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傳(chuan) 習(xi) 的都是聖人之道

作者：徐小躍（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新世紀圖書(shu) 館》，2019年0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廿六日丁酉

          耶穌2019年4月30日

摘要

王陽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立言宗旨”全是為(wei) 了建立起重道德本體(ti) ，道德自覺，道德實踐的思想體(ti) 係，並以此淨化心性，變化氣質，淳化世風，成就道德，成長生命，成全人格。這是一條人文的路線，這是一條心性的路線，這是一條倫(lun) 理的路線，這是一條“為(wei) 己”的路線，這是一條內(nei) 聖外王的路線，這是一條“求放心”的路線。總之，這是一條聖人的路線，而王陽明所全力傳(chuan) 習(xi) 的正是這條“聖人之道”呢!

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最重要的思想大都被寄寓在一部名叫《傳(chuan) 習(xi) 錄》的著作之中。“傳(chuan) ”就是傳(chuan) 授、傳(chuan) 承、繼承；“習(xi) ”就是學習(xi) 、溫習(xi) 、訓練、踐行。傳(chuan) 與(yu) 習(xi) 這兩(liang) 個(ge) 詞都是來源於(yu) 《論語·學而》篇：“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孔子語)，“傳(chuan) 不習(xi) 乎？”(曾子語)。僅(jin) 從(cong) 這一點就可以發現王陽明非常重視對儒家傳(chuan) 統精神的傳(chuan) 習(xi) 。研究王陽明的思想有一個(ge) 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弄清楚王陽明所要傳(chuan) 習(xi) 的東(dong) 西是什麽(me) ，以及他為(wei) 什麽(me) 要傳(chuan) 習(xi) ？

一、王陽明傳(chuan) 習(xi) 的聖人之道及其內(nei) 容

王陽明自己明確指出他所要傳(chuan) 習(xi) 的乃是“聖人之學”“聖人之道”“聖人之教”。在王陽明看來，以下內(nei) 容構成了“聖人之學”“聖人之道”“聖人之教”。他說：“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心而已。”(王陽明《象山文集序》)，“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也。”“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為(wei) 二也，求理於(yu) 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王陽明全集》卷二，《答顧東(dong) 橋書(shu) 》，以下凡引《王陽明全集》，隻注《全集》名)，“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隻是一個(ge) 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liang) 事。”(《全集》卷一，《傳(chuan) 習(xi) 錄》上)，“譬人之有冒別姓墳墓者，何以為(wei) 辨？保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wei) 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chuan) 一點骨血也。”(《全集》卷三二，《補錄》)，“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多事以來，隻此良知無不具足。”(《全集》卷三，《傳(chuan) 習(xi) 錄》下)，“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隻是聖人教人第一義(yi) 。今雲(yun) 專(zhuan) 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yi) 矣。”(《全集》卷二，《傳(chuan) 習(xi) 錄》中)，“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chuan) 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複見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啟夫同誌，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王陽明《書(shu) 魏師孟卷》)，“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cong) 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多卒入支離。”(王陽明《與(yu) 薛尚謙》)

在明確了聖人之學和聖人之道以後，王陽明要建立的學說思想體(ti) 係都是要圍繞此學此道來進行的。換句話說，清楚了王陽明所概括歸納的“聖學”“聖道”“聖教”，也就知道了王陽明思想的內(nei) 容是什麽(me) 了。他認為(wei) 聖人之道就是主張“吾性自足”。既然“吾性自足”了，那麽(me) 當然就無需向外求理，在此認識的基礎上，王陽明於(yu) 是建立起“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的理論；他認為(wei) “聖學隻是一個(ge) 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liang) 事”，既然知行不是兩(liang) 件事，那麽(me) 當然就是一件事了，在此認識的基礎上，王陽明於(yu) 是建立起“知行合一”的理論；他認為(wei) “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隻是聖人教人第一義(yi) ”，既然是真聖門正法眼藏，聖人教人第一義(yi) ，那麽(me) 當然是最重要的教義(yi) 了，在此認識的基礎上，王陽明於(yu) 是最終建立起“致良知”的理論。

王陽明將“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視為(wei) 是聖人之道，並也認識到構成聖人之道的這些內(nei) 容，彼此間實際上是存在著內(nei) 在的邏輯關(guan) 聯性的。例如，“求理於(yu) 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這是表明“心即理”是與(yu) “知行合一”相關(guan) 聯的；“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隻是聖人教人第一義(yi) 。今雲(yun) 專(zhuan) 求之見聞之末”，是表明“致良知”是與(yu) “知行合一”相關(guan) 聯的。因為(wei) 在這裏，王陽明是將與(yu) “德性之知”相對的“見聞之知”視為(wei) 學問之末的存在。而以德性之知的特點正是在於(yu) 它強調的是道德之知與(yu) 道德之行的不可分割性。換句話說，在王陽明看來，在傳(chuan) 統的聖人之學那裏，就是主張心即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之學的，而且它們(men) 之間又都是存在著內(nei) 在的邏輯聯係。我們(men) 在下麵論述王陽明思想的時候，就會(hui) 發現王陽明明確傳(chuan) 習(xi) 了傳(chuan) 統的聖人之學，他在理論上完整地將“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這三個(ge) 理論思想融為(wei) 了一體(ti) 。

二、王陽明傳(chuan) 習(xi) 的聖人之道的價(jia) 值取向和思維方式

厘清了王陽明與(yu) 千古聖賢相傳(chuan) 之學的關(guan) 係，接下來就應該回過頭來認知一下王陽明所稱讚的聖賢之學究竟是一種什麽(me) 樣的學說，它的性質及其要解決(jue) 的是什麽(me) 問題。弄清這一點對於(yu) 正確理解王陽明所有思想是有著直接關(guan) 係的。具體(ti) 來說，我們(men) 在正麵論述王陽明思想之前，應首先弄清楚他所傳(chuan) 習(xi) 的對象之價(jia) 值取向是什麽(me) ，思維方式是什麽(me) ，價(jia) 值規範是什麽(me) 。

王陽明曾說：“聖人之道，吾性自足”，說明在王陽明看來，儒家之學就是心性之學，道德之學，人倫(lun) 之學，為(wei) 善去惡之學。一句話，儒學，聖人之學是“大學”，而“大學”即是心性之學與(yu) 天人之學。它由三個(ge) 綱要所組成：一是“明明德”，二是“親(qin) 民”，三是“至於(yu) 至善”。具體(ti) 則是通過八個(ge) 步驟，即八個(ge) 條目去實現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陽明所要傳(chuan) 習(xi) 的恰恰是這樣一些聖人之道。他是一個(ge) 完全、徹底的儒家思想傳(chuan) 承者和發展者。他不容許任何人對千年以來建立起的儒家這一道統有任何點滴的改變或是走樣。如果出現了走樣，他一定要將其拉過來，糾正過來。當然，這是通過他自己所建立的一係列的命題而得到實現的。他所有的努力正是表現在要把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聖人之道”嚴(yan) 格控製在“道德”“倫(lun) 理”的概念框架、思維方式和價(jia) 值規範之中，並堅決(jue) 阻止一切試圖遊移這一中心的工作，例如科學和神學的嚐試。王陽明深深懂得，要“治己”“治人”“修身”“修己”，乃至治國，平天下，必須要抓住主要矛盾，此乃“人心”“人性”也。故而“誠意”“正心”自然地被突出出來。如此看來，“格物致知”就不應被引向“外麵”或做“外向化”的解釋。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王陽明的思路是正確的。“一切和諧從(cong) ‘心’開始”，此之謂也。這也就是為(wei) 什麽(me) 王陽明那麽(me) 強調對“格物”的理解一定是“格心”。王門四句教的“為(wei) 善去惡是格物”正是他將“格物”限製在倫(lun) 理道德的“為(wei) 善去惡”之上的最典型的例證。

王陽明的“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即理”思想都是首先在價(jia) 值取向上堅守儒家之道的理論基礎。“致良知”更是再明確不過的申明著儒家的價(jia) 值取向和價(jia) 值規範。“知行合一”實際上是“致良知”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此“知”一定是“良知”，絕對不是科學之知，事實之知，邏輯之知，見聞之知。用宋明理學話說，那就是德性之知，用孟子的概念說就是良知，用《大學》的概念說就是明德，用《中庸》的概念說就是德性。

那麽(me) ，王陽明為(wei) 什麽(me) 要傳(chuan) 習(xi) 這些聖人之道並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ti) 係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那必須了解他傳(chuan) 習(xi) 和建立這些學說教義(yi) 的初衷及其現實關(guan) 懷。王陽明所建立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理論都有其現實的考量。也就是說，他的每一個(ge) 理論的建立都是針對一些現實的弊端而去的。從(cong) 總體(ti) 上來說，王陽明認為(wei) ，由於(yu) 程朱之學的長期影響，使得當朝出現“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從(cong) 而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僵化及士人的墮落。造成這種情況的直接原因就是朱學與(yu) 科舉(ju) 考試及做官這些功名利祿緊緊聯係在一起，使得學問流於(yu) 虛偽(wei) 。通俗的說，傳(chuan) 統儒家學問向以真學問而聞名。先秦儒學的孔、孟、荀都鮮明地捍衛“為(wei) 己”之學而堅決(jue) 地反對“為(wei) 人”之學。荀子更將“為(wei) 己之學”與(yu) “為(wei) 人之學”直接作為(wei) 判分君子與(yu) 小人的標準。做學問“為(wei) 己”就是“真學問”，做學問“為(wei) 人”就是“偽(wei) 學問”。道理很簡單，儒家的學問就是講仁義(yi) ，講道德，講倫(lun) 理，講人性。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在行動中，貫徹在生命中。所以我們(men) 常常將儒家的學問稱為(wei) “生命的學問”。講仁義(yi) 就要行仁義(yi) ，講道德就要行道德，講倫(lun) 理就要行倫(lun) 理，講人性就要有人性。如果隻將這些作為(wei) 做官及追逐功名利祿的工具，那麽(me) 勢必會(hui) 出現大批“滿嘴仁義(yi) 道德”的虛偽(wei) 之人。那些所謂的讀書(shu) 人“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意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錦其偽(wei) 也。”(《全集》卷二，《傳(chuan) 習(xi) 錄》中)。更有甚者，“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yu) 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嚐不汲汲焉推功利之為(wei) 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yu) 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全集》卷八，《書(shu) 黃夢星卷》)，“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侵以盛，不複知有明德親(qin) 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wei) ，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nei) 禽獸(shou) ，而猶或自以為(wei) 從(cong) 事於(yu) 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複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全集》卷八，《書(shu) 林司訓卷》)

由此可見，用以立身行己的“為(wei) 己”之學，卻變成了撈取功名利祿的“為(wei) 人”之學，對於(yu) 這種“外假仁義(yi) 之名而內(nei) 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全集》卷二，《答聶文蔚》)的時弊，王陽明深惡痛絕並試圖加以糾偏。王陽明深知造成這一弊端的社會(hui) 原因，但做為(wei) 一名思想家，他更多地從(cong) 學術理論層麵來分析和揭示造成這種弊端的原因。也就是說，在王陽明看來，之所以會(hui) 出現儒學虛偽(wei) 化，那是因為(wei) 在根源上忘卻、割裂、違背了聖人之學，於(yu) 是在許多理論上和觀念上出現了錯誤。具體(ti) 來說，正是因為(wei) 在心與(yu) 理，知與(yu) 行及良知等問題上出現了理論上的錯誤，從(cong) 而造成了學術的虛偽(wei) 化。例如，王陽明在指出“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濟其私，而以欺於(yu) 人”(《全集》卷七，《象山文集序》)的現象以後，則從(cong) 學理上分析，那是因為(wei) 將心與(yu) 理分裂為(wei) 二所造成的。他說：“自是而後，析心與(yu) 理而為(wei) 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yu) 形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yu) 外也。”(《全集》卷七，《象山文集序》)。也就是說，在王陽明看來，造成時弊的原因在於(yu) 今人“析心與(yu) 理而為(wei) 二”，由此，他建立起了“心即理”理論。王陽明經過龍場大悟以後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也”，由此首先建立起了他的“心即理”理論。

這以後，王陽明又對聖人的另一個(ge) 問題進行了思考，這個(ge) 問題就是“知行合一”。而對此問題的探索則是與(yu) 挽救時弊緊密聯係在一起。反過來說，王陽明試圖從(cong) 知行這一學術理論的層麵來找到造成時弊的原因所在。與(yu) 上述情況一樣，王陽明在指出“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侵以盛，不複知有明德親(qin) 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wei) ，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nei) 禽獸(shou) ，而猶或自以為(wei) 從(cong) 事於(yu) 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複之三代，嗚呼其難哉!”的現象以後，再從(cong) 學理上分析，那是因為(wei) 對格物致知論理解有誤，即將知與(yu) 行分裂為(wei) 二所造成的。他說：“吾為(wei) 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全集》卷八，《書(shu) 林司訓卷》)，又說：“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ge) 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liang) 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ti) 段亦本來如是。”(王陽明《答友人問·丙戌》)。也就是說，在王陽明看來，造成時弊的原因在於(yu) 今人將知行“截然分作兩(liang) 件事做”，由此，他建立起了“知行合一”理論。

與(yu) “心即理”“知行合一”理論的建立都是對造成時弊的學術原因進行分析以後才得以實現的一樣，王陽明的“致良知”理論的建立亦是基於(yu) 相同的原因。具體(ti) 說來，王陽明是將“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wei) 陰邪之術，至於(yu) 不可勝說”的原因歸結為(wei) “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全集》卷二，《答聶文蔚》)，具體(ti) 說來還是因為(wei) 將良知與(yu) 日用見聞割裂為(wei) 二所造成的。王陽明說：“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無免為(wei) 二。此與(yu) 專(zhuan) 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wei) 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全集》卷二，《傳(chuan) 心錄》中)。也就是說，在王陽明看來，造成時弊的原因在於(yu) 今人將致良知與(yu) 求之見聞“未免為(wei) 二”，由此，他建立起了“致良知”理論。

值得引起我們(men) 注意的是，王陽明在建立“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理論過程中，都一致地提到了“二”的問題。也就是說，王陽明整個(ge) 理論體(ti) 係的構建都是在反對“二”，即在反對二元的思維方式前提下得以完成的。“析心與(yu) 理而為(wei) 二”，將知行“截然分作兩(liang) 件事做”，將良知與(yu) 日用見聞酬酢“未免為(wei) 二”正是將心與(yu) 理、知與(yu) 行、良知與(yu) 日用分開的具體(ti) 表述。“析”者，分開，散開也。在王陽明看來，“析”心與(yu) 理、知與(yu) 行、良知與(yu) 日用為(wei) 二，即將它們(men) 分開是後人做的事，而此舉(ju) 是有違“聖人之學”的。也就是說，在“聖人之學”那裏，心與(yu) 理、知與(yu) 行、良知與(yu) 日用本來就是一體(ti) 不分的存在，即原來就是合一的存在。這也是先聖所創立的“天人合一”“體(ti) 用不二”“本末一如”的思維方式。而為(wei) 什麽(me) 現在又反複主張和申明要將它們(men) 合一呢？原因是在於(yu) 後人人為(wei) 地將原來就是不分的東(dong) 西強行分開了，即“析”了，所以才有了所謂諸多的“合一”之論的出現。誠如程顥所言：“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程氏遺書(shu) 》卷六)。王陽明為(wei) 什麽(me) 在大力主張心理合一、知行合一、致良知同時，那麽(me) 強調“聖人之學”呢？原因就在於(yu) ，在王陽明看來，在先聖賢那裏，從(cong) 來不談什麽(me) 合一的問題，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諸者本來，原來就是不可分的存在，沒有必要談論什麽(me) 合一的問題，如要談了那倒顯得多餘(yu) 了。由此我們(men) 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王陽明一方麵主張諸者的合一，另一方麵同時強調“聖人之學”的原始情況。他是想告訴世人：我王陽明的所有主張，其實早在千年以前的聖人那裏就已經具備了，我隻是“傳(chuan) 習(xi) ”他們(men) 的思想而已。無分不二就是聖人教人第一義(yi) ，而如分了、別了那就已落在第二義(yi) 了。王陽明在構建他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理論時都無例外地指出了這一點。並一再強調，之所以主張一係列的合一，實屬“不得已”而為(wei) 之呢!“不得已與(yu) 人一口說盡”，此之謂也。

三、王陽明的“立言宗旨”與(yu) 聖人之道

以上已對王陽明所要“傳(chuan) 習(xi) ”的“聖人之學”進行了概括，在此再引申之，以支持上述之論。王陽明說：“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心而已。”(王陽明《象山文集序》)，“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也”“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為(wei) 二也，求理於(yu) 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全集》卷二，《答顧東(dong) 橋書(shu)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隻是一個(ge) 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liang) 事。”(《全集》卷一，《傳(chuan) 習(xi) 錄》上)，“譬人之有冒別姓墳墓者，何以為(wei) 辨？保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wei) 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chuan) 一點骨血也。”(《全集》卷三二，《補錄》)，“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多事以來，隻此良知無不具足。”(《全集》卷三，《傳(chuan) 習(xi) 錄》下)，“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隻是聖人教人第一義(yi) 。今雲(yun) 專(zhuan) 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yi) 矣。”(《全集》卷二，《傳(chuan) 習(xi) 錄》中)，“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chuan) 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複見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啟夫同誌，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王陽明《書(shu) 魏師孟卷》)，“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cong) 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多卒入支離。”(王陽明《與(yu) 薛尚謙》)。這也提醒我們(men) 在研究王陽明思想的時候，時刻要記住，他的所有思想的來源都是“聖人之學”。既然如此，如果能對“聖人之學”的屬性給予準確真實地把握，那麽(me) 自然地就會(hui) 對王陽明的思想有個(ge) 準確真實地把握。認識到這一點，實際上非常的重要。因為(wei) 對王陽明思想屬性的把握，一向是研究學者研究的重點，但也正是因為(wei) 對於(yu) 他思想屬性的模糊而形成了許多不確定的結論，從(cong) 而也造成了許多的混亂(luan) 。為(wei) 了強化認識王陽明思想的屬性問題，我們(men) 再回過頭來再看看他本人的說法，這就是他幾次提到的“立言宗旨”的問題。

王陽明明確指出：“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ge) 心即理是如何？隻為(wei) 世人分心與(yu) 理為(wei) 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ge) 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隻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為(wei) ，要來外麵做得好看，卻與(yu) 心全不相幹。分心與(yu) 理為(wei) 二，是流於(yu) 伯道之偽(wei) 而不自知。故我說個(ge) 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ge) ，便來心上做工夫。不襲義(yi) 於(yu) 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全集》卷三，《傳(chuan) 習(xi) 錄》下)。這是在說“心即理”是他的立言宗旨。王陽明又說：“聖人教人，必要是知此，方可謂之知。不然，隻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liang) 個(ge) ，是甚麽(me) 意？某要說做一個(ge) ，是什麽(me) 意？若不知立言宗旨，隻管說一個(ge) 兩(liang) 個(ge) ，亦有甚用？”(《全集》卷一，《傳(chuan) 習(xi) 錄》上)，又說：“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隻因知行分作兩(liang) 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ge) 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有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全集》卷三，《傳(chuan) 習(xi) 錄》下)。這是在說“知行合一”是他的立言宗旨。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在其《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也談到了王陽明的立言宗旨。他說：“夫以知識為(wei) 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wei) 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yu) 是”。這是在說“良知”“知行合一”是他的立言宗旨。由此可見，王陽明最重要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個(ge) 命題及其思想都被視為(wei) 是“立言宗旨”。所謂“宗旨”就是主要、主導的思想和旨趣。這就清楚地告訴人們(men) ，王陽明的思想最主要最核心的思想乃是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個(ge) 部分所組成。

四、王陽明“心即理”思想與(yu) 聖人之道

對於(yu) 王陽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本文不準備對這三個(ge) 命題做過多的論證和解釋，而是緊緊圍繞與(yu) “聖人之學”的關(guan) 係，尤其注重研究這些概念和命題是在什麽(me) 樣的概念框架中來使用的。弄清楚了這個(ge) 前提性的問題，至於(yu) 這些命題蘊含的思維方式，價(jia) 值規範及其意義(yi) 所在就會(hui) 自然明白起來。

實際上，王陽明“心即理”的思想是包含著大家非常熟習(xi) 的“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等思想內(nei) 容的。也就是說，要弄清楚“心即理”就要明白“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等是什麽(me) 意思。

王陽明的“心即理”“心外無理”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說心具理，理在心中，有心才有理，沒心就沒理。應該承認的是，在王陽明那裏，“心”與(yu) “理”盡管多指“良心”與(yu) “事理”，但也有“知覺”與(yu) “物理”的意思。例如他說：“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全集》卷三，《傳(chuan) 習(xi) 錄》下)。王陽明當然也承認有客觀萬(wan) 物之理的存在。他所說的“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全集》卷二十六，《五經臆說十三條》)，明顯就是指的物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王陽明是在知覺的概念框架內(nei) 使用的“心”和在物理的概念框架內(nei) 使用的“理”，同樣是主張此理不能離開此心的，也就是說，不能將此心與(yu) 此理分開來。說的再通俗些，在王陽明看來，即使外物有理，但如求之隻能在我心中求得，而不可以離卻我心去向外求索。他說：“世儒之支離，外索於(yu) 形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yu) 外也。”(《全集》卷七，《象山文集序》)。

也正是在這一“知覺之心”“物質之理”的概念框架中，王陽明展開了他著名的“心外無物”的闡釋。支撐有關(guan) 思想的有兩(liang) 條最重要材料。一條是“觀岩中花樹”。據《傳(chuan) 習(xi) 錄下》記載：“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yu) 我心亦何相關(guan)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yu) 汝心同歸於(yu) 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另一條是《傳(chuan) 習(xi) 錄中》的一段話：“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理解王陽明的這一“心外無物”思想，最關(guan) 鍵的是解決(jue) 這樣一個(ge) 理論問題，即客觀外物意義(yi) 和價(jia) 值性的存在是與(yu) 人的主體(ti) 的審視緊密不可分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並不涉及不承認有客觀外物的存在這個(ge) 事實本身的意思。說的通俗些，這個(ge) 外物是存在的，但要顯示它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的話，就絕對不能離開人的“心”了。王陽明用了一個(ge) 比較特殊的詞匯，即“感應之幾上看”。感者，感應也；幾者，接近也。意思是說，當心接近了外物並形成關(guan) 係，然後才會(hui) 發生彼此的感應，如此，外物才能呈現出意義(yi) 和價(jia) 值。從(cong) 哲學上來說，這是在談意識與(yu) 存在的“關(guan) 係”。既為(wei) “關(guan) 係”，當然就不可分離。花樹是在的，但隻有人來看時，花樹的顏色“一時”(“那時刻”)才“明白起來”。所以“明白起來”一句非常重要，是在強調屬性、意義(yi) 、價(jia) 值。天之高是客觀存在的，但如果沒人去仰望它，天的崇高是無法顯現的，用王陽明的話說就是無法“明白起來”的。王陽明說的大地，鬼神之性皆有賴於(yu) 人與(yu) 它們(men) 的接近與(yu) 感應。在這裏，我再舉(ju) 些例子加以說明，當一個(ge) 毫無醫學知識的人，一張X光片子並不與(yu) 他構成關(guan) 係的存在，無法形成有感應的關(guan) 係，因為(wei) 他看不懂，對於(yu) 他來說，這張X光片子就等於(yu) 不存在。同樣，對於(yu) 一個(ge) 音盲來說貝多芬不存在；對於(yu) 一個(ge) 畫盲來說，畢加索不存在；對於(yu) 一個(ge) 毫無人文關(guan) 懷的人來說，孔孟不存在，老莊不存在。這就叫做“有之非有”“存在的無”。

如果說對於(yu) “心外無物”的思想還比較費解的話，那麽(me) 對於(yu) “心外無事”思想的理解就要容易多了。因為(wei) 王陽明在定義(yi) 和規範“心”“理”包括“物”的時候，絕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在“良心”“倫(lun) 理”“事理”的概念框架內(nei) 進行的。

關(guan) 於(yu) “心”。王陽明的思想，特別是“心”的概念，以及“心即理”的思想直接來源於(yu) 南宋的陸九淵，這是一個(ge) 非常清楚的事實。陸九淵明確指出：“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yu) 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陸九淵《與(yu) 李宰》)。所謂“四端”就是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而這“四心”的本體(ti) 之心乃是“良心”者也。孟子曾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這裏的“放心”的意思就是把不小心放逸、跑掉的良心找回來。王陽明所“傳(chuan) 習(xi) ”的思想近是陸九淵，遠是孟子。王陽明說：“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雲(yun)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全集》卷二，《答顧東(dong) 橋書(shu) 》)，又說：“良知者，心之本體(ti) ，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ti) ，無起無不起。”(《全集》卷二，《傳(chuan) 習(xi) 錄》中)。概括的說，孟子，陸九淵，王陽明的意思非常明確，良心所具體(ti) 具有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之“四心”分別產(chan) 生“仁”“義(yi) ”“禮”“智”之“四德”，而此“四德”分別具有“愛”“正”“敬”“善”的道理。如此，就論證了“心即理”“心外無理”。

關(guan) 於(yu) “物”。將“物”詮釋為(wei) “事”，應該說是王陽明在傳(chuan) 習(xi) “聖人之學”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一件事情。盡管在孔、孟、荀那裏都將儒家學問視為(wei) 是“為(wei) 己之學”，孟子更直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但在理解儒家的“格物致知”之“物”的時候，總是非常容易將“物”理解成萬(wan) 事萬(wan) 物。也就是說，並不會(hui) 將“物”就直接等同於(yu) “事”。而王陽明在做出了“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心而已。”(王陽明《象山文集序》)。這個(ge) 定性以後，他就徑直地將“物”訓為(wei) “事”矣。王陽明說：“先儒解格物為(wei) 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及‘正’字義(yi) ，‘物’作‘事’字義(yi) 。”(《全集》卷三，《傳(chuan) 習(xi) 錄》下)

在“物即事”的概念框架中來理解“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就顯得順暢得多。因為(wei) “事”總是人做的，表示的是一種人的行為(wei) 。更重要的是，“此事”又都是“孝悌忠信仁義(yi) 禮智”等“為(wei) 善去惡”的道德之事。試想一下，這些事和行為(wei) 哪一樣不是靠“良心”去發動呢？如何能離卻此心而行動呢？正因為(wei) 有了這樣的理解，所以在《傳(chuan) 習(xi) 錄》上才有了這樣的明確強調：“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cong) 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ti) 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yu) 事親(qin) ，即事親(qin) 便是一物。意在於(yu) 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yu) 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yu) 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雖然訓“物”為(wei) “事”是王陽明的一大發明，但是，他本人卻始終堅稱自己的一切理論思想都是來源於(yu) “聖人之學”，換句話說，都是傳(chuan) 習(xi) “聖人之學”而已。以下這段原文應引起足夠重視，文中提到了“心外無物”的多種表述。王陽明說：“夫心主於(yu) 身，性具於(yu) 心，善原於(yu) 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ti) 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為(wei) 一物，可從(cong) 何處得來者乎……夫在物為(wei) 理，處物為(wei) 義(yi) ，在性為(wei) 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yi) ，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wei) 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wei) 義(yi) ，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yi) 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ge) 至善，是離而二之也。”(《全集》卷四，《與(yu) 王純甫書(shu) 》)，又說：“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yu) 天地，育萬(wan) 物，未有出於(yu) 是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者；明辨者，辨此者；篤行得，行此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也。”(《全集》卷七，《紫陽書(shu) 院集序》)。在王陽明看來，包括孟子、《大學》等“聖人之學”那裏都是主張“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yi) ”“心外無善”“心外無學”，一句話，都是“心外無物”的。由此可見，良心當然隻關(guan) 照和對應道德倫(lun) 理的“理”，良心當然隻關(guan) 照和對應道德倫(lun) 理的“事”，由此，離去了“良心之心”如何有“道德倫(lun) 理之理”呢？同理，離去了“良心之心”如何有“為(wei) 善去惡之事”呢？如此一來，王陽明的“心外無理”“心即理”“無外無物”的提法不就顯得很有道理了嗎？

五、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與(yu) 聖人之道

與(yu) “心與(yu) 理”“心與(yu) 物”在王陽明的思想中具有不同意義(yi) 的規定的一樣，應該承認的是，在王陽明那裏，“知”與(yu) “行”盡管多指“道德之知”與(yu) “道德踐行”，但也有“知識”與(yu) “實行”的意思。也就是說，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中也存在一些人們(men) 通常所理解的那種主觀對客觀的認識之“知”與(yu) 主觀見諸客觀的行動之“行”。然而在這一概念框架下，盡管王陽明也在按照知行合一的觀念和思維去論證，但是其結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例如他說：“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全集》卷一，《傳(chuan) 習(xi) 錄》上)。而事實上知道痛等主觀意識活動不能直接等同於(yu) 主觀見諸客觀的行為(wei) ，兩(liang) 者之間在時間上是存在先後之分的。因此，以認識論意義(yi) 上的知識與(yu) 行動來論證知行不分並非合適。

相比較“心即理”“心外無物”之“心”“理”“物”是在兩(liang) 個(ge) 概念框架下使用的情況，在王陽明那裏，“知”與(yu) “行”則是更加側(ce) 重，或者可以說基本上是在一個(ge) 概念框架下使用的，這就是在“道德之知”與(yu) “道德之行”的概念框架內(nei) 使用的。明確這一點，對認知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是極其重要的。換句話說，隻有有了這樣的確證，王陽明所有關(guan) 於(yu) “知行合一”的論證在邏輯上才能成立，從(cong) 而也才能令人信服。所以我們(men) 在論述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時一定要抓住他的“立言宗旨”。說的再通俗些，一定要清楚他在什麽(me) 概念框架下來定義(yi) “知行”的。請注意，當被問“知行合一”問題時，王陽明說：“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隻因知行分作兩(liang) 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ge) 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有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全集》卷三，《傳(chuan) 習(xi) 錄》下)。由此可見，在“善惡”這一道德的概念框架下來規定“知行”概念以及“知行合一”問題那可是王陽明的“立言宗旨”呢!

本文的重點不是放在對王陽明如何論證“知行合一”的問題上，隻是概要地列出他幾個(ge) 論證的方麵，重點則是放在對“知行合一”思想的意義(yi) 性的討論上麵。

王陽明通過以下幾個(ge) 方麵來論證他的“知行合一”論的。第一，知行本體(ti) 。第二，知行相即。而知行相即又通過以下幾個(ge) 問題加以具體(ti) 說明。一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全集》卷一，《傳(chuan) 習(xi) 錄》上)，二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全集》卷一，《傳(chuan) 習(xi) 錄》上)，三是“知行之為(wei) 合一並進”(全集卷一，《傳(chuan) 習(xi) 錄》上)，四是“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全集》卷二，《傳(chuan) 習(xi) 錄》中)，五是“真知即所以為(wei) 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全集》卷二，《傳(chuan) 習(xi) 錄》中)。

研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意義(yi) 和現實意義(yi) 則是要懂得他建立此學說的初衷以及所要傳(chuan) 習(xi) 的“聖人之學”及其所要呼喚的精神是什麽(me) 。如前所述，王陽明在構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理論時都有著強烈的現實性關(guan) 懷，但這一關(guan) 懷在其“知行合一”論構建中表現得尤為(wei) 突出，表現出他對“聖人之學”淹沒的深深憂患以及對種種時弊的無比痛恨。換句話說，王陽明之所以要構建“知行合一”，其根本原因就是“正人心，息邪說”。在麵對當時“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wei) ，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nei) 禽獸(shou) ，而猶或自以為(wei) 從(cong) 事於(yu) 聖賢之學”的情況，王陽明說：“吾為(wei) 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全集》卷八，《書(shu) 林司訓卷》)。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正人心，息邪說”一句是直接來源於(yu) 孟子的話，孟子曾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孟子·滕文公下》)。由此也說明，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動機和目的亦是傳(chuan) 習(xi) 聖人的精神的。換句話說，王陽明在傳(chuan) 習(xi) 了聖人的“正人心，息邪說”的精神的基礎之上，而明確提出了具體(ti) 解決(jue) 之道，那就是“揭知行合一之說”。

在王陽明看來，之所以會(hui) 出現那麽(me) 多讓他恐懼的事情，那是因為(wei) 在知行問題上將知與(yu) 行分作兩(liang) 件事了，即“析知與(yu) 行為(wei) 二”。如果按照王陽明自己將知行問題規定在道德範圍裏討論的話，其實意思就非常的明確了。也就是說，所謂的“析知與(yu) 行為(wei) 二”，就是隻知道在“理”上，或說隻是口頭上說些道德的話，而全然不見諸道德的行動，即道德認知與(yu) 道德實踐彼此是脫離的。

我們(men) 有時不太理解，王陽明為(wei) 什麽(me) 那麽(me) 反對朱熹的思想呢？尤其將知行分裂的原因徑直推到朱熹的頭上呢？朱熹也說過：“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wei) 先；論輕重，行為(wei) 重。”(《朱子語類》卷九)。有的學者認為(wei) ，王陽明反對朱熹的原因就是反對他將知行分了先後。但我不這樣認為(wei) ，其實王陽明看到了朱熹的問題在於(yu) 將屬於(yu) 道德的仁義(yi) 禮智問題當成了知識性東(dong) 西來加以論述和追求，結果所致必然是知與(yu) 行的脫節。也就是說，朱熹隻是重視對諸如仁義(yi) 禮智等所蘊含的道理的揭示，例如，朱熹說：“蓋仁則是個(ge) 溫和慈愛底道理，義(yi) 則是個(ge) 斷製裁割底道理，禮則是個(ge) 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個(ge) 分別是非底道理。”(《晦庵集》卷七十四)。在王陽明看來，讓人明白這些道理是必要的，隻是王陽明認為(wei) 不能僅(jin) 到這一步就停止了，還應找到更根本的東(dong) 西。換句話說，不能隻是強調仁義(yi) 禮智中含有什麽(me) 樣“底道理”，而是更重要的回歸到產(chan) 生這一道德的本原上，即在“良心”上下功夫。道理都懂不是最重要和最後的問題，而其關(guan) 鍵的問題是在發動那個(ge) 最後的存在——良心，才是解決(jue) 所有道德和倫(lun) 理問題的不二途徑。你想讓人按照所有“底道理”去行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將“原始發動器”開啟即可。這個(ge) 最原始的發動器名字就叫“良知”，簡稱“知”。所以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中的“知”是“良知”的省略語。或者說，王陽明的“知”前麵都要加上一個(ge) 限定詞，即“良”。大家想一下，良心的特點和屬性是什麽(me) ？答案就是：它一動，必然帶來意動和行動。由此，心——意——行就這樣連貫起來矣。所以說，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之“合一”的意思，並不是“結合”的意思，而是“聯合起動”的意思。而且這種“聯合行動”是從(cong) 心中一開始就是這樣的。王陽明給它一個(ge) 詞叫做“知行本體(ti) ”。所謂的“本體(ti) ”就是本來的體(ti) 性，自己的體(ti) 性，自己的本性。到這裏，其實問題就清晰了，王陽明為(wei) 了證明知行是原來就是一體(ti) 的，知即行，行即知，所以就給它找一個(ge) 理論根據，這就是王陽明的“心即理”論。良心中有理者也，理就在良心之中者也。用力隻在心上即可也。由此，我們(men) 不僅(jin) 能認識到，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與(yu) 他的“心即理”的理論存在著內(nei) 在的邏輯關(guan) 係，更重要的是，在道德概念框架下的“知行合一”問題必然地要引出王陽明的另一個(ge) 理論，即“致良知”。

六、王陽明的“致良知”思想與(yu) 聖人之道

王陽明的“致良知”論與(yu) “知行合一”論其間的邏輯關(guan) 聯性，不但在王陽明本身的理論中隨處可見，就是後人如黃宗羲也明確指出了這一點。黃宗羲說：“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從(cong) 這裏就非常明確地指出了王陽明所謂的“知”就是“良知之知”，所謂的“行”就是“良知之行”。實際上王陽明自己也深深認識到，要做到“正人心，息邪說”及傳(chuan) 習(xi) “聖人之學”也不能僅(jin) 僅(jin) 主張“知行合一”，就像不能僅(jin) 僅(jin) 知道一些道德的德目的道理一樣。關(guan) 鍵在行動，且是正確的行動。通俗的說，如果僅(jin) 是口上說，而不去行動，哪怕是再正確的理論，當然包括“知行合一”論本身，那也是沒用的，甚而是有害的。以下兩(liang) 段話應引起人們(men) 的注意，王陽明說：“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liang) 個(ge) 亦不妨，亦隻是一個(ge) 。若不會(hui) 宗旨，便說一個(ge) ，亦濟得甚事？隻是說閑話。”(《全集》卷一，《傳(chuan) 習(xi) 錄》上)，又說：“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ge) 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liang) 個(ge) 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ge) 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hui) ，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作兩(liang) 個(ge) 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ge) 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liang) 截去做，則是從(cong) 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全集》卷六，《答友人問》)。王陽明這裏講得再清楚不過了，是要告訴人們(men) ，知與(yu) 行不可分，即知與(yu) 行要合一，不能停留在口號上，而是要落實在行動中。隻要行了，當無需那麽(me) 執著於(yu) 知行合一問題本身。這頗有點禪味，禪宗主張不要執著，同時也主張不執也不執。

那麽(me) 如何解決(jue) 這一問題呢？王陽明給出了答案：那就是要在所有問題的根源上下功夫，這個(ge) 根源就是“良心”。怎麽(me) 在良心上下功夫呢？王陽明選用了一個(ge) 字，這就是“致”。於(yu) 是“致良知”就成為(wei) 一個(ge) 命題並在王陽明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他將此稱為(wei) “是聖人教人第一義(yi) ”，是“聖門正法眼藏”。所以王陽明又直謂“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chuan) 幾千百年。”(王陽明《書(shu) 魏師孟卷》)

“致”就是至，推，極的意思，來源於(yu) 《大學》的“致知”。“良知”就是人心天生本有的一種知行能力的意思，是構成人之為(wei) 人的根據的存在，來源於(yu) 《孟子》的“其良知也”。孟子又稱其為(wei) “良心”。孟子認為(wei) “人之所以異於(yu) 禽獸(shou) 者幾希”(《孟子·離婁下》)，這個(ge) 一點點的“幾希”正是良心，正是人之為(wei) 人的本質屬性。合而言之，在孟子看來，人的良心具有天生的知善知惡，知是知非以及為(wei) 善去惡的能力。“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此之謂也。由此可見，王陽明的“致良知”是在《大學》的“致知”中間加上了一個(ge) 孟子喜用的“良”字，合並而成“致良知”。從(cong) 這裏實際上我們(men)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王陽明通過“致良知”論的建立，更加明確和規範了“知行”概念的道德屬性。換句話說，通過“致良知”論能夠更加有力地確證了“知行合一”論的主旨是關(guan) 乎道德的。

王陽明在使用“致良知”這個(ge) 命題的時候，始終是說“致吾心之良知”，為(wei) 的是強調“良知”乃“吾心”所具，“吾心”所能。他說：“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全集》卷二，《傳(chuan) 習(xi) 錄》中)，“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全集》二，《傳(chuan) 習(xi) 錄》中)。“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yu) 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全集》卷二，《答顧東(dong) 橋書(shu) 》)。因此，“致良知”的意思就是將自己的良知推廣到、擴充到日常倫(lun) 用的事事物物中去。簡單的說，就是一切按良心辦事。

良心的屬性表現無善無惡，它有“生德”的功能和“判德”的功能。我將其概括為(wei) “一性兩(liang) 能”。“發動”本體(ti) 之良心，即無善無惡之心，以“知”善“知”惡，並“實踐”為(wei) 善去惡，故而最終將“吾心良知”落實到(在)一切行動上(知行合一)，這些乃是“致良知”攝含的全部意義(yi) 。“致”就是對良心的“發動”和“激活”，是對善惡的“判斷”和“選擇”，是對為(wei) 善去惡的“貫徹”和“行動”。總之，是全力將吾心良知推廣和運用到一切事情中去。由此可見，“致良知”既是本體(ti) 論，又是認識論，還是功夫論。本體(ti) 論是心即理，認識論是知行合一，功夫論也是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綜合性的命題，是包括了王陽明思想的全部。從(cong) 王陽明全部思想來看，其屬性是倫(lun) 理道德性的，其價(jia) 值取向是心性的。是向內(nei) 求的，而不是向外的追逐。

在我看來，對王陽明的“知”“良知”還要做更進一步的認知，不能簡單或抽象地認為(wei) 它是“心之本體(ti) ”的存在，而是應該具體(ti) 指出它的內(nei) 涵。王陽明實際上非常明確地指出那就是良心所具有的第一種“心”，即“惻隱”“怵惕”“不忍”之情感也。王陽明謂之“真誠惻怛”。王陽明說：“蓋良知隻是一個(ge) 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隻是一個(ge) 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ti) 。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qin) 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cong) 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隻是一個(ge) 良知，一個(ge) 真誠惻怛。若是從(cong) 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qin) 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cong) 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cong) 兄的良知。致得從(cong) 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qin) 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cong) 事親(qin) 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隻是一個(ge) ，隨地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全集》卷二，《傳(chuan) 習(xi) 錄》中)。王陽明的整個(ge) 論述是緊緊圍繞四個(ge) 字來進行，這就是“真誠惻怛”，而“惻怛”又恰恰是孟子的“惻隱”“怵惕”“不忍”之心的同義(yi) 語。“它”是仁德的產(chan) 生的人心性的根據。“惻怛”是每個(ge) 人“天生”的，“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的“存在”。所以對“惻怛”這一人之真誠的心性情感的正確把握遂成為(wei) 理解包括孟子在內(nei) 的王陽明的整個(ge) 思想實質的關(guan) 鍵所在了。由此亦可見，王陽明許多思想隻是對孟子思想的直接闡發而已，或說隻是強調指出孟子話的願意是什麽(me) 。

運用王陽明這一理論到現實生活中，當我們(men) 看到“婆婆”傴(yu) 僂(lou) 著身軀艱難地為(wei) “我”帶孩子，為(wei) “我”做家務，我“心”頓生“惻怛”“可憐”“同情”“不忍”之情，想到了“婆婆”這麽(me) 辛苦實際上都是為(wei) 了“這個(ge) 家”，即便她有些“缺點”和“不足”，我當不計較，感動她的所為(wei) 。有如此“良知”發動，你一定能改善“婆媳”的關(guan) 係。同理，我們(men) 共產(chan) 黨(dang) 的幹部，對人民的困難、疾苦，我“心”頓生“惻怛”“可憐”“同情”“不忍”之情，當你處於(yu) 這種“知”了的狀態，那必定會(hui) “行”的，因為(wei) 你看不下去，因為(wei) 你於(yu) 心不忍，因為(wei) 你憂傷(shang) 悲痛。這也就是王陽明那麽(me) 強調“知行”的問題不但不能將其分開，也不能隻是從(cong) 道理上認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從(cong) 根原處，即“吾心良知”處入手。也就是說，張口不行(空談)，進腦也不行(識理)，隻有入心(知行)才行。所以通俗地理解王陽明的“致”字，“行”字，即可被理解成“行了”“可以了”“沒問題了”“OK了”。也就是說，當你“良知”“良心”發動了，激活了，推動了，運行了且盡全力了，一切事情就“沒問題了”“好辦了”“辦妥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之旨一定包含我上述理解的這層意思。

七、結論

總之，王陽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立言宗旨”全是為(wei) 了建立起重道德本體(ti) ，道德自覺，道德實踐的思想體(ti) 係，並以此淨化心性，變化氣質，淳化世風，成就道德，顧長生命，成全人格。這是一條人文的路線，“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語)，此之謂也；這是一條心性的路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shu) ·大禹謨》)，“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語)，此之謂也；這是一條倫(lun) 理的路線，“聖人有憂之，使契以為(wei) 司徒，教以人倫(lun)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此之謂也；這是一條“為(wei) 己”的路線，“古之學者為(wei) 己，今之學者為(wei) 人”(《論語·憲問》)，此之謂也；這是一條內(nei) 聖外王的路線，“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語)，此之謂也；這是一條“求放心”的路線，“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此之謂也；一句話，這是一條聖人的路線，而王陽明所全力傳(chuan) 習(xi) 的正是這條“聖人之道”呢!誠如王陽明所說：“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複其心體(ti) 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wei) 教，而學者惟其以此為(wei) 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xi) ，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全集》卷二，《傳(chuan) 習(xi) 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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