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禮樂(le) 傳(chuan) 統與(yu) 孔子“詩教”

作者：陳霞（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新禮樂(le) 》第一輯，華夏出版社2018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廿二日壬辰

          耶穌2019年6月24日

鏈接：《新禮樂(le) 》（第二輯）征稿啟事

作為(wei) 一部樂(le) 歌總集，《詩》的產(chan) 生、結集與(yu) 流傳(chuan) 無不與(yu) 我國古老的禮樂(le) 傳(chuan) 統密切相關(guan) 。可以說，一部《詩經》，其實就是周代禮樂(le) 製度的產(chan) 物，是我國上古禮樂(le) 文明的集中體(ti) 現。早期儒家學者認為(wei) ：“先王之製禮樂(le) 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1]社會(hui) 教化被認為(wei) 是那時期禮樂(le) 文化的主要職能。在我國源遠流長的禮樂(le) 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人們(men) 逐漸地不再僅(jin) 僅(jin) 注重詩樂(le) 的娛樂(le) 功能，而是越來越看重它的治世功能，看重它在社會(hui) 改良和人心教化中的重要意義(yi) 。三代以降，世道衰微，尤其是春秋以來，更是王綱解紐。孔子在春秋末年禮崩樂(le) 壞、禮樂(le) 傳(chuan) 統瀕臨(lin) 中斷之際，通過對曆史與(yu) 現實的深刻反思，出於(yu) 恢複“王道”，保存古代文化的動機，繼承和發展了上古以來的禮樂(le) 教化傳(chuan) 統，從(cong) 而形成了孔子的“詩教”思想。

一、周代的禮樂(le) 傳(chuan) 統與(yu) 《詩》

禮樂(le) ，是中華民族的祖先進入文明社會(hui) 的獨特創造。《孔子家語·問禮》篇曰：“夫禮，初也，始於(yu) 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汙樽抔飲，蕢桴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禮記·禮運》也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yu) 鬼神。”“蕢桴”、“土鼓”，是原始的音樂(le) 演奏方式。可見，禮樂(le) 產(chan) 生於(yu) 人類進入文明的初期。夏商以來，禮樂(le) 獲得長足發展，然而，“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2]，夏商兩(liang) 代禮樂(le) 還具有一定的巫術性質，因此，有的學者將之分別稱為(wei) “尊命文化”、“尊神文化”。[3]而禮樂(le) 的實質性發展，也就是說具有人文意義(yi) 的禮樂(le) ，應始自西周初年的周公“製禮作樂(le) ”。[4]

西周初年，周公為(wei) 進一步鞏固周王朝統治，在對前代禮樂(le) 損益的基礎上“製禮作樂(le) ”。《禮記·明堂位》對此事有記載：“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yu) 明堂，製禮作樂(le) ，頒度量而天下服”。通過這一措施，周代“禮文大備”，從(cong) 而造就了“鬱鬱乎文哉”的西周禮樂(le) 文明。然而，與(yu) 夏、商時期的禮樂(le) 文化相比，周代禮樂(le) 並非隻是“量”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質”的突破。因為(wei) 在周代禮樂(le) 豐(feng) 富的內(nei) 容之中，貫穿的是“親(qin) 親(qin) 尊尊”的宗法原則，它要求人們(men) 在家族內(nei) 部，“親(qin) 親(qin) 為(wei) 大”，講究“親(qin) 親(qin) 之殺”；在家族以外，“尊賢為(wei) 大”，講究“尊賢之等”。可見，無論是親(qin) 親(qin) 還是尊尊，都是為(wei) 了共同的“定親(qin) 疏”、“別尊卑”的目的，這些恰恰是禮樂(le) 文化的實質所在。而正是因為(wei) 這一精神實質，使得周初開始完善起來的宗法禮樂(le) 製度，在有周一代乃至後世，都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中，形成了悠久的禮樂(le) 傳(chuan) 統。

《詩》的產(chan) 生與(yu) 周代禮樂(le) 製度密切相關(guan) 。上古時期，“詩”從(cong) 屬於(yu) “樂(le) ”，“詩為(wei) 樂(le) 章”，“詩樂(le) 合一”，兩(liang) 者相伴而生，鄭樵《通誌·樂(le) 略·樂(le) 府總序》即說：“禮非樂(le) 不行，樂(le) 非禮不舉(ju) 。自後夔以來，樂(le) 以詩為(wei) 本，詩以聲為(wei) 用，八音六律為(wei) 之羽翼耳。”因此，周公“作樂(le) ”其實也包括對詩歌的製作與(yu) 加工。周公到底作了哪些詩篇，現在我們(men) 已難知其詳，但根據文獻記載，《豳風·鴟鴞》與(yu) 《周頌·武》為(wei) 周公所作。《鴟鴞》一詩，《毛序》曰：“周公救亂(luan) 也。成王未知周公之誌，公乃以詩以遺王。”這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載之甚詳。《武》詩一篇，《毛序》曰：“《武》，奏《大武》也。”而《大武》，《鄭箋》曰“周公作樂(le) 所為(wei) 舞也。”《呂氏春秋·古樂(le) 》也記載：“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克之於(yu) 牧野，歸乃薦俘馘於(yu) 京太室，乃命周公為(wei) 作《大武》。”可見，《大武》是周公所作的舞樂(le) ，而《武》詩則是配合舞樂(le) 的詩歌。雖然周公親(qin) 自作的詩可能不多，但經他加工改造者應該不少。《儀(yi) 禮·鄉(xiang) 飲酒禮》鄭注曰：“昔周之興(xing) 也，周公製禮作樂(le) ，采時世之詩以為(wei) 樂(le) 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5]而楊向奎先生認為(wei) ：“《周頌》《大雅》之典雅雍容，不是神、巫原來唱的詩的模樣，這豐(feng) 采多姿是經過加工改造的。這加工改造者……部分《周頌》是周公。這也是周公製禮作樂(le) 的輝煌成果。”[6]可見，《詩》的產(chan) 生和周公“製禮作樂(le) ”有著很大關(guan) 係。而後，在此基礎上，有周一代又對詩歌進行了大量的采集與(yu) 加工。根據《國語》《禮記》《漢書(shu) 》等文獻記載，古有“采詩”、“獻詩”之製，《詩》中的詩歌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收集而得，並通過不斷的加工最終結集而成。因此，《詩》的產(chan) 生與(yu) 結集與(yu) 我國的禮樂(le) 傳(chuan) 統密不可分，可以說，一部《詩》，其實就是周代禮樂(le) 製度下的產(chan) 物。

周代重禮，禮樂(le) 並稱，但“樂(le) ”其實是作為(wei) “禮”的一個(ge) 組成部分而存在的，那麽(me) ，作為(wei) 樂(le) 章的《詩》自然也是如此。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音樂(le) 的演奏以《詩》為(wei) 樂(le) 章，詩、樂(le) 結合便成為(wei) 各種典禮的組成部分。”[7]可見，在西周時期，《詩》實際上也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人們(men) 在用《詩》之時，必須要遵守一定的儀(yi) 禮規範，這從(cong) 《左傳(chuan) 》襄公四年的一則記載中即可看出：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yu) 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le) ，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yu) 聞。《文王》，兩(liang) 君相見之樂(le) 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谘於(yu) 周。’臣聞之：‘訪問於(yu) 善為(wei) 谘，谘親(qin) 為(wei) 詢，谘禮為(wei) 度，谘事為(wei) 諏，谘難為(wei) 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三《夏》《文王》分別是“天子享元侯”與(yu) “兩(liang) 君相見”時用的詩樂(le) ，這與(yu) 穆叔的大夫的身份顯然不合，故穆叔不拜；而《鹿鳴》之三即《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都與(yu) 穆叔的身份相當，因此每歌一曲，他都拜謝。

由以上可以看出，作為(wei) 一部上古文化典籍，《詩》實際上是周代禮樂(le) 製度的產(chan) 物，是西周禮樂(le) 文明的集中體(ti) 現與(yu) 重要載體(ti) 。後來極為(wei) 尊崇周禮的孔子對《詩》推崇備至，其根本原因就在於(yu) 此。

社會(hui) 教化一直是古代禮樂(le) 的重要職能。《周易·豫》曰：“先王以作樂(le)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認為(wei) 古代先王製樂(le) 用以進行道德教化和奉祀先祖。《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也記魯人雲(yun) ：“先君周公製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則以觀德”，楊伯峻注雲(yun) ：“以禮則觀人之德”；“德以處事”，孔疏雲(yun) ：“既有善德，乃能製斷事宜，故曰‘德以處事’。”[8]周禮的道德教化功能顯而易見。孔子對禮樂(le) 的教化功能更是有深刻體(ti) 認，《孝經·廣要道章》記載他說：“移風易俗，莫善於(yu) 樂(le) ；安上治民，莫善於(yu) 禮。”由此可見，隨著禮樂(le) 文化的不斷發展，上古時期的人們(men) 已經十分注重禮樂(le) 在社會(hui) 教化中的功用。在此基礎上，禮樂(le) 教化傳(chuan) 統在上古時期即已形成，並隨著禮樂(le) 的發展而發展。在這其中，“詩教”觀念也逐漸萌芽、發展，孔子“詩教”正是對古代禮樂(le) 教化傳(chuan) 統的繼承和發展。

二、“詩教”之起源

“詩教”這一概念以及係統的“詩教”思想出自孔子，然而，如同其它事物的發展一樣，思想也有其起源、萌芽、發展到最終產(chan) 生的過程。那麽(me) ，“詩教”起源於(yu) 何時？又有怎樣的發展過程？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梳理，我們(men) 不僅(jin) 可以看出“詩教”在我國上古社會(hui) 的發展源流，而且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孔子“詩教”思想產(chan) 生的淵源。

如前所述，上古時期的“詩”與(yu) “樂(le) ”是相伴而生的。早在《詩經》產(chan) 生以前，廣義(yi) 的“詩”就已經被包含在“樂(le) ”中流傳(chuan) 於(yu) 世。隨著禮樂(le) 教化的產(chan) 生，一般意義(yi) 上的“詩教”也已出現，其源頭甚至可以追溯至傳(chuan) 說中的堯舜時期。《尚書(shu) ·堯典》記載帝舜命夔典樂(le) 教胄子：“帝曰：‘夔！命汝典樂(le)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神人以和。’”夔曰：“於(yu) ！予擊石拊石，百獸(shou) 率舞。”這一詩樂(le) 一體(ti) 的教化形態應該就是“詩教”的源頭。夏商時期，專(zhuan) 門的教育機構——學校已經出現[9]。根據文獻記載，包括“詩”在內(nei) 的“禮樂(le) ”是當時學校教學的主要內(nei) 容，正如《禮記·文王世子》所載：“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le) ”。在學校教育下，詩樂(le) 教化獲得很大發展。然而，西周以前的禮樂(le) 文化與(yu) 原始宗教密切聯係在一起，詩樂(le) 教化雖然已有一定程度的自覺，但還沒有在根本上自覺地、有意識地用以進行社會(hui) 政治以及道德等方麵的教育，真正人文意義(yi) 上的詩樂(le) 教化觀念應始自西周。

西周時期，以詩作為(wei) 教化工具的理念已經十分清晰。根據《周禮》《禮記》等文獻記載，西周統治者非常注重教化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在當時的官製中已經有了專(zhuan) 門負責禮樂(le) 教化的職官。《周禮》所記述的“地官司徒”與(yu) “春官宗伯”即是執掌禮樂(le) 教化的兩(liang) 大係統，當時的學校教育也主要由這兩(liang) 大係統所統攝。西周學校有鄉(xiang) 學（地方學校）和國學（貴族學校）之分，一般認為(wei) 兩(liang) 者均屬小學教育，主要由地官司徒及其屬下的師氏、保氏等職官負責。此外，還有“成均”，即西周大學，主要由春官係統中的大司樂(le) 所掌管。而無論小學還是大學，均以“六藝”（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等禮樂(le) 教化為(wei) 主。隨著《詩》的不斷結集，在當時的國子教育中，《詩》也已被作為(wei) 教學的重要內(nei) 容。《禮記·內(nei) 則》記載“國子為(wei) 學”：“十有三年學樂(le) ，誦《詩》，舞《勺》，成童《象》，學射禦。”《禮記·王製》也載：“樂(le) 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shu) 》、禮、樂(le) 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le) ，冬夏教以《詩》《書(shu) 》。”可見，在西周完整、係統的禮樂(le) 教化體(ti) 係內(nei) ，《詩》已被自覺地用於(yu) 對國子的教育、教化。然而，由於(yu) 詩樂(le) 一體(ti) ，這一時期的“詩教”仍體(ti) 現為(wei) 以“樂(le) 教”為(wei) 主的詩樂(le) 教化形態，這從(cong) 《周禮》所記載的“六詩”之教與(yu) “樂(le) 語”之教中即可看出。

《周禮·春官宗伯·大師》記載：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xing) 、曰雅、曰頌。以六德為(wei) 之本，以六律為(wei) 之音。

顯然，此處的“六詩”類似於(yu) 《詩序》所說的“六義(yi) ”。孔穎達認為(wei) ，《詩經》風、雅、頌、賦、比、興(xing) “六義(yi) ”有體(ti) 、用之別，即所謂“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故同稱為(wei) 義(yi) ，非有別卷也”。而“六詩”明顯屬於(yu) 六種並舉(ju) 之體(ti) 。可見，兩(liang) 者並不相同而存有差異。那麽(me) ，我們(men) 該如何理解“六詩”？它又體(ti) 現了怎樣的詩樂(le) 教化形態？我們(men) 認為(wei) ，《周禮》中的“樂(le) 語”是我們(men) 理解“六詩”的關(guan) 鍵。

《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le) 》記載：

大司樂(le) 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wei) 樂(le) 祖，祭於(yu) 瞽宗。以樂(le) 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le) 語教國子：興(xing) 、道、諷、誦、言、語。以樂(le) 舞教國子：舞《雲(yun) 門》《大卷》《大鹹》《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le) 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wan) 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大司樂(le) 掌管學政，以有道者、有德者教導國子，而“樂(le) 語”就是教育的內(nei) 容之一，即“興(xing) 、道、諷、誦、言、語”。將其與(yu) “六詩”對比，學者們(men) 發現兩(liang) 者之間存在著一種聯係，既有共同之處又有差異之點。朱淵清先生就指出：“差別在於(yu) 大師所掌管的是‘六律六同’，以樂(le) 工為(wei) 教；大司樂(le) 掌管的是‘成均之法’，以教‘合國之子弟’。故‘六詩’偏重於(yu) ‘樂(le) ’，基本按風（徒歌）、賦（吟誦）、比（和唱）、興(xing) （合唱）、雅（配器樂(le) ）、頌（配打擊樂(le) 和舞蹈）這種音樂(le) 性遞增的次序排列；‘樂(le) 語’六類則偏重於(yu) ‘語’，於(yu) 是按興(xing) （合唱）、道（和唱）、諷（徒歌）、誦（朗誦）、言（韻語，“歌永言”之“言”）、語（白語）這種音樂(le) 性遞減的次序排列。”朱先生還引征《新書(shu) ·傳(chuan) 職》之言：“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le) 雅頌逆樂(le) 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10]認為(wei) 這說明古“樂(le) 語”與(yu) “六詩”是依“樂(le) 序”設教的。

然而，從(cong) 大司樂(le) 所掌學政的教學內(nei) 容來看，“樂(le) 語”除外，還有“樂(le) 舞”。我們(men) 知道，在上古時期，詩、樂(le) 、舞三位一體(ti) ，密不可分。而從(cong) 此處兩(liang) 教分施的情況看，“樂(le) 語”之教應該是側(ce) 重於(yu) 詩歌方麵，雖然它“以六律為(wei) 之音”，以樂(le) 序設教，但從(cong) 其音樂(le) 性遞減的排列次序中，我們(men) 可以看出，“詩教”已有從(cong) 傳(chuan) 統“樂(le) 教”中分化獨立之勢。

由此看來，西周時期的“詩教”還主要體(ti) 現為(wei) 詩樂(le) 一體(ti) 的教化形態。然而，無論是“六詩”還是“樂(le) 語”，其教育的根本目的都在於(yu) “德”，正如《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明言“六詩”以“六德為(wei) 之本”；而大司樂(le) 所掌的“成均”之教，雖然是“樂(le) 德”、“樂(le) 語”、“樂(le) 舞”分別施教，但《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le) 》首言“樂(le) 德”；此外，《周禮》又說，瞽蒙“掌《九德》《六詩》之歌”，同樣將“詩”與(yu) “德”並言。而這些“德”，大都是被後世儒家所推崇的美好德行，例如，根據《周禮》，“六德”即知、仁、聖、義(yi) 、忠、和；“樂(le) 德”即中、和、祗、庸、孝、友。由這些可以看出，具有人文意義(yi) 的“德”應該是周代詩樂(le) 教化的核心內(nei) 容與(yu) 根本目的。同時這也表明，真正意義(yi) 上的詩樂(le) 教化觀念在西周時期已經開始產(chan) 生，而且，隨著“詩”與(yu) “樂(le) ”的逐步分化，“詩教”逐漸脫離“樂(le) 教”而漸露獨立之勢。

春秋時期，禮崩樂(le) 壞，社會(hui) 失序，是我國曆史上的大變革時期。然而，政治上禮樂(le) 製度的崩潰，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詩》與(yu) 樂(le) 的進一步分離。根據文獻記載，在孔子以前，社會(hui) 上已經有獨立的、並與(yu) 今本《詩經》比較類似的《詩經》文本存在，而《詩》的教育、教化功能也更為(wei) 人們(men) 所重視。《國語·楚語上》記載楚莊王與(yu) 申叔時討論太子的教育問題時，申叔時就曾說：“教之《詩》，而為(wei) 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誌”。由此可見，在當時的貴族子弟教育中，已經有了獨立的《詩經》教材，其教學目的，重在提升人的道德修養(yang) ，啟發人的心誌。不僅(jin) 如此，在當時，是否研習(xi) 《詩》甚至成為(wei) 行軍(jun) 選將的重要依據。如《左傳(chuan) 》僖公二十七年載楚及諸侯圍宋，宋求救於(yu) 晉，晉擬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作三軍(jun) ，謀元帥，趙衰力薦郤縠，謂其“說禮樂(le) 而敦《詩》《書(shu) 》。《詩》《書(shu) 》，義(yi) 之府也。禮樂(le) ，德之則也。德義(yi) ，利之本也。”文公用之，最終“一戰而霸”。可見，在孔子以前，《詩》的教化功能已受到人們(men) 的很大重視，這為(wei) 孔子“詩教”的產(chan) 生提供了思想基礎。

三、孔子“詩教”思想的產(chan) 生

孔子之時，隨著禮樂(le) 製度崩潰的加劇，禮樂(le) 文化也遭到很大破壞。《史記·孔子世家》曾記載孔子之時“《詩》書(shu) 缺”；孔子也曾明言：“吾自衛返魯，然後樂(le) 正，《雅》《頌》各得其所”。從(cong) 孔子整理詩樂(le) 的這一舉(ju) 動來看，當時社會(hui) 上流傳(chuan) 的《詩》已經存在嚴(yan) 重的殘缺與(yu) 混亂(luan) 現象。不僅(jin) 如此，春秋中期以來的賦《詩》傳(chuan) 統在孔子之時也已終結。而賦《詩》活動，它不僅(jin) 對《詩》這一文化載體(ti) 有重要的保存、推廣之功；更為(wei) 重要的是，在賦詩活動中，《詩》作為(wei) 道的載體(ti) 而存在，士人的文化關(guan) 懷借此得以表達和發揮，上古的禮樂(le) 精神賴此得以呈現和傳(chuan) 揚。因此，隨著賦詩活動的終結，《詩》中所蘊涵的文化關(guan) 懷和禮樂(le) 精神也湮沒不聞。[11][12]此外，隨著禮崩樂(le) 壞，以及春秋以來禮樂(le) 文化的形式化、工具化，在社會(hui) 上引發了人們(men) 對禮樂(le) 及其教化傳(chuan) 統的批判。如與(yu) 孔子同時期的老子，他對“禮”就持一種基本否定的態度，他曾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luan) 之首也。”（《老子》第38章）雖然當時還沒有形成後來戰國時期墨、道、法諸家群起批判的嚴(yan) 峻現象，但不可否認，上古以來的禮樂(le) 文化及其教化傳(chuan) 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擊，甚至麵臨(lin) 著中斷的危險。

有鑒於(yu) 以上種種情況，作為(wei) 一個(ge) 有著極為(wei) 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學者，作為(wei) 一個(ge) 關(guan) 心社會(hui) 治亂(luan) 的政治家，孔子自覺地站在了維護“周禮”的立場上，肩負起保存古代禮樂(le) 文化、繼承和發展古代禮樂(le) 傳(chuan) 統的重任。孔子“詩教”即是在此背景下產(chan) 生。而且，在對《詩》認識的不斷深化中，孔子提出了自己的“詩教”觀。

《孔子家語·問玉》與(yu) 《禮記·經解》都記載有孔子的一段論述：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wei)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廣博易良，《樂(le) 》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shu) 》之失，誣；《樂(le) 》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luan) 。其為(wei) 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yu) 《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yu) 《書(shu) 》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yu) 《樂(le) 》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yu) 《易》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luan) ，則深於(yu) 《春秋》者矣。

在此，“詩教”這一概念被明確提出。不僅(jin) 如此，孔子還全麵認識《詩經》教化的得與(yu) 失，提出“詩教”的最佳效果是“溫柔敦厚而不愚”。

何謂“溫柔敦厚”？《禮記·經解》孔穎達《正義(yi) 》雲(yun) ：“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雲(yun) 溫柔敦厚是《詩》教也。”鄭元慶《禮記集說》引吳江徐氏雲(yun) ：“溫，和厚也；柔，婉順也；敦，篤實也；厚，端重也。詩本性情，優(you) 遊諷詠，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故其教成如此。”《日講禮記解義(yi) 》雲(yun) ：“《詩》之教溫潤優(you) 柔而不迫，而其意畢歸於(yu) 忠厚也。”由以上各家疏解可以看出，《詩》之語言優(you) 美、婉轉，“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以此為(wei) 教，則會(hui) 培養(yang) 民眾(zhong) 溫和、優(you) 柔、敦厚的性情品格。“溫柔敦厚”顯然指的是“詩教”的效果。

然而，“詩教”會(hui) 使人形成溫柔敦厚的性情，但如果不注意節製引導，則會(hui) 過於(yu) 敦厚而不知變通，近於(yu) 愚鈍。因此，孔子認為(wei) ，最佳的“詩教”效果就是“溫柔敦厚而不愚”。也即是說，用《詩》教化民眾(zhong) ，使其養(yang) 成“溫潤”、“和柔”、“敦厚”的性格；“依違諷諫”,不尖銳直白。同時，要注意靈活變通，避免愚鈍。“溫柔敦厚而不愚”成為(wei) 《詩經》教化的最理想人格。

由此可見，孔子對“詩教”有了比較全麵、係統的認識，比較成熟的“詩教”觀已經形成。此外，孔子在論述“詩教”的同時，還指出“廣博易良，《樂(le) 》教也”。從(cong) “《詩》教”、“《樂(le) 》教”的相提並論中可以看出，在孔子那裏，“詩教”與(yu) “樂(le) 教”已經是兩(liang) 個(ge) 相對獨立的教化形態。因此，隨著詩與(yu) 樂(le) 的逐步分化以及孔子的重視，“詩教”開始獲得相對獨立發展的地位。不僅(jin) 如此，在西周以來的詩樂(le) 教化觀念的基礎上，孔子結合自己對《詩》的認識，通過引《詩》論《詩》，逐漸構建起一個(ge) 內(nei) 涵豐(feng) 富的“詩教”思想體(ti) 係。這發展了西周以來的“詩教”觀，並開創了儒家“詩教”的源頭，對後世產(chan) 生重要影響。

注釋：

[1]《禮記·樂(le) 記》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年，第3313頁。

[2]《禮記·表記》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9年，第3563頁。

[3]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91頁。

[4]楊朝明：《魯國禮樂(le) 傳(chuan) 統研究》，《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儀(yi) 禮·鄉(xiang) 飲酒禮》，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年，第986頁。

[6]楊向奎：《宗周社會(hui) 與(yu) 禮樂(le) 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5頁。

[7]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yi) 禮>書(shu) 本的撰作》，《文史》第15輯。

[8]楊伯峻：《春秋左傳(chuan) 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1年，第634頁。

[9]《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10]朱淵清：《六詩考》，《第三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香港：天馬圖書(shu) 有限公司，1998年。

[11]俞誌慧：《君子儒與(yu) 詩教》，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5年，第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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