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教與(yu) 禮製的離合

作者：郝建傑（太原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廿一日癸巳

          耶穌2019年2月25日

“詩”“禮”“樂(le) ”為(wei) 形成“禮樂(le) 文明”的三大元素，“詩教”“禮教”“樂(le) 教”為(wei) 建構“詩禮文化”的三大要素。在先秦兩(liang) 漢時期，就詩教與(yu) 禮製互動關(guan) 係中的詩禮文化而言，兩(liang) 者或離或合，大略經曆了五次曆史性轉型，形成了以下五種離合類型：

一、先周時期，詩教與(yu) 禮製天然遇合，生成詩禮文化的初級國家形態。詩教和禮製最初經曆了從(cong) 自然狀態過渡到舜以來初級國家形態的漫長曆程。當原始部落社會(hui) 邁進初級國家的門檻時，樸素自然的民間禮俗一變而為(wei) 初級國家形態的禮製。於(yu) 是，禮製建設向詩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樂(le) ，教胄子……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尚書(shu) ·舜典》）這正是帝舜向樂(le) 官夔所發出的關(guan) 於(yu) 對子弟開展詩教的命辭。從(cong) 此，詩教與(yu) 禮製相結合，共同啟動了詩禮文化建構的曆程。夏、商兩(liang) 代詩教和禮製的互動已難知全貌，但從(cong) 殷商禮樂(le) 之遺的《商頌》中可以看出，二者此時的契合已比較緊密。如果我們(men) 在結合孔子所謂“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的說法，夏、商兩(liang) 代無疑是詩禮文化形成史上的重要一環。

二、西周時代，詩教與(yu) 禮製水乳交融，生成詩禮文化的高級國家形態。在周太師整理規範前代已有詩作的基礎上，以周公旦、成王誦為(wei) 代表的詩人群體(ti) 創製了大量新詩，以施於(yu) 王室與(yu) 公室典禮。其中，以“吉禮”“凶禮”“賓禮”“軍(jun) 禮”“嘉禮”等“五禮”為(wei) 核心的禮儀(yi) 製度規範，重在明等級；以“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等“六藝”為(wei) 核心的貴族教育內(nei) 容，重在調人情。於(yu) 是，詩教與(yu) 禮製二者相互倚重，相與(yu) 為(wei) 用，緊密結合，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由於(yu) 西周貴族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創造者與(yu) 實施主體(ti) ，又是國家禮儀(yi) 製度的主要創造者與(yu) 實施主體(ti) ，故詩教和禮製的綰結呈現出高度貴族化與(yu) 王權化趨勢：“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與(yu) 此相適應的是由王室太師總領的“學在官府”教育製度，在注重以“五禮”“六藝”對貴族子弟進行教育的同時，更加注重利用各種典禮節儀(yi) 對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進行道德教化，以達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lun) ，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這一以維護禮製為(wei) 中心的社會(hui) 治理目的，從(cong) 而使得詩禮文化盛極一時。

三、春秋時期，詩教與(yu) 禮製漸次分離，製度之教演變為(wei) 文化之教。平王東(dong) 遷，王室漸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禮製為(wei) 主要任務的詩教，逐漸從(cong) 禮製係統中淡出，轉而演變為(wei) 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辭進身手段。此時開始盛行的歌《詩》、引《詩》、誦《詩》、賦《詩》以“言誌”文化活動，顯示出詩教脫離典禮軌道的傾(qing) 向。齊盧蒲癸所謂“賦詩斷章，餘(yu) 取所求焉”（《左傳(chuan) ·襄公二十八年》）之言，更說明《詩》已成為(wei) 傳(chuan) 達個(ge) 人意誌的文學性工具。單就儒家而論，雖然《詩》在孔子時代尚可“弦歌”，但從(cong) “子所雅言，《詩》《書(shu) 》、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的事實觀之，《詩》已不再僅(jin) 僅(jin) 是一種藝術化的禮製，而是誦以雅言、書(shu) 以竹帛的獨立的文學文本了。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孔門詩教以恢複周禮為(wei) 根本追求，儒士的增加提高了社會(hui) 的道德水平：“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wei)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隻可惜，孔門詩教的影響被時代新寵鄭衛“新聲”衝(chong) 淡了。於(yu) 是，詩教因西周傳(chuan) 統禮製的變革崩墜而趨向沒落，詩教對建構詩禮文化的影響力自然就減弱了。

四、戰國時期，詩教與(yu) 禮製相互乖離，《詩》成為(wei) 少數經師傳(chuan) 習(xi) 的文學文本。當時，“七雄”爭(zheng) 霸，“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yu) 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漢書(shu) ·藝文誌》）。可見，盡管《詩》依然是儒家授受的衣缽，但僅(jin) 僅(jin) 借儒者之手傳(chuan) 播繁息，詩教自然無奈地遊息於(yu) 民間。即使是在像孟軻這樣的大儒手中，依然是“經涉亂(luan) 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詩·大雅·皇矣》孔《疏》），足見其所謂“知人論世”“以意逆誌”，正是在這種亂(luan) 局中研習(xi) 《詩》文本采取的無奈之舉(ju) 。荀卿雖將詩教歸於(yu) 王道之治，卻與(yu) 當時的霸道橫行殊不相侔。其他學派對《詩》的態度更不必說，如縱橫家引述《詩》句完全是出於(yu) 論辯術的需要；本源於(yu) 儒家用刑思想的法家對自己的母體(ti) 更是反目成仇，危言聳聽地說“國用《詩》、《書(shu) 》、禮、樂(le) 、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商君書(shu) ·去強》）。秦王朝建立後，秦始皇雖然重視禮製建設，但執掌國柄的法家仍視儒家為(wei) 妨害國體(ti) 的異端，終於(yu) 以焚書(shu) 坑儒這種極端手段，來毀滅詩禮文化。《詩》既在被滅之列，詩教自然也無施展空間，這樣它就從(cong) 國家和民間兩(liang) 個(ge) 領域完全退出，隻能奄奄一息地苟活於(yu) 少數經師之手了。

五、兩(liang) 漢時期，詩教與(yu) 禮製完美結合，詩禮文化上升為(wei) 皇權製國家的政教樣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詩教走向了它的終極形態——政教化。當時，上有官學，下有私學，齊、魯、韓、毛四家詩並行共處，形成了詩教彬彬之盛的局麵。及至東(dong) 漢，四家詩更在爭(zheng) 勝中棄短取長，融為(wei) 一體(ti) 。但無論如何，其目的總歸於(yu) 樹立國家政教道德，正如齊詩著名學者翼奉所說：“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shu) 》《易》《春秋》《禮》《樂(le) 》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漢書(shu) ·翼奉傳(chuan) 》）足見《詩》和其他儒家經典一道，參與(yu) 了漢代國家禮製的建設。

要之，我們(men) 可以從(cong) 詩教與(yu) 禮製關(guan) 係的離合與(yu) 轉型的曆史進程中，看出《詩》與(yu) 禮共生互動的基本類型；進而從(cong) 詩禮文化的興(xing) 衰起落中，既可透視出曆史文化的運行與(yu) 演變規律，也可以為(wei) 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複興(xing) 提供曆史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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