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出東(dong) 方：從(cong) 大汶口文化看禮製起源

作者：張超華（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廿四日丙申

          耶穌2019年2月28日

禮製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特點之一，是其區別於(yu) 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一項重要因素。關(guan) 於(yu) 禮製的起源，多數學者認為(wei) ，龍山文化時期禮製已經初步形成。但早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從(cong) 製度和器物層麵已能見到禮製因素，中華禮製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已經萌生。

棺槨製度初步形成

棺槨製度是喪(sang) 葬禮製的載體(ti) 之一。棺大約出現於(yu) 新石器時代中期，最早出現的棺為(wei) 陶棺和石棺。大汶口文化早期就發現了陶棺和石棺。如大汶口遺址M1030，用兩(liang) 件陶盆上下相扣，內(nei) 斂嬰兒(er) 屍體(ti) ，當為(wei) 陶棺葬；大汶口遺址M1018，底部殘存有鋪砌石板，推測該墓原有石框，應係石棺墓。

在大汶口文化中期階段，木質葬具明顯增多。野店遺址M49發現呈匣狀的原始木槨；呈子遺址M7為(wei) 5人合葬墓，每個(ge) 死者都有單獨的木槨。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在野店遺址發現類似一棺一槨的痕跡。如野店遺址M51墓室內(nei) 有呈“井”字形木槨，槨內(nei) 放置長方形箱式木棺，焦家遺址M152更是發現兩(liang) 槨一棺的現象。在大汶口遺址、杭頭遺址等也發現了同時期的同類墓葬。

分析發現，凡是使用一棺一槨的墓葬，一般都是高等級聚落的大型墓葬。以焦家遺址M152為(wei) 例，墓葬麵積達12㎡，隨葬器物39件，其中玉鉞、玉刀多置於(yu) 墓主身邊，陶器多置於(yu) 棺槨之間，部分陶器飾彩繪。使用單層木槨或木棺的墓葬，亦是遺址中規模較大、隨葬品較多的墓葬，如野店遺址M49，墓葬麵積10.15㎡，隨葬28件器物，包括鬆綠石墜、象牙雕筒、玉環等高級別的器物。

大汶口文化從(cong) 陶棺、石棺發展到木棺或木槨，再到棺槨組合出現，絕非偶然現象，這正是棺槨製度初步形成的過程。到了龍山時期，棺槨製度日趨完善。由此看來，海岱地區是棺槨製度萌芽較早和發展脈絡較清楚的一個(ge) 地區。棺槨製度作為(wei) 固定社會(hui) 分層、維係社會(hui) 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夏商周時期得到繼承和完善，成為(wei) 夏商周三代禮製的重要組成部分。

器物組合製度已露端倪

在夏商周三代禮製中，器物組合製度是重要的表現形式。而早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已經出現器物組合的端倪。

鼎觚組合：鼎觚組合多見於(yu) 王因、野店、大汶口等遺址。以王因墓地為(wei) 例，464座帶隨葬品的墓葬中，鼎類和觚形杯同出的有292座，占63％。這說明鼎觚組合是較為(wei) 普遍的隨葬品組合方式。

鬶杯組合：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已能看到酒器成組隨葬，包括溫酒用的鬶，注酒用的盉，儲(chu) 酒用的背壺、瓶、尊、壺，飲酒用的筒形杯、高柄杯和觚形杯。如大汶口遺址M98，在墓主上身右側(ce) 出土一組酒器組合，包括空足鬶、盉、壺和高柄杯；大汶口遺址M25，墓主脛骨上有白陶鬶、背壺、黑陶單把杯組合。這套酒器組合大體(ti) 出現在大汶口文化中期，至晚期形成較完備的組合。盡管酒器組合不盡相同，但至少表明成組隨葬酒器的意識已經存在。事實上，三代時期青銅器中的專(zhuan) 用酒器，基本承襲了這一套酒器的形製特點。

匕鼎組合、匕杯組合：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多見匕形器（報告中常稱骨匕或骨柶）與(yu) 鼎、杯組合的現象。如王因遺址M2201，骨匕直接置於(yu) 缽形鼎內(nei) ，其功能為(wei) “飯匕”，即“匕鼎食”。尚莊遺址M27，骨匕直接放於(yu) 陶杯內(nei) ，其功能是“醴匕”，即“匕酒糟”。三代時期，匕形器與(yu) 鼎、簋、觚等飲食器組合的現象屢見不鮮，隻是材質由骨質變為(wei) 了青銅。匕形器雖微，但亦與(yu) 鼎、簋一道，構成青銅禮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等級禮器劃分階層

文獻中有“器以載禮”“器以藏禮”的記載，說明“禮”是通過某些實實在在的器物表現出來的。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較多的高等級器物，這為(wei) 研究大汶口文化與(yu) 中華禮製文明的關(guan) 係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白陶作為(wei) 製陶史上的代表性器物，具有原料稀缺、顏色特殊、燒成溫度高等特點。大汶口文化白陶產(chan) 生於(yu) 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階段，盛行於(yu) 大汶口文化晚期。器類以白陶鬶為(wei) 主，在野店、大汶口、西夏侯、焦家等遺址都有發現。此外，還有白陶鼎、白陶盉、白陶豆等。另一類是薄胎黑陶，多見於(yu) 高柄杯，大範莊遺址還發現有蛋殼陶，但尚未脫離黑陶高柄杯的形態。

白陶和薄胎黑陶的出現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製陶業(ye) 的典型器物，代表了大汶口晚期製陶工藝的最高水平。這兩(liang) 類器物多出土於(yu) 規格較高的墓葬中，可能與(yu) 宴享、祭祀等多種禮儀(yi) 活動有關(guan) 。事實上，即使到了殷商時期，貴重的白陶也隻有貴族才能使用。

除了陶器以外，大汶口文化還發現有製作精美的骨牙器。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在劉林、大墩子等遺址出土有骨雕筒、骨梳。至中晚期階段，大汶口遺址出土了帶有鏤雕紋飾的象牙梳、有剔地雕透的花瓣紋象牙筒和鑲嵌綠鬆石的骨筒。貴重的象牙器、精美的骨雕器，由於(yu) 其原料珍貴和製作工藝考究，始終被當作豪華奢侈品，更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即使到了商代，象牙器和骨雕製品也隻有在少數貴族的墓中才出現。

禮樂(le) 文明萌芽濫觴

大汶口文化發現有與(yu) 音樂(le) 相關(guan) 的遺物，依類別不同，可分為(wei) 打擊器、吹奏器、搖響器。

打擊器以陶鼓為(wei) 代表，陶鼓發現較少且形態各異，有的器身帶大鏤空或施彩繪。如野店遺址M48：9陶鼓（報告稱陶漏器），上小下大、侈口束徑，中部有鏤空，器身施彩繪。在大汶口、王因、花廳等遺址亦發現有陶鼓。陶鼓多見於(yu) 大型墓葬，說明陶鼓成為(wei) 少數人所擁有的特殊用器，可能是作為(wei) 禮樂(le) 器使用。

吹奏器有笛柄杯和號角兩(liang) 類。笛柄杯，出土於(yu) 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晚期墓葬M17。經過試吹與(yu) 測音，能發出固定的高音，並能演奏簡單的曲調，是我國最早的一件陶製橫吹管樂(le) 器。學界多認為(wei) ，它可能是大汶口先民模仿當時該地已存在的竹製口笛類樂(le) 器製作的陶質樂(le) 器。號角為(wei) 陶製，形似牛角或羊角。如陵陽河遺址M19：25陶號，形似牛角，出土於(yu) 規格較高的大墓中，可能是作為(wei) 狩獵、戰爭(zheng) 時集合或發號施令之用。

搖響器主要是龜鈴，多出土於(yu) 墓葬之中，邊緣常有穿孔，內(nei) 裝砂子或小石子，個(ge) 別塗朱彩。如大汶口遺址M47，兩(liang) 副龜甲各裝小石子數十粒，通過搖動來發聲。在王因、尚莊、大墩子等遺址亦有發現。關(guan) 於(yu) 龜鈴的用途，學術界大多認為(wei) 是樂(le) 器和法器的一種集合體(ti) 。

大汶口文化的樂(le) 器，多出土於(yu) 規格較高的墓葬內(nei) ，可能為(wei) 少數權力階層擁有。盡管數量不多，但至少說明這一時期中國禮樂(le) 文明已處於(yu) 萌芽階段。到了龍山時代，以鼓和磬為(wei) 組合特征的樂(le) 舞遺存標誌著中國禮樂(le) 文明已經基本形成，並成為(wei) 三代以降中國禮樂(le) 文明的濫觴。

除了上述的禮器和樂(le) 器外，大汶口文化還發現有較多的彩陶，其構圖和線條都較工整、色彩鮮豔，在史前彩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大汶口文化玉器不甚發達，但也有所發現，主要包括缺少實用器的玉鉞、玉鏟和裝飾用的人麵形玉飾、龍形飾、頭冠飾、玉指環等。另一個(ge) 重要的發現便是陶文，大汶口文化陶文形體(ti) 固定、筆畫工整、以象形為(wei) 主，與(yu) 商代甲骨文有一定的淵源。這些要素進一步印證了大汶口文化在史前文明化進程中的領先地位。

大汶口文化時期，棺槨製度出現，器物組合方麵表現出一定的規律，尤其是以鬶、杯為(wei) 代表的酒器先於(yu) 其他地區發達起來。另有以貴重的白陶、精美的骨牙器構成的禮器，以鼓為(wei) 主的多種器類共存的樂(le) 器，加之較為(wei) 發達的彩陶、比較成熟的陶文等，無不表明大汶口文化已經初具中華禮製文明的多項元素。

當然，史前的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也發現有與(yu) 禮製相關(guan) 的遺存，這進一步證明了禮製起源與(yu) 中華文明起源是一致的，呈現多元性。但是，我們(men) 更應注意到大汶口文化的“禮”具有重喪(sang) 葬、重飲食、重音樂(le) 的特征，這些方麵正是商周禮製的主要表現形式。誠然，大汶口文化的“禮”是不完善的，製度化的程度也較低，但是至少能夠表明文明和禮製的曙光已經在東(dong) 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現。到了龍山時代，禮製快速發展並逐漸形成，及至商周時期禮製日趨成熟，並以周禮的建立為(wei) 標誌，禮製進入鼎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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