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學考古”呼之欲出

作者：張立東(dong)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廿一日辛卯

          耶穌2019年6月23日

江西上饒的鵝湖書(shu) 院。南宋時，朱熹、呂祖謙、陸九淵、陸九齡論辯於(yu) 此，史稱“鵝湖之會(hui) ”。明朝時，鵝湖書(shu) 院與(yu) 嵩陽書(shu) 院、嶽麓書(shu) 院、白鹿洞書(shu) 院齊名，並稱“天下四大書(shu) 院”。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為(wei)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孔子博物館藏《孔子聖跡圖》

包頭燕家梁出土元代祭孔禮器。掃描自《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

北京孔廟中的孔子像

北京國子監中的辟雍

【考古中國】

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學科體(ti) 係，而通過與(yu) 其他學科交叉形成的各種專(zhuan) 門考古也有很大的進展。

儒、佛、道是中國古代的三大思想文化體(ti) 係，而其中占主導地位的無疑是儒學。考古學界素有以石窟寺研究為(wei) 主流的中國佛教考古，其集大成者為(wei) 宿白先生的《中國石窟寺研究》；後來張勳燎、白冰先生寫(xie) 成《中國道教考古》，也初步建成比較完整的體(ti) 係。在中國佛教考古、中國道教考古的映照之下，“中國儒學考古”的提法已呼之欲出。

近30年來中國儒學研究進展神速，而湯一介等先生主持編撰的《儒藏》和《中國儒學史》代表著儒學研究的最高成就。不斷出土的戰國楚簡為(wei) 早期儒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也刺激了學界對儒學的關(guan) 注。目前，傳(chuan) 統文化對當代中國的意義(yi) 日漸受到全社會(hui) 的重視，而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主要組成部分的儒學，自然不應被忽略。在中國儒學和中國考古均有很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很有必要提出“中國儒學考古”，以填補學科空白。

什麽(me) 是中國儒學考古

作為(wei) 中國考古學的一個(ge) 分支，中國儒學考古是與(yu) 中國佛教考古、中國道教考古相當的一種專(zhuan) 門考古，也是中國考古學與(yu) 中國儒學的交叉學科。

中國儒學考古的研究對象是與(yu) 儒學相關(guan) 的遺跡與(yu) 遺物，例如曆代孔子圖像、孔子時代的魯國都城、各地孔廟與(yu) 書(shu) 院遺址、各種祭孔禮器、某些儒學用語的考古學研究等。

作為(wei) 祭拜對象的孔子肖像顯然是儒學考古的首要內(nei) 容，而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跡圖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曲阜魯城是孔子及其弟子的主要活動空間，厘清魯城的布局及各種文化遺物，有助於(yu) 重建當時的各種活動。孔廟是祭祀孔子的地方，而書(shu) 院則是傳(chuan) 承儒學的校園。元代祭孔禮器的發現對於(yu) 思考儒學考古的內(nei) 容頗有助益。內(nei) 蒙古包頭市曾出土一件西周風格的元代青銅豆。盤內(nei) 刻有28個(ge) 漢字：“雪堂總統置古銅祭器，奉施古豐(feng) 宣聖廟內(nei) ，永遠供養(yang) ，大德九年月日記”。元代在中央和各地設有“總統所”統領佛教事務，所謂“雪堂總統”就是擔任總統的“雪堂大禪師”。元代加封孔子為(wei) “大成至聖文宣王”，所以宣聖廟即孔廟。用佛教禪師管理孔廟，反映了元朝對儒學的態度及當時佛儒之間的關(guan) 係。

根據儒學發展的曆史，可將中國儒學考古劃分為(wei) 五個(ge) 時代：前儒期、形成期、發展期、革新期和後儒期。前儒期為(wei) 孔子之前，重心是海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是探索禮、仁等核心理念的曆史淵源。形成期為(wei) 孔子至董仲舒之前，重心是孔子及其弟子之學。發展期為(wei) 董仲舒至朱熹之前，重心是兩(liang) 漢經學。革新期為(wei) 朱熹至清末，重心是理學與(yu) 三教合一。清亡之後儒學失去主導地位，但仍在社會(hui) 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考古學一般不涉及近現代，但儒學的特殊性促使我們(men) 重視近現代儒學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與(yu) 管理，以便更好地解讀古代儒學文化遺存。

建立中國儒學考古的重要性

相對於(yu) 佛教和道教而言，與(yu) 儒學相關(guan) 的文化遺存的考古研究明顯滯後。儒學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流，與(yu) 其相關(guan) 的遺跡、遺物遠沒有佛、道兩(liang) 類特征明顯，因此很容易熟視無睹；而且與(yu) 佛、道兩(liang) 種出世宗教不同，儒學是入世的政治、倫(lun) 理之學，有些話題不易處理。以現在的學科布局，三教合一組合圖像中的佛、道兩(liang) 教內(nei) 容已各有所屬，而儒教內(nei) 容卻懸而無解。中國儒學考古提出之後，自然可以避免這種三者缺一的尷尬。

中國儒學考古的提出必將有力推動中國儒學史的研究。夏鼐與(yu) 王仲殊先生認為(wei) ：“考古學與(yu) 曆史學，是曆史科學（廣義(yi) 曆史學）的兩(liang) 個(ge) 主要的組成部分，猶如車的兩(liang) 輪，不可偏廢。”僅(jin) 限於(yu) 文獻研究的儒學史顯然已無法滿足時代要求，而考古學的加入為(wei) 儒學研究開拓了新的視域。以儒學考古的視角來看，孔子家族墓地的研究、魯國故城的複原、各地孔廟與(yu) 書(shu) 院的調查與(yu) 保護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有了考古學的支撐，中國儒學史就不僅(jin) 僅(jin) 是曆代儒生的論說，還會(hui) 有反映民眾(zhong) 生活的儒學文化遺跡與(yu) 遺物。

儒學的影響並不限於(yu) 現代中國境內(nei) 。朝鮮、越南、日本等國家，在曆史上或曾隸屬中央王朝，或曾屬於(yu) 東(dong) 亞(ya) 封貢體(ti) 係，因此儒學也曾經是這些地區的主導思想。《儒藏》精華版就收有“域外文獻”。宋代以來華人在南洋建立有蘭(lan) 芳、新加坡等國家；晚清以來更是走遍世界，建立了或大或小的“唐人街”。隨著華人的遷徙，儒學也傳(chuan) 播到世界各地。

境外儒學考古的開展，對於(yu) 探討大中華文化圈、發掘儒學的現代價(jia) 值、推動文化中國等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yi) 。杜維明先生力主東(dong) 亞(ya) 經濟的興(xing) 起與(yu) 儒家人文主義(yi) 密切相關(guan) ，就充分反映了域外儒學研究的重要性和儒學的現代意義(yi) 。儒學考古的提出與(yu) 發展，必將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中國與(yu) 相鄰國家及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

如何開展中國儒學考古

作為(wei) 新提出的一種專(zhuan) 門考古，目前的主要任務仍是提請政、學等方麵的重視。一旦儒學考古得到高度重視，似應優(you) 先考慮以下幾項：第一，設立專(zhuan) 門的研究機構，從(cong) 組織上保障學術開展。第二，設立專(zhuan) 項基金，定期資助一些課題，從(cong) 資金上支持學術發展。第三，組織學術研討，有意識地聯誼進行相關(guan) 研究的學者。第四，開設課程，招收研究生，引導青年學子的加盟。第五，編輯出版專(zhuan) 門的係列出版物，及時反映學術進展。第六，建設專(zhuan) 題的“中國儒學博物館”，收藏與(yu) 儒學相關(guan) 的文物及各種圖書(shu) 音像資料，以“通史”或“專(zhuan) 題”的形式向全社會(hui) 展示最新的學術成果。

對儒學有興(xing) 趣的考古學家應依托自己的專(zhuan) 長對有關(guan) 問題進行探索。當初在哈佛燕京學社參加杜維明先生主持的“儒學研討班”，同仁對郭店楚簡《五行》的“金聲玉振”頗多討論。我當時就覺得作為(wei) 儒學用語的“金聲玉振”用的是比喻義(yi) ，其本義(yi) 當與(yu) 金玉樂(le) 器相關(guan) ，近年則悟出其本義(yi) 應該就是夏代玉舌銅鈴發出的美音。孔子之孫子思的《五行》與(yu) 《孟子》均用“金聲玉振”來形容孔子，前者形容有德之貌，隻是從(cong) 聲音轉到德行；而後者則形容集大成之象，則從(cong) 德行轉到成就。漢代經學家用周代的鍾、磬之聲進行解讀，卻忽略了石磬非玉磬，而磬聲是擊而不是振出來的。好在漢代尚存的“在內(nei) 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之說，還保留了最初的內(nei) 外結構，而其描述聲音之義(yi) 則一直使用到現代。夏代的玉舌（內(nei) ）金鈴（外）是由當時最高貴的材料製成的，它所發出的聲音也是當時最高貴的聲音，顯然與(yu) 孔子的高貴品德與(yu) 集大成學說頗有相通之處。隨著鐃、鍾等的出現，鈴的重要性降低，商周兩(liang) 代已經不見玉舌金鈴，失去實物依托的金聲玉振一詞逐漸失去其本義(yi) 。隻有在考古學高度發達的今天，才有可能重新發現其本義(yi) ，進而重建各義(yi) 項之間的演變關(guan) 係。

“中國儒學考古”的提出，旨在引起儒學、考古兩(liang) 方麵學者的注意，以促進各個(ge) 學科對儒學文化遺產(chan) 的研究。相信，呼之欲出的中國儒學考古前景光明。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