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yu) 躬行處致中和——孫奇逢的為(wei) 學路徑

作者：李留文（鄭州航空工業(ye) 管理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十九日辛酉

          耶穌2019年3月25日

【讀史劄記】

毫無疑問，在明清思想史的書(shu) 寫(xie) 中，孫奇逢被嚴(yan) 重忽視了。而這或許與(yu) 他所選擇的學術路徑有關(guan) 。明清易代之際，顧炎武倡導理學即經學的理念，開一代之風氣；黃宗羲極具批判精神，又是浙東(dong) 史學的奠基者。相比之下，孫奇逢仍然固守舊的營壘。他服膺於(yu) 王學的直截了當，在王學成為(wei) 眾(zhong) 矢之的的語境中，堅持為(wei) 王學辯護。在他看來，傳(chuan) 陽明者失陽明，晚明士人背離了陽明的修養(yang) 功夫，以至於(yu) 空疏無當。當務之急是紮紮實實地踐履功夫，把孔孟之道落實到日用倫(lun) 常之中。這種學術路徑在求新求異的思想史書(shu) 寫(xie) 中本來就不受重視，他為(wei) 思想史家所忽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學而時習(xi) 之”，儒學本身就是注重道德踐履的學問。明末的學術恰恰偏離了這一方向，二百多年理學濡染之後，知識界卻充斥著空疏與(yu) 褊急，全無儒家的雍熙中和之氣，明代的理學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麵對明末的虛浮和乖戾，孫奇逢以道統自任，力圖把儒學重新拉回到篤實躬行的正途，再現儒家的仁愛中和氣象。

針對明末學風的虛浮，孫奇逢糾之以篤實。“不離日用常行內(nei) ，直造天地未畫前”，高遠即卑近，下學即上達，吃飯穿衣皆是天理的表現。“日用間，凡行一事，接一人，無有不當理中情之處，此所謂道也，即所謂學也”（《夏峰先生文集》卷十四）。孫奇逢常說：“講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他一方麵推行禮製，在日用布帛菽粟間篤實踐行孔孟之道，另一方麵，反對坐而論道，反對空談性命。當時任職衛輝的工部主事田本沛邀請孫奇逢講學於(yu) 百泉書(shu) 院，遠近世子也都應召而至，翹首以盼。孫奇逢卻拒絕了這一邀請，並去信說：“病在多講！孝悌力田，人人俱足，隻躬行二字，終身不能盡，多一講說，便生枝節，枝節生而偽(wei) 學起矣。”（《孫征君日譜錄存》卷十六，以下簡稱《日譜》）師徒數人不定期地相聚一室，從(cong) 容論道，這才是他推崇的講學方式。孫奇逢還強調士人要會(hui) 辦事，批評“平居談心性，遇事便束手”的腐儒曲士，說他們(men) “足為(wei) 理學之詬厲”。他曾率領鄉(xiang) 黨(dang) 士人避難五公山，一邊弦誦不已，不廢詩書(shu) ；一邊論兵習(xi) 武，抵擋滿洲鐵騎的進攻，並保全了五千多人的性命。於(yu) 此可見他的為(wei) 學路徑。

針對明末風氣的乖戾，孫奇逢糾之以寬和。學派紛爭(zheng) ，由來已久，延及清初，尊程朱而詆陸王幾乎成為(wei) 理學的主色調。對此，孫奇逢不去爭(zheng) 辯，而是以躬行實踐來統合各派，顯示出博大的胸襟和氣魄，這從(cong) 他和魏裔介的交往中可見一斑。魏裔介是朝中重臣，他批評王陽明“流於(yu) 天竺之學而不自知”，在給孫奇逢的信中質疑：“心性一也。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ti) ’，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ti) ’乎？若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ti) ’，是又一告子也。”（《兼濟堂文集》卷九）這同孫奇逢的觀點鮮明對立。孫奇逢曾為(wei) 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ti) ”辯解說：心是心，性是性。但孫奇逢對魏氏此說亦不予駁斥，反而說“於(yu) 此正見柏鄉(xiang) 公定力”，肯定其學有所得。他進而強調：“真實理會(hui) 做工夫，（兩(liang) 派）有何不同？”將學問之道引向躬行踐履的實際功夫。魏裔介輯《聖學知統錄》《聖學知統續錄》，與(yu) 孫奇逢《理學宗傳(chuan) 》的取舍標準大相徑庭，但孫奇逢並未苛求，而是以前輩學者的身份對他多有鼓勵，說該書(shu) “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他把魏裔介比作元初的許衡、姚樞，以孔孟之道相鼓勵，以化夷為(wei) 夏相期許（《日譜》卷二十七）。其胸襟和氣度使魏裔介大受感動，稱他“翔於(yu) 千仞，卓然高品”。在他去世之後，魏裔介為(wei) 他撰寫(xie) 本傳(chuan) ，表達了對他的仰慕之情，原本的門戶之爭(zheng) 早已消融在他的寬容之中了。

孫奇逢對寬和的踐履還體(ti) 現在他對節俠(xia) 的反思上。他曾積極參與(yu) 營救東(dong) 林黨(dang) 人的活動，節俠(xia) 之名滿天下。然而，痛定思痛，孫奇逢認識到自己和東(dong) 林黨(dang) 人的好名、爭(zheng) 勝與(yu) 浮躁。他沉痛地說：“小人不足深咎，吾深為(wei) 攻小人者惜之。天啟時，璫禍之慘，亦諸正人激成之。”（《日譜》卷三十五）何以言此？“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沉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並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並能化小人為(wei) 君子，才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橫己見……仁人君子有教養(yang) 之責，俱宜念之”（《日譜》卷十一）。孫奇逢待人寬容，雖然自己崇尚氣節多次拒絕新朝征召，但對薛所蘊、劉餘(yu) 佑等出仕新朝的官員都寬容相待，毫無苛責鄙夷之意。

“規模宜寬大，處事宜平和”，這是孫奇逢對兒(er) 孫的教誨，也是自勉。寬和之中飽含仁愛，對待家人自不必說，對待鄉(xiang) 鄰也無不如此。他離家南下時，“族黨(dang) 門人相從(cong) 者數十家”，常以野菜充饑，困苦異常。後來，衛河使馬光裕以輝縣夏峰村田產(chan) 無償(chang) 相贈。這處莊園有良田一百多畝(mu) ，足以使孫家過上富足的生活，但他卻把田地分給了相隨的族人和門人，使大家免遭饑餓凍餒之患。時人張鳳翔說他“與(yu) 人臣言忠，與(yu) 人子言孝，與(yu) 人弟言悌，望者以為(wei) 高潔不可及，而即之甚恭而溫，油油然有萬(wan) 物一體(ti) 、滿街皆聖人之意”（《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下）。正是這樣的寬和仁愛，孫奇逢兒(er) 孫繞膝，鄉(xiang) 鄰親(qin) 和，士人遠來，營造出一片中和之境。

“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中和是儒學的核心概念和價(jia) 值追求。宋明理學家雖然對中和的概念多有辯難，但孫奇逢的興(xing) 趣則不在於(yu) 懸空的冥思，而在於(yu) 從(cong) 實踐層麵上如何把握喜怒哀樂(le) 未發之中，如何做到發而中節之和，從(cong) 而構建一個(ge) 寬和雍睦的社會(hui) 。在其致中和的實踐中，有兩(liang) 點值得注意。其一，時中與(yu) 權變。先賢把“中”解釋為(wei) “不偏不倚”，“無過與(yu) 不及”，問題是如何在複雜多變的現實生活中找到“中”，這需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是難之又難的。譬如說，不結交官府是古代對鄉(xiang) 紳的道德要求，但孫奇逢同朝中重臣魏裔介、魏象樞書(shu) 信往來不斷，又是駐衛輝的工部衛河使、衛輝知府、通判、知縣的座上賓。有人就此提出質疑，孫奇逢的解釋是：“諸君子自欲敦長幼之節，奈何自甘枯槁，而阻人為(wei) 善乎？我聞日行一善事，或轉一人為(wei) 善，便是報答穹蒼之實，能轉一貴人為(wei) 善，其所關(guan) 係更大。傲然以高潔自處，而謂人不足當一盼者，非仲尼之徒也。”（《日譜》卷十二）此乃“中非膠於(yu) 一轍也，一時有一時之中，一時有一時之和”（《日譜》卷十八）。為(wei) 弘揚理學，就要抓住官員這個(ge) 關(guan) 鍵群體(ti) ，而不能拘泥於(yu) 陳規，“一切是非毀譽，付之罔聞”。其二，堅持不懈的慎獨功夫。他為(wei) 學“以慎獨為(wei) 宗”，“時時提醒，朝乾夕惕”，於(yu) 日用飲食間篤實踐履，力求喜怒哀樂(le) 發而中節。雖耄耋之年，仍毫不懈怠，“學人要日日有憤焉求進之意，方免於(yu) 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日譜》卷二十四）。這是他對門人的勉勵，也是自勉。他說自己“七十歲工夫較六十歲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夏峰先生集》卷首），正是在不懈追求中，日有進益，逐漸接近中和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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