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第二十四期禮學沙龍：從(cong) 齊家到經世如何可能

來源：“燕園禮學”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十九日庚寅

          耶穌2019年4月23日

2019年3月24日下午，由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十四期禮學沙龍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舉(ju) 行。本次沙龍的主題為(wei) “從(cong) 齊家到經世如何可能——曾國藩等晚清湖南理學家的思考”，南開大學哲學院副教授範廣欣主講，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吳飛主持，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李猛、北京大學社會(hui) 學係副教授田耕、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雲(yun) 杉、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曉璿博士參加討論。

範廣欣老師

在吳飛老師對範廣欣老師的學術背景做了簡要介紹後，報告正式開始。範老師首先對自己報告的問題意識進行說明。他指出，《大學》八條目中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後兩(liang) 者是經世。現代人認為(wei) 從(cong) 齊家到經世是一個(ge) 問題，但是在《大學》的語境中這並不構成問題。從(cong) 齊家到經世成為(wei) 一個(ge) 問題，是在秦統一之後。秦統一之前的封建之世，卿大夫有家，家本身就是封建製度中的一個(ge) 政治單位；而秦統一之後，家不再是封建單位，從(cong) 齊家到經世也就成為(wei) 問題。範老師引入比較西方政治思想的視角指出，西方古典的傳(chuan) 統和現代的自由主義(yi) 則都認為(wei) ，家庭和國家之間存在斷層，家內(nei) 的關(guan) 係與(yu) 政治關(guan) 係截然不同，政治關(guan) 係是公民與(yu) 公民的關(guan) 係，而家內(nei) 關(guan) 係是作為(wei) 父親(qin) 的家長和家庭成員以及被他統治的家庭成員的關(guan) 係，在盧梭看來，家庭是自然社會(hui) ，而非契約社會(hui) ，因而家庭是非政治的；霍布斯則認為(wei) 家庭本質上是征服關(guan) 係，屬於(yu) 自然社會(hui) 。國家是公，家庭意味著私，這一理解不僅(jin) 影響了西方世界，也對現代中國人理解家內(nei) 家外關(guan) 係產(chan) 生深刻的影響。回到中國的視野之中，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統一與(yu) 獨立遭受威脅，國家麵臨(lin) 政治危機。在救亡的過程中，產(chan) 生了先國後家、個(ge) 體(ti) 為(wei) 國家犧牲的民族主義(yi) 思路。範老師指出，與(yu) 上述思路不同，儒家即便在封建製崩潰以後，主流依然堅持家、國、天下的貫通，並且認為(wei) 個(ge) 體(ti) 為(wei) 群體(ti) 貢獻，也是通過先家後國、由內(nei) 而外、層層遞進的方式。這一思路下，處理好家庭關(guan) 係是治國經世的必要條件。據此，範老師點明了本次講座基本的問題意識：為(wei) 何儒家對於(yu) 家庭關(guan) 係的理解與(yu) 西方古典、近現代自由主義(yi) 以及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yi) 的解讀如此不同，其理據何在？其對於(yu) 當代中國人考慮家庭的關(guan) 係是否具有借鑒意義(yi) ？

沙龍現場

基於(yu) 這一問題意識，範老師進入到講座的主體(ti) 部分。他嚐試以梳理曾國藩、羅澤南、郭嵩燾與(yu) 劉蓉等晚清湖南理學家的思考與(yu) 實踐作為(wei) 切入口，為(wei) 這一問題提供反思。在其看來，曾國藩等人不僅(jin) 僅(jin) 是思想家，而且是政治家，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麵臨(lin) 瓦解崩潰的背景下，動用儒家的傳(chuan) 統的精神資源應對這一危機。範老師首先對羅澤南、郭嵩燾與(yu) 劉蓉三人生平與(yu) 基本思想情況作了介紹。羅澤南是創立湘軍(jun) 的關(guan) 鍵人物，他特別強調家庭關(guan) 係對於(yu) 政治領袖不可忽視的意義(yi) ，範老師通過分析羅澤南對於(yu) 周公的批評，展示了他的這一思想傾(qing) 向。羅澤南認為(wei) 周公誅管蔡遠不如舜對待自己的兄弟高明，因為(wei) 政治領袖的家內(nei) 關(guan) 係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意義(yi) ，政治領袖除了要打擊外敵，還要樹立表率，如果為(wei) 了一兩(liang) 場政治鬥爭(zheng) 而無情地損害家人，會(hui) 動搖政治秩序的基礎。而郭嵩燾則特別強調齊家與(yu) 治國的關(guan) 聯，在其看來齊家與(yu) 治國共通的原則在於(yu) 教化，教化是以說服教育而非暴力強迫的方式為(wei) 主。從(cong) 儒家的觀點出發，治理大家庭乃至家族和治理國家一樣，都涉及到處理各種人際關(guan) 係，包括奴仆和雇傭(yong) 人員。因此，領導人物在管理大家庭的過程中，就可以鍛煉治國的才幹。郭嵩燾認為(wei) 齊家與(yu) 治國的關(guan) 鍵在於(yu) “機”，他結合朱子與(yu) 周敦頤的解釋，將機闡發為(wei) 聖人之醞釀，意即機是聖人抓住關(guan) 鍵時刻、做出全局性安排那個(ge) 創立製度的關(guan) 鍵點。羅澤南對於(yu) 道德權威的重視、郭嵩燾對於(yu) 教化的強調與(yu) 曾國藩的看法有很強的相似性，範老師認為(wei) ，勾連他們(men) 之間相似性的關(guan) 鍵人物正是劉蓉。湘軍(jun) 草創之時，曾國藩與(yu) 同僚相處多有不順，是劉蓉寫(xie) 信給他，忠告其要用對待家人的態度對待同僚，齊心合力對付太平軍(jun) 。在範老師看來，雖然三人都強調齊家，但是羅澤南的君主齊家與(yu) 郭嵩燾的士大夫齊家都是從(cong) 家長領袖的角度出發談齊家問題，而劉蓉在書(shu) 信中給曾國藩的定位並不是家長而是兄長。既為(wei) 兄長，則不能運用家長的權威，也沒有官職的稱號，所以不能發號施令，因為(wei) 隻有道德和情感的力量可以依靠。這是他勸導曾國藩“待同僚如家人”的意義(yi) 所在。上述三者的共同特點在於(yu) ，他們(men) 都認為(wei) 至少在同一陣營內(nei) 部，應該像在家庭內(nei) 部一樣，要以說服教育，而非強製的方式。這一點對曾國藩後來的思考與(yu) 實踐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

範老師指出，曾國藩雖然也是程朱理學出身，但他對於(yu) 家內(nei) 關(guan) 係的思考卻具有程朱理學家不具備的特點。他認為(wei) 不能光靠道德修養(yang) ，而是要以禮學為(wei) 依據。曾國藩的禮學以程朱理學以基本框架，融貫經史，方法上則兼采漢宋。在曾國藩這裏，程朱理學是士大夫安身立命之道，而三禮學則是經世的學問，因為(wei) 由齊家到經世，僅(jin) 靠前者是不夠的，必須容納後者的資源。範老師認為(wei) 曾國藩的禮學經世，根據太平天國戰爭(zheng) 的進程可以分為(wei) 戰前、戰時與(yu) 戰後三個(ge) 階段。家禮在第一個(ge) 階段與(yu) 第三個(ge) 階段都很重要。第一個(ge) 階段，大亂(luan) 的陰影已經逐漸籠罩，但是皇帝依然乾綱獨斷，對於(yu) 漢族讀書(shu) 人防備仍然很深，隻允許讀書(shu) 人把討論集中在家禮上。在這方麵，給曾國藩帶來很大啟發的是劉傳(chuan) 瑩。第二個(ge) 階段，太平軍(jun) 給原有秩序帶來了破壞，在給漢族士人以實現抱負的機會(hui) 的同時，也打破了他們(men) 修持禮儀(yi) 的從(cong) 容心態，他們(men) 的關(guan) 注點從(cong) 家禮轉移到軍(jun) 禮上來；第三個(ge) 階段，戰亂(luan) 逐漸平定，家禮作為(wei) 重建秩序的重要資源重新回到視野中心。在傳(chuan) 統中，國-家與(yu) 國-天下的關(guan) 係存在兩(liang) 種可能性：一是宗族與(yu) 家族把私放到公之上，形成與(yu) 國、天下的對立；二、則是以家族、宗族中對人員、資產(chan) 的統治關(guan) 係作為(wei) 國、天下的基礎，意即家之於(yu) 國、天下、軍(jun) 隊的原型的意義(yi) 。範老師認為(wei) ，曾國藩特別重視後者，這點從(cong) 曾國藩在治軍(jun) 中特別強調軍(jun) 官之於(yu) 士兵應如父兄之於(yu) 兄弟（既關(guan) 愛有加又有尊卑上下）、要求士兵在戰爭(zheng) 間歇進行農(nong) 務勞動以保持淳樸氣質等可一窺其要。

隨後範老師通過引入曾國藩與(yu) 劉傳(chuan) 瑩交遊經曆，進入曾國藩禮學經世思想的脈絡。道光年間曾氏在京為(wei) 官，對他影響最大的一位同僚是劉傳(chuan) 瑩。在二人相識(道光二十六年)之前，曾國藩已經在古文上下過不少功夫，追隨唐鑒數年，理學也打下了基礎，但是與(yu) 劉傳(chuan) 瑩的交往，才使他加深了對考據學的認識，並接觸到一些他後來推崇備至的禮學著作——如江永的《禮書(shu) 綱目》。劉傳(chuan) 瑩辭官歸裏後，曾國藩在寫(xie) 給他的序中表示，歸裏之行不是歸隱，而是齊家的新起點。兩(liang) 個(ge) 人當時約定，不再把精力放在書(shu) 本上，而是從(cong) 此致力於(yu) 修養(yang) 平時家居的操行，因為(wei) 這才是儒者的根本。可惜，劉傳(chuan) 瑩回去不久就因病辭世，曾國藩為(wei) 他寫(xie) 的家傳(chuan) 卻對他回鄉(xiang) 以後短短時間內(nei) 的作為(wei) 大加褒揚，當作他一生最值得紀念的成就。曾國藩認為(wei) ，劉傳(chuan) 瑩用漢學家之能，綜合於(yu) 倫(lun) 常日用之理，找到一個(ge) 恰到好處的方式處理具體(ti) 的問題，同時以求得當於(yu) 朱子。在這裏可以看到，漢學研究的重點也發生轉變，從(cong) 古書(shu) 轉變為(wei) 現實人生，是把外部事物當做研究的新文本。和平時以倫(lun) 常日用為(wei) 主，亂(luan) 世時則運用於(yu) 平亂(luan) 禦物的事功。梁啟超一再惋惜漢學不曾把其治經方法運用到學術之外。但其實具體(ti) 的轉向已經在道光年間展開了。朱子被看重，也不是因為(wei) 心性之學，而是因為(wei) 其道德實踐和對三禮的整理與(yu) 把握。

範廣欣老師

1859年，曾國藩闡述經世主張的時候，還強調考據的重要性：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考據雖然對於(yu) 道德的探討作用有限，但其長處在於(yu) 探討如何把道德原則轉化為(wei) 現實中具體(ti) 的行事依據，考據的對象不僅(jin) 僅(jin) 有經典，還有各種史書(shu) 和政書(shu) 。關(guan) 鍵不在具體(ti) 問題總結，還在總結普遍性的規律。這使得和平時代無權無位的士大夫也可以通過修身、齊家的實踐對治國、平天下的基本原理有所把握。而在危機來臨(lin) 之際，傳(chuan) 統理學家有的是道德勇氣，卻可能缺少應變的準備。對曾國藩、劉傳(chuan) 瑩來說，修、齊與(yu) 治、平關(guan) 係密切，先自治後治人，國是家的擴大，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沒有截然的界限，禮作為(wei) 無所不包的規範強調的正是這一點。同時，範老師指出，雖然考據是經學的基本方法，必須通過考據才能恢複古代典章製度和禮儀(yi) 風俗的原貌，但是考據的成果是否能夠運用於(yu) 當時的實踐，歸根到底，還是由決(jue) 策者根據其自身對於(yu) 道德原則和時勢的心得體(ti) 會(hui) 作出判斷。範老師總結了曾國藩禮學齊家的兩(liang) 個(ge) 特點：方法上兼采漢宋，強調實踐必須有經典的依據，同時又是在具體(ti) 情境中落實程朱禮學的普遍道德原則。禮學考察對象不僅(jin) 包括三禮與(yu) 著述，還包括各類史書(shu) 和政書(shu) 。

隨後，講座進入曾國藩以家禮治軍(jun) 的部分。範老師從(cong) 曾國藩的軍(jun) 禮中“營製”與(yu) “營規”兩(liang) 部分的區分進入這一問題。前者受戚繼光影響，強調軍(jun) 隊的紀律；後者則關(guan) 注對士兵的教化。湘軍(jun) 營規經常用家族/家庭關(guan) 係比喻軍(jun) 民關(guan) 係、官兵關(guan) 係、上下關(guan) 係，家禮的精神滲透到軍(jun) 禮中來，以保證軍(jun) 營內(nei) 外和諧有序。範老師以曾國藩親(qin) 自撰寫(xie) 的《愛民歌》為(wei) 例，來說明營規的這一特點。“愛民”是曾國藩對湘軍(jun) 全體(ti) 官兵的要求，他在給軍(jun) 官的批牘中也指出：“愛重百姓，如待家人。”而營規的貫徹，則有賴於(yu) 以主帥（曾國藩本人）與(yu) 各級軍(jun) 官、各級軍(jun) 官與(yu) 士兵構成的“父兄對子弟”、“師長對學生”這樣的私人倫(lun) 理關(guan) 係（尤其是家庭模式）的推廣，靠的是言傳(chuan) 身教，而不是刑賞。曾國藩特別重視在治軍(jun) 過程中“恩威並重”，但用恩並不僅(jin) 是一般情感的籠絡，而且要用自己信奉的儒家價(jia) 值觀念培養(yang) 人、改造人；用威也不是依靠嚴(yan) 刑峻法，而是靠修明儒家人與(yu) 人交往的日常禮節，在不知不覺間使人受到感染而產(chan) 生敬畏之心。從(cong) 家族倫(lun) 理出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可以理解為(wei) “父兄對子弟”的態度，“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可以理解為(wei) 父兄經營的自我形象。這樣，湘軍(jun) 內(nei) 部的上下關(guan) 係、官兵關(guan) 係便轉化為(wei) 某種家族或大家庭內(nei) 部的關(guan) 係，既重情感紐帶和教化功能，又能充分體(ti) 現長上的權威和尊嚴(yan) ，可以令行禁止。範老師又以鹹豐(feng) 十一年九日曾國藩所作的《勸誡淺語十六條》、羅爾綱1938年所著《湘軍(jun) 新誌》說明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jun) 在治軍(jun) 中對於(yu) 尊上、愛民與(yu) 戒禁惡習(xi) 的強調。他特別指出，禁止擾民和戒煙賭惡習(xi) 在曾氏所定營規中自始至終占有極重要的位置，等級關(guan) 係則不被刻意強調，官兵之間“父兄帶子弟”的說法除了等級因素，更突出的是情感紐帶和道德責任。曾國藩領導湘軍(jun) 既強調下級對上級的服從(cong) ，也強調上級以身作則，上下同甘共苦，以父子、兄弟、師生、朋友等關(guan) 係掩飾調劑上下尊卑關(guan) 係以減少內(nei) 部衝(chong) 突與(yu) 摩擦，增強向心聚合力。據此，範老師總結道，盡管在太平軍(jun) 戰爭(zheng) 期間曾國藩關(guan) 注的重點由家禮轉向軍(jun) 禮，他還是致力將程朱理學強調的家族倫(lun) 理融入湘軍(jun) 營規的建設。具體(ti) 而言，他希望把湘軍(jun) 建成一個(ge) 內(nei) 部關(guan) 係緊密、上下齊心的大家族/家庭，也希望湘軍(jun) 樹立愛民的觀念，獲得人民的支持，因此致力將家禮的精神貫徹到軍(jun) 禮之中。

劉雲(yun) 杉老師

範老師接著介紹了曾國藩對家禮的關(guan) 注與(yu) “同治中興(xing) ”時期的秩序重建。平定太平軍(jun) 以後，清朝進入了“同治中興(xing) ”時期，曾國藩一方麵有比較多時間閱讀禮學著作，另一方麵積極運用讀書(shu) 心得和先前以禮齊家、治軍(jun) 的經驗為(wei) 中興(xing) 事業(ye) 服務。作為(wei) 地方大員，他特別看重禮儀(yi) 秩序的重建，包括繼續戰前士大夫官員，包括他本人對民間日常禮儀(yi) 所做的探討。範老師指出，曾國藩是以總督的身份探討日常禮儀(yi) ，因此這件事本身便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官方氣息，從(cong) 而對屬下官紳和百姓起到了示範作用。範老師以曾國藩親(qin) 自為(wei) 兒(er) 子安排婚禮、在考據基礎上籌修家廟為(wei) 例，展示了曾國藩個(ge) 人的禮儀(yi) 實踐對於(yu) 地方的示範意義(yi) 。範老師隨後指出，除了示範作用以外，曾國藩還積極運用他對宗族禮儀(yi) 的知識穩定社會(hui) 關(guan) 係以為(wei) 中興(xing) 事業(ye) 服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見於(yu) 他對江南提督李朝斌複姓歸宗一事的批文。基於(yu) 對曾國藩實踐的梳理，範老師提出了對以往研究中對“同光中興(xing) ”的認識的反思，他指出，一般認為(wei) ，“同光中興(xing) ”和自強運動富國強兵、創辦近代工業(ye) 有密不可分的關(guan) 係，甚至有人會(hui) 把“同光中興(xing) ”進一步簡化為(wei) “洋務運動”，認為(wei) 主要的動力和資源來自域外。然而作為(wei) 開創者的曾國藩其實是把相當多的精力放在恢複正統、重建禮儀(yi) 上，同光中興(xing) 對他來說首先是禮學的中興(xing) ，兩(liang) 者生死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對於(yu) 曾國藩來說，同治中興(xing) 的指導思想不是“中體(ti) 西用”而是“禮學中興(xing) ”，即運用禮學所能整合的資源，恢複傳(chuan) 統政治、社會(hui) 和宗教秩序，重建政教合一的體(ti) 製。他參與(yu) 自強運動，創辦江南造船廠，和他重新講求家禮一樣，是為(wei) 了給傳(chuan) 統秩序輸入新鮮血液，而不是為(wei) 了改變或替代傳(chuan) 統秩序。

最後，範老師總結了本場講座的基本思路：上麵介紹了三人如何通過著述或通信，反映了曾氏交遊圈對這個(ge) 問題的思考，主體(ti) 部分則主要關(guan) 注曾氏如何運用家禮為(wei) 重建社會(hui) 秩序服務。齊家是經世的前提，將家族倫(lun) 理推廣到政治層麵，反映了湖南程朱理學家的共同主張。曾國藩以三禮五禮學齊家，從(cong) 家禮著手，推動同光中興(xing) ，反映其漢宋兼采，兼用經史的學術特色。如果說程朱理學指明了人生和政治的大方向，那麽(me) 禮學通過梳理儒家經史學術再現保存於(yu) 其中的古禮及其沿革，通過在具體(ti) 事例的基礎上總結規律、尋找常規，便提供了全部道德和政治實踐的依據。以往的哲學史研究，對晚清湖南禮學家的思考並不重視，因為(wei) 其往往把重點放在心性或道德之學上，而晚清湖南理學家在這方麵的創獲並不突出。但如果將孔孟以來的儒家哲學首先視為(wei) 一種政治哲學的話，以學者身份擔當大任的思想家們(men) 的確不容忽視，他們(men) 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麵臨(lin) 崩潰的最後一刻，動用經史資源麵對現代的種種問題，重新肯定傳(chuan) 統儒家的種種價(jia) 值。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能夠經曆種種挑戰而重新肯定傳(chuan) 統價(jia) 值，建立新的秩序，是值得我們(men) 深思的。與(yu) 程朱理學不同，三禮五禮之學長期不是哲學史關(guan) 注的對象，曾國藩等人的思考被當做是一個(ge) 曆史問題，而不是哲學問題——也就是說他的思考與(yu) 我們(men) 當代中國人無關(guan) ——範老師認為(wei) 這是有失偏頗的。程朱理學因為(wei) 涉及許多可以界定為(wei) 道德哲學和倫(lun) 理學的內(nei) 容，一向被當做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重點，但其實從(cong) 程朱開始的很多理學家是將相當精力放在三禮五禮之學的整理與(yu) 研討之上。是否可以棄置其三禮五禮之學，而隻關(guan) 心其對身心性命的探討，兩(liang) 者是全然割裂還是互相聯係呢？範老師認為(wei) ，這是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吳飛老師

精彩的報告結束後，沙龍進入討論環節。吳飛老師認為(wei) ，範老師的演講之精彩超出了預期，無論是對曾國藩本人的思想、湘軍(jun) 的實踐的梳理，還是對程朱理學的檢討以及對同光中興(xing) 的重新評價(jia) 都是頗具新意、富有啟發。隨後，吳飛老師向範老師提出了三個(ge) 問題。第一個(ge) 問題涉及桐城派對曾國藩的影響。吳飛老師指出，範老師在最後提到的對三禮之學的重視一直是程朱理學中的傳(chuan) 統，但是從(cong) 司馬光的《書(shu) 儀(yi) 》到朱子的《家禮》，這些與(yu) 清代學者尤其是湖南學者是非常不同的。吳飛老師表示，考慮到曾國藩與(yu) 唐鑒在學術脈絡上的關(guan) 聯，而唐鑒的程朱理學並不是宋代的程朱，而是有桐城派的脈絡。那麽(me) 湖南理學家的禮學實踐與(yu) 傳(chuan) 統理學家的差別是不是有桐城派的因素？第二個(ge) 問題則是關(guan) 於(yu) 郭嵩燾。郭嵩燾除了《大學章句質疑》之外，還寫(xie) 過一本《禮記鄭注質疑》，前者是對朱子的，後者是對鄭玄的，那麽(me) 其自我定位是怎麽(me) 樣的？從(cong) 學理上，郭氏應該被放在哪個(ge) 傳(chuan) 統裏考慮？第三個(ge) 問題是關(guan) 於(yu) 講座中提到的李朝斌的問題。李朝斌的問題實際上涉及為(wei) 人後的問題，曆史上有很多討論，曾國藩說翻遍經書(shu) 找不到根據其實是很奇怪的。例如《儀(yi) 禮·喪(sang) 服》中的“為(wei) 人子者為(wei) 之後”一條就涉及這一問題，為(wei) 什麽(me) 曾國藩沒有從(cong) 這些出發，希望能夠得到範老師的解答。

李猛老師

吳飛老師之後，由李猛老師進行發言。李猛老師說明了他對講座兩(liang) 個(ge) 比較深刻印象，並據此提出問題。第一，首先是儒家在家國關(guan) 係的思考上的特殊性。儒家講家國關(guan) 係，從(cong) 古到今特別重視家庭在政治及社會(hui) 上的意義(yi) ，但把家庭關(guan) 係放在政治中去考慮，西方也不乏其例。李猛老師認為(wei) ，問題的核心不在於(yu) 是否有家和國之間的關(guan) 係，而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厘定出家和國關(guan) 係，儒家在這方麵到底有什麽(me) 特別的地方？第二點涉及近代社會(hui) 麵臨(lin) 的困難。李猛老師表示，他最感興(xing) 趣的是用家禮治軍(jun) 的部分，因為(wei) 這涉及現代國家建立的問題。從(cong) 既有的曆史敘述上看，往往會(hui) 認為(wei) 曾國藩的思想與(yu) 西洋的威脅有關(guan) ，但是讀曾國藩的著作我們(men) 會(hui) 發現他其實更關(guan) 心的還是傳(chuan) 統秩序的問題。回頭近代思想，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秩序特別是以家國一體(ti) 建立的所謂大學模式，近代是有高度衝(chong) 突的爭(zheng) 論，其中都會(hui) 特別強調中間性組織的缺乏。中國近代社會(hui) 在麵臨(lin) 新的內(nei) 外問題的背景下，軍(jun) 隊是一個(ge) 非常具體(ti) 的關(guan) 鍵點。範老師的講座剛才介紹了曾國藩是用家的模式，去建立一個(ge) 低成本、高忠誠度、有戰鬥力的軍(jun) 隊。嚴(yan) 格來說，這正是現代國家麵臨(lin) 的核心問題。曾國藩的經驗其實指向了用傳(chuan) 統的模式導向解決(jue) 現代問題的思路。後來國共兩(liang) 黨(dang) 在軍(jun) 隊基礎上建立的國家模式，與(yu) 曾國藩用家禮資源治軍(jun) 有很大的相似性。大部分曆史學家認為(wei) 是抗日戰爭(zheng) 才帶來中國國族的模式。但是，受範老師講座的啟發，我們(men) 可以再往前看，意即太平軍(jun) 起義(yi) 後這個(ge) 階段，是現代中國早期一個(ge) 政治行動的最初形態，這個(ge) 形態的特點是非雇傭(yong) 軍(jun) 的軍(jun) 隊模式，其中借用了大量家族、親(qin) 屬、同鄉(xiang) 關(guan) 係，也就是湘軍(jun) 模式。範老師分析的這個(ge) 模式可能對於(yu) 理解近代中國國家的形成十分關(guan) 鍵。這個(ge) 模式可能走不到頭，但是它至少有效的把某些軍(jun) 隊組合到了一起。李猛老師希望範老師能進一步澄清一個(ge) 問題：當劉蓉建議曾國藩以對待家人的方式去處理軍(jun) 務，這與(yu) 《大學》綱目所講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中的“齊家”是否完全相同？考慮到昆弟之間的關(guan) 係在中國古代其實比較像朋友之間的關(guan) 係，那麽(me) 這是否完全算是齊家？中國儒家的家的模式是有兩(liang) 種，儒家一直想講的是三代分封的模式，特別是三《禮》中有等級秩序、土地分封的家的模式，這與(yu) 後來講的愛民如子、相互照料等等是否不一樣？

田耕老師

田耕老師則指出，如範老師所言，秦統一之後，齊家不再是政治問題。大學模式中齊家不是問題，秦統一之後，齊家不再是政治問題。近代，章太炎與(yu) “以國為(wei) 族”的思想進行論戰。在章太炎看來，以國為(wei) 族的最大弊病是可以不講“族”，土地、人民、統治權三者統一的話，國所在的地方就自動生成一個(ge) 族，即不講族也可以實現政治一統的局麵。所以章太炎就將家的地位抬得特別高，這是一個(ge) 反對將國放在家上麵的一個(ge) 論述。應該如何在經學脈絡下理解這一思路？第二個(ge) 問題涉及周公的例子。像周公這樣，為(wei) 了政治行動的成功而不得不滅掉自己的弟弟，類似的例子在曾國藩所處的清朝並不鮮見，在政治行動中破壞家的關(guan) 係，是清朝比較常見的現象。後世的法律把謀反這個(ge) 東(dong) 西超脫於(yu) 任何倫(lun) 理討論之外，這造成討論上的困難。隻有對皇帝來說，謀反對他具有個(ge) 人性的層麵。從(cong) 這點上來看，講皇帝的齊家就非常關(guan) 鍵。最後一個(ge) 問題，田耕老師針對結論部分提出。曾國藩是強調要在具體(ti) 情境中去落實理學，但是什麽(me) 是這些理學家的具體(ti) 情境？田耕老師認為(wei) ，這種具體(ti) 的情境就是他們(men) 需要和大量不講理學和沒什麽(me) 心性修養(yang) 的人一起共事，理學家如何處理和不講理的人的關(guan) 係。

李曉璿博士

李曉璿博士針對“愛兵如子”這一點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她指出，“愛兵如子”其實是把軍(jun) 隊中長官與(yu) 士兵的關(guan) 係比附成家庭中兄長和父子的關(guan) 係。這對於(yu) 有漢學傳(chuan) 統的理學家來說是比較困難的事情，因為(wei) 宗法製是很嚴(yan) 格地限製在一定的範圍內(nei) 。兄弟父子的關(guan) 係如何擴大到軍(jun) 隊和百姓、長官和士兵的關(guan) 係中呢？類似建立家廟的做法，在嚴(yan) 格的製度下是明顯的是有問題的。李曉璿博士提出，希望範老師能給出更加細節的例子，展示曾國藩是怎麽(me) 把漢學的部分應用到現實製禮的過程中的。

範廣欣老師

針對學者們(men) 提出的問題，範老師進行了回應。首先是桐城派影響的問題。程朱講禮學的傳(chuan) 統與(yu) 晚清湖南禮學是不一樣的，但他們(men) 並不認為(wei) 自己和程朱不一樣。與(yu) 桐城派走的比較近的是曾國藩和郭嵩燾，而不是劉蓉與(yu) 羅澤南。四人之中，劉蓉像是一位精神大哥，他經常會(hui) 批評羅澤南像王學，也會(hui) 批評郭、曾二人太喜歡寫(xie) 文章。某種程度上，他們(men) 也接受劉蓉的批評。曾國藩第一個(ge) 傳(chuan) 統是桐城，第二個(ge) 是唐建，第三個(ge) 是通過劉傳(chuan) 瑩認識了考據學。但是後來受劉蓉與(yu) 劉傳(chuan) 瑩的影響，，尤其是在思想意識的層麵，桐城的影響反而變成了克服的對象。從(cong) 三禮五禮之學來看，劉蓉、郭嵩燾、曾國藩都講，但是劉蓉與(yu) 羅澤南更相投，而郭嵩燾與(yu) 曾國藩則更接近。更具禮學、鄭學傾(qing) 向的是劉蓉、羅澤南、曾國藩。範老師認為(wei) ，劉蓉受漢學影響也不淺，因為(wei) 劉蓉有篇批評陸世儀(yi) 的文章，其思路幾乎是考據學的。羅澤南所著大部分是理學的書(shu) ，但是他也寫(xie) 過一本《皇輿要覽》，這是一本考訂清朝疆域地圖的書(shu) ，其中還涉及一些耶穌會(hui) 的資料。晚清時，他們(men) 的思想中都是雜有西學的，而且西學是因為(wei) 考據學而被吸收過來的。考慮郭嵩燾的定位的話，郭嵩燾其實是最特別的一個(ge) 人，他是程朱理學這一脈的，程朱理學的道德理想對於(yu) 郭嵩燾的影響很大，在批評鄭玄的《大學》注時，他認為(wei) 鄭玄區分內(nei) 外、蠻夷，這不是一視同仁，真正的一視同仁應該是朋友之道，而不是華夏蠻夷內(nei) 外區隔。

學者們(men) 進行交流

針對李猛老師提出的問題，範老師表示，表麵上看，拿家禮治軍(jun) 是拿家禮發揮現代意識形態的作用。因為(wei) 太平軍(jun) 有宗教意識形態，其軍(jun) 隊已經是一個(ge) 高度動員起來的軍(jun) 隊，同時也是鄉(xiang) 勇。太平軍(jun) 與(yu) 湘軍(jun) 不是互相學習(xi) 的關(guan) 係，而是彼此間有競爭(zheng) 的關(guan) 係。看到曾國藩寫(xie) 的東(dong) 西，很容易聯想到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曾國藩幾乎成了神父，下麵的軍(jun) 官變成傳(chuan) 教士，這樣一個(ge) 宣講模式成為(wei) 了我們(men) 中國曆史上的、官軍(jun) 中的新事物：軍(jun) 官直接麵對士兵進行宣講，在曆代官軍(jun) 中其實沒有這個(ge) 新的因素。範老師指出，自己特別區分了湘軍(jun) 的軍(jun) 禮：營製和營規。淮軍(jun) 用的是營製，但是沒有營規，並且淮軍(jun) 中沒有那麽(me) 多讀書(shu) 人擔當教化的角色。軍(jun) 隊沒有營製、沒有營規，就很可能走到軍(jun) 閥——其中可能有感情籠絡，但是沒有理想。程朱理學的道德原則在湘軍(jun) 處變成了一種政治理想：家的理想，不僅(jin) 僅(jin) 有親(qin) 情，還有提升人發展的“教化”在裏麵。戚繼光雖然重視和士兵的關(guan) 係，但沒有關(guan) 注對士兵作為(wei) 人的提升。曾國藩對士兵的基本要求，是希望士兵保持淳樸，警惕其沾染不良的習(xi) 氣。針對皇帝齊家的特殊性問題，範老師認為(wei) 其實是政治領袖的問題。政治領袖對於(yu) 家中最親(qin) 近的人都沒有情感，怎麽(me) 會(hui) 愛其他沒有血緣關(guan) 係的人，但隻講情感也會(hui) 破壞製度，這裏就需要權衡。而對於(yu) 政治情境的問題，範老師表示，理學家們(men) 除了跟非程朱理學家呆一起，還要和“小人”——即經典意義(yi) 上的一般人——打交道，這一點對於(yu) 理學家實際上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劉蓉作為(wei) 政治家就特別現實，他曾寫(xie) 信批評曾國藩，認為(wei) “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惜死”是對理學家的要求，但不是對英雄豪傑的要求，不能以此來苛求來打仗的勇士。由此可以看見理學家在道德理想與(yu) 政治現實中的權衡。對於(yu) “為(wei) 國舍家”的思路，範老師指出，這不是到近代才出現的意識形態，而有一個(ge) 更早的淵源——在黃宗羲這裏，家和國的關(guan) 係問題就已經被切割了。黃宗羲的君主、政治領袖都沒有“家”這個(ge) 層次，對一個(ge) 政治領袖來說，家不重要；但對暴君來說“家”卻特別重要。晚清有學者批評黃宗羲，認為(wei) 黃宗羲把齊家到治國中間的環節割裂了。最後，範老師介紹了曾國藩製作兵器的例子，來進一步說明漢學考據的方法是怎麽(me) 影響其實踐的。曾國藩在戰爭(zheng) 期間認真做了考據，考證盾涉及的古字，考證盾牌是如何製做的。他一方麵真的是在做考據學，但其實考慮的是當年戚繼光是怎麽(me) 防日本人的子彈，自己試了一下，發現擋不住，又考據了曆代盾牌抵抗各種武器的作用，最後發現所有古史中的盾牌都沒用了。之後研究製作火炮，但是隨即又感歎炮彈殘酷不仁——曾國藩沒有因為(wei) 戰爭(zheng) 完全放棄自己作為(wei) 儒者的態度。個(ge) 人認為(wei) ，從(cong) 考據學吸收的很多西學的信息對他的精神信仰有很大動搖。晚年打完仗之後，曾國藩處於(yu) 身心疲憊的狀態，也受到西學的衝(chong) 擊，不久之後去世了。可能他的實踐最後是失敗的，問題是我們(men) 如何看待他的經驗。

評議結束後，本期禮學沙龍在熱烈的掌聲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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