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直覺成大學問：梁漱溟的治學取向和方法

作者：羅誌田

來源：《讀書(shu) 雜誌》2018年第5期

時間：西曆 2018年04月30日

《讀書(shu) 雜誌》編者按

本文關(guan) 注梁漱溟先生的治學方法，在反複回味梁漱溟作品的基礎上，作者總結其治學方法的特點為(wei) “以‘問題’為(wei) 中心”，注重“虛風”，即著意製度、秩序、知識之外的心理、情味和精神氣息，有形之外的無形，變態之外的常態。這種治學取向與(yu) 他的治學實踐結合，正反映一代學問大家的性情趣味，對後輩治學或能有所啟發。

“五四”前後因一本書(shu) 而“暴得大名”的有兩(liang) 人，前為(wei)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後即梁漱溟的《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林同濟以前者為(wei) 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新時代”的代表，這新學術典範的特點是：學者們(men) 以“一種迫近機械式的實驗派方法，先標出種種個(ge) 別的、零星的，以至曖昧的‘問題’，而到處搜羅其所謂有關(guan) 的‘事實’或‘材料’，然後再就一大堆的亂(luan) 雜事實與(yu) 材料而類別之，分析之，考據之，診斷之”。而後者則是“五四”後二十年間中國“一二部傑出的例外著作”，形成了對上述新學術典範的挑戰。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書(shu) 影、梁漱溟題記說明（來源：sznews.com）

其實梁漱溟治學同樣以“問題”為(wei) 中心。他特別強調，真正的研究者並“不輕言問題的解決(jue) 法，而深刻用心於(yu) 問題的認識”。所以，“不感覺問題是麻痹，然為(wei) 問題所刺激輒耐不住，亦不行。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遊心於(yu) 遠，從(cong) 容以察事理”。梁漱溟很注意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對他而言，真正稱得上“研究”的，首先要“識得問題不是簡單的，不是偶然的，而是複雜相關(guan) 的，有所從(cong) 來的”。所以，“看任何事，不要隻看中心點，須看四周圍，看背景、看環境；不能隻看近處，還須看遠處；不能隻看淺處，還須看深處；不能隻看一時，還須得看過去所以如此的成因與(yu) 由來”。故研究問題必須“要有一個(ge) 追求不放鬆的態度。不追求則很容易隻看見一些廣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點”。隻有追求不已，“輾轉深入而探到問題的根本”才能“把握問題所在”。且“宇宙間最要緊的是那些關(guan) 係，而不是一一具體(ti) 事物”，人類社會(hui) 尤其如此。若“不從(cong) 抽象關(guan) 係注意，而徒為(wei) 一二具體(ti) 東(dong) 西牽住自己視線”，也“抓不到問題”。則研究問題又必須“能將與(yu) 本問題有關(guan) 係之各方麵都照顧得到”，不要“注意這個(ge) ，就忘去了那個(ge) ”；要能“輾轉牽引，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一方麵“不怕問題牽聯廣大”，同時不忘“始終還是一個(ge) 球”。提倡從(cong) 上下左右看問題的不少，但堅持問題“始終還是一個(ge) ”的則不多。其實一與(yu) 多的關(guan) 係是辯證的，往往是“一通百通；一處不通，就是全不通”，故要從(cong) 根本處進行整體(ti) 探討。

梁漱溟

林同濟先生在這個(ge) 問題上可能略有誤解。不過他看到了基本的時代特征，即梁漱溟的學問確與(yu) 當時新興(xing) 的學術典範不盡吻合。部分或也因此，梁書(shu) 出版後不少人提出了批評，特別認為(wei) 梁漱溟的方法有問題。這使梁先生一度對“方法”有些自覺不足，但不久他就增強了自信——一九二八年梁漱溟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就分八層詳論治學的方法。稍後他更暗示自己在方法上有獨到之處：

凡真學問家，必皆有其根本觀念，有其到處運用之方法，或到處運用的眼光；否則便不足以稱為(wei) 學問家，特記誦之學耳！真學問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獨到處，不同學派即不同方法。

梁漱溟能這麽(me) 說，當然是表明他自己並非記誦之學，而是有方法的。所以他強調：“在學問上，結論並不很重要，猶之數學上算式列對，得數並不很重要一樣。”若細心觀察，梁先生對於(yu) 學問，的確有一套方法。他不是史家，卻有極好的史感，特別能看到劉鹹炘所謂有形之事背後的“虛風”。下麵就簡單考察他治學的這個(ge) 特點（梁先生的表述有他的特點，我會(hui) 盡量多用他自己的話）。

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4）

自己虛心以理解往昔，是治史的基本態度，也是梁漱溟特別看重的。他曾提出，“人情大抵不相遠”，故應“深切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隻有“把自己的心先空洞起來，打破一切成見，去掉一切隔膜，彼此才可以求了解，才可以溝通一切而聯合一切”。重要的是記住“人當初的動機都是好的，沒有誰安心去害人”。

最後一語尤其重要，以前孟子主張和古人交朋友，現在有些年輕人喜歡學外國人，要“拷問”曆史，就不夠友善。本來你怎樣看史料，它就有怎樣的回報。你把它當朋友，它就以朋友回報你；你把他當罪犯，所得的回報也就可想而知，甚至不排除產(chan) 生“屈打成招”的效果。且今人在庭審時還可以抗辯，已逝的過去卻隻能沉默。對此梁漱溟有清楚的認識，他在討論孔子時說：

孔子本人早已過去不在了，他不會(hui) 說話，他不會(hui) 申訴。如何評量，大權在我們(men) 手中。……我下判斷，我要負責；應當多加考慮，不要考慮的不夠，考慮的太少。如果輕率從(cong) 事，抬高了他或貶低了他，於(yu) 他無所增損，隻是自己的荒唐失敗。

曲阜孔廟（來源：wikimedia.org）

研究曆史的人，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是在處理“無語”的往昔，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章學誠注意到，朱子曾說屈原本不怨君，“卻被後人講壞”。依梁漱溟的意思，那些“講壞”屈原的人，於(yu) 屈子增損無多，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我們(men) 要不把古人“講壞”，隻有多從(cong) 良善一麵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這一基本點，盡量保持一種溫厚的態度。

前引梁漱溟說要把“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遊心於(yu) 遠，從(cong) 容以察事理”，同樣適用於(yu) 史學。因為(wei) 史學的基礎是史料，讀書(shu) 能“從(cong) 容安詳”，才“隨時可以吸收新的材料”。要人“在安詳悠閑時，心境才會(hui) 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麵材料而運用，融會(hui) 貫通”。吸收和運用新的材料，是史家每天都要麵對的常課，若不能遊心於(yu) 遠，從(cong) 容以察，實難達融會(hui) 貫通之境。

對吸收和運用材料，梁漱溟有著仿佛與(yu) 生俱來的敏銳。前引他主張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注重其“所以如此的成因與(yu) 由來”，可以說是專(zhuan) 為(wei) 史料解讀立論。他把這提到很高的層次，主張“學問也是我們(men) 腦筋對宇宙形形色色許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做學問要“進得去而又出得來”，才說得上是“有活的生命”。對材料的“消化”，就是吸收和運用之間的一個(ge) 重要程序。

有此認識，梁漱溟對文本解讀的困難，便有超過一般人的認識。例如，在探詢史料生成動機的同時，也要注意史事的發生和發展往往不依循當事人的動機和意誌。梁先生注意到，“古人之立功、立言、立德”，並非“一個(ge) 人打算自己將要去立功或立言或立德”就可成事。實際上，“凡有意要去”做什麽(me) ，往往“都是不行的”，成敗隻能“在其人一生之後由別人來說”。這就提示我們(men) ，昔人做什麽(me) 雖多半是“有意”的，實際做成的結果卻常常是“意外”的。

梁漱溟《深思與(yu) 省悟》（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7）

進一步的問題是，還有一些東(dong) 西是本身就說不出的。梁漱溟指出，某些自我的感覺，就像宋儒所謂“獨知之地”，是“旁人進不來的地方”。我們(men) 一般都說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其實豈啞子如此，凡人統統如此”。每個(ge) 人都有說不出的一麵，即“獨知隻是自知，旁人進不去，自己拿不出來”。或因此，一些人可能真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但還有一些人仍在試圖立言，於(yu) 是有我們(men) 看到的史料。

對這些近於(yu) 不能表述的麵相，史家也不能放過，仍當細心體(ti) 認。且既存文本越是難以領會(hui) ，越需要有解讀的方法。一般說到解讀，最容易想到分析。但梁漱溟一生對西方影響最不滿的，就是什麽(me) 都采取“算賬的態度”。他自己處處講究要“有活的生命”，學問亦然。而中國哲學“所著眼研究者在‘生’”，其“方法為(wei) 直覺”，自然成為(wei) 梁先生的首選。他曾說過：

一個(ge) 人隻要能完全聽憑他真誠的直覺，他雖然不希望成一個(ge) 大人物，但是他裏麵有真實的氣力，自然有作大事業(ye) 、成大學問的可能。凡是成大事業(ye) 、成大學問的人，都是憑他裏麵的興(xing) 味、衝(chong) 動，決(jue) 非理智計較的力量。

這可以說是梁漱溟的夫子自道，但從(cong) 方法層麵言，其間最顯著的就是“真誠的直覺”和“理智計較”的對立。梁先生對認識論有一整套看法，隻能另文探討，但我們(men) 可以簡單了解一下他怎樣運用直覺去領悟近於(yu) 劉鹹炘所說的“虛風”。蓋除了上麵所說不能表出的“獨知”，似乎還有感悟得來的整體(ti) 性“獨知”，也帶有虛而不實的意味。

劉鹹炘在《治史緒論》等著作中強調，他關(guan) 注的是區別於(yu) “實事”的“虛風”。圖為(wei) 劉鹹炘（來源：huaxi.com）

在梁漱溟眼裏，直覺“是一個(ge) 半情半知的東(dong) 西——一邊是情感，一邊是知識作用”。可以說“直覺所得的意思是一種‘本能的得到’，初度一次就得到如此的意思，圓滿具足，無少無缺”。而“本能是生物的活動”，故“普通所謂直覺皆指本能發端談”，本能“對於(yu) 對象的認識就是直覺”。重要的是，直覺的對象往往有些虛懸，如藝術家就靠辨別力，他們(men) “所辨別者是美惡。美惡也就是好惡。好惡不能學，是直接的認識”，故藝術辨別力就是一種直覺。

進而言之，“對於(yu) 情理的認定，也可說是直覺”。然“情味不是東(dong) 西。花、小孩為(wei) 東(dong) 西，而情味萬(wan) 不能當成東(dong) 西”。故“情味不能畫。情味不能占空間的位置，也不能占時間”。簡言之，“情味無體(ti) ”。很多人“以我為(wei) 有體(ti) ”，其實“從(cong) 時空找，去立論，去推論，去找”，或“從(cong) 理智上找”，皆“可有體(ti) 而無我”；若“從(cong) 直覺上說、情味上說”，就“有我而無體(ti) ”，故不能“硬拿情味當體(ti) ”。這樣看來，藝術家辨別出來的美惡，也不一定能表現出來；那些表現出來的，大體(ti) 已是“翻譯”過的，既在線條色彩之中，又在線條色彩之外，仍隻能靠自覺去感悟。

因為(wei) 有這樣特別的體(ti) 認，又能“遊心於(yu) 遠，從(cong) 容以察”，梁漱溟常可從(cong) 行為(wei) 看到其後麵的心理，或從(cong) 行文看出立言者的思路，甚至能看到空話、形式背後的精神氣息，以及史事後麵那可能非常有力的“看不見的手”。如果我們(men) 借電腦詞匯把曆史分為(wei) 硬體(ti) 和軟體(ti) ，梁先生似乎對劉鹹炘看重的“虛風”更有感覺。包括秩序和製度那無形的一麵，都在他的觀測之中。

梁漱溟曾說他從(cong) 小對老師講《莊子》覺得頭痛，他確實很少引用《莊子》，但下麵一段話，卻有《莊子》中老子說“陳跡”的影子：

古人往矣！無從(cong) 起死者而與(yu) 之語。我們(men) 所及見者，唯流傳(chuan) 到今的簡冊(ce) 上一些字句而已。這些字句，在當時原一一有其所指；但到我們(men) 手裏，不過是些符號。此時苟不能返求其所指，而模模糊糊去說去講，則隻是掉弄名詞，演繹符號而已；理趣大端，終不可見。

這是因為(wei) ，“凡是一個(ge) 倫(lun) 理學派或一個(ge) 倫(lun) 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種心理學為(wei) 其基礎”，是從(cong) “他對於(yu) 人類心理的一種看法”建樹起來的。如孔子當時說話，“原無外乎說人的行為(wei) ——包含語默思感——如何如何；這個(ge) 便是所謂心理”。則“心理是事實”，而倫(lun) 理是基於(yu) 事實的價(jia) 值判斷。孔子所說，都是“或隱或顯地指著”以及“或遠或近地根據著”他的人類心理觀而說。故“自然返求的第一步在其所說事實，第二步乃在其所下判斷”。若不能返求簡冊(ce) 上字句之所指，則不過是在演繹符號，而未見孔子的理趣大端，“講孔子即是講空話”。

說“行為(wei) 如何便是心理”，真是睿見。據此而從(cong) 容以察，自然看出常人所不見。如《論語》中樊遲欲學稼、學圃，皆不為(wei) 孔子所許。一般多見孔子的反對，梁漱溟讀出的卻是“弟子既以為(wei) 請，正見其初不回避”。又如孟子論天下事當分工，結論是“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yu) 人；……天下之通義(yi) 也”。梁先生從(cong) 原文的“‘故曰’二字和‘以天下之通義(yi) 也’作結”看出，這“顯明是在稱述傳(chuan) 統教訓”。進而勾稽出孟子之前類似意思的表述，以確證此義(yi) 是“自來相傳(chuan) 之古語”。

孔子問禮（來源：chinakongzi.org）

這些隻是從(cong) 行為(wei) 看心理的細微例子，對更廣闊的時代風尚，梁漱溟尤能從(cong) 形式見精神，有獨到的把握。如“《書(shu) 經》《詩經》以及其他許多古籍中‘作民父母’‘民之父母’‘若保赤子’，所屢見不鮮的那些話，其精神氣息是一致的”。《漢書(shu) 》上“述職來京的外官說到人民便有‘陛下赤子’的話”，以及後世“稱州縣親(qin) 民之官便為(wei) 父母官”，都是順著這一傳(chuan) 統觀念演化下來的。後人“固然不能以空話當作實事，但看這一精神氣息之流傳(chuan) ”，就可知古中國不是奴隸製社會(hui) 。概言之，“風尚每每有其擴衍太過之外，尤其是日久不免機械化，原意浸失，隻餘(yu) 形式。這些就不再是一種可貴的精神，然而卻是當初有這種精神的證據”。

空話不必是實事，形式不一定表現原意，但空話、形式背後有精神氣息，而且還會(hui) 流傳(chuan) ，這些都是治史的要訣，可知梁漱溟雖非史家，對史學卻有過人的領悟。亞(ya) 當·斯密曾以“看不見的手”說經濟現象，梁先生也常能看出很多史事背後那隻有力的手。他論嘩眾(zhong) 取寵的世風說，“嘩眾(zhong) 之具，亦隨在可得。大抵各就所近，便利取攜，以競肆於(yu) 嘩眾(zhong) 取寵之業(ye) 。其人亦不難辨，言動之間，表見甚著”。這就是“從(cong) 行為(wei) 見心理”的一例，史家若從(cong) 昔人言動之間察其所取所攜以競肆之具，知何者能“嘩眾(zhong) ”，彼時世風也就昭然若揭、明晰可見，而“看不見的手”也就無可遁形了。

梁漱溟進而提出，“從(cong) 來一個(ge) 秩序的形成，除掉背後有其武力外，還要經過大眾(zhong) 的公認”。也就是“不特有武力為(wei) 之維持，且有道德是非維持著”。而秩序又分有形部分和無形部分，其“法律製度一切著見形式者為(wei) 舊秩序之有形部分”，而“傳(chuan) 統觀念、風俗習(xi) 慣乃至思想見解，為(wei) 舊秩序之無形部分”。這是說常態，此外還有變態。如民國前期的軍(jun) 閥，就是政治上“一種格局或套式”，是“為(wei) 社會(hui) 陽麵意識所不容許，而又為(wei) 社會(hui) 陰麵事實所歸落的一種製度，故不得明著於(yu) 法律，故不得顯揚於(yu) 理論，故不得曰秩序”。

盡管梁先生連用了三個(ge) “不得”，仍明確了這介於(yu) 有形與(yu) 無形之間的格局或套式，正在實際運行之中。我們(men) 今天常說的“製度”（institutions）是個(ge) 外來詞，本有廣狹軟硬之分。所謂“格局”或“套式”，表麵看似臨(lin) 時、短暫，仿佛是一種變態，其實近於(yu) 常態。而不少眾(zhong) 皆認可的“常態”，也可見類似表現。曆來不少難以解決(jue) 又不得不麵對的實際問題，常因牽涉基本的文化或政治原則，既“不得明著於(yu) 法律”，也“不得顯揚於(yu) 理論”，卻又落實到操作層麵；盡管為(wei) 社會(hui) 陽麵意識所不容許，仍歸落為(wei) 社會(hui) 陰麵運行的“事實”。這樣一種對秩序和製度的認識，是非常高明的見解，頗與(yu) 劉鹹炘所說的“虛風”相通。

艾愷《這個(ge) 世界會(hui) 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5）

上述不重分析而憑直覺以探虛風的取向，看起來比較“傳(chuan) 統”，而且還有些偏向“自然”，與(yu) 前述“現代”而“人為(wei) ”特色明顯的問題意識也不那麽(me) 協調。這正體(ti) 現出梁漱溟治學風格的特點，介於(yu) 新舊之間，似偏似正，甚或以偏為(wei) 正，林同濟說他“傑出”而又“例外”，實有所見。而梁漱溟自己，恐怕更傾(qing) 向於(yu) 集偏以成正。蓋他本認為(wei) “錯就是偏，種種的偏都集合起來，容納起來，就是真理”。與(yu) 林同濟眼中的“新學術典範”相比，梁漱溟的治學取向，可以說是“非典型”的。

從(cong) 很早開始，梁漱溟就被人看作國學家、佛學家或哲學家，後來還被人稱為(wei) “最後一個(ge) 儒家”。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不僅(jin) 認為(wei) “這許多的徽號”都是“誤會(hui) ”，更常對人表示自己不是一個(ge) 學者，而隻是有思想的人。他到老年還說自己“對中國的老學問不行”，因為(wei) “小時候沒有念過‘四書(shu) 五經’”，自然科學和西文也不行，所以講到學問，就隻能退避。這裏有謙遜，也是實話。他經常泛論古今中外，更多靠的是體(ti) 認，而非所謂“知識”的積累。

1918年，蔡元培等與(yu) 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ye) 生合影，前排左七為(wei) 梁漱溟（來源：pku.edu.cn）

不過，梁先生自謙“老學問不行”，是和同輩人比。今日能有梁先生舊學功力的，已經少之又少；而識力達到他那層次的，更漸近於(yu) 無。我們(men) 除了會(hui) 用電腦等他們(men) 時代沒有的新利器外，整體(ti) 確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在。而梁漱溟一生都強調自己是行動者而不是學者，同樣的話需要一說再說屢次說，也表明在社會(hui) 認知中，他更多就是一位學人。

其實梁先生是有學問追求的，他曾明言：

就我的興(xing) 趣來說，現在頂願作的事，就是給我一個(ge) 機會(hui) ，讓我將所見到的道理，類乎對社會(hui) 學的見地與(yu) 對哲學的見地，能從(cong) 容地寫(xie) 出來，那在我真覺得是人生唯一快事。

我們(men) 如果注意這人生“唯一快事”的表述，就知道與(yu) 那些自稱行動者的累次表白相比，這偶爾吐露的心聲或更接近梁先生自己的興(xing) 趣，不過是天下士的責任感，促使他不能不做一個(ge) “拚命幹的人”。同時他也說過，“人生是靠趣味的。對於(yu) 什麽(me) 事情無親(qin) 切意思，無深厚興(xing) 趣，則這件事一定幹不下去”。反過來，如果做著自己有深厚興(xing) 趣的事，則一定幹得不錯。

1940年，梁漱溟到重慶北碚考察。圖為(wei) 民生公司水手隊及兼善中學、北碚小學等400人列隊歡迎梁漱溟（來源：nlc.cn）

所以，梁漱溟一生在事功上的努力，盡管為(wei) 人所稱道，自己卻不時“覺得苦”，成績也不甚顯著；反倒是這真有興(xing) 味的學問，雖也不無爭(zheng) 議，實得到更多的承認。如他自己所說，憑著真誠的直覺，成就了大學問。他的治學取向，對各學門的研究都有啟發，而學曆史的尤當親(qin) 近，不妨學而時習(xi)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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