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鴻超（溫州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來源：《浙江社會(hui) 科學》2018年第8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十五日丁亥

          耶穌2018年12月21日

內(nei) 容提要：過去由於(yu) 傳(chuan) 世先秦史著匱乏，限製了我們(men) 對《左傳(chuan) 》史學創作認識的進一步加深。然而，現今通過與(yu) 新出土史類文獻的比較可以發現，《左傳(chuan) 》的內(nei) 容具有無可比擬的豐(feng) 富性和完整性；同時在思想上，《左傳(chuan) 》對曆史有著深刻的思考，將道德訓誡、曆史理性預測融入到敘事之中。這一史學創作的突破與(yu) 創新，主要受作者身份、傳(chuan) 書(shu) 性質、成書(shu) 過程、當時社會(hui) 環境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作為(wei) 先秦史學的突出代表，《左傳(chuan) 》推動了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發展與(yu) 成熟。

關(guan) 鍵詞：《左傳(chuan) 》/先秦史學/史學成就/出土文獻

《左傳(chuan) 》是中國第一部記事詳備的編年史。其敘事首尾完備，內(nei) 容詳贍，古往今來，無數學者高度肯定《左傳(chuan) 》的史學造詣。如賀循曾評價(jia) “左氏之傳(chuan) ，史之極也，文采若雲(yun) 月，高深若山海”；①劉知幾雲(yun) “《左氏》為(wei) 書(shu) ，敘事之最”；②呂祖謙言“《左氏》綜理微密，後之為(wei) 史者鮮能及之”；③這些評論充分肯定了《左傳(chuan) 》的史學成就。那麽(me) ，我們(men) 不禁要問，《左傳(chuan) 》是否當受如此高的讚譽？如果是，它為(wei) 何能夠達到如此高的史學成就？解答這兩(liang) 個(ge) 問題不僅(jin) 需要審視《左傳(chuan) 》內(nei) 在的撰史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比對與(yu) 之同時代的史書(shu) 。前者是過去研究的主要方式，而以後者為(wei) 視角的研究卻鮮見。這主要是因為(wei) 過去先秦史籍匱乏，我們(men) 隻能掌握《國語》、《世本》、《竹書(shu) 紀年》等有限的幾本史著，缺乏足夠的參照樣本。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隨著戰國出土典籍的愈加豐(feng) 富，我們(men) 發現了大量史類文獻，使學界對戰國史書(shu) 有了更全麵的了解。通過與(yu) 這些地下文獻的對比，可以將《左傳(chuan) 》納入到先秦史學的宏觀背景中，從(cong) 而說明《左傳(chuan) 》對先秦史學創作的革新與(yu) 突破，印證前賢對《左傳(chuan) 》史學成就的肯定。④因此，本文將結合新出土的史類文獻，試對《左傳(chuan) 》的史學成就及其形成的原因作一討論。

一、《左傳(chuan) 》的編纂成就

如果我們(men) 將史書(shu) 的創作簡單地分為(wei) 編纂思路和史學思想兩(liang) 個(ge) 維度，那麽(me) 可以說，《左傳(chuan) 》比前代或當時之史書(shu) 體(ti) 係更龐大，內(nei) 容更豐(feng) 滿，敘事更巧妙，思想更複雜。在編纂方麵，《左傳(chuan) 》最突出的成就體(ti) 現在，與(yu) 我們(men) 目前掌握的先秦史類典籍比較，《左傳(chuan) 》的內(nei) 容具有無可比擬的豐(feng) 富性和完整性。根據近些年來出土的史類文獻，結合傳(chuan) 世史籍，可以發現，先秦流行的史類文獻從(cong) 內(nei) 容上大體(ti) 可分為(wei) 單篇記事史書(shu) 和成係統的史著。單篇記事史書(shu) 諸如《尚書(shu) 》、西周青銅器上的記事銘文，上博簡《成王為(wei) 城濮之行》、《鄭子家喪(sang) 》、《平王與(yu) 王子木》等，這些文獻專(zhuan) 注於(yu) 某一曆史事件，獨立成篇；而成係統的史書(shu) 例如《世本》、《竹書(shu) 紀年》、清華簡《係年》、《楚居》等，它們(men) 圍繞一個(ge) 主旨，跨越年代，前後貫通，有係統的敘史架構。然而，至少從(cong) 目前的材料看，《左傳(chuan) 》展現出更加高超的編纂手法。拿單篇記事史書(shu) 來說，其缺點在於(yu) ，往往片麵專(zhuan) 注於(yu) 某一事件，缺乏宏觀的完整性，使我們(men) 很難看清完整的事態發展。例如上博簡五《姑城家父》：

苦成家父事厲公，為(wei) 士邑行政，迅強，以見惡於(yu) 厲公。

厲公無道，虐於(yu) 百舒，百舒叛之。苦成家父以其族三郤正百舒，不使叛。躬與(yu) 士居管，旦夕治之，使有君[簡1]臣之節。三郤中立，以正上下之訛，強於(yu) 公家。欒書(shu) 欲作難害三郤。謂苦成家父曰：“為(wei) 此世也，從(cong) 事何以如是其疾與(yu) 哉？於(yu) 言有之：‘顑頷以至於(yu) 今哉！[簡6]無道正也。伐厇銛犯。’吾子圖之。”苦成家父曰：“吾敢欲顑頷以事世哉？吾直立經行，遠慮圖後。雖不當世，苟義(yi) ，毋久，立死何傷(shang) 哉！”欒書(shu) [簡7]乃退，言於(yu) 厲公曰：“三郤家厚，取塚(zhong) 君之眾(zhong) 以不聽命，將大害。”公懼，乃命長魚矯□[簡8]。

□□郤錡聞之，告苦成家父曰：“以吾族三郤與(yu) [簡2]□□□□於(yu) 君，憖則晉邦之社稷可得而事也，不憖則取免而出。諸侯蓄我，誰不以厚？”苦成家父曰：“不可。君貴我而授我眾(zhong) ，以我為(wei) 能治。今[簡3]吾無能治也，而因以害君，不義(yi) ，刑莫大焉。雖得免而出，以不能事君，天下為(wei) 君者，誰欲畜焉。都！在初，吾強立治眾(zhong) ，欲以長建塚(zhong) 君而禦[簡4]事，難。今塚(zhong) 君不銛於(yu) 吾故，而反惡之。吾毋有他，正公事，雖死，焉逃之？吾聞為(wei) 臣者，必使君得誌於(yu) 己而有後請。”

苦成家父乃寧百舒。不使從(cong) [簡5]己位於(yu) 廷。長魚矯戾自公所，拘人於(yu) 百舒以入，囚之。苦成家父捕長魚矯，梏諸廷，與(yu) 其妻，與(yu) 其母。公慍，無告，告庫門大夫。庫門大夫曰：“汝出內(nei) 庫之囚，沒而除之兵。”[簡9]

庫門大夫率，以釋長魚矯，賊三郤。郤錡、郤至，苦成家父立死，不用其眾(zhong) 。三郤既亡，公家乃弱，欒書(shu) 弑厲公。[簡10]⑤

這篇戰國竹書(shu) 以苦成家父為(wei) 視角，記載了晉國三郤滅亡的經過。單從(cong) 記事的結構來看，該文可分為(wei) 以下四個(ge) 子事件：

a.郤犨平百豫。

b.三郤得罪於(yu) 厲公。

c.郤犨拒絕了欒書(shu) 先發製人的挑唆。

d.三郤遭受滅亡。

以上可以看出，a是一條輔線，記載了郤犨的事跡。b、c、d構成了敘事的主線，由b、c的共同作用，最終導致了d的發生。因而，這四個(ge) 子事件可再進一步歸納為(wei) ：1.郤犨的事跡；2.三郤滅亡的原因和結果。

在《姑城家父》中，對郤犨以往事跡的記載是比較單薄的，僅(jin) 記載平百豫，目的主要為(wei) 了突出其為(wei) 國盡忠的形象，包含作者的情感傾(qing) 向。實際上，它與(yu) 三郤最後的命運沒有因果聯係。這就讓人容易得出這樣一個(ge) 結論：三郤滅亡的原因全部來源於(yu) 外部。

我們(men) 來看《左傳(chuan) 》對三郤滅亡的記載。《左傳(chuan) 》同樣也包含了與(yu) 《姑城家父》相似的外部原因。比如厲公對郤氏的厭惡：

《左傳(chuan) ·成公十七年》：欒書(shu) 怨郤至，以其不從(cong) 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伐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dong) 師之未至也，與(yu) 軍(jun) 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shu) ，書(shu) 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嚐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yu) 周，欒書(shu) 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

《左傳(chuan) ·成公十七年》：厲公田，與(yu)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餘(yu) 。”⑥

厲公對三郤的反感，使其產(chan) 生了鏟除三郤的決(jue) 心，這成為(wei) 了三郤滅亡的一個(ge) 重要原因。另外，《左傳(chuan) 》也記載了郤氏拒絕率先作亂(luan) 之事。盡管《左傳(chuan) 》中記載的是郤至，與(yu) 《姑城家父》有所差異，但從(cong) 三郤滅亡的原因角度上講是類似的，即郤氏主動放棄了先發製人的良機：

《左傳(chuan) ·成公十七年》：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luan) 。失茲(zi) 三者，其誰與(yu) 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dang) 。有黨(dang) 而爭(zheng) 命，罪孰大焉！”

此處郤至所述與(yu) 《姑城家父》郤犨之言的中心思想是非常相似的，均表示作為(wei) 臣子，不該犯上作亂(luan) 。從(cong) 這些記載來看，似乎表明《左傳(chuan) 》與(yu) 《姑城家父》看法一致，三郤是受到了挑唆和誤會(hui) ，但自身又保持克製，故導致最後滅亡。然而，《左傳(chuan) 》對曆史原因的探究並不停留於(yu) 此。由於(yu) 《左傳(chuan) 》作為(wei) 完善的編年史，對郤氏事跡的記載遠比《姑城家父》豐(feng) 富得多，這些事跡有正麵的，也有負麵的，它們(men) 展現了一個(ge) 更為(wei) 完整的郤犨的形象。而其惡行使我們(men) 能夠了解到，郤犨不得善終不僅(jin) 僅(jin) 隻有外部原因，也與(yu) 郤犨自身的飛揚跋扈大有關(guan) 係，可舉(ju) 幾例，如《左傳(chuan) ·成公十四年》：

衛侯饗苦成叔，寧惠子相。苦成叔傲。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wei) 享食也，以觀威儀(yi) 、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脈，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wan) 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⑦

此處記載郤犨舉(ju) 止傲慢無禮，寧惠子就已預言其將亡。

又如《左傳(chuan) ·成公十五年》：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⑧

此處記載三郤謀害伯宗，韓獻子就已預測郤氏將亡。

再如《左傳(chuan) ·成公十六年》：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yu) 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jun) ，且為(wei) 公族大夫，以主東(dong) 諸侯。取貨於(yu) 宣伯而訴公於(yu) 晉侯，晉侯不見公。⑨

此處記載郤犨因收受賄賂而誹謗魯成公，亦非光彩之事。

上引郤犨的所作所為(wei) 顯然為(wei) 他不得善終埋下伏筆。可以說，在《左傳(chuan) 》中，郤氏敗亡完全有其自身的原因。而這點卻很難在《姑城家父》中找到，這就造成了《姑城家父》中郤犨的形象是片麵的，對事件因果的探求是單一的。實際上，受限於(yu) 編纂體(ti) 裁與(yu) 篇幅內(nei) 容，《姑城家父》對人物的活動很難做到完整的呈現。《左傳(chuan) 》則不然，利用編年史的體(ti) 裁，它容納了更多人物的事跡。借助《左傳(chuan) 》的史筆，這些事跡交織在一起使得人物更加鮮活立體(ti) ，進而在事件因果解釋上展現了多線性、多元化的視角。所以陳其泰先生說：“(《左傳(chuan) 》)開創了記載完整的人物活動的傳(chuan) 統。”⑩

另外，比起同時代的係統史書(shu) ，《左傳(chuan) 》內(nei) 容更為(wei) 豐(feng) 滿，線索更為(wei) 複雜，細節更加豐(feng) 富。例如我們(men) 可以拿清華簡《係年》與(yu) 《左傳(chuan) 》對城濮之戰的記載作比對。城濮之戰見於(yu) 《係年》第七章：

晉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諸侯以圍宋伐齊，戍穀，居。晉文公思齊及宋之[簡41]德，乃及秦師圍曹及五鹿，伐衛以脫齊之戍及宋之圍。楚王舍圍歸，居方城。[簡42]令尹子玉遂率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邀文公。文公率秦、齊、宋及群戎[簡43]之師以敗楚師於(yu) 城濮，遂朝周襄王於(yu) 衡雍，獻楚俘馘，盟諸侯於(yu) 踐土。[簡44](11)

《係年》以時間為(wei) 序，記載了城濮之戰的起因、經過和結果。起因是楚成王圍宋伐齊；經過是晉文公出兵，終與(yu) 楚戰於(yu) 城濮；結果是楚國戰敗，文公獻俘於(yu) 周天子。可以看出，《係年》記事凝練，將事件本末交待得十分清楚，已是先秦難得的史學佳作。相較而言，《左傳(chuan) 》對城濮之戰的記載則更為(wei) 出色。首先是縱向敘事廣度上，《左傳(chuan) 》比《係年》有更多的延展。比如城濮之戰的起因，《係年》隻記楚成王起兵圍宋，對於(yu) 為(wei) 何圍宋則沒有記述。而《左傳(chuan) ·僖公二十六年》則直奔城濮之戰的源頭：

宋以其善於(yu) 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12)

據《左傳(chuan) 》所載，我們(men) 方知楚成王圍宋乃是出自宋國叛楚。再如城濮之戰的結果，《係年》隻是簡單記朝天子、獻楚俘、盟諸侯，一筆帶過，十分簡略。而《左傳(chuan) 》對戰後的格局作了十分詳盡的記載，除了《係年》所記之事外，比如還有晉文公對戰後的賞罰：

城濮之戰，晉中軍(jun) 風於(yu) 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yu) 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qiao) 先歸，士會(hui) 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yu) 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征會(hui) 討貳。殺舟之僑(qiao) 以徇於(yu) 國，民於(yu) 是大服。(13)

從(cong) 《左傳(chuan) 》的這則材料，我們(men) 得以窺看戰後晉國的內(nei) 政狀況。它使我們(men) 了解到此後晉文公稱霸，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獲得了戰爭(zheng) 的勝利，更在於(yu) 對內(nei) 賞罰有度，政治清明。其實晉文公這些特質亦可以成為(wei) 晉國最終獲得城濮之戰勝利的重要原因。

據上所述，《左傳(chuan) 》記史比《係年》完整深入，所以它對事件的來龍去脈，記述得更為(wei) 透徹；對事件的前因後果，解釋得更為(wei) 深刻。

其次是橫向的敘事結構上，《左傳(chuan) 》比《係年》明顯要複雜許多。《係年》的敘事結構是單一的，隻是依時間順敘戰事的發展。可以發現，單線順敘是除《左傳(chuan) 》外，幾乎所有先秦史書(shu) 的通常作法，比如《世本》、《竹書(shu) 紀年》等史書(shu) 也是采用這種敘事方式。《左傳(chuan) 》則顯然打破常規，其結構是多線的，而且並不簡單依照時間敘述，而是順敘、插敘、倒敘等多種敘事手法並用。具體(ti) 到城濮之戰的記載上，《左傳(chuan) 》圍繞城濮之戰這條主線，還有多條支線，這些支線中又包含諸多子事件，它們(men) 共同為(wei) 城濮之戰的結果作了伏筆和鋪墊。比如楚國令尹子玉這條支線，《左傳(chuan) 》在戰前戰後記載了不少關(guan) 於(yu) 子玉的事，例如《左傳(chuan) ·僖公二十七年》記載戰前子玉治兵：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yu) 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複治兵於(yu) 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chuan) 政於(yu) 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nei) 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ju) 也。舉(ju) 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14)

這件事發生在戰爭(zheng) 之前，如果割裂地看，完全可以成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故事。但《左傳(chuan) 》在城濮之戰中記載該事，顯然有它的原因和目的：一是此事因城濮之戰而起，楚成王要圍宋，故派子文、子玉練兵。二是能讓讀者透過此可以窺看到楚國戰前的軍(jun) 事麵貌。

關(guan) 於(yu) 子玉的另一個(ge) 子事件見《左傳(chuan) ·僖公二十八年》：

初，楚子玉自為(wei) 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餘(yu) ，餘(yu) 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yu) 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wei) 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15)

此處《左傳(chuan) 》插敘了一段子玉夢河神的故事，雖然頗有神異意味，但從(cong) 令尹憐惜“瓊玉”、“不勤民”的論斷反映出楚國當政者的品行及楚國的內(nei) 政狀況。

除了子玉這條支線外，還有晉文公的支線，如《左傳(chuan) ·僖公二十七年》：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yi) ，未安其居。”於(yu) 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yu) 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feng) 焉，明征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yu)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16)此亦是城濮之戰背後的一段獨立史實，記載了文公執政教民之事。它被《左傳(chuan) 》編排到城濮之戰前，末尾采用倒敘的方式，甚至將戰爭(zheng) 的結果提前告知讀者。但《左傳(chuan) 》的這一做法頗為(wei) 巧妙，它不僅(jin) 是對晉國的政治情況和戰前準備工作的描述，同時也是晉文公能夠稱霸的原因探析。

以上可見，《左傳(chuan) 》中這些支線並非屬於(yu) 城濮之戰記事，甚至能夠割裂成章，但它們(men) 又與(yu) 戰爭(zheng) 密切相關(guan) ，能使讀者了解到隱藏在戰爭(zheng) 背後、決(jue) 定戰爭(zheng) 進程的諸多史實。因此，這種多線的敘事表明《左傳(chuan) 》已擺脫了單一的因果論。在《左傳(chuan) 》的曆史觀念中，推動曆史進程發展的因素不是唯一的，而是複雜的、多方麵的。曆史的走向是由主線及各種支線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結果。更難能可貴的是，《左傳(chuan) 》對這些支線的編排能夠做到雜而不亂(luan) ，有條不紊，前後呼應，和主線緊密地組合成一個(ge) 敘事整體(ti) 。梁啟超就稱讚《左傳(chuan) 》說：“(《左傳(chuan) 》敘事)有係統，有別裁，確成為(wei) 一種‘組織體(ti) 的’著述……對於(yu) 重大問題，時複遡原竟委，前後照應，能使讀者相悅以解。”(17)可以說，《左傳(chuan) 》的這一編纂技巧確實是當時一般史書(shu) 很難達到的。

再者，《左傳(chuan) 》提供的信息量也遠非《係年》能比。例如如此重大的城濮之戰，《係年》隻記錄了晉文公、楚成王、令尹子玉、周襄王四人，而《左傳(chuan) 》則記載三十人以上，出征將帥、往來使臣必載其名。又如《係年》對時間的記載，隻是開頭記載了晉文公四年，此後便按戰爭(zheng) 的發展順序記述，沒有記載日期，而《左傳(chuan) 》則記錄了詳細的日期，例如：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yu) 城濮。

己巳，晉師陳於(yu) 莘北，胥臣以下軍(jun) 之佐當陳、蔡。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yu) 衡雍。

甲午，至於(yu) 衡雍，作王宮於(yu) 踐土。(18)

由此可見，《左傳(chuan) 》記事提供了豐(feng) 富的信息量，這使得《左傳(chuan) 》相比《係年》，乃至同時代的史書(shu) 敘事更為(wei) 詳盡，有著更高的史料價(jia) 值。

綜上考察，《左傳(chuan) 》在編纂內(nei) 容上，克服了當時單篇史書(shu) 與(yu) 係統史書(shu) 脈絡簡單、敘事單薄的缺陷，理出了曆史發展的線索，從(cong) 而展現了它對社會(hui) 的深刻思考，由此標誌著中國史書(shu) 編纂技術的飛躍與(yu) 成熟。

那麽(me) ，同時代為(wei) 何《左傳(chuan) 》會(hui) 有如此突出的編纂成就？或者說，這一成就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點：

第一，縱觀傳(chuan) 統史學的發展曆程，春秋戰國時代是史學快速發展並走向成熟的關(guan) 鍵時期。其一表現在“文字記載由簡單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書(shu) ”。(19)春秋戰國史類文獻開始擺脫原始記錄的桎梏，初步達到成熟史書(shu) 應具有的規模，而《左傳(chuan) 》正是在這樣背景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它充分借鑒了係統史書(shu) 的構架，熟練地運用編年體(ti) 裁，因而具有很高的內(nei) 容延展性，能夠容納豐(feng) 富的史料，使之呈現更為(wei) 完整的曆史脈絡：同時它又吸收了單篇史籍“紀事本末”的敘事方法，對曆史事件的敘述能夠做到聯珠貫串，首尾貫通。其二表現在春秋戰國史書(shu) 的豐(feng) 富性和多樣性。當時除周王朝外，各諸侯國都設立了史官，重視本國史書(shu) 的編纂。墨子曾說：“吾見百國《春秋》”，可見當時史書(shu) 之盛。另外，官學下移與(yu) 民間學術的興(xing) 起，也促進了史學的繁榮，例如諸子史學的興(xing) 起，使得言史、論史成為(wei) 士人之風尚。上下階層對曆史的共同關(guan) 注，對史書(shu) 的重視，暗示社會(hui) 上流通著豐(feng) 富的史料，這些史料成為(wei) 了《左傳(chuan) 》的編纂素材，孕育了《左傳(chuan) 》的誕生，成就了《左傳(chuan) 》體(ti) 係宏大、內(nei) 容豐(feng) 富的特點。

第二，與(yu) 一般私家著史和官修史書(shu) 的單一屬性不同，《左傳(chuan) 》既有私學的成分，又有官學的背景，這使《左傳(chuan) 》得以兼具二者的優(you) 勢。《左傳(chuan) 》的編纂雖發起於(yu) 魯太史左丘明，但它並不是魯國官方的史書(shu) ，而是左丘明私下以《春秋》為(wei) 綱，所作的具有傳(chuan) 書(shu) 性質的史書(shu) 。所以，它可以擺脫官方史書(shu) 的固定模式，廣采民間資料，融入更多的私學元素，使之呈現多元化、多角度、多方麵的敘事特征。它可以不必顧忌官方的書(shu) 寫(xie) 限製，闡發更多的道德評價(jia) ，抒發更多的曆史評論。同時，左丘明身為(wei) 魯太史，《左傳(chuan) 》傳(chuan) 世的流傳(chuan) 人物中大多又具有官員背景，(20)此意味著《左傳(chuan) 》的編纂有條件接觸到官方檔案，記錄更全麵、更準確的信息。比如曆史事件發生精準的日期、地點、人物等，《左傳(chuan) 》的記載往往詳實可靠，這又是當時私家史學所不能及的。另外，《左傳(chuan) 》編纂流傳(chuan) 的官學背景也幫助規模龐大的《左傳(chuan) 》得以順利流傳(chuan) ，最終將這樣的突出成就展現在我們(men) 麵前，沒有湮沒在列國的戰亂(luan) 和社會(hui) 的動蕩之中。

第三，《左傳(chuan) 》於(yu) 編纂上取得的成就，不是某一位史家獨有的貢獻，而是眾(zhong) 人的結晶。《左傳(chuan) 》雖由左丘明發起編纂，然而以當時的時代，僅(jin) 憑左丘明一己之力，是很難完成像《左傳(chuan) 》這樣的鴻篇巨著的。杜維運先生說：“《左傳(chuan) 》詳實、生動、柔美的敘事，非出於(yu) 作者左丘明一人的經營草創，其所根據的成文已如此。琢磨潤色，曆經多人之手，至左丘明而集其大成。”(21)所以《左傳(chuan) 》在左丘明之前，有前人豐(feng) 富的史料素材；在左丘明之後，後世學人又不斷地補充加工。這說明《左傳(chuan) 》比當時一般史籍經曆了更長的編纂時間，經過了更周密的編纂。正是這些人圍繞著一個(ge) 共同的目標，不懈努力，才使得《左傳(chuan) 》內(nei) 容如此豐(feng) 富，脈絡如此清晰，血肉如此飽滿。

綜上，《左傳(chuan) 》在編纂上具有極為(wei) 突出的成就，是先秦史學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左傳(chuan) 》的這一成就不是突變，而是有著深層的內(nei) 外原因。盡管《左傳(chuan) 》隻是一部史書(shu) ，但它代表了當時的一批學人，包括史官群體(ti) 與(yu) 知識分子在內(nei) ，他們(men) 一方麵繼承吸收西周以來的史學傳(chuan) 統，另一方麵，站在春秋戰國變革時代的風口浪尖，數代持之以恒地實踐著對曆史表達方式的創新。這一創新“推動了紀傳(chuan) 、編年兩(liang) 大史書(shu) 題材走向成熟”，(22)奠定了《左傳(chuan) 》在中國傳(chuan) 統史學中的重要地位，使之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發展中極為(wei) 關(guan) 鍵的一環。

二、《左傳(chuan) 》的史學思想成就

《左傳(chuan) 》史學的另一個(ge) 成就是其具備更為(wei) 深刻的史學思想。在《左傳(chuan) 》之前，人們(men) 記錄曆史大都出於(yu) 兩(liang) 個(ge) 目的。一是作為(wei) 曆史記憶的需要，如上古傳(chuan) 說傳(chuan) 承著人們(men) 對遠古的曆史記憶；殷商的甲骨卜辭是有意識收集起來的占卜檔案；西周青銅器銘文記錄著家族的輝煌事跡。這些均體(ti) 現了人們(men) 對於(yu) 曆史記憶超越生命，無限延續的追求。二是從(cong) 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西周初年，周人為(wei) 了鞏固新生的政權，開始在曆史中尋求經驗，如《尚書(shu) ·周書(shu) 》中《洪範》、《酒誥》等篇都是通過曆史，總結商人覆滅的教訓，為(wei) 周人的統治提供借鑒。總的來說，秦漢以前的史書(shu) 大都仍延續著這兩(liang) 種創作主旨。然而，《左傳(chuan) 》記載曆史，不僅(jin) 僅(jin) 為(wei) 記錄曆史，或者尋求曆史經驗，它對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突破。首先，《左傳(chuan) 》利用曆史來闡發“揚善懲惡”的曆史訓誡，給曆史表述賦予道德內(nei) 涵。

《左傳(chuan) 》的這一創新來源自《春秋》。眾(zhong) 所周知，“褒貶懲勸”是《春秋》明義(yi) 的一個(ge) 核心思想。如司馬遷雲(yun)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23)又劉勰《文心雕龍·史傳(chuan) 篇》雲(yun) ：“昔者夫子……因魯史以修《春秋》，舉(ju) 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標勸誡；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24)借托於(yu) 為(wei) 《春秋》作傳(chuan) ，實際上，《左傳(chuan) 》並沒固步於(yu) 單純記史，而是繼承了《春秋》褒貶之精髓。不過，《左傳(chuan) 》之“褒貶”不是像《春秋》那樣通過一字褒貶呈現的，而是通過曆史敘事實現的，因而與(yu) “史”更為(wei) 緊密。如果我們(men) 比對清華簡《係年》，就可以發現《左傳(chuan) 》對曆史褒貶的加工與(yu) 升華。

敘史中蘊含豐(feng) 富的人物評論。《左傳(chuan) 》和《係年》有很多內(nei) 容來源相同或相似。(25)然而，即便如此，《左傳(chuan) 》與(yu) 《係年》在敘史旨趣上卻迥然不同。我們(men) 先來看《係年》第六章記載晉國驪姬之亂(luan) 及公子重耳流亡之史實：

晉獻公之嬖妾曰驪姬，欲其子奚齊之為(wei) 君也，乃讒大子共君而殺之，或讒[簡31]惠公及文公，文公奔狄，惠公奔於(yu) 梁。獻公卒，乃立奚齊，[簡32]其大夫裏之克乃殺奚齊，而立其弟悼子，裏之克又殺悼子。秦穆公乃內(nei) 惠公於(yu) 晉，惠公賂秦公曰：“我[簡33]苟果入，使君涉河，至於(yu) 梁城。”惠公既入，乃背秦公弗予。立六年，秦公率師與(yu) [簡34]惠公戰於(yu) 韓，止惠公以歸。惠公焉以其子懷公為(wei) 質於(yu) 秦，秦穆公以其子妻之。[簡35]文公十又二年居狄，狄甚善之，而弗能入，乃之齊，齊人善之；之宋，宋人善之，亦莫[簡36]之能入；乃之衛，衛人弗善；之鄭，鄭人弗善；乃之楚。懷公自秦逃歸，秦穆公乃召[簡37]文公於(yu) 楚，使襲懷公之室。晉惠公卒，懷公即位。秦人起師以納文公於(yu) 晉……(26)

《左傳(chuan) 》對應《係年》的內(nei) 容主要分述於(yu) 莊公二十八年到僖公二十三年的傳(chuan) 文。當然，在內(nei) 容上，《係年》要比《左傳(chuan) 》簡略很多，似乎僅(jin) 是對原始史料稍作加工。然而，這種單純的平鋪直敘，即便含有記言內(nei) 容，也缺乏直接的價(jia) 值評判。而《左傳(chuan) 》則不然，無處不在借他人之口，批評惠公之失德，褒獎文公之賢明，可摘錄幾處如下：

《左傳(chuan) ·僖公十一年》：丕豹奔秦，言於(yu) 秦伯曰：“晉侯(晉惠公)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yu) 也……”(27)

《左傳(chuan) ·僖公十四年》：慶鄭曰：“背施無親(qin) ，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yi) 。四德皆失，(晉惠公)何以守國？”(28)

《左傳(chuan) ·僖公二十三年》：楚子曰：“晉公子(晉文公)廣而儉(jian) ，文而有禮。其從(cong) 者肅而寬，忠而能力……”(29)

以上，我們(men) 隻是拿《係年》作為(wei) 一個(ge) 典型參照。實際上，不僅(jin) 包括目前我們(men) 所能見到出土史類文獻，也包括至今傳(chuan) 世的先秦史書(shu) ，還沒有一部史書(shu) 能像《左傳(chuan) 》那樣包含如此豐(feng) 富的褒貶評論。因此，《左傳(chuan) 》敘史，無不在借史明理，借史明義(yi) ，闡釋《春秋》的褒貶內(nei) 涵。

除人物褒貶外，《左傳(chuan) 》敘史的道德內(nei) 涵還包括對曆史事件的價(jia) 值評判。以出土文獻比對之視角，可舉(ju) 兩(liang) 個(ge) 方麵的例子：

一是《左傳(chuan) 》在敘史中融入儒家思想。例如重禮思想。傳(chuan) 統觀念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以彰顯禮義(yi) ，司馬遷就說“《春秋》者，禮之大宗也。”而《左傳(chuan) 》對“禮”的重視也是顯而易見的，據楊伯峻先生統計，“禮”在《左傳(chuan) 》中共出現462次。(30)甚至徐複觀將《左傳(chuan) 》作為(wei) 春秋“禮”的觀念的典型代表，足見“禮”在《左傳(chuan) 》中的重要地位：

禮的觀念，萌芽於(yu) 西周，顯著於(yu) 西周之末而大流於(yu) 春秋時代，《左傳(chuan) 》、《國語》禮代表了禮的新觀念的最早確立。(31)

那麽(me) 問題是，《左傳(chuan) 》中這些“禮”僅(jin) 是當時史官的敘史習(xi) 慣，或者說是《左傳(chuan) 》攫取史料中原本就有，還是《左傳(chuan) 》依《春秋》特意而為(wei) 之？這或許可以從(cong) 一些出土的史類文獻中尋得一些答案。

新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九)》中有《成王為(wei) 城濮之行》一文，記載了城濮之戰前子文教子玉治兵，現結合諸家釋讀成果，將釋文臚陳如下：

成王為(wei) 城濮之行，王使子文教。子文授師於(yu) 鄩(睽)，一日而畢，不抶一人。子[甲1]玉受師，出之()，三日而畢，斬三人。舉(ju) 邦賀子文，以其善行師。王歸，客於(yu) 子文，子文甚喜，[甲2]合邦以飲酒。薳伯嬴猶弱，顧持胏飲酒。子文舉(ju) 胏責白珵曰：“穀於(yu) 菟為(wei) [甲3]楚邦老，君王免餘(yu) 辜，以子王玉之未貫，君王命餘(yu) 授師於(yu) 鄩(睽)，一日而畢，[乙1]不抶一人。子玉出之太()，三日而畢，斬三人。王為(wei) 餘(yu) 家，舉(ju) 邦賀餘(yu) 。汝[乙2]獨不餘(yu) 見，食是胏而棄，不思老人之心！”伯嬴曰：“君王謂子玉未患[甲4]師，既敗師已。君為(wei) 楚邦老，喜君之善而不慽子玉之師之[甲5]｛不患｝……命君教之，君一日而畢，不戮……[乙3]……子玉之……[乙4]

成王為(wei) 城濮之行。(32)

陳偉(wei) 先生較早指出《成王為(wei) 城濮之行》可與(yu) 《左傳(chuan) ·僖公二十七年》“子文教子玉練兵”一段對讀：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yu) 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複治兵於(yu) 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chuan) 政於(yu) 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nei) 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ju) 也。舉(ju) 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33)

《左傳(chuan) 》與(yu) 簡文內(nei) 容相近，敘述結構相同，雖屬相同史實的不同版本，但可推測，這兩(liang) 處記載最初的源頭應是相同的。如果我們(men) 從(cong) 編纂的角度去考慮它們(men) 之間的差異，可以發現二書(shu) 在子文與(yu) 伯嬴的對話上差別最為(wei) 明顯。雖然《左傳(chuan) 》敘事更為(wei) 簡省，但在對子玉的評價(jia) 上，《左傳(chuan) 》的內(nei) 涵顯然要豐(feng) 富得多，尤其是用了“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將簡單的治兵事件上升到了禮治的範疇。“禮”與(yu) 民治，在傳(chuan) 統儒家的學說中是完全可以找到依據的。如《論語》中《憲問》篇有：“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路》篇又雲(yun)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又《禮記·經解》雲(yun) ：“安上治民，莫善於(yu) 禮。”可見，上述《左傳(chuan) 》在原始史料素材中插入禮學評價(jia) ，使得原本單純的敘事隱喻深刻的儒家思想。

除此之外，這一對原始素材的加工和改造還見於(yu)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六)》中的《申公臣靈王》：(34)

(禦)於(yu) 朸述，(陳)公子皇(止)皇子。[簡4]王子圍奪之，陳公爭(zheng) 之。王子圍立為(wei) 王。陳公子皇見王，王曰：“陳公[簡5]，忘夫朸述之下乎？”陳公曰：“臣不知君王之將為(wei) 君，如臣知君王[簡6]之為(wei) 君，臣將有致焉。”王曰：“不穀以笑陳公，是言棄之。今日[簡7]陳公事不穀，必以是心。”陳公跪拜，起答：“臣為(wei) 君王臣，君王免之[簡8]死，不以晨(伏)(斧)(锧)，何敢心之有？”[簡9]

此事對應《左傳(chuan) ·昭公八年》的記載：

(楚靈王)使穿封戌為(wei) 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yu) 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35)

二者的敘事背景基本相同，而不同的是陳公的回答。簡文記載陳公俯首順服靈王，《左傳(chuan) 》則書(shu) 陳公言若早知如此，必致死禮。這兩(liang) 處記載看似相反，其實並不矛盾。孔穎達《正義(yi) 》言：“致死禮者，欲為(wei) 郟敖致死殺靈王也。穿封戌既臣事靈王，而為(wei) 此悖言，追恨不殺君者，以明在君為(wei) 君之義(yi) ，見己忠直。若如今日有人欲謀靈王，己必致死殺之。”然而，《左傳(chuan) 》在陳公的回答上多添了“死禮”，將陳公這一做法視作“禮”的表現，雖隻簡單一筆，但這無疑昭示著《左傳(chuan) 》對這件事件的記述與(yu) 加工，融入對君、臣之“禮”的思考。

另外，相比清華簡《係年》，《左傳(chuan) 》記載固然要豐(feng) 富得多，但它並未專(zhuan) 注於(yu) 對細節的描述，而在此之中融入諸多儒家的觀念，這是像《係年》這樣的史著所無法企及的。如《係年》第八章記載了秦晉“崤”之戰始末：

晉文公立七年，秦、晉圍鄭，鄭降秦不降晉，晉人以不憖。秦人豫戍於(yu) 奠鄭，鄭人屬北門之管於(yu) 秦之[簡45]戍人，秦之戍人使歸告曰：“我既得鄭之門管也，來襲之。”秦師將東(dong) 襲鄭，鄭之賈人弦高將西[簡46]市，遇之，乃以鄭君之命勞秦三帥。秦師乃複，伐滑，取之。晉文公卒，未葬，襄公親(qin) [簡47]率師禦秦師於(yu) 崤，大敗之……(36)

《左傳(chuan) 》對應記載散見於(yu) 僖公三十年到僖公三十三年傳(chuan) 文。從(cong) 史實基本脈絡上看，二者沒有明顯的差異，可推測所據史料最初的源頭是相同的。那麽(me) ，《左傳(chuan) 》多出的細節部分則代表《左傳(chuan) 》自身的編纂傾(qing) 向。而這之中，《左傳(chuan) 》許多地方均體(ti) 現了儒家重仁、尚禮、崇智的觀念，如：

僖公三十年記秦軍(jun) 從(cong) 鄭國退兵，晉子犯請求追擊，晉文公以“仁”、“知”、“武”回拒：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yu) ，不知。以亂(luan) 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37)

僖公三十三年記秦師襲鄭，過周北門，王孫滿觀師言秦師無“禮”：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yu) 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38)

僖公三十三年記“崤”之戰前晉國群臣的議論：先軫曰：“秦不哀吾喪(sang) 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wei) ……”(39)

上引《左傳(chuan) 》補充的這些細節言論，事實上包含對“仁”、“禮”、“知”等概念的曆史界定。《左傳(chuan) 》搜集編入這些言論，不是對這些概念作抽象的歸納，而旨在說明“仁”、“禮”、“知”的具體(ti) 做法。值得注意的是，通過與(yu) 《係年》的通篇比對，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我們(men) 可以明晰看到《左傳(chuan) 》闡發《春秋》要義(yi) 的一大思路，即在史實框架中，建立對諸多儒家觀念的曆史理解。

第二，《左傳(chuan) 》相比單純的敘史著作，對曆史事件有更深刻的思考。如可先看清華簡《係年》第九章：

晉襄公卒，靈公高幼，大夫聚謀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求強君”，乃命[簡50]左行蔑與(yu) 隨會(hui) 召襄公之弟雍也於(yu) 秦。襄夫人聞之，乃抱靈公以號於(yu) 廷，曰：“死人何罪？[簡51]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於(yu) 外，而焉將置此子也？”大夫閔，乃皆背之曰：“我莫命招[簡52]之。”乃立靈公，焉葬襄公。[簡53](40)

本章主要記載了晉襄公去世，群臣推舉(ju) 繼任者，可見於(yu) 《左傳(chuan) ·文公六年》與(yu) 《左傳(chuan) ·文公七年》的相關(guan) 記載：

《左傳(chuan) ·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yu) 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wei) 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41)

《左傳(chuan) ·文公七年》：穆贏日抱大予以啼於(yu) 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yu)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yu) 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42)

對於(yu) 相似的史料素材，《係年》和《左傳(chuan) 》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編纂思路。《左傳(chuan) 》對群臣爭(zheng) 論儲(chu) 君人選的記述顯然要詳細得多。更重要的是，相比《係年》的單純敘事，《左傳(chuan) 》對待立君之事有其自身的看法。借用趙孟之言，《左傳(chuan) 》認為(wei) ，立臨(lin) 難之君，當審視其內(nei) 在和外在的“四德”，即“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這使得《左傳(chuan) 》不再單一局限於(yu) 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在敘史融入對曆史的總結和反思。

《左傳(chuan) 》對曆史的思考還表現在它開始利用曆史，理性分析未來的走向趨勢。過去，史書(shu) 很少利用曆史去預測未來，即便有，也總是與(yu) 預言占筮結合在一起。在出土史類文獻中亦是如此，比如上博簡《莊王既成》便是一則預言故事。誌得意滿的楚莊王新鑄無射鍾，問幾代享有，沈尹子桱回答不過“四與(yu) 五之間”。學者一致認為(wei) ，“四五之間”就是指楚昭王。(43)楚昭王十年，伍子胥率領吳師入郢，俘獲楚國重器，正好驗證了這則預言。(44)可見，這些預言純粹是神異思想的體(ti) 現。由於(yu) 時代原因，《左傳(chuan) 》不能避免這一思維的浸染，也記載了大量神異事件。不過，我們(men) 同樣在《左傳(chuan) 》中發現，有一些曆史預測並非借用神異方式，如《左傳(chuan) ·昭公三年》：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cong) 之宴，相與(yu) 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wei) 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yu) 陳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45)

借晏子之口，《左傳(chuan) 》根據陳氏在齊國的作為(wei) ，判斷齊國未來的政局走向。更為(wei) 重要的是，這一判斷沒有依托占卜之類的神意方式，而純粹是從(cong) 對曆史現象的理性分析中得來的。

又如《左傳(chuan) ·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yi) ，言於(yu) 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誌，雖獲其誌，不能終也。《詩》雲(yun)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雲(yun) ：‘敬慎威儀(yi) ，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yi) ，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46)

在這則材料中，《左傳(chuan) 》透過北宮文子見令尹圍這一曆史事件，理性地看清了曆史的走向。它認為(wei) ，君王是民眾(zhong) 的表率，是百姓效法的準則。而楚靈王沒有威儀(yi) 卻淩駕於(yu) 百姓之上，必不得善終。

此類對曆史的理性預測在《左傳(chuan) 》中比比皆是，它們(men) 反映了《左傳(chuan) 》渴望在錯綜複雜的曆史中尋求曆史規律，以此準確預測未來。然而，這一思想在以往的史書(shu) 中，甚至在同時代的史書(shu) 中都十分罕見。

由上可知，《左傳(chuan) 》敘事不僅(jin) 豐(feng) 滿，而且帶有敘事之外的說理性。這使它具備史學屬性的同時，具有超越當時史著的思想性。可以發現，在《左傳(chuan) 》的曆史觀念中，撰史不僅(jin) 僅(jin) 用於(yu) 檔案記錄、經驗借鑒，而且還可用於(yu) 道德教化和理性預測，這表明《左傳(chuan) 》對曆史有著更為(wei) 深入的理解。

《左傳(chuan) 》這一曆史觀念的形成，主要受內(nei) 、外兩(liang) 方麵的影響。從(cong) 《左傳(chuan) 》自身的角度來看，《左傳(chuan) 》並不是自覺意義(yi) 上的史學著作。(47)至少，它創作的初衷並不是為(wei) 了單純記史，而是為(wei) 了解釋《春秋》經文，這使得它能夠擺脫以往編纂史書(shu) 的固有思路，在敘史中貫徹善惡評判、道德訓誡的精神。盡管這種突破最初來源於(yu) 據魯史所修的《春秋》，但是《春秋》出於(yu) 經學編纂的種種原因，從(cong) 史學創作的角度來看，其思想是隱晦的，結構是單一的，敘事是單薄的。而《左傳(chuan) 》彌補了《春秋》的史學缺陷，將《春秋》的思想理念正式運用到宏大詳盡的曆史敘事上。正是這一嚐試，標誌著中國史學完成了從(cong) 記錄、反映社會(hui) 到引導、影響社會(hui) 的轉型。事實上，這一趨勢可能在周初就已萌芽。武王克商之後，周人開始積極總結先王成功的曆史經驗及殷商滅亡的教訓，在曆史書(shu) 寫(xie) 中融入理性思考，例如《周書(shu) 》中不少篇目，西周銘文中不少記載，都不是單純記史，而是通過史實記錄，給周人統治以曆史借鑒。但是，這些作品大都針對統治上層，重點關(guan) 注政治得失，而缺乏對人性善惡的細致探討。因此，就目前來看，在當時還沒有一部史書(shu) 能像《左傳(chuan) 》這樣利用如此豐(feng) 滿的史料去詮釋正義(yi) 和道德。這一創作目的轉變，代表了中國傳(chuan) 統史學不僅(jin) 重視宏觀的政治走向，而且開始微觀透過具體(ti) 的曆史事件，反思人性對曆史進程的影響。這使得《左傳(chuan) 》擁有更廣闊的閱讀群體(ti) ，影響麵從(cong) 統治上層延伸到民間士人。大致從(cong) 《左傳(chuan) 》開始，伴隨著儒家經典產(chan) 生，中國史學的視野從(cong) 單純地為(wei) 政治服務拓展到對整個(ge) 社會(hui) 的功用。自此之後，中國傳(chuan) 統史學開始認識到自身的社會(hui) 價(jia) 值，由此促成了史家意識的覺醒，促進了史書(shu) 創作目的的變革。如之後司馬遷便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wei) 撰寫(xie) 《史記》的最終目標，這使史學正式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中獨立的一員。如果我們(men) 縱觀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這一發展脈絡，從(cong) 《魯春秋》到孔子所修《春秋》，然後到《左傳(chuan) 》，再到後世史學，可以發現，中國古代史學的這一成熟，離不開經學的影響。即經學脫胎於(yu) 史學，又通過史學的詮釋促進了史學的發展。這是一個(ge) 由史學升華為(wei) 經學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ge) 史學經學化的曆程。盡管後來史學從(cong) 六藝略中獨立出來，成為(wei) 四部中單獨的一部，但史學始終堅持實踐著經學“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不懈追求。

從(cong) 外部的環境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社會(hui) 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方麵都發生重大轉型。麵對社會(hui) 的劇烈動蕩，原本農(nong) 耕文化群體(ti) 所習(xi) 慣的安定生活被打破，任何人的命運都可能在曆史瞬息的變化中沉浮不定，社會(hui) 渴望探尋未來的發展走向。繼承周初以史為(wei) 鑒的傳(chuan) 統，同時又麵臨(lin) 時代的巨大變革，促使《左傳(chuan) 》在麵對豐(feng) 富的曆史素材時產(chan) 生更深刻的思考，積極在曆史敘事中探尋曆史規律，從(cong) 而理性分析、預測曆史的發展方向。

其次，“春秋無義(yi) 戰”使得“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因此周代建立的道德喪(sang) 失了原有的約束力。然而，曆史的發展呈現一種規律，當人類文明發展到某個(ge) 階段對某一方麵極力排斥與(yu) 摒棄時，就會(hui) 產(chan) 生一種不可抗拒的思想轉向，從(cong) 而出現一群文化精英竭力從(cong) 各個(ge) 角度去尋求它的複興(xing) 。這一複興(xing) 如同我們(men) 耳熟能詳的14世紀開始的歐洲文藝複興(xing) 一樣，並不是純粹意義(yi) 上的複古，而是在思古中尋求新的解答。(48)儒家通過整理周代典籍，探尋周代的倫(lun) 常規範，以此設計理想的社會(hui) 藍圖。作為(wei) 解釋《春秋》的傳(chuan) 書(shu) ，《左傳(chuan) 》秉持《春秋》的精神，宣揚儒家的道德觀念，在敘事中融入道德評價(jia) ，以此重建周初的道德信仰。

再次，春秋戰國時期，官學體(ti) 製被打破，私學興(xing) 起，促進了諸子之學的繁榮。諸子大都以史論理，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使得曆史評論之風盛行。“‘子有史意’成為(wei) 諸子作品中相當突出的文本特色，從(cong) 而推動了史學活動與(yu) 思想活動的進一步結合，賦予史學活動以更多的價(jia) 值建設的話語權力”。(49)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左傳(chuan) 》亦受其影響，積極在敘史中融入自己的思想，闡發自己的觀點，使其“事”中有“理”，“史”中有“義(yi) ”，從(cong) 而能夠在敘史上取得突破。

綜上所述，《左傳(chuan) 》取得了非凡的史學成就，是中國史學永恒的經典名著。它為(wei) 古代史學創立了範例，奠定了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基本框架，標誌著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成熟。故此，《左傳(chuan) 》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產(chan) 生了極為(wei) 重要的影響，是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發展中至為(wei) 關(guan) 鍵的一環。

注釋：

①朱彝尊：《經義(yi) 考》，中華書(shu) 局1998年版，第875頁。

②蒲起龍：《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頁。

③黃靈庚、吳戰壘：《呂祖謙全集(第一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59頁。

④這裏有必要說明的是，根據先秦古書(shu) 的成書(shu) 規律，《左傳(chuan) 》在流傳(chuan) 中必然有後人增益的成分，但現在一般認為(wei) ，劉歆作偽(wei) 不可信，且在西漢建立之前，《左傳(chuan) 》整體(ti) 內(nei) 容已基本成型，漢人對其增改內(nei) 容有限(具體(ti) 論述可參見陳鴻超：《〈左傳(chuan) 〉文獻學研究——基於(yu) 出土文獻的新思考》，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所以我們(men) 仍視《左傳(chuan) 》為(wei) 先秦作品。另外，需要指出，我們(men) 現今見到出土的先秦史著，盡管保持了原始麵貌，但它們(men) 並非最初的原本，也是在當時的傳(chuan) 抄修改中形成的。也就是說，《左傳(chuan) 》和這些出土文獻均是在先秦環境中創作、流傳(chuan) 、成型的。因此，通過比對這些出土史類文獻，從(cong) 而審視《左傳(chuan) 》在先秦史學中的價(jia) 值和地位的做法是可行的。

⑤此釋文簡序及釋文主要參考黃人二《上博簡第五冊(ce) 〈姑成家父〉試釋》，《考古學報》2012年第5期。文本所引出土文獻釋文采用寬式。

⑥⑦⑧⑨(12)(13)(14)(15)(16)(18)(27)(28)(29)(35)(37)(38)(39)(40)(41)(42)(45)(46)阮元校刻：《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載《十三經注疏》，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1922、1913、1914～1915、1920、1822、1826、1822、1826、1823、1825、1802、1803、1816、2053、1831、1833、1833、1844、1845、2031、2016頁。

⑩陳其泰：《〈左傳(chuan) 〉在古代史學上的地位》，《人文雜誌》1995年第3期。

(11)(26)(36)(40)李鬆儒：《清華簡〈係年〉集釋》，中西書(shu) 局2015年版，第140、122、150、160頁。

(17)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頁。

(19)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頁。

(20)《左傳(chuan) 正義(yi) 》引《別錄》：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從(cong) 左丘明到張蒼共八人，其中六人明確有仕途經曆：左丘明是魯太史；吳起仕於(yu) 魏國和楚國；鐸椒為(wei) 楚威王太傅；虞卿為(wei) 趙相；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為(wei) 蘭(lan) 陵令；張蒼為(wei) 漢初丞相。

(21)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一冊(ce) )》，商務印書(shu) 館2010年版，第93頁。

(22)陳其泰：《〈左傳(chuan) 〉在古代史學上的地位》，《人文雜誌》1995年第3期。

(23)司馬遷：《史記》，中華書(shu) 局2009年版，第3297頁。

(24)範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283～284頁。

(25)參見拙文《試論〈左傳(chuan) 〉與(yu) 清華簡〈係年〉的文獻關(guan) 係》，《簡帛研究》2017年秋冬卷。

(30)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16頁。

(31)徐複觀：《中國人性論史》，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1年版，第30頁。

(32)最初釋文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153頁。原簡整理者最初分為(wei) 甲、乙兩(liang) 本，後經學者討論，實可合為(wei) 一本。由於(yu) 原簡散亂(luan) ，諸家編連各異，但基本均認同甲1+甲2+甲3+乙1+乙2+甲4為(wei) 一組的排列。本文所引釋文主要以李守奎、白顯鳳先生最新的釋文為(wei) 基礎。見李守奎、白顯鳳：《〈成王為(wei) 城濮之行〉通釋》，《中國文字研究》2015年第1期。

(33)陳偉(wei) ：《〈成王為(wei) 城濮之行〉初讀》，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34)“”、“”字釋讀從(cong) 陳偉(wei) 《讀〈上博六〉條記》，簡帛網，2007年7月9日；“”字釋讀從(cong) 李學勤先生說，見李學勤《讀上博簡〈莊王既成〉兩(liang) 章筆記》，Confucius 2000網，2007年7月16日；“伏斧锧”從(cong) 周鳳五先生說，見周鳳五《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yu) 王子木〉新探》，《第二屆傳(chuan) 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hui) 論文集(一)》2007年。

(43)可參見凡國棟《讀〈上博楚竹書(shu) 六〉記》，簡帛網，2007年7月9日；陳偉(wei) 《讀〈上博六〉條記》。

(44)《淮南子·泰族訓》雲(yun) ：“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淮南子》所言“九龍之鍾”或許便是楚莊王所鑄“無射”。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shu) 局2011年版，第1416頁。

(47)謝貴安：《中國史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頁。

(48)參見拙文《〈左傳(chuan) 〉“神異”預言與(yu) 中國古代史學傳(chuan) 統》，《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49)許兆昌：《傳(chuan) 統史學與(yu) 價(jia) 值認同》，《史學集刊》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