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三百年來西方如何“製造儒家”

作者：詹啟華 

來源：“博雅好書(shu) ”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廿五日丁卯

         耶穌2019年5月30日

 製造儒家：中國諸傳(chuan) 統與(yu) 普世文明

作者：[美] 詹啟華 (Lionel M. Jensen)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2019-1

一

在整個(ge) 17世紀，中國教區的神父們(men) 把許多中國文獻翻譯成了拉丁文，用來論證中國的本土信仰裏有尚未成熟的一神論。在作出這番努力的過程中，他們(men) 向自己的上級和資助人提供了與(yu) 中國風俗、信仰有關(guan) 的詳盡材料。回頭來看看他們(men) 的故鄉(xiang) ，歐洲受過教育的世俗階層當時正因一係列發現——製圖法、天文學、數學以及語言學——中蘊藏的理性激情而感到興(xing) 奮不已，無不焦急地等待著傳(chuan) 教士的書(shu) 信集和日記早日出版。

耶穌會(hui) 士們(men) 的“孔夫子”在這些觀察家、業(ye) 餘(yu) 愛好者和科學家中找到了非常友好的環境，他的著作在這裏大受歡迎，因為(wei) 人們(men) 認為(wei) 其中含有和西方道德規範極為(wei) 協調一致的智慧。

此後，西方人還根據經驗觀察從(cong) 地理、語言和文化等諸多方麵描繪過整個(ge) 世界的麵貌，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yu) 從(cong) 宗教的角度描繪這個(ge) 世界。當其伊始，歐洲皇家學會(hui) （Royal Society）的成員們(men) 在把“孔夫子”具象化時，已全然不顧他的另一個(ge) 自我——“孔子”，這使得本來成對的象征頃刻間一分為(wei) 二。

“孔夫子”作為(wei) 一種象征所具有的影響力，來自歐洲人的一種假定：“孔夫子”乃是中國這個(ge) “他者”的形象化代表。因此，當記載傳(chuan) 教士在中國生活詳情的耶穌會(hui) 士書(shu) 信集在16世紀最後十年出版時，“孔夫子”的聲望不論是在某個(ge) 領域，還是某幾個(ge) 相關(guan) 領域，不論是在教會(hui) 裏，還是世俗社會(hui) 上，都已傳(chuan) 播開來。

作為(wei) 偶像，“孔夫子”為(wei) 歐洲兩(liang) 個(ge) 不同的群體(ti) 所用，作用也不相同：對於(yu) 生活在中國人當中並且越來越同情中國人的那一小群耶穌會(hui) 士而言，他們(men) 覺得孔子令人尊敬，而“孔夫子”就是孔子；對於(yu) 那些受過教育的歐洲人，也就是當時最受人尊重的知識分子而言，“孔夫子”因其有拉丁語名號而被視為(wei) 一種象征，象征著蠻貊裏的高貴，或是“自然”（natural）中的內(nei) 在理性。

二

直到18世紀晚期，隨著歐洲獲得了一種“啟蒙了的”文化上的自我意識，“孔夫子”才作為(wei) 一位聖人在當時的西方文化中牢固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而追隨他的中國信徒則被稱為(wei) “Confucians”（儒教徒），這個(ge) 詞可以引起一整套聯想：恭敬、彬彬有禮、睿智、正直、理智而不盲目地遵從(cong) 古訓，尊重有學問的人和家長製的權威。對於(yu) 那些懷疑君主政體(ti) 並對宗教戰爭(zheng) 感到絕望的歐洲人來說，這些品質和具有這些品質的人都是迫切需要的。

“孔夫子”以及通過轉喻的方式在這個(ge) 象征裏表達出的中國，出現在啟蒙時期很多名人的著作中：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孔德、魁奈、豐(feng) 特奈爾、狄德羅、萊布尼茨、伍爾夫、馬勒伯朗士、培爾，甚至包括笛福。也許是在1758年，“孔夫子”才迎來了自己最重要的時刻，就在這一年，第歐根尼·拉爾修所著《哲學家列傳(chuan) 》的法文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其中有90頁是在講解“孔夫子”的教誨。

作為(wei) 中國風物的象征，“孔夫子”對當時剛剛顯露的政治、社會(hui) 和神學批判至關(guan) 重要，正是這些批判才導致了大批作品問世，其中就有培爾的《曆史與(yu) 批判辭典》（1697—1702），伏爾泰的《風俗論》（1756）和《哲學辭典》（1757），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劄》（1721）和《論法的精神》（1748），以及魁奈的《中國的專(zhuan) 製製度》（1767）。在“古”“今”之爭(zheng) 的這一特殊時刻，中國古代的形象幫助塑造“現代”的“自我形象”，我所說的“現代”係指“我們(men) 西方人”的“現代”。

在當時的歐洲，“孔夫子”聲名遠播，他的形象也隨處可見，這是因為(wei) “孔夫子”就像資本一樣，他的價(jia) 值並不為(wei) 其表現出來的樣態所製約。在這種情況下，“孔夫子”顯然是一種製成品，是某些價(jia) 值觀的象征，而其最有價(jia) 值的那部分內(nei) 容就是他的異質性，因此，任何個(ge) 人或者群體(ti) 都可以借用“孔夫子”來表達自己的價(jia) 值觀。對伏爾泰來說，“孔夫子”象征了一種真正的、與(yu) 歐洲有別的道德理性；對孟德斯鳩而言，“孔夫子”則象征著專(zhuan) 製統治。在象征方麵的這種多樣性，反映了當時的歐洲正在為(wei) 民族國家誕生之初的個(ge) 體(ti) 、社會(hui) 和神聖性問題而激烈論辯。

三

經濟全球化在16世紀晚期與(yu) 17世紀初期的發展，使歐洲和中國之間的距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近，而“孔夫子”廣為(wei) 人知恰與(yu) 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16世紀末，經濟全球化初見端倪，在經濟上將中國與(yu) 歐洲、美洲聯係在一起，也將中國與(yu) 新大陸上的其他地方，比如像波托西等藏有銀礦的地方聯係在一起。迄至17世紀初，全世界開采出來的貴金屬大約有50%都流向了中國。伴隨著香料、貴金屬和奢侈品貿易，一種販賣概念的市場也得到了發展，這個(ge) 市場帶來了很多中國的人物畫並旋即風靡歐洲，其中就有《孔夫子》。

正是這一時期，一些思想觀念與(yu) 物質商品同時開始流動，它們(men) 將中國和歐洲聯結在一起；其中，“孔夫子”恰是一個(ge) 異常突出而又意義(yi) 深遠的“人工產(chan) 物”。他的名字和形象頻繁出現在信函、回憶錄、論文、遊記和史說中，這似乎表明，他就像新大陸的錢幣一樣被帶到了一個(ge) 充滿了各種新思想又在不斷擴張的市場，將羅馬和巴黎、倫(lun) 敦、柏林、布拉格聯結在了一起，也將羅馬與(yu) 設在果阿（Goa）、廣州、澳門、北京的傳(chuan) 教前哨聯結在了一起。

根據魯保祿（Paul Rule，譯者按，又常譯作“保羅·玉爾”）的研究，第一幅“孔夫子”的雕版肖像畫於(yu) 1687年問世，並且“為(wei) 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初的無數作品所抄襲”，其中就包括法國耶穌會(hui) 士、禦用數學家李明（Louis le Comte）撰寫(xie) 的那部廣為(wei) 人知的回憶錄。對我們(men) 而言，這次概念層麵的交往所帶來的最主要的思想影響在於(yu) ，在肇慶教堂傳(chuan) 教的那些耶穌會(hui) 士們(men) 創造出來的一體(ti) 兩(liang) 麵的“孔夫子/孔子”，完全變成了“孔夫子”：我們(men) 將他視為(wei) 導師、道德楷模、聖人、政治哲學家，最重要的是將他看作中國“公民宗教”的創始人。

學者和大眾(zhong) 在這一點上頗為(wei) 類似，他們(men) 常常認為(wei) 這些不同的角色與(yu) 中國本土的孔子形象吻合無差；他們(men) 都確信自己知道“孔夫子”是誰。不過，盡管有一係列被認為(wei) 是能夠代表孔子的具體(ti) 形象，但脫離了本土文化背景的這位“孔夫子”，到底隻是西方的想象虛構。被我們(men) 賦予無上威權的“孔夫子”與(yu) “儒教”，是有域外淵源的思想產(chan) 物，製造它們(men) 的目的是為(wei) 了清楚地揭示中國文化的內(nei) 在特質。但就孔子本身而言，仍是鮮為(wei) 人知。這對反諷恰恰說明了與(yu) “孔夫子”、孔子有關(guan) 的在象征方麵的差異性為(wei) 何如此之多。

“Confucius”（“孔夫子”）和孔子其實更像是某種轉喻用語而非活生生的人，前者廣為(wei) 人知，乃是“Confucianism”一詞的原形（“Confucianism，儒教”其實是我們(men) 西方人自己的傳(chuan) 統），而後者則是令人崇敬的儒家道統的至聖先師。同所有先知、殉道者和英雄一樣， “孔夫子”和孔子被賦予了太多太多的內(nei) 容，數量之多足以令人瞠目結舌；同時“孔夫子”和孔子也被視為(wei) 其名義(yi) 下製造出來的那些傳(chuan) 統所留下的遺跡。事實上，不管是在中國還是西方，就製造此類傳(chuan) 統而言，在功能上都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至於(yu) 說到中國，幾千年來，孔子在中國一直都是人們(men) 進行發明創造時普遍關(guan) 注的焦點。

【作者簡介】

詹啟華（Lionel M.Jensen）美國聖母大學東(dong) 亞(ya) 語言與(yu) 文化係副教授，是一位從(cong) 事17世紀至20世紀的儒家範疇史的著名學者，主要致力於(yu) 中國思想史、民俗史以及中西交流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