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對宋代的影響

作者：李華瑞（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廿五日丙寅

          耶穌2019年5月29日

《四書(shu) 章句集注》

【光明書(shu) 話】

宋太祖趙匡胤是中國曆史上大有作為(wei) 的皇帝，毛澤東(dong) 曾把他與(yu) 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和成吉思汗並稱，他們(men) 的功績各有千秋。但是縱觀曆史，宋太祖趙匡胤是最不好嗜殺的君主。下麵講述幾個(ge) 為(wei) 人熟知的故事。

五代是一個(ge) “天子，兵強馬壯者為(wei) 之”的時代，將逐帥，帥逐主的兵變，司空見慣。趙匡胤從(cong) 後周孤兒(er) 寡母手中奪取政權，也是通過陳橋兵變奪得。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兵變，沒有發生像郭威主導的澶州兵變那樣混亂(luan) 鼓噪、星散躲竄，幾乎難以控製局麵的場景，將士們(men) 隻是露刃立於(yu) 庭中，有人以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後，大家便羅拜於(yu) 庭下，一派井然有序的模樣。更為(wei) 重要的是，五代兵變一個(ge) 突出特征是縱容兵變士兵大掠府庫和富豪之家，“部下分擾剽劫，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王公不免劇劫”（《畫墁錄》），每一場兵變都是一場浩劫，但是陳橋兵變發生時，趙匡胤大聲對諸將說：“我有號令，爾能從(cong) 乎？”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太後、主上，吾皆北麵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淩。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賞，違即孥戮汝。”諸將士都應聲“諾”，軍(jun) 容整齊地列隊返回京師。因而陳橋兵變基本上是一次和平兵變：沒有喋血宮門，伏屍遍野，更沒有烽煙四起，兵連禍結，幾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改朝換代的成功。開封城中沒有發生以往改朝換代時出現的那種燒殺搶掠的混亂(luan) 局麵。

趙匡胤登上皇帝位時，宋的周圍北有北漢，南有兩(liang) 湖、南唐（江南）、吳越、後蜀、南漢、漳泉等割據政權並存。趙匡胤繼承周世宗統一南北的遺誌，數度出師南方諸國，但宋太祖特別囑咐將帥不得濫殺無辜。據記載，乾德伐蜀之役，趙匡胤聽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斬之。近臣營救頗切，上（太祖）流涕曰：“興(xing) 師吊伐，婦人何罪？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chang) 其冤。”（《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乾德五年（967）削平後蜀，率軍(jun) 出征的王全斌等人因“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於(yu) 偃革，職爾玩兵”遭到降職處分。也有傳(chuan) 說，宋軍(jun) 平定後蜀，宋太祖命將士將蜀主孟昶押送到京師，大將曹彬曾秘密上疏：“孟昶在蜀國稱王三十年，而蜀道千裏”，為(wei) 防夜長夢多，發生變故，建議把孟昶的一班文武大臣都殺了，趙匡胤看後批文說：“汝好雀兒(er) 腸肚。”（《後山叢(cong) 談》）開寶年間，曹彬率宋師征伐江南（南唐）兵圍金陵，宋太祖曾數遣使者“勿傷(shang) 金陵城中人”，“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鬥，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東(dong) 軒筆錄》）太祖一朝戰敗的割據政權的降主大臣都保全了性命。對此，南宋後期人呂中曾慨歎“自古平亂(luan) 之主，其視降王不啻仇讎，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恩禮……自古共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xing) 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wei) 恨……”（《宋大事記講義(yi) 》）不用諱言，這段話顯有溢美之意，但相對唐末五代視人命如草芥來說，不啻是一個(ge) 巨大的進步。

中國曆史上自秦始皇之後朝代更換大致經曆了農(nong) 民戰爭(zheng) 、民族戰爭(zheng) 和兵變三種形式，新君主坐定江山後如何處置功臣，揆諸史實，一般難逃兔死狗烹的下場，即司馬遷所謂“可與(yu) 共患難，不可與(yu) 共樂(le) ”。而宋太祖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是不多的例外，讓當年的拜把子兄弟和握有兵權的重臣“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wei) 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ye) ，多置歌兒(er) 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yu) 卿等約為(wei) 婚姻，君臣之間，兩(liang) 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結果使得拜把子兄弟和握有兵權的重臣在飲完酒的第二天紛紛要求解除兵權。據近人考證，“杯酒釋兵權”的真實受到質疑，也就是說奪兵權確有其事，而並非是在酒席上進行的，但從(cong) 宋初奪兵權的曆史過程和宋太祖的行事風格及其嗜酒的特點來講，這個(ge) 故事渲染宋太祖不殺功臣的主旨是符合曆史真實的。而且從(cong) 史籍上看，太祖時期有不少國家大事、方針政策是在酒宴上決(jue) 定的。

宋太祖不殺士大夫的故事更是曆史的美談。據陸遊《避暑漫抄》載，宋太祖曾在建隆三年，秘密立下一個(ge) 誓碑，並留有密詔，自他百年之後，新君即位都要“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誓詞“一雲(yun)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yu) 獄內(nei) 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yun)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一雲(yun) ：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20世紀40年代張蔭麟先生首先注意到宋代文獻有關(guan) 宋太祖於(yu) 太廟立有不殺上書(shu) 言事大臣的誓碑的記載，並撰寫(xie) 《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一文予以考辨，認為(wei) 太祖誓約最初見於(yu) 曹勳《北狩見聞錄》，而有關(guan) 誓碑的故事僅(jin) 見於(yu) 題名陸遊的《避暑漫抄》，故推斷“誓碑之說，蓋由《北狩見聞錄》所載徽宗之寄語而繁衍耳”。顯然張先生並未否認太祖誓約的存在，且謂“北宋人臣雖不知有此約，然因曆世君主遵守惟謹，遂認為(wei) 有不殺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改革開放以後，士大夫政治受到宋史學界關(guan) 注，宋太祖立誓碑被重新提出來討論，且形成了否定說和肯定說兩(liang) 種意見。不過自80年代中期以後，無論是否相信太祖誓約及誓碑的真實性，有一點在宋史學界可以說已經基本達成共識，即普遍承認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時期）確實存在著“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那麽(me) ，為(wei) 何宋太祖趙匡胤在結束動蕩走向治安的大變局時代，能夠采取不同於(yu) 曆史上絕大多數君主用鐵血政治的手段或方法呢？這可以有許多原因去探究，但是其中與(yu) 宋太祖的惻隱之心分不開。

什麽(me) 是惻隱之心？朱熹在《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注孟子所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yu)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時說：“惻傷(shang) 之切也，隱痛之深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對別人的不幸表示同情、憐憫，而心有所不忍，見到遭受災禍或不幸的人產(chan) 生同情之心。

宋太祖即位前親(qin) 身經曆了後晉、後漢、後周諸朝的動亂(luan) ，目睹了因兵變乃至戰爭(zheng) 所造成的人間悲慘景象。宋人朱弁曾記述這樣一個(ge) 故事：“山陰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chuan) ，太祖皇帝從(cong) 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逾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其屠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外，而身下兒(er) 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為(wei) 反，命收其兒(er) 置乳媼鞠養(yang) ，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偽(wei) ，遂以為(wei) 金而少有知者。”（《曲洧舊聞》）這段故事說明宋太祖在舉(ju) 起屠刀之時，尚沒有完全喪(sang) 失良知，這也正是他與(yu) 五代武夫悍將不同的地方。所以當他掌握政權後，能夠施行一些仁政也絕不是偶然的。開寶八年（975），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免於(yu) 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宋太祖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嚐慨歎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yu) 投竄。先王用刑，蓋不獲已，何近代憲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宋史·刑法誌》）

對開國皇帝的所作所為(wei) ，於(yu) 宋人心有戚戚焉。今傳(chuan) 陳橋兵變故事在原始記載中，宋太祖的弟弟趙匡義(yi) 並不是陳橋兵變的主要參與(yu) 者，但是宋太宗趙匡義(yi) 的兒(er) 子趙恒即皇帝位後，新改的《太祖實錄》添加了許多太宗的成分，尤其是把太祖約法士兵“禁剽劫都城”這一陳橋兵變不同於(yu) 五代兵變最重要之舉(ju) ，歸為(wei) 趙匡義(yi) “立於(yu) 馬前，請以剽劫為(wei) 戒”。再後來程頤將“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嚐誅殺大臣”列為(wei) 宋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中的兩(liang) 件大事。可見，這種由惻隱之心所驅動的不殺無辜之舉(ju) 得到宋朝史官、士大夫和思想家的普遍讚同。

宋人普遍讚同為(wei) 政要有惻隱之心，主要導源於(yu) 孟子思想。而孟子升格運動是唐中葉以後經學思想發展的一大景觀，也使得中國古代思想逐漸進入孔孟並稱的時代。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yi)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yi)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將孔子提出的儒家政治倫(lun) 理核心概念仁、義(yi) 、禮，延伸為(wei) 仁、義(yi) 、禮、智，且與(yu) 人心所固有的“善”聯係起來，給儒家政治思想注入鮮活的新內(nei) 容。孟子的思想對後世特別是對宋代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蒙文通先生說：“孟子之學，主於(yu)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漢儒言政，精意於(yu) 政治製度者多，究心於(yu) 社會(hui) 事業(ye) 者少。宋儒則反是，於(yu) 政、刑、兵、賦之事，謂‘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論史於(yu) 錢、穀、兵、刑之故，亦謂‘則有司存’，而諄諄於(yu) 社會(hui) 教養(yang) 之道。”北南宋思想家的代表王安石、朱熹對孟子的不忍人之政有深刻理解。《河南程氏外書(shu) 》記載說：“王介甫為(wei) 舍人時，有《雜說》行於(yu) 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yu) 斯須不忍。’”（蒙文通《儒學五論·宋明之社會(hui) 設計》）朱熹臨(lin) 終時最為(wei) 看重的著作是幾易其稿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對孟子思想的闡發自不待言。

宋朝及後世曆代的史官大都認為(wei) 宋朝以仁治世，“宋之為(wei) 治，一本於(yu) 仁厚”，這雖有溢美之嫌，但縱觀中國古代曆史，宋朝對鰥寡孤獨弱勢群體(ti) 的救助，漢唐不能及，元明清沒有超過，卻也是不爭(zheng) 的事實。《宋史》評論宋太祖功績時說：“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yi) 之風，宋於(yu) 漢、唐，蓋無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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