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明道”之學

作者：劉複生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廿七日丁卯

          耶穌2019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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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學人小傳(chuan)

蒙文通（1894—1968）生於(yu) 四川省鹽亭縣石牛廟楊家溝，名爾達，字文通，以字行。1906年隨任成都府學教授的伯父到成都讀書(shu) ，後進入剛成立的四川國學院跟隨經學大師廖平、劉師培等學習(xi) 。1927年後，先後任成都大學、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1937年任四川大學、內(nei) 遷之東(dong) 北大學、華西大學等校教授。1941年出任四川省圖書(shu) 館館長。1957年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著述宏豐(feng) ，經先生哲嗣蒙默教授約二十年努力，《蒙文通全集》於(yu) 2015年由巴蜀書(shu) 社出版，文集以類分卷，分別為(wei) 儒學、諸子、史學、古史、古禮、古族、古地、道教、別集等九卷，共三百多萬(wan) 字。

1923年，偏癱中的經今文學大師廖平先生在看了蒙文通轉呈的一篇文章後，不禁左書(shu) 讚道：“蒙文通文如桶底脫，佩服佩服，將來必成大家。”

蒙文通先生沒有辜負乃師的期許。在此後四十多年的治學生涯中，他以廣博精深聞名於(yu) 世，在先秦兩(liang) 漢的經學及諸子學，晚周、六朝、兩(liang) 宋史學，佛學中的禪學和新羅學，道家和道教學，宋明理學，古地理學，古代民族史等方麵都作出了非凡成就。其中，許多篇章已成為(wei) 20世紀學術領域的不朽之作。

蕭萐父先生曾言：蒙文通是“二十世紀中國卓爾不群的國學大師、國史專(zhuan) 家”，這是非常貼切的。這裏僅(jin) 對蒙先生的經史之學作一簡單的介紹。

經學發微

經學是清代學術的主流，有“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爭(zheng) 論，前者解經多詳訓詁章句與(yu) 典章製度，後者則重微言大義(yi) 及通經致用。蒙先生早年在四川國學館就讀，那裏大師雲(yun) 集，經今文學家廖平、經古文學家劉師培及兼會(hui) 通今古的吳之英並在講席，持各有故，言各成理，促使他在諸師紛紜異說中長期思考。

自1915年發表處女作《孔氏古文說》起，蒙先生的經學研究長達50餘(yu) 年。先生從(cong) 廖平師學，受其影響，但不盲從(cong) ，治經而不泥經。1922年，他撰成《近二十年來漢學之平議》（《經學導言》），觀點頗異舊說，縱論了今學、古學、魯學、齊學、晉學、王伯及諸子。先生說這是他“自己的意見”。

1923年，蒙先生“南走吳越，博求幽異，期觀同光以來經學之流變，而戎馬生郊，故老潛遁，群凶塞路，講論奚由”。他發現，原為(wei) 經學重鎮的江浙地區，學風已然大變。

1928年後，蒙先生回任經席時，不禁感歎道：“友朋星散，講習(xi) 無人。顧視庭柯，婆娑猶昔，而勝會(hui) 不常，能不使人愴然以悲、惕然以懼。作而歎曰：師門之旨將息於(yu) 斯乎？抑光大亦於(yu) 斯乎？”先生感到自己身上的重擔，隨即有《經學抉原》等係列名篇相繼問世。

蒙先生治經，認為(wei) 重要的是要做“明道”的學問，明注、明傳(chuan) 、明經三者隻能算作是經學中的一步。他批評清代經師的支離破碎而不知“經”為(wei) 何物，也不滿足於(yu) 乃師劉師培止於(yu) 對漢儒經師“家法”和“條例”的看重，甚至不滿足於(yu) 廖平師折中“三傳(chuan) ”來講《春秋》。

《經學抉原》共十篇，上溯博士今文之義(yi) ，下推梁趙古文之義(yi) ，厘清了兩(liang) 漢經學中長期紛擾不明的問題，體(ti) 現了“明道”這一治經的最高境界。“若是隻能講些六經義(yi) 例，隻做些道問學的功夫，而把明庶物、察人倫(lun) 、致廣大、盡精微等一段尊德性的事都放置一邊，這也還是未到頂上的一層。”

廖平先生於(yu) 1932年去世，蒙先生當年撰三文紀念恩師，對經今古文學的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且針砭學界時弊，擲地有聲。其中，《井研廖季平師與(yu) 近代今文學》一文對“廖康公案”作了平議，認為(wei) 廖平與(yu) 康有為(wei) 皆近代今文學大家，各有淵源，然康氏《新學偽(wei) 經考》不能謂非受影響於(yu) 廖氏，但不得以康氏之言概廖氏之學。《廖季平先生與(yu) 清代漢學》一文則批評清人言學愛堆砌典故，或治小道末枝，稱頌廖平得周秦學術之真，以《王製》為(wei) 今文學禮製的綱領，平息了“古今”之爭(zheng) ，充分肯定廖平“度越前賢”的功績。

蒙先生早年論及秦漢之際持今文經學的“新儒家”，認為(wei) 已與(yu) 維護世卿製度之孔孟“舊儒家”有很大差別，不正視今文學家的政治、哲學思想，隻看到陰陽五行等表麵現象，是丟(diu) 了西瓜抓了芝麻。

秦漢“新儒家”抱“經世之誌”，講萬(wan) 民一律平等的“一王大法”之理想社會(hui) ，講井田、學校、封禪、巡狩、明堂等。井田以均貧富，學校（辟雍）以排世族，封禪以選天子，巡狩以黜諸侯，明堂以議國政等，均是理想的寄托。蒙先生進而分析這一思想變化的動因，認為(wei) 自戰國以來布衣之士崛起而居卿相，與(yu) 世族貴勢發生衝(chong) 突，《公羊》托《春秋》而譏世卿反映了這種變化。“新儒家”之理想社會(hui) ，則托之於(yu) 人人平等的井田。

蒙先生說：“文獻記載上的井田製度，本來就有兩(liang) 種，一種是曆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一種是學者們(men) 所理想的，前者是階級嚴(yan) 酷的不平等製度，後者是人人平等的理想製度。”他進而認為(wei) ，“漢以下說的都是理想的井田，自然無怪乎大家稱頌什一之政”，曆史上土地矛盾尖銳之時，多有複井田的聲音，這一見解為(wei) 我們(men) 找到了一把解開井田之謎的鑰匙。

蒙先生晚年著《孔子和今文學》，對漢代今文學家的思想作了進一步論述，揭示了戰國晚期到漢初的儒家思想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是對儒學史研究的絕大貢獻，無論對中國的国际1946伟德史，或社會(hui) 政治史，都具有劃時代的創新意義(yi) 。

於(yu) 是有學者認為(wei) ，蒙先生論今文家，強調《齊詩》家和《京房易傳(chuan) 》的“革命論”，“具有思想史的意義(yi) ”；又謂先生論今文之“一王大法”乃萬(wan) 民一律之平等製度，是受到“五四”革命精神氣息感染的結果（劉小楓語）。若此論不差，則見學問之長進不僅(jin) 需“荒江野老素心培養(yang) ”，也必為(wei) 時代思潮激蕩的產(chan) 物。

20世紀40年代，蒙先生集二十多年之撰述出版了名世之作《儒學五論》。其中，《本論》五篇論儒學之精義(yi) 及其形成發展，特別是其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之發展；《廣論》四篇為(wei) 儒學與(yu) 中國二千年曆史之內(nei) 在聯係，論及周代之商業(ye) 、秦代之社會(hui) 、漢代之經濟政策、宋明之社會(hui) 設計。“立論頗恢奇，遠超出一般經學的今古門戶之見。不守藩籬，自成一家言”（蕭箑父語）。

蒙先生晚年致力於(yu) 理學的研究，曾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學”，他1937年發表《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後論》，已對理氣問題展開了討論。先生晚年著有《理學劄記》，對性理氣等更有深入的思考，它“殊非一般讀書(shu) 劄記，乃深究宋明理學諸家，含英咀華而別具慧解之作”（蕭萐父語），是先生理學思想的結晶。

佛學大師歐陽竟無作《中庸傳(chuan) 》，寄蒙先生時曾說，“唯我文通始足與(yu) 談”。熊十力稱先生為(wei) “二三知己中之最”，正是思想家之間相契之語。實際上，儒學、經學、理學討論的都是儒學問題，隻不過側(ce) 重有所不同，所以說，先生自始至終都沒有舍棄對儒家經典的研究。

由經入史

蒙先生出身經學，後來成為(wei) 史學大家，故論先生有“由經入史”之說。受廖平師的啟發，1927年，他撰成名作《古史甄微》，揭示了“三皇五帝”體(ti) 係的形成和演變，破舊說一係相存之謬。先生指出，此三五體(ti) 係乃戰國晚起之說，諸傳(chuan) 說帝王不過為(wei) 上古各長其民的部落豪酋演化塑造而成。中國上古民族可分為(wei) 江漢、海岱、河洛三係，不但分布地域不同，其生活與(yu) 文化亦異，古史傳(chuan) 說也有很大差異。

蒙先生進而論夏商周三代的興(xing) 替，以及三代文化之異同與(yu) 統緒，不但把紛繁糾結的上古史理出了一個(ge) 頭緒，更使千百年來許多爭(zheng) 訟未決(jue) 的問題豁然而通，開創了我國地域文化研究之先河。

這一年，蒙先生任教於(yu) 成都大學（四川大學前身），1932年任教於(yu) 河南大學，其後又相繼任教於(yu) 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天津大學等校，這段時間，是他研究周秦時代北方民族演變的鼎盛時期。

在顧頡剛先生的“催促”下，蒙先生陸續寫(xie) 成《犬戎東(dong) 侵考》《秦為(wei) 戎族考》《赤狄、白狄東(dong) 侵考》《古代民族遷徙考》《東(dong) 夷之盛衰與(yu) 移徙》諸文，從(cong) 空間上追溯民族遷徙流動之跡，從(cong) 時間上洞察前後同一族稱掩蔽之下的不同族群，進而觀其民族融合之勢，從(cong) 中發現與(yu) 先秦各學術流派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nei) 在聯係，引起國內(nei) 外學界對周秦民族的關(guan) 注和爭(zheng) 論。

從(cong) 民族興(xing) 替之跡中，發現文化學術的變遷，這是蒙先生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貢獻和特點。

其時日寇肆虐，七八年間，文稿隨蒙先生舟車南北，足見他對這一研究非常珍視。後來諸篇合為(wei)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一書(shu) ，1958年出版，再次引起學界的熱烈反響。

1937年年底，蒙先生回到蜀中，任教於(yu) 四川大學等校，兼任四川省圖書(shu) 館館長等職。先生晚年對南方民族史特別關(guan) 注，縱論巴蜀古史，對於(yu) 巴與(yu) 蜀的關(guan) 係、巴蜀古民族、巴蜀的經濟變遷等問題，均發微見著，令人觀止。他揭示了漢唐間蜀境民族的變動，明辨入蜀“獠人”與(yu) 賨人（亦稱“獠”）之別，最具卓見。

《越史叢(cong) 考》是蒙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後一部論著，回答了南方民族史上的一個(ge) 重要問題。越南史家陶維英稱：“春秋戰國以前，當另外一個(ge) 大族（漢族）占據著黃河流域的時候，而越族卻占據著揚子江以南整個(ge) 地區”，《越史叢(cong) 考》則析楚、越畛域，辨楚、越同祖之謬，明陶氏之舛謬於(yu) 天下。先生對古史所載“百越”諸民族作了具體(ti) 分析，揭示出他們(men) 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變遷史跡，把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ge) 新的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越史叢(cong) 考》是在那場浩劫中晝係“牛棚”、夜歸伏案下完成的，書(shu) 中“始終貫串著愛國主義(yi) 精神”（李一氓語），被公認為(wei) 是20世紀有關(guan) 中國南方民族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蒙先生因研究古史而進行了大量的古地理考證，但他並不是單純地考察地理沿革，其著重點仍在於(yu) 察古今曆史演變之跡。先生以《周書(shu) ·職方》較《禹貢》，洞悉“漢族開拓之情”；先生觀生物古今之變，發現古代黃河流域的氣候優(you) 於(yu) 長江流域，提出“文化之興(xing) ”與(yu) 物候變化不可分割的關(guan) 係。

在治古水地之學中，蒙先生發現《水經注》疑誤甚多，提出當以治經之法以治古地學。這已經超出了單純曆史地理學範疇，開拓了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在“酈學”研究中別具新意。

蒙先生對《山海經》的研究也獨樹一幟。20世紀以來，一些學者注意到這部“奇書(shu) ”對於(yu) 上古史研究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而先生的研究具有典型意義(yi) ，他“把該書(shu) 提到古史研究的適當的地位上”（羅誌田語），考察它產(chan) 生的“時代”和“地域”，特別注意到該書(shu) “把古巴、蜀、荊楚之地都作為(wei) ‘天下之中’來看待”的意義(yi) ，認為(wei) 這表明《山海經》極“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傳(chuan) 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古來關(guan) 於(yu) 昆侖(lun) 的傳(chuan) 說神話很多，先生指出：“有神話焉，不盡為(wei) 神話也。”明晰古人言蜀或昆侖(lun) 為(wei) “天下之中”的時代和語境，可知以神話為(wei) 史實或全然視之為(wei) 虛妄，皆有失於(yu) 偏。

蒙先生認為(wei) ，中國史學以晚周、六朝、兩(liang) 宋為(wei) 盛，正是中國“思想廓落之會(hui) ”時期。自20世紀30年代起，他陸續撰成《中國史學史》的主體(ti) 部分，對此三個(ge) 時期作了重點論述。

《中國史學史》著重闡述了史學思想、史學方法及其與(yu) 時代各種學術思想的關(guan) 係，側(ce) 重於(yu) 史學發展的曆史和曆史哲學。在書(shu) 中，先生提倡以“觀子之法觀史”“以治諸子之法治史”，如他所說：“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立地提出幾個(ge) 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突然。”這是“第一部史學發展史，第一部把史學發展置於(yu) 古代學術思想這一廣闊領域裏進行考察的史學史，是一部沒有先例的重要創舉(ju) ”（酈家駒語）。

蒙先生是20世紀中國宋史研究當之無愧的開創者之一，並於(yu) 20世紀30年代在北大首開“宋史專(zhuan) 題研究”課程。在此前後，他對唐宋之際的社會(hui) 變革、宋代的商品經濟、宋代史學、南宋和戰等問題都發表了卓越的見解。

唐宋學術的新舊之變很早就受到蒙先生的關(guan) 注，“及至宋仁宗慶曆以後，新學才走向勃然興(xing) 盛的坦途，於(yu) 是無論朝野都是新學的天下了”，成為(wei) 不刊之論。在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jia) 呈現一邊倒的時候，先生撰著長文《北宋變法論稿》，提出要實事求是地評價(jia) 王安石的變法活動，應該注意變法措施帶來的後果。論稿由於(yu) “不合時宜”長期未得發表，然而卻不脛而走，引起很大關(guan) 注，突顯了先生治學求真的可貴精神，後於(yu) 1999年隨文集才正式刊布。

治學要義(yi)

蒙先生出經入史，他如何看待經史關(guan) 係呢？

清末改製，科舉(ju) 衰而學校興(xing) ，受西方學科分類的影響，術業(ye) 專(zhuan) 攻，經學套不上任何一科，“被迫”分而為(wei) 數科，《易》入哲學，《詩》入文學，《尚書(shu) 》《春秋》《禮》入史學。蒙先生對此頗為(wei) 不屑。他抨斥“妄以西方學術之分類”來犧牲中國學術，“而不顧經學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

“經學為(wei) 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思想與(yu) 行為(wei) 、政治與(yu) 風習(xi) ，皆不能出其軌範。”蒙先生認為(wei) ：“經學即是經學，本為(wei) 一整體(ti) ，自有其對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為(wei) 後來文化之先導者也。”在先生看來，“經”不是屬於(yu) 哪一科的問題，經學集古代文化之大成，與(yu) 一般所說的“國學”，或“中國文化”相近，自有其發展脈絡，須仔細辨認。

蒙先生分析認為(wei) ，古文經學所據為(wei) “有周之舊典”，是為(wei) 史學，而秦漢“新儒者”的今文經學則是對社會(hui) 的理想設計，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曆史。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先生並不讚同“六經皆史”之說。吳天墀先生說：“蒙先生是把治經方法和成果引入史學，使經史貫通，相得益彰。”讀蒙先生書(shu) ，一定會(hui) 對此有真實的感受。

蒙先生提倡中外曆史的比較研究，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重要的方法。其成名作《古史甄微》就是在中西曆史的比較中得到啟發，結合我國古史傳(chuan) 說，提出了中國古代民族可以分為(wei) 三係。從(cong) 西方史料中得出的“西方曆史法則”不能視之為(wei) “世界法則”，先生批評那種“以能襲西方之陳言為(wei) 名高”的學術傾(qing) 向。他論述漢代經濟思想，以為(wei) 沿周秦均富與(yu) 重農(nong) 抑商之政，爭(zheng) 論尤為(wei) 激烈。儒者抑富之說，影響及於(yu) 後世政治，“重農(nong) 抑商遂為(wei) 中國曆史上根本之國策”，至清末猶然。儒家均富，故而“節製資本亦遂為(wei) 中國長期傳(chuan) 統之政策”，形成中國“獨特之曆史”，這與(yu) 他國不同。

柳詒徵先生多次談及蒙先生的考據超過清人。但先生認為(wei) ，如果以考據治史，不免支離破碎，他讚揚美國學者班茲(zi) 的《新史學與(yu) 社會(hui) 科學》（中譯本1933年出版，近年有新版），認為(wei) “比之隻知以考據為(wei) 史學者高明多了”。考據是工具學問，經、史都用得著，考據本身不是經學或史學，不能為(wei) 考證而考證，考據應該有更宏大義(yi) 旨，這實際上是對乾嘉考據之風提出了批評，與(yu) 治經要做“明道”的學問才算高明的思想是一致的。

翻開蒙先生的經史宏論，莫不在精細的考辨中得出重要結論，故而有很強的說服力。先生十分重視對史料的辨析，他說：“自三古以還，百家間作，或異名而同實，或異實而同名。必先通其意，明其變，不滯於(yu) 言，有以知異非異，同非同，然後能異所異而同所同。”詮釋與(yu) 原義(yi) 不能等同，隨著世事的變易，言辭愈益繁滋，與(yu) 原本之義(yi) 愈發歧淆，重要的是要明白“變”與(yu) “義(yi) ”的關(guan) 係，治學者不可不慎之。當代學者重視文本語境和建構理論分析，仿佛似之。重溫先生的這一段話，再次感受到了其在治史方法論上所具有的恒久價(jia) 值。

蒙先生引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一語以言治史，認為(wei) “須從(cong) 波瀾壯闊處著眼”，“把握曆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曆史發展說個(ge) 大概”。又言：“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認為(wei) 同時代之事，決(jue) 不會(hui) 孤立發生，必有其“一貫而不可分離者”。先生說：“文化的變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於(yu) 某一領域，因此必須從(cong) 經、史、文學各個(ge) 方麵來考察，而且常常還同經濟基礎的變化相聯係”。猶如讀書(shu) ，需要“前後左右之書(shu) 比較研讀”才會(hui) 收到好的效果。一橫一縱，故而先生論學，往往高屋建瓴。

蒙先生在1935年評劉鑒泉《學史散篇》一文中提出：“中國學術，自建安、正始而還，天寶、大曆而還，正德、嘉靖而還，並晚周為(wei) 四大變局，皆力摧舊說，別啟新途。”此語宏大而深入。

20世紀50年代，蒙先生發現中國學術演變的四階段竟與(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力發展的四階段、賦役製度演變的四階段“密切符合”。他提出：“其餘(yu) 如選舉(ju) 製度，也由漢的郡國貢舉(ju) ，一變而為(wei) 六朝的中正九品，再變而為(wei) 唐的考試製度。又如府兵，也由漢的寓兵於(yu) 農(nong) ，一變而為(wei) 六朝的兵戶（唐初府兵），再變而為(wei) 晚唐的募兵。也都頗能和農(nong) 業(ye) 發展的階段相配合。應當認為(wei) 這些現象都絕不是偶然的，都應有其一定的內(nei) 在聯係的。”但以賦役製度和國民經濟的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故特作為(wei) 重點討論，遂有八萬(wan) 言論文《中國曆代農(nong) 產(chan) 品的擴大和賦役製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的撰述。文章打破王朝體(ti) 係，考察了中國二千年來生產(chan) 力、生產(chan) 關(guan) 係及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演變之跡，是一篇體(ti) 現深厚兼發揮“明變”觀點的力作。

蒙先生“通觀達識，明其流變”的史學思想眾(zhong) 所周知，也影響了一代學人。先生說：“必須通觀，才能看得清曆史脈絡，故必須搞通史。”又指出：“學之必明其變，而義(yi) 則必極其精。”先生的研究，則將問題與(yu) 社會(hui) 、文化結合起來，融會(hui) 貫通，尋繹出其間的有機聯係，這正是他曆史研究的一大特點。

隨著20世紀我國現代史學的崛起和傳(chuan) 統經學的邊緣化，蒙先生由經入史，成為(wei) 那個(ge) 學術轉型時代最富代表性的學者之一。

作者簡介：

劉複生，1977年考入四川大學曆史係本科，先後獲學士（曆史學專(zhuan) 業(ye) ）、碩士（民族史專(zhuan) 業(ye) ）、博士學位（中國古代史專(zhuan) 業(ye) ），師從(cong) 蒙默教授和吳天墀教授，1985年留校任教，現任教授、博導。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