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治理策略與(yu) 法律思想

作者：餘(yu) 釗飛（杭州師範大學法治中國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人民法院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廿五日戊戌

         耶穌2018年11月2日

王陽明（1472年—1528年），字伯安，浙江餘(yu) 姚人；曾隱居浙江紹興(xing) 陽明洞，又曾創辦陽明書(shu) 院從(cong) 事學術研究與(yu) 講學，自號陽明子，故世稱陽明先生。他是明中葉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思想家、軍(jun) 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學說，且能統軍(jun) 征戰，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其學說世稱“陽明學”，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都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他官至南京兵部尚書(shu) 、南京都察院左都禦史，因平定宸濠之亂(luan) 等軍(jun) 功而被封為(wei) 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諡文成，故後人又稱王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書(shu) 》。王陽明的法律思想不僅(jin) 通過其著述，還通過其一係列的政治措施得以表現出來。王陽明的哲學就其直接意義(yi) 來說是對朱熹哲學的反響，他倡導的“心學”是在明中期封建統治極度腐敗、程朱理學逐漸僵化的情況下出現的思想運動，具有時代意義(yi) 。同時，它也是自北宋以來理學揚棄佛道不斷發展的結果，在整個(ge) 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王陽明富有創造精神，他的哲學一脫當時程朱學派的經院習(xi) 氣，具有一種勇往直前的氣概，充滿了活力。

創立心學以致良知

王陽明所創心學，是儒學的一門學派，最早可追溯自孟子，是由王陽明發展起來的儒家學說。王陽明繼承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他認為(wei) 朱熹要求人們(men) 絕對服從(cong) 抽象的“天理”是沒有道理的，不符合現實社會(hui) 的客觀實際。他認為(wei) “天理”就在每個(ge) 人的心中，要求人們(men) “知行合一”，通過提高自己內(nei) 心的修養(yang) 和知識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欲與(yu) 雜念，從(cong) 而達到社會(hui) 的和諧運行，即所謂的“致良知”；教化人們(men) ，應將道德倫(lun) 理融入到人們(men) 的日常行為(wei) 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賊”。此外，王陽明主張“致良知”，認為(wei) 隻有療救人心，才能拯救社會(hui) ，隻有每個(ge) 人去掉內(nei) 心世界的“惡欲”和“私欲”，才能解決(jue) 現實社會(hui) 問題。王陽明的“心學”肯定了每個(ge) 人的感性認識，更貼近現實生活，所以在明中後期產(chan) 生了重大的社會(hui) 影響力。“人欲”戰勝“天理”，是明代中期以後商品和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王陽明“心學”一出，學子蟻聚，風氣大開，它迅速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上的又一種主流思想。

重視鄉(xiang) 約推進十家牌法

傳(chuan) 統的中國社會(hui) 是靠郡縣製來治理的，這一治理的最基層單位是縣，在縣以下沒有政府派出機構。清朝以前，在縣以下的民間社會(hui) 中，實際上實行著一種鄉(xiang) 裏製度。這是一種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宗族製、家長製相聯係的由政府控製的民間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在秦漢以前叫什伍之法，從(cong) 漢到隋唐稱鄉(xiang) 裏之製，宋以後改為(wei) 保甲製度。明代中期以後，王陽明創造了“十家牌法”，規定十分細密，使保甲製度逐漸走向成熟和完善。十家牌法規定每十家為(wei) 一牌，牌上注明各家的丁口、籍貫、職業(ye) ，輪流巡查。如一家隱匿盜賊，其餘(yu) 九家連坐。如有人口變動，需向官府申報，不然被認定為(wei) “黑戶”。具體(ti) 規定：“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麵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幹，必查某丁為(wei) 某官吏、或生員、或當差役，習(xi) 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ce) 一本，留縣以備查收。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ce) 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指諸掌。”

王陽明堅持治民的根本方法在於(yu) 教化：“徒事刑趨勢破，是謂以火救火，何益於(yu) 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因此，他在平“亂(luan) ”的同時建立了保甲製度，並領導訂立了“鄉(xiang) 約”，欲從(cong) 實踐上以行政措施來推行教化。王陽明在組織保甲製度的同時，還創立了鄉(xiang) 約組織，設約長、約副、約正、約史、約讚等。鄉(xiang) 約組織的活動宗旨為(wei) ：“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xiang) 裏，死喪(sang) 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誡，息訟罷爭(zheng) ，講信修睦，務為(wei) 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王守仁極力推行的“鄉(xiang) 約”製度，即在一個(ge) 鄉(xiang) 約中通過“一長三薄一會(hui) ”強化道德規範的教化作用：一長，即推選“年高有德為(wei) 眾(zhong) 所敬者為(wei) 約長”。三薄，即設立一薄記“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為(wei) ”；另設立“彰善”薄，以表彰好人好事；設立“糾過”薄，以批評壞人壞事。一會(hui) ，即定期舉(ju) 行由全鄉(xiang) 人參加的“全約大會(hui) ”，在會(hui) 場設“告諭牌”和“香案”，又“設彰善位於(yu) 堂上”，“設糾惡位於(yu) 階下”，以表彰好人好事，勸善戒惡，息訟罷爭(zheng) ，借此使為(wei) 善者繼續為(wei) 善，為(wei) 惡者改邪歸正，以達到“正風俗”的目的。王陽明多次發布《告諭》，要求“每家給與(yu) 一通，其鄉(xiang) 村山落，亦照屯堡裏甲分散”，並讓各地廣泛宣傳(chuan) 《告諭》。《告諭》的內(nei) 容主要有四個(ge) 方麵：第一，節儉(jian) 辦喪(sang) 事，不得用鼓樂(le) 、辦佛事；第二，有病不求巫；第三，婚事從(cong) 儉(jian) ，不得大宴賓客、酒食連朝；第四，“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hui) ，百千成群”。通過這些政策的實施，使得朝廷的基層社會(hui) 治理能力得到明顯提升。

主張因地製宜和申明賞罰

第一，王陽明特別強調在立法時應考慮時代的特殊性與(yu) 地域的差異性。他認為(wei) 法律的製定“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用舟航”，即應根據當地的具體(ti) 情況區別對待。王陽明認為(wei) 應當“因地勢之便，從(cong) 民心之欲”，即應考慮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尊重當地居民的風俗習(xi) 慣，不能拘泥於(yu) 轄區的界限，也不能用行政手段簡單地硬性規定。針對苗疆等少數民族叛亂(luan) 不斷的現象，王陽明主張因地製宜，實施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製度。他認為(wei) ：“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瑤童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縣不可，又況常設重臣駐紮其地。”因此，他主張立法應“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這一主張集中表現了王陽明因地製宜的立法思想。

第二，王陽明非常重視賞罰對於(yu) 國家治理的作用：“賞罰，國之大典。”他認為(wei) 如果能恰當地運用賞罰，“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賞刑的目的是使“善者益知有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有所懲，則向善者益多”。在德與(yu) 刑的關(guan) 係問題上，王陽明並未著重論述誰主誰輔或誰先誰後，而是著重論述了它們(men) 各自的作用。他認為(wei) 治理國家首先要有一個(ge) 良好的社會(hui) 風尚：“天下之患，莫大於(yu) 風俗之頹靡”，而“古之善治者，未嚐不以風俗為(wei) 首務”。

第三，王陽明主張執法的合理性。對於(yu) 執法，他認為(wei) 由於(yu) “地理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應靈活掌握“詞訟差遙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cong) 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xing) 革者興(xing) 革，務在畜眾(zhong) 安民，不必牽製文法”。他主張在司法活動中應“情法交申”，針對不同情況區別對待。他認為(wei) 對屬於(yu) 同一罪名的不同犯罪行為(wei) ，“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尚亦不能無等”。

王陽明所處的時代是明朝中期最為(wei) 腐敗的正德時期，皇帝昏庸無能，宦官專(zhuan) 權，農(nong) 民起義(yi) 不斷，社會(hui) 動蕩，賢良受害。王陽明“心學”一出，學子雲(yun) 聚，風氣大開，“心學”思想開始成為(wei) 社會(hui) 主流思想。縱觀王陽明的一生，他作為(wei) 軍(jun) 事家和政治家，立下不世之功，彪炳史冊(ce) ；作為(wei) 思想家，開創儒學新天地，成為(wei) 一代“心學”宗師。正如梁啟超先生對王陽明的評價(jia) ：“他在近代學術界中，極其偉(wei) 大，軍(jun) 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勳業(ye) 。”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