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理學理論建構的特點：以“天理”為(wei) 統領重構中國傳(chuan) 統文化

作者：魏濤（鄭州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

來源：《河南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廿八日戊戌

          耶穌2019年6月30日

中原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高峰的形成，都與(yu) 中原學者的參與(yu) 有關(guan) 。作為(wei) 中國思想文化高峰之一的宋明理學，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南宋以後的中國社會(hui) 長達數百年之久，甚而遠播朝鮮、日本和東(dong) 南亞(ya) ，促成了備受世界矚目的儒學文化圈。通過樹立和彰顯以儒學為(wei) 主導的中國文化特色，於(yu) 西方強勢文化之縫隙中挺立出了“文化中國”的理念。毋庸諱言，二程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重構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就是其能夠從(cong) 宋代思想界挺立出來並不斷被傳(chuan) 承與(yu) 發展的重要原因所在。結合二程所論及後世的評價(jia) ，其理論建構的特點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二程緊緊抓住當時儒學中出現的核心問題，從(cong) 儒家思想的本有資源中揀擇出“天理”二字作為(wei) 應對佛老“空”“無”的核心範疇。如其所言，“吾學雖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ti) 貼出來。”這裏的“體(ti) 貼”浸透著二程對儒家倫(lun) 理綱常失範的根源性思考。二程對“天理”的揀擇和重視，被後世廣泛傳(chuan) 揚。“天理”二字在一般的哲學意義(yi) 上最早被提及是在《禮記·樂(le) 記》，二程對這一古老詞匯的含義(yi) 作了新的提升，並將其作為(wei) 核心統領其思想的方方麵麵。他們(men) 提出：“萬(wan) 理歸於(yu) 一理。”在他們(men) 看來，天、命、道隻不過是理的不同稱謂而已，於(yu) 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他們(men) 就把根據人類社會(hui) 的類比而設想出來的自然法則轉化為(wei) 理性的法則。故而，他們(men) 堅信萬(wan) 物由一理貫之，理作為(wei) 本性存在於(yu) 人自身。二程的思想經過朱熹的理論改造之後，其天理論更是成為(wei) 程朱理學在理論上的立足之本，這為(wei) 儒學在更為(wei) 廣泛、深入的層麵得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其次，二程基於(yu) 對儒家地位失落的思考，不僅(jin) 僅(jin) 從(cong) 理論本身發展的邏輯上進行修補，而且非常重視對儒家經典體(ti) 係進行重組。經典在傳(chuan) 播思想過程中的作用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非常重要的，對傳(chuan) 統的經典體(ti) 係進行新的整合，實現了由“五經”係統向“四書(shu) ”係統轉移，在對傳(chuan) 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資源的選擇重點上實現了由製度文化與(yu) 思想文化並重向以思想文化為(wei) 主轉移。二程對於(yu) 《大學》《中庸》的重視，尤其是對《大學》的重視，使得後世在理解儒家“內(nei) 聖與(yu) 外王”的貫通方麵，逐漸向一種與(yu) 孔子儒家不同的思路展開。“格致誠正”而致“修齊治平”日益成為(wei) 士大夫們(men) 的普遍價(jia) 值選擇。自孔子之後，基於(yu) 對孔子思想不同向度的詮釋，出現了儒學的早期分化及此後儒學內(nei) 部的派係林立，每一個(ge) 派係都有其特有的經典選擇體(ti) 係，這種體(ti) 係多樣化格局直至唐代孔穎達修《五經正義(yi) 》後方得統一。自中唐的陸淳、趙誆、啖助等開始，以義(yi) 理為(wei) 導向的經典重組運動逐漸拉開了序幕，唐代的古文運動及北宋慶曆年間的疑經思潮更是加速了這一經典重組的進程。在這樣的語境下，二程沿著韓愈、李翱及宋初三先生的思路，對傳(chuan) 統經典體(ti) 係進行了重組，凸顯《中庸》的地位，特別強調《大學》的重要性。二程之學許多方麵都是在對《四書(shu) 》思想資料進行闡釋發揮的基礎上加以吸收利用，《四書(shu) 》思想資料成為(wei) 其思想形成及理論體(ti) 係建構的重要學術依托。

再次，二程從(cong) 方法上實現了漢唐儒學從(cong) 天人兩(liang) 分格局向天人合一的回歸。漢唐儒學深受荀子一係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天人關(guan) 係上往往陷入“知人而不知天”的理論偏失。二程借“天理”為(wei) 本的理論體(ti) 係的建立，實現了天道與(yu) 人倫(lun) 的合一。在兩(liang) 宋以前，曆代思想家所說的道，既有自然意義(yi) 的天道，也有倫(lun) 理學意義(yi) 上的人道。雖然有一些思想家曾試圖把這兩(liang) 種道結合在一起，但是由於(yu) 形而上學的不發達，他們(men) 都未真正理解天道與(yu) 人道之間的關(guan) 係。二程在繼承和發揮《周易》的形而上學方法的基礎上，終於(yu) 把天理從(cong) 以往思想家分而論之的人道與(yu) 天道中抽象出來，實現了形而上學與(yu) 倫(lun) 理學的有機結合，真正意義(yi) 上實現了在現實世界的天人合一。此種合一使傳(chuan) 統儒學在理論深層具備了與(yu) 佛教對話的深度。自韓愈以來，“夷夏之辨”“有害民生”成為(wei) 反佛論中的主流方式，這種外在化的批判難以令僧道們(men) 信服，對於(yu) 儒家思想在日用倫(lun) 常中發揮效用非常不利。二程從(cong) 理論方法革新入手，重構了傳(chuan) 統儒學，對於(yu) 儒家思想地位的捍衛發揮了積極作用。

最後，二程在理論建構過程中大膽吸收了佛老思想的一些方麵，對儒學進行了自覺的改造。同張載等其他宋儒一樣，二程對佛老言“空”“無”的理論深有體(ti) 察。自李翱以來吸收佛教思想而改造儒學的思路對二程有一定的啟發，使其更加堅定從(cong) 佛老那裏吸收營養(yang) 。像其他儒者一樣，他們(men) 對於(yu) 佛教表現出既批判又吸收的辯證態度，他們(men) 不是對於(yu) 佛道思想展開全麵的批判，也不是針對某些理論命題展開邏輯解剖，而是抓住其生活方式及宗教行為(wei) ，考察其思想傾(qing) 向及觀念形態。正如盧國龍先生所言，他們(men) 的批判主要在於(yu) “批判老子將道德仁義(yi) 禮智割裂開來的曆史觀，至於(yu) 純粹的理論層麵，則從(cong) 其‘理一而分殊’的觀點出發，對佛教華嚴(yan) 宗理事無礙、莊子之齊物、道教內(nei) 丹的造化生成之理等，有所認同”。二程對佛道的批判和吸收，是從(cong) 他們(men) 自身的理論邏輯和文化情感出發，服務於(yu) 重建文化體(ti) 係這樣一個(ge) 總目標，具有較強的主體(ti) 性。二程以佛攝儒的思維此後逐漸成為(wei) 宋明理學在不同時期獲得重要發展的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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