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合孟荀”與(yu) 重建道統的現代思考——從(cong) “朱熹是荀學”說起

作者：朱鋒剛（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哲學係）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天府新論》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初三日癸酉

          耶穌2019年6月5日

摘要：如何把握荀子與(yu) 宋明理學的關(guan) 係、看待荀子和朱熹之間的思想關(guan) 係，是儒學思想道統研究中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對此，牟宗三、李澤厚提出“荀子與(yu) 朱子類似”、“朱熹是荀學”的論斷。如此將朱熹與(yu) 荀子歸為(wei) 一類的做法突破了人們(men) 的以往認知，促使人們(men) 重新思考荀子與(yu) 孟子、宋明理學的關(guan) 係。本文試從(cong) 梳理、評析牟宗三、李澤厚關(guan) 於(yu) 荀子和朱熹之間關(guan) 係的相關(guan) 論述切入，說明“朱熹是荀子”論斷的重要意義(yi) ，從(cong) 探究荀子與(yu) 宋明理學思想關(guan) 係中思考統合孟荀、重構道統的理路和可能。

關(guan) 鍵詞：歧出、正宗、舉(ju) 孟旗、行荀學、朱熹是荀學

宋明理學的抑荀態度使得荀子在很長時間都未能得到合理評價(jia) 。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現代新儒家。牟宗三（下文統稱“牟氏”）提出“三係論”，認為(wei) 荀子與(yu) 朱熹類似，是“別子”。李澤厚（下文統稱“李氏”）提出朱熹是荀學[3]，是主線，孟子、陽明是“別子為(wei) 宗”。兩(liang) 人立場有別，評價(jia) 相反，但都將朱熹與(yu) 荀子歸為(wei) 一類。雖然兩(liang) 種說法都有偏頗，但“朱熹是荀學”命題的提出對於(yu) 思考“統合孟荀”乃至整全儒學問題意識有著重要意義(yi) 。

荀子始終是以孟學傳(chuan) 統中的他者形象出場。朱熹承續了心性之學的立場，是孟學傳(chuan) 統的代表性人物。“識性”是宋明理學評價(jia) 荀子得失的重要依據。荀子“性偽(wei) 之分”的做法與(yu) “心性與(yu) 工夫”的話語係統格格不入，“是以荀子之心態……是‘別子為(wei) 宗’也。”[4]朱熹亦因將“道體(ti) ”理解為(wei) 隻存有不活動，工夫上無法實現自律道德而屬“別子”。故朱熹與(yu) 荀子相類。牟氏將荀子的判定推論至朱熹的做法引起極大爭(zheng) 論。無論批判、繼承還是超越，牟的說法都是繞不開的。針對朱熹是否為(wei) 歧出，有諸種辯駁。其中，林安梧接著牟氏義(yi) 理予以推進，認為(wei) 朱熹並非歧出，而為(wei) 一‘橫攝歸縱’的係統[5]。在辯駁牟氏“歧出說”的諸種觀點中，李氏回應最具代表性。牟氏“朱子與(yu) 荀子相類”的提法尚且含混，李氏則明確表示“朱熹是荀學”。牟氏與(yu) 李氏各執一偏的做法在學理上都欠公允，卻都認為(wei) “朱熹是荀學”。該命題是二人思想建構的重要環節，也是我們(men) 思考儒學義(yi) 理發展脈絡的關(guan) 節點。

別子與(yu) 歧出

正宗儒家與(yu) 道統問題緊密相關(guan) 。宋明儒昌明道統，孟學為(wei) 其宗主，荀子備受冷落。牟氏等現代新儒家延續了宋明儒的基本立場，推崇孟學、抑製荀學。牟氏認為(wei) “踐仁以知天”自德以言性[6]是孔子開創的新傳(chuan) 統，承繼者為(wei) 正宗；荀子承襲了“自生以言性”的古老傳(chuan) 統，可“統攝於(yu) 宋儒所言之氣質之性”。“孔子仁教所開啟的成德之教的‘成人’代表著孔子生命智慧的方向。”[7]儒家的生命智慧須以孔子為(wei) 標準。孟子繼承了孔子開創的新傳(chuan) 統故而成為(wei) 正宗。荀學雖包括在孔子學說之中，但它不是孔子之為(wei) 孔子的核心，故而是別子。仁是孔子的發明，但仁與(yu) 禮的關(guan) 係是中心問題。隻有將仁置於(yu) 禮樂(le) 傳(chuan) 統才能更好地理解孔子的發明。以是否為(wei) 孔子發明來評判正宗的做法，這與(yu) 孔子的問題意識相偏頗。

荀子以生言性，言氣性，提出“性偽(wei) 之分”，沒有從(cong) 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心性來談性。他以建構社會(hui) 秩序為(wei) 中心統攝心性、工夫等問題，雖然道德心性的發用流弊並非其討論問題的中心，但成德之教的“成人”問題依然是其重要的關(guan) 注點。與(yu) 其說荀子沒有洞見到超越的內(nei) 在道德性的性[8]，倒不如說是理論詮釋框架差異所導致。與(yu) 其說荀子建立不起道德善的性[9]，倒不如說以心性之學來統攝荀學本身就是對孔子傳(chuan) 統的一種偏駁。荀子與(yu) 宋明儒言性的話語係統不同。荀子言性偽(wei) ，宋明儒言氣質之性和天命之性相對，二者是有差異的。氣質之性是依心性之學的理論框架來展開的。將荀子的性比附為(wei) 氣質之性是不妥的。以心性之學為(wei) 正宗，荀子注定為(wei) 別子。心性之學會(hui) 遇到推衍外王的難題，荀學則需要麵對統攝儒學成德之教中實踐工夫的問題。[10]這兩(liang) 個(ge) 問題是並存的，而非同一問題。因此，如何統合由孟荀深化了的問題是儒學發展的關(guan) 鍵。

“以曾子、子思、孟子，及《中庸》《易傳(chuan) 》與(yu) 《大學》為(wei) 足以代表儒家傳(chuan) 統之正宗，為(wei) 儒家教義(yi) 發展之本質，而荀子不與(yu) 焉”[11]荀子善為(wei) 《易》，在《荀子》書(shu) 中有多重體(ti) 現[12]，劉向在校理《荀子》一書(shu) 所撰序錄中也提及荀子善為(wei) 《易》、《禮》。無論是“《大學》為(wei) 荀學說”[13]還是禮書(shu) “怕隻是荀子作”[14]的說法都說明荀子與(yu) 《易》、《禮記》關(guan) 係極為(wei) 密切。劉向、朱熹、馮(feng) 友蘭(lan) 所引文獻是確證的，文獻梳理又是牟氏義(yi) 理架構的重要方式，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結論相左的情況？對牟氏而言，荀子沒有接續心性問題的脈絡來發展儒學、詮釋經典，即便他對於(yu) 《易》《禮》再熟悉、關(guan) 係再密切，也不足以列為(wei) 發展儒家教義(yi) 一脈。朱熹接續道統，針對心性問題、經典進行創造性詮釋，並成為(wei) 宋明理學最大代表。但朱熹對於(yu) 道體(ti) 、性體(ti) 的理解不符合牟氏的正解，故亦被排除出正統，成為(wei) 歧出。荀子與(yu) 朱熹皆因對心性的理解有別於(yu) “正宗”而被判為(wei) “別子”。就此而論，二者相類。

依照牟氏的理解，朱熹與(yu) 荀子皆屬橫攝係統，無法解決(jue) 心性與(yu) 工夫中道德自律的問題，會(hui) 導致道德他律。“荀子亦是橫攝係統，隻羞荀子未將其禮字轉為(wei) 性理耳。……講成橫攝係統者是朱子學。”[15]荀子所言天偏重客觀義(yi) ，提出“化性起偽(wei) ”，以禮統攝性理問題，關(guan) 注禮樂(le) 治世，但並未著力思考如何貫通天道與(yu) 工夫。禮雖蘊涵著成德之教的要義(yi) ，但工夫有外在化、淪為(wei) 道德他律的危險。朱熹的“性理”是隻存有不活動，會(hui) 導致心性工夫無法落實，淪為(wei) 他律。荀子與(yu) 朱熹對於(yu) 道體(ti) 都沒有正確的體(ti) 察，無法貫通天道與(yu) 工夫。荀子以“辨”“禮”作為(wei) 人之為(wei) 人的標誌，從(cong) 形而下的“所以然”來談性。朱熹的“所以然之理”則是形而上的、超越的、本體(ti) 論的。[16]朱熹從(cong) 本質上將“禮辨之道”普遍化而說為(wei) 性。[17]朱熹與(yu) 荀子在契合道體(ti) 、重視外在工夫、導致道德無力等問題方麵被牟氏歸為(wei) 相類似。朱熹接續荀子脈絡來發展。倘若荀子將禮字轉為(wei) 性理，一旦有理論自覺，荀子就是朱熹。而朱熹則是有著理論自覺的荀子。荀子與(yu) 朱熹的差異隻是形式性的。

朱熹“以荀子之心態講孔子之仁，孟子之心與(yu) 性，以及《中庸》、《易傳(chuan) 》之道體(ti) 與(yu) 性體(ti) ，隻差荀子未將其所說之禮與(yu) 道視為(wei) ‘性理’耳。……此一係統因朱子之強力，又因其近於(yu) 常情，後來遂成為(wei) 宋明儒之正宗，實則是以別子為(wei) 宗，而忘其初也。”[18]荀子之心態即：思考方式是直線分解[19]型的，將下學上達、致知格物作為(wei) 切實平實的讀書(shu) 法，忌諱談論籠統浮泛的超越體(ti) 證，[20]倚重的經典是《大學》[21]。這種心態與(yu) 生命缺乏契接與(yu) 呼應。濂溪、橫渠、明道一係倚重《中庸》、《易傳(chuan) 》，“逆覺體(ti) 證”能契會(hui) 實體(ti) [22]。生命與(yu) 於(yu) 穆不已的天道實體(ti) 相契接方是正統。朱熹以《大學》為(wei) 主導，將道體(ti) 、仁、性提煉為(wei) 存有論的理，而將心旁落，工夫的重點落在致知格物，皆無法遙契道體(ti) 、領悟儒家的原旨，或所契悟的道體(ti) 隻存有而不活動[23]，工夫上由《中庸》入手，終於(yu) 《大學》的路數遠離於(yu) 孔孟精神[24]。荀子與(yu) 朱熹的思維方式相類，“無人能視荀子為(wei) 正宗也，”[25]故朱熹亦屬歧出。“朱子始真有點新的意味，而又恰似荀子之對孔孟而為(wei) 新”[26]。荀子與(yu) 朱熹的“新”分別是在先秦儒學和宋明儒學大宗的歧出。無論是荀子與(yu) 《大學》關(guan) 係緊密，還是朱熹倚重《大學》來闡發儒家義(yi) 理將先秦儒家原義(yi) 轉為(wei) 另一係統，究其緣由在於(yu) 《大學》缺乏義(yi) 理方向[27]。

“歧出”如何會(hui) 成為(wei) “正宗”？“強力”與(yu) “近乎常情”是牟氏給出的解釋。“強力”意味朱熹對於(yu) 心性工夫等問題的詮釋能力強大；“近乎常情”表示朱熹的義(yi) 理詮釋與(yu) 為(wei) 學工夫易被人理解接受、有實現安身立命的功效。倘若朱熹的“性理”與(yu) 荀子的“禮道”相類，差別隻在於(yu) 措辭的話，那麽(me) 荀子也具備成為(wei) “大宗”的理由，為(wei) 何荀子沒成為(wei) 大宗？朱熹依照荀子心態言說心性之學成為(wei) “歧出”，與(yu) 荀學本身就是“歧出”，這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問題。但這兩(liang) 個(ge) 問題在牟氏這裏成為(wei) 同一個(ge) 問題。

正宗與(yu) 歧出的判定是牟氏引人關(guan) 注的焦點，但“朱熹類荀子”的說法作為(wei) 其思想建構的環節而出現，潛在地蘊含著分梳、統合孟荀傳(chuan) 統、合理評價(jia) 儒學不同傳(chuan) 統等問題。牟氏將荀子與(yu) 朱熹歸為(wei) 一類的做法改變了宋明理學中孟荀對峙的義(yi) 理格局，將朱熹剝離出孟學傳(chuan) 統的做法變相地進行了統合孟荀的工作。遺憾的是他隻從(cong) 存有的理解、思維範式等方麵做了簡要歸類，未能對二者學理上關(guan) 係予以必要梳理。

“孟荀互補”與(yu) “行荀學”

針對牟氏輕視荀學、認為(wei) 朱熹是“別子為(wei) 宗”的做法，李氏立場鮮明，但關(guan) 於(yu) 朱熹與(yu) 荀子關(guan) 係的認知前後有變化。他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強調孟荀傳(chuan) 統是同等重要、互相補益的，“恰好成為(wei) 儒學中的兩(liang) 個(ge) 並行的車輪和兩(liang) 條不同的路線，從(cong) 不同方麵把孔子仁學結構不斷豐(feng) 富化。”[28]統攝孟荀的問題意識和依照“情理結構”進行分析的理論方法在此業(ye) 已出現。近年來，他提出“舉(ju) 孟旗，行荀學”，認為(wei) 荀學傳(chuan) 統是主線，將朱熹列為(wei) 荀子一係，提出“朱熹行荀學”。

宋明理學建立自律道德的形而上學本體(ti) 論對於(yu) 挺立人的道德主體(ti) 固然至關(guan) 重要，但因其與(yu) “外王”缺乏深刻的理論關(guan) 係，走向了準宗教性的超越道路，帶來了非常有害的社會(hui) 後果。[29]荀子強調人為(wei) ，以改造自然的性惡論與(yu) 孟子追求先驗的性善論鮮明對立，反對一切超經驗的迷信與(yu) 虛妄，克服和衝(chong) 淡了這種神秘方向[30]。相較孟子-理學傳(chuan) 統，荀子這條線索起了重要的理性清醒劑的解毒抗衡作用。[31]“性惡論”正是包括朱熹在內(nei) 的宋明理學和現代新儒學所擔心、詬病和批判。“朱熹在理論層次上高於(yu) 程顥、陸象山等人，”[32]是宋明理學的代表[33]、儒學的“正統”。朱熹與(yu) 荀子分屬儒學傳(chuan) 統中兩(liang) 條不同路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朱熹與(yu) 荀子尚屬互益、互補的關(guan) 係，並非同一傳(chuan) 統。這是他對牟氏之於(yu) 朱熹評價(jia) 的駁斥。在他看來，要孟荀並重，充分發揚和發展荀學傳(chuan) 統，勢必要把它提升到宋明理學所深刻精細化了的本體(ti) 高度[34]。李氏在為(wei) 朱熹和荀子正名，將二人視為(wei) 儒學不同傳(chuan) 統的代表，但尚未提出“朱熹行荀學”的說法。

“朱熹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其實是舉(ju) 孟旗、行荀學（這點十分重要，指理論的客觀建構和實踐功能，非朱的自覺意願），以綱常倫(lun) 理壓抑人的情欲，無怪乎好些學者都以朱學為(wei) 荀學。……以‘滅人欲’的教育來管控百姓……。所以孔-荀-董-朱，成了中國倫(lun) 理學傳(chuan) 統的實際主線。”[35]運用禮樂(le) 來管控情欲，以外在的手段實施教化，是荀學重要內(nei) 容。朱熹強調“存天理，滅人欲”，但這一命題的基本含義(yi) 二程已有。在李氏看來，朱熹雖非基於(yu) 自覺意願，但事實上在行荀學。依此邏輯，二程也不例外？倘若二程、朱熹等都在“行荀學”，這隻能說明依據心性與(yu) 工夫來言宋明理學的做法本身有局限，或者說荀學本身就是理學的重要傳(chuan) 統之一。

朱熹“行荀學，舉(ju) 孟旗”的緣由是“孟子以那種盡管不符合邏輯卻極為(wei) 煽情的論辯語言，比務實可靠的荀子論證，作為(wei) 情感信仰便更易為(wei) 人們(men) 所親(qin) 近和接受。”[36]荀子論證比較務實可靠，但情感上不易使人親(qin) 近、接受；孟子則極富煽情，易為(wei) 人們(men) 情感上親(qin) 近、接受，但缺乏務實可靠性。依李氏言，朱熹倡導“格物致知”正是“舉(ju) 孟旗、行荀學”，從(cong) 情和理兩(liang) 方麵來整全儒學問題。朱熹缺乏理論自覺，但本身在“統攝孟荀”，對孟荀問題的思考已經超越心性工夫框架，有神道設教的意蘊。神道設教與(yu) 發自內(nei) 心的“誠”都屬荀子關(guan) 注點。荀子內(nei) 外並重的傳(chuan) 統與(yu) 朱熹相類。李氏不滿足於(yu) 孟荀並重，認為(wei) 荀子是主線，把朱熹與(yu) 荀子置於(yu) 同一傳(chuan) 統中。二人不僅(jin) 重視心與(yu) 性的問題，對外在世界都有強烈關(guan) 注。“君子以為(wei) 文，而百姓以為(wei) 神。以為(wei) 文則吉，以為(wei) 神則凶也。”[37]荀子依照情與(yu) 理來剖析“雩而雨”現象，認為(wei) 文是理性的、可靠的，神是情感寄托性的。情與(yu) 理要恪守各自邊界。荀子也談心性工夫、修身，但其問題視域並未囿於(yu) 此，合情合理地治世是其關(guan) 注的問題中心，心性隻是荀學的一個(ge) 麵向，故而揪著荀子心性“未達大本”，並將心性視為(wei) 荀學全部的做法很難合理地把握荀子。

《易傳(chuan) 》更近於(yu) 荀而非孟。[38]《易傳(chuan) 》是接著荀子，從(cong) 外在曆史眼界建立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觀。[39]這與(yu) 牟氏將《易傳(chuan) 》列為(wei) 孟子一係的做法截然相反。朱熹從(cong) “格物致知”到“正心誠意”的進路體(ti) 現出一種對於(yu) 自然欲望的主宰、控管、約束、規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等心性工夫問題被李氏視為(wei) 是荀學進路。荀子禮法並稱強調外在規範約束[40]，依禮對自然欲望予以控製，由外而內(nei) ，由倫(lun) 理規範而道德行為(wei) ，以實現社會(hui) 秩序的公正性。因此，朱熹在義(yi) 理上是“行荀學”。[41]遺憾地是，李氏對“朱熹行荀學”的義(yi) 理梳理尚不夠充分。相較而言，他用“情理結構說”來肯定孟子與(yu) 荀學傳(chuan) 統的同等重要性、提出“朱熹是荀學”的說法對於(yu) 思考儒學在現代社會(hui) 的重建具有啟發性。他提出“朱熹是荀學”，以期“兼祧孟荀”，以情本體(ti) 宇宙觀和宗教性道德來統合儒學問題意識、構建現代的公共理性。在他看來，宗教性道德的範導正是現代荀學、情本體(ti) 宇宙觀則是現代孟旗。[42]統合孟荀不僅(jin) 是心性與(yu) 工夫正宗與(yu) 否的爭(zheng) 論，更是解決(jue) 儒學在現代社會(hui) 生存發展問題的理論基礎。

宋明理學以心性之學同化荀子問題域的做法有失偏頗，朱熹“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欲”的詮釋體(ti) 現了理學視域中的問題。既然作為(wei) 宋明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是荀學一脈，那麽(me) 宋明理學是否亦意味著是荀學傳(chuan) 統的延續？

統合與(yu) 重構

“朱熹是荀學”命題的提出對於(yu) 荀子與(yu) 宋明理學的義(yi) 理對峙的說法提出了挑戰。宋明理學通常被認為(wei) 屬於(yu) 孟子傳(chuan) 統，而朱熹是最大代表。將朱熹視為(wei) 荀子的做法在某種意義(yi) 上正是統合孟荀。遺憾的是牟氏理論自覺依然是將孟荀對峙，以正宗與(yu) 歧出來評價(jia) 二者的貢獻，將荀子與(yu) 朱熹視為(wei) 是歧出意義(yi) 上的“新”，一種對正宗儒學的背離。荀子與(yu) 朱熹的歧出身份使得在牟氏那裏注定難以有效統合孟荀。“歧出”隻有放棄自身“新”的身份而屈從(cong) 於(yu) “正宗”的問題模式才能獲得正麵肯定。放棄意味著消解。理解、體(ti) 證性體(ti) 與(yu) 道體(ti) 是牟氏劃分正宗與(yu) 歧出的依據。牟氏固然是要創立內(nei) 外兼備的工夫論以解決(jue) 儒學發展中麵臨(lin) 的難題，但其依據孟子來統攝荀子的做法隻會(hui) 陷入狹隘道統論的窠臼。雖然簡單地將荀子-朱熹列為(wei) 主線的說法同樣是一種偏頗，但相較於(yu) 正宗與(yu) 歧出的做法而言，依照“情與(yu) 理”、“舉(ju) 孟旗、行荀學”來審視孟荀傳(chuan) 統在儒學發展及其未來的功能與(yu) 角色在理論上更易自洽。“隻有統合孟、荀，相互補充，才能重建道統，恢複儒學的精神生命與(yu) 活力。”[43]將荀子、朱熹列為(wei) 正宗的做法需要予以義(yi) 理上係統論證，李氏始終將統合孟荀作為(wei) 其核心問題意識來處理則是公允的。無論是孟荀互補階段強調從(cong) 本體(ti) 論高度細化荀子研究，還是荀子為(wei) 主線階段強調情理並重，荀子始終是受重視的。

牟與(yu) 李提出“朱熹是荀學”命題，致力於(yu) 儒學創新時，都重視客觀化、外王問題對於(yu) 儒學發展的重要性。牟氏沿著心性之學的路數來提及該命題。人們(men) 皆可依其引證文獻展開交鋒，維護或反對。李氏依據“情理說”來談該命題，明確將使用外在規範約束情欲的理路歸為(wei) 荀學傳(chuan) 統，並依此來判定朱熹“行荀學”。從(cong) “行”的層麵而言，依據外在規範來約束欲望以指導行為(wei) 實踐，這是否為(wei) 倫(lun) 理生活中的真實主線？從(cong) “情”的層麵而言，強調道德自律、工夫與(yu) 心性的自洽，這種對於(yu) 道德純粹性的價(jia) 值訴求是否為(wei) 倫(lun) 理生活中情感寄托的方向？這兩(liang) 點與(yu) 曆史事實較為(wei) 相符。既然朱熹缺乏理論自覺地“行荀學”，那麽(me) 凡是重視外在規範約束的理學家何嚐不是如此？“朱熹是荀學”命題的提出是對依據心性與(yu) 工夫模式來思考宋明理學的挑戰。心性與(yu) 工夫是宋明理學的核心問題，但宋明理學的問題意識不應囿於(yu) 此。僅(jin) 憑心性與(yu) 工夫問題所建構的“道統”會(hui) 隘化儒學的問題域。“朱熹是荀學”的命題正是提出了宋明理學如何統攝荀學的問題。“統合孟、荀，創立內(nei) 外兼備的工夫論與(yu) 實踐方法”[44]是現代儒學發展麵臨(lin) 的課題，亦是朱熹乃至一直以來都是儒學創新的難題。

重構道統是宋明理學解決(jue) 問題的理論舉(ju) 措。以道統意識為(wei) 統領，以四書(shu) 為(wei) 經典，朱熹在創造性詮釋經典的過程中建構學說，使得經典煥發現實感召力，完成了儒學在宋代的開新與(yu) 重建。然而僅(jin) 靠重構狹隘“道統”以統攝儒學的整體(ti) 性問題是不夠的。恢複儒學活力不僅(jin) 是理論的建構，而且還涉及祭祀等具體(ti) 超越形式的問題。通過禮儀(yi) 引導實踐行為(wei) ，這種外在規範是儒學在整頓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是聯接儒學精英與(yu) 大眾(zhong) 的橋梁和紐帶。這種規範在精英層麵會(hui) 通過培養(yang) 內(nei) 在的敬畏感與(yu) 實踐體(ti) 證實現外在儀(yi) 式的內(nei) 在化，從(cong) 而轉化為(wei) 自覺自願的道德自律行為(wei) 。與(yu) 之相應，它在大眾(zhong) 層麵會(hui) 衍化為(wei) 民間宗教信仰，成為(wei) 他律的規範。這亦正是李氏所言的“宗教性道德的範導是現代荀學”。朱熹與(yu) 荀子在某種意義(yi) 上都試圖尋求孟學與(yu) 荀學之間的平衡，引導人們(men) 更好地安頓生活。心性之學強調道德主體(ti) 的證成並依此來實施教化、治理，完成內(nei) 聖外王，而對於(yu) 大眾(zhong) 層麵倫(lun) 理行為(wei) 的外在規範性缺乏足夠的關(guan) 注。朱熹與(yu) 荀子重視禮的功用，通過界定祭祀、神祗等超越對象，以期從(cong) 整體(ti) 上更好地關(guan) 照整個(ge) 生活世界。

以心性論為(wei) 標準來定義(yi) 儒學的做法無法反映曆史的全貌，亦不符合儒學在現實生活中的展開方式。這部分內(nei) 容往往會(hui) 以宗教性的方式呈現。儀(yi) 式、信仰、祭祀等都屬於(yu) 儒學超越性的內(nei) 容。儒學在現代社會(hui) 言說體(ti) 證、實現情感寄托等問題，離開這些超越性的內(nei) 容而隻言心性之學很難說得通。儒家重視性體(ti) 與(yu) 天道的問題，還用“魂魄”等來解釋“鬼神”，並在實踐中予以祭祀。單純地講心性之學本身是一種理性態度，會(hui) 將儒學中“宗教”維度祛除。牟氏“逆覺體(ti) 證”對象同樣無法依靠邏輯論證推導出來，理性主義(yi) 的態度同樣也可將其祛除。

“朱熹是荀學”命題的提出意味著是現代哲學家已經意識到簡單地以孟荀對峙的義(yi) 理格局來解釋相關(guan) 問題的局限性。正宗與(yu) 歧出、情理說都是現代哲學家重構道統、促使儒學更好麵對現代社會(hui) 的努力與(yu) 嚐試。雖然牟、李的立場、論證和觀點會(hui) 引起來自不同方麵的爭(zheng) 議，但荀子與(yu) 孟子傳(chuan) 統在現實中究竟如何統合的問題會(hui) 激起更多後來學者的探索。尤其是當“朱熹是荀學”的命題愈益受到關(guan) 注時，荀子之於(yu) 宋明理學的角色與(yu) 功用也會(hui) 引起人重視。儒學從(cong) 來都不單單隻是現代意義(yi) 上的理論，而是始終充當著教化人心、安身立命的功能。外在規範收斂人心的教化維度與(yu) 自覺修煉功夫的心性維度始終是儒學發展中保持張力的兩(liang) 端。將朱熹與(yu) 荀子直接斥為(wei) 歧出與(yu) 別子的判定固然不足取，但牟氏所言歧出之“新”恰恰是與(yu) 心性之學維係張力平衡的另一端。“情理說”倒是相較客觀地肯定了孟荀不可偏廢的貢獻。李氏所言“情理說”隻是將荀學傳(chuan) 統提升到本體(ti) 論高度加以細化研究工作的開端。

要言之，“朱熹是荀學”命題的提出既是學界“重建道統”，恢複儒學精神與(yu) 活力工作的階段性標誌，也是重新思考荀子與(yu) 宋明理學的關(guan) 係、深化儒學研究的重要切入點。

注釋：

[1]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項目：宋明理學中的荀學文獻集成及其研究（項目編號：18XZX009）階段性成果。

[2]朱鋒剛，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哲學係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儒學、倫(lun) 理學。

[3]李澤厚：“舉(ju) 孟旗行荀學——為(wei) 《倫(lun) 理學綱要》一辯”，《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7年第4期，第58-62頁。

[4]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第41頁。

[5]林安梧：《明清之際:一個(ge) 思想觀念史的理解——從(cong) “主體(ti) 性”、“意向性”到“曆史性”的一個(ge) 過程》，金澤、趙廣明編：《宗教與(yu) 哲學》（第4輯），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6]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第193頁。

[7]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第16頁。

[8]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中），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第15頁。

[9]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中），第168頁。

[10]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第193頁。

[11]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第15頁。

[12]李學勤：《<帛書(shu) >周易與(yu) 荀子一係<易>學》，《中國文化》，1989年創刊號。

[13]馮(feng) 友蘭(lan) ，《三鬆堂全集》，第11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8-9頁。

[14]朱熹：《朱子全書(shu) 》（第17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2888頁。

[15]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下），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第346-7頁。

[16]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第79-80頁。

[17]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第86頁。

[18]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第41頁。

[19]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下），第23頁。

[20]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下），第40頁。

[21]《大學》“雖非即荀學，然亦不必即能通《論》《孟》之精神”，“乃主智論，乃他律道德，此不合先秦儒家之本義(yi) ”。見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中），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第345、347頁。

[22]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下），第54頁。

[23]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下），第55頁。

[24]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下），第47頁。

[25]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中），第416頁。

[26]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上），第49頁。

[27]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下），第18-19頁。

[28]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56頁。

[29]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292-3頁。

[30]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25頁。

[31]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26頁。

[32]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263-4頁。

[33]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224頁。

[34]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269頁。

[35]李澤厚：《倫(lun) 理學補注》，《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6年第9期。

[36]李澤厚：《倫(lun) 理學補注》，《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6年第9期。

[37]《荀子·天論》。

[38]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27頁。

[39]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35頁。

[40]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13頁。

[41]李澤厚：《舉(ju) 孟旗，行荀學——為(wei) <倫(lun) 理學綱要>一辯》，《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7年第4期。

[42]李澤厚：《舉(ju) 孟旗，行荀學——為(wei) <倫(lun) 理學綱要>一辯》，《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7年第4期。

[43]梁濤：《儒家道統說新探》，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15頁。

[44]梁濤：《儒家道統說新探》，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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