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修叢(cong) 考——以《論語注疏解經》為(wei) 中心

作者：楊新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年第0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六日戊辰

          耶穌2019年4月1日

摘要

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經曆了正德六年補版、正德十二年補版、正德十六年補版、嘉靖三年補版和嘉靖重校修補五次修版，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是嘉靖重校修補。嘉靖重校修補不但大量更換原已破損的板片，而且對元十行本原版和正德年間的三次補版也進行了校對和修訂，並由此在版式上作了更新和統一。嘉靖重校修補的時間介於(yu) 嘉靖三年補版和李元陽刻本之間，李元陽刻本是以元刻嘉靖重校修補本為(wei) 底本的。清阮元撰《論語注疏校勘記》和刊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所依據的十行本是台灣“國圖”所藏的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或類似此本者，其原文訛誤與(yu) 此有關(guan) 。

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是目前所知今存最早名為(wei) “十三經注疏”的經、注、疏合刻本，是此後明嘉靖李元陽福建刻本、明萬(wan) 曆李長春刊北監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清嘉慶阮元南昌府學刻本的祖本，意義(yi) 巨大。但有關(guan) 此本尚有許多未明之處，今不揣譾陋，加以考論，請方家賜教。

一、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修之複雜性

元十行本在清人著作尤其是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稱之為(wei) “宋十行本”，段玉裁疑為(wei) 元人翻宋本，顧廣圻認為(wei) 刻於(yu) 元明間。近代以來，傅增湘、長澤規矩也、汪紹楹、阿部隆一、張麗(li) 娟等先生經過仔細考察，證明元十行本是元代泰定帝(1324-1328)前後據宋十行本重新刊刻的，係福建坊刻。[1](P372-384)此可為(wei) 定論，本文也以此為(wei) 基礎。

元十行本單經注疏原版書(shu) 今存有《附釋音尚書(shu) 注疏》和《孝經注疏》，其它各經今存書(shu) 均經明代多次修板，如《論語注疏解經》存本均為(wei) 元刻明修本，其中單行的有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元刻明修本(簡稱“國圖本”)、台灣“國家圖書(shu) 館”藏元刻明正德修補本(簡稱“台灣‘國圖本’”)和元刻明修本。（1）匯印的有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市文物局、國家博物館、軍(jun) 事科學院圖書(shu) 館和日本靜嘉堂文庫各藏一部，《中華再造善本》據北京市文物局本影印，本文據《中華再造善本》所收本論述。

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中保存了大量的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原刻版葉，明修版葉多有標識，較易區別，在張麗(li) 娟先生研究的基礎上，[1](P386)可以將元十行本的版式概貌作一總結，其基本特征可大致概括為(wei) ：(1)（2）左右雙邊，半葉十行，經文大字十六、十七不等，注、疏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三字。(2)（3）版心多白口，版心上刻大小字數，中刻書(shu) 名簡稱和卷數，下多刻刊工名。(3)（4）版心多順雙黑魚尾，偶對雙黑魚尾，魚尾或上有線，或下有線，或上下皆有線，亦有無線者。(4)（5）疏文前有一領起的上下加半圓括號之大“疏”字將經注與(yu) 疏文隔開；（6）之下經文起訖語與(yu) 疏文正文之間再用小圓圈隔開；注文起訖語前加一“注”字；“注”字連接注起訖語為(wei) 一組，其上下再各用一個(ge) 小圓圈將經之疏文與(yu) 注之疏文隔開；對於(yu) 同一章中不同的注文起訖語和疏文也是用這種方法依次隔開；不管是經文還是注文的疏文之前均有“正義(yi) 曰”領起。(5)版心偶有黑口、無字數、無刊工以及單黑魚尾者；《爾雅注疏》半葉九行，領起大“疏”字黑底白文，此外《周易兼義(yi) 》也多有黑底白文的“疏”字。(6)版葉左上角多有書(shu) 耳，內(nei) 刻篇名，《春秋》三傳(chuan) 注疏刻魯君年份。

元十行本的這些版式特征基本沿襲自宋十行本而來，卷首書(shu) 名和署名格式以及版心中間所刻書(shu) 名簡稱或半體(ti) 字(如“寺”“巳”等)與(yu) 宋十行本類似，大字正方、小字長方以及字體(ti) 風格也一承宋十行本，尤其是有些經的宋十行本避諱字，元十行本也一並沿襲，且均字外加圓圈標識，這是清人誤把元十行本當作宋十行本的原因。

元十行本與(yu) 宋十行本的不同主要在於(yu) ：宋十行本版心不刻字數和刊工名；宋十行本疏文中經、注起訖語下為(wei) 空一格而非小圓圈；（7）另外，《論語注疏解經》卷一首葉版心下方刻“泰定四年刊”，卷三首葉版心下方刻“泰定丁卯”，泰定丁卯即泰定四年(1327)。元十行本刊工皆為(wei) 元人，將字數和刊工名補於(yu) 原宋十行本版心上下為(wei) 元人新增，知元十行本為(wei) 仿宋新刊本，其中黑口、單黑魚尾及黑底白文“疏”字等情況蓋因所據宋十行本殘缺補配所致，補配來源不詳。

元十行本至明代經過多次補版，人們(men) 籠統用“元刻明修本”來稱之，（8）又有“南監本”“南雍本”“正德本”之稱，（9）台灣“國家圖書(shu) 館”將其一本著錄為(wei) “元刻明正德修補本”，一本著錄為(wei) “元刻明修本”，而程蘇東(dong) 在其《“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修補匯印地點考辨》中稱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為(wei) “正德本”，認為(wei) 其匯印於(yu) 正德年間的福州府學。[2](P31)程氏對匯印時間的說法並不正確。因為(wei) ，元十行本在明代修版的情況要比程蘇東(dong) 認識得複雜。那麽(me) 今存元刻明修本都是曆經了哪些補刻和修版？尤其是最後一次修補是什麽(me) 時間？李元陽刻本和阮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的底本是什麽(me) 本子？存世的幾種本子又分別屬於(yu) 哪幾種本子？今天，各家著錄的版本稱呼是否合理？這些問題均有待解決(jue) 。

二、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代遞修考實

全麵核實《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北京市文物局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此本至少有五次有明確標記的補版：

1.正德六年補版。

各經皆有。

其版式是：無書(shu) 耳；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多白口，有的下黑口；版心上刻“正德六年刊”或“正德六年”字樣；兩(liang) 魚尾之間偏上刻書(shu) 名簡稱或半體(ti) 字及卷次，如“周禮疏一”“周疏”或“寺”(即“詩疏”)、“巳”(即“禮記疏”)、“吾”(即“語疏”)等，之下刻謄抄人，有王世珍、陳景淵、羅棟、李紅、葉文石、葉廷芳、詹積英、許成篤等；版心下有的為(wei) 黑口，有的白口刻葉碼和刊工名，刊工有餘(yu) 元伯、餘(yu) 伯安、周元進、葉明、吳勝、黃世隆、劉長寶、熊元貴、吳春玉、劉景福、陳四、劉立、劉洪、陳欽、王毛孫、黃友才、陳右、周元正、陸福壽、葉仕大、江長保、吳祿、葉景興(xing) 、葉文昭、黃四郎、黃富、江洪等。

需說明的是，《孝經注疏》全為(wei) 正德六年補刊，版心上方刻“正德六年刊”，版心下方或黑口或刻刊工名，版心中間有的刻“書(shu) 手陳景淵”“刊手葉大佑”，但更多的是“×××”和“×××謄”。曾有人據此懷疑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不含《孝經注疏》，至正德年間明人修補《十三經注疏》方收入《孝經注疏》，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wei) ，國圖藏有元十行本原版印本《孝經注疏》，版式特征與(yu) 元十行本其它各經相合，正德六年補刊本正是在此基礎上重新補刻而成，故有的葉有墨釘，版心刻謄抄人是正德六年補版一致的特征，則明清人認為(wei) 元十行本有“十三經”，稱之為(wei) “十三經注疏”並非疏漏。

正德六年補版大字正方，顏中帶柳，小字長方，略近歐體(ti) ，刻字風格與(yu) 元十行本相近。正德六年補版雖不避宋諱，但於(yu) 原宋諱字上下加半圓括號，當為(wei) 沿襲元十行本之省變。

2.正德十二年補版。

除去《孝經注疏》之外，其它各經均有正德十二年補版，且補版數量遠較正德六年補版多，為(wei) 其數倍之上。

其版式是：無書(shu) 耳；四周單邊；多上單黑魚尾，亦有上下對雙黑魚尾者；白口；版心上刻“正德十二年刊”“正德十二年”“正德一二年”或“正德十二刊”；魚尾下緊連刻小圓圈，之下為(wei) 書(shu) 名簡稱或半體(ti) 字及卷次，書(shu) 名下偶刻校人，如《禮記注疏》卷二十四第一葉、卷二十五第十六葉均刻“張通校”；下魚尾之上或無下魚尾的相同位置刻葉碼，版心下方大多刻刊工名，刊工有王才、劉立、文昭、元善、餘(yu) 富、榮郎、李豪、佛員、士英、周同、吳三、周甫、劉升、王邦亮、周士名、仲千、劉京、細二、文旻、廷器、陸三、蔡福貴、元善、楊尚旦、黃仲或單字人、曾、象、豪、興(xing) 、明、福、吳、陸、周等。

另需說明的有兩(liang) 點：一是有些補版版心上方刻“正德年”，或僅(jin) 刻一“正”字，據版式和刊工名，應該屬於(yu) 正德十二年補版；二是有些補版版心上方沒有刻字，但是版式一同正德十二年版，尤其是所刻刊工名也同於(yu) 正德十二年補版刊工，考慮到這些版葉大多連接在版心上方有“正德十二年”版葉之後，所以這些補版葉應該也屬於(yu) 正德十二年補版。

正德十二年補版也是大字正方，顏中含柳，小字長方，字近歐體(ti) 。正德十二年補版不避宋諱，除“疏”字外無再加上下圓括號者。又正德十二年補版有些版葉頗多墨釘。

3.正德十六年補版。

正德十六年補版見於(yu) 《儀(yi) 禮》《儀(yi) 禮旁通圖》《儀(yi) 禮圖》和《春秋左傳(chuan) 注疏》四種，又《論語注疏解經》中有兩(liang) 葉可推測為(wei) 正德十六年補版。

其版式是：無書(shu) 耳；四周單邊，或四周雙邊；順雙黑魚尾；多大黑口，偶爾上半黑口有留白；版心上方於(yu) 黑口中刻“正德十六年”白文，若上半有留白則刻“正德十六年”；版心上魚尾下刻書(shu) 名簡稱或半體(ti) 字及卷次，如“火三”(即“秋疏三”)，下魚尾下先留白刻葉碼，然後為(wei) 下黑口。

《儀(yi) 禮旁通圖》正德十六年補版刻得很隨便，雖然多黑口，有嚴(yan) 格的，但有的僅(jin) 有上黑魚尾，有的不刻“正德十六年”，有的白口單黑魚尾上刻“正德十六年”，有的黑口不刻“正德十六年”，有的版心僅(jin) 有上黑底刻“正德十六年”白文。

正德十六年補版大字正方；小字有正方的，也有略呈長方的。正德十六年補版大多版葉文字稚拙呆板，偶有版葉文字近元十行本者。

4.嘉靖三年補版。

嘉靖三年補版有版心標記的僅(jin) 二見：一是《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三十第十一葉，二是此書(shu) 卷六十二第十葉。卷三十補版葉四周單邊，白口，順雙黑魚尾，版心上方刻“嘉靖三年刊”，大字正方，小字略長方。卷六十二補版葉左右雙邊，白口，順雙黑魚尾，版心上方刻“嘉靖三年新刊”，小字略長方。

此外，《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三十第十二葉版心上方雖然無“嘉靖三年刊”字樣，但版式、字體(ti) 一同第十一葉，考慮到此葉位置，這一葉應該也是嘉靖三年補版。

嘉靖三年補版雖然隻有三葉，但是它的版式、字體(ti) 以及“疏”字用上下半圓括號包裹的格式與(yu) 元十行本和正德三次補版均較為(wei) 近似，變動不大，這對於(yu) 考察元刻明修本具有重要意義(yi) 。

5.嘉靖重校補版。

除去《孝經注疏》之外，嘉靖重校補版於(yu) 各經均大量存在，其數量又遠在正德十二年補版之上，甚至是其數倍，如《論語注疏解經》嘉靖重校補版就多達九十四葉，幾乎占了《論語注疏解經》板片的百分之四十。

重校補版版式甚為(wei) 一致，其版式是：無書(shu) 耳；四周單邊；白口；對雙黑魚尾，魚尾上下有黑線；版心上方刻校者，共有懷浙胡、閩何、候番劉、府舒、候吉劉、懷陳六人；版心中間刻書(shu) 名簡稱和卷次，如“詩疏卷十二之二”“語疏卷二”等，之下有的刻“鄉(xiang) 林重校”或“林重校”，“林”當即“鄉(xiang) 林”之省；版心下魚尾下刻葉碼，版心葉底刻刊工名，有陳德祿、吳珠、陸四、餘(yu) 文貴、張尾郎、魯堅、施肥、陸榮、王榮、詹蓬頭、楊俊、詹第、施永興(xing) 、袁璉、葉二、汪元富、餘(yu) 成廣、王仲友、葉雄、黃永進、王元保、元清、陸記青、周同、葉采、餘(yu) 添環、熊山、江元貴、餘(yu) 添進、葉金、江長深、楊全、蔡順、餘(yu) 郎、江盛、陳珪、謝元林、王仕榮、吳佛生、範元福、劉天安、江元壽、葉壽、王進富、葉招、程亨、李大卜、周富柱、張元隆、餘(yu) 富汪、熊文林、餘(yu) 旺、熊田、謝元慶、黃道林、餘(yu) 景旺、餘(yu) 富、張佑、餘(yu) 元富、葉馬、江富、劉觀年、程通、餘(yu) 堅、吳元清、龔三、王良富、陸文進、黃文、王浩、吳原清、葉妥、曾椿、王文、危元升、劉觀生、陸基郎等；偶有版心上方刻重校人而中間刻校人者，亦偶有將校人和重校人並作小字擠在版心上方者。

重校補版一改此前款式，經注與(yu) 疏文之間所標領起的大“疏”字均作黑底白文，外加黑線，十分醒目。重校補版也不避宋諱，但於(yu) 元十行本原諱字有的加上下圓括號，有的作黑底白文。總的看，重校補版大字正方，小字略長方，但字稚拙呆板且字體(ti) 略大，擠滿了版麵。

相較元十行本原版和明代的四種補版，重校補版字跡最為(wei) 清晰，鮮有模糊難辨者，應該是刊刻得最晚，距離存世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刷印時間最近者，這也是我們(men) 稱之為(wei) “嘉靖重校補版”的一個(ge) 原因。

綜上所述，至少可以得出三點：一是明代的五次補版均有明確意識，這體(ti) 現在版心刊刻補版時間，版式略作變動以別於(yu) 前版，以及刊刻抄人、校人和刊工上；二是五次補版均大體(ti) 沿襲了元十行本的版式和字體(ti) ，以便和原元十行本保留的版麵相配而行，但具體(ti) 來講版心和字體(ti) 又有程度不等的差異，嘉靖補版變化最大；三是五次補版的規模不等，嘉靖三年補版最少，第二少的是正德十六年補版，正德六年補版各經均有，尤其《孝經注疏》全為(wei) 此年補刻，正德十二年補版相對較多，是一次大規模的補版，嘉靖重校補版是最大規模的一次補版。

三、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本的補刻及與(yu) 李元陽福建刻本的關(guan) 係

雖然正德六年補版在版心中間刻有謄寫(xie) 人，也出現過兩(liang) 次刻校人的現象，但是正德十二年補版並沒有沿襲這種做法，這說明正德十二年這次較大規模的修版仍以沿襲元十行本為(wei) 重點，不想做太多手腳，這從(cong) 其一些版心上方僅(jin) 刻“正德年”“正”以及什麽(me) 也不刻也可以看得出來。正德十六年補版雖然版心弄得很花哨，但是相較正德十二年補版也沒有增添新東(dong) 西，隻是標記與(yu) 正德十二年補版有所不同而已。嘉靖三年補版僅(jin) 三葉，其版心和字體(ti) 也沒有明顯變化。

這種情況到了嘉靖重修補版就不同了。嘉靖重校補版版心全部改為(wei) 白口，對雙黑魚尾，幾乎所有的版心上方均刻有校人名，有不少版心中間還刻有重校人名，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尤其是考慮到重校補版將經注與(yu) 疏文之間的大“疏”字和部分避諱字改為(wei) 黑底白文，外加黑線，十分醒目，就可以明了，這次補版表現了更明確的劃一意識和區分意識，甚至意味著這次修版有特殊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也表明它在嘉靖三年補版之後在版式上有了新的進展。

國圖所藏元刻明修本《論語注疏解經》與(yu) 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論語注疏解經》相比，除去無嘉靖重校補版外，其餘(yu) 一百四十餘(yu) 版葉麵相同，屬於(yu) 同板。國圖本有八葉補版，但版心上方均不刻補刻時間，楊紹和認為(wei) 此當為(wei) 書(shu) 估挖去。[3](P36)通過與(yu) 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核對可知：其《論語序》第一葉為(wei) 正德六年補版，卷四之第三葉第四葉、卷六之第二葉第九葉和卷二十第五葉為(wei) 正德十二年補版；卷十九第七葉與(yu) 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同板，雖均版心上方無補刻時間，但版麵有多處墨釘，且版式、字體(ti) 接近正德十六年補版，鑒於(yu) 元十行本無墨釘，墨釘多見於(yu) 正德年間補版這一現象，可將此葉推定為(wei) 正德十六年補版；卷五第五葉與(yu) 卷十九第七葉版式、字體(ti) 相同，也有一些墨釘，應當也是正德十六年補版。雖然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這兩(liang) 葉與(yu) 國圖本同板，但有不同：一是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有些地方字跡模糊，說明其刷印時間要晚，二是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沒有墨釘，其對應國圖本墨釘處的字刊刻粗率，應為(wei) 後來補刻(詳下文)。可見，國圖本可以推定最後補版時間為(wei) 正德十六年，稱之為(wei) “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是合適的。台灣“國圖本”與(yu) 國圖本完全相同，而且版裂紋路相同，應該是同一版本，其版本著錄是準確的，隻是台灣“國圖本”有些地方字跡更為(wei) 模糊，版裂的口子更大更多，則其刷印的時間要晚於(yu) 國圖本。又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中四見“正德本”，亦當為(wei) 元刻明正德修補本。

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均有些原版葉麵字跡漫漶不清，難以辨認，說明兩(liang) 書(shu) 刷印時板片已破損嚴(yan) 重，尤以台灣“國圖本”為(wei) 甚。事實上，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明正德十六年兩(liang) 葉補版均有多處墨釘，說明當時原版已頗有些地方無法識別，所以修版也隻好闕如。類似情況，除了《孝經注疏》外，其它各經也有，其中《周易兼義(yi) 》《禮記注疏》《毛詩注疏》的有些版麵情況還比較嚴(yan) 重。可見，到了嘉靖初年，元十行本已經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簡單的修版問題了，它需要大規模地重新校對、更換板片甚至是新的刊本，否則就無法刷印了。

嘉靖重校修版正是有見於(yu) 此而采取的有明確意識的大規模校對、重刊、修補活動，其統一版式、字體(ti) ，尤其是版心刊校人、重校人以及“疏”字格式都有明示的意味。這次修版的主要內(nei) 容是：(1)（10）大量補版，對於(yu) 補版葉，安排專(zhuan) 人校書(shu) ，如懷浙胡校《周易注疏》、閩何校《尚書(shu) 》、候吉劉校《禮記注疏》等，其中，候番劉與(yu) 府舒兩(liang) 人合校了《詩經》，又合校了《論語》，同時還安排鄉(xiang) 林進行重校，這保證了這次補版文字的質量，如這次補版不僅(jin) 文字清晰，很少墨釘，而且還改正了元十行本不少文字訛誤。如《論語注疏解經》卷五“賜也何如”章疏文“此夫子又為(wei) 指其定分”，元十行本原版“夫子”誤作“未子”，嘉靖補版更為(wei) “夫子”；同卷“子使漆雕開仕”章疏文引“子使漆雕開仕”，元十行本原版“仕”誤“化”，嘉靖補版更作“仕”；卷六“哀公問弟子孰為(wei) 好學”章疏文“顏回任道”，元十行本原版“顏”誤作“聞”，（11）嘉靖補版更作“顏”；卷七“誌於(yu) 道”章疏文“覆幬持載”，元十行本原版“燾”誤作“壽”，（12）嘉靖補版更作“幬”；同卷“二三子以我為(wei) 隱乎”章包注“聖人知廣道深”，元十行本原版“深”誤作“探”，嘉靖補版更作“深”；等等。(2)（13）更改版式，一是版心統一改為(wei) 四周單邊，白口，對雙黑魚尾，魚尾外加黑邊線，下魚尾下刻葉碼；二是版心上方刻校人名，版心中先刻書(shu) 名簡稱和卷次，下有的刻重校人名，版心下方刻刊工名；三是統一用黑底白文的大“疏”字(外加黑線)來區分經注和疏文（14）。(3)（15）對於(yu) 要保留的元十行板和正德年間的三次修版進行文字校對，增補缺字，更改文字訛誤。增補缺字，如《論語注疏解經》之首葉《論語序》為(wei) 正德六年補版，疏文“門人相與(yu) 輯而論纂”，原“與(yu) ”與(yu) “論”字均為(wei) 墨釘，嘉靖重校修版補“與(yu) ”字；（16）卷五第五葉為(wei) 正德十六年補版，原左半葉有十五處墨釘，嘉靖重校修版全部補上了闕字；類似情況亦多見於(yu) 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周易兼義(yi) 》《毛詩注疏》《禮記注疏》等的嘉靖重校修版。更改文字訛誤，如《論語注疏解經》卷六“子華使於(yu) 齊”章“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正德十二年補版“豆”誤作“鬥”，嘉靖重校修版作“豆”；同卷“觚不觚”章疏文“異義(yi) 韓詩說”，正德十二年補版“說”誤“為(wei) ”，嘉靖重校修版更作“說”；同卷“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孔注“將自投下”，正德十二年補版“將”誤作“得”，嘉靖重校修版更作“將”；等等。(4)（17）對對正德補版版心的更改與(yu) 恢複。自《論語注疏解經》看，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的正德六年補版、正德十二年補版版心魚尾位置和刊工名一致，應為(wei) 同一版之先後刷印；雖然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論語注疏解經》與(yu) 上兩(liang) 單行本同版，刊工名也相同，但版心上方有“正德六年刊”或“正德十二年刊”字樣，版心魚尾位置略偏上，刊工名字跡也與(yu) 單行本不同，頗令人生疑。今校國圖元刻明修本《周易兼義(yi) 》與(yu) 北京市文物局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周易兼義(yi) 》，其正德補版也有類似現象；但國圖本《周易兼義(yi) 》之正德六年補版、正德十二年補版版心魚尾上方刻有“正德六年刊”“正德十二年刊”字樣，魚尾位置同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論語注疏解經》一致，可知正德六年、十二年補版原刻有“正德六年刊”“正德十二年刊”字樣，後來板片此處或自然破損或人為(wei) 破壞，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刷印時再據正德補版原刊書(shu) 重刻了版心，補上了“正德六年刊”“正德十二年刊”字樣，並重刻了刊工名。

當然，此次修版有一些元版、明正德補版的錯誤仍然沿襲，也不可避免地新增了一些文字訛誤。如僅(jin) 《論語注疏解經》卷一《學而》篇至少有四處訛誤：“吾日三省吾身”章疏文“弟子曾參嚐曰”，嘉靖重校補版“弟”誤作“曾”；“道千乘之國”章疏文“以方百裏者一為(wei) 方十裏者百”，嘉靖重校補版“十”誤“千”；同章疏文“州建百裏之國三十”，嘉靖重校補版“三”誤作“二”；“慎終追遠”章疏文“言君能行此慎終、追遠二者”，嘉靖重校補版“能”誤“子”。此四處元十行原版皆不誤，同蜀大字本和玉海堂本。

嘉靖補版的刊工與(yu) 嘉靖年間李元陽、江以達主持的福州府學刻本(簡稱“閩本”)相同者甚多，如江富、江元壽、餘(yu) 富、餘(yu) 堅、張尾郎、餘(yu) 添進、王榮、王仕榮、黃文、陸四、陸榮、陸記青、陸文進、謝元林、李大卜、張元隆、曾椿、江元壽、葉雄、王元保、餘(yu) 添進、施永興(xing) 、江盛、龔三、熊田、熊山、熊文林、程通、袁璉、謝元林、葉采、施肥、葉妥、黃永進等，說明二者關(guan) 係密切，應為(wei) 同一地點先後雕版。具體(ti) 來講，嘉靖重校修版應略早於(yu) 閩本，原因有八：(1)（18）閩本經文用大號字單行，經文下注文標領起的大“注”字，[汪紹楹曾指出宋八行本《周禮疏》於(yu) 經下注文前冠以“注”字[4]，李氏蓋有所承而進一步完善之。]注文用中號字單行，疏文用小字雙行，這相較嘉靖重校補版沿襲宋元以來經注疏合刻本格式經與(yu) 注僅(jin) 以字號區別、注與(yu) 疏字號相同來說，經、注、疏區分更為(wei) 清晰直觀。(2)（19）閩本注文領起字“注”、疏文領起字“疏”和疏文中引注前的領起字“注”均為(wei) 黑底白文，外加黑線，直觀明了，明顯較嘉靖補版僅(jin) 標“疏”字體(ti) 例完善。(3)嘉靖補版沿襲元十行本行款，文字皆頂格，章章相連，並不錯行分段；閩本則按章分段，每章第一行經文錯行抬頭，之後文字低一格，甚有條理。(4)元刻明修本多半葉十行，正文頂格，但《爾雅注疏》半葉九行，經文頂格，疏文多錯行低半格或一格，體(ti) 例與(yu) 他本不同；閩本各經均半葉九行，《爾雅注疏》也改同他經，每段經文大前綴行頂格，之後文字皆低一格。這和(1)（20）(2)（21）(3)中所言一致，均為(wei) 版刻體(ti) 例在綜合宋元諸本的基礎上更加清晰化、直觀化、整齊化的體(ti) 現，這是注疏版式發展完善的結果。(5)嘉靖重校補版雖已不避宋諱，但於(yu) 元十行本原諱字或上下加圓括號或用黑底白文標示，似乎沒有弄懂這是元十行本沿襲宋十行本的諱字；閩本則將之改同經、注、疏其它字，不再保留任何格式。就這一點來看，要說嘉靖補版以閩本為(wei) 據是不可能的。(6)嘉靖重校修補版在文字方麵的校改成果和新增訛誤也反映在閩本中，（22）閩本又有新的修補成果，而這不見於(yu) 嘉靖重校修版：增補缺字，如《論語注疏解經》卷十四第十三葉為(wei) 嘉靖重校補版，“子曰不逆詐”章經文下注文“孔曰先”和“能為(wei) 賢”作墨釘，閩本補足了兩(liang) 處闕文；又卷十九第七葉為(wei) 正德十六年補版，其中“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經注與(yu) 疏文間“疏”字作大墨釘，嘉靖重校修版沿襲，閩本補了“疏”字；又下疏文“猶可踰也”“猶可踰越”“不可得而踰也”之三“踰”字，嘉靖重校修版皆沿襲正德十六年補版作墨釘，閩本均補上了“踰”字；又下疏文“人雖欲自絕”之“雖”字，嘉靖重校修版沿襲正德十六年補版作墨釘，閩本補上了“雖”字。閩本於(yu) 《周易兼義(yi) 》、《禮記注疏》和《毛詩注疏》等也多有增補缺字，不再羅列。修改文字，如僅(jin) 《論語注疏解經·論語序》就有四處：第二葉“蕭望之字長倩”，嘉靖重校補版之“倩”沿襲元十行本原版誤作“情”，閩本作“倩”；第四葉疏文“倡魯詩論語”，嘉靖重校補版之“倡”沿襲元十行本原版誤作“昌”，（23）閩本作“倡”；第五葉疏文“年世未遠”，嘉靖重校修補本“世”誤作“出”，閩本作“世”；第六葉疏文“荀彧之子”，嘉靖重校修補本“彧”誤作“或”，閩本作“彧”。《論語注疏解經》其它各卷以及《周易兼義(yi) 》《禮記注疏》《毛詩注疏》等經，閩本也多有修改元十行本、正德補版和嘉靖重校補版的情況，(1)不再羅列。汪紹楹先生對於(yu) 閩本曾雲(yun) ：“且本中佳處，往往與(yu) 宋本合(見《左傳(chuan) 》《爾雅》校勘記)，監本、毛本且從(cong) 此出，固明刊之佼者。”[4](P53)當然，閩本也沿襲了嘉靖重校修版的錯誤，而且有一些新增的錯誤，限於(yu) 篇幅不贅，這些新增錯誤自然是不見於(yu) 嘉靖重校修版的。(7)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收《儀(yi) 禮》白文十七卷、《儀(yi) 禮旁通圖》一卷和《儀(yi) 禮圖》十七卷，並無《儀(yi) 禮注疏》，有名不副實之嫌，閩本用《儀(yi) 禮注疏》十七卷置換了《儀(yi) 禮》三種，名實一致。(8)閩本出現後原版曾經過幾次挖改和重修，後萬(wan) 曆年間李長春主持北京國子監刻本和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刻本均以閩本為(wei) 底本，收書(shu) 內(nei) 容和先後次序相同，版式、行款也依閩本，說明閩本成就高、影響大，閩本出現後，元十行本之版幾無大規模修補的必要，嘉靖重校修版的刷印空間也大大壓縮。

根據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shu) 館中文善本書(shu) 誌》的著錄和王鍔先生《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考略》的考證，李元陽在嘉靖十五年(1536)以禦史巡按福建，至嘉靖十七年五月得代出疆，其刻書(shu) 即在此時，時同年江以達任福州府學僉(qian) 事，二人董理此事，故李元陽於(yu) 嘉靖二十年前後所撰的《默遊園記》中雲(yun) 默遊園中儲(chu) 有“在閩中刻《十三經注疏》、杜氏《通典》及纂得群書(shu) 三千餘(yu) 卷”。[5](P23)

可見，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的重校修補時間應在嘉靖三年以後至閩本雕鑿以前，李元陽刻本全麵吸收了嘉靖重校修補本在校勘、修補、版式上的新成果，加以改善、完備，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nei) 完成刊刻，並後出轉精取得了較高成就，此後萬(wan) 曆年間李長春主持的北京國子監刻本即以閩本為(wei) 底本，後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又以北監本為(wei) 底本。準確地說，除《儀(yi) 禮注疏》之外，（24）李元陽刻本是以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本為(wei) 底本的。（25）

四、阮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所據“元十行本”蠡測

由於(yu) 元十行本明代多次修補，傳(chuan) 本又有單行本與(yu) 匯印本之別，所以有關(guan) 十行本的情況十分複雜。清中葉，阮元據其家藏“元十行本”十一經於(yu) 嘉慶初年撰寫(xie) 《校勘記》，（26）後於(yu) 嘉慶十九年到二十年刊刻《十三經注疏》，但是，具體(ti) 各經所據的情況頗不一致，難以一概而論。限於(yu) 篇幅，這裏僅(jin) 談其《論語注疏解經》所據之本。在《宋本十三經注疏並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中，阮元謂《論語注疏》“以宋版十行本為(wei) 據”，然其《論語注疏校勘記》校語中屢屢出現“十行本”字樣，正如其《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所追述的是“不專(zhuan) 主十行本、單疏本”的。[6](P2)這話說他初撰《論語注疏校勘記》大致不差，然細繹其《論語注疏校勘記》不難發現，其所補校語均徑以“元十行本”出文，之下校語也不再言“十行本”，則補校時已以“元十行本”為(wei) 底本了，所以此後刊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簡稱“阮刻本”)也以之為(wei) 底本。張學謙曾據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所列十行本文字無嘉靖重校補版，認為(wei) 阮元所據本並非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確為(wei) 元刊，未經明代遞修”。[7](P167)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和阮刻本所據本確非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但並非元刊，（27）以下詳論之。

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雲(yun) ：“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其書(shu) 刻於(yu) 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為(wei) 諸本最古之冊(ce) 。”[6](P2)阮氏當據其家藏“元十行本”而言，則為(wei) 元刻明修本也，隻是沒有落實到每一經而已。對此，置身阮元“十三經局”的顧廣圻認為(wei) 其本“元明間所刻，正德以後遞有修補”，[8](P132)說得就更加具體(ti) 了。又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序》雲(yun) ：“十行本二十卷。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上邊書(shu) 字數，下邊書(shu) 刻工姓名。中有一葉下邊書(shu) ‘泰定四年’年號，知其書(shu) 雖為(wei) 宋刻，元明遞有修補。”[6](P2566)既言“元明”，阮撰《論語注疏校勘記》和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很有可能依據的是元刻明正德修補本。

上文提到，元刻明正德修補本《論語注疏解經》今存兩(liang) 部：一藏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十冊(ce) ，著錄為(wei) “元刻明修本”，扉頁鈐“海源閣”印，首葉鈐“宋存書(shu) 室”“楊東(dong) 樵讀過”“臣紹和印”“彥合珍玩”，知其為(wei) 海源閣舊藏，為(wei) 楊以增、楊紹和父子所寶，此即楊紹和《楹書(shu) 隅錄》著錄之本；一台灣“國家圖書(shu) 館”藏，六冊(ce) ，著錄為(wei) “元刻明正德修補本”，鈐“潭月山房書(shu) 印”“錢謙益印”“竹宅藏本”“竹窗”“高士奇印”“式古堂書(shu) 畫印”“素菊居士鑒賞圖書(shu) ”“海日樓”“寐叟”“遜齋”等印，知曾經錢謙益、朱彝尊、高士奇、卞永譽、永璥等名人之手，至民國為(wei) 沈曾植所得，終入“國立中央圖書(shu) 館”(今台灣“國圖”前身)。兩(liang) 本版式全同，內(nei) 容幾無二致，最後補版時間為(wei) 正德十六年；但相對來說，國圖本更為(wei) 清晰，殘損較少，版裂也不嚴(yan) 重；台灣“國圖本”則較為(wei) 模糊，版裂有些嚴(yan) 重，說明二本有刷印時間先後的差異。此外，國圖本於(yu) 正德補版版心上方或作墨塊或草書(shu) 字數，屬書(shu) 估所為(wei) ；台灣“國圖本”版葉多蟲蠹，其正德補版版心上方多殘損，其中卷四第三、四兩(liang) 葉殘損處“年”字下半依稀可見，知刊刻時間本有，後為(wei) 書(shu) 估挖去。

今將阮刻本《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與(yu) 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比勘，同時參考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可知阮刻所據確為(wei) 元刻明正德修補本《論語注疏解經》：(1)（28）《序解》首葉疏文“門人相與(yu) 輯而論纂”，阮刻本所附《校勘記》雲(yun) “此本‘與(yu) ’字‘論’字並闕”，元十行本原版無墨釘，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此葉為(wei) 正德六年補版，“與(yu) ”“論”二字處作墨釘，嘉靖重校修版時補上了“與(yu) ”字。(2)（29）元刻明正德修補本卷五第五葉“宰予晝寢”章經文“朽木不可雕也”，阮刻本《校勘記》雲(yun) “此本唯經文作‘雕’，餘(yu) 仍作‘彫’”，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此葉為(wei) 正德十六年補版，阮氏所言正二本經、注、疏用字。(3)同章，阮刻本《校勘記》：“今乃晝寢。‘晝寢’二字闕，今補正。下‘故孔子責之’‘責’字、‘聽其所言’‘聽’字、‘雖聽其言更觀其行’‘聽’‘觀’二字、‘杇镘也’‘镘’字、‘釋宮’‘釋’字、‘镘謂之朽’‘镘’字、‘泥塗也李巡曰塗因謂泥塗’三字並同。”（30）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此葉有十五處墨釘，正如阮氏所雲(yun) ，而嘉靖重校修版全部補上了闕字。(4)元刻明正德修補本卷十九第七葉“叔孫武叔毀仲尼”章，阮刻本《校勘記》言疏文有十二處闕文，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為(wei) 正德十六年補版，阮氏所言十二處皆作墨釘。(5)同葉“陳子禽謂子貢”章孔注“故能生則榮顯”，阮刻本《校勘記》雲(yun) “按此‘能’字實闕”，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之“能”字作墨釘。可見，阮氏所言恰好是元刻明正德修補本之正德補版情況，此不同於(yu) 元十行本原版，也不同於(yu) 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版。阮氏所據並非元十行本原版，而是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據筆者匯校《論語注疏解經》十二種版本來看，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是不及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補本和閩本、監本的，這也可以從(cong) 阮刻本《校勘記》看得出來，阮刻本底本選得並不好。

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不但有藏書(shu) 家和流傳(chuan) 渠道之別，而且有清晰、模糊甚至是文字的不同，據此可以進一步確定阮氏所據之本。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文字相同的地方是大量的、普遍的，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所言“十行本”和阮刻本正文及阮刻本《校勘記》所言底本文字在這些地方均與(yu) 二本相同，此不待贅述；但是國圖本和台灣“國圖本”也會(hui) 偶有差別，這些地方阮氏所據本文字多與(yu) 台灣“國圖本”相似或相同：(一)（31）是國圖本較為(wei) 清晰可辨，台灣“國圖本”文字模糊或殘損，阮氏言所據本文字訛誤，或因台灣“國圖本”文字模糊、訛壞所致，或因誤讀台灣“國圖本”(抑或受閩本影響)所致，如：(1)（32）卷二第四葉左半葉疏文“是燖為(wei) 溫也”，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雲(yun) “十行本、閩本‘尋’誤‘歸’”，（33）台灣“國圖本”之“燖”字漫漶不清，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誤作“歸”，閩本承之，國圖本作“燖”，不誤。(2)（34）卷二第九葉左半葉“泰誓言武王伐紂”，《論語注疏校勘記》雲(yun) “十行本、閩本‘泰’誤‘秦’”，台灣“國圖本”之“泰”字漫漶不清，閩本作“秦”，國圖本與(yu) 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皆作“泰”，不誤。(3)卷四第六葉右半葉疏文“以禮漸進也”，《論語注疏校勘記》“十行本作‘斬進也’”，台灣“國圖本”作“斬”，國圖本作“漸”，不誤。(4)卷六第九葉疏文“案郊特牲用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論語注疏校勘記》“十行本‘用’誤‘刑’，兩(liang) ‘二’字並誤‘三’，‘一散’誤‘三散’”，阮氏所言正台灣“國圖本”之用字，國圖本於(yu) 此皆不誤。(5)卷十二第十葉“封土為(wei) 壇”，《論語注疏校勘記》“十行本‘土’誤‘上’”，台灣“國圖本”之“土”字壞作“上”，國圖本不壞，作“土”。(6)卷十三第七葉“則其事不達矣”，《論語注疏校勘記》“十行本‘其’誤‘具’”，台灣“國圖本”之“其”字壞近似“具”，國圖本不壞，作“其”。類似情況還有一些，不贅。(二)（35）是國圖本偶爾與(yu) 台灣“國圖本”文字不同，阮氏所據本一同台灣“國圖本”，如：(1)（36）《論語序》第五葉左半葉疏文“年世未遠”，《論語注疏校勘記》雲(yun) “十行本‘世’誤‘出’”，台灣“國圖本”作“出”，國圖本作“”，即“世”字，不誤。(2)（37）卷二第一葉左半葉疏文“注孔曰篇之大數”，《論語注疏校勘記》雲(yun) “十行本‘大’誤‘夫’”，台灣“國圖本”作“夫”，國圖本作“大”，不誤。(3)卷六第二葉右半葉疏文“彼雲(yun) ”，《論語注疏校勘記》雲(yun) “十行本‘彼’誤‘皮’”，台灣“國圖本”作“皮”，國圖本作“彼”，不誤。(4)同葉注文“包曰十六鬥曰庾”，阮刻本《校勘記》雲(yun) “本‘包’誤‘句’”，台灣“國圖本”作“句”，國圖本作“包”，不誤。類似情況還有一些，不贅。這些情況說明阮氏所據本當為(wei) 台灣“國圖本”或類似台灣“國圖本”者，而非國圖本。如果說國圖所藏楊氏“海源閣”《論語注疏解經》源於(yu) 黃丕烈藏書(shu) 的話，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言“借挍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楊按：指《儀(yi) 禮疏》和《爾雅疏》)重刻之”是屬實的，但他竟因有家藏本而未借黃氏所藏《論語注疏解經》進行核對，以致有些訛誤，（38）這是遺憾的。

五、結語

綜上所述，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經曆了正德六年補版、正德十二年補版、正德十六年補版、嘉靖三年補版和嘉靖重校修補五次修版，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是嘉靖重校修補。嘉靖重校修補不但大量更換原已破損的板片，而且對元十行本原版和正德年間的三次補版也進行了校對和修訂，並由此在版式上作了更新和統一。嘉靖重校修補元十行本的時間介於(yu) 嘉靖三年補版和李元陽、江以達主持福州府學刻本之間，要早於(yu) 李元陽刻本。準確地說，李元陽刻本是以元刻嘉靖重校修補本為(wei) 底本的。清阮元撰《論語注疏校勘記》和刊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解經》所依據的十行本是台灣“國圖”所藏的元刻明正德修補本或類似此本者，其原文訛誤與(yu) 此有關(guan) 。

今天，澄清並區分這些版本，一方麵希望通過認識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刊刻版式、行款、用字的發展演變來厘清遞修過程，弄清各版本所指和李元陽刻本、阮刻本依據的是哪種“十行本”，有助於(yu) 學人在使用這些版本時，明確其版本的來源、地位、性質和一些文字訛誤的由來及原因；另一方麵希望為(wei) 學者研究和國內(nei) 各大圖書(shu) 館編目提供啟發，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的單經注疏本在國內(nei) 各大圖書(shu) 館多有收藏，大都著錄為(wei) “元刻明修本”，實際上也可按照本文的方法作一細致的認識和區分，以便於(yu) 人們(men) 的使用、對話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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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中國古籍善本書(shu) 目·經部》僅(jin) 著錄了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本。又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shu) 館藏有台灣“國家圖書(shu) 館”藏元刻明正德修本的縮微膠卷，由於(yu) 拍攝時間較早，字跡反較今台灣藏本清晰。

2、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元刻明修本《周易兼義(yi) 》自卷二至卷九頗多葉中大“疏”字為(wei) 黑底白文，有的黑底外有黑圈，版中偶見墨釘，版心下方所刻刊工有“智夫”“德成”“任”“□山”“佑甫”“古”“月”“文”“以清”“天易”“壽甫”“德遠”“王榮”“應祥”“茂”“君錫”“仁甫”等。刊工中“壽甫”“德遠”“王榮”“應祥”“茂”“君錫”“仁甫”也見於(yu) 此書(shu) 黑圈陽文大“疏”字版葉中，也多見於(yu) 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其它經之黑圈陽文大“疏”字版葉中，則元十行本覆刻時所據本蓋較複雜，以致版式不一。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周易兼義(yi) 》即在此基礎上修補而成，其中保留了大量原版葉麵。又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多黑口，其“疏”字多黑底白文，或外加黑圈或不加；也有的白口，“疏”字陽文加黑圈，有的上下加半圓括號者；均半葉九行，每條首行頂格，次行低半格或一格，所據版本不詳。

3、楊按：宋八行本無小圓圈，疏中經、注起訖語與(yu) 疏文正文之間均以空格隔開，宋十行本相校宋八行本在經文疏文後用小圓圈與(yu) 傳(chuan) 注起訖語和疏文隔開，但是經文、傳(chuan) 注的起訖語與(yu) 疏文正文仍用空格隔開。由於(yu) 空格不直觀，易脫落，尤其會(hui) 有脫文的嫌疑，遠不及用小圓圈隔開優(you) 越，元十行本正是有見於(yu) 此，全麵用小圓圈替換了宋本的空格。

4、如《中國古籍善本書(shu) 目·經部》、《中華再造善本》以及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和台灣“國家圖書(shu) 館”均著錄為(wei) “元刻明修本”。

5、如程蘇東(dong) 曾指出：姚範《援鶉堂筆記》、沈廷芳《十三經注疏正字》稱為(wei) “南監本”，顧廣圻《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顧千裏集》，中華書(shu) 局2007年，第132頁)稱為(wei) “南雍本”，楊紹和《楹書(shu) 隅錄》、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等亦間用“南監本”“南雍本”，近代藏書(shu) 家、目錄家亦多以南監本、南雍本名之。程蘇東(dong) 《“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修補匯印地點考辨》，《文獻》2013年第2期。楊按：又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稱為(wei) “正德本”，張金吾《愛日精廬讀書(shu) 誌》稱為(wei) “南監本”，張麗(li) 娟《明李元陽本<春秋榖梁注疏>淺探》(《儒家典籍與(yu) 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3-103頁)稱為(wei) “元十行晚期印本”。

6、楊按：按此處為(wei) 引何晏注，何注作“顏”，自當以“顏”為(wei) 是，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不誤。阮元《校勘記》疑此“聞”與(yu) 下文“顏回任道”之“顏”互易之訛。

7、楊按：“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庫本同，阮元《校勘記》：“十行本‘幬’誤‘壽’。”蜀大字本作“燾”，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作“燾”，唐宋時燾與(yu) 幬義(yi) 通。

8、楊按：宋八行本用黑底白文(無黑圈)的大“疏”字區分經注和疏文，元十行本《周易兼義(yi) 》區分經注與(yu) 疏文的大“疏”字有黑圈陽文和黑底白文(外加黑圈)兩(liang) 種格式，《爾雅注疏》“疏”字多黑底白文(多外加黑圈，偶無黑圈)，少黑圈陽文。嘉靖重修補版時蓋有見於(yu) 《爾雅注疏》和《周易兼義(yi) 》的情況，參考了宋八行本格式，統一改用黑底白文且外加黑圈的“疏”字。

9、楊按：“論”字，閩本作空格，自監本始補“論”字。

10、張麗(li) 娟曾指出據《春秋榖梁注疏》來看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的錯誤，元十行晚期印本(楊按：即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之《春秋榖梁注疏》)已加改正，其校改遍布全書(shu) ，有對有錯，李元陽刻本基本同元十行晚期印本。張麗(li) 娟《李元陽<春秋榖梁注疏>探析》，《儒家典籍與(yu) 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4頁。

11楊按：此“倡”字，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作“習(xi) ”，阮元《校勘記》：“《後漢書(shu) ·包鹹傳(chuan) 》‘昌’作‘習(xi) ’。”

12、王鍔先生指出閩本《十三經注疏·毛詩注疏》卷八第三葉補齊了元刻明修本《十三經注疏·毛詩注疏》的大量墨釘。參見王鍔《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考略》，《中國典籍與(yu) 文化》，2018年4期。

13、黃丕烈、傅增湘、汪紹楹認為(wei) 李元陽刻本《儀(yi) 禮注疏》據陳鳳梧刻本翻刻，見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顧廣圻著《顧千裏集》，中華書(shu) 局2007年版，第3頁)和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chuan) 本書(shu) 目》第一冊(ce) 第2頁(中華書(shu) 局2009年版)。參見王鍔認為(wei) 李元陽本《儀(yi) 禮注疏》很有可能據汪文盛福州刊本《儀(yi) 禮注疏》十七卷翻刻，參見王鍔《李元陽<十三經注疏>考略》(未刊稿)。

14、張麗(li) 娟就李元陽刻本《春秋榖梁注疏》全麵沿襲元十行晚期印本的校正成果和臆改、忘改之處指出此經“李元陽本的刊刻底本確為(wei) 元十行晚期印本無疑”。(張麗(li) 娟《李元陽<春秋榖梁注疏>探析》，《儒家典籍與(yu) 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5頁)

15、楊按：阮元家藏“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之十二部經書(shu) ，由於(yu) 他因《爾雅注疏》為(wei) 九行本不計入內(nei) ，故於(yu) 《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言“十一經”，其重刻《十三經注疏》亦棄《爾雅注疏》不用，轉用黃丕烈家藏宋刊單疏本配元刊雪牎書(shu) 院《爾雅注》重新合刻。

16、楊按：汪紹楹曾雲(yun) “阮氏據本係泰定本”(《阮氏重刻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三輯，中華書(shu) 局1963年，第36頁)，但他又說“又《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元泰定四年刊，間有正德補刻”(《阮氏重刻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三輯，第51頁)，似有見於(yu) 此，然未定也。

17、楊按：“‘泥塗也李巡曰塗因謂泥塗’三字並同”一句是指“泥塗也”“李巡曰塗”“因謂泥塗”三處“塗”字並闕。又阮刻本《校勘記》漏校“郭璞”之闕“璞”字，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有闕“璞”字校文。

18、楊按：尋、燖古今字，蜀大字本和玉海堂本作“燖”，阮元未見蜀大字本和元貞本(玉海堂本據之覆刻)，據監本、毛本定為(wei) “尋”。

19、楊按：雖然此前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已經校出“元十行本”許多錯誤，但是阮刻本《論語注疏解經》“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改，但加圈於(yu) 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yu) 每卷之末”(《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於(yu) 誤字多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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