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張會(hui) 講”實質上是“張朱會(hui) 講”

作者：蔡方鹿

來源：鳳凰網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十三日乙酉

         耶穌2018年12月19日

【導語】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2018年12月16日上午，“張栻誕辰885周年學術研討會(hui) ”在千年學府嶽麓書(shu) 院舉(ju) 辦，40多位專(zhuan) 家學者圍繞張栻的學術思想及影響展開研討。

張栻（1133-1180）是南宋時期著名的理學家，與(yu) 當時著名思想家朱熹、呂祖謙講學為(wei) 友，史稱“東(dong) 南三賢”。他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宋乾道元年（1165）開始主教嶽麓、城南二大書(shu) 院，達八年之久。南宋乾道三年（1167），37歲的朱熹與(yu) 34歲的張栻相會(hui) 嶽麓書(shu) 院，兩(liang) 位大V同台論道兩(liang) 月有餘(yu) ，吸引四方士子圍觀，“一時輿馬之眾(zhong) ，飲池水立涸。”留下了史稱“朱張會(hui) 講”的千古佳話。

800多年以後，我們(men) 為(wei) 何要紀念張栻？他到底給我們(men) 留下了什麽(me) ？800多年前的這場“朱張會(hui) 講”，在當代又有何現實意義(yi) ？帶著這一係列問題，鳳凰網國學頻道在會(hui) 議期間獨家專(zhuan) 訪了四川師範大學傑出教授、博士生導師蔡方鹿先生。

蔡方鹿教授接受鳳凰網國學頻道獨家專(zhuan) 訪（黃沅玲/攝）

以下是采訪實錄：

鳳凰網國學頻道：張栻是南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教嶽麓書(shu) 院八年之久，研究理學、著書(shu) 立說，推動湖湘文化的發展，在嶽麓書(shu) 院的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您認為(wei) 張栻最突出的貢獻何在？

蔡方鹿：張栻所從(cong) 事的教育主要是在嶽麓、城南這兩(liang) 個(ge) 書(shu) 院講學教徒、傳(chuan) 道授業(ye) 。除湖湘弟子外，張栻講學於(yu) 湖南，蜀人多從(cong) 之，不少蜀中弟子從(cong) 學於(yu) 張栻後又回到四川講學，傳(chuan) 播了張栻的思想。由此促進了湖南、四川等地文化教育的發展。其最突出的貢獻是把書(shu) 院理學教育置於(yu) 整個(ge) 教育之先的地位，以明人倫(lun) 作為(wei) 教育目的，取代以考上科舉(ju) ，獲取功名利祿為(wei) 目的的教育。他說：“其所以學者，何也？明人倫(lun) 也。”（《孟子說》卷三）批評“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wei) 規取利祿之計”（《南軒集·邵州複舊學記》）的學風。指出：“學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 （《南軒集·答新及第啟》），勸慰那些科舉(ju) 及第而取得功名的學子要“擴昔賢之誌”（同上），明人倫(lun) 而不為(wei) 功名利祿所累。此外，張栻對教育的重要貢獻還在於(yu) 他在嶽麓書(shu) 院開創了自由講學，相互辯難，獨立評政議政之風氣，這對中國教育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張栻（資料圖）

鳳凰網國學頻道：張栻與(yu) 朱熹在851年前的那場“朱張會(hui) 講”，開創了中國書(shu) 院會(hui) 講之先河，具有劃時代意義(yi) 。您認為(wei) “朱張會(hui) 講”在當代有何現實意義(yi) ？

蔡方鹿：“朱張會(hui) 講”的意義(yi) 在於(yu) ：通過會(hui) 講和辯論，促進了宋代理學心性論的發展，使得若幹心性哲學的範疇在意義(yi) 和相互關(guan) 係上更加明確。糾正了胡宏“性體(ti) 心用，已發為(wei) 心”的觀點，刺激和啟發朱熹提出“性體(ti) 情用，心統性情”的思想，這一思想成為(wei) 朱熹哲學的重要內(nei) 容和他心性之學的綱領。而張栻在放棄胡宏性體(ti) 心用之說的基礎上，先於(yu) 朱熹提出了“心主性情”的思想，這對朱熹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在辯論中，使得雙方都修正了胡宏“未發隻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先察識後涵養(yang) 的思想，最後認識到察識與(yu) 涵養(yang) 可以相兼並進，交相互助，強調平時的道德修養(yang) 與(yu) 臨(lin) 事按道德原則辦事是互相依賴、互相促進的。這對於(yu) 理學心性修養(yang) 論的豐(feng) 富與(yu) 完善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朱張會(hui) 講（資料圖）

通過“朱張會(hui) 講”得出的“心統性情”論，強調用人的理智之心來控製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使之不離社會(hui) 倫(lun) 理道德的規範，以維護社會(hui) 的穩定和長治久安，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在當代社會(hui) 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弘揚中華民族傳(chuan) 統美德，對於(yu) 社會(hui) 治理，具有重要的意義(yi) 。貪汙腐敗是國家之大害。治理腐敗，一是要依照法律、依靠製度，另是要依靠道德的力量。要建設當代法製社會(hui) ，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就必須變革傳(chuan) 統的人治觀念，把道德建設與(yu) 依法治國結合起來，而不是互相脫節和互相排斥。從(cong) 另一方麵講，法治也不能取代道德的作用。道德是教育人們(men) 從(cong) 內(nei) 心消除不好的念頭和犯罪的動機，是人們(men) 內(nei) 化於(yu) 心的一種自我約束力量。道德之倫(lun) 理約束與(yu) 法律之人身約束相比，其作用是不同的，也是不能被互相替代的。

即使在當今社會(hui) ，張栻和朱熹所提倡的道德自律和德治也有它的合理因素和存在價(jia) 值，可以防止一旦法律管束不嚴(yan) 或管束不到，而產(chan) 生違法犯罪的動機和行為(wei) 。所以在當前深入開展當代社會(hui) 倫(lun) 理道德建設的過程中，應將弘揚張栻和朱熹思想中的傳(chuan) 統美德，與(yu) 推進民主、依法治國結合起來，為(wei) 當今社會(hui) 文明的發展，提供新的啟示。尤其是上述“張朱會(hui) 講”中提出並論證的“心統性情”說，強調以人的理智之心來控製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使之按道德原則辦事，這不僅(jin) 對推動當時文化、教育以及理學自身的發展十分有益，而且對於(yu) 當代社會(hui) 的倫(lun) 理建設也有著積極的借鑒價(jia) 值和現實意義(yi) 。

鳳凰網國學頻道：有學者提出，嚴(yan) 格意義(yi) 上講，“朱張會(hui) 講”應該是“張朱會(hui) 講”。對此，您怎麽(me) 看？

蔡方鹿：我認為(wei) ，盡管人們(men) 經常講“朱張會(hui) 講”，但還原曆史的真實，應該是“張朱會(hui) 講”為(wei) 好。有兩(liang) 方麵原因：

一是從(cong) 形式上講，此次會(hui) 講是張栻為(wei) 主，朱熹為(wei) 客，是朱熹於(yu) 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專(zhuan) 程從(cong) 福建崇安出發，不遠千裏，來到（潭州）長沙拜訪張栻，向張栻請教學問，而張栻是施教者，比求教者朱熹更為(wei) 重要，所以張栻應放在朱熹之前。

二是從(cong) 內(nei) 容上講，張栻、朱熹二人會(hui) 講，主要討論了“未發與(yu) 已發”，“察識與(yu) 涵養(yang) ”等有關(guan) “中和之義(yi) ”的問題。在會(hui) 講中，張栻針對朱熹的提問，把他所理解的性為(wei) 未發，心為(wei) 已發的觀點以及先察識後涵養(yang) 的持論告訴朱熹。朱熹在和張栻的討論中，雖“三日夜而不能合”，但經過一番思索，最終還是接受了張栻的觀點。

可見，此次會(hui) 講從(cong) 思想內(nei) 容上看，是張栻影響了朱熹（盡管以後二人的思想都發生了變化），張栻思想比朱熹更重要。所以，應該把張栻放在朱熹之前。

鳳凰網國學頻道：能否請您談一談張栻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和貢獻？

蔡方鹿：在理學史上，張栻是與(yu) 朱熹齊名的著名理學家。張栻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主要表現在：

（1）在與(yu) 朱熹的“相與(yu) 博約”中發展了二程學說

朱熹作為(wei) 兩(liang) 宋理學的集大成者，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朱熹思想的成就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實與(yu) 張栻有密切關(guan) 係。張栻與(yu) 朱熹不僅(jin) 為(wei) 友，而且在學術上相互辯難、互相影響、相得益彰。兩(liang) 人在密切交往的十幾年中，對《中庸》的中和之義(yi) ，以及太極、心性、仁說、儒家經學等重大學術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在往返辯論和詰難釋疑中，兩(liang) 人互相啟發，彼此刺激，各自在考慮對方觀點的基礎上，修正並完善了自己的觀點，從(cong) 而發展了二程學說。對此，朱熹本人曾給予很高的評價(jia) 。《宋史·道學傳(chuan) 一》亦稱：“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yu) 博約又大進焉。”這是對張栻與(yu) 朱熹在相互博約中發展二程學說的肯定。（參見《一代學者宗師——張栻及其哲學》，蔡方鹿，巴蜀書(shu) 社，1991年，第194－195頁）

（2）確立了理學之湖湘學派

湖湘學派是宋代理學中的重要流派，這個(ge) 學派，由胡安國、胡宏開創，而張栻集大成。張栻在繼承師說的同時，對胡宏的思想有所修正和發展。黃宗羲指出：“南軒受教於(yu) 五峰（胡宏）之日淺，然自一聞五峰之說，即默體(ti) 實踐，孜孜無釋，……五峰之門，得南軒而有耀。”（《宋元學案·南軒學案》）胡宏開創的學派，得到張栻的發展，從(cong) 而奠定了湖南學的基礎。“湖南一派，在當時為(wei) 最盛。然大端發露，無從(cong) 容不迫氣象。自南軒出而與(yu) 考亭（朱熹）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裁之，歸於(yu) 平正。”（《宋元學案·南軒學案》）湖湘學派在當時為(wei) 最盛的一派，經過張栻的講學和與(yu) 朱熹的交流，“去短集長”，使得湖湘學派在理論上更加精致，也使張栻成為(wei) 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黃宗羲肯定了張栻之學出自胡宏，又超出胡宏的事實。他說：“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宋元學案·南軒學案》）張栻之所以繼承並發展了胡宏的思想，取得更高的理論成就，是因為(wei) 在與(yu) 朱熹的交往中修正了胡宏的某些觀點，使湖湘學派在理論上更加成熟。而湖湘學派與(yu) 巴蜀學術有著密切關(guan) 係，這為(wei) 朱子學在蜀地流傳(chuan) 創造了條件。

《宋元學案》（資料圖）  

（3）宣揚和表彰周敦頤在道統中的作用

張栻倡導儒家道統論，認為(wei) 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一脈相傳(chuan) 的儒家聖人之道在孟子之後失傳(chuan) ，使得學者無所依歸陷於(yu) 異端。惟有北宋周敦頤出，才繼不傳(chuan) 之絕學，把孔孟聖人之道發揚光大。二程兄弟又繼承周敦頤，把孔孟之旨推而極之。他說：“惟先生崛起於(yu) 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yu) 殘編斷簡之中，……孔孟之意，於(yu) 以複明。至於(yu) 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南軒集·南康軍(jun) 新立濂溪祠記》）周敦頤在北宋時社會(hui) 影響不大，也沒有受到朝廷的重用。張栻為(wei) 了宣揚周敦頤的理學，便極力表彰周敦頤，肯定他對理學理論建構的功績，認為(wei) 周敦頤以《太極圖說》為(wei) 代表的思想，是秦漢以來未曾達到的學術妙境。張栻對周敦頤宣揚和表彰，與(yu) 朱熹的思想和行為(wei) 極為(wei) 相似，通過張栻和朱熹的共同宣揚表彰，周敦頤的學術地位被抬高，擴大了理學的社會(hui) 影響。

（4）促進了宋代蜀學及四川理學的持續發展

張栻之學除盛行於(yu) 湖南一帶外，還回流四川，在蜀地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張栻講學於(yu) 湖湘，蜀人多從(cong) 之。不少蜀中學者從(cong) 學張栻後，又回到四川講學，傳(chuan) 播了張栻的理學思想。（參見拙著：《一代學者宗師——張栻及其哲學》，巴蜀書(shu) 社，1991年，第183頁）另一些四川學者則私淑張栻，以求南軒之學為(wei) 己任。在這個(ge) 過程中，也傳(chuan) 播和發展了張栻的思想，這就促進了宋代蜀地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全祖望指出，張栻的四川後學不亞(ya) 於(yu) 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說：“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範文叔、陳平甫傳(chuan) 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於(yu) 宣公之緒。”（《宋元學案·二江諸儒學案》）傳(chuan) 張栻理學於(yu) 四川的主要有張栻的蜀中門人宇文紹節、陳概、範仲黼等學者，以及張栻私淑弟子中的蜀籍學者虞剛簡、魏了翁等人。通過他們(men) ，把張栻在湖南創造的學問傳(chuan) 回了四川，溝通了湘蜀兩(liang) 地的學術聯係。（參見《宋代四川理學研究》，蔡方鹿，線裝書(shu) 局，2003年，第190頁）

此外，張栻著名弟子吳獵於(yu) 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入蜀任四川安撫製置使兼知成都府，在成都府學（今石室中學）西麵建“三先生祠堂”，以祠周敦頤、程顥、程頤三先生，並配祠朱熹、張栻。（參見《鶴山集·成都府學三先生祠堂記》）可知在南宋時四川就已把兩(liang) 宋周程朱張五大著名理學家作為(wei) 先賢供奉祭祀於(yu) 祠堂，並將其遺像設立其中，供學人瞻仰。發揮“其嗣往聖，開來學，潛輔治理，以建萬(wan) 世太平之源”（同上注）的教化作用。後來“南軒之教，遂大行於(yu) 蜀中”（黃宗羲：《宋元學案·兩(liang) 江諸儒學案》）。使包括張栻思想在內(nei) 的理學在宋寧宗嘉定年間廣泛流傳(chuan) 於(yu) 蜀，為(wei) 提高巴蜀的文化教育水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亦擴大了理學的影響。張栻對宋代蜀學的發展產(chan) 生了客觀影響，不僅(jin) 促進了宋代蜀學的發展，而且對整個(ge) 巴蜀文化和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而宋代蜀學和四川理學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整個(ge) 宋代理學發展的表現。

【蔡方鹿教授簡介】

1951年生於(yu) 四川眉山，現任四川師範大學傑出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zhuan) 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

其個(ge) 人著作主要有：《朱熹經學與(yu) 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修訂版，2003）、《朱熹與(yu) 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宋明理學心性論》（成都：巴蜀書(shu) 社，1997）、《儒學—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化》（韓國首爾：曙光出版社，1999）、《程顥程頤與(yu) 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一代學者宗師——張栻及其哲學》（成都：巴蜀書(shu) 社，1991）、《魏了翁評傳(chuan) 》（成都：巴蜀書(shu) 社，1993）、《華夏聖學——儒學與(yu) 中國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宋代四川理學研究》（北京：線裝書(shu) 局，2003）、《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等12部。

獨著《朱熹經學與(yu) 中國經學》、《中國經學與(yu) 宋明理學研究》先後兩(liang) 次獲四川省哲社優(you) 秀成果一等獎，另獲省部級二等獎3項、三等獎5項。《中國經學與(yu) 宋明理學研究》入選首屆《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成果文庫》，並於(yu) 2014年獲首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出版學術專(zhuan) 著20多部，在海內(nei) 外發表論文380餘(yu) 篇，其中在CSSCI期刊發表100餘(yu) 篇，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47篇。現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道統思想研究”首席專(zhuan) 家。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