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那逝去的美好時光

作者：波利斯·維茲(zi) 傑克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九日己未

          耶穌2019年7月21日

本文論述當今哲學的角色和未來的任務。

如今，有關(guan) 哲學家應該“做”什麽(me) 的詳細探索似乎成為(wei) 哲學思辨本身的組成部分。一般來說，在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工作的人並不會(hui) 對其研究活動進行同樣的反思，他們(men) 認為(wei) 這根本沒有必要。在社會(hui) 科學和人文學科工作的人也不會(hui) ，隻不過程度上稍微弱一些。我們(men) 大部分人通過這種質疑常常期待哲學究竟是什麽(me) 的we難題會(hui) 變得清晰起來。而要弄明白哲學家們(men) 在做什麽(me) ，他們(men) 就必須試圖為(wei) 哲學這門學科下定義(yi) 。這個(ge) 挑戰一再降臨(lin) 到每個(ge) 開始學習(xi) 哲學的人和準備開始學哲學的人的頭上。每當我們(men) 思考哲學的社會(hui) 地位及其籠統的用途時，我們(men) 就不得不首先麵對有關(guan) 哲學本質和定義(yi) 的兩(liang) 難困境。

哲學家吉利恩·羅斯（Gillian Rose）在1995年過早地悲慘去世前不久，寫(xie) 到：

要當哲學家，你需要具備三個(ge) 素質。首先，無限的思想愛欲（eros）：對一切事務無窮無盡的好奇心。其次，專(zhuan) 注的能力：全神貫注於(yu) 眼前的事物，卻無需親(qin) 手抓住它－－－就像你密切觀察靜靜地爬在廚房牆壁上越冬的綠色草蛉但並不去觸摸它的那種注意力高度集中。第三，欣然接受死胡同困境（aporia）：我們(men) 或許沒有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隻不過澄清命題而已。總之，愛欲、關(guan) 注和接受。

當然，哲學不僅(jin) 僅(jin) 是這些部分的總結，我們(men) 從(cong) 中找不到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我們(men) 不能將哲學簡單地變成純粹的心理學描述，來回答為(wei) 何有人會(hui) 花一輩子的時間去追求智慧。對哲學究竟是什麽(me) 的無限猜測和思考本身或許就表明了人類自我探索的欲望。但是，批判色彩稍微濃一些的途徑顯示，截至到現在為(wei) 止，人們(men) 仍然沒有充分反思自身的活動，回避定義(yi) 或許成了哲學命運的組成部分。

甚至可能更糟糕。這種懷疑不是沒有道理的。有些反對哲學的懷疑論者可能認為(wei) ，哲學的很大部分甚至根本就不配稱為(wei) 哲學，因為(wei) 它沒有試圖滿足哲學的最基本要求：內(nei) 在的連貫性和清晰的方法論。如果我們(men) 希望避免更大危險的話，即回避那種將任何種類的“哲學探索”都等同於(yu) 哲學的傾(qing) 向，這或許真的具有緊迫性。因此，哲學可能是咎由自取，我們(men) 促成了“命中注定的自暴自棄下場，屈服於(yu) 自己的偏見，試圖作為(wei) 一種話語形式而孤立地存在，自然遭到公眾(zhong) 的質疑和駁斥。甚至當哲學成功地避免遭遇批判時，另外一種危險卻悄然而至：哲學仍然陶醉於(yu) 它一直存在的或者後來淪入的那種狀態，即“搖椅中的哲學”。

專(zhuan) 業(ye) 哲學家渴望找到通常很抽象和籠統的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對於(yu) 我們(men) 認識世界、社會(hui) 和人類的結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yi) 。基於(yu) 他們(men) 的發現，哲學家們(men) 提出了詳盡和係統的理論。但是，他們(men) 有時候就此止步，不再往前走了。下一步本來應該清除牽強的答案，提出更具說服力的理論，引用所考察問題的具體(ti) 例子進行驗證或者尋找相反案例，但是，哲學家們(men) 常常做不到這些。

很多主張和理論蹩腳得很，根本不配得到現在的這種承認，它們(men) 往往在沒有經過驗證的情況下就被廣泛傳(chuan) 播出去了。當然，在很多情況下，甚至在原則上運用科學方法驗證哲學理論也是不可能的。有些理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wei) 外部因素，甚至歸功於(yu) 它自相矛盾的本質和荒謬性。

結果，哲學在其嚴(yan) 格製度化的形式上麵臨(lin) 內(nei) 外兩(liang) 大困難。毫無疑問，其內(nei) 在的製度化困難是哲學家們(men) 急不可耐的自我滿足。正如提摩太·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所說，哲學的傳(chuan) 統方法包括沉思默想，但沒有以測量、觀察和實驗等形式與(yu) 世界進行互動交流。哲學因此很快變成坐在搖椅裏的活動。但是，即使在這個(ge) 方麵也沒有達成共識。許多哲學家並不讚同這種途徑，認為(wei) 過於(yu) 狹隘的分析方法根本無法理解哲學的本質，故而將其拋棄。

許多人相信哲學的使命不必那麽(me) 野心勃勃。在他們(men) 看來，哲學的任務不是提出理論而是闡明證據、模糊性、和錯誤，找到辦法讓這些東(dong) 西接受驗證的過程。對於(yu) 其他人來說，上述說法統統都不對，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就說，在此，哲學不是要尋找問題的答案，而是要提出優(you) 秀的問題，僅(jin) 此而已。這樣的困境已經出現在學院派哲學中，但在學界之外，情況變得更加混亂(luan) 不堪。

如果說哲學領域僅(jin) 僅(jin) 是依靠專(zhuan) 業(ye) 哲學家的作為(wei) 而塑造出來，未免過於(yu) 嚴(yan) 格了。如今，作為(wei) 備受尊敬的研究領域，哲學擁有係統化的知識和存在價(jia) 值，長期以來它一直都不是業(ye) 餘(yu) 愛好者的活動範圍，也不是羅斯間接提及的單純依靠個(ge) 人隨機的好奇心就能做的事情。經過數千年的演變，哲學已經成為(wei) 知識寶庫，在全世界各地最好的大學都被講授，而且成為(wei) 中小學課程的一部分。全球有數以千計的哲學研究院。哲學塑造了我們(men) 對自己、世界和社會(hui) 的認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人文學科和社會(hui) 科學的發展產(chan) 生了持久的影響，在政治和社會(hui) 發展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哲學在社會(hui) 和公眾(zhong) 中占據一席之地，在大學以及學界內(nei) 外的知識探索中具有一定地位，雖然或許是邊緣性的。哲學是產(chan) 生嚴(yan) 肅議題之所。與(yu) 任何其他學科相比，哲學的生命力更多依靠自身，未必被緊緊地捆綁在學界的大船上。我們(men) 甚至在設想，哲學的本質是否有某種東(dong) 西必然會(hui) 迫使哲學衝(chong) 出學界的牢籠，竭力逃脫被體(ti) 製化的命運。

一個(ge) 多世紀之前，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發表了一篇文章“哲學複興(xing) 的需要”。他在此文中批判性地考察了哲學在美國20世紀初思想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wei) 哲學已經出現偏離現代生活主流的傾(qing) 向，表達了對哲學落伍過時和笨拙本質的深刻擔憂。杜威對哲學已經成為(wei) 狹隘的、專(zhuan) 業(ye) 化的專(zhuan) 家領域感到義(yi) 憤填膺，這些人根本沒有投身於(yu) “現代生活”提供的種種話題，花費太多時間純粹為(wei) 辯論而辯論。

這些話語甚至在今天聽起來也是多麽(me) 熟悉啊。在《終身教授蘇格拉底：21世紀哲學的體(ti) 製化》中，羅伯特·弗洛德曼（Bob Frodeman）和亞(ya) 當·布裏格爾（Adam Briggle）認為(wei) 專(zhuan) 業(ye) 哲學已經刻意與(yu) 哲學的真正根源保持距離。他們(men) 認為(wei) ，在今天，蘇格拉底即便想到大學哲學係當教授也根本不可能了。不僅(jin) 因為(wei) 他抗拒炮製二流文獻，拒絕為(wei) 了被引用而搞科研，拒絕為(wei) 了滿足學術期刊評閱者的標準而論證綜述。作為(wei) 一輩子都在雅典的露天集市（Agora ）和同胞公民對話的人，蘇格拉底很可能對當今打著哲學的幌子在做的事提出嚴(yan) 正的抗議。

弗洛德曼和布裏格爾診斷出當今哲學的病症，並詢問學界的哲學家們(men) 是否願意通過自己的思辨幫助社會(hui) 進步。他們(men) 提出了挑釁性的主題：他們(men) 說，哲學必須避免自我禁閉，要讓哲學係變成從(cong) 事“田野哲學”（field philosophy）的樂(le) 園。

本刊《對話》（Dialogi）將以此觀點作為(wei) 出發點。也就是說，我們(men) 鼓勵哲學家們(men) 來辯論哲學到底要做什麽(me) 和如何做的問題。我們(men) 的目標是在公共領域表達哲學家的立場，闡明哲學在現代社會(hui) 中的地位（無論在學界內(nei) 部還是外部）以及如何在斯洛文尼亞(ya) 的具體(ti) 案例中行動起來。我們(men) 的問題包括：作為(wei) 一種公共活動，哲學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哲學如何抗拒“不思考”的要求？它如何思考哲學思辨的條件？

新自由主義(yi) 金融資本主義(yi) 、消費意識形態和猖獗的虛無主義(yi) 已經改變了哲學從(cong) 前的角色。在社會(hui) 、教育和經濟領域中人們(men) 對哲學的認識是否發生了變化？哲學的地位是否進一步被邊緣化？哲學做為(wei) 一門學科的處境如何？那些在體(ti) 製上屬於(yu) 哲學的人如何回應時代的挑戰？哲學仍然要在象牙塔中保持其自我封閉的自鳴得意嗎？哲學如何對行動和周圍的事件做出反思和評論？它的體(ti) 製性生活空間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當哲學在教育體(ti) 係中的地位受到威脅甚至被徹底清除掉的時候，哲學家如何擔負起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hui) 變化思想者的角色？在別人批評哲學已經無關(guan) 緊要，在哲學家不得不持續不斷地為(wei) 自己的相關(guan) 性意義(yi) 辯護，在哲學的用途問題依然基於(yu) 其古老的傳(chuan) 統的時候，究竟是什麽(me) 讓哲學成為(wei) 不可缺少的東(dong) 西？最後，哲學是否應該離開學術界？果真如此，為(wei) 什麽(me) 現在還不離開呢？

問題有很多。對有些人來說，哲學本身就有問題。在其他人看來，並非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兩(liang) 者都有道理。人文學科的資助在全世界都被嚴(yan) 重削減，哲學領域的正常招聘和公共資助受到的限製越來越多。政府的科研撥款越來越多地要求研究要產(chan) 生可直接測量的效果並帶來看得見的經濟利益。

隨著所有的技術進步和突破和科學進步，全球化的文化變得越來越明顯，哲學家應該回答的種種倫(lun) 理道德的和政治的兩(liang) 難困境問題越來越多，但哲學界的危機已經無處不在。

另一方麵，哲學不知不覺地來到新自由主義(yi) 大學的危險處境中，這反映在大學標準化模式對哲學的敵對態度越來越明顯。在要求我們(men) 根據可測量的影響來證明自身用途的社會(hui) 中，哲學做為(wei) 目標本身已經越來越被大學視為(wei) 討厭的累贅了。

最近，斯洛文尼亞(ya) 馬裏博爾大學的副校長在《維卡》（Večer）的文章中公開宣稱“我們(men) 正在引導哲學家們(men) 去從(cong) 事醫學和計算機科學的研究。”她指的是某些研究課程脫離現實和某些專(zhuan) 業(ye) 領域的畢業(ye) 生難以找到工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弗洛德曼和布裏格爾從(cong) 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類似觀點。他們(men) 詢問為(wei) 什麽(me) 哲學家在能夠通過閱讀報紙發現同樣問題時，仍然癡迷於(yu) 晦澀難解的“圈內(nei) 人”話題如形而上學問題。他們(men) 提供了《華盛頓郵報》上攜帶隱藏芯片的病人接受心髒治療的例子。該芯片與(yu) 電腦相連，病人和醫生通過它能夠看到治療是否有效果。這篇報道接著描述了很快即將上市的納米傳(chuan) 感器：它們(men) 將在血液中遊泳，隨時探測可能爆發心髒病的症狀。這些是位於(yu) 《牛津哲學手冊(ce) 》的“存在與(yu) 身份認同”標題下的問題。

弗洛德曼和布裏格爾得出結論說，這並不是真的有關(guan) 新醫療工具的問題，而是有關(guan) “自我”的本質和“有機體(ti) ”和“機器”之間邊界等嚴(yan) 肅的形而上學問題。他們(men) 注意到，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所謂的“應用哲學”刺激了人們(men) 對環境倫(lun) 理學和生物倫(lun) 理學的興(xing) 趣。

在他們(men) 看來，他們(men) 提出的“田野哲學”將允許哲學逃出大學哲學係的樊籬，打破大學和非學界領域之間的轉變套路。哲學進而可能與(yu) 非政府組織、實驗室、協會(hui) 、公司和政治決(jue) 策者等建立聯係。

他們(men) 認為(wei) ，哲學家就像醫藥、法律和科學等專(zhuan) 業(ye) 領域的人那樣將成為(wei) 其他院係的組成部分。哲學的轉型將通過與(yu) 這些領域的專(zhuan) 家合作而表現出來。這樣一來，哲學就能擺脫遭受批評的窘境了。

但是，我們(men) 能夠想象某些哲學傳(chuan) 統將強烈反對科學與(yu) 哲學的融合。他們(men) 可能認為(wei) 這證明了哲學喪(sang) 失了獨立自主性。鑒於(yu) 哲學的本質，他們(men) 可能簡單地認為(wei) 這是不合適的。與(yu) 此同時，哲學常常沒有能應對我們(men) 時代的重大問題。如果它喪(sang) 失了在當今社會(hui) 的現有地位，哲學家們(men) 也應該受到譴責。

五十多年前，諾姆·喬(qiao) 姆斯基（Chomsky）撰文談及進一步鞏固思想生活和文化價(jia) 值的一體(ti) 化是大學和學科領域最緊迫和最關(guan) 鍵的任務。他期待哲學家在此過程中承擔起領袖的角色。他說，如果哲學家們(men) 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men) 就是在背棄自己的責任。我們(men) 就必須詢問哲學家有這樣的義(yi) 務嗎？這為(wei) 什麽(me) 是哲學家的任務而不是別人的任務呢？

專(zhuan) 業(ye) 哲學家往往將其學術活動指向科研和教學---這些恰恰是讓蘇格拉底感到惱火的東(dong) 西。雖然如此，喬(qiao) 姆斯基的問題更廣泛，因為(wei) 無論我們(men) 是哪個(ge) 國家的公民，我們(men) 都對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有義(yi) 務。這些具體(ti) 的義(yi) 務源自哲學家擁有不同於(yu) 其他人如生物學家和數學家的特殊技能。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哲學家們(men) 處於(yu) 相對占優(you) 勢的地位。其他任何職業(ye) 都不像哲學家那樣擁有分析意識形態的工具或者社會(hui) 批判的知識。從(cong) 終極上說，哲學分析是理解當今全球社會(hui) 危機和文化危機的關(guan) 鍵。

這些責任應該比從(cong) 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巨大。哲學家們(men) 是如何做出回應的呢？不客氣地說，非常糟糕。當公眾(zhong) 質疑哲學到底有什麽(me) 用的時候，哲學甚至沒有盡到最基本的義(yi) 務，它沒有充分思考與(yu) 公眾(zhong) 的關(guan) 係。

當今哲學需要另一個(ge) “蘇格拉底時刻”嗎？它應該回歸蘇格拉底理想---即哲學家參與(yu) 公共事務和政治活動來適應現代的需要嗎？未必。情況並非這麽(me) 簡單。說哲學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切實卷入公共事務絕對是正確的，但正如蘇格拉底的情況所顯示的那樣，這種參與(yu) 預設了製度改造的前提。但這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事實上，說當前製度形式下的現代哲學已經徹底放棄了公共事務功能的興(xing) 趣也不是完全準確的說法。

終極而言，將曆史上的蘇格拉底理想化是存在問題的。甚至那種認為(wei) 蘇格拉底可望參與(yu) 公共事務的說法未必真實。蘇格拉底刻意回避政治，因為(wei) 他認為(wei) 不公不義(yi) 的統治者決(jue) 不會(hui) 容忍像他這樣的牛虻。在露天廣場和同胞公民的對話並沒有直接幹預這個(ge) 城市國家的政治生態。與(yu) 此同時，他並沒有斷然拒絕這樣的政治討論。

巴黎羅丹美術館的地獄門口的羅丹像。

無論如何，露天廣場的蘇格拉底與(yu) 坐在搖椅裏的哲學家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哲學家更大程度地參與(yu) 公共事務對我們(men) 的需要來說未必是充分的。在反智主義(yi) 日益猖獗的社會(hui) 和媒體(ti) 背景下，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長期以來一直遭到破壞和被邊緣化，我們(men) 現在不是很清楚哲學家如何促成變化的出現。進入大眾(zhong) 媒體(ti) 和公共空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在普遍的“媚俗小報化”和膚淺思維的“注意力經濟”時代，記者和編輯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地吸引更多的讀者。民眾(zhong) 的注意力已經首先被能夠提供一次性“即時真相”的野心勃勃的煽動者、律師、信息技術專(zhuan) 家吸引了過去。換句話說，哲學家沒有能擔負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並不能僅(jin) 僅(jin) 責怪自己。

在斯洛文尼亞(ya) ，我們(men) 也十分不情願致力於(yu) 關(guan) 注周圍的現實，我們(men) 也在竭力逃離現實。或許，對於(yu) 愛智者而言，尤其是哲學家來說，社會(hui) 現實從(cong) 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給我們(men) 提出如此多的、直接的挑戰。哲學家們(men) 是否願意按照人們(men) 期待的方式應對這些挑戰，是否能夠對他們(men) 所處的環境和狀態進行合理的論證和思辨不僅(jin) 會(hui) 通過時間展現出來，而且也將決(jue) 定哲學在未來若幹年的命運。

譯自：In search of lost time　written by　 in Slovenia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ean McCollister, First published by Dialogi 3–4/2019 (Slovenian version); published by Eurozine17-7 2019 (English version)

作者簡介：

波利斯·維茲(zi) 傑克（），斯洛文尼亞(ya) 馬裏博爾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ribor）哲學教授，《歐洲雜誌》的合作夥(huo) 伴《批判性思考》的編輯。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