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章學誠的“文史校讎”路徑及其得失

作者：傅榮賢

來源：原載於(yu) 《揚州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初四日丙子

         耶穌2018年12月10日

【提要】

章學誠“為(wei) 著作之林校讎得失”，以反思天下學術為(wei) 己任。他以戰國為(wei) 節點，將天下學術區隔為(wei) “三代盛時”之“源”和“三代而後”之“流”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區間，並判分了兩(liang) 者“合道”之“得”與(yu) “離道”之“失”的二重境界。就得失而言，“三代而後”的現實學術有必要回歸“三代盛時”的學術理想；而兩(liang) 者的源流性關(guan) 聯則提示了回歸的可能性。他的“文史校讎”之學，通過《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夫以及“皆史”之“六經”的個(ge) 案性示例指陳了具體(ti) 的回歸路徑，從(cong) 而也回應了關(guan) 乎“學術傳(chuan) 承與(yu) 創新”的一般理論、原則和方法等問題。

【正文】

章學誠深為(wei) 自許的“文史校讎”[1]之學，旨在“斟酌藝林”（《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53頁），“為(wei) 著作之林校讎得失”（《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17頁），具有明確的目的論指向。他“慨著作之衰”[2]，以近乎悲觀的情懷審度實然存在的現實學術。但章學誠堅信任何學術都不是自性的獨立存在，而是在學術史坐標中的關(guan) 聯性存在，通過揭示學術之“所本”，即可“甄疑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yu) 流裔而得大原”（《章學誠遺書(shu) 》，劉承幹序）。張爾田亦雲(yun) ：“為(wei) 先生之學者，則務矯世趨，群言殽列，必尋其原而遂之於(yu) 大道。”（《章學誠遺書(shu) 》，張爾田序）“得大原”“遂之於(yu) 大道”就能糾偏“著作之衰”。而抽象的“大原”“大道”存現於(yu) 他心向往之的“三代盛時”，因而需要厘清學術“源”和“流”的時間序列和關(guan) 係格局，亦即“提要挈綱”“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yu) 流裔”與(yu) “必尋其原”。總之，章學誠在“三代盛時”之“源”和“三代而後”之“流”的時間維度中“討論得失”，判分學術之“得”與(yu) “失”的不同氣象，從(cong) 而也勾勒了學術傳(chuan) 承與(yu) 創新的一般理論、原則和方法。

 學術的“得失”之別與(yu) 二分話語體(ti) 係的建構

“三代”是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黃金盛世，如何將當下的政教、學術回歸三代，是儒家知識分子的普遍訴求。“回向三代”也是章學誠久執不改的信念，但他對於(yu) “三代”的具體(ti) 時間所指有自己的看法。

一、以“戰國”為(wei) 時間節點的學術“得失”之別

《論語·衛靈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邢昺疏：“三代，夏、殷、周也。”其中的“周”實際上隻包括西周（前1046―前771）。秦漢以後，東(dong) 周（前770－前256）亦被納入“三代”的範疇，如《史記·孝武本紀》：“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裏地封周後為(wei) 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其中的“三代”即包括東(dong) 周。東(dong) 周又分為(wei) “春秋”（前770-前476）和“戰國”（前475-前256）。章學誠所指稱的“三代”是指夏、商、西周和東(dong) 周的春秋，他所謂“三代而後”是從(cong) 戰國（包括戰國）算起的。章學誠曰：“《本草》《素問》道術原本炎黃，曆三代以至春秋，守在官書(shu) 世氏，其間或存識記，或傳(chuan) 耳口，迭相受授，言不盡於(yu) 書(shu) 也。至戰國而官亡籍去，遂有醫家者流，取所受授而筆之於(yu) 書(shu) ，今所傳(chuan) 本是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397頁）這裏的“曆三代以至春秋”“至戰國”，正表明“戰國”是古今學術流變的樞紐。《詩教下》亦曰：“明於(yu) 戰國升降之體(ti) 勢，而後禮樂(le) 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浚流，兩(liang) 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塍別，官曲術業(ye) ，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93頁）

章學誠接受了傳(chuan) 統的“三代”概念，但以“戰國”為(wei) 轉捩的判分，與(yu) 傳(chuan) 統所指不盡相同。他說：“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yu) 道。”（《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1頁）以“戰國”為(wei) 斷限的時間選擇，旨在強調“三代盛時”之“源”和“三代而後”之“流”不僅(jin) 是客觀的時間區隔，更是寓含褒貶的價(jia) 值分殊。因此，他稱前者為(wei) “三代盛時”“三代鼎盛”“三代之隆”，具有天然的正當性；與(yu) 之適成對照，“周衰文弊”“衰周而後”等表述，也暗示了“三代而後”學術的非正當性。他說：“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zheng) 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zhuan) ，至戰國而後世之體(ti) 備，故論文於(yu) 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1頁）

二 從(cong) 學術的“得失”之別到二分話語體(ti) 係的建構

“三代盛時”之“源”與(yu) “三代而後”之“流”的時間判分，就是學術的得失之別——在本原階段，深契於(yu) “古人官師合一之道”；在流別階段，“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導致“支離而不合道”（《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3頁），從(cong) 而也廓清了理想學術之“得”與(yu) 現實學術之“失”的邊界。他說：“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為(wei) 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yu) 書(shu) ，書(shu) 守之官。天下之術業(ye) ，皆出於(yu) 官師之掌故，道藝於(yu) 此焉齊，德行於(yu) 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為(wei) 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師法者也。不為(wei) 官師職業(ye) 所存，是為(wei) 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yu) 職司，於(yu) 是官府章程，師儒習(xi) 業(ye) ，分而為(wei) 二，以致人自為(wei) 書(shu) ，家自為(wei) 說，蓋泛濫而出於(yu) 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shu) 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yu) 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3]

首先，“三代盛時”的學術之“得”。

①在學術主體(ti) 上，官師合一。官守即師承，“官”既是“師”（教、授）的主體(ti) 也是“徒”（學、受）的主體(ti) ，行政上的“官聯”和先後承繼，就是學術的授與(yu) 受、教與(yu) 學。因為(wei) 學術及其授受都是官守行為(wei) ，所以，“同文為(wei) 治”，私門無著述之事。章氏此論，頗存古意。從(cong) 字源本義(yi) 來看，《廣雅·釋詁》雲(yun) ：“師，官也。”《說文》曰：“官，吏事君也。從(cong) 宀，從(cong) 𠂤，𠂤猶眾(zhong) 也。此與(yu) 師同意。”《說文》又曰：“守，守官也。從(cong) 宀，官府也。從(cong) 寸，法度也。”

②在文本形態上，“法具於(yu) 書(shu) ，書(shu) 守之官”。但他更強調“相傳(chuan) 以口耳”“未嚐得見其書(shu) ”，即沒有形諸文字，而主要通過“官師合一”的口耳相傳(chuan) 。其雲(yun) ：“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chuan) 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嚐得見其書(shu) 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chuan) 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yu) 竹帛焉，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shu) 及四方之誌，與(yu) 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4頁）

③在學術特征上，“道藝於(yu) 此焉齊，德行於(yu) 此焉通”。形上之道與(yu) 形下之藝高度統一，道德和事功並無二致，體(ti) 現了“道器合一”的本質。

④在學術功能上，“文字”淵源於(yu) “治法”，直接為(wei) 行政運作服務，並奠基了學術的“經世致用”取向。其雲(yun) ：“政教典章人倫(lun) 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54頁）

⑤在文獻類型上，“六經皆屬掌故”，擁有“三代之盛”學術的所有特征。雖然“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shu) 及四方之誌，與(yu) 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但“衰周而後，官製不行，而書(shu) 籍散亡，千百之中存什一矣”（《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6頁），因此“六經”成為(wei) “三代之盛”學術典範的唯一見存。三代之“道”是由六藝承載的，故曰：“周衰文弊，六藝道息。”（《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1頁）

⑥在學術管理上，“《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師法者”。《周官》的官司分職，就是學術的自然分類，實際起到後世目錄管理圖書(shu) 的功能。相應地，“三代之盛”的學術，亦與(yu) 《周官》“六卿聯事之意”相鼓桴。

其次，“三代而後”的學術之“失”。

①在學術主體(ti) 上，“文字不隸於(yu) 職司”，導致“人自為(wei) 書(shu) ，家自為(wei) 說”，“師”（教、授）和“徒”（學、受）都趨於(yu) 民間化而與(yu) “官府章程”別為(wei) 二途。

②在文本形態上，“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白紙黑字的文本代替了“口耳”，學術成為(wei) 書(shu) 本化的學術，而由此形成的“著作之林”，正是章學誠反思的對象。

③在學術特征上，不複“三代盛時”“道藝於(yu) 此焉齊，德行於(yu) 此焉通”的法度。他說：“自官師既分，而教法不合於(yu) 一”；“道不著於(yu) 器物”（《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94頁）。

④在學術功能上，“泛濫而出於(yu) 百司掌故之外”，學術與(yu) “治法”分途，逸出了經世致用的軌轍。《原學中》曰：“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為(wei) 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chuan) ，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為(wei) 流別也。失為(wei) 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xi) 於(yu) 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76頁）

⑤在文獻類型上，“著述之事專(zhuan) ”，諸子等“非六經”的“著述一類”於(yu) 焉產(chan) 生。

⑥在學術管理上，“書(shu) 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yu) 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著錄部次之法”（即他所說的“校讎學”，實際主要指今天的目錄學[4]）代替《周官》管理天下圖書(shu) ，學術與(yu) “六卿聯事之意”漸行漸遠。

分屬於(yu) 兩(liang) 大象限的學術之“得”與(yu) “失”並非抽象的理論之辨，而是可以從(cong) 文本形態上的“口耳相傳(chuan) ”/“書(shu) 於(yu) 竹帛”、學術主體(ti) 上的“公”/“私”（官師合一/私門授受）、學術特征上的“道器合一”/“道器分離”、學術功能上的“經世致用”/“學術與(yu) 治法分途”、學術管理上的“《周官》六篇”/“後世著錄”（四部分類）、文獻類型上的“六經”/“非六經”、學術良莠上的“學貴專(zhuan) 家”/“學無專(zhuan) 門別識”等角度予以具體(ti) 理解和質實把握。總體(ti) 上，這些二分話語範疇具有全息性特征，時間維度上的“源”就是“三代之盛”，也是文本形態上的“口耳相傳(chuan) ”，學術主體(ti) 上的“公”，學術特征上的“道器合一”，學術功能上的“經世致用”，學術管理上的“《周官》六篇”體(ti) 係，文獻類型上的“六經”，學術良莠上的“學貴專(zhuan) 家”。歸屬於(yu) 同一象限的這些範疇，事實上形成了彼此“等於(yu) ”的關(guan) 係，從(cong) 其中的任何一個(ge) 範疇都可以推導出同一象限其他範疇的全部特征。例如，他的《言公上》重點討論“古人之言，期於(yu) 達意以明道，所以為(wei) 公，未嚐私據而為(wei) 己有”（《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03頁）；並從(cong) “公”/“私”之別，推導出文本形態上的“口耳相傳(chuan) ”/“書(shu) 於(yu) 竹帛”，學術特征上的“道器合一”/“道器分離”等等分屬於(yu) 兩(liang) 大象限的一係列區別。

通過二分話語體(ti) 係的建構，章學誠不僅(jin) 指明“三代盛時”和“三代而後”各自學術“得”與(yu) “失”的具體(ti) 所指，也揭示了“三代而後”學術回歸“三代盛時”的必要性。章學誠認為(wei) “三代而後”的學術“害義(yi) 而違道”（《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59頁）。他說：“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5頁）相反，“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514頁）。“學術當”與(yu) “風俗成”相得益彰，從(cong) 而賦予學術以政治社會(hui) 內(nei) 涵。學術的糾偏，就是政治取向和社會(hui) 風尚的救弊。而“宗師”三代理想，就可以“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41頁）。

顯然，章學誠並不關(guan) 注學術發生、發展的長程曆史及其潮起潮流落的每一個(ge) 主要細節，而是聚集於(yu) 以“戰國”為(wei) 節點的源流二分，認為(wei) 章學誠“從(cong) 學術史觀點來講學術”[5]；以及從(cong) “學術史”的角度定位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6]，皆有商榷餘(yu) 地。

從(cong) “得失”之別到“得失”關(guan) 聯

以戰國為(wei) 節點的二分體(ti) 係，在學術氣象上迥不相侔。但正像時間上的“三代而後”是“三代盛時”曆史發展的必然，“後世文字”亦與(yu) “三代盛時”的學術形成了先後承續的源流關(guan) 係。因此，“三代而後”之“失”的學術，既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臻致於(yu) “得”從(cong) 而回歸三代理想的可能性。

一“得”與(yu) “失”的時間性關(guan) 聯

學術之“失”是“三代而後”的必然產(chan) 物，與(yu) 學術之“得”的“三代盛時”具有時間上“流”與(yu) “源”的關(guan) 係，從(cong) 而意味著後世文辭“其初莫不有所本”。他說：“凡曲學支言，淫辭邪說，其初莫不有所本。著錄之家，見其體(ti) 分用異，而離析其部次，甚且拒絕而不使相通，則流遠而源不可尋，雖欲不泛濫而橫溢也，不可得矣。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夫謂之‘知其所’者，從(cong) 大道而溯其遠近離合之故也。不曰淫、詖、邪、遁之‘絕其途’，而曰淫、詖、邪、遁之‘知其所’者，蓋百家之言，亦大道之散落也。奉經典而臨(lin) 治之，則收百家之用；忘本源而厘析之，則失道體(ti) 之全。”（《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05-106頁）

後世學術都有“三代盛時”之“本”的淵源。《立言有本》以雜家、文集為(wei) 例指出：“古人著書(shu) 各有立言之宗。”他說：“子有雜家，雜於(yu) 眾(zhong) 不雜於(yu) 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雜也，雜於(yu) 體(ti) 不雜於(yu) 旨，集亦不異於(yu) 諸子也。故諸子雜家與(yu) 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章學誠遺書(shu) 》，第56頁）而“立言之宗”存乎三代源頭。所以，章學誠“希蹤古人”（《校讎通義(yi) 通解》，第20頁）。《言公下》曰：“昧者徒爭(zheng) 於(yu) 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29頁）他之迷戀“古人”“初意”，正是要追跡源頭之“宗旨”。例如，《詩教下》曰：“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yu) 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94頁）“賦家者流”雖然“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但“猶有諸子之遺意”的源頭可以追溯。

後世學術之“莫不有所本”，還可以從(cong) “非六經”與(yu) 源頭意義(yi) 上的“六經”關(guan) 聯性的角度予以認知。章學誠認為(wei)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yu) 六經”（《校讎通義(yi) 通解》，第2頁），都可以找到與(yu) “六經”的淵源性關(guan) 聯。他說：“後世之文並導源於(yu) 五經，特至戰國而其體(ti) 始備耳。”（《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6頁）他又認為(wei) ，“天下之文”出於(yu) “六經”或“五經”，實際上是出於(yu) 《春秋》、官禮、風詩。《立言有本》曰：“史學本於(yu) 《春秋》，專(zhuan) 家著述本於(yu) 官禮，辭章泛應本於(yu) 風詩，天下之文，盡於(yu) 是矣。”（《章學誠遺書(shu) 》，第56頁）《方誌立三書(shu) 議》亦曰：“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通古人之遺意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663頁）例如，“《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1頁）。《焦竑誤校漢誌》則曰：“製誥與(yu) 表章之類，當歸故事而附次尚書(shu) 。”又曰：“五行本之《尚書(shu) 》，而陰陽、蓍龜本之於(yu) 《周易》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71-73頁）顯然，孔子不隻屬於(yu) 儒家，“六經”高標獨秀，是所有其他“非六經”之“宗”“極”。他說：“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為(wei) 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未可以謂立儒道之極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53頁）因此，天下文獻可以劃分為(wei) “六經”以及淵源於(yu) “六經”的“非六經”，兩(liang) 者分屬於(yu) “三代盛時”之“得”與(yu) “三代而後”之“失”。

然而，“皆史”的“六經”具有作為(wei) 先王之“世跡”的經驗性以及作為(wei) “器”的形下特征，因而並不能直麵後世現實。他說：“夫儒之職業(ye) ，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因以得成一家之言，孟、荀諸子是也。若職官、故事、章程、法度，則當世之實跡，非一家之立言。”（《校讎通義(yi) 通解》，第88頁）一方麵，孟、荀諸子等旨在溝通“先王之道”的“傳(chuan) 記”類文獻對“六經”原典不厭其煩的反複闡釋，就是認可“六經”在價(jia) 值塑造上的地位，因而具有存在合理性，《博約下》所謂“守先待後之道”（《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95頁）。另一方麵，“後之學者”的職官、故事等反映“當世之實跡”的“非一家之言”，則可以使“六經”的內(nei) 容當下化。因此，“六經”隻為(wei) “非六經”提供範例，而不能取代“非六經”。他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yu) 心之謂，不必一定聖人道德之極至也；凡立言者，必於(yu) 學問先有所得，否則六經、三史，皆時文耳，況於(yu) 他乎!”（《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33頁）“六經”所固守的三代之“道”必須落實為(wei) 當下的現實價(jia) 值，“經之流變必入於(yu) 史”（《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693頁），“可使六藝不為(wei) 虛器”（《校讎通義(yi) 通解》，第8頁），從(cong) 而兌(dui) 現“六經”的精神價(jia) 值。例如，《書(shu) 教中》曰：“《逸周書(shu) 》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yu) 《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shu) 》者雜取以備經書(shu) 之旁證耳………《書(shu) 》無定體(ti) ，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cong) 而附合之，亦可明《書(shu) 》教之流別。”（《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46頁）即認為(wei) 《逸周書(shu) 》以及“《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中有關(guan) 《書(shu) 》的篇什，它們(men) 作為(wei) “非六經”具有“備旁證”、“明流別”的存在價(jia) 值。

因此，針對“不衷大道”的後世文獻，章學誠不是消極地“絕其途”，而是積極地“知其所”，即分析其“從(cong) 大道而溯其遠近離合之故”，從(cong) 而揭示其“大道之散落”的得失。就此而言，章學誠旨在論證：具有產(chan) 生合理的“非六經”如何具有存在合法性，從(cong) 而探討了在學術多元增長必然性的前提下如何有效地管理、控製和規範“三代而後”學術增長的問題，並確立了後世學術必須回歸三代“宗旨”的創新原則。

二《七略》/“六經”關(guan) 聯“得失”的示範價(jia) 值

“學術”被章學誠置於(yu) 曆史鏈條中，成為(wei) 一種“源”“流”關(guan) 聯的時間化存在。而《七略》/“六經”作為(wei) 學術管理模式和文獻類型，雖是“三代以後”的產(chan) 物但卻繼承了“三代盛時”的學術特征，因而既關(guan) 聯“三代盛時”又麵向“三代而後”，成為(wei) 學術傳(chuan) 承與(yu) 創新之機樞。

首先，關(guan) 於(yu) 《七略》。

章學誠說：“六典亡而為(wei) 《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為(wei) 四部，是師失其傳(chuan) 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5頁）他認為(wei) 校讎學大致經曆了“六典”（即“《周官》六篇”）、《七略》和“四部”（即“後世著錄之法”）三個(ge) 曆史階段。

“《周官》六篇”是“三代盛時”官守的產(chan) 物。章學誠曰：“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群書(shu) 之部次，不複別有著錄之法。”（《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頁）《周官》六篇的設官分職就是文獻的自然分類結構，代行文獻管理的職能。“（《周官》）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為(wei) 之部次”，因而也是“三代盛時”之“源”的反映。四部不依職官體(ti) 係而另行分類，直接對應於(yu) “三代而後”學術“無專(zhuan) 門別識”之“流”，而《七略》則是“《周官》六篇”到“四部”的過渡。一方麵，隨著“官失其守”，《周官》六典的職官分類體(ti) 係不能應對私門著述，於(yu) 是產(chan) 生了《七略》。但章學誠認為(wei) ：“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為(wei) 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為(wei) 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為(wei) 《七略》《別錄》之書(shu) 而已。”（《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4-137頁）《七略》雖“官失其守”，但“存六典識職之遺”，保存了“三代盛時”的旨趣。所以，章學誠曰：“向、歆所為(wei) 《七略》《別錄》者，其敘六藝百家，悉惟本於(yu) 古人官守，不盡為(wei) 藝林述文墨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648頁）又曰：“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4頁）後人可“由《七略》專(zhuan) 家而窺六典遺則”（《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8頁）。由此，六典/七略/四部的曆時性三分，被簡化為(wei) 七略/四部兩(liang) 大體(ti) 係，並分別反映了“三代盛時”“學貴專(zhuan) 家”從(cong) 而“得其宗旨”的淵源與(yu) “三代而後”“無專(zhuan) 門別識”從(cong) 而“失其宗旨”的流別兩(liang) 個(ge) 階段。

其次，關(guan) 於(yu) “六經”。

正如《七略》，六經“雖失官守”，但保留了“三代盛時”官守的本質。《經解上》曰：“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yu) 東(dong) 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yu) 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yu) 淪失也，於(yu) 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ti)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yu) 其徒，相與(yu) 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10頁）“生於(yu) 東(dong) 周”的孔子麵對“治教既分”的現實，形成了“書(shu) 於(yu) 竹帛”的“六經”，具有“私人”著述、“失官守”等典型屬於(yu) “三代而後”的學術特點。但孔子以存亡續絕為(wei) 己任，“體(ti)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因而“賴有師教”，秉承了“三代盛時”的學術氣象，所謂“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嚐著述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4頁）。孔子所“述”與(yu) “著”（或“作”）之別，表麵上有“相傳(chuan) 以口耳”和“書(shu) 於(yu) 竹帛”的不同，本質上則體(ti) 現了“官守師傳(chuan) 之道”與(yu) “失官守”的判分。章學誠又曰：“夫子未刪之《詩》《書(shu) 》，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chuan) 之學者矣。”（《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59頁）夫子“未刪”“未定”的“六藝”才是“三代盛時”的“先王之舊典”，孔子“論定”的“六經”，業(ye) 已著之“竹帛”，形成文本。但沒有孔子私人性質的“論定”，六藝的旨義(yi) 無以顯現（“不可以傳(chuan) 之學者”）；而孔子迫不得已的“論定”，又是基於(yu) “六藝”之“史”（先王之舊典）的意義(yi) 提取，保留了“未刪”“未定”六藝的精神實質，因而“存”了“三代盛時”共同的價(jia) 值規範。所以，“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4頁），作為(wei) 私人的孔子之“言禮”，亦必訪官方性質的“柱下之藏”，才能確證自身的合法性。就此而言，孔子肩負著文化傳(chuan) 承與(yu) 創新的雙重使命，他的“六經”作業(ye) 模式也成為(wei) 學術傳(chuan) 承與(yu) 創新的典則。

綜上，章學誠以孔子所修“六經”為(wei) 斷，區別“三代盛時”和“三代而後”的兩(liang) 個(ge) 學術象限，“六經”與(yu) 所有“後世文字”的“非六經”構成了二分體(ti) 係。劉《略》、班《誌》在校讎學史上的地位，就是“六藝”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七略/六經，都不是“官師合一”的源頭之“本”，但都“體(ti) 現”或“反映”了“官師合一”的價(jia) 值典範，因而成為(wei) 溝通兩(liang) 大學術象限的中介，並成為(wei) 衡鑒天下學術的思想工具。因此，正如“劉《略》、班《誌》乃千古著錄淵源”“今欲較正諸家著錄，當自劉《略》、班《誌》為(wei) 權輿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44頁）；章學誠認為(wei) ：“夫六藝為(wei) 文字之權輿”（《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00頁）；“六經之於(yu) 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56頁）。

“文史校讎”視域下的學術傳(chuan) 承與(yu) 創新路徑

在隻有兩(liang) 個(ge) 象限的學術史梳理中，章學誠確立了學術傳(chuan) 承和創新的基本原則：既追跡三代又麵向當下和未來。而《七略》/“六經”，既遵循“三代盛時”的曆史軌轍，又麵向“三代而後”學術的增長和擴容，保持了與(yu) 原有知識的一貫，並達到了新舊學術的動態平衡，因而也為(wei) 學術的繼承與(yu) 創新指明了陳規。學者唯有通過“存《七略》之遺法”和“貴約《六經》”，才能實現學術之守成與(yu) 開新的二元並重。

一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校讎學路徑

《和州誌藝文書(shu) 序例》認為(wei) ，“衰周”以後，隨著官典散佚、官學不存，《周官》六典也喪(sang) 失了管理私門學術的功能，“故不得已而裁為(wei) 《七略》爾”。但難能可貴的是，《七略》“其雲(yun) 蓋出古者某官之掌”，揭示諸子的官學淵源，這一校讎學努力使得“失其官守”的諸子，“其文雖連犿，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因而是“得”了諸子之“宗旨”的。更為(wei) 重要的是，《七略》在推源諸子的基礎上還“推類以治其餘(yu) ”，從(cong) 而為(wei) 管理所有“非六經”的後世學術指明了“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為(wei) 條貫，以溯其源”的方向。他說：“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校讎通義(yi) 通解》，第4頁）例如，“文集日繁，不列專(zhuan) 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為(wei) 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shu) ，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yu) 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yu) 不至焉，以為(wei) 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卮言無所附麗(li) ，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恒”（《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6-138頁）。文集仿諸子“推為(wei) 官守之流別”，即可回歸三代之“源”，從(cong) 而“卮言無所附麗(li) ，文集之弊可以稍歇”。顯然，校讎學不僅(jin) 是客觀主義(yi) 的書(shu) 目清單，而是具有改變學術客觀性的能動價(jia) 值。

章學誠認為(wei) ，分類是《七略》辨章流別的重要手段。如《戰國策》等國別之書(shu) ，《漢誌》“附著春秋，最為(wei) 知所原本”（《校讎通義(yi) 通解》，第61頁）；“《封禪群祀》入禮經，《太史公書(shu) 》入春秋，較之後世別立儀(yi) 注、正史專(zhuan) 門者，為(wei) 知本矣”（《校讎通義(yi) 通解》，第47頁）。但百密一疏，《七略》分類也有不足。例如，陰陽家有於(yu) 長《天下忠臣》，章學誠認為(wei) 應分入史部傳(chuan) 記類，考慮到《漢誌》不立史部，他據班注“傳(chuan) 天下忠臣”指出：“附於(yu) 春秋而別為(wei) 之說，猶愈於(yu) 攙入陰陽家言也。”又如，法家《申子》，他根據劉向《別錄》《荀子·解弊》《韓非子·定法》等文獻認為(wei) ：“是則申子為(wei) 名家者流，而《漢誌》部於(yu) 法家，失其旨矣。”（《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03-104頁）顯然，無論是對《七略》的認可抑或否定，都是以分類能不能“溯源”從(cong) 而“知本”或“得宗旨”為(wei) 原則的。除分類之外，章學誠還強調類序、互著和別裁等目錄學要素，認為(wei) 它們(men) 都是“溯源”從(cong) 而“知本”的“劉氏家法”。

《宗劉》篇曰：“《七略》之古法終不可複，而四部之體(ti) 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yi) ，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shu) 之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敘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yi) 焉。”（《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頁）四部體(ti) 係在不能墨守《七略》分類的情況下，應該通過“敘例”（序言）辨章流別。例如，“後世之儀(yi) 注當附禮經為(wei) 部次，《史記》當附春秋為(wei) 部次，縱使篇帙繁多，別出門類，亦當申明敘例，俾承學之士得考源流，庶幾無憾”（《校讎通義(yi) 通解》，第49頁）。在分類上，當儀(yi) 注不再附於(yu) 其所從(cong) 出的禮經、《史記》不再附於(yu) 其所從(cong) 出的春秋，就需要通過“申明敘例”以考源流。

關(guan) 於(yu) 互著，章學誠指出：“《漢誌》最重學術源流……此敘述著錄所以有關(guan) 於(yu) 明道之要，而非後世僅(jin) 計部目者之所及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47頁）例如，“《呂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yu) 春秋、尚書(shu) ……劉知幾譏其本非史書(shu) 而冒稱‘春秋’，失其旨矣”（《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11頁）。《呂氏春秋》一書(shu) 應分在“春秋”類而互見於(yu) “尚書(shu) ”類。再就別裁來說，他舉(ju) 例指出，“後世法律之書(shu) 甚多，不特蕭何所次《律令》而已。就諸子中掇取申韓議法家言，部於(yu) 首條，所謂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例以義(yi) 起，斟酌損益，惟用所宜。豈有讀著錄部次而不能考索學術源流者乎？”（《校讎通義(yi) 通解》，第53頁）即認為(wei) 應該掇取諸子中“申韓議法家言”，別裁於(yu) “法律”類之首。又如，《漢誌》天文類所著錄的圖書(shu) 都是“器”，章學誠欲補充“道”類書(shu) 籍“別裁”於(yu) 此，以構成“專(zhuan) 門部勒，自有經緯”（《校讎通義(yi) 通解》，第51頁）的類目。

顯然，追模《七略》並不在於(yu) 機械地固守其分類體(ti) 係，而在於(yu) “宗”劉氏《七略》討論流別的精髓，以期“救”失其宗旨的後世學術之“弊”。章學誠曰：“家法既專(zhuan) ，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yu) 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8頁）校讎學路徑的實質是：“三代而後”的“著錄部次之法”上溯《七略》從(cong) 而“得《周官》遺義(yi) ”，才能助益後世學術由源溯源，上達“官守之學”的三代“本旨”。

二“六經皆史”的文史路徑

如上所述，“六經”和“非六經”的天下文獻二分，分別對應於(yu) 理想的“三代盛時”之“源”和“得”以及現實的“三代而後”之“流”和“失”。章學誠認為(wei) ，作為(wei) “後世文字”的“非六經”通過追溯與(yu) “六經”的源流關(guan) 係和“貴約”其“旨”，即可上達“三代盛時”的理想。

第一，揭示“非六經”的“六經”淵源。

章學誠說：“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le) 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可以與(yu) 聞學《詩》學《禮》之訓矣。”（《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92-93頁）“後世之文集”作為(wei) “非六經”，因淵源於(yu) “六經”而本具有“三代盛時”之“宗旨”，揭明其源出於(yu) “六經”，即可“與(yu) 聞”六經“之訓”。《陳東(dong) 浦方伯詩序》曰：“嚐從(cong) 事於(yu) 校讎之業(ye) ，略辨詩教源流，謂六經教衰，諸子爭(zheng) 鳴，劉向條別其流有九。至諸子衰而為(wei) 文集，後世史官不能繼劉向條辨文集條別，故文集濫焉。”（《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545頁）後世諸子、文集（包括出於(yu) 《春秋》的經史子集之“史”）等所有的“非六經”都有發生學上的“六經”源頭，但在存在論上都未得“六經”本旨，因而“衰”相頻仍。因此，後世“非六經”都有推原於(yu) “六經”的可能。例如，“或曰：奭、衍之談天、《雕龍》，大道之破碎也。今曰其源出於(yu) 《大易》，豈不荒經而蔑古乎？答曰：此流別之義(yi) 也。官司失其典守，則私門之書(shu) ，推原古人憲典以定其離合；師儒失其傳(chuan) 授，則遊談之書(shu) ，推原前聖經傳(chuan) 以折其是非。”（《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00頁）章學誠認為(wei) 鄒奭、鄒衍二家在發生學上“源出於(yu) 《大易》”，本具“大道”之旨；“大道之破碎也”是實然存在的“流別之義(yi) ”。由此例證，他得出普遍性結論：“非六經”的“官司失其典守”之“私門之書(shu) ”通過“推原古人憲典以定其離合”；“師儒失其傳(chuan) 授”的“遊談之書(shu) ”通過“推原前聖經傳(chuan) 以折其是非”，即可“得其宗旨”。章學誠又雲(yun) ：“知文體(ti) 備於(yu) 戰國，而始可與(yu) 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yu) 六藝，而後可與(yu) 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yu) 《詩》教，而後可與(yu) 論六藝之文；可與(yu) 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yu) 離文而見道，可與(yu) 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yu) 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1頁）“後世之字”追跡其所從(cong) 出的“六經”源頭，即“可與(yu) 論”，並庶幾於(yu) “道”。

第二，“非六經”通過“貴約”六經之“旨”，建構兩(liang) 者學術精神的內(nei) 在關(guan) 聯。

章學誠說：“道備於(yu) 六經，義(yi) 蘊之匿於(yu) 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yu) 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62頁）“備於(yu) 六經”的“道”需要“章句訓詁”的“發明”；“事變之出於(yu) 後者，六經不能言”，需要“隨時撰述，以究大道”，“非六經”的後世學術有其產(chan) 生必然性。但“六經”凝聚了一種價(jia) 值認同，從(cong) 而超越了“世跡”的具體(ti) 性和“三代盛時”的時間有限性，可以為(wei) 後世提供思想範式。因此，“《詩》《書(shu) 》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即可為(wei) 效法”（《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72頁）。“非六經”之“流”的後世文獻，通過“貴約”和“效法”，即可上達“六經之旨”。

首先，“六經”以“世跡”的經驗事實為(wei) 基礎，又有基於(yu) “世跡”的意義(yi) 提取，從(cong) 而形成了“道器合一”的典範。

《經解中》曰：“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嚐離事而著理。”（《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20頁）六經都有史籍（先王典章）和事實來源，因此，“六經皆史”又稱為(wei) “皆器”、“皆政典”、“皆事跡”、“皆掌故”。《文史通義(yi) 》中的《易教》《書(shu) 教》《詩教》《禮教》諸篇，重點即在闡釋六經的“皆史”亦即“政典”的性質，從(cong) 而具體(ti) 地闡明了“即器明道”的問題，說明價(jia) 值觀本身無法憑空產(chan) 生，它隻能奠基在事實之上。正如張爾田指出：“苟無史焉，雖聖人無所麗(li) 其思，而一切道術，且將不立。”（《章學誠遺書(shu) 》，張爾田序）另一方麵，正如《言公上》指出：“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之事，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yi) 焉耳。載筆之士，有誌於(yu) 《春秋》之業(ye) ，固將惟義(yi) 之求，其事與(yu) 文，所以藉為(wei) 存義(yi) 之資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01頁）“六經”雖立基於(yu) “世跡”，但並非“世跡”的現象性重複或再現，而是超越了“世跡”的具體(ti) 性和時間化，重在對人生和社會(hui) 的道路確認。因此，“貴知其義(yi) ”的要求遠勝“僅(jin) 求事文之末”的要求。在孔子“述而不作”的客觀性中，既先天地蘊藏著主觀性，又強烈地彰顯了價(jia) 值性。由此生成的“六經”，不是單純以“求真”為(wei) 指向的觀察、記錄、分類、梳理，而是包含著事實性“求真”背後“求善”“求美”的主觀思考和價(jia) 值裁定。因此，“六經”示範了“義(yi) ”才是“立言之大者”。

以“道器合一”揆之，漢學“溺於(yu) 聲音、訓詁、文字，相習(xi) 成風”而不知“道”（《章學誠遺書(shu) 》，孫德謙序）；宋儒“以謂六經載道之書(shu) 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54頁），“似於(yu) 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yi) 理矣”（《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607頁），所謂之“道”沒有經驗性事實的根基，漢宋二學隻有“貴約”六經，才能臻致“道器合一”的應然理想。同樣，“才雄者健於(yu) 屬文”（《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8頁）的文辭，亦須以“合道”為(wei) 取向。章學誠曰：“學者，學於(yu) 道也。道混沌而難分，故須義(yi) 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難憑，故須名數以質之；道隱晦而難宣，故須文辭以達之：三者不可有偏廢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62頁）總之，“道器合一”的“六經”垂訓，要求義(yi) 理、名數（考據）、文辭三者合一，共同奔赴於(yu) 形上之“道”，才能上達六經“皆史”的境界。

其次，以“政教”為(wei) 內(nei) 容。

《經解上》認為(wei) ，“經”的本義(yi) 是“經綸”（《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29頁），強調其作為(wei) “政典”的經世致用內(nei) 涵。孔子通過文獻收集與(yu) 擇取、分類與(yu) 編排而生成的“六經”，始終以功事為(wei) 導向，最終形成了教化文本。“六經”因而也示範了“因器”而“明道”和“行道”的學術經世原則，其記事的真實性直接指向社會(hui) 的功用性，具有明顯的實踐維度。章學誠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yu) 心之謂，不必一定聖人道德之極至也；凡立言者，必於(yu) 學問先有所得，否則六經、三史，皆時文耳，況於(yu) 他乎!”（《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733頁）“凡立言者”必須效法“六經”，以“明道”為(wei) 指向，並兌(dui) 現為(wei) 當下的“行道”實踐。其雲(yun) :“要其一朝典製，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yu) 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yu) 《詩》、《書(shu) 》六藝之所垂。”（《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71-272頁）當下性的“一朝典製”“一時之治平”通過回溯到“古先聖王之道”“通於(yu) 《詩》《書(shu) 》六藝之所垂”，就能“得其仿佛”，回歸“三代盛時”的官學本旨，甚至方外之佛教亦不例外。章學誠說：“（佛教）所言與(yu) 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為(wei) 尤盛，反複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yu) 《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yi) 指，初不異於(yu) 聖人之言。其異於(yu) 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佛學“本原出於(yu) 《易》教”“初不異於(yu) 聖人之言”，但在流別意義(yi) 上，“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疏離了當初的“《易》教”之旨。因此，“令彼（佛教）所學，與(yu) 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yu) 人倫(lun) 之所日用，即聖人之道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3-24頁）。佛教“以象為(wei) 教”，即可上達“《易》教之本”，從(cong) 而兌(dui) 現“切入於(yu) 人倫(lun) 之所日用”的價(jia) 值。

綜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既界定了《七略》的本質，也為(wei) 後世“著錄部次之法”立則，後者仿效《七略》即可回歸“《周官》六篇”從(cong) 而能動性地促使後世學術回歸“即官守而存師法”的“三代盛時”學術理想；“六經皆史”則既界定了“六經”的本質，也“推其說施之於(yu) 一切立言之書(shu) ”，從(cong) “皆史”的高度規範後世學術，“非六經”通過“溯源”和“貴約”六經就可以回歸“皆史”的法度。正如張爾田所謂：“（章學誠）獨昌言六藝皆史之誼，又推其說施之於(yu) 一切立言之書(shu) ，而條其義(yi) 例，比於(yu) 子政辨章舊聞。”（《章學誠遺書(shu) 》，張爾田序）學術的傳(chuan) 承與(yu) 創新遂轉化為(wei) 如何汲取“六經”和《七略》智慧的問題，斯為(wei) 章氏“文史校讎”的本質所在。

章學誠“文史校讎”路徑的得失

章學誠根據“合道”與(yu) “離道”的境界之別，建構“三代盛時”和“三代而後”的二元學術坐標，並勾連兩(liang) 者的淵源性關(guan) 聯，從(cong) 而確認“三代而後”回向“三代盛時”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他念茲(zi) 在茲(zi) 的“文史校讎”之學，則提供了後世之“流”回歸三代之“源”的具體(ti) 方法論路徑。“自六藝以降訖於(yu) 近代作者之林”的天下學術，遂成為(wei) 沿襲“三代盛時”軌轍的演繹與(yu) 展開，它們(men) 表麵上繁蕪不一、類別黎然，但都“應該”且“可能”趨附於(yu) 共同的終極關(guan) 懷。由此，創新性與(yu) 繼承性相得益彰，有效地維持了整個(ge) 傳(chuan) 統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但是，章學誠建構的傳(chuan) 承與(yu) 創新模式亦存在明顯的不足。

首先，學術之“得”與(yu) “失”的宿命論預設。

章學誠以“戰國”為(wei) 節點，“明於(yu) 戰國升降之體(ti) 勢”的學術二元判分，預設學術理想獨存於(yu) 三代，後世學術則“衰相”頻仍，從(cong) 而也確認了兩(liang) 者的不平等。例如，“商鞅、韓非之法，未嚐不本聖人之法，而所以製而用者非也；鄧析、公孫龍之名，不得自外於(yu) 聖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92頁）。商鞅、韓非之法家和鄧析、公孫龍之名家，在源頭上本諸“聖人”，合乎“王官”之學的理想範型；在流別上，前者“所以製而用者非”，後者“所以持而辨者非”，都乖離了發生學上事理合一的原始氣象。這種二分論本質上是將學術價(jia) 值讓渡給“三代盛時”，後世學術則背負了必定和當然回歸三代的宿命。這樣，後世學術隻能“法先王”、以先王之是非為(wei) 是非，任何“創見”都必須在“周孔之道”或“祖宗成法”中確立最終依據，從(cong) 而既否認了變化著的社會(hui) 曆史語境才是學術發生、發展的前提；也否認了學術之得失應該是因應社會(hui) 發展語境的具體(ti) 判斷。

其次，以“六經”的“皆史”屬性界定學術的理想之所指。

“明道”是章學誠學術研究的終極追求。《言公中》說：“立言之士，將有誌於(yu) 道。”並致慨：“安得知言之士，而與(yu) 之勉進於(yu) 道哉？”（《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15頁）“道”雖是形上本體(ti) ，但並不孤懸翩渺，而是通過換算為(wei) “六經”之“皆史”的若幹可質實把握的範疇，成為(wei) 言詮的對象，並為(wei) 後世“不宗大道”的學術指明了回歸三代的具體(ti) 方向。

第一，章學誠強調“道”承載於(yu) “六經”，“六經”是三代理想的唯一見存，“非六經”隻有趨附“六經”才能獲得合法性。這就導致了“非六經”的六經化，後世學術的增長與(yu) 擴容，甚至隻能在“經”的名義(yi) 下進行。例如，段玉裁說：“愚謂當廣之為(wei) 二十一經。禮益以《大戴禮》，《春秋》益以《國語》、《史記》、《漢書(shu) 》、《資治通鑒》，《周禮》六藝之書(shu) 、數，《爾雅》未足當之也，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以益之。”[7]在段氏看來，新興(xing) 知識門類隻有納入“經”的範疇才是值得探討的。在這一意義(yi) 上，“漢以後神州之學術，在乎儒者之一家而已。儒者之學術，其大者在乎六經而已”[8]。這也可以很好地解釋，乾嘉學派的學術創新隻能圍繞經典而展開；甚至近代引入的西方學術都要找到與(yu) “六經”的關(guan) 聯才能獲得合法性。並且，“六經”作為(wei) 六種文本，意味著學術主要是文本化的學術，直接麵向自然的實踐型知識是難以納入學術視野的。

第二，“非六經”的六經化，主要以“溯源”和“貴約”六經為(wei) 路徑。《博約下》曰：“然六經大義(yi) ，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94頁）而“六經”以“道器合一”示範天下，因而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都無以獲得獨立展開與(yu) 精進。《原學下》曰：“學博者長於(yu) 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績？而騖於(yu) 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yu) 屬文，豈非道體(ti) 之發揮？而擅於(yu) 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yi) 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yi) 理虛懸而無薄，則義(yi) 理亦無當於(yu) 道矣。”（《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80頁）義(yi) 理、名數、文辭分別指向思想內(nei) 容、史實基礎和文字表達，三者“所致為(wei) 道之一端”，隻有相輔相成、相資相濟，才能歸趣於(yu) “道”。

然而，學、文、義(yi) 雖密切相關(guan) ，但並非一一對應或簡單的因果關(guan) 聯，機械地要求三者相統一，事實上否認了三者分化為(wei) 獨立性知識門類的可能。一方麵，價(jia) 值內(nei) 涵必須“即器明道”、以事實為(wei) 據，《四書(shu) 》以及宋明理學等脫離事實的價(jia) 值性知識遂不具備獨立的品格，無法獲得超越現實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麵，要求學術必須固守價(jia) 值內(nei) 涵，“求真”必須以求善，學術勢必難以在事實層麵上獨立展開。不僅(jin) 如此，章學誠強調“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yu) 形貌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94頁），文章必須以“意指”為(wei) 本，才能免致墮落為(wei) 形下之技藝。這樣，怡情養(yang) 性意義(yi) 上的“文”（文辭）就失去了獨立意義(yi) 。他所謂“子史衰而文集之體(ti) 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xing) ”（《文史通義(yi) 校注》，第72頁），即明顯“帶有貶抑後世的文人文學的傾(qing) 向”[9]。

第三，“六經”的“道器合一”最終“合”於(yu) “治法”之“一”，從(cong) 而也貞定了經世致用的學術取向。他說：“政教典章人倫(lun) 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54頁）當經世的有效性成為(wei) 學術反省的唯一維度，與(yu) 經世有效性存在隔膜的純粹理論知識便不受重視。並且，當學術自限於(yu) 社會(hui) 政治需求，必然導致“治人”之學高於(yu) “治物”之學，旨在“改造外部世界”的自然知識也在輕賤之列。此外，“治法”取向還確立了“言公”宗旨。章學誠曰：“古人之言，所以為(wei) 公也，未嚐矜於(yu) 文辭，而私據為(wei) 己有也。誌期於(yu) 道，言以明誌，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yu) 天下，而誌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wei) 我有也。”（《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199頁）個(ge) 人的學術創見必須回歸於(yu) 社會(hui) 效用的公度性。進一步，章學誠認為(wei) ，“古人之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yu) 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為(wei) 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為(wei) 之輔，其立言也，不歇腳然哉”（《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214頁）？即存在一個(ge) 人我同然、古今一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抽象之“道”，不因任何個(ge) 體(ti) 差異和時空變遷而有所改變，從(cong) 而事實上束縛了學術在深度和廣度上的任何“突破”。

再次，校讎之學成為(wei)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溯源之學，並以“大道”為(wei) 旨歸。他說：“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yu) 大道，（《莊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視為(wei) 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專(zhuan) 門，書(shu) 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秘方，猶有師傳(chuan) 不失之道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40頁）章學誠不懈陳辭：“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yu) 大道，此本旨也”（《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39頁）；“然則古人著書(shu) ，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辨諸家學術源流”（《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08頁）。一方麵，他過分強調了學術的時間性關(guan) 聯，而沒有認識到學術因應社會(hui) 發展的可能性突變導致的源流不明，上引《易教下》所謂“（佛教）本原出於(yu) 《易》教也”就是典型不顧事實的“溯源”。又如，他認為(wei)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chuan) ，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校讎通義(yi) 通解》，第8頁），即認為(wei) 顏師古《匡謬正俗》、邱光庭《兼明書(shu) 》應追源於(yu) 名家。《補校漢藝文誌》認為(wei) ，“乃後世目錄之鼻祖”的《別錄》《七略》應“附於(yu) 諸子名家之末”（《校讎通義(yi) 通解》，第55頁）；《和州誌·藝文書(shu) 》認為(wei) 《韓文年譜》《陶詩考異》亦應隸屬於(yu) 名家。這種邏輯混亂(luan) ，直接源自章學誠“必溯其源”、默認後世學術一定具有“三代盛時”官守之“源”的認知。事實上，學術固然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但也有自身發展的邏輯。另一方麵，以“道”為(wei) 校讎學的最終歸趣，目錄學自身的學科建設沒有得到重視。例如，沒有認識到目錄學的檢索功能。杜定友正是基於(yu) 傳(chuan) 統目錄學重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及其形而上的本體(ti) 之“道”的追求，而痛陳“中國無目錄學”[10]和“中國無分類法”（《校讎新義(yi) 》(上)，第12頁）的。

注釋：

[1]章學誠自稱：“學誠從(cong) 事於(yu) 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上辛楣宮詹書(shu) 》，章學誠著，倉(cang) 修良編注《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頁。)；“惟文史校讎二事，鄙人頗涉藩籬，以謂向、歆以後，校讎絕學失傳(chuan) ，區區略有窺測”“鄙人所業(ye) ，文史校讎，文史之爭(zheng) 義(yi) 例，校讎之辨源流，與(yu) 執事所為(wei) 考核疏證之文，途轍雖異，作用頗同。”(《與(yu) 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文史通義(yi) 新編新注》，第393、398頁。)

[2]章學誠《章學誠遺書(shu) 》，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孫德謙序。

[3]《校讎通義(yi) 通解》，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頁。

[4]王重民認為(wei) ，章學誠所謂“校讎學”，主要是指目錄學，參見《序言》，《校讎通義(yi) 通解》，第1-13頁。

[5]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三聯書(shu) 店2000年版，第253頁。

[6]呂紹虞認為(wei) ，章學誠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由校讎目錄之學，進而為(wei) 學術史底探討了”。（呂紹虞《校讎目錄學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頁。）

[7]段玉裁《段玉裁遺書(shu) 》，《經韻樓集》卷9《十經齋記》，台北大化書(shu) 局 1977年版，下冊(ce) ，第1046頁。

[8]鄧實《國學通論》，《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三號“社說”，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日。

[9]錢誌熙：《論章學誠在文學史學上的貢獻》，《文學遺產(chan) 》，2011

年第1期。

[10]杜定友《校讎新義(yi) 》，上海書(shu) 店1991年版，下冊(ce) ，第15頁。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