見金之為(wei) 物有重於(yu) 樂(le) 者矣。凡範金者，必致其精，然後可協其聲。

律呂謂“鍾律之學”，鍾律為(wei) “律之寄”“樂(le) 之首”，其所用為(wei) “致其精”以“協其聲”的“範金”，在這種情狀下把握鍾律之學，對於(yu) 樂(le) “製事立法、物度軌則皆於(yu) 是乎出者也”。鍾律意義(yi) 甚為(wei) 明晰，如此明確曆朝何以須有探究鍾律群體(ti) 存在。所謂“鍾律郎”“太樂(le) 令”“樂(le) 正”等職官就是不斷探尋和維係鍾律以就雅樂(le) ，“考正鍾律之法，講明禮樂(le) 之原”（《範太史集》卷8）。在確定國家用樂(le) 之音律標準前提下把握禮樂(le) 和俗樂(le) 為(wei) 用。

《續資治通鑒長編》雲(yun) ：

古者黃鍾為(wei) 萬(wan) 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yu) 黃鍾，至隋用累黍為(wei) 尺而製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le) 遂用之。唐興(xing) ，因其聲以製樂(le) ，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yu) 古。五代之亂(luan) ，大樂(le) 淪散，王樸始用尺定律，而聲與(yu) 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le) 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le) 高三律。上雖勤勞製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yu) 以尺生律也。自先是鍾律之音至尺生律也。

這裏稱累黍為(wei) 尺自隋始，是定黃鍾律高度量衡意義(yi) 。定黃鍾律高之後以三分損益與(yu) 隔八相生的生律法則作用。但文獻稱累黍為(wei) 尺是漢代便有的事情。夏商周三代亦有度量，其尺何以為(wei) 定值得考量；若定尺的標準不同，則黃鍾定位後雖依三分損益和隔八相生有內(nei) 在邏輯關(guan) 係，但終會(hui) 導致演奏和演唱聲區出現不協，此乃累黍定尺必然要麵對的問題；累黍定尺之黍擇定山西上黨(dang) 羊頭山（今晉城所屬高平市轄域）。《後周文紀》有宣帝“議調鍾律尺奏”對此有詳盡的記載。同采羊頭山黍，亦有差異性，導致樂(le) 律不諧。但采羊頭山黍已成規製。因“黃鍾為(wei) 聲氣之元，候氣之法，實求中氣以定中聲，最為(wei) 作樂(le) 本原……乃詔取山西長子縣羊頭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鬥，以備候氣定律。”依黍尺定黃鍾律高，在黃鍾規定其內(nei) 在結構依舊，這是所謂“基因”意義(yi) 。但黃鍾律高會(hui) 影響演奏和演唱，這是學界探討黃鍾律高音位的道理所在。

《明集禮·鍾律篇》之總敘、律原、律數、律管、鍾均、中聲、子聲、和聲、候氣、黃鍾生十二律、隔八相生、旋相為(wei) 宮、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論說尤詳，依在下看來，這是明代洪武年間太常人士從(cong) 國家意義(yi) 上對鍾律既有溯源、又有內(nei) 在邏輯關(guan) 係最為(wei) 明晰的釋解。從(cong) 篇目選擇可把握鍾律類下涵蓋哪些基本概念，生律法在其中有怎樣的定位，在本文撰寫(xie) 過程中通讀該篇大有“相見恨晚”之感，甚至說把握該篇對鍾律究為(wei) 何物一目了然。

《明史·樂(le) 誌》載張鶚雲(yun) ：“大樂(le) 之正，乃先定元聲。”可知明代太常官員對鍾律定位明確。

製定雅樂(le) 為(wei) 國家禮部所重，總有社會(hui) 人士為(wei) 此嘔心瀝血，卻鮮有被認同者。《宋史·樂(le) 誌三》載哲宗元祐三年範鎮定鍾律諸樂(le) 器以進，皇帝令禮官太常參定賜鎮，太常楊傑上言曰：“元豐(feng) 中，詔範鎮、劉幾與(yu) 臣詳議郊廟大樂(le) ，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le) 法，頗與(yu) 樂(le) 局所議不同。且樂(le) 經仁宗命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禮部、太常亦言‘鎮樂(le) 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le) 如舊製。”

對於(yu) 社會(hui) 人士研製雅樂(le) ，皇帝予以嘉許，畢竟精神可嘉，但範鎮對太常既有以鍾律定諸樂(le) 器知之甚少，難以“審聲知音以律生尺”，導致“鎮新定樂(le) 法，與(yu) 樂(le) 局所議不同”，換言之，太常雅樂(le) 由皇帝親(qin) 自督製，所謂“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鍾律和雅樂(le) 豈非隨意更改？“詔如舊製”實屬必然。

鍾律既定，禮樂(le) 與(yu) 俗樂(le) 相通

鍾律定國家用樂(le) 之元音由此成製，首重雅樂(le) 並適用所有國家用樂(le) ，或稱禮樂(le) 和俗樂(le) 、其本體(ti) 中心特征具相通一致性。在國家用樂(le) 層麵（涵蓋地方官府用樂(le) ）儀(yi) 式用樂(le) 和非儀(yi) 式用樂(le) 並在。周代樂(le) 懸四級擁有，用於(yu) 廟堂、朝堂和廳堂，換言之禮俗兼用。漢代，國家用樂(le) 機構既有太常又有樂(le) 府，其用樂(le) 一致性問題值得探究，畢竟都屬國家用樂(le) ，其在樂(le) 律方麵應具一致性。問題是：兩(liang) 周樂(le) 隊編製亦有差異性，諸如曾侯乙墓正室金石樂(le) 懸主導，偏室樂(le) 隊以弦樂(le) 為(wei) 主，一為(wei) 禮製，一為(wei) 休閑；其樂(le) 本體(ti) 應相通。周王室沒有獨立俗樂(le) 機構，但不可能沒有俗樂(le) 。漢代太常屬下有太樂(le) ，另有樂(le) 府等機構，前者雅樂(le) 為(wei) 用，後者是除雅樂(le) 之外儀(yi) 式用樂(le) 和非儀(yi) 式用樂(le) 並在樣態，還有一種新的國家用樂(le) 形態，即鼓吹樂(le) 。鼓吹樂(le) 在軍(jun) 旅、宮廷都屬儀(yi) 式為(wei) 用，漢代國家用樂(le) 中的俗樂(le) 應在樂(le) 府。國家用樂(le) 體(ti) 製既然“治出於(yu) 一”，應思考差異性體(ti) 現。

兩(liang) 晉至南北朝未設俗樂(le) 機構，但隋文帝將太常分為(wei) 雅部樂(le) 和俗部樂(le) 。太常建製以此類分，俗部樂(le) 應是儀(yi) 式和非儀(yi) 式並在，並於(yu) 太常一統。唐玄宗認定俗樂(le) 不應在太常而另置教坊歸之：“開元二年正月，舊製雅俗之樂(le) 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le) 之司不應典雜伎，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le) ，命範及為(wei) 之使。”教坊由太常分立，其樂(le) 律亦應相通。但華夏正聲組合有專(zhuan) 屬，具標誌性意義(yi) ，不適於(yu) 教坊，但有解決(jue) 辦法，這就是其樂(le) 器或專(zhuan) 製、或改造、或替代為(wei) 用，成為(wei) 教坊特色，《文獻通考》有言：

今太常獨與(yu) 教坊樂(le) 音殊絕何哉？……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shu) 論古樂(le) 與(yu) 今樂(le) 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yu) 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為(wei) 方響；絲(si) 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wei) 箏、笛；匏，笙也，攢之以鬥；塤，土也，變而為(wei) 甌；革，麻料也，擊而為(wei) 鼓；木，柷敔也，貫之為(wei) 板。此八音者，於(yu) 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le) 鎛鍾、鎛磬，宮、軒為(wei) 正聲，而概謂胡部、鹵部為(wei) 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yu) 椎輪，龍艘生於(yu) 落葉，其變則然也。……試使知樂(le) 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le) 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wei) 淫聲哉！當數子紛紛改製鍾律，而複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這種議論說太常與(yu) 教坊音律同，卻沒明晰太常保持雅樂(le) 、或稱古樂(le) 是為(wei) 中華樂(le) 文化傳(chuan) 統之基因，但長久以來雅樂(le) 之器形成這般麵孔，變通用於(yu) 教坊，不失是解決(jue) 的好方法。在樂(le) 律相通情狀下，通過音階變化以顯差異，也不失一種選擇，應是所謂三種音階，或稱“同均三宮”意義(yi) 。同一律製，以不同音階區分更能體(ti) 現整體(ti) 一致性和禮俗為(wei) 用的差異性。更何況入宋之後，教坊又回歸太常：

元豐(feng) 官製行，以教坊隸太常寺。同天節、寶慈、慶壽、官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國之慶事皆進歌樂(le) 詞。若行幸，則鈞容直奏樂(le) 以導從(cong) ，其製與(yu) 教坊同。熙寧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le) 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不中，度絲(si) 竹從(cong) 之，宜去噍殺之急，歸嘽緩之，易請下一律，改造方響以為(wei) 樂(le) 準，絲(si) 竹悉從(cong) 其聲，則音律諧協，以導中和之氣。詔從(cong) 之。十一月，奏新樂(le) 於(yu) 化成殿。帝諭近臣曰：樂(le) 聲降一律已得寬和之節矣。增賜方響為(wei) 駕三十，命太常下法駕鹵部樂(le) ，一律如教坊雲(yun) 。

教坊由太常分立，樂(le) 律定然一統。遊走一段時間又回歸太常，統一樂(le) 律為(wei) 必然。有不合之處，還要統一節度。這方響部屬於(yu) 教坊樂(le) 中承襲太常鍾律為(wei) 用，或稱編鍾樂(le) 器“代言”身份，鍾、《文獻通考》有“金石，磬也，後世易之為(wei) 方響”的把握，所謂“改造方響以為(wei) 樂(le) 準”就是這個(ge) 道理，這是鍾律用於(yu) 教坊實踐，“下一律”還是為(wei) 了與(yu) 太常樂(le) 合。須明確教坊經曆了中晚唐及五代，已然承載部分禮樂(le) 職能，其樂(le) 在非吉禮的儀(yi) 式中為(wei) 用，這是鍾律之為(wei) 用的整體(ti) 意義(yi) 。

政和三年詔，以大晟樂(le) 播之教坊，頒行天下。尚書(shu) 省言，大晟燕樂(le) 已撥歸教坊，所有習(xi) 學之人元隸大晟府教習(xi) ，今當並令就教坊習(xi) 學，從(cong) 之。

四年，禮部奏教坊樂(le) 。春或用商聲，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時之序。乞以大晟府十有二月所定聲律，令教坊閱習(xi) ，從(cong) 之。仍令秘書(shu) 省撰詞。（《文獻通考》卷146）若夫教坊司之樂(le) 有未善者，則求知鍾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決(jue) 可革者，則著為(wei) 定法，而永革之典樂(le) 淫邪之人。（《醫閭集》卷8）

太常屬下統一樂(le) 律實為(wei) 必要，即便院本和雜劇其樂(le) 律為(wei) 用亦如此，這是鍾律為(wei) 國家用樂(le) 基因、國家樂(le) 律標準的道理所在。教坊從(cong) 太常分立，其後回歸太常，文獻類分明確。我們(men) 可依此上溯漢代太常與(yu) 樂(le) 府，辨析同為(wei) 國家用樂(le) 機構，有同一國家用樂(le) 標準，為(wei) 一統係，所謂“治出於(yu) 一而禮樂(le) 達天下”。當然有差異，從(cong) 樂(le) 器上諸如鍾磬之為(wei) 方響，琴簫之為(wei) 笛箏，柷敔為(wei) 板等，雅樂(le) 之器都有替代品；雅樂(le) 音階、燕樂(le) 音階和清樂(le) 音階顯然是在同一統係下因不同用樂(le) 類型或稱用樂(le) 訴求有意樂(le) 調差異，又是同一國家標準基礎之存在。

朱載堉新法密率被擱置再辨析

明代朱載堉明確鍾律意義(yi) ，如此其《樂(le) 學新說》從(cong) 六樂(le) 始梳，繼而辨《樂(le) 記》，因循前行。他著《律呂精義(yi) 》，提出《律學新說》，與(yu) “成說”有何差異性？他以“科學精神”孜孜以求，創新說進獻皇帝卻受到“宣付史館，以備稽考”之冷遇，學者們(men) 對這些問題一直在探討。20世紀80年代，音樂(le) 學家洛秦先生對朱載堉十二平均律命運進行思考，認定是那個(ge) 時代的必然結果。“三分損益法在探求‘周而複始’命題中的不完善，解決(jue) ‘平均律’理論的不可能，於(yu) 是突破了三分損益法的簡單運算，吸取了算學史積累的成果，采用了‘等比律’的原則，構成了他的‘密率’理論，這也就是其解決(jue) ‘周而複始’，確立十二平均律的關(guan) 鍵所在”。洛秦先生辨析明代社會(hui) ，認為(wei) “批判傳(chuan) 統的時代學術風尚，在當時僅(jin) 僅(jin) 是潛在的、處於(yu) 孕育之中的，也僅(jin) 是知識階層中的力量，而封建朝廷的專(zhuan) 製、腐朽、愚昧、無知是現世的、冷酷的曆史存在。複古、崇古的朝廷，不容忍和不理睬‘新法密率’對傳(chuan) 統三分損益律學思維的革命，在他們(men) 眼裏，這是對傳(chuan) 統的背叛和反動。因此，‘新法密率’被束之高閣”。學界依然尊“傳(chuan) 統”而行，如此方有康熙十四律的存在。洛秦先生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的“音體(ti) 係和音結構本身對十二平均律的需要性，是不突出、不迫切的……作為(wei) 以十二平均律為(wei) 律製的樂(le) 器在我國古代是不存在的。”“‘新法密率’創立的偉(wei) 大意義(yi) 應該是理論律學上而不是實踐律學上的”。

洛秦先生在三十多年前的辨析已然非常深刻。有科學精神的朱載堉深諳學者們(men) 千百年不斷探究的問題所在，諸如黃鍾不能周而複始，旋宮障礙等，如此激發革命性思維孜孜以求。三分損益與(yu) 隔八相生作為(wei) 生律法是周代以來的“傳(chuan) 統”，為(wei) 中華禮樂(le) 文明基因構成。鍾律以鍾定基準律高，依三分損益並隔八相生以呈十二律，後世依“科學”把握，確有“缺憾”，如此導致學者們(men) 孜孜以求。但這種探求以尊三代為(wei) 前提，如此有京房六十律、錢樂(le) 之三百六十律乃至多種理論探索。問題在於(yu) ，理論可如此探討，但真正落實到樂(le) 懸畢竟為(wei) 十二律。新說是全新思維，兩(liang) 音之間距離在理論意義(yi) 上“平均”，黃鍾周而複始不再是問題，若實施會(hui) 使得中華樂(le) 律真正站在世界潮頭，這是中國人之聰明才智對世界的貢獻。歐洲專(zhuan) 業(ye) 音樂(le) 因此種樂(le) 律形態，無論音樂(le) 思維還是創作都產(chan) 生了根本性變化。既然自周至明兩(liang) 千又數百年間鍾律為(wei) 中華樂(le) 文化本體(ti) 構成之基因，動搖鍾律“根基”之事為(wei) 太常掌禮人士所不容，皇帝尊“正統”，即便有缺也不可撼動，受到冷遇實屬必然。

漢魏以降一千又數百年間不斷有學者在理論上從(cong) 六十到三百六十不斷探求卻難用於(yu) 實踐。朱載堉有膽識和才智，在秉持鍾律前提下看到其自身局限，“他是在對於(yu) 鍾律的自信中尋求發展，而有所突破的。從(cong) 其‘新法’之稱已可見其所持的鍾律意識”（郭樹群先生與(yu) 筆者筆談中語）。朱載堉熟諳“舊法”“成法”又創立新法，然這新法密率改變了傳(chuan) 統樂(le) 律生律之法，難以過同樣熟諳傳(chuan) 統、飽學之士這道坎兒(er) ：曆代樂(le) 律學者並非不明白鍾律之自身局限，但鍾律為(wei) 國樂(le) 之本，雅樂(le) 是中華樂(le) 律的形態顯現，依隔八相生和三分損益必定是不平均的十二律位。這好比宮懸所置四麵，你隻能在具有象征意義(yi) 的中間拓展，卻不可跳將出去，否則動搖“根基”。朱載堉的“突破”是對維係兩(liang) 千又數百年國家用樂(le) 製度的挑戰，是國家樂(le) 脈的大事，皇帝當然要聽太常官員意見，被“宣付史館，以備稽考”，如此處置是時代必然，也是時代的悲哀。

中國傳(chuan) 統樂(le) 律若依新法密率探索並付諸實踐，會(hui) 是另外一種情景，可以說，漢魏以降至朱載堉之前所行理論探討都難以與(yu) 新法密率相提並論，畢竟超出十二律範疇。朱載堉的探索既有理論也具實踐意義(yi) 。有著非凡創造精神的朱載堉，潛心律學實踐，其探索既實用又符合時代進步，為(wei) 世界音樂(le) 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然而卻在朝廷維係鍾律、維係雅樂(le) 中失望以歸。朱載堉熟諳傳(chuan) 統，撰《樂(le) 律全書(shu) 》，並有《樂(le) 學新說》存世，其實他明白進獻“新法密率”會(hui) 有怎樣的結果。探索可以，變革不許，動搖周基怎會(hui) 認同？！中國樂(le) 律學世界級創造這樣的命運令人嗟歎。

怎樣認知曾侯乙編鍾樂(le) 律

學界對曾侯乙編鍾樂(le) 律研究成果迭出，然鍾律是否為(wei) 生律法或稱律製，在明確鍾律定位後還有待考量。20世紀70年代末期，曾侯乙墓重見天日，以樂(le) 懸為(wei) 代表的樂(le) 器組合有8種124件套，其編鍾和編磬高達97件，占所有出土樂(le) 器四分之三強。樂(le) 懸三麵陳設，符合《周禮》中諸侯“軒懸之製”。曾侯乙編鍾在正鼓和側(ce) 鼓部刻有樂(le) 律銘文，鍾體(ti) 相關(guan) 樂(le) 律銘文達2800餘(yu) 字，有曾、楚、齊、申、秦、晉等多國樂(le) 律稱謂對應記錄。學者們(men) 通過對曾侯乙樂(le) 懸測音，與(yu) 文獻對照獲得新識。曾侯乙編鍾無論鑄造、乃至樂(le) 律關(guan) 係，代表了戰國初期最高水平，稱世界奇跡不為(wei) 過。曾侯乙墓出土四十年來其樂(le) 懸帶給學界的震撼並未消解，隨著本世紀以來跨度五百餘(yu) 載多個(ge) 曾侯墓葬的出土，越來越多的問題有待深研。

2010年12月末，隨州開發區淅河鎮蔣寨村葉家山的村民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了一批青銅器，隨後墓葬由湖北省考古研究所係統性發掘。多座墓葬青銅器上有“曾侯”和“曾侯諫”的銘文，墓主為(wei) 曾侯乙五百多年前的祖輩。墓葬禮器無聲與(yu) 有聲並置；隨後在隨州文峰塔出土曾侯與(yu) 墓，年代為(wei) 春秋中晚期；2014年與(yu) 2015年之交，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在棗陽曹門灣墓區發掘春秋早期曾國公墓，學界越來越多地認識了這個(ge) 姬姓曾侯家族。

經王恩田等多位學者對文峰塔墓葬銘文及多種文獻互證研究確認，曾為(wei) 西周早期康王（前1020—前996）時所封，第一代曾侯為(wei) 犺（葉家山M111:67，犺簋），可溯至文王時的南公家族，本為(wei) 中原人士。從(cong) 葉家山、曹門灣、文峰塔、擂鼓墩所見，曾侯家族至少延續了五百餘(yu) 載。每一時期墓葬中都有禮樂(le) 之器，見證了曾國禮樂(le) 經五百餘(yu) 載走向巔峰樣態。當然，現有出土墓葬還不能架構完整的曾侯演進序列，有待更多考古以證。

在曾侯乙墓出土之前，學界對曾侯家族幾近無知，曾侯乙墓出土開辟了中國樂(le) 律學研究新天地。曾侯乙編鍾和編磬音律銘文鑿鑿，學界成果頗豐(feng) 。隨著研究深入，以及本世紀新出土曾侯家族墓葬中所見樂(le) 懸，新的問題顯露，最為(wei) 要者是怎樣依曾侯乙編鍾認知鍾律。由於(yu) 曾侯乙編鍾樂(le) 律的認知與(yu) 編鍾之雙音結構有內(nei) 在關(guan) 聯性，這鍾律與(yu) 鍾的雙音結構是否有關(guan) 值得探討。還應認知曾國與(yu) 楚國樂(le) 懸之歸屬。首先來看曾侯乙編鍾的雙音問題。

1976年，由中國音樂(le) 家協會(hui) 和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le) 研究所的呂驥、黃翔鵬、王湘、顧佰寶等諸位先生組成中原樂(le) 器考察組，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文物工作站對晉國編鍾進行測音時發現編鍾具雙音結構，隨後曾侯乙編鍾出土，其正鼓和側(ce) 鼓樂(le) 律銘文使雙音結構得以確證。繼而“中國音樂(le) 文物大係”課題組多位學者全國範圍內(nei) 實地考察中認知雙音結構是周代編鍾的普遍現象。1993冬，我對湖南寧鄉(xiang) 出土商代編鐃測音，發現其更多使用正鼓音位，側(ce) 鼓音位若不是刻意探尋難以準確把握其與(yu) 正鼓部差異性音高。換言之，商代人認知鍾類樂(le) 器雙音特性顯然有一個(ge) 過程，這就是從(cong) 無意識發現側(ce) 鼓可奏與(yu) 正鼓不同樂(le) 音，在鑄造過程中有意識提升加強，當鑄造和調音技術成熟呈下意識為(wei) 用，雙音技術即告完成並延續後世，這個(ge) 節點應在商周之交。

西周時期編鍾雙音技術已經成熟，且為(wei) 普適性存在，然而進入東(dong) 周，作為(wei) 陪葬的編鍾既有實用器又有明器，有些出土編鍾之雙音不夠穩定且比較混亂(luan) ，諸如晉侯M93編鍾以及四川涪陵編鍾等，有些編鍾出土時鑄造之範芯都未掏出，如臨(lin) 猗出土的編鍾屬明器無疑，加之漢魏時期樂(le) 懸不再四級擁有，雙音技術逐漸失傳(chuan) 。

樂(le) 懸四級擁有的年代，編鍾編磬並非僅(jin) 限於(yu) 祭祀儀(yi) 式使用，如此不斷內(nei) 部擴充，形成編列拓展、多組為(wei) 用，隻要不逾製即可。《周禮》對樂(le) 懸隻規定陳設方位而未規定數量，預示著在定規製之時有考慮作為(wei) 樂(le) 器的特性。戰國初期曾侯乙樂(le) 懸達到鼎盛，若以此在宗周區域推廣，定對中國以樂(le) 懸為(wei) 主導的音樂(le) 形態造成決(jue) 定性影響，然而發展的趨勢並非如此。由於(yu) 禮樂(le) 重器不輕便易攜，若音列拓展勢必增加編組，感官上泱泱，卻成為(wei) 墨子等“非樂(le) ”的對象。既然必須有，在不斷內(nei) 部擴充中普適性為(wei) 用過於(yu) 奢侈，這或許是漢世將其置於(yu) 王室專(zhuan) 用的道理，其用在高端祭祀，不必如此煌煌，“大樂(le) 必簡”。

曾侯乙墓出土了迄今無二達97件金石樂(le) 懸，僅(jin) 64件編鍾加1件楚鎛之編列為(wei) 三層、八組、五個(ge) 八度，其用樂(le) 在合製前提下傲視群雄。樂(le) 懸禮俗兼用，否則不可能有這樣的輝煌。但曾侯乙編鍾之曾體(ti) 係雖為(wei) 中國樂(le) 律領先實踐以“鍾律”名之不夠準確，畢竟鍾律在三千年間有其特指。若以鍾律為(wei) 律製相稱，多處曾國早期墓葬出土樂(le) 懸不足以構成網的意義(yi) ；曾侯乙編鍾為(wei) 中原樂(le) 係曾地延續和發展，以律製相稱，會(hui) 混淆鍾律這一稱謂實質性內(nei) 涵。曾侯乙的時代處於(yu) 曾國巔峰，隨著戰國時代的結束，這種音係網呈斷崖式崩潰，多組編鍾，正鼓、側(ce) 鼓並用架構起的音係網再無影蹤，但鍾律稱謂卻在後世延續了兩(liang) 千餘(yu) 載。兩(liang) 周編鍾確為(wei) 雙音結構，但在律製中卻不見依樂(le) 懸雙音為(wei) 用的整體(ti) 表述。西漢時期多處王國墓葬之樂(le) 懸尚為(wei) 雙音結構，應為(wei) 先秦之餘(yu) 緒，其後兩(liang) 千載，不見這種雙音結構音係網的基礎性存在。曾侯乙深諳國家禮製之規定性，既將樂(le) 懸用於(yu) “古樂(le) ”，但日常為(wei) 用更偏重“新樂(le) ”，所謂俗樂(le) 意義(yi) ，否則不可能使編鍾達到如此輝煌境地。曾侯乙屬下有專(zhuan) 注樂(le) 理的優(you) 秀樂(le) 師，有樂(le) 懸鑄造的優(you) 秀工匠，在雙音基礎上不斷拓展編列，達五個(ge) 八度，使樂(le) 律拓展實踐有足夠空間。曾侯乙編鍾為(wei) 中原樂(le) 係一脈，雙音為(wei) 基，禮俗兼用，站在潮頭。該怎樣定名曾侯乙律製尚需探討，雙音技術成熟在商周之交，以國家鍾律標準定位六樂(le) 之時這樂(le) 懸更多把握一個(ge) 八度之內(nei) 的音階本原意義(yi) ，尚未對雙音存在從(cong) 理論上辨識，但國家必須製定用樂(le) 標準，確立黃鍾律高，以三分損益和隔八相生“立均出度”定位十二律，在六樂(le) 中規範使用，用於(yu) 王室雅樂(le) ，繼而多種音聲類型為(wei) 用。確立之後因製度而用於(yu) 宗周之諸侯國，繼而卿大夫和士一級有相應存在，鍾律意義(yi) 於(yu) 此。至於(yu) 樂(le) 懸在諸侯國發展前行，因各國實力使樂(le) 懸在禮樂(le) 重器意義(yi) 上不斷拓展其功用，在禮俗兼用中使得編列越來越龐大，方有音律實踐之空間，從(cong) 而走在發展前列。

西周早期高級別墓葬中編鍾樂(le) 懸多僅(jin) 為(wei) 數件，難言完整旋律的演奏，這符合金石動、絲(si) 竹行的運作機製，將旋律交與(yu) 絲(si) 竹，金石如“定海神針”，這種禮樂(le) 之演奏模式甚至具中國早期多聲部音樂(le) 意義(yi) ；國家禮製規定無聲禮器數量，所謂天子九鼎八簋，但對樂(le) 懸卻不規定數量，隻定方位，這給有聲禮器以拓展空間，應是禮俗兼用。在樂(le) 懸定位時難以“成網”，但鍾律或稱國家用樂(le) 標準已然存在，否則將六樂(le) 集聚，且用於(yu) 諸侯國，豈非各自為(wei) 陣，所謂各自成“體(ti) 係”？我們(men) 總不能說宗周社會(hui) 除樂(le) 之外都有國家標準，而在國之大事中為(wei) 用的樂(le) 懸其音律沒有統一標準，實在難以說得通。

在樂(le) 懸偏少、沒有音係網根基之時，樂(le) 之國家標準必須製定，且定位後影響後世三千載；編鍾成熟的雙音技術存在千年，卻在其後兩(liang) 千年不見蹤跡，存在之時官書(shu) 正史少有雙音記述；漢魏以降兩(liang) 千年間鍾律概念不斷提出，更多把握國家定律標準以及均、調等相關(guan) 問題，以雅樂(le) 形態維係，繼而拓展到所有音聲類型。編鍾雙音失傳(chuan) ，幾千年的學界沒有“感受”，是否這鍾律概念與(yu) 編鍾雙音無涉？隨著對鍾律的整體(ti) 認知，會(hui) 有更多問題展現出來，研究未有窮期。

曾和楚都是周所封之侯國。周成王（前1042—前1021）封熊繹於(yu) 丹淅，建都於(yu) 丹陽（今河南省淅川縣），以成楚；曾緊隨其後成國，周康王（前1021—前996）所封。依周製，國家禮樂(le) 重器必有相應配置以符合其身份。楚的早期侯墓尚未有見，但湖北荊州、河南南陽、信陽以及平頂山葉縣楚國貴族墓葬多為(wei) 東(dong) 周時期且多見金石樂(le) 懸出土，數量遠不及曾侯乙，期待更多考古發現。楚在春秋時期崛起，與(yu) 周之關(guan) 係決(jue) 定了其體(ti) 係自成還是必定對禮樂(le) 製度有依循值得考量。我們(men) 應從(cong) 宗周社會(hui) 製度整體(ti) 把握各地樂(le) 懸之存在，所謂“整體(ti) 一致性下的區域豐(feng) 富性”，隨著《中國音樂(le) 文物大係》諸卷本的編纂完成，相信在微觀把握的情狀下必有宏觀整體(ti) 之考量。

雅樂(le) 與(yu) 禮樂(le) 之關(guan) 係再議

半個(ge) 多世紀以來，音樂(le) 學界對雅樂(le) 認知與(yu) 評價(jia) 不佳，更多誤讀。說雅樂(le) 就是兩(liang) 周，之後禮崩樂(le) 壞雅樂(le) 不再；說後世有雅樂(le) 卻不是中國音樂(le) 主流；說雅樂(le) 就在宮廷，宮廷不再，雅樂(le) 不在；以雅樂(le) 代禮樂(le) 等。何以當下學界對後世雅樂(le) 存在於(yu) 不顧，這既有曆史原因，更有當下因素。最為(wei) 要者是學者們(men) 多從(cong) “藝術視角”，沒有考量樂(le) 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的整體(ti) 功能性意義(yi) ，研究曆史卻不把握曆史語境，則難以準確把握雅樂(le) 存在。

周公製禮作樂(le) 或稱“引禮入樂(le) ”導致禮樂(le) 與(yu) 俗樂(le) 類分。所謂“禮樂(le) 相須以為(wei) 用”，禮樂(le) 之定位重國家禮製儀(yi) 式為(wei) 用，禮製儀(yi) 式在發展過程中漸成吉嘉軍(jun) 賓凶加鹵簿為(wei) 用的整體(ti) 樣態。禮樂(le) 為(wei) 用首重吉禮，吉禮用樂(le) 首重大祀，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吉禮大祀用樂(le) 處於(yu) 至高無上地位。周公製禮作樂(le) 這國之大事所用當為(wei) “六樂(le) ”，因六樂(le) 來自不同氏族方國，集在一起，由專(zhuan) 門團隊承載，必有統一樂(le) 製和律製，這是為(wei) 國樂(le) 定位。作為(wei) 國樂(le) 的雅樂(le) 是禮樂(le) 之核心為(wei) 用，在特定語境中稱雅樂(le) 為(wei) 禮樂(le) 無可厚非，但周代祭祀用樂(le) 不僅(jin) 為(wei) 大祀，還有“國之小事”，其所用不為(wei) 六樂(le) 。再者，《儀(yi) 禮》中諸如鄉(xiang) 飲酒、鄉(xiang) 射禮、大射儀(yi) 、燕禮等同為(wei) 儀(yi) 式用樂(le) ，也不用六樂(le) ，至於(yu) “九夏”非六樂(le) 卻是禮樂(le) 。所以說，周代儀(yi) 式使用的禮樂(le) ，吉禮最高層級用六樂(le) ，其他類型即便高等級也不用六樂(le) ，顯現雅樂(le) 核心為(wei) 用，非雅樂(le) 多類型和多層級為(wei) 用，無論雅樂(le) 和非雅樂(le) ，與(yu) 儀(yi) 式相須為(wei) 用即為(wei) 禮樂(le) 。

兩(liang) 周將雅樂(le) 置於(yu) 最高端，導致以雅樂(le) 代禮樂(le) 的認知，使後世界定多有含混。唐代宮廷用樂(le) ，人們(men) 多以“雅、胡、俗”三分把握。《大唐開元禮》中雅、胡、俗都有儀(yi) 式為(wei) 用，在太常掌控之中。雅樂(le) 自當為(wei) 華夏正聲，胡樂(le) 是從(cong) 南北朝時期即以部伎相稱的西域和周邊國度樂(le) 舞形態。所謂俗樂(le) 者，隋文帝劃分俗部樂(le) 時將胡俗並置，這俗是非雅樂(le) 中又非胡樂(le) 的部分。雖各有用途卻都歸屬禮樂(le) 範疇。若對禮樂(le) 儀(yi) 式使用把握不足，很多問題難以解釋。九部伎在嘉禮儀(yi) 式中使用，涵蓋俗樂(le) 和胡樂(le) 。胡樂(le) 進入儀(yi) 式使用當屬禮樂(le) 範疇，儀(yi) 式為(wei) 用的雅、胡、俗均具禮樂(le) 意義(yi) ，但應明確雅樂(le) 獨立性存在。

我們(men) 注意到，《元史》對禮樂(le) 表述與(yu) 唐宋有較大差異。金代設“禮樂(le) 人”群體(ti) ，元代將其以“禮樂(le) 戶”稱之。這個(ge) 群體(ti) 一是在宮廷中承載雅樂(le) ，二是在地方官府中承載文廟祭禮樂(le) ，屬雅樂(le) 類型。問題在於(yu) ，若以此定禮樂(le) ，那麽(me) ，樂(le) 戶承載的儀(yi) 式用樂(le) 如何定位？元代承繼宋代樂(le) 籍製度，也把握其儀(yi) 式用樂(le) ，但禮樂(le) 戶的稱謂導致樂(le) 戶承載被拒於(yu) 禮樂(le) 之外。這其實是少數民族政權入主中原的特殊現象，好在進入明代又回歸唐宋之五禮把握，即所有儀(yi) 式用樂(le) 均以禮樂(le) 相稱。明代將元代禮樂(le) 戶稱謂改為(wei) “樂(le) 舞生”，雖然依舊承載雅樂(le) ，但從(cong) 稱謂上看“回歸了傳(chuan) 統”。需明確，金元都有專(zhuan) 門從(cong) 事雅樂(le) 的相關(guan) 機構，依中原製度創製雅樂(le) ，還是基於(yu) 中原傳(chuan) 統的意義(yi) 。

禮樂(le) ，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國家用樂(le) 的兩(liang) 條主導脈絡之一，其下涵蓋雅樂(le) 與(yu) 非雅樂(le) 類型。雅樂(le) 必華夏正聲為(wei) 用，且由國家掌禮的太常機構主管創製、訓練、承載、實施；雅樂(le) 由國家統一頒定，須把握雅樂(le) 特征及一以貫之的深層內(nei) 涵，雅樂(le) 為(wei) “正樂(le) ”，將典雅、精雅、細雅、雅致之意的用樂(le) 等同為(wei) 雅樂(le) ，實際上是缺失了雅樂(le) 作為(wei) 中華民族樂(le) 文化核心為(wei) 用的認知。與(yu) 禮樂(le) 對應者，重在非儀(yi) 式為(wei) 用。無論禮樂(le) 還是俗樂(le) ，在宮廷和各級官府由官屬樂(le) 人創承都屬國家用樂(le) ，特別在本體(ti) 中心特征之律調譜器方麵定有國家標準統一規範，由相應機構以承載，鍾律所涉應是國樂(le) 之基因意義(yi) 。至於(yu) 確立標準之後因非雅樂(le) 和俗樂(le) 為(wei) 用，發展中在國家樂(le) 律標準一統前提下呈不同音階結構，黃鍾律高在不同時代演化之與(yu) 雅樂(le) 關(guan) 係需進一步研討。研究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文化，必涉音樂(le) 本體(ti) ，多位學者鍾律研究大作對我多有啟迪，在此提出拙見請大家批評。

2018年季夏初稿，仲冬修訂。

作者附言：該論題我思考多年，久未動筆。初稿以成，心中惴惴，特請音樂(le) 史學家、樂(le) 律學家郭樹群教授為(wei) 之把脈。郭兄批閱細致，撥冗賜教，給出的建議既中肯又具建設性，在此向郭樹群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本文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專(zhuan) 項課題“中國樂(le) 籍製度與(yu) 傳(chuan) 統音樂(le) 文化”（項目編號12BD034）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