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時代”與(yu) 先秦文學研究的“黃金時代”

作者：李秀強（山東(dong) 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廿九日己巳

          耶穌2019年7月31日

近期，江林昌先生發表《古史重建迎來了黃金時代》一文，指出：“近一百年來的考古大發現，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首先是徹底改變了我們(men) 對先秦史在時間與(yu) 空間上的狹隘認識，其次是幫助我們(men) 對傳(chuan) 世文獻作進一步審查彌補，其三是解開了許多過去不為(wei) 學界所知的上古史事。綜合這幾個(ge) 方麵，我們(men) 可以滿懷信心地展望，曆代學者孜孜努力的古史重建工作，終於(yu) 迎來了黃金時代。”（《濟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9年第3期）2002年，江林昌先生就已指出：“國學研究步入簡帛時代。”“20世紀的國學研究是甲骨文、金文和敦煌遺書(shu) 的天下，21世紀的國學研究則是簡牘帛書(shu) 的天下。”（詳參江林昌：《書(shu) 寫(xie) 中國文明史》，商務印書(shu) 館2019年，第30—34頁）質言之，以簡帛佚籍和考古資料為(wei) 基礎的國學研究與(yu) 古史重建工作都迎來了“黃金時代”。

1925年，王國維先生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yu) 新發見。”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yu) 錄〉序》中亦雲(yun)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yu) 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wei) 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yu) 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這些均是強調新材料或新發現對學術研究的重要價(jia) 值。20世紀90年代以來，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等戰國竹簡相繼問世與(yu) 公布，令海內(nei) 外學者震驚不已。這些竹簡全部是秦火之前的原始戰國典籍，較好地保存了原始典籍的麵貌。它們(men) 的麵世，一次又一次改變了以往學者對先秦傳(chuan) 世文獻所形成的傳(chuan) 統認知，改變了我們(men) 對先秦曆史、思想的認識，也已成為(wei) 先秦文學研究的“新學問”。正如江先生說“古史重建迎來了黃金時代”，我們(men) 也有理由講，簡帛文獻將推動先秦文學研究步入一個(ge) “黃金時代”。

近年來，簡帛文獻與(yu) 先秦文學研究已取得豐(feng) 碩成果，值得全麵總結。有鑒於(yu) 此，茲(zi) 不揣譾陋，管窺錐指，對相關(guan) 動態略作梳理。

一、新出竹簡與(yu) 《詩經》研究的新圖景

2001年，上博簡《孔子詩論》刊布。與(yu) 今本《詩經》相比較，其中有兩(liang) 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次序問題。今本《詩經》編序依次為(wei) 《國風》《小雅》《大雅》《頌》，而上博簡《孔子詩論》則為(wei) 《訟》《大夏》《小夏》《邦風》，即先言訟（頌）、次說大夏（雅）、再談小夏（雅）、後論邦（國）風，次序恰好與(yu) 今本完全相反。上博簡《孔子詩論》反映了《詩經》更原始的編次順序，刷新了傳(chuan) 統認知。二是稱名問題。如將“國風”稱作“邦風”，“雅”稱作“夏”，“頌”稱作“訟”，這保留了《詩經》更原始的稱名麵貌，其中蘊含著極為(wei) 豐(feng) 富的文化內(nei) 涵，有待進一步探討。

2012年，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發布。《周公之琴舞》屬於(yu) “頌”詩類的組詩。“頌”詩是宗廟祭祀時的樂(le) 舞歌辭，其特點是詩樂(le) 舞三位一體(ti) 。西周時期，單篇流傳(chuan) 的“頌”詩都是詩樂(le) 舞相結合的，而今本《詩經》的“頌”詩經過孔子等人的刪編，已成為(wei) 文本之詩。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共九首，每首有“啟曰”“亂(luan) 曰”等樂(le) 舞術語，顯然是詩樂(le) 舞相結合的。其中第一首見於(yu) 今本《周頌·敬之》，但《敬之》已刪去了“啟曰”“亂(luan) 曰”等樂(le) 舞術語，而且字句也存在差異。由此可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保留了先秦時期詩樂(le) 舞三位一體(ti) 的特征，而今本《詩經·周頌》隻是文本之詩，已不再是祭祀場景中詩樂(le) 舞三位一體(ti) 的“頌”詩原貌。西方理論認為(wei) ，詩樂(le) 舞三位一體(ti) 的傳(chuan) 統隻盛行於(yu) 原始氏族社會(hui) ，而進入文明社會(hui) 之後，詩樂(le) 舞三位一體(ti) 的傳(chuan) 統便逐漸消失。江林昌先生認為(wei) ：“中國從(cong) 五帝時代到春秋時期，文明起源發展已經曆了二千五百多年，而詩樂(le) 舞三位一體(ti) 的頌詩卻依然盛行。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個(ge) 特例，需要從(cong) 理論上加以分析與(yu) 總結。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出現有利於(yu) 這一問題的深入展開。”（江林昌：《清華簡與(yu) 先秦詩樂(le) 舞傳(chuan) 統》，《文藝研究》2013年第8期）

2016年，安大簡經過保護與(yu) 整理後首露真容。據悉，安大簡中涉及《詩經》內(nei) 容的簡有100多支，詩作保存58篇，是保存較好的戰國《詩經》文本。與(yu) 今本《詩經》相比，安大簡《詩經》存在大量異文，而這些異文可以糾正今本《詩經》的一些誤釋誤讀。譬如，《魏風·伐檀》雲(yun)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懸）鶉兮？”對於(yu) “鶉”字，《毛傳(chuan) 》釋為(wei) “鳥也”。曆代各家注疏向無異辭，皆從(cong) 《毛傳(chuan) 》，而千百年來的《詩經》讀者也習(xi) 焉不察。實際上，從(cong) 安大簡《伐檀》異文來看，“縣鶉”確有可議之處。安大簡《伐檀》異文“鶉”字作“麏”字，“麏”指體(ti) 形較大的“鹿”類動物，如此便能與(yu) 今本《伐檀》前二章的“貆”“特”體(ti) 形較大的動物相對應，各章表達也能相互照應，而顯得更為(wei) 合理。黃德寬先生認為(wei) ：“‘鶉’乃是‘麏’的誤讀。該詩在流傳(chuan) 轉抄過程中因二字音近，將‘麏’誤讀誤記為(wei) ‘鶉’，鹿屬動物遂變成了‘小鳥’。前人習(xi) 焉不察，未曾深思，以至於(yu) 以訛傳(chuan) 訛。”（黃德寬：《略論新出戰國楚簡〈詩經〉異文及其價(jia) 值》，《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8年第3期）可見，安大簡《詩經》的問世，將會(hui) 給今本《詩經》的研究帶來許多新認識。

二、新出竹簡與(yu) 《楚辭》研究的新認知

2010年，清華簡《保訓》與(yu) 《楚居》同時公布。清華簡《保訓》的“中”內(nei) 涵豐(feng) 富，對《楚辭》研究具有重大價(jia) 值。以往，學界對《楚辭》所見“中”的有關(guan) 問題存在許多疑惑之處，而清華簡《保訓》的刊布為(wei) 解決(jue) 此類問題提供了新契機。清華簡《保訓》表明舜是“中”的持有者與(yu) 傳(chuan) 承者，這揭示了《離騷》中屈原“就重華而陳辭”的曆史淵源。另外，清華簡《保訓》的“中”還揭示了《楚辭》中屈原對鯀、伍子胥等曆史人物高度讚賞而有別於(yu) 儒家諸書(shu) 之評價(jia) 的緣由。

《離騷》中“巫鹹”的身份問題，曆來學者各持己見。從(cong) 清華簡《楚居》來看，巫鹹應當是神巫，而且巫鹹事實上是楚族名號“楚”的締造者，可謂楚族的保護神。過去，學者們(men) 多認為(wei) 所謂的“巫鹹夕降”隻是屈原的想象之詞而已。代生先生認為(wei) ：巫鹹很可能在楚國的祀典之內(nei) ，並且可能還有專(zhuan) 門的祭祀禮儀(yi) 。而《離騷》中的“彭鹹”，應當是巫彭和巫鹹的合稱。屈原言“願依彭鹹之遺則”實際上是欲追隨巫鹹之遺則，這充分表明了巫鹹在楚人心中的極高地位。（代生：《清華簡〈楚居〉與(yu) 楚辭研究三題》，《濟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6年第3期）

2011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八）》出版。其中包含《桐（李）頌》《蘭(lan) 賦》兩(liang) 篇楚辭類文獻，且都屬於(yu) 詠物賦。整理者曹錦炎先生認為(wei) 這兩(liang) 篇出土文獻屬於(yu) 屈原之前的“楚辭”，這對《楚辭》文體(ti) 早期發展的研究具有重要價(jia) 值。以往，學者認為(wei) 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詠物賦當屬屈原的《橘頌》。而由上博簡《桐（李）頌》與(yu) 《蘭(lan) 賦》來看，最早的詠物賦並非屈原的《橘頌》。江林昌先生認為(wei) ：上博簡《桐（李）頌》《蘭(lan) 賦》與(yu) 屈原賦《橘頌》，反映了戰國時期楚地詠物詩賦的盛況，可將其總稱為(wei) “橘頌體(ti) ”。故此，“橘頌體(ti) ”實際上並非屈原獨創。（江林昌：《考古發現與(yu) 中國古代文體(ti) 學理論體(ti) 係建構》，《中國高校社會(hui) 科學》2018年第2期）

三、新出竹簡與(yu) 《論語》研究的新見解

2005年，上博簡《君子為(wei) 禮》刊布。該篇屬於(yu) 重要的論語類文獻，主要記述了顏淵侍於(yu) 夫子之答問，孔子為(wei) 之講授“君子為(wei) 禮”的原則及目的，其中言仁與(yu) 禮之關(guan) 係至為(wei) 清晰，該內(nei) 容與(yu) 《論語·顏淵》篇“顏淵問仁”章相類似，兩(liang) 者可對讀。上博簡《君子為(wei) 禮》所體(ti) 現的“仁與(yu) 禮”的關(guan) 係問題，是研究早期儒家相關(guan) 思想極為(wei) 珍貴的材料，並為(wei) 探討“仁”與(yu) “禮”的關(guan) 係提供了新證據。仁與(yu) 禮的主次關(guan) 係問題，曆來學者爭(zheng) 訟不休。大致可歸納為(wei) 四類說法：仁為(wei) 核心，禮次之；仁為(wei) 體(ti) ，禮為(wei) 用；仁與(yu) 禮並重，不分軒輊；禮重於(yu) 仁。上博簡《君子為(wei) 禮》載：“顏淵侍於(yu) 夫子，夫子曰：‘回，君子為(wei) 禮，以依於(yu) 仁。’”孔子的意思很明確，“依於(yu) 仁”是“君子為(wei) 禮”的目的，“為(wei) 禮”是“仁”的外在表現形式，“禮”要依附於(yu) “仁”，為(wei) 禮的目的是成為(wei) 君子。上博簡《君子為(wei) 禮》有力地支持了“仁為(wei) 體(ti) ，禮為(wei) 用”的觀點，這更接近孔子的思想。

2011年，清華簡《係年》問世。《係年》雖屬於(yu) 史類文獻，但卻仍可以為(wei) 《論語》訓詁的相關(guan) 問題帶來新展望。《論語·子路》篇曾記載仲弓向孔子問政時，孔子提出了“先有司”主張。上博簡《仲弓》與(yu) 《顏淵問於(yu) 孔子》篇也有相似的記載，三篇文獻所載內(nei) 容相類，可相對讀。關(guan) 於(yu) “有司”的理解，學界認識大體(ti) 一致。然而，學者對“先”的具體(ti) 所指，卻各持己見。學術史上對“先”字的訓釋主要有三：一是直接釋為(wei) “首先”之義(yi) ；二是釋為(wei) “以……為(wei) 先”；三是釋為(wei) “先導、教化”。代生先生受清華簡《係年》篇“先建”讀為(wei) “選建”的啟發，將“先有司”釋為(wei) “選有司”，如此不僅(jin) 能夠貫通文獻，也使得文義(yi) 更加順暢。“選有司”是孔子針對時弊提出的，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代生：《孔子為(wei) 政“先有司”思想再探》，《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可以說，清華簡《係年》為(wei) “先有司”的爭(zheng) 議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jue) 方案。

四、新出竹簡與(yu) 《孟子》研究的新印證

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出版。其中包含儒家著作《緇衣》《五行》《唐虞之道》《性自命出》《魯穆公問子思》等，學者對這批竹書(shu) 進行了深入地考察與(yu) 研究，認為(wei) 它們(men) 多是子思及其弟子的著作。準此，郭店簡便與(yu) 孟子研究產(chan) 生了密切關(guan) 聯。

首先，孟子是否為(wei) 子思入門弟子的問題。漢儒多認為(wei) 孟子曾親(qin) 炙於(yu) 子思，但後世學者據傳(chuan) 世文獻考證，子思與(yu) 孟子的生卒年並沒有重合之處。而從(cong) 郭店簡中子思一派的著作來看，也未能見到子思與(yu) 孟子正麵接觸的記載，這對孟子曾親(qin) 炙於(yu) 子思的說法是極為(wei) 不利的。其次，學術史上是否真正存在過“思孟學派”的問題。《孟子·萬(wan) 章下》評價(jia) 孔子是“集大成”者，采用了“金聲玉振”一詞來概括。而郭店簡《五行》恰好提到了“君子集大成”與(yu) “金聲玉振”之說，內(nei) 容與(yu) 《孟子·萬(wan) 章下》相似，這說明郭店簡《五行》篇與(yu) 《孟子》對孔子的評價(jia) 存在著相同的認識，屬於(yu) 同一學派。另外，郭店簡《唐虞之道》充分肯定和讚揚了舜的德行，這與(yu) 《孟子·滕文公上》記述孟子“言必稱堯舜”相一致，這也說明孟子與(yu) 子思學派存在思想關(guan) 聯。總之，從(cong) 郭店簡來看，孟子確實曾深入研習(xi) 或接觸過子思一係的著作，並對其思想有所繼承和發展。廖群先生指出：“先秦思想史上的確存在過‘思孟學派（統）’，這就是郭店楚簡提供給我們(men) 的一個(ge) 確定的結論。”（廖群：《先秦兩(liang) 漢文學考古研究》，學習(xi) 出版社2007年，第329頁）

2015年，清華簡《厚父》問世。《厚父》簡背原有篇名，該篇名是前所未聞的，亦不見於(yu) 任何傳(chuan) 世文獻。清華簡《厚父》第五簡記載有：“作之君，作之師”等內(nei) 容，這恰與(yu) 《孟子·梁惠王下》所引《書(shu) 》之內(nei) 容相類似。對於(yu) 《孟子》所引《書(shu) 》之內(nei) 容，東(dong) 漢趙歧隻是注雲(yun) “《尚書(shu) 》逸篇也”，而未能列出具體(ti) 篇名，可見當時該篇已不傳(chuan) 於(yu) 世。後世學者也因此產(chan) 生了諸多猜測與(yu) 誤解。李學勤先生指出：“清華簡《厚父》的有關(guan) 文句，可能即是孟子引文的出處。”（李學勤：《清華簡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82頁）清華簡《厚父》的問世使《孟子·梁惠王下》引《書(shu) 》問題得以揭櫫，我們(men) 不僅(jin) 因此而知道了該篇的篇名，也清楚了孟子引《書(shu) 》內(nei) 容的起止點。

五、新出竹簡與(yu) 先秦文體(ti) 研究的新麵貌

《漢書(shu) ·藝文誌·諸子略》中曾明確記載有“小說家”，但是現行所有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在先秦兩(liang) 漢文學部分都不設專(zhuan) 章專(zhuan) 節討論。而多認為(wei) “誌怪小說”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才開始出現並盛行的，其產(chan) 生淵源是秦漢以來神仙之說與(yu) 東(dong) 漢以來佛教的傳(chuan) 入。李學勤先生曾指出，放馬灘秦簡《墓主記》中所載人死而複生的誌怪故事與(yu) 《搜神記》內(nei) 容相類似，其時代比《搜神記》早了500來年，這應該已是“誌怪小說”的濫觴。無獨有偶，2012年，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問世，學界認為(wei) 這是一篇典型的“誌怪小說”。這充分說明，“誌怪小說”在戰國時期就已產(chan) 生，而並非始於(yu) 魏晉。而且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還啟示我們(men) ，“誌怪小說”是由原始巫術神話發展而來的。鑒於(yu) 此，先秦文學史中有關(guan) 小說的部分的確應該重寫(xie) 了。

“命體(ti) ”是最高統治者對臣下發布的命令，也是先秦文學的重要文體(ti) 之一。“命體(ti) ”本是《尚書(shu) 》的一類文體(ti) ，“命”類文本在百篇《書(shu) 序》中多有記載，而伏生所傳(chuan) 28篇今文《尚書(shu) 》中隻有《文侯之命》一篇，甲骨文與(yu) 商周青銅銘文雖發現有大量“命體(ti) ”，但大都較為(wei) 簡短。可以說，不利於(yu) 我們(men) 全麵了解和把握“命體(ti) ”。而隨著清華簡《說命》《封許之命》《攝命》等內(nei) 容較長的“命體(ti) ”文獻的麵世，可以使我們(men) 對“命體(ti)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為(wei) 先秦時期“命體(ti) ”的研究帶來了新展望。

六、結語

王國維先生曾指出，自漢以來，中國學術史上有三次最大發現，一是孔子壁中書(shu) ，二則汲塚(zhong) 竹書(shu) ，三為(wei) 殷虛甲骨文、敦煌遺書(shu) 及西域漢晉木簡。（《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而近三十年來，戰國簡帛佚籍的大量發現，可謂中國學術史上的“第四次重大發現”。在這個(ge) 簡帛佚籍大發現的新時代，我們(men) 的機遇勝過孔安國、鄭玄、王肅、杜預、郭璞、孔穎達等曆代經學大師，應當說是極其幸運的。這些簡帛佚籍為(wei) 先秦文學、思想研究帶來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材料。新發現的戰國簡帛古書(shu) 因年代久遠，無疑是珍貴的善本書(shu) 目，有些甚至是司馬遷撰寫(xie) 《史記》之前都不曾見過的材料。上述舉(ju) 例僅(jin) 是管中窺豹而已。而今越來越多的簡帛文獻正在改變著我們(men) 對先秦文學的許多成見。譬如，戰國簡帛文獻對《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左傳(chuan) 》等都帶來了或多或少的新認識。限於(yu) 篇幅，難以備述。不妨說，中國先秦文學史鑒於(yu) 戰國簡帛佚籍的大量湧現，有必要重寫(xie)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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