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道統說是曆史還是信仰

作者：王宇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初七日己酉

          耶穌2019年3月13日

蘇費翔、田浩兩(liang) 位教授合著的《文化權力與(yu) 政治文化——宋元時期的〈中庸〉與(yu) 道統問題》英文版出版於(yu) 2013年，但筆者遲至2017年底才獲悉本書(shu) 將由肖永明教授譯成中文（中華書(shu) 局2018年5月版，下簡稱《文化權力》），2018年6月捧讀之後，感到其中很多內(nei) 容與(yu) 拙作《師統與(yu) 學統的調適：宋元兩(liang) 浙朱子學研究》（當時已交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關(guan) 係密切，深受啟發；2018年7月份赴特裏爾大學參加蘇費翔教授主持的“朱子學國際研討會(hui) ”以及2018年8月份參加複旦大學“宋明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期間，又有幸與(yu) 蘇費翔、田浩兩(liang) 教授當麵請教，獲益良多，深感本書(shu) 在拓展朱子學研究視野方麵具有獨特的創新性，故不揣淺陋，談點讀後感，就教於(yu) 方家。

長期以來，朱熹首創的国际1946伟德意義(yi) 上的“道統”觀念一直吸引著學術界的強烈興(xing) 趣。圍繞著朱熹的道統觀念，蘊含著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議題：第一個(ge) 問題，在朱熹直至明初，朱子學是怎樣成為(wei) “新道統”的；第二個(ge) 問題是，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所提出的道統譜係，到底是一個(ge) 曆史的闡釋，還是哲學的信仰（“道之正”）？對於(yu) 這兩(liang) 個(ge) 議題，《文化權力》都提出了富有啟發意義(yi) 的回答。

《文化權力》的第一部分（從(cong) 第一章到第三章）集中討論了宋代的《中庸》與(yu) 道統問題。本書(shu) 指出：在“程朱正統”的大力褒揚下，《中庸》成為(wei) 儒學的核心經典，並成為(wei) “道統”的經典依據，但即使在程朱理學係統之內(nei) ，也存在著對《中庸》分章的朱熹方案的不同意見。本書(shu) 的第一部分對歐陽修、蘇軾、葉適、王柏的相關(guan) 討論從(cong) 不同側(ce) 麵豐(feng) 富了我們(men) 對宋代《中庸》研究的整體(ti) 了解，從(cong) 而認識到：即使到了崇拜理學的南宋晚期，《中庸》的作者問題、解釋問題（分章斷句），仍然是一個(ge) 可以自由討論的開放的學術問題，對《中庸》的懷疑和批評實際上貫穿了兩(liang) 宋，這些聲音不應被忽視。因此，對宋代思想史的研究應該始終注意宋代国际1946伟德史上多學派、多傳(chuan) 統並存的複雜局麵，不應被程朱理學所構建的學術史所遮蔽，以致盲人摸象。《文化權力》第三章對“道統”觀念的討論還指出，無論朱熹之前還是之後，宋代學術界都存在著不同於(yu) 朱熹的“道統”論述。可見，自朱熹去世之後（1200年）到明初，朱子學持續地處在官學化（或意識形態化）的進程之中，絕非一帆風順，其中不乏爭(zheng) 議、停滯乃至倒退。

《文化權力》對第二個(ge) 問題的討論更加複雜。黃榦（1152-1221）在《朱文公行狀》中寫(xie) 道：“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chuan) 。自周以來，任傳(chuan) 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道統”即“道之正統”，“道之正統”蘊含了“道之正”和“道之統”兩(liang) 個(ge) 方麵。“道之正”主要回答什麽(me) 是道之本體(ti) 的哲學問題。“道之統”，則指道在曆史時空中呈現的傳(chuan) 承脈絡，這一脈絡表現為(wei) 由學者組成的譜係，即黃榦所謂“待人而後傳(chuan) ”。陳榮捷教授認為(wei) ：“道統之緒，在基本上乃為(wei) 哲學性之統係而非曆史性或經籍上之係列。進一步言之，即道統之觀念，乃起自新儒學發展之哲學內(nei) 在需要。”（陳榮捷：《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英文版最早發表於(yu) 1973年），收入氏著《朱學論集》，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頁。中文譯者萬(wan) 先法）1982年，劉述先先生發表了《朱子建立道統的理據問題之省察》（發表於(yu) 《新亞(ya) 學術集刊》第3期，香港新亞(ya) 書(shu) 院，1982年版，第25-26頁），指出道統成立的真正基礎在於(yu) 此心此理之體(ti) 認，宋儒把某一些思想包含在道統的範圍內(nei) ，或排拒在道統之外，“這一個(ge) 標準即是宋儒體(ti) 證得最真切的內(nei) 聖之學”。這樣一來，“從(cong) 純考據的觀點看，道統的觀念顯然是難以成立的”。隻要認識到“道統”“根本不是知識的對象，隻是信仰的對象”，道統自然可以成立：

而且，在這樣的精神的主導之下，客觀的學統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然而我們(men) 必須了解，道統與(yu) 學統本原於(yu) 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層麵。若由純道統的觀點來看，我們(men) 隻能夠問，生生之仁的體(ti) 證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餘(yu) 有關(guan) 考古、曆史、考據的問題，都不是十分相幹的問題。（《朱子建立道統的理據問題之省察》，第28頁）

毫無疑問，朱熹所提出的道統譜係中，有多個(ge) 環節是斷裂的、跳躍的，特別是從(cong) 孟子到二程之間，有長達千餘(yu) 年的空缺。因此，朱熹的道統譜係本質上是“慧識的傳(chuan) 遞”“慧解的印證”。（《朱子建立道統的理據問題之省察》，第28頁）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寫(xie) 道：“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chuan) 道統，為(wei) 世先覺。”（朱熹：《晦庵集》卷九十九《知南康榜文·又牒》，《朱子全書(shu) 》第二十五冊(ce) ，頁4582）“心傳(chuan) 道統”一語是“慧解的印證”的腳注。劉先生所謂“客觀的學統”當指學者之間的授受關(guan) 係，這些關(guan) 係的描述中不符合曆史考據的成分，不應該被當作是一種（曆史考據意義(yi) 上的）錯誤或過失。

依筆者所見，《文化權力》認為(wei) ，朱熹以《中庸》為(wei) 核心構建道統時，恰恰出現了一係列的曆史考據意義(yi) 上的疏失，而這些疏失被劉述先教授視為(wei) “不是十分相幹的問題”。《文化權力》認為(wei) ，從(cong) 曆史考據的角度看，子思是否是《中庸》的作者，子思是否是曾子的弟子，這兩(liang) 個(ge) 問題都是大成問題的。

《文化權力》第二章詳細討論了歐陽修、蘇軾、葉適、王柏對《中庸》的懷疑，其中不少內(nei) 容仍然屬於(yu) 哲學思辨的範疇（“慧解的印證”），可謂見仁見智，這裏不做評判。但作者基於(yu) 曆史考證的角度，梳理了兩(liang) 宋學者對《中庸》作者的懷疑，論證了子思是否是《中庸》作者、子思與(yu) 曾子的師徒關(guan) 係這兩(liang) 個(ge) 先秦時期的“曆史真相”的可靠性，得出結論是《中庸》很可能不是子思所撰（第33-37頁），子思與(yu) 曾子也很可能沒有師徒關(guan) 係（第91頁）。由此，《文化權力》質疑了朱熹的學術嚴(yan) 謹性。

然而，子思撰《中庸》一事，首見於(yu)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鄭玄《三禮目錄》也確認了子思是《禮記·中庸》作者；即便是《文化權力》所引用的歐陽修《策問》（第40頁）也隻是懷疑子思“疑其傳(chuan) 之謬也”，即《中庸》的思想內(nei) 容不能代表儒學的正統，而未否認子思是《中庸》作者。至於(yu) 蘇軾，本書(shu) 也承認：“與(yu) 歐陽修不同的是，蘇軾仍然認為(wei) 子思是《中庸》的作者。”（本書(shu) 第43頁）在《文化權力》中，真正質疑“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書(shu) 》考之，疑其（《中庸》）不專(zhuan) 出子思”的是葉適，然而此說出自《習(xi) 學記言序目》，此書(shu) 於(yu) 朱熹去世後23年（1223年）刊刻，朱熹已無法參考。上述複雜情況說明，推翻司馬遷和鄭玄就需要提出更早的文獻證據，這在宋代是不可能做到的（葉適同樣沒有做到這一點）。曾子和子思的師徒關(guan) 係問題也是如此。《禮記·檀弓》兩(liang) 次提到子思曾向曾子問學，《孟子》也曾提到：“曾子，師也。”也許，《檀弓》不一定是“周代的文獻”，但如果質疑子思曾向曾子問學，就需要舉(ju) 出更早、更有力的證據，這一點至今仍難以做到，何況在宋代。因此，朱熹並非像本書(shu) （第176頁）所批評的那樣，在尋找“曆史真相”方麵不如其他宋代學者“嚴(yan) 謹縝密、深思熟慮”。

事實上，朱熹在處理孟子與(yu) 子思師徒關(guan) 係可靠性問題時，表現出了考據學意義(yi) 上的嚴(yan) 謹。孟子的師承問題，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認為(wei) 孟子“受業(ye) 子思之門人”，而趙岐《孟子章句》則以為(wei) 孟子親(qin) 受業(ye) 於(yu) 子思，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引隋人王劭之說，以“人”字為(wei) 衍文，當作“受業(ye) 子思之門”。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征引了主張孟子師從(cong) 子思的《索隱》王劭說及趙岐、《孔叢(cong) 子》各說，而結論卻是：“未知是否？”仍不敢定論。這種猶豫態度不僅(jin) 基於(yu) 曆史證據的相互矛盾，也折射出另一個(ge) 問題：子思與(yu) 孟子親(qin) 相授受（親(qin) 傳(chuan) 麵授）並非道統傳(chuan) 承的必要條件。根據朱熹的道統譜係，道統的上一環節與(yu) 下一環節可以相距一千餘(yu) 年（譬如周敦頤與(yu) 孟子），孟子即便沒有見過子思，但他通過《中庸》一書(shu) 發現了子思之道，從(cong) 而接續了道統。故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寫(xie) 道：“自是而又再傳(chuan) 以得孟氏，為(wei) 能推明是書(shu) ，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chuan) 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言語”和“文字”各具意蘊：“言語”顯然指人與(yu) 人之間麵對麵的交流，即師徒之間親(qin) 相授受；“文字”無疑就是經典文本，《中庸》就是“吾道之所寄”的“言語文字之間”的“文字”。由於(yu) 師徒遇合不易，道經常無法以“言語”的形式傳(chuan) 承，但經典文本較易存留，隻要《中庸》存在於(yu) 曆史時空之中，道就有可能被重新發現。《中庸章句序》還指出，子思撰《中庸》時，並未預見哪位後學能發現《中庸》所蘊含的“道”，但文獻一經形成，便向所有讀者公開，子思試圖以《中庸》“以詔後之學者”；同理，孟子也許未曾親(qin) 受業(ye) 於(yu) 子思，但孟子仍可通過《中庸》的“文字”、得“子思之心”“孔子之心”乃至“上古聖神之心”。故《中庸章句序》指出，孟子的功勞在於(yu) “推明是書(shu) （《中庸》）”，二程的功勞在於(yu) “因其語而得其心”，即通過《中庸》的文本而得到了上一個(ge) 傳(chuan) 道者孟子之“心”。因此，“言語、文字”二者之中，“文字”是更可靠的傳(chuan) 道中介，師徒親(qin) 相授受的重要性其實是削弱了。而本書(shu) 所引證的李流謙《上張和公書(shu) 》所謂：“至於(yu) 列聖之道統……蓋未可以筆舌授而聞得也。”（《文化與(yu) 權力》第86頁引）主張“言語文字”是不可靠的，不足以傳(chuan) 道，這恰與(yu) 朱熹《中庸章句序》中的主張並無任何相似性，不能由此推導出“朱熹有可能從(cong) 張氏家族成員那裏聽到過‘道統’一詞”的結論（第88頁）。在筆者看來，在朱熹的道統觀中，“道統是由老師傳(chuan) 授給學生的譜係這一方麵的色彩”並非如《文化權力》所說的那樣得到了“強化”（第91頁），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被弱化了。

總之，朱熹的“道統”固然依賴“慧識的傳(chuan) 遞”而成立，但此種傳(chuan) 遞必須以經典文本（《中庸》）或師徒授受為(wei) 依據。這樣一來，上一個(ge) 傳(chuan) 道者與(yu) 下一個(ge) 傳(chuan) 道者之間雖然存在千餘(yu) 年曆史間隔，但通過文獻依據或師承淵源，曆代傳(chuan) 道者都被納入了一種曆史時間的序列或“經籍”的序列之中，從(cong) 而使道統在獲得曆史的、客觀的論證的同時，也獲得了曆史的、客觀的約束。

因此，朱熹對曆史考據意義(yi) 上的問題是謹慎而深思熟慮的，並未因為(wei) 偏愛師徒授受關(guan) 係而無視那些明顯的反證；而在論及那些跨越時空的傳(chuan) 道環節時，正如陳榮捷、劉述先兩(liang) 位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朱熹主要根據哲學意義(yi) 的“慧識的傳(chuan) 遞”“慧解的印證”來建立道統傳(chuan) 承的譜係。

《文化權力》嚐試從(cong) 曆史考證的角度質疑朱熹道統譜係的努力雖然未臻完善，但其學術價(jia) 值也是顯而易見的：它提醒我們(men) ，在研究朱熹的道統思想時，“客觀的學統”並不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道統與(yu) 學統”並非“本原於(yu) 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層麵”，不可調和；相反，朱熹在肯定“心傳(chuan) 道統”的前提下，形成了“因其語而得其心”的道統論述，而這一論述是由客觀性（曆史性）與(yu) 主觀性（哲學性）兩(liang) 者有機統合而成的，不可偏廢。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