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創建“中國解釋學”的嚐試

作者：張新國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十三日乙酉

          耶穌2018年12月19日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特質》，湯一介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58.00元

2014年5月4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來到北京大學了解《儒藏》編撰進展情況，並與(yu) 87歲的湯一介先生促膝交談。他向在場的師生指出：“繼承、發展、創新五千年唯一沒有斷流的一個(ge) 文明，儒學在裏麵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傳(chuan) 承中華文明，這是一個(ge) 很有意義(yi) 的事業(ye) ，湯老做了一件非常大貢獻的事情。”應當說，儒學傳(chuan) 承中華文明體(ti) 現於(yu) 一代代有擔當的學者的章句訓詁與(yu) 義(yi) 理闡揚的具體(ti) 工作之中。湯先生正是這樣有擔當的學者的典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特質》這本書(shu) ，也很好地呈現了湯先生以“解釋學”的思路與(yu) 方法繼承、發展與(yu) 創新中國哲學與(yu) 文化的學術實踐。這對於(yu) 我們(men) 尋求解釋中國傳(chuan) 統經典的方法富有重要的啟發意義(yi) 。

“解釋學”（hermeneutics）一詞1654年首次出現於(yu) J.丹豪色的著作中。而有關(guan) 解釋學的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臘、中世紀的奧古斯丁、16世紀的馬丁·路德、施萊爾馬赫與(yu) 狄爾泰。海德格爾與(yu) 伽達默爾又陸續將解釋學從(cong) 方法論、認識論引入本體(ti) 論的研究。總體(ti) 上，解釋學指的是西方哲學與(yu) 文化中通過解釋傳(chuan) 統來發展新思想的專(zhuan) 門學科。這是湯先生主張創建中國的解釋學以發掘解釋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背景與(yu) 條件。按其時間先後，湯先生先後撰寫(xie) 了《關(guan) 於(yu) 建立周易解釋學問題的探討》《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三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關(guan) 於(yu) 僧肇注道德經問題：四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道始於(yu) 情的哲學詮釋：五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其實1998年初，湯先生在其《辯名析理：郭象注〈莊子〉的方法》一文中已提出“創建中國解釋學的理論和方法問題”，並基於(yu) 此對郭象注釋《莊子》的兩(liang) 種方法“寄言出意”和“辯名析理”做了具體(ti) 的分析。

如果說“追求普遍和諧”主要是從(cong) 內(nei) 涵上把握湯先生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特質的解釋的話，那麽(me) “創建中國的解釋學”則主要是從(cong) 方法論上發掘湯先生詮釋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特質的學術成就，以及交代究竟該如何解釋中國傳(chuan) 統經典的問題。在《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一文中，湯先生認為(wei) ，與(yu) 西方“解釋學”的形成已有一個(ge) 多世紀相對，“在中國，本來也有很長的解釋經典的曆史傳(chuan) 統，並且形成了種種不同的對經典注釋的方法”（湯一介著《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特質》，上海教育出版社，第335頁）。與(yu) 在儒釋道三家之中分別闡發其所包含的“追求普遍和諧”的精神這一思路相通，湯先生創建中國的解釋學理論進路的展開也是在中國多個(ge) 經典維度加以全麵掘發。

正如郭齊勇教授所述，湯先生“指出中國曆史上主要有三種解釋經典的方式，即：以《左傳(chuan) 》對《春秋經》的解釋為(wei) 代表的敘述事件型的解釋，以《易傳(chuan) ·係辭》對《易經》的解釋為(wei) 代表的整體(ti) 性哲學的解釋，以《韓非子》的《解老》《喻老》對《老子》解釋為(wei) 代表的社會(hui) 政治運作型的解釋。此外，還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釋方式，如《墨經》中的《經說》對《經》之字義(yi) 或辭義(yi) 的解釋等”（郭齊勇著：《中國思想的創造性轉化》，上海教育出版社，第152頁）。湯先生曾多次強調，我們(men) 可以說中國有很長的解釋經典的傳(chuan) 統，但不能說中國自古就已有了自己的解釋學。他認為(wei) ，一種“學”即一種學術理論體(ti) 係的建立應該是對其研究的對象有了理論和方法上的自覺。換句話說，就是自覺地把他要研究的對象作為(wei) 對象來研究，並能為(wei) 社會(hui) 普遍接受的係統的理論與(yu) 方法。這正是湯先生不把自己的工作叫作《重建中國解釋學》而叫作《創建中國解釋學》的原因所在。應當說湯先生的這一學術態度是足夠理性和有前瞻性的。這就為(wei) 向西方借鑒解釋學理論與(yu) 方法奠定了基調。有的學者提出：“你這樣說豈不是認為(wei) 我們(men) 中國的許多學科都是跟著西方學術的屁股後頭跑嗎？”湯先生的回應認為(wei) ，有些“學科”我們(men) 確實需要先學習(xi) 別人家的，然後才有可能建立我們(men) 自己的這一學科，比如中國特色的解釋學。他還經常拿中國化的佛教來例證其說。在這一基礎上，湯先生認為(wei) ，新的現代中國哲學的建立是離不開西方哲學的，現代中國哲學必定是經過西方哲學的衝(chong) 擊的洗禮，經過“改造”（或新的解釋）才有可能從(cong) “傳(chuan) 統”走向現代，發展成為(wei) 適應中國（作為(wei) 世界一部分的中國）現代社會(hui) 生活要求的中國哲學與(yu) 文化。

一般而言，一門新學科的產(chan) 生之前就已經有一個(ge) 或長或短的“問題積累”和“資料積累”的曆史。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中，漢學、宋學、清學等為(wei) 我們(men) 留下了大量的問題與(yu) 材料。在湯先生看來，我們(men) 應當對這些思潮包括的具體(ti) 經典中的“重要名詞概念加以解析”，“並從(cong) 中揭示它們(men) 的‘解釋’原則和方法的差異”（《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特質》，第338頁）。我們(men) 今天都講努力實現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如果將這一工作落到實處，無疑指向的就是湯先生所指出的這一分析學術概念和歸納研究方法。湯先生本人正是這一學術實踐的代表。1986年，傅偉(wei) 勳教授曾認為(wei) 對於(yu) 郭象的研究較有詮釋學創見的有錢穆先生的《老莊通論》、牟宗三先生的《才性與(yu) 玄理》和湯一介先生的《郭象與(yu) 魏晉玄學》。於(yu) 此可見學界對於(yu) 湯先生解釋學成就肯定之一斑。

此次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湯先生的著作，共有四個(ge) 模塊，無論是通過全球視角來探討“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意義(yi) ”，通過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與(yu) “情景合一”來闡發“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真善美問題”，通過“中國文化對21世紀人類社會(hui) 可有之貢獻”來詮釋“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理論體(ti) 係”，還是通過把握“‘孝’作為(wei) 家庭倫(lun) 理的意義(yi) ”來呈現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當代價(jia) 值，無不展現了湯先生創建中國詮釋學的方法論意義(yi) 。其實諸如“當代意義(yi) ”“當代價(jia) 值”和“理論體(ti) 係”等，都需要通過一套嚴(yan) 格的解釋學工作才能獲取。

在為(wei) 人與(yu) 為(wei) 學中，湯先生一生秉承八個(ge) 字：“事不避難，義(yi) 不逃責。”麵對究竟該如何解釋中國傳(chuan) 統經典這個(ge) 大問題時，湯先生不是訴諸一般的語文工夫，而是主張通過塑造一門係統的現代學科來實現。應當說這與(yu) 湯先生長期以來會(hui) 同中西古今的學術誌向密切相關(guan) 。郭齊勇先生認為(wei) ：“湯先生敏銳地應對海外文化與(yu) 哲學的新論域，予以回應，他致力於(yu) 中國大陸中國文化思想與(yu) 哲學界的改革開放，在對外交流方麵做了很多工作。他對儒釋道三教都有研究，最後歸宗於(yu) 儒。”（郭齊勇著：《中國思想的創造性轉化》，第154頁。）湯先生苦心極力創建中國解釋學正是其不避難、不逃責的體(ti) 現，而這亦即郭教授所言湯先生“歸宗於(yu) 儒”的義(yi) 理擔當的體(ti) 現。他通過重視研究方法而在中國傳(chuan) 統哲學與(yu) 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上取得的成就也印證了這一點。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