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破除“福山論斷”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十七日己醜(chou)

          耶穌2019年2月21日

中國社科院曾經發布一份《社會(hui) 心態藍皮書(shu) 》，稱中國當前社會(hui) 的總體(ti) 信任度進一步下降，已低於(yu) 60分的“及格線”，人際之間的不信任進一步擴大，隻有二到三成的人表示信任陌生人。這個(ge) 觀測也符合我們(men) 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的感受。比如在春運時節，如果你到火車站，應該會(hui) 看到諸如此類的“溫馨提示”：“各位旅客請注意，為(wei) 了您的旅途安全，請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種觸目驚心的信任流失是如何發生的呢？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他的《信任——社會(hui) 美德與(yu) 創造經濟繁榮》一書(shu) 中區分了兩(liang) 種社會(hui) ，一是低信任社會(hui) ，即社會(hui) 信任隻能建立在血緣關(guan) 係上、信任半徑到了血緣關(guan) 係的邊界便嘎然而止的社會(hui) ；一是高信任社會(hui) ，即信任建立的基礎超越了血緣，延伸到血緣之外的社會(hui) 。在低信任社會(hui) 中，個(ge) 人除了血緣組織，缺乏有機的聯結，血緣之外便如一盤散沙；高信任社會(hui) 則能夠通過無數社群、團體(ti) 為(wei) 中介，聯結成一個(ge) 縱橫交錯的信任網絡。福山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屬於(yu) 低信任社會(hui) ，家族組織發達，但其他社群組織匱乏。

如果福山的論斷是準確的，那麽(me) 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伴隨著傳(chuan) 統宗族趨向於(yu) 瓦解、鄉(xiang) 村熟人社會(hui) 被城市陌生人社會(hui) 代替，社會(hui) 信任走向崩潰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然而，恰好我最近正在讀宋代的一些筆記，這些筆記呈現出來的宋代社會(hui) ，恰恰跟福山的論斷完全不一樣，換言之，福山言之鑿鑿的結論，其實並不符合宋人記錄的社會(hui) 生活。來看看宋人是怎麽(me) 說的。

據孟元老《東(dong) 京夢華錄》，在北宋京城汴梁（開封），商民最重“人情高誼”，若見外地人為(wei) 京都人淩欺，“眾(zhong) 必救護之”。遇有官府接手處理民事糾紛，眾(zhong) 商民也“橫身勸救”，甚至有人願出酒食，請官方出麵調解，也不怕麻煩。外地商人剛至京城租住，人生地不熟，這時鄰居都會(hui) 過來幫襯，送上湯茶，指引怎麽(me) 做買(mai) 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在鄰裏之間互相送茶，相問動靜。凡有紅白喜事之家，“人皆盈門”，都是前來幫忙的。批發美酒的大酒店，隻要那些酒戶來打過三兩(liang) 次酒，便敢將價(jia) 值三五百貫的銀製酒器借與(yu) 人家，甚至貧下人家來酒店叫酒待客，酒店亦用銀器供送，對連夜飲酒者，次日才將銀器取回，也不用擔心有人侵吞這些珍貴的酒器。

宋人王明清的《摭青雜說》記載，京師白礬樓旁邊有間茶肆，“甚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生意很好。更難得的是，這間茶肆特別講誠信，專(zhuan) 門設了一個(ge) 小棚樓，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遺失之物，“如傘(san) 屐衣服器皿之類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則曰僧道婦人某，雜色人則曰某人似商賈、似官員、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客人丟(diu) 失的金銀，幾年後仍能在這裏找回來。宋神宗朝時，曾有位姓李的士人在茶肆中飲茶，因為(wei) 粗心大意，將數十兩(liang) 金子遺留在茶肆桌上，忘記帶走。等想起來時，已是半夜，李氏認這為(wei) 筆錢已不可追回，便不再到茶肆問詢。幾年後，李氏又經過這間茶肆，向茶肆主人說起幾年前丟(diu) 人金子之事，主人仔細核對無誤，將金子如數奉還。李氏欲分一半給他，主人堅辭不受，說：“小人若重利輕義(yi) ，則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yu) 心故耳。”

北宋時代的汴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商業(ye) 十分發達，人口過百萬(wan) ，用《東(dong) 京夢華錄》的話來說，“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wan) 眾(zhong) 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毫無疑問，這是城市“陌生人社會(hui) ”，而不是鄉(xiang) 村“熟人社會(hui) ”。許多人跟福山一樣，以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無法建立起陌生人信任秩序，但北宋汴梁呈現出來的醇厚風氣應該可以修正這種偏見。

南宋的臨(lin) 安（杭州）也是一個(ge) 生齒繁多、商業(ye) 繁榮的大都會(hui) ，也表現出很高的社會(hui) 信任度。吳自牧《夢粱錄》記述了臨(lin) 安的風俗：“杭城人皆篤高誼，若見外方人為(wei) 人所欺，眾(zhong) 必為(wei) 之救解。或有新搬移來居止之人，則鄰人爭(zheng) 借動事，遺獻湯茶，指引買(mai) 賣之類，則見睦鄰之義(yi) 。又率錢物，安排酒食，以為(wei) 之賀，謂之‘暖房’。朔望茶水往來，至於(yu) 吉凶等事，不特慶吊之禮不廢，甚者出力與(yu) 之扶持，亦睦鄰之道，不可不知。”

又據周密《武林舊事》記載，“有貧而願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yu) ‘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chang) 之。雖無分文之儲(chu) ，亦可糊口。此亦風俗之美也。”說的是，那些來臨(lin) 安做生意的窮人，可以到“作坊”預領貨物、盤架之類，也不必墊錢，等傍晚賣了貨物回來，再付還“作坊”本錢。這樣，那些窮生意人即使身無分文之資，也能夠做點小生意養(yang) 家糊口。

南宋的另一個(ge) 城市金陵（南京）也具有同樣的美俗。車若水的《腳氣集》記述說，有人在金陵“親(qin) 見小民有‘行院’之說”，比如有賣炊餅的小商販（《水滸傳(chuan) 》中武大郎所經營的就是炊餅）自別處來金陵做生意，一時找不到鋪麵與(yu) 資金，這時候，“一城賣餅諸家”便會(hui) 幫他張羅攤位，送來炊具，借給他資金、麵粉，“百需皆裕”，謂之“護引行院”，而“無一毫忌心”。車若水在記錄了金陵商人的“護引行院”習(xi) 慣之後，忍不住稱讚道，“此等風俗可愛”！

從(cong) 宋人對身邊社會(hui) 生活的記述，我們(men) 可以發現，在宋代的商業(ye) 城市，信任、幫襯陌生人，已經形成了一種“可愛的風俗”，人們(men) 隻需要不假思索地遵循習(xi) 俗，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合作、互信的秩序。福山對宋代城市的這一習(xi) 俗可能不了解，所以才斷言傳(chuan) 統中國是一個(ge) “低信任社會(hui) ”。不過他將“信任”定義(yi) 為(wei) “在正式的、誠實和合作行為(wei) 的共同體(ti) 內(nei) ，基於(yu) 共享規範的期望”，則大有道理。所謂“共享規範”，既包含了人為(wei) 訂立的契約、法律，更重要的成份其實是社會(hui) 自發形成的風俗習(xi) 慣、價(jia) 值體(ti) 係。我們(men) 可能不知道風俗如何形成、又為(wei) 什麽(me) 形成，但習(xi) 俗之下的人們(men) 都知道，隻要遵循傳(chuan) 統的風俗，便可以達成穩定的預期。

福山又認為(wei) ，社會(hui) 信任度的高低跟一個(ge) 民族的“自發社交性”密切相關(guan) 。對於(yu) 缺乏“自發社交性”的民族來說，人們(men) 之間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範圍非常有限，所以不容易建立家族與(yu) 政府之外的社團。福山顯然覺得中國人的“自發社交性”十分匱乏，隻能建設基於(yu) 血緣的宗族組織。但福山在這一點上也看走眼了。

1831年，法國人托克維爾到美國訪問，呆了大半年，他發現，“在美國，不僅(jin) 有人人都可以組織的工商團體(ti) ，而且還有其他成千上萬(wan) 的團體(ti) 。既有宗教團體(ti) ，又有道德團體(ti) ；既有十分認真的團體(ti) ，又有非常無聊的團體(ti) ；既有非常一般的團體(ti) ，又有非常特殊的團體(ti) ；既有規模龐大的團體(ti) ，又有規模甚小的團體(ti) 。”如果托克維爾有機會(hui) 在十二三世紀訪問中國，他一定也會(hui) 發現宋人的結社，也豐(feng) 富得足以讓人瞠目結舌。

宋代的民間結社，大致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大類，一是營利性的商業(ye) 部門，即托克維爾所說的“工商團體(ti) ”，宋人一般稱為(wei) “行”、“團行”。一是非營利性的組織，宋人一般稱為(wei) “社”、“社會(hui) ”。

宋朝的團行，“蓋因官府回買(mai) 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wei) 團行，雖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yu) 當行同也”（《夢粱錄》）。這是置立團行的初衷：應付政府采購。但團行成立之後，則獲得了約束本行商人、維護市場秩序、同行互濟互助的行業(ye) 自治功能。宋代城市的團行非常發達，據西湖老人《繁勝錄》，南宋時杭州“有四百十四行”。

宋朝的“社”也很發達，就宋代筆記《東(dong) 京夢華錄》、《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都城紀勝》記錄的“社”，就有上百種，五花八門，什麽(me) 社都有，演雜劇的可結成“緋綠社”，蹴球的有“齊雲(yun) 社”，唱曲的有“遏雲(yun) 社”，喜歡相撲的“角抵社”，喜歡射弩的可結成“錦標社”，喜歡紋身花繡的有“錦體(ti) 社”，使棒的“英略社”，說書(shu) 的有“雄辯社”，表演皮影戲的有“繪革社”，剃頭的師傅也可以組成“淨發社”，變戲法的有“雲(yun) 機社”，熱愛慈善的有“放生會(hui) ”，寫(xie) 詩的可以組織“詩社”，連妓女們(men) 也可以成立一個(ge) “翠錦社”……各種結社應有盡有，隻要你能拉到幾位同好，就可以成立一個(ge) “社”。

《武林舊事》等筆記沒有提及的結社，數目肯定更多，比如文的有“書(shu) 社”（參加科考的士子結成讀書(shu) 社）、書(shu) 院，武的有弓箭社、山水寨，等等。有一件事頗能說明宋人對於(yu) 結社的偏好：北宋時，有一個(ge) 叫王景亮的讀書(shu) 人，閑得蛋痛，“與(yu) 鄰裏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wei) 一社”，專(zhuan) 給士大夫起不雅外號，故社團被稱為(wei) “豬嘴關(guan) ”，這大概就是托克維爾所說的“非常無聊的團體(ti) ”。可惜這個(ge) “豬嘴關(guan) ”後來拿當朝權臣呂惠卿開玩笑，呂氏銜恨，便尋了一個(ge) 借口，將王景亮等人抓了，“豬嘴關(guan) ”也就解散了。

總的來說，宋人是享有高度的結社自由的。除了黑社會(hui) 性質的團體(ti) ，官方基本上並不禁止民間結社，偶有立法幹預，也效果不大。小心眼的呂惠卿要報複王景亮諸人，也隻能“發以他事”，而不能直接取締“豬嘴關(guan) ”。再如北宋中葉，有人舉(ju) 報蔡州有數千妖人搞地下結社、非法集會(hui) 。朝廷於(yu) 是派宦官前往調查。到了蔡州，宦官提出要派兵逮人。知州吳育說：這是鄉(xiang) 民相聚集資辦佛事，需要派兵逮人嗎？叫一名小吏將為(wei) 首之人喚來問話就行了。為(wei) 首十人被叫來，問話後“皆無罪釋之”，而那名居心不良的舉(ju) 報者則被吳育打了板子。

前麵提到的金陵“行院”，便是工商行業(ye) 組織，“護引行院”，即本行業(ye) 互相保護、幫助的意思。臨(lin) 安的“作坊”，也是一個(ge) 商業(ye) 社團。北宋的汴梁，“士農(nong) 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東(dong) 京夢華錄》）。如果背後沒有發達的行業(ye) 組織在維護自治，很難形成如此井然的商業(ye) 秩序。

可見生活在宋代城市的人們(men) 並不缺乏“自發社交性”。恰恰相反，他們(men) 建立、參與(yu) 了各種社群、團體(ti) 。正是借助發達的社團組織，宋人構建了一個(ge) 交錯縱橫的信任網絡，並且慢慢將人際互信沉澱為(wei) 一個(ge) 地方的社會(hui) 風氣、人情習(xi) 俗。這樣，人們(men) 在脫離鄉(xiang) 村熟人社會(hui) 、來到陌生的城市謀生時，才不致於(yu) 淪為(wei) 彼此孤立、人人自危、處處設防的一盤散沙，而能夠迅速地融入到相互交織的信任網絡中。這個(ge) 過程，也是城市陌生人社會(hui) 的“再熟人化”過程。一個(ge) 複雜社會(hui) 要建立信任網絡，形成自治秩序，“再熟人化”是不可繞過的路徑。

最後，我還想說，一個(ge) 健全、有力的社會(hui) ，必定是由各種自生組織與(yu) 自發秩序聯結而成的，我們(men) 不妨稱之為(wei) “有機社會(hui) ”。而所謂的“一袋馬鈴薯”式的社會(hui) ，則可以叫做“無機社會(hui) ”，它因為(wei) 缺乏有機聯結而支離破碎，必然非常脆弱。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