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的“心態”向度

作者：李承貴

來源：《河北學刊》2018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初三日癸酉

          耶穌2019年6月5日

作者簡介：李承貴，南京大學哲學係，江蘇南京210023李承貴(1963-)，男，江西萬(wan) 年人，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中國哲學研究。

內(nei) 容提要：“心態”問題，是陽明心學的根本關(guan) 切之一。陽明心學對“心態”問題的發生、結構、特點、危害與(yu) 解決(jue) 方法等進行了探討，初步形成了較為(wei) 係統的關(guan) 於(yu) “心態”問題的思考，從(cong) 而成為(wei) 中國儒學史上第一個(ge) “心態儒學”，即“心學心態學”。陽明心學探討“心態”問題的實踐與(yu) 理論，對於(yu) 豐(feng) 富儒學的發展路徑，推動儒學價(jia) 值的落實，恰當化解當今社會(hui) 現實中的“心態”問題，都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yi) 。

關(guan) 鍵詞：陽明心學/心態/根本關(guan) 切/致良知/Yang-ming's study of mind/mentality/concern/the extension of innate knowledge

標題注釋：2015年度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人性論義(yi) 理結構與(yu) 形態研究》(15AZD031)；2018年度貴州省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18GZGX04)。

“心態”是人對自身及現實社會(hui) 所持有的較普遍的態度、情緒情感體(ti) 驗及意向等心理狀態，也是反映特定環境中人們(men) 的某種利益或要求，並對社會(hui) 生活有廣泛影響的思想趨勢或傾(qing) 向。由於(yu) 其反映了情感和利益的要求，因而必然呈現出陰晴交織、正邪輪替之狀，其中的陰邪“心態”則是人與(yu) 社會(hui) 的致害者。那麽(me) ，以“心學”名世的陽明學說對“心態”問題有怎樣的關(guan) 注和思考呢？

一、“心態”：陽明心學的內(nei) 在關(guan) 切

任何成形的學說必有其內(nei) 在關(guan) 切，這一內(nei) 在關(guan) 切即其所要解決(jue) 的核心課題，並由此構建其學說體(ti) 係。那麽(me) ，陽明心學的內(nei) 在關(guan) 切是什麽(me) 呢？

其一，“心態”問題的現實關(guan) 切。哲學問題產(chan) 生於(yu) 對人類社會(hui) 現實的反思，陽明心學的“心態”關(guan) 切，即緣於(yu) 人類社會(hui) 現實所引發的思考。王陽明尚處於(yu) 鎮壓叛亂(luan) 的艱苦戰爭(zheng) 狀態時就在與(yu) 楊仕德、薛尚謙的信函中表達了對“心態”問題的關(guan) 切：“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嚐寄書(shu) 仕德雲(yun)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wei) 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wei) 績。”[1](P168)這裏所說的“山中賊”，當指叛亂(luan) 的“賊寇”，而“心中賊”則是指心理的、精神的“賊寇”。王陽明認為(wei) ，消滅肉體(ti) 的賊寇較容易，而掃蕩“心腹之寇”卻極為(wei) 困難，因而大丈夫無不以“掃蕩心腹之寇”為(wei) 最大成就。可見，王陽明之所以將“破心中賊”視為(wei) 超級難題，緣於(yu) 其平定叛亂(luan) 的切身體(ti) 驗。這裏所謂“心腹之寇”或“心中賊”，就是“心態”問題。平定叛亂(luan) 的經曆使王陽明體(ti) 驗到“心態”問題的嚴(yan) 峻性，而當時混亂(luan) 、腐朽的學術環境更讓他意識到解決(jue) “心態”問題的緊迫性。王陽明說：“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wei) 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wei) 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wei) 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cong) ，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dang) 自相求勝之罪也。”[1](P207)按道理，學術應愈辯愈明，愈辯愈接近真理，但王陽明發現當時的學術狀況是動機不純、程序不正、目標模糊，而其中的原因就是“勝心”。所謂“勝心”，即逞強好勝之心，不能容人在己上之心，或忌妒人優(you) 秀之心，因而王陽明才說“勝心”導致“今學術之不明”。此“勝心”即“心態”問題。無疑，王陽明對“勝心”的關(guan) 切，正是緣於(yu) 對“今學術之不明”現狀的體(ti) 驗與(yu) 思考。

其二，“心態”問題的認識論分析。王陽明所關(guan) 切的“心態”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他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ti) 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1](P6)他主張，“意”是“心”的延伸，“意”的本體(ti) 是“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那麽(me) ，“心態”問題究竟出自哪裏呢？王陽明說：“意與(yu) 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yu) 非者，則謂之良知。”[1](P217)此即是說，“意”是應物而起的“念”，而“意”有是有非，因而“意”之是非與(yu) 對“物”之接觸有關(guan) 聯。但王陽明又認為(wei) ，“人心”是不得其正者，“道心”乃得其正者。他說：“心一也。未雜於(yu) 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wei) 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1](P7)既然雜於(yu) 人偽(wei) 之“心”是不得其正者，那麽(me) “有是非的意”便可能成為(wei) “人心”，即成為(wei) 不健康“心態”；既然未雜於(yu) 人的“心”是得其正者，那麽(me) “有是非的意”也可能成為(wei) “道心”，即成為(wei) 健康“心態”。這取決(jue) 於(yu) “良知”或“天理”是否成為(wei) “心體(ti) ”，因為(wei) “意”是“心”之所發。概言之，“意”是“心”之“應物起念”，即與(yu) 事物接觸中所產(chan) 生的“心態”，這種“心態”在性質上的表現是不穩定的，方是方非，方正方邪。但“意”發於(yu) “心”，因而“心”是體(ti) ，“意”是用，即“意”受製於(yu) “心”。同時，“心”明覺精察之“良知”是“意”之本體(ti) ，即負責監督“意”的任務，當“良知”發現“意”之邪、之非，說明“心”不再是“純於(yu) 理之心”，不再是“無不正之心”。故王陽明說：“蓋心之本體(ti) 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1](P971)如此便需“致良知”以恢複“本體(ti) 之心”。可見，王陽明不僅(jin) 分析了“心態”問題的認識論原因，而且預設了解決(jue) “心態”問題的路徑。

其三，“心態”問題的學脈根據。由上述可見，“心態”問題不僅(jin) 是基於(yu) 對社會(hui) 現實的思考，而且是對人心是非善惡之原因的認識論追問。那麽(me) ，聖人之學是否關(guan) 切“心態”問題，是否以解決(jue) “心態”問題為(wei) 要務呢？這是陽明心學必須正視和回答的問題，因為(wei) 隻有證明聖人之學是心學，才能使心學獲得道統上的合法性；隻有說明“心態”問題是聖人之學的內(nei) 在課題，才能名正言順地利用儒學資源以處理“心態”問題。無疑，王陽明非常智慧地處理了這個(ge) 問題。他說：“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chuan) 也。”[1](P245)也就是說，聖人之學即心學，堯、舜、禹三聖相授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心學的源頭。其中，“允執厥中”的“中”，即“道心”，而“道心”精一就是“仁”，因而孔孟之學乃三聖之學的嫡傳(chuan) 。王陽明又說：“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yu) 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yu) 人而危矣，偽(wei) 之端矣。”[1](P256)這裏，除了繼續強調“十六字心訣”作為(wei) 心學源頭之地位外，還對“道心”與(yu) “人心”的內(nei) 涵作了解釋與(yu) 規定，並明確了“人心”之為(wei) 心學難題的性質，而“人心”是雜於(yu) 人者，因而心學的任務是“求盡其心”，即充分顯發“道心”以抑製“人心”。既然聖人之學就是心學，那麽(me) 陽明心學自是聖人之學的傳(chuan) 承，從(cong) 而解決(jue) 了心學在道統上的合法性問題；既然盡顯“道心”以抑製“人心”是心學的核心任務，那麽(me) “心態”的健康即是心學的課題；既然“惟精惟一”是使“人心”回歸“道心”的精神訴求，那麽(me) 心學就獲得了解決(jue) “心態”問題的方向與(yu) 方法。

其四，“心態”問題乃君子之學要務。既然“心態”問題屬於(yu) 聖人之學的內(nei) 在使命，那麽(me) 它自然是聖人之學傳(chuan) 承者陽明心學所必須思考和解決(jue) 的課題。王陽明說：“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wei) 之蔽，習(xi) 為(wei) 之害。故去蔽與(yu) 害而明複，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汙入之而流濁。猶鑒也，垢積之而光昧。”[1](P233)在他看來，“心體(ti) ”本善，光亮透明，一塵不染，隻是由於(yu) 利欲的遮蔽和陋習(xi) 的傷(shang) 害而形成邪惡“心態”，從(cong) 而使本善之“心”不能發用流行，潤澤萬(wan) 物。因此，除“蔽”祛“害”，便成為(wei) 恢複本心的前提，而要除祛“蔽”、“害”，必當除祛好利欲之心，必當消滅不良習(xi) 性。故而君子之學的要務就是“明心”，須將消極的“心態”轉變為(wei) 積極的“心態”。王陽明說：“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yu) 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汩其性，喪(sang) 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為(wei) 哉？謹守其心而已矣。”[1](P263)由於(yu) “人心”不存“天理”而使其天性遭到傷(shang) 害，因而君子之學的要務就是使人“存心”。所謂“存心”，即反身向內(nei) ，謹守其心以揚善抑惡，恒為(wei) “道心”。概言之，“明其心”、“求其心”、“守其心”，都是主張要將已喪(sang) 失的“善體(ti) ”恢複，使“心”光明以回歸“道心”，從(cong) 而呈現健康的“心態”，此即君子之學的要務。

綜上所述，“心態”問題的社會(hui) 現實關(guan) 切反映了陽明心學的經世特質，“心態”問題的認識論原因分析反映了陽明心學的哲學品格，“心態”問題的聖人之學定位反映了陽明心學的道統訴求，“心態”問題的君子之學擔當反映了陽明心學的人文情懷。如此，“心態”問題便邏輯地成為(wei) 心學的內(nei) 在關(guan) 切。

二、對“心態”問題的把脈

由上可見，“心態”問題的確是陽明心學的內(nei) 在關(guan) 切。基於(yu) 這種關(guan) 切，王陽明對“心態”問題的狀況、危害及原因等展開了係統化的思考與(yu) 分析。

其一，“心態”問題的普遍性。所謂“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即謂“心態”是主體(ti) 對客體(ti) 反映過程中出現的心理現象；而主體(ti) 對客體(ti) 的反映是人類的基本行為(wei) 方式之一，因而如果說“心態”生於(yu) “應物”，那麽(me) 其必然是普遍而多樣的。王陽明的觀察也證明了這一點。有所謂“好勝之心”：“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yu) 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yu) 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之聲音顏色，拒人於(yu) 千裏之外。不知有道者從(cong) 旁視之，方為(wei) 之疏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1](P270)他明言，對於(yu) 聖人之道，不少學者坐井觀天，雖然離悟“道”尚遠，卻自信滿滿；與(yu) 人交談，卻無視他人的存在及思想，不能給人以尊重。此即彌漫於(yu) 當時學者中的“好勝之心”。有所謂“驕傲之心”：“人生大病，隻是一傲字。為(wei) 子而傲必不孝，為(wei) 臣而傲必不忠，為(wei) 父而傲必不慈，為(wei) 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yu) 丹朱俱不肖，亦隻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1](P125)他認為(wei) ，身懷“傲心”之人，為(wei) 子不能孝，為(wei) 臣不能忠，為(wei) 父不能慈。為(wei) 友不能信，因此，“傲”是人之大病，萬(wan) 惡之源：“今人病痛，大段隻是傲。千罪百惡，皆從(cong) 傲上來。”[1](P280)此即所謂頭腦發脹的“驕傲之心”。有所謂“虛誑之心”：“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1](P205)他指出，“虛誑之心”就是毫無誠意、爾虞我詐，其具體(ti) 情形是：“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仿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wei) 習(xi) 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1](P206)即以修辭比擬、章句假借以文飾、阻礙對“聖人之道”的覺悟，卻自以為(wei) 得“道”，如此欺己誑人而不能自覺。有所謂“恥非當恥之心”：“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wei) 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wei) 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wei) 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wei) 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1](P220)此即言，人若以言語不服人為(wei) 恥、以意氣不陵軋人為(wei) 恥、以憤怒嗜欲不能任情為(wei) 恥，概是病態心理，概是“恥非其所當恥”者。有所謂“妒忌之心”：“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妒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複比數者，無乃自陷於(yu) 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yu) 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1](P272)由是，不能容忍他人之善，心胸狹窄，見善便妒忌，見不善而輕侮，使自己陷於(yu) 不仁不義(yi) 之境，此即“妒忌之心”。有所謂“放蕩之心”：“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wan) 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2](P984)他直言，“蕩心”就是遠離高明而追逐汙下，得過且過，沒有理想，為(wei) 此“心態”所纏繞，必當一無所成。有所謂“謀計之心”：“立誌之說，已近煩瀆，然為(wei) 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誌於(yu) 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誌於(yu) 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1](P161)他告誡世人，誌於(yu) 道德的人才能坦然麵對功名利祿，若不能誌於(yu) 道德，而是整天謀利計功，算計他人，此即“謀計之心”。如上，即是王陽明涉及“心態”問題的部分敘述，當可以“泛濫”形容之。那麽(me) ，消極“心態”為(wei) 何如此普遍呢？王陽明說：“故凡一毫私欲之萌，隻責此誌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隻責此誌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誌，即不怠；忽心生，責此誌，即不忽；懆心生，責此誌，即不懆；妒心生，責此誌，即不妒；忿心生，責此誌，即不忿；貪心生，責此誌，即不貪；傲心生，責此誌，即不傲；吝心生，責此誌，即不吝。”[1](P260)在他看來，人皆有私欲，此私欲若不能作安全的處理，便會(hui) 轉化為(wei) 社會(hui) 危害；而勿使不健康“心態”萌發並轉化的武器就是“立誌”。如果不能“立誌”，那麽(me) 怠心、忽心、懆心、妒心、忿心、貪心、傲心、吝心等消極“心態”就會(hui) “破土而出”，泛濫成災，遺害無窮。可見，王陽明對“心態”問題觀察之仔細、體(ti) 驗之真切，是難以想象的。

其二，“心態”問題的危害性。“心態”問題之普遍恐怕是出乎王陽明預料的，但更讓他憂慮的是“心態”問題對社會(hui) 和個(ge) 人所造成的嚴(yan) 重傷(shang) 害。茲(zi) 僅(jin) 列數案：一者，蒙蔽聰明。王陽明認為(wei) ，消極“心態”必然會(hui) 導致人耳目蒙蔽。他說：“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sang) ，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ti) ，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1](P211)正常的人耳聰目明，但若充斥慕富貴、憂貧賤、患得失、尚愛憎的“心態”，必將導致其耳聾眼花。此亦陽明心學所謂“身之主宰便是心”。二者，製造爭(zheng) 端。王陽明認為(wei) ，消極“心態”必將導致人人相爭(zheng) 相軋。他說：“蓋至於(yu) 今，功利之毒淪浹於(yu) 人之心髓，而習(xi) 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zheng) 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le) 者又欲與(yu) 於(yu) 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台諫則望宰執之要。……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嚐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wei) 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1](P56)如果人人充斥功利之心，勢必導致花樣百出的爭(zheng) 端：有人好炫耀知識，有人好以勢排擠，有人好爭(zheng) 權奪利，有人好吹噓技能，有人好沽名釣譽……整個(ge) 社會(hui) 陷於(yu) 無休無止、刀光劍影的爭(zheng) 奪傾(qing) 軋之中。主管錢糧者欲兼管軍(jun) 事和司法，主管禮樂(le) 者欲插手官員選拔，身為(wei) 縣官者欲提升為(wei) 藩司、臬司，身為(wei) 禦史者卻盯著宰相要職，等等，無一不是私心作祟。三者，破壞倫(lun) 理。王陽明認為(wei) ，消極“心態”必然導致倫(lun) 理的破壞，引發惡行頻現。他說：“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wei) 子而傲，必不能孝；為(wei) 弟而傲，必不能弟；為(wei) 臣而傲，必不能忠。”[1](P280)如果有人持“目空一切”的驕傲心態，即意味著他不能居人之下，意味著為(wei) 人子必不能孝、為(wei) 人弟必不能悌、為(wei) 人臣必不能忠，直至社會(hui) 倫(lun) 理的顛覆，而且這種禍害之烈難以估量。王陽明說：“是故以之為(wei) 子，則非孝；以之為(wei) 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luan) 。尚未知所抵極。”[1](P205)“勝心”則是罪魁禍首：“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複有改過徒義(yi) 之功矣。”[2](P1183)人的惡行有大小，但無不緣於(yu) 好高之心、驕傲之心。四者，傷(shang) 害學術。王陽明認為(wei) ，消極“心態”必然給學術帶來無法避免的災難。他說：“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wei) 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wei) 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wei) 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cong) ，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dang) 自相求勝之罪也。……若隻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nei) 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dang) 同伐異，覆短爭(zheng) 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1](P207)在學術研究中，即便道理已說得一清二楚，但某些人為(wei) 了證明自己比他人高明，偏偏要提出所謂新的學說，如此越說越繁，使學者轉加糊塗，其原因就在於(yu) 不能相互取善、不能甘居人下的“好勝”之心。如果“好勝”之心不去，人人自立門戶，黨(dang) 同伐異，以私己為(wei) 目標，學術隻能每況愈下。概言之，消極“心態”必將導致耳目的蒙蔽、倫(lun) 理的破壞、爭(zheng) 鬥的頻發和學術的墮落，也就是“惡念”變成“惡行”。可見，“心態”問題給社會(hui) 和個(ge) 人造成的危害是全麵的、深重的。那麽(me) ，“心態”問題發生的根本原因何在？

其三，“心態”問題的根本原因。如上所述，“心態”問題的確給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造成了嚴(yan) 重危害，所以王陽明必須要破這個(ge) “心中賊”，打一場心靈戰爭(zheng) 。但要“破心中賊”以奪取最後的勝利，則須找到“心中賊”發生的真正原因。依陽明心學，“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而意有是有非”，此即是說“心態”問題出在“意”上。那麽(me) ，又是什麽(me) 原因使“意”轉為(wei) “非”而成為(wei) “心態”問題呢？這顯然與(yu) 那個(ge) “物”有關(guan) ，但那個(ge) “物”隻是誘因，因為(wei) 發出意念者是“心”，所以“意之非”即“心態”問題也由“心”發出，而這個(ge) “心”就是私利私欲之心。茲(zi) 舉(ju) 例言之：人之學問為(wei) 什麽(me) 會(hui) 從(cong) “為(wei) 己”轉向“為(wei) 人”？王陽明說：“君子之學，為(wei) 己之學也。為(wei) 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wei) 為(wei) 己；漭焉入於(yu) 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wei) 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wei) 有誌聖人之學，乃墮於(yu) 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1](P272)在他看來，君子為(wei) 學本來都是為(wei) 了“克己”，“克己”就是為(wei) 了實現無我境界以成聖成賢，但由於(yu) 學者執其私欲而陷於(yu) 斷滅之相，致其學蛻變成“為(wei) 人之學”而不自知。人心為(wei) 什麽(me) 會(hui) 表現得“傲慢”、“尖刻”、“粗陋”？王陽明說：“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yu) 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yu) 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yu) 奢者矯之以儉(jian) ，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複為(wei) 偏。”[1](P263)就人的氣質而言，有偏於(yu) 柔者，有偏於(yu) 慈者，有偏於(yu) 奢者，人於(yu) 此氣質之偏不得不加以矯正，如以剛正柔、以毅正慈、以儉(jian) 正奢等，但在此“矯正”過程中會(hui) 因為(wei) 過失而流於(yu) “傲心”、“刻心”、“陋心”等心態。而之所以有過失，緣於(yu) 人之“偏私”，所謂“偏於(yu) 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就是指在“以剛正柔”時由於(yu) 人之偏私而生出“傲心”。因此，“傲心”、“刻心”、“陋心”等亦皆因私利私欲所致。人為(wei) 什麽(me) 總是等到犯錯失誤時才想到修身養(yang) 性？陸原靜認為(wei) ，人未犯錯失誤時無須修養(yang) 、無須自律，故無物可格、無知可致。王陽明則指出，這是其私利之心在作祟：“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ti) ，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wan) 事而無情’也。……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yu) 有事、無事，而豈論於(yu) 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yu) 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wei) 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yu) 問辨者矣。”[1](P70)他提醒陸原靜，聖人致知的功夫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從(cong) 無間斷，因而陸氏之所以有“病發方服藥”的心態，正源於(yu) 其私利私欲。即便是“閑思雜慮”，也是由於(yu) 好色、好利、好名等私欲所致。有學生問，為(wei) 什麽(me) “閑思雜慮”也算“私欲”？王陽明說：“畢竟從(cong) 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jue) 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yu) 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隻是心之本體(ti) ，看有甚閑思慮？”[1](P22)也就是說，人之所以有“閑思雜慮”之心，是因為(wei) 其執著“好色、好利、好名”等私欲私利，私欲私利是“閑思雜慮”之根。如果人心中沒有做搶劫偷盜的念頭，隻有“心之本體(ti) ”，哪有“閑思雜慮”的時間？因此，正是私欲私利促成了“閑思雜慮”之心的萌發。總之，“心”之本體(ti) 廓然大公、晶瑩剔透、往來無礙，發用流行而澤潤萬(wan) 物，隻是因為(wei) 私欲私利的遮蔽與(yu) 侵襲，才生出諸種消極的“心態”。王陽明說：“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ti) 無所不該，原是一個(ge) 天。隻為(wei) 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ti) 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ge) 淵。隻為(wei) 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ti) 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ti) 已複，便是天淵了。”[1](P95-96)“心”本是透明的、深邃的、慈祥的、陽光的“天淵”，因為(wei) 有了私欲私利的侵襲才變得那麽(me) 汙濁、淺薄、猙獰、陰暗，因而必須剪除之，以回到“本體(ti) 之心”或“純乎天理之心”。那麽(me) ，如何回到“本體(ti) 之心”呢？

三、“致良知”：根治“心態”之方

如上所言，“心態”問題萌生於(yu) “意”，而“意”乃“心”之所發，所以“意之非”即“心態”問題也由“心”發出，此“心”乃私利私欲之心。私利私欲之心即喪(sang) 失了“良知”的心，因而找回“良知”是去除私利私欲之心的根本方法，亦即解決(jue) “心態”問題的根本方法，因而解決(jue) “心態”問題必須“致良知”。

其一，明察心態之微。“人心惟危”，消極“心態”既是微妙的，也是危險的，潛伏不露而變化莫測，有隱微之性。王陽明說：“心一而已。靜，其體(ti) 也，而複求靜根焉，是撓其體(ti) 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yu) 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cong) 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wan) 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yi) 者也。從(cong) 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製正助之謂也，是外義(yi) 者也。”[1](P182)“心”有動有靜，靜是體(ti) ，動是用，皆“心”之本有者，因而求靜之心實際上是躁動，惡動之心並不是真正的靜，這就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而往複無窮。“心”依“理”而行就是靜，從(cong) “欲”而行則是動，因此，並非有聲色貨利之誘惑才叫“欲”，隻要有“私心”便是“欲”。而有了從(cong) 欲之心，即便是心齋坐忘，也還是躁動，足見“心態”的變化莫測。那麽(me) ，如何才能明察“心”之動靜變化呢？致良知。王陽明說：“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ge) 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複起，方始為(wei) 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yu) 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yu) 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隻思一個(ge) 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1](P16)即謂“良知”的省察克治，既無時間規定，也無空間限製，能將隱匿的私利私欲尋找出來，時刻盯防，不有任何疏忽，一旦發現私念萌起，立刻下手，絕不姑息，直至無私可克，如此才是真正實功。

其二，管控心態之恣。消極“心態”之不可測性也表現在為(wei) 所欲為(wei) 、肆無忌憚上，有恣意之性。那麽(me) ，怎樣才能管製、約束它呢？致良知。王陽明說：“良知猶主人翁，私欲猶豪奴悍婢。主人翁沉痾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齊矣。若主人翁服藥治病，漸漸痊可，略知檢束，奴婢亦自漸聽指揮。及沉痾脫體(ti) ，起來擺布，誰敢有不受約束者哉？良知昏迷，眾(zhong) 欲亂(luan) 行；良知精明，眾(zhong) 欲消化，亦猶是也。”[2](P1167)這段話說得形象生動。正常情形下，奴婢對主人都是唯唯喏喏、百依百順的，但如果主人患病在床，奴婢就不老實了，尋找機會(hui) 為(wei) 非作歹；若主人病愈，奴婢馬上又變得溫順、規矩，聽從(cong) 主人指揮。“良知”好比主人，隻要健康，就可以管理好消極“心態”，不給它機會(hui) 胡來。因而，“良知”精明而眾(zhong) 欲消化，其“心態”必廓然大公。“良知”的管控性能也表現在對“感官欲”的跟蹤、限製上。王陽明說：“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jun) 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ti) ？六卿亦皆不得其職。”[1](P22)“心”不能跟著感官走，因為(wei) 如果感官逐物而不能自律，便會(hui) 生出好色、好利、好名等消極“心態”。因此，“心”有責任主宰感官。此“心”，即孟子所謂“大體(ti) ”，即王陽明所謂“良知”。

其三，照射心態之陰。消極“心態”無不偷偷摸摸，遮遮掩掩，見不得陽光，有鬼祟之性。那麽(me) ，怎樣才能使其原形畢露呢？致良知。王陽明說：“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qin) 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隻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1](P219-220)他認為(wei) ，一個(ge) 人講到快意時而能有隱默之心，意氣風發時而能有收斂之心，憤怒嗜欲到高潮時而能有克製之心，這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而這種精神力量唯“良知”能提供。因為(wei) “良知”如萬(wan) 丈光芒的太陽，可窮盡一切寓所，可穿透所有黑暗，讓鬼祟之心無處躲藏。因此，若能恒守“良知”，便可使“心態”光明。王陽明說：“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yun) 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yun) 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yun) 。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wei) 良知之蔽。然才有著時，良知亦自會(hui) 覺，覺即蔽去，複其體(ti) 矣。”[1](P111)他認為(wei) ，“情”是“心”動而有，若順“理”而行，就是“良知”的發用，就是“善”；“情”雖是人本具之性，但不可執著，執著即會(hui) 偏至，偏至的“情”便是“欲”，即生陰暗之心。不過，即便“情”有所執著，“良知”亦能立刻發覺，如陽光出而陰雲(yun) 去，“情”即合乎心之本體(ti) ，回歸健康的“心態”。

其四，誠純心態之垢。消極“心態”無不藏汙納垢，肮髒卑劣，有卑汙之性。那麽(me) ，如何才能祛除汙垢呢？致良知。王陽明說：“人心本體(ti) 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ge) 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ti) ，即是功夫，人己內(nei) 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xi) 心在，本體(ti) 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wei) 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ti) 亦明盡了。……人有習(xi) 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wei) 善去惡功夫，隻去懸空想個(ge) 本體(ti) ，一切事為(wei) 俱不著實，不過養(yang) 成一個(ge) 虛寂。此個(ge) 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1](P117-118)人心本體(ti) 原是明瑩無滯的，但由於(yu) 不良的習(xi) 性，心之本體(ti) 被塵埃蓋住，被渣滓堆壓，從(cong) 而轉變為(wei) 消極“心態”。因而，隻有洗去掩蓋在心體(ti) 上的汙垢，擦去粘結在心體(ti) 上的渣滓，才能恢複本心。所謂“汙垢”，即指意念上有“惡”或“非”，因而洗去汙垢以複本體(ti) 就在於(yu) “誠意”。王陽明說：“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ti) 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於(yu) 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個(ge) 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個(ge) 良知便不去做，則這個(ge) 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1](P119-120)“意”有是非善惡，即謂“意”可能轉變為(wei) 陰暗心態，若“意”轉變為(wei) 陰暗心態，便需“誠意”。因而“誠意”就是去除意念上的汙垢，而去除意念上的汙垢必須“致良知”；“致良知”即是監督“意”之動向，引其為(wei) 善去惡，所以是“正其不正以歸於(yu) 正”。總之，“致良知”就是“正心”，回到心之本體(ti) ，使“心態”重現光明。

其五，融釋心態之鬱。消極“心態”如水中凝結的冰塊或天上聚集的烏(wu) 雲(yun) ，閉塞沉悶，有鬱結之性。王陽明說：“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錄，決(jue) 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cong) 好於(yu) 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yu) 詩酒山水技藝之樂(le) ，又或奮發於(yu) 意氣，感激於(yu) 憤悱，牽溺於(yu) 嗜好，有待於(yu) 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錄，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澈，廓然與(yu) 太虛而同體(ti) 。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wei) 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ti) ，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sang) 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yu) 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yu) 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yu) 覺矣，又何有於(yu) 睿知？然則，又何有於(yu) 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yu) 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yu) 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yu)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1](P210-211)也就是說，人皆有慕富貴之心、憂貧賤之心、計得喪(sang) 之心、持愛憎之心，且憂愁悲苦、意衡心鬱，而化解的辦法也是“致良知”。因為(wei) “良知”本無富貴可慕、本無貧賤可憂、本無得喪(sang) 可欣戚、本無愛憎可取舍，因而可以做到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並且如溥博淵泉而隨時噴射，溫暖且睿智，從(cong) 而融釋鬱悶的“心態”。牟宗三曾說：“凡此皆須憑借內(nei) 在道德性之本心以及本心所自給之普遍法則(天理)以消除之或轉化之。”[3](P560)所謂“內(nei) 在道德性之本心”，即是“良知”，牟宗三認為(wei) 其可融釋心中的冰塊、驅散心中的烏(wu) 雲(yun) 。

其六，平和心態之躁。消極“心態”患得患失，斤斤計較，有狂躁之性。怎樣才能平和此狂躁之心？致良知。王陽明說：“諸君隻要常常懷個(ge) ‘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隻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1](P101)他認為(wei) ，一個(ge) 人若能做到“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哪裏還會(hui) 在意功名利祿？哪裏還能生出趨炎附勢之心？而要做到這一點，須依“良知”而為(wei) 。“良知”何以能“平和”計較而躁動的心態呢？王陽明說：“義(yi) 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yi) 。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yi) ’亦隻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wan) 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泣’。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wei) 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ti)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luan) 其所為(wei) ，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1](P73)所謂“義(yi) ”，即適宜、平和。而“致良知”就是行其所行，止其所止，生死自然。相反，那種謀其力所不能、強其知所不及者，皆不得稱為(wei) “致良知”。因此，“致良知”本質上就是將迎自然、寵辱不驚，不為(wei) 物所累，“得意淡然，失意坦然”，從(cong) 而養(yang) 成“八風不動”的“心態”。這樣的“良知”，不僅(jin) 是善體(ti) ，更是一種大智慧。

其七，培植心態之體(ti) 。依陽明心學，心體(ti) 本善，有了本善的心體(ti) ，即擁有了無窮的善力，但心之本體(ti) 常被聲色名利所遮蔽而不能發用流行，放其光明，因而需要“良知”的供養(yang) ，以培植心體(ti) 。王陽明說：“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ti) 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ti) 之知，未嚐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ti) 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複其本體(ti) ，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yu) 外也，而反複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1](P243)也就是說，隻要至善的心之本體(ti) 在，“心態”問題便會(hui) 迎刃而解。而養(yang) 護心體(ti) 須依靠“誠意”，“誠意”須依靠“致良知”，“致知”則“意誠”，“意誠”便“心正”，即回到心之本體(ti) ，從(cong) 而可抵禦一切外來誘惑。因此，“致良知”就是反身向內(nei) ，知善、守善、行善，養(yang) 育堅固、光明、智慧的心體(ti) 。王陽明說：“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yu) 今之所謂體(ti) 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ti) 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複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1](P219)也就是說，若“心體(ti) ”沒有遮蔽之憂，就不會(hui) 發生“心態”問題，因而悉心培植心體(ti) 之善便是掃蕩“心中賊”的終極方法。王陽明將“致良知”視為(wei) 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將“體(ti) 認天理”視為(wei) 茂其枝葉之生意以複之根本，二者相以為(wei) 用而成就“光明之心”。

不難看出，王陽明對“心態”的諸種特性有較仔細的考察和較準確的把握，並相應地提出了處理“心態”問題的對策。這個(ge) 對策就是“致良知”，所謂“勝私複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1](P6)。“致良知”才能“去私複理”，至“意誠”，“意誠”便是健康的心態。因此，“良知”是萬(wan) 善之源，亦是眾(zhong) 智之源，融於(yu) “心”即為(wei) 心之本體(ti) 。由於(yu) “良知”對世間萬(wan) 象懷慈悲之心，其願力表現就是應所遇而顯其用。所謂“良知發用流行”，明察、管控、照射、誠純、融釋、平和等功夫正是“良知”應對“心態”諸種特性而顯其用者。

四、作為(wei) 治療“心態”問題的陽明心學

如上討論表明，王陽明對於(yu) “心態”問題有係統、深入的思考。此種思考不僅(jin) 在中國儒學史上具有獨特地位，而且對於(yu) 檢討、培育當世人的“心態”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yi) 。基於(yu) 這樣的認知，或可作如下引申：

其一，陽明心學初步完成了“心學心態學”的建構。自孔子始，儒家從(cong) 未停止對“心”的關(guan) 注和討論，但的確未從(cong) “心態”角度思考並提出較為(wei) 像樣的理論或學說，這個(ge) 工作在王陽明這裏得到了落實。如本文所示，王陽明對“心態”問題作了非常係統、細致、深入的分析與(yu) 研究，並提出了相應的解決(jue) 方案。就宏觀架構而言，王陽明不僅(jin) 探討了“心態”問題發生的原因，而且歸納了“心態”問題的種類；不僅(jin) 揭示了“心態”問題的特點，而且分析了“心態”問題的危害，並提出了解決(jue) “心態”問題的根本原則與(yu) 方法。如此，陽明心學儼(yan) 然成為(wei) 關(guan) 於(yu) “心態”問題的原因、類型、特點、危害及解決(jue) 方法的學說。就微觀分析而言，王陽明將“心態”分為(wei) “心”與(yu) “意”兩(liang) 個(ge) 層次，“心”是“心態”的基本層次，是“靜止”的層次，“意”是活動的層次，即“心”的外在表現。而就“心”而言，又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麵相：一是純於(yu) “理”即為(wei) 心之本體(ti) ，或道心，因而“心”是無善無惡的天淵，“心”所發出的“意”必為(wei) “善”；二是純於(yu) “氣”即為(wei) 人心，人心可善可惡、可是可非。就“意”而言，是“心”與(yu) “物”相接觸者，其善惡是非的產(chan) 生須與(yu) “物”相接觸，但是非善惡與(yu) “物”無關(guan) 。由於(yu) “良知”是“心”之本體(ti) ，因而對由“心”發出的“意”有完全的掌控，即“良知”是“心”監督“意”的裁判者。可見，王陽明不僅(jin) 將“心態”視為(wei) 一種由“心”、“良知”、“意”等要素構成的心理結構，而且將其視為(wei) 一種動態變化的心理活動，既有對“心態”發生、展開、變化和結束的描述，也有對不同性質“心態”的互動與(yu) 矛盾的分析，其“心”類似“潛意識”，其“良知”類似“前意識”，其“意”類似“意識”。因而可以說，陽明心學對“心態”問題的確有了令人驚訝的覺悟和認知，不僅(jin) 形成了宏觀的理論架構，而且提出了微觀的智慧思考，從(cong) 而成為(wei) 處理“心態”問題的一門精深學問，由此構成了中國儒學史上第一個(ge) “心態儒學”，即“心學心態學”。

其二，“心學心態學”是孔孟儒學新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雖然先秦儒家並未係統地思考“心態”問題，更未提出關(guan) 於(yu) “心態”的理論，但孔子、子思、孟子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心態”問題。比如，孔子說：“眾(zhong) 惡之，必察焉；眾(zhong) 好之，必察焉。”(《論語·衛靈公》)即對於(yu) 人們(men) 的喜好厭惡之心必須有準確的了解和把握。《大學》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le)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大學》第八章)“心態”決(jue) 定人的行為(wei) ，因而端正“心態”具有根本意義(yi) 。孟子說：“存乎人者，莫良於(yu) 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度哉？”(《孟子·離婁上》)他主張，眼睛是心靈的窗戶，觀察和把握一個(ge) 人的心態，可通過觀察他的眼睛來實現。總之，心正則身正，心斜則身歪，因而必須正心。這樣說來，“心態”問題實際上是儒家所關(guan) 注的重大課題之一。另外，如果按照王陽明的邏輯，聖人之學即心學，而心學的精神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任務就是化“人心”為(wei) “道心”，方法就是“惟精惟一”，那麽(me) ，陽明心學不僅(jin) 是儒家“心態”思想的傳(chuan) 承者，更是其光大者。再者，陽明心學不僅(jin) 探討了“心態”問題發生的複雜原因，歸納了“心態”問題的類型，分析了“心態”問題導致的危害，揭示了“心態”問題的特點，尤其探討了“心態”的結構，並提出了解決(jue) “心態”問題的方法，這使陽明心學成為(wei) 儒家思想不折不扣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者，王陽明從(cong) 道統上所追求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坐實。所以，王陽明將“致良知治心態”之法視為(wei) 聖人之學的正法眼藏，是名副其實的：“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誌中尚多有未徹。近於(yu) 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cong) 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yu) 支離。”[1](P199-200)由是，我們(men) 似乎沒有理由否認王陽明在“心態”問題上與(yu) 孔孟心靈的相契性。

其三，“心學心態學”視域中“心態”問題的性質。所謂“心態”問題的性質，是指“心學心態學”處理“心態”問題的學科屬性，即當作什麽(me) 性質的問題進行處理，是心理學問題，認識論問題，情感問題，還是道德倫(lun) 理問題？我們(men) 的答案是道德倫(lun) 理問題。第一，關(guan) 於(yu) “心態”問題的論述，王陽明或說“心之所發謂之意，意之本體(ti) 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或言“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無論是“意之所在便是物”，還是“應無起念謂之意”，都表明“意”或“心態”問題發生於(yu) 主觀與(yu) 客觀的接觸，無主客接觸就不會(hui) 有“心態”問題。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心態”問題應該是認識論問題。但其所謂“意之有是有非”，係指“意之善惡”，因為(wei) “誠意”就是將不善的念克去；而且意之所在或事親(qin) ，或事君，或仁民愛物，概是倫(lun) 理問題，而不是主觀與(yu) 客觀相符不相符的問題。這樣，“心態”問題一開始便屬於(yu) 道德倫(lun) 理範疇。第二，關(guan) 於(yu) 心態問題發生的原因，王陽明認為(wei) 可分為(wei) 主次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私欲私利；二是良知的喪(sang) 失。這兩(liang) 個(ge) 原因都是道德問題，而不是情感問題、心理問題或知識問題。第三，關(guan) 於(yu) 心態問題的解決(jue) ，王陽明雖然提出了許多具體(ti) 的辦法，但所有辦法的力量源泉來自良知，而良知是善體(ti) ，不是真知，是道德理性，不是科學理性，良知就是通過“善體(ti) ”解決(jue) “心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意之本體(ti) 便是知”，由於(yu) 這個(ge) “知”是良知，即用於(yu) 監督或引導“意”的行走軌跡，使其由“非”轉“是”、由“惡”轉“善”，從(cong) 而徹底改變了“意”的認識論性質，使其成為(wei) 一個(ge) 倫(lun) 理學問題。這樣，陽明心學對關(guan) 於(yu) “心態”現象的發生、“心態”問題發生原因的分析、“心態”問題的解決(jue) 方法等，都作了道德倫(lun) 理層麵的處理。因此可以說，陽明心學視域中的“心態”問題本質上是道德倫(lun) 理問題。此特點亦足使吾人三思矣!

其四，“心學心態學”處理“心態”問題的境界。王陽明處理“心態”問題表現了怎樣的境界？誠如上述，對於(yu) “心態”而言，“良知”可以明察心態之狀，管控心態之恣，照射心態之陰，誠純心態之垢，融化心態之鬱，平和心態之躁，培植心態之體(ti) 。如此，人的“心態”便能“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不為(wei) 聲色所誘，不為(wei) 名利所累，超越一切而“與(yu) 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不過，這種境界並非直接祛除“心態”問題而得，而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功夫，即任憑聲色名利之誘惑，其心往來由自。之所以能呈現如此境界，並非無所作為(wei) ，而是有所作為(wei) ，此作為(wei) 就是建立“天理”或“良知”為(wei) 內(nei) 核的心之本體(ti) 。王陽明說：“夫心之本體(ti) ，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yu) 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ti) 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ti) ，無所虧(kui) 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le) 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cong) 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yu) 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yu) 戒慎恐懼之無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ye) 業(ye) ，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ti) 之自然也。出乎心體(ti) ，非有所為(wei) 而為(wei) 之者，自然之謂也。”[1](P190)也就是說，灑落的、自由的、陽光的“心態”出乎心體(ti) 之自然，即所謂“是灑落生於(yu) 天理之常存”。誠如熊十力所言：“儒者言克己，若不反求天理之心，天理之心即是本心或本體(ti) 。將仗誰去克得己來？……沒有天理為(wei) 主於(yu) 中，憑誰去察識己私？憑誰去克？大本不立，而能克去己私巨敵，無是事也。船山平生極詆陽明，於(yu) 此卻歸陽明而不自覺。陽明良知，即天理之心也，即先立大本也。”[4](P416)因此，“心學心態學”對於(yu) “心態”問題的處理所表現的境界，是通過將“良知”或“天理”種植於(yu) “心”而生長為(wei) 心之本體(ti) ，化德性為(wei) 智慧。此“智”即“善智”，亦即“良知”，從(cong) 而變化“心”的性質，使“心”回歸道心，其“心態”自然燦然、聖潔、慈愛，渾然與(yu) 萬(wan) 物一體(ti) 。總之，“心學心態學”處理“心態”問題的境界，是善體(ti) 與(yu) 心理的融合，心理活動同時是善體(ti) 的呈現，失去良知，就不會(hui) 有健康的“心態”。

總之，不利於(yu) 社會(hui) 和諧發展的消極“心態”，無疑是當今社會(hui) 須高度關(guan) 注的重大課題，人們(men) 對於(yu) 一些公共事件的反映或表達，即是其“心態”的真實表現。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社會(hui) 中不乏王陽明所批評的阿諛、卑躬、愚昧、狂傲、無恥、邪惡的“心態”。這說明，我們(men) 仍須致力於(yu) 種植“良知”於(yu) “心”之事業(ye) ，以培植健康、和諧、友善、誠信、平等、自由、公正、樂(le) 觀向上的“心態”，從(cong) 而做到：“此心光明，亦複何言？”[2](P1324)

原文參考文獻：

[1]王陽明全集(上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王陽明全集(下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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