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十年：古書(shu) 重現與(yu) 古史新探

作者：程浩（係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出土文獻與(yu)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十八日庚寅

         耶穌2018年12月24日

 《筮法》的卦位圖

記載了周文王遺言的《保訓》

厘清中國古史的必要性與(yu) 重要意義(yi)

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擁有5000年曆史與(yu) 十三億(yi) 多人口的泱泱大國，經過四十年的全麵建設與(yu) 飛速發展，已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受到全世界的關(guan) 注。除了經濟總量、軍(jun) 事力量等硬實力的提升外，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guan) 係我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關(guan) 係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關(guan) 係“兩(liang) 個(ge) 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的實現。

悠久的曆史文化是中華民族植根的精神沃土，尤其是作為(wei) 中華文化發源的先秦時期的曆史文化遺產(chan) ，更應在提升文化軟實力、堅定文化自信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曆史影響和重要作用。然而，中國的古史曾遭受關(guan) 於(yu) 真實性的質疑。例如，以顧頡剛為(wei) 代表的“古史辨”派主張對傳(chuan) 統的古史觀及其史料基礎——傳(chuan) 世古書(shu) 進行全麵審視。“古史辨”派的疑古工作在突破封建藩籬、樹立史料批判意識等方麵當然是有其積極意義(yi) 的，但是針對古史與(yu) 古書(shu) 的過度疑古也帶來諸多消極影響。

當然，作為(wei) 傳(chuan) 統古史基礎支撐的先秦古書(shu) 也確實存在一些原生缺陷。由於(yu) 傳(chuan) 世古書(shu) 的流傳(chuan) 過程極其複雜，因而總會(hui) 或多或少地遭受帶有主觀意圖的改易。再加之成書(shu) 時代過於(yu) 久遠，流傳(chuan) 中的脫、衍、訛、誤等自然損傷(shang) 現象也難以避免。凡此種種，都會(hui) 導致傳(chuan) 世文獻史料品質的下降，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中國古史還有許多未解之謎。

在傳(chuan) 世文獻無法一力承擔構建古史體(ti) 係的情況下，出土文獻作為(wei) 時代相對明確、基本未經擾動的原始資料，對於(yu) 補充、印證、糾正古史的重要作用就凸顯出來。近些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考古工作取得豐(feng) 碩成果，特別是大量出土的簡帛古書(shu) 與(yu) 其他文字資料，經過學界長期的整理與(yu) 研究，已經構成了相對完整的史料體(ti) 係，具備了厘清相關(guan) 史實、重建係統古史的基本條件。如今，充分利用重現的古書(shu) 、重建值得信賴的古史，可以說既符合應對外界質疑與(yu) 挑戰的客觀需求，同時也是對出土文獻相關(guan) 研究成果進行學術總結的實際需要。

清華簡重現了多少古書(shu) ，重建了哪些古史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cong) 境外搶救入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學界稱之為(wei) “清華簡”。清華簡的內(nei) 容多為(wei) 早期的經史類典籍，其中除了可與(yu) 《尚書(shu) 》等傳(chuan) 世古書(shu) 對照的篇目外，更多的則是已失傳(chuan) 兩(liang) 千年之久的前所未見的佚篇，對於(yu) 準確認識先秦古籍的原貌、重建中國早期曆史均有重要價(jia) 值。為(wei) 了更好地說明清華簡這批出土古書(shu) 對於(yu) 重建古史的顯著作用，我們(men) 將已公布的篇目大致按照斷代進行劃分並加以闡釋。

1.對於(yu) 夏代曆史的印證

關(guan) 於(yu) 夏代存在與(yu) 否，學術界目前仍有爭(zheng) 議。《史記·夏本紀》以及多種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雖然都有關(guan) 於(yu) 夏朝的記載，但受疑古思潮的影響，它們(men) 大多被認為(wei) 是靠不住的。正因如此，本世紀初發現的西周中期銅器遂公盨，由於(yu) 其銘文中對“禹治水土”的記載可與(yu) 《禹貢》等文獻相印證，曾經引起了古史研究者的廣泛關(guan) 注。

清華簡中可以印證夏代曆史的古書(shu) ，可舉(ju) 出《厚父》一篇。該篇屬於(yu) 《尚書(shu) 》的佚篇，在先秦時期曾廣泛流傳(chuan) ，還被《孟子》引用過。篇中王與(yu) 厚父回顧了夏朝的興(xing) 衰，除了提到禹、啟等開國先王，還特別講到了皋陶、孔甲等人的事跡，具體(ti) 細節雖然與(yu) 《國語》《史記》等文獻稍有出入，但大致框架仍是可以契合的。關(guan) 於(yu) 《厚父》的時代，學界有“夏書(shu) ”“商書(shu) ”“周書(shu) ”等不同看法。而在我們(men) 看來，該篇當是周武王代商後向夏朝後裔厚父“乞言”時所作。也就是說，至遲在周武王所處的時代，夏人後裔所自述的夏代曆史已經與(yu) 《夏本紀》的記載沒有太大差異。如此一來，《史記》對夏代曆史的記載大體(ti) 可信，便是不言自明的了。

除了《厚父》之外，日前發布的清華簡第八輯整理報告收錄的《虞夏商周之治》篇，也有與(yu) 夏代相關(guan) 的內(nei) 容。該篇所記載的夏代禮樂(le) 製度，雖然反映的可能隻是戰國人的認識，但是與(yu) 相關(guan) 文獻對讀也可以幫助我們(men) 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2.對於(yu) 商代曆史的補充

商代的史料較之夏代無論是在體(ti) 量還是質量上都有較大的提升，但據之重建商代史依然麵臨(lin) 著不小的困難。甲骨文研究雖然已取得有目共睹的進展，但其內(nei) 容過於(yu) 單一、材料過於(yu) 分散。《史記·殷本紀》是關(guan) 於(yu) 商代曆史的係統記述，司馬遷在篇末歸納編纂該卷的方法是“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yu) 《書(shu) 》《詩》”，也就是說相關(guan) 記載絕大部分乃是化用《尚書(shu) 》《詩經》之文。但是在司馬遷的時代，能夠看到的商代“書(shu) ”篇就已經不多了，大致僅(jin) 剩《湯誓》《盤庚》《高宗肜日》等寥寥幾篇。受此影響，從(cong) 《殷本紀》就可以明顯地看出該篇記成湯、盤庚事較詳而其他諸王則十分簡略。這當然是由於(yu) 成湯、盤庚功業(ye) 赫赫需要濃墨重筆地進行描寫(xie)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與(yu) 司馬遷所麵臨(lin) 的史料匱乏的困境有關(guan) 。

值得慶幸的是，清華簡中發現了多篇前所未見的記載商代曆史的古書(shu) ，大大充實了商代史料。屬於(yu) 成湯時期的有《尹至》《尹誥》《赤鵠之集湯之屋》等篇，詳細記述了湯在伊尹的輔佐下伐桀的過程以及代夏之後的治國之道。屬於(yu) 武丁時期的則有《傅說之命》三篇，完整地展示了武丁夢得傅說並以之為(wei) 相的曆史。此外，《湯處於(yu) 湯丘》《湯在啻門》《殷高宗問於(yu) 三壽》等篇雖是後代托古之作，但也側(ce) 麵反映了一定的曆史事實，屬於(yu) 可資借鑒的間接史料。這些重要史料的重新發現，雖然不足以完全覆蓋商代曆史的全部鏈條，但對於(yu) 文獻不足征的商代史來說已經是重大推進。

3.對於(yu) 西周曆史的糾正

西周時期的曆史，由於(yu) 其文獻留存在三代中最為(wei) 豐(feng) 富，加之大量長篇青銅器銘文的發現，本身已具備了深化細化的條件。而清華簡中重新發現的古書(shu) ，對於(yu) 豐(feng) 富西周史的價(jia) 值主要體(ti) 現在對個(ge) 別重要問題的糾正方麵。比如周人所豔稱的“文武受命”與(yu) “文王稱王”等問題，過去由於(yu) 文獻記載多有抵牾，長期以來都是聚訟紛紜。清華簡的《程寤》篇，雖然存目於(yu) 漢人所編的《逸周書(shu) 》中，但是文本在唐宋之後就亡佚了。簡本的重新發現，為(wei) 我們(men) 還原了文王去商在程，與(yu) 武王並拜吉夢代商受命的全部過程，“文武受命”問題也可據之徹底厘清。清華簡中最早公布的《保訓》篇，內(nei) 容是周文王去世前所作的遺言，開篇的“惟王五十年”一句，明確指出是時文王已在位稱王，有力回擊了漢代以來文王生前未稱王的觀點。此外，關(guan) 於(yu) “西伯戡黎”是哪位西伯、武王卒年、成王即位年齡以及周公“居東(dong) ”還是“征東(dong) ”等經學史上的經典話題，在《耆夜》《金縢》《係年》等篇中均有重要線索。

西周時期的曆史文獻，也存在著關(guan) 於(yu) 早期的記載多而中期、晚期少的情況。傳(chuan) 世《尚書(shu) 》的“周書(shu) ”中，屬於(yu) 西周中期以後的隻有穆王時期的《呂刑》一篇。清華簡中多篇西周中晚期古書(shu) 的重新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這種差距。穆王時期作成的《祭公之顧命》篇雖然在《逸周書(shu) 》中有文本傳(chuan) 世，但比照兩(liang) 種文本可知傳(chuan) 本多有舛誤，簡本在“三公”製度等關(guan) 鍵之處可以補充相關(guan) 史事。新近公布的《攝命》，是一篇西周中期的重要冊(ce) 命文書(shu) ，篇幅將近千言。關(guan) 於(yu) 其作者，目前有穆王與(yu) 孝王兩(liang) 種意見。如果後說可以成立，那該篇就更加珍貴，因為(wei) 此前並沒有任何一篇孝王時期的文獻得以傳(chuan) 世。《芮良夫毖》雖屬詩歌體(ti) ，但是該篇借厲王名臣芮良夫之口闡述了當時的政治局勢，也有突出的史料價(jia) 值。關(guan) 於(yu) 厲、宣、幽三朝曆史的記載，還見於(yu) 前所未見的史書(shu) 《係年》篇。《係年》關(guan) 於(yu) 國人暴動、共和行政、宣王中興(xing) 、西周滅亡等曆史事件的記載與(yu) 古書(shu) 或依或違，為(wei) 我們(men) 理解西周晚期以及兩(liang) 周之際的曆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曆史上一些著名的古族與(yu) 古國在這一時期遷徙、發展與(yu) 融合的過程，也可以在清華簡中找到記載。《係年》第三章記載了周成王平定三監之亂(luan) 後，曾將秦人從(cong) 商奄遷徙到邾吾，十分明確地講秦人來自於(yu) 東(dong) 方，顛覆了過往對秦人起源的認識。出自楚人自記的《楚居》篇則詳細敘述了楚國的族源，包括先君季連的降生、楚人稱號的得名以及曆代國君在南方遷徙與(yu) 發展的過程等，為(wei) 研究楚國的曆史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珍貴史料。

4.豐(feng) 富了春秋史研究的材料

春秋時期是中國早期社會(hui) 劇烈變革的一個(ge) 重要階段。對這一時期曆史的認識，由於(yu) 有《左傳(chuan) 》《國語》等文獻的支撐，相對而言是比較明晰的。但是我們(men) 也必須認識到，《左傳(chuan) 》《國語》對春秋曆史的記述並非麵麵俱到。正如童書(shu) 業(ye) 所說，“晉、楚兩(liang) 國的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堅”。《春秋》與(yu) 《左傳(chuan) 》記晉楚之事尤為(wei) 詳盡，其他諸侯國則明顯要遜色得多。《國語》雖有八國之語21卷，但其中僅(jin) 《晉語》就獨占9卷，甚至根本就沒有“秦語”，這與(yu) 秦國在春秋時期的曆史地位也是不相匹配的。

幸運的是，清華簡中新發現了多篇屬於(yu) “語”類的春秋文獻，可以大大彌補《左傳(chuan) 》《國語》的不足。其中記載秦穆公與(yu) 楚國申公子儀(yi) 對話的《子儀(yi) 》，開篇講“既敗於(yu) 崤”，從(cong) 省略的主語“秦穆公”或“秦”來看，應是一篇佚失的“秦語”。而《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等有關(guan) 鄭國的古書(shu) 或可歸為(wei) “鄭語”，提供的認識遠遠超過了《左傳(chuan) 》《史記》的記載，進一步豐(feng) 富了我們(men) 對春秋時期中原地區的文化狀況與(yu) 政治形勢的認知。而有關(guan) 晉國的記載雖然已經很豐(feng) 富，但史料的發現當然是多多益善。清華簡中的《子犯子餘(yu) 》《晉文公入於(yu) 晉》講述了晉文公重耳流亡、複國以及一戰而霸的曆史。《趙簡子》則是晉國趙簡子始為(wei) 卿入朝，範獻子與(yu) 成鱄對其訓導勸誡的文辭。這些大概都屬於(yu) “晉語”。最值得注意的是《越公其事》一篇，其中講吳越爭(zheng) 霸的內(nei) 容大都可與(yu) 《國語》的“吳語”“越語”對讀，顯示了它們(men) 之間密切的關(guan) 係。除了豐(feng) 富的“語”類文獻，史書(shu) 《係年》篇對於(yu) 重建春秋史也有較大價(jia) 值。該篇以類似“紀事本末體(ti) ”的形式對春秋時期主要諸侯國的興(xing) 衰更替進行了詳細描述，許多地方可以糾正傳(chuan) 世史料的錯誤。

5.豐(feng) 富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材料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曆史和傳(chuan) 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清華簡新見古書(shu) 中所體(ti) 現的豐(feng) 富思想內(nei) 涵，便可以進一步推動對早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為(wei) 當代社會(hui) 道德建設以及新時代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

比如《尹誥》篇中商湯、伊尹對“民”與(yu) “眾(zhong) ”的珍視，體(ti) 現了早期的民本思想。《厚父》篇反複強調敬天重德，反映出周初的德治較商代有了明顯的進步。特別是《厚父》篇中的“民心惟本，厥作惟葉”一語，在古代文獻中最早明確提出以民為(wei) 本的理念。

清華簡的第八輯整理報告集中公布了多篇講述治國理政之法的古書(shu) 。《邦家之政》篇從(cong) 正反兩(liang) 方麵闡述了將會(hui) 導致國家興(xing) 盛與(yu) 衰敗的種種行為(wei) ，告誡執政者要“有所為(wei) 而有所不為(wei) ”。《邦家處位》篇則從(cong) 肅清吏治的角度強調了選賢任能的重要性，以及用人失度帶來的嚴(yan) 重後果。《治邦之道》篇全麵分析了治理國家應當遵守的準則，並特別強調了尚賢、節用、節葬、非命等思想。《天下之道》篇則借用攻守之道來說明古代聖王得天下的關(guan) 鍵仍然在於(yu) 得民心。《心是謂中》是一篇充滿思辨智慧的文獻。該篇試圖把古人深信不疑的“天命”與(yu) 本篇重點論述的“身命”概念辯證統一起來，並最終提出了“人定勝天”的理念。篇中的“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斷命在天，苛疾在鬼，取命在人”等語，可以說是尊重客觀規律與(yu) 發揮主觀能動性相結合這一哲學思想在古代文獻中較早的體(ti) 現。

 6.豐(feng) 富了社會(hui) 文化史研究的材料

曆史不隻是王侯將相的記事本，普羅大眾(zhong) 的社會(hui) 生活也是曆史研究關(guan) 注的重點方向。清華簡的內(nei) 容雖然多是“王者書(shu) ”，但其中也不乏研究社會(hui) 文化史的重要資料。

清華簡中的《算表》，是目前世界範圍內(nei) 發現最早的實用算具，利用這套《算表》，不僅(jin) 能夠快速計算100以內(nei) 的兩(liang) 個(ge) 任意整數乘除，還能計算包含分數1/2的兩(liang) 位數乘法，甚至可以用於(yu) 開方運算。以《算表》為(wei) 代表的我國古代科技成就的重新發現，充分體(ti) 現了人民群眾(zhong) 的高超智慧與(yu) 實踐精神。

卜筮祭禱是先民重要的日常生活之一。卜筮方麵，清華簡第四輯整理報告公布的《筮法》，是一篇講述占筮理論和方法的專(zhuan) 書(shu) 。在《筮法》的占算體(ti) 係中，隻有八經卦而不用六十四卦，展現了與(yu) 《周易》截然不同的占筮係統。與(yu) 《周易》卦名、卦畫相一致的，清華簡中又同出了《別卦》一篇，充分展現了當時豐(feng) 富多樣的占筮體(ti) 係。祭禱方麵，第三輯整理報告收錄了一篇《祝辭》，內(nei) 容是祝禱行為(wei) 中格式化的咒語。與(yu) 之相類似的，還有目前仍在整理過程中的《禱辭》篇，記載的是祭祀儀(yi) 式中的禱告神靈之辭。

除此之外，清華簡中還有為(wei) 數不少的樂(le) 譜、馬經等內(nei) 容尚待整理與(yu) 研究。假以時日，這些古書(shu) 一定會(hui) 對我們(men) 深入了解戰國時期的社會(hui) 文化提供更多新知。

清華簡在完善古史重建方法論方麵的意義(yi)

清華簡中重現的古書(shu) 對於(yu) 古史重建的意義(yi) ，相對於(yu) 補正具體(ti) 的史實，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方法論方麵的啟示。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yu) 如何看待古書(shu) 、如何認識古史始終莫衷一是，疑古、信古、釋古各有其信從(cong) 者。對於(yu) 古史基本態度的嚴(yan) 重分歧，導致了古史研究難以進一步深化發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men) 可以清楚地看到，清華簡等出土文獻雖然重現了大量古書(shu) ，但是對傳(chuan) 世古書(shu) 與(yu) 傳(chuan) 統古史仍然隻是局部補充與(yu) 修正，並沒有全麵顛覆。在這些失而複得的古書(shu) 裏，禹、湯、文、武還是明王聖君，夏桀、商紂也依然失道寡助。這就說明傳(chuan) 世古書(shu) 作為(wei) 長期流傳(chuan) 過程中自然選擇的結果，它的真實性是有依據的，不能被輕易否定。

王國維1925年在清華講授《古史新證》時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同時也批評了“疑古之過”。他認為(wei) 疑古學者“其於(yu) 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於(yu) 古史材料未嚐為(wei) 充分之處理也”。現在看來，重新認識古書(shu) 以及重建古史，不僅(jin) 要充分利用新發現的出土文獻，也要對傳(chuan) 世史料的價(jia) 值進行充分估量。實踐證明，大部分情況下即便沒有“地下之新材料”的證據，對於(yu) “紙上之材料”的記載也可以姑且信其有。“二重證據法”強調兩(liang) 者互相印證，並不意味著沒有出土材料印證的傳(chuan) 世古書(shu) 便不可相信，抹殺任何一方的獨立價(jia) 值都絕非王國維本意。有些問題在考古材料裏雖然沒有涉及，並不代表當時就沒有，更不能因之推論傳(chuan) 世文獻的記載有問題。先秦的古書(shu) 卷帙浩繁，真正流傳(chuan) 下來的可謂十不存一，以有限的已知去推論無限的未知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當然，我們(men) 提倡不要過分疑古並不意味著要走上輕率信古的老路，重建古史的正確態度依然是對任何材料都預先進行史料批判。無論疑古還是信古，歸根結底都是要靠材料說話。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