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儒學與(yu) “五四”能和解嗎？

作者：鄒曉東(dong)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十一日辛巳

          耶穌2019年6月13日

竟用“儒學價(jia) 值”紀念“五四”百年

2019時值“五四”運動一百周年，這是一個(ge) 極具號召力的時間節點。各種旨在向“五四”致敬，並繼往瞻來的紀念活動，在中國本土及世界多地如火如荼。《文史哲》編輯部亦趁天時而享地利，於(yu) 紀念日當天在山東(dong) 大學中心校區，舉(ju) 辦“儒學價(jia) 值及其現代命運：五四運動百年紀念”人文高端論壇。

竟然用“儒學價(jia) 值”紀念“五四”百年——許多人初聞本屆《文史哲》雜誌人文高端論壇的主題，很自然地都會(hui) 滿臉詫異。“五四”，向來作為(wei) 醒目的標誌，與(yu) “新文化運動”一體(ti) 相連——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下均在此意義(yi) 上簡稱“五四”）的文化鬥爭(zheng) 口號，則正是“打倒孔家店”。當年，麵對老大之帝國積弱難反的慘痛現實，經過了由器物而製度、由製度而文化層層遞進的診斷之後，“五四”先賢最終毫不留情地將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本國“舊學”判定為(wei) 症結所在，進而無所不用其極地按自己所理解的現代西方“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揭露之，質疑之，取代之，認為(wei) 隻有這樣才能啟傳(chuan) 統民智之“蒙”而再造國族自強的文化根基。這，構成了那一時期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姿態。既然如此，怎好用“儒學價(jia) 值”，來紀念一百年前的“五四”？

問題甚至可以提得更辛辣一些。正如論壇東(dong) 道主、《文史哲》主編王學典教授在開幕式致辭中所言，“‘五四’的發生和山東(dong) 直接相關(guan) ，‘五四’運動的口號之一是‘還我青島’”。但與(yu) “五四”相關(guan) 的不僅(jin) 有青島，相關(guan) 度更高的是“五四”所不遺餘(yu) 力加以攻伐的傳(chuan) 統儒學的奠基人物孔子、孟子皆為(wei) 山東(dong) 人士。站在“五四”時期全盤西化派的立場上，反傳(chuan) 統者似乎正可以這樣戲謔：山東(dong) 所生產(chan) 的傳(chuan) 統儒學導致了國運的衰敗，國運衰敗反過來又“報應”般地表現為(wei) ，山東(dong) 在青島主權問題上兩(liang) 番蒙難。照此邏輯，在山東(dong) ，用“儒學價(jia) 值”來紀念“五四”，尤不應該！

但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在一百年後的今天，”王學典主編繼續致辭道，“我們(men) 則看到了中國的崛起。無論‘崛起’這個(ge) 概念有多大爭(zheng) 議，我們(men) 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確實富強起來了。今天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疾呼‘還我青島’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回首過往，在國運衰敗、國族日危，知識分子紛紛將眼光往外、往前看的年代，“五四”將救亡圖存推進到了文化革新的層麵。這誠然喚起了中國全麵謀求現代化的自覺，但此後中國的百年奮鬥曆程，每每卻並不符合“五四”旗手當年所規劃的路線：“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shu) ，多看外國書(shu) ”，以至“全盤西化”。

特別地，“五四”開始了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的傳(chuan) 播，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成立做了準備。此後，在將馬克思主義(yi) 奉為(wei) 中國革命與(yu) 建設指導原則的過程中，教條式的套用總是導致挫折連連，曆史的、辯證的活學活用則使近百年來的道路、理論、製度、文化積累愈顯“中國特色”。將古與(yu) 今、中與(yu) 西截然二分、消極對立起來的圖式，總體(ti) 上已經無法解釋“五四”一百年來，共和國成立七十年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中國經驗。

正是基於(yu) 這些考慮，王學典主編在致辭中，這樣點題：“‘五四’運動提出了兩(liang) 大命題：一個(ge) 是如何對待傳(chuan) 統？再一個(ge) 是如何對待西方？我們(men) 迄今並未走出這兩(liang) 大命題的籠罩。盡管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了，但20世紀留下的深刻教訓，迄今為(wei) 止遠未得到應有的總結。”對此，年近八秩的美國維吉尼亞(ya) 州立大學榮休教授暨南開大學曆史學院訪問講座教授汪榮祖先生深表同感。在主題發言中，他重申：“五四”旗手們(men) 處理古今中西文化關(guan) 係問題的方案非常簡單，那就是“全盤西化，拋棄傳(chuan) 統”，這種激進的做法在過去一百年間至少持續了六十年！

那麽(me) ，在剩下的也即最近這四十年間，中國學界又在醞釀著怎樣的態勢與(yu) 方案呢？對此，我們(men) 不妨主動進行設問：如果說長程的曆史總是遵循“正—反—合”的辯證邏輯的話，那麽(me) ，在整整一百周年之後，世變時移，是不是也該輪到一度被置於(yu) “新文化”對立麵的“儒學”，在更高的層次上與(yu) “五四”握手言和了呢？此一問題盡可開放地討論下去，但無論如何隻要它能令聞者心弦為(wei) 之一動，那就足以證明：在山東(dong) ，用“儒學價(jia) 值及其現代命運”的再研判來紀念“五四”百年，此其時也！

現實中的“五四”真有那麽(me) 極端？

20世紀80年代，經曆過“文革”之後的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幾乎已經蕩然無存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此時亦春風吹又生。1988年，遠在美國的林毓生先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被從(cong) 英文譯介過來。該書(shu) 一反中國大陸主流學界一味為(wei) “五四”唱讚歌的做派，轉而在古今中西文化之爭(zheng) 的視域中，批評“五四”時期全盤反傳(chuan) 統的激進舉(ju) 措造成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斷裂，導致了中國意識的危機——比較成功地呈現了一種與(yu) “新文化—反傳(chuan) 統”邏輯相反的敘事原則，為(wei) “文化保守主義(yi) ”從(cong) 長計議其合法性布下了一塊基石。借其勢，在中國大陸思想界，“文化保守主義(yi) ”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正名；相應地，“五四”的“激進”與(yu) “全盤反傳(chuan) 統”罪名，亦漸漸深入人心。在世紀之交的1999年，北京大學隆重舉(ju) 行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那時，“五四運動的反省與(yu) 超越”“五四運動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等議題就已經是學界熱點。在文化保守主義(yi) 者日益理直氣壯之際，辯護者們(men) 亦陸續站起來反向追問：現實中的“五四”，是否真的那麽(me) 激進？在迥異的立場與(yu) 動機驅策下，雙方之間這場拉鋸戰，至少已經不溫不火地持續了三十年。

為(wei) 了更切實地了解“激進”的發生與(yu) 存續條件，以便使反省和超越更具針對性，以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為(wei) 核心的批評者們(men) 須先搞清楚：“五四”時期的“激進”種子究竟從(cong) 何而來？特別地，它究竟是本土滋生的，還是隨現代西學一道舶來的？

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對西方列強屢戰屢敗，這種經驗先是導致了一種自卑情緒；繼而，在不得不了解西方、學習(xi) 西方的過程中，中國學人又漸漸產(chan) 生了對現代西學的崇拜。一般來說，在自卑基礎上產(chan) 生的對於(yu) 強者的崇拜，或者會(hui) 讓人自卑而自棄，或者則會(hui) 讓人鉚足了勁兒(er) 不聲不吭地苦學、苦幹——在這兩(liang) 種情況下，皆不會(hui) 大規模地醞釀出“提倡有心，創造無力”（胡適語）的“五四”式領袖心態。必得有一種特別的激情注入其間，半瓶咣當一瓶不滿的學習(xi) 者才會(hui) 熱血澎湃，自認為(wei) 已經遠遠望見了本國本民在未來的“應然”。“五四”時期的這種激情來自哪裏，又是什麽(me) ？汪榮祖先生在主題發言中指出：“‘五四’學人所接觸到的‘西方現代文明’，業(ye) 已經過了19世紀‘浪漫主義(yi) ’的洗禮，而尤為(wei) 強調非理性的情感和意誌——‘五四’時期所流行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科學主義(yi) ’等口號與(yu) 立場，因而統統都帶著浪漫的非理性情緒。”由此觀之，“五四”之激進，蓋是受了19世紀以來西方浪漫主義(yi) 的感染。

因感染浪漫主義(yi) 而崇尚意誌與(yu) 情感偉(wei) 力的“五四”人開始相信，必須以最激進的方式破除中國人“總連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的“蕭條”“暮氣”（魯迅語），隻有這樣，才能讓這片土地上的思想、言論、行動全方位地向著他們(men) 心目中的“新學（現代西學）”理想邁進。但實際效果如何呢？浪漫的激進，有沒有使中國迅速進入英美式的“三代之治”？“‘打孔’運動所旨在顛覆的乃是傳(chuan) 統中國的基本價(jia) 值觀，”汪榮祖先生繼續說道，“這套價(jia) 值觀不但為(wei) 上層社會(hui) 所提倡，而且也通過《三國演義(yi) 》等等浸染、塑造民間價(jia) 值觀，它一旦被打破，整個(ge) 社會(hui) 秩序就遭到了破壞。”那麽(me) ，“全盤西化”能否及時補救這種破壞呢？汪先生說，“‘全盤西化’有一個(ge) 很大的盲點：科技可以全盤西化，但人文價(jia) 值不能全盤西化，西方的人文傳(chuan) 統是無法直接搬到中國來的。”

站在思維方式與(yu) 究竟何為(wei) 理性的層麵，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教授楊國榮先生對“五四”之激進提出了自己的剖判。在楊先生看來，“‘五四’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批判，確實體(ti) 現了啟蒙運動崇尚理性的一般特點，但‘五四’時期主流學人對理性的理解，卻帶有明顯的知性化傾(qing) 向。他們(men) 在新和舊、古和今、中和西之間做出了界線分明的知性劃分，認為(wei) 凡新皆好、凡舊皆壞，今皆好、古都壞，必須全盤西化。思維方式上的這種知性化退化，偏離了理性本來具有的分析性、批判性特點。”

可以說，本質主義(yi) 式的“凡好皆好，凡壞皆壞”二分，其實質是一種文化宿命論。而正如個(ge) 體(ti) 之人的過去無法完全限定其未來那樣，一種文化係統，也會(hui) 隨著參與(yu) 其間的人們(men) 不斷拿捏、抉擇，而以不可逆料的方式出入各種“危”與(yu) “機”。古今中西的任何文化係統，隻要還有人在其中實踐，就仍然是活著的主體(ti) ，無論當事人還是旁觀者，都無法對其前途進行一錘子買(mai) 賣式的預知、預判。“五四”旗手們(men) ，卻自認為(wei) 認準了古今中西之文化的優(you) 劣本質，遂本著“知識就是權力”般的優(you) 越感，意氣風發地引領了一場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wei) 標識的文化大反叛。這種貌似胸有成竹的“大知識分子”做派，實則是忘卻了與(yu) 人（主體(ti) ）打交道所應起碼保持的“尊重”姿態，無忌憚地將文化主體(ti) 當作現成之物（客體(ti) ）對待！

但“五四”的辯護者可能會(hui) 說：上述針對“五四”的批判，又何嚐不是無忌憚的“有罪推定”！早在二三十年前，耿雲(yun) 誌等學者即曾提請批評者們(men) 注意：“五四”時期，“古代文學藝術大部分受到推崇，特別是小說、白話文學等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評價(jia) ”；“諸子和佛學的研究在深化，恢複了它們(men) 應有的地位”；對於(yu) 儒學，也隻是批判其“不適應現代社會(hui) 生活”的“三綱”等部分，“對儒家一些道德觀念仍有所肯定”，對儒學“在曆史上的作用”“也沒有全盤否定”；新文化運動領袖分子的個(ge) 人言論與(yu) 工作實績，都表明“他們(men) 並非什麽(me) ‘全盤性反傳(chuan) 統主義(yi) 者’，而是努力於(yu) 中西結合，創造中國的新文化”等。

與(yu) 上述辯護者試圖深入地考察曆史細部的訴求相一致，山東(dong) 大學文學教授溫儒敏先生，在主題發言中將“五四”比喻成一把瑞士軍(jun) 刀，認為(wei) “我們(men) 在對‘五四’這樣多麵向的複雜曆史事件進行評價(jia) 時，還是應該辯證一點，多兼顧一點”，並“期盼曆史學界能夠做出更科學的理性評價(jia) ”。

但就“辯證”“兼顧”“科學”“理性”的期待而言，前述學者的辯護辭明顯地也是在故意走偏。這些說辭刻意撇開了“五四”時期影響深遠的激進論斷——例如：中國沒有“真戲”；“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儒者三綱之說為(wei) 吾倫(lun) 理政治之大原”，“固有之倫(lun) 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製度之遺傳(chuan) ”，“尊儒重道，名教之所垂，人心之所向，無一不與(yu) 現實生活背道而馳”；等等——而敏於(yu) 收集與(yu) 之相反的另類言談與(yu) 跡象，以求衝(chong) 淡“‘五四’全盤反傳(chuan) 統”的“激進”形象。這種避重就輕的辯護模式反而透露出：《中國意識的危機》與(yu) “激進反傳(chuan) 統”的罪名指控，確實點劃到了“五四”的痛處。但盡管如此，辯護者關(guan) 於(yu) “‘五四’是否果真‘激進’”的追問，卻仍然值得我們(men) 認真對待。

綜合雙方的意見，“五四”與(yu) “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或可姑且形容為(wei) 溫儒敏先生的以下發言：“‘五四’肯定是激進的。當傳(chuan) 統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性的東(dong) 西，阻礙社會(hui) 進步的時候，《新青年》那一代人斷然采取了矯枉過正的戰略性姿態。這雖然也造成了一些負麵效應，但若放到特定的曆史背景中去考察，《新青年》那一代人的偏激，應該還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後來，他們(men) 實際上也做了一些調整。在偏激的同時，他們(men) 實際上也在做一種傳(chuan) 統的轉化與(yu) 傳(chuan) 承工作。現在所謂國學研究的範式，包括材料、方法、框架，很多都是‘五四’那一代開墾出來的。”總之，在溫先生看來，“‘五四’既顛覆傳(chuan) 統，同時它又在賡續傳(chuan) 統，再造傳(chuan) 統”。

反傳(chuan) 統者的傳(chuan) 統“文化—心理”結構

“個(ge) 人解放”可謂“五四”時期激進反傳(chuan) 統的排頭兵。宗法與(yu) 家庭層麵的“禮教”，因為(wei) 最易讓青年人感到束縛，故首當其衝(chong) 地淪為(wei) 了“個(ge) 人解放”運動的焦點。在一段時期內(nei) ，小說、雜文、傳(chuan) 統時代的叛逆精神鉤沉、名人婚戀情事等齊上陣，將“反禮教”的“個(ge) 人解放”渲染得轟轟烈烈，無比艱辛而又感人至深。其時情形正如廈門大學哲學係李若暉教授所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當中，舊道德是偽(wei) 道德，新道德才是真道德，青年們(men) 尤其將舊式家庭視為(wei) 封建落後的標誌，於(yu) 是他們(men) 崇尚個(ge) 性解放，追求愛情，以與(yu) 舊家庭決(jue) 裂為(wei) 新道德實踐的標誌。”

但吊詭的是，“從(cong) 家庭解放出來的個(ge) 人，最後被投入一個(ge) 更大、更現代、更具有約束力的群體(ti) 性網絡之中，在這個(ge) 體(ti) 係中，個(ge) 人幾乎沒有自己的比較獨立的位置”，四川大學暨北京大學曆史學教授羅誌田先生稱此為(wei) “個(ge) 人解放的悖論”。“個(ge) 人起來了，個(ge) 人很快又消失或者淡化了，”化用胡適的觀察，他說，“1923年以前都是個(ge) 人主義(yi) ，1923年以後都是集團主義(yi) ”。

“個(ge) 人解放運動到頭來卻導向了個(ge) 人的不解放”——為(wei) 何竟會(hui) 出現這般不可思議的悖論？其實，《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1986）已經點出了背後的玄機：“當把這種本來建立在個(ge) 體(ti) 主義(yi) 基礎上的西方文化介紹輸入，以抨擊傳(chuan) 統打倒孔子時，卻不自覺地遇上了自己本來就有的上述集體(ti) 主義(yi) 的意識和無意識，遇上了這種仍然異常關(guan) 懷國事民瘼的社會(hui) 政治意識和無意識傳(chuan) 統。”此所謂“意識和無意識傳(chuan) 統”，又被稱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心理”結構——就連激進的個(ge) 體(ti) 主義(yi) 者，也在自覺不覺間深受傳(chuan) 統集體(ti) 主義(yi) 心理支配。

羅誌田先生沿此思路進一步強調：在救亡圖存與(yu) 萬(wan) 國競爭(zheng) 的時局與(yu) 背景下，“五四”人從(cong) 一開始就是本著《大學》式儒家家國天下情懷，將“西方個(ge) 人主義(yi) ”作為(wei) 救國強國之良方加以提倡的。也就是說，表麵上被大肆撻伐的“集團而非個(ge) 人優(you) 先”的傳(chuan) 統儒家意識，實則從(cong) 一開始即暗暗地占據了“五四”的製高點，時機稍一成熟猶如形式規範質料一般，很快就重新包抄並通盤收編了以“現代西方個(ge) 人主義(yi) ”名義(yi) 解放出來的個(ge) 體(ti) 及其能量。簡直令人驚歎！

正因為(wei) 看到了傳(chuan) 統“文化—心理”結構的這種籠罩力與(yu) 支配效應，清華大學曆史係方朝暉教授才在發言中語重心長地提醒：“‘五四’以來的中國學人，由於(yu) 不能從(cong) 深層‘文化—心理’結構上來思考中國的現代性，對於(yu) 西方現代性的理解和接受始終停留在淺層上”。換言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不可能簡單地通過“與(yu) 傳(chuan) 統決(jue) 裂”+“從(cong) 西方拿來”而實現！

既然如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創造性繼承，創新性發展”。與(yu) 此相關(guan) ，楊國榮先生在批評了“五四”時期流行的“不是全好就是全壞”的二分思維後，旋即便轉而揭示傳(chuan) 統儒學與(yu) “五四”精神（“德先生”“賽先生”）之間所存在著的複雜而正向的關(guan) 聯。

遠在“五四”之前，譚嗣同就曾在《仁學》（1897）中辨析曰：“仁以通為(wei) 第一義(yi) ”,“通之象為(wei) 平等”，但“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ang) 願也”。類似地，楊國榮先生指出：荀子重“禮”，更側(ce) 重等級差序秩序，確實代表著傳(chuan) 統儒學有別於(yu) 現代民主觀念的一麵；孟子重“仁”，其“仁政”觀念中，則蘊含著與(yu) 啟蒙精神相通的“人性平等”預設。就此而言，站在“五四”個(ge) 體(ti) 本位對立麵的“傳(chuan) 統”，其實主要是荀學；儒家孟學，反而是“五四”人接收、會(hui) 通“德先生”所依托的本土資源。（楊先生還指出，《中庸》之“誠”有“追求真實”之義(yi) ，與(yu) “科學”精神亦有相通之處。）當然了，儒家“仁政”具有先承認權力的存在再謀求以人道或民本理念優(you) 化之的特點，這與(yu) “德先生”側(ce) 重通過權利讓渡概念與(yu) 契約締結程序從(cong) 源頭上解釋並規範權力之生成機製的旨趣，大有差別。但“‘五四’時期的社會(hui) 主義(yi) 或馬克思主義(yi) 者，恰恰在‘民主’名義(yi) 下對二者進行了糅合”。可見，即便大浪滔天，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底色性觀念也仍然有機會(hui) ，正麵介入“反傳(chuan) 統”時代的思想文化演變。

“五四”之反傳(chuan) 統為(wei) 的是革新文化，革新文化為(wei) 的是造就新人，最終依靠新人一新其國家與(yu) 社會(hui) 。但傳(chuan) 統究竟如何去反？新文化具體(ti) 如何去建？這卻隻能由半新不舊的當事人，來研判，來抉擇。正如眼睛無法直接看到它自身那樣，“五四”人亦不可能通體(ti) 透明地打理自己的“前見”。在浪漫而激進的情緒中，他們(men) 自以為(wei) 正在大破大立地將萬(wan) 事徹底更新，但後來人卻發現：顛覆者同時也是賡續者——大曆史所積澱下來的傳(chuan) 統“文化—心理”結構，始終在以當事人未必自覺但後來人足可辨認的方式，深深介入那號稱“激進”的時代。正是因此，在浩浩蕩蕩的“新文化—反傳(chuan) 統”潮流運動了一百年之後，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仍然持有著同“五四”言和的資本與(yu) 憑據。

正式和解與(yu) 儒為(wei) 今用

那麽(me) ，較正式的和解，究竟從(cong) 何談起呢？

由於(yu) “五四”之“啟蒙”“反傳(chuan) 統”無不以“個(ge) 體(ti) 主義(yi) ”為(wei) 本位（“科學”精神亦被用於(yu) 聲援個(ge) 體(ti) 本位的“民主”），邏輯地看，實質性的和解隻能發生在“五四”所推崇的“個(ge) 體(ti) 本位”（孟學往往與(yu) 之相通），與(yu) 長期以來被判定為(wei) 儒學罪名的“尊崇權威”（集體(ti) 主義(yi) 駕馭個(ge) 人的抓手所在，更多地屬於(yu) 荀學傳(chuan) 統）之間。這兩(liang) 者之間的實質性和解，具體(ti) 又如何落實？

“重建‘家’在現代世界的意義(yi) ”，看起來是一個(ge) 不錯的起點。在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孫向晨教授看來，“個(ge) 體(ti) 本位”是現代性的基本門檻，而帶有小共同體(ti) 性質的“家”，則在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占居本體(ti) 論地位。“五四”時期的“個(ge) 人解放”劍指宗法“禮教”，可謂直擊儒學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的要害。時至今日，由於(yu) 對“五四”以來的“個(ge) 人解放的悖論”耿耿於(yu) 懷，“第二次啟蒙/新啟蒙”的呼聲仍不時湧現，“個(ge) 體(ti) ”與(yu) “家”勢不兩(liang) 立的看法與(yu) 情緒目前還大有市場在。這一對立若無法消解，則儒學與(yu) “五四”的和解，在實際上就是無稽之談。

為(wei) 此，孫向晨教授在逐一辨析了現代世界關(guan) 於(yu) “家”的多重理解誤區之後，進而建言：在現有的“個(ge) 體(ti) →社群→國家”價(jia) 值序列中，重新插入“家”或“在家”這一基礎性環節，而將其修正為(wei) “個(ge) 體(ti) →家→社群→國家”。這樣，“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重新成為(wei) 現代人操持其“關(guan) 係性”“情感性”“倫(lun) 理性”的“理解世界”與(yu) “精神性超越”等才與(yu) 德的港灣。特別地，孫教授強調：在現代“個(ge) 體(ti) 本位”大致確立的前提下，讓“家”重新成為(wei) 個(ge) 人成長的原始空間，這非但不會(hui) 重蹈“用‘家’結構的非對稱性，為(wei) ‘權力’的主從(cong) 關(guan) 係背書(shu) ”的古代覆轍，反而有助於(yu) 製衡“個(ge) 體(ti) 本位主義(yi) ”的種種消極效應。這樣，“修齊”與(yu) “治平”在現代世界中就可以重新連接起來，並憑借其補偏救弊的積極功能而重獲合法性地位！

但補偏救弊，終歸還隻是作為(wei) 配角存在。儒學之於(yu) 現當代中國與(yu) 世界，其意義(yi) 有無可能再宏大一點？對此，山東(dong) 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黃啟祥教授這麽(me) 看：“‘五四’時期儒學的落後性質是在世界列強侵略的環境下映照出來的”，而“當中國驅逐了外敵，當儒學所處的外部環境改變之後，人們(men) 看待它的眼光自然也就發生了變化，它那種在野蠻敵人麵前所顯露出的落後性質也就逐漸褪去了”，儒學“適於(yu) 一個(ge) 主權國家內(nei) 管理國家與(yu) 教化國民”的本色將重獲彰顯。這種對內(nei) 的“管理”與(yu) “教化”功能，完全“適用於(yu) 任何一個(ge) 主權國家之內(nei) ”；將來，如果人類實現了“大同世界”的終極理想，整個(ge) 世界相當於(yu) 一個(ge) 國家，儒學將同樣適用於(yu) 這樣的社會(hui) 。這種“管理國家與(yu) 教化國民的本色”，如果僅(jin) 限於(yu) 在調節世道人心方麵軟性地發揮輔助作用的話，那麽(me) 現在，即便個(ge) 體(ti) 或自由主義(yi) 者接受起來也並不困難。但如果是指用成建製的方式，將傳(chuan) 統儒學的“管理—教化”本色重新推行到當今中國，則受過“五四”洗禮的中國學界恐怕還是會(hui) 倍感憂心。

清華大學政治學係任劍濤教授在發言中指出，包括“五四”時期在內(nei) ，近代中國政治製度與(yu) 文化運動的基本趨向，正是要努力掙脫內(nei) 外雙重的“帝國的牽絆”（中國帝製傳(chuan) 統與(yu) 現代西方帝國主義(yi) ）。“五四”既然指控儒學（尤其荀學）為(wei) 加持傳(chuan) 統帝製的意識形態，好不容易從(cong) 中掙脫了，“五四”後人又怎會(hui) 允許它從(cong) 頭再來？除非找到了能有效抑製“管理—教化”向“專(zhuan) 製”退化的創造性方案！

最後，也許值得我們(men) 再去較一較真兒(er) 的是：盡管黃啟祥教授在發言中肯定“儒學內(nei) 在地具有普遍性”，但按照他的論述脈絡，這種“對內(nei) ”的普遍性卻無法自動適用於(yu) “大同”之前的國際交往領域。那麽(me) ，這是否意味著在極其漫長的萬(wan) 國並立時期內(nei) ，中國仍然隻能采取一種“西化”的外交理念呢？對此，汪榮祖先生給出了否定的判斷：

“西方自20世紀資本主義(yi) 、新帝國主義(yi) 興(xing) 起以來，一直是一種爭(zheng) 霸的局麵。西方的觀念就是一種霸權更替的觀念。中國的崛起，他們(men) 覺得是新興(xing) 的霸權，要來挑戰舊的霸權。中國說自己永遠不稱霸，他們(men) 不相信，因為(wei) 根據他們(men) 的經驗你怎麽(me) 可能不稱霸！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為(wei) 什麽(me) 美國堅決(jue) 地反對，公開地批判？因為(wei) 美國覺得這裏麵的問題很大，完全挑戰了它所主導的整個(ge) 世界秩序。但這個(ge) 霸道跟中國的傳(chuan) 統是不相符的，因為(wei) 中國從(cong) 來是尊王黜霸。我老師蕭公權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我們(men) 很早就拋棄了商鞅，其實到今天為(wei) 止西方還是在重視中國的商鞅。所以，今天我們(men) 需要使整個(ge) 世界了解中國文化，將王道的思想作為(wei) 今天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個(ge) 理論基礎，使世界了解到中國所謂的不稱霸是真的，而不隻是一種口號。儒為(wei) 今用，最大的用處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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