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越光著《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出版暨陳方正序及自序

書(shu) 名：《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

作者：陳越光

出版社：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

出版時間：2018年08月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根據曆史資料追溯了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創院經過及創院人物，詳細介紹了中國文化書(shu) 院在八十年代“文化熱”中所處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以及所經曆的內(nei) 部分裂和動蕩。其中許多事件為(wei) 首次公布，如《梁漱溟全集》的編輯過程，我國*本《中國文化研究年鑒》的組織編撰與(yu) 出版；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張岱年、季羨林、湯一介、龐樸等先生如何參與(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創建以及他們(men) 在文化書(shu) 院的角色和作用，甚至在內(nei) 部分裂時的態度；梁從(cong) 誡先生是如何離開體(ti) 製和學術界的……對於(yu) 如何界定八十年代，如何分析當時“文化熱”的形成和走向，如何看待當時民間文化團體(ti) 與(yu) 社會(hui) 改革等問題，作者也提出了獨到看法。本書(shu) 史料翔實，注釋多達五百餘(yu) 條，書(shu) 後附有五個(ge) 曆史文件的附錄，並配以六十六幅曆史照片。

【作者簡介】

陳越光，浙江人，中國文化書(shu) 院副院長，兼任北京師範大學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長，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副理事長，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yu) 人文高研院高級研究員，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wei) 轟動一時的“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和雜誌的副主編，並出任《中國婦女》雜誌社編委兼總編室主任、《中國殘疾人》雜誌創刊主編。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曆任《中國農(nong) 民》雜誌社總編輯、《中國市場經濟報》總編輯、《東(dong) 方》雜誌編委會(hui) 主任、《科技中國》雜誌主編等職。

【序言】

從(cong) 一個(ge) “老朋友”的角度看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根源、成敗與(yu) 未來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

八十年代是中國民間文化運動風起雲(yun) 湧的時代，我在1986年到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正好碰上那股文化熱，因此順理成章，在1985年認識湯一介先生，1987年認識金觀濤和劉青峰，1988年認識陳越光，此後經常參加中國文化書(shu) 院與(yu) “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的各種活動，很快就和這兩(liang) 個(ge) 團體(ti) 的朋友相熟。歲月如流，這已經是三十一年前舊事，再也想不到，如今也是越光兄奮筆為(wei) 書(shu) 院編史，又命我為(wei) 此書(shu) 作序的時候了。

用作者的話來說，此書(shu) 是以書(shu) 院所保存大量源文件為(wei) 基礎，所以它有三個(ge) 特點，即著重原始數據、當時實事，以及書(shu) 院內(nei) 部事務，相對而言，也就是它將當事人的記憶、對事件的詮釋和評論，以及書(shu) 院的外部影響和關(guan) 係等等，都放到次要位置。但這樣一來，我這篇序就下筆維艱了。原因很簡單：我之於(yu) 書(shu) 院，隻是個(ge) 經常參加活動的熟朋友，在八十年代連類似於(yu) “客卿”的“導師”都算不上，因此對書(shu) 院內(nei) 部，幾乎是一無所知，僅(jin) 有的一點了解，都是得之於(yu) 個(ge) 人記憶，以及從(cong) 外部，從(cong) 大處觀察，而幾乎沒有來自內(nei) 部的經驗。因此，對此書(shu) 大部分內(nei) 容我都感到很新鮮，甚或可以說是很陌生，聞所未聞。那麽(me) ，撫鍵躊躇，難以為(wei) 辭，也就很自然了。不過，以我和湯公、越光兄的數十年相交、相知，自然也不敢推辭。

作為(wei) 書(shu) 院的老朋友，我所要講的，大抵是從(cong) 它的根源、成敗關(guan) 鍵，以及未來這三個(ge) 不同方麵著眼。從(cong) 根源上看，在八十年代最活躍，影響力最大的三個(ge) 民間文化團體(ti) 中，“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所樹立的旗幟是科學，“文化：中國與(yu) 世界”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所標榜的是西方哲理，而中國文化書(shu) 院則顧名思義(yi) ，以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依歸。當然，這是個(ge) 籠統說法，準確一點，應該說書(shu) 院實際上是起到了接續和發揚“五四”以來中國學術傳(chuan) 統的功能——因為(wei) 它匯聚了多位出現於(yu) 20-40年代，其後噤聲數十年的高齡學者，如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張岱年、侯仁之、金克木等，為(wei) 他們(men) 提供了全國性講壇（書(shu) 中所謂“把講台還給了它的主人”）和出版渠道，使得他們(men) 能夠再度發揮獨立學術功能；而且，和他們(men) 同時湧現的，還有一大批等待已久，渴望能夠初試啼聲的中青年學者。這可以說是用最傳(chuan) 統，因此也最容易引起社會(hui) 共鳴的方式，來喚醒沉睡中的中國文化。

但倘若認為(wei) 中國文化書(shu) 院隻不過是恢複了文人結社講論的風氣，也就是在新環境中令傳(chuan) 統書(shu) 院複活，那就未免把它看得太輕易，太簡單了。越光兄這本書(shu) 院曆史的最大貢獻，就是為(wei) 下列問題提供了清楚和具體(ti) 答案：書(shu) 院到底做過些什麽(me) 事情？它當年的影響力和動員能力到底有多大？這些能力從(cong) 何而來？

從(cong) 本書(shu) 所提供的大量資料，我們(men) 可以做個(ge) 粗略統計。在1985-1990五年間，書(shu) 院在學術交流方麵，最少主辦了八個(ge) 大大小小的學術研討會(hui) ，大部分是國際性質的。在教育方麵，它最少開辦了五個(ge) 文化講習(xi) 班（其中“高級研究班”辦了三屆），學員數目從(cong) 一兩(liang) 百以至七百不等；兩(liang) 個(ge) 業(ye) 務培訓班，學員達五六千之譜；和一個(ge) 為(wei) 期兩(liang) 年的比較文化函授課程，學員達到一萬(wan) 三千多人。在學術傳(chuan) 播方麵，它最少出版了五百多萬(wan) 字的八卷本《梁漱溟全集》；百餘(yu) 萬(wan) 字的《中國文化年鑒(1989年)》；為(wei) 研究班和培訓課程所編寫(xie) 的十幾種教材和數十期《中國文化書(shu) 院學報》、《中外比較文化研究資料》、《中國學導刊》等刊物；此外，還有多種新撰或者重刊的學術專(zhuan) 著。對一個(ge) 民間學術團體(ti) 而言，這可謂極其驚人的活動量了！在背後支撐它的，是大量學費與(yu) 出版收益：例如，在書(shu) 院最活躍的1987年，它的年度收入竟達300餘(yu) 萬(wan) 元（結餘(yu) 134萬(wan) 元），那在八十年代是個(ge) 駭人數字。據作者回憶，它已經相當於(yu) 一個(ge) 建製內(nei) 中型雜誌社年度預算的四五倍了。

書(shu) 院為(wei) 什麽(me) 能夠從(cong) 社會(hui) 上吸取如此巨額資源？大眾(zhong) 對於(yu) 文化的渴望，以及它那五六十位代表文化界精英的導師群體(ti) ，自然是決(jue) 定性因素，但能夠將這兩(liang) 者磨合在一起，使得後者充分發揮其力量的，則是個(ge) 相當強有力的組織，那包括一個(ge) 四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和一套嚴(yan) 格的人事與(yu) 財務管理製度。令人惋惜的是，這個(ge) 組織的運營者雖然雄才大略，然而，出於(yu) 學養(yang) 和氣質上的局限，以及個(ge) 人私心，他卻在時局最艱危的關(guan) 頭與(yu) 書(shu) 院領導層決(jue) 裂，由是使得書(shu) 院受到政治變化和內(nei) 部衝(chong) 突的雙重打擊，其後雖然不至於(yu) 一蹶不振，但也難以恢複以前的活力了。然而，陳越光兄不甘任其精魄風飄雲(yun) 散，以近乎白頭宮女的心情，為(wei) 它整理塵封舊檔，樹碑立傳(chuan) ，由是有本書(shu) 之作，以期對後來者有所啟迪。

如今為(wei) 書(shu) 院樹立大旗的前輩如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張岱年等墓木已拱，創建時期的中堅人物如湯一介、龐樸等也先後凋零。倘若這就是結局，那誠然令人無限悵惘。不過，也不得不承認，它是有某種必然性的。但那和大師遠去，後繼無人沒有關(guan) 係。學無止境，大師之後，自然還應該有下一輩、下一代大師，倘若實際上竟然沒有，那是這一輩、這一代人不爭(zheng) 氣而已，不能夠謂之“必然”。真正根本和重要的變化是，三十年一晃過去，高等教育體(ti) 製大幅擴展，學術氛圍滄海桑田，各種知識、文化傳(chuan) 播渠道更是無孔不入。因此，當日如饑似渴追求文化滋潤的群體(ti) 已經消失殆盡，最少也是在迅速減退中。這個(ge) 時代性的巨變是不可遏止，也無從(cong) 逆轉的。它注定了文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自由結合隻能夠以交誼、雅聚小團體(ti) 的方式存在，而再不可能如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那樣，轟轟烈烈地發展成為(wei) 立足於(yu) 社會(hui) 整體(ti) ，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事業(ye) 。對此我們(men) 不必“悵望千秋一灑淚”，但必須承認，今昔之間的確是“蕭條異代不同時”了。因此，越光兄在這個(ge) 時候為(wei) 書(shu) 院編撰這本曆史，是很恰當的——不僅(jin) 如此，我們(men) 更熱切期望，他能夠再接再厲，為(wei) 整個(ge) 八十年代的民間文化運動，描繪出更全麵和詳細的畫圖來。是為(wei) 序。

丙申除夕於(yu) 用廬

【自序】 

《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自序

一

對於(yu) 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褒貶揚抑截然不同。二十世紀剛過去不久，我們(men) 在時間上還沒有足夠的觀察距離，但無論如何評價(jia) ，二十世紀中國曆史中的一些曆史事件或曰曆史時期會(hui) 對後來的曆史發生長遠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它們(men) 依次為(wei) ：辛亥革命、五四、抗戰、新中國成立、文革、八十年代（改革）。辛亥革命終結了中國幾千年的王朝政治；五四奠定了中國人現代觀念的基本結構；抗戰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在亡國危機中的絕地反擊，是最深入的民族動員；新中國成立，是中國以全新方式追求工業(ye) 化、現代化的開啟；文革離開了中國人常識理性的傳(chuan) 統，其烏(wu) 托邦的理想主義(yi) 真誠最終化為(wei) 瘋狂暴戾和虛偽(wei) 的悲劇；八十年代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改革精英和廣大知識精英、農(nong) 民聯手創造的一個(ge) 改革時代，不僅(jin) 開辟了中國工業(ye) 化、現代化的正確道路，而且影響了世紀之交的世界曆史進程。然而，這一百年來，中國人始終行色匆匆，來不及思考和分析，或者由於(yu) 種種原委壓抑了這方麵的思考和研究，尤其對抗戰，對文革，對八十年代的研究都相當不足，與(yu) 它們(men) 的曆史地位不相稱。

無論是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意大利曆史學家、哲學家1866-1952）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還是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英國哲學家、曆史學家1889-1943）的“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都蘊含著這樣一種曆史觀念：曆史不僅(jin) 僅(jin) 是“過去發生的事情”，而且是曆史研究者可以在心中感悟、複活的過去。怎麽(me) 才能複活呢？必需經過理性的梳理，經過係統性的批判審視和總結，才有理性的記憶。否則，即使是像抗戰中的日軍(jun) 大屠殺、文革中的大迫害，這樣最慘痛的記憶也隻是經曆者個(ge) 人的記憶，隨著一代人或幾代人逝世，記憶就消失了，或者像肌體(ti) 對疼痛的記憶一樣，好了傷(shang) 疤忘了疼是常態。而正麵的經驗也一樣，沒有理性梳理就不能為(wei) 後人提供再出發的能量。因為(wei) ，這樣的記憶沒有真正進入曆史。

作為(wei) 八十年代的經曆者，我一直認為(wei) 記敘和反思這一段曆史，我們(men) 具有特別的責任。

今天，以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起算，八十年代的改革已曆時近四十年了，改革中的探索和成果，有的成為(wei) 了今天的基礎，有的成為(wei) 了今天改革的對象，有的是我們(men) 繼續往前的重要憑恃，還有的是至今沒有超越的高地。這就如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德國哲學家1900-2002）強調曆史的真實和曆史理解的真實並存，所謂“有效的曆史”徘徊在當下，回顧和研究意味著探索未來，而不是懷舊。

二

八十年代在思想文化領域中，有著名的三大民間文化團體(ti) ：“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中國文化書(shu) 院、“文化：中國與(yu) 世界”編委會(hui) 。

我於(yu) 1983年初來京參與(yu) 了“走向未來”的事業(ye) ，1989年下半年後“走向未來”和“文化：中國與(yu) 世界”都停止出版，編委會(hui) 也不再活動，唯有中國文化書(shu) 院還艱難支撐。1990年，我在“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一位常務編委的幫助下，做好了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和二十一世紀研究院的全部善後工作，我自己也脫離了體(ti) 製內(nei) 的工作機構，需要重新考慮工作方向。1991年春，老朋友劉東(dong) 提議我去中國文化書(shu) 院，並自告奮勇地找湯一介先生提出建議，回來告訴我“湯先生的反應是‘可能嗎？’”當時我和湯先生認得，而不太熟，我對文化書(shu) 院也不夠了解，於(yu) 是我分別找了我比較熟悉的孫長江、龐樸、李澤厚先生商量，他們(men) 一致讚同。孫公、龐公都在書(shu) 院擔任重要職務，他們(men) 就直接與(yu) 湯先生商定此事。這樣，我和湯先生麵談後，1991年8月28日湯先生帶我去季羨林先生家麵談，第二天書(shu) 院院務委員會(hui) 執委會(hui) 上就決(jue) 定我任中國文化書(shu) 院院務委員會(hui) 執行委員、副院長，負責書(shu) 院日常工作。這一任職持續至今，在我的事業(ye) 天地和感情世界裏，都留下了濃鬱的筆墨，我對湯先生和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先生們(men) 始終懷有致敬之意和感恩之心。

然而，要來寫(xie) 中國文化書(shu) 院，卻需要盡可能和感情保持距離。

如何評價(jia) 中國文化書(shu) 院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大潮中的作用和位置？2014年12月，在舉(ju) 辦中國文化書(shu) 院三十周年慶典時，我做過一個(ge) 視頻致詞，我這樣概括中國文化書(shu) 院：“中國文化書(shu) 院是八十年代有全國性重要影響的民間文化團體(ti) 中唯一保持活動至今的，它在今天代表了八十年代精神和思想的延續；中國文化書(shu) 院是八十年代文化熱中唯一提出以中國文化為(wei) 本位的全國性文化團體(ti) ，它代表了一個(ge) 曆史的維度；中國文化書(shu) 院匯聚了一批五四以來曆盡動蕩與(yu) 政治風霜的學術老人和老中青三代學者，它體(ti) 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堅守學術尊嚴(yan) 與(yu) 夢想的傳(chuan) 承。”

我想，這樣評價(jia) 中國文化書(shu) 院是恰當的。

三

關(guan) 注八十年代研究的讀者，往往遺憾缺少基於(yu) 曆史資料的個(ge) 案研究。由於(yu) 這方麵的基礎性研究比較薄弱，八十年代的宏觀研究就顯得研究者個(ge) 人解讀的成分比較多，所以有的學者就此質疑“‘80年代’是怎樣被‘重構’的？”[1]。但由於(yu) 體(ti) 製內(nei) 機構的檔案資料還不可能對外開放，而當時的民間團體(ti) 機構大多早已解體(ti) ，且當時也往往沒有完整的檔案資料建立並妥善保管，缺少這方麵的研究成果是必然的。

一個(ge) 偶然的機緣使我有可能為(wei) 彌補此缺憾做一點工作。2014年秋，對一份湯一介先生2011年春節時錄下的回顧中國文化書(shu) 院過程的錄像談話逐字稿是否可以公開及怎樣公開，中國文化書(shu) 院領導層有不同看法，經樂(le) 黛雲(yun) 先生和王守常院長認可，由我來負責編輯整理。我編輯整理的《幾度東(dong) 風，幾度飛花——湯一介先生談中國文化書(shu) 院》全文在中國文化書(shu) 院三十周年紀念冊(ce) 刊出，節選在《經濟觀察報》等報刊刊發。湯先生無意間的一句話觸動了我——湯先生在回憶1988秋至1989年秋書(shu) 院內(nei) 部的分裂事件時說，“反正那些材料都還在書(shu) 院的鐵皮櫃裏”。於(yu) 是我打開了那個(ge) 鐵皮櫃。這裏有200多個(ge) 檔案袋，沒有編號，沒有分類，基本是開完一個(ge) 會(hui) 搞完一個(ge) 活動，就把當時的材料裝袋存檔，或者過一段時間湯一介先生把手頭的一些材料放入口袋存起來。有幾個(ge) 口袋是當時特意收集了一些資料歸檔的，但此後的相關(guan) 資料又散放在其他檔案袋了。這些檔案袋從(cong) 未有人一一打開整理過，有不少重複的，或不屬於(yu) 文化書(shu) 院的資料。我非常慶幸它們(men) 的原始狀態，隻要有過當事人整理就會(hui) 有意無意地在取舍中失去部分真實。

此後兩(liang) 年多裏，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麵對這個(ge) 兩(liang) 米高鐵櫃裏的200多個(ge) 檔案袋，常常是一天10個(ge) 小時。於(yu) 是，先整理匯編了《中國文化書(shu) 院八○年代大事係年1984-1991》，完成了有17個(ge) 大類656個(ge) 文件目錄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檔案文獻目錄匯編（1984-1991）》，進行《中國文化書(shu) 院檔案文獻集1984-2014》的分類、編號、目錄整理，並完成了這本主要基於(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曆史檔案資料的《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所以，我真正用於(yu) 寫(xie) 作的時間並不多，主要時間都花在了幾千份檔案資料的整理中。

在這裏，不能不特別提到一個(ge) 人，劉若鄰女士。2016年5月辦完退休手續的劉若鄰是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財務總監，書(shu) 院的檔案資料記載，她畢業(ye) 於(yu)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係，1988年2月從(cong) 北京市化工總公司財務室調入中國文化書(shu) 院任會(hui) 計，時年26歲。她在書(shu) 院的高峰期進入書(shu) 院，但在書(shu) 院陷入困境時依然堅守，一晃28年，青絲(si) 成白發。檔案文件保管本非會(hui) 計的責職，但在很長時期中書(shu) 院辦公室的專(zhuan) 職人員隻有她一人，她就把這些文件袋視若她的財務帳本，28年裏，書(shu) 院搬家8次，一次一次的打捆裝運，一次一次的解繩裝櫃，“一個(ge) 不能少”。她從(cong) 來不去掂量這些文件有用沒用，值不值得她如此費力，她隻是守護。我在寫(xie) 作此書(shu) 時常常想，中國文化書(shu) 院真該感謝劉若鄰，用“感謝”都太輕了，應該用“致敬”！

四

《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是一份個(ge) 案研究，是基於(yu) 史料的個(ge) 案研究，是主要以團體(ti) 內(nei) 部檔案為(wei) 據觀察團體(ti) 內(nei) 部事務為(wei) 主的個(ge) 案研究。

所以，本書(shu) 的特點為(wei) ：還原中國文化書(shu) 院在八十年代文化熱中的人與(yu) 事，重當時文字資料（以曆史資料為(wei) 基礎而不以當事人記憶為(wei) 基礎）；重事件過程（以重現曆史過程為(wei) 重點而不以詮釋和評論曆史為(wei) 重點）；重內(nei) 部觀察（以所研究個(ge) 案的內(nei) 部事務為(wei) 焦點而不以該團體(ti) 與(yu) 外部事件的互動為(wei) 觀察焦點）。

本書(shu) 在對資料的處理中以文字資料為(wei) 主，對當事人的訪談記錄為(wei) 輔；文字資料中離事件發生時間越近的記錄，優(you) 先級越高；對所有資料盡可能互相驗證，並以事件展開的邏輯驗證。

本書(shu) 以記事為(wei) 主，記人為(wei) 輔，所涉人物處事之是非曲折評判，均嚴(yan) 格限定在當時當事，即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範圍之內(nei) 。

八十年代乃風起雲(yun) 湧之時代，多的是朝東(dong) 暮西的潮流，多的是喧囂一時的事件，多的是慷慨悲歌的壯士，中國文化書(shu) 院隻是洪流之一舟，迎風走浪於(yu) 其間。然而，本書(shu) 注重於(yu) 書(shu) 院內(nei) 部事件和關(guan) 係之觀察來透視時代背景，非從(cong) 大時代大事件的角度審視其中之一書(shu) 院，著眼於(yu) 細枝末節在所難免。

五

為(wei) 什麽(me) 寫(xie) 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截至在1991年底？

《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主體(ti) 內(nei) 容以及附錄《中國文化書(shu) 院八○年代大事係年（1984-1991）》、《中國文化書(shu) 院檔案文獻目錄匯編（1984-1991）》所涉時間都是1984年至1991年，起於(yu) 1984年自然是因為(wei) 中國文化書(shu) 院建立於(yu) 1984年，止於(yu) 1991年底就有一個(ge) 對八十年代起止時間的界定問題。

八十年代的起止如何劃分？目前的八十年代研究中主要有三種劃分：按自然年份劃分：1980-1989；按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代表的改革為(wei) 起線、“六四事件”為(wei) 底線：1978-1989（因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已在1978年底，故也可以1979-1989）；而本書(shu) 按照最長的一種劃分：1978-1991。

何以1991年為(wei) 底線？我們(men) 知道在世紀劃分中一般按自然年代劃分，但在史學界有所謂“長十九世紀短二十世紀”的分法，即十九世紀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前結束，二十世紀從(cong)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至1991年蘇聯解體(ti) 結束，理由是以所謂“世紀意識”來劃分世紀[2]。循此，從(cong) 改革意識和活躍主體(ti) 出發，可以看到1978-1991的一貫性，其中1990-1991是逆轉和挫折後的“八十年代”尾聲，這兩(liang) 年的氛圍和此前當然不同（並不因此而否定1989年是曆史轉折點），但它是A和A的結束之關(guan) 係，因為(wei) 新的時代意識還沒有出現。而1992年開出的是新格局，出現了新的時代意識和活躍主體(ti) ，正式開始了九十年代，它和八十年代就是A和B的關(guan) 係了，蓋1992年鄧公南方談話後時代精神轉移也。

當然，這三種劃分都有各自的道理，就個(ge) 案研究來說，是不妨因事而異的。

六

《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是一項八十年代文化團體(ti) 的個(ge) 案研究，所有資料的運用取舍囿於(yu) 一己之見識，不足和錯誤難免，期待當事人和各位讀者的指點教正。而能夠如此成書(shu) ，則要感謝許多人：

首先要感謝中國文化書(shu) 院諸位負責人，不僅(jin) 向我開放了所有曆史檔案，而且當事人大都應邀接受了我的訪談。孫長江先生是我第一個(ge) 訪談的，2015年盛夏之日，他帶病和我作談，他夫人孫偉(wei) 大姐不時提醒，幫助記憶；樂(le) 黛雲(yun) 老師一直關(guan) 心此事，不僅(jin) 接受訪談還不斷鼓勵我；作為(wei) 書(shu) 院創始人之一的王守常、李中華、魏常海、田誌遠都單獨接受了訪談，守常兄還應允為(wei) 本書(shu) 題寫(xie) 書(shu) 名；林婭接受了電話訪談；李林專(zhuan) 程到我辦公室接受訪談；劉若鄰為(wei) 我查檢檔案資料提供了各種方便，並隨時幫助查找各種事件的細節；王守常、李中華、魏常海、林婭、陳占國、薑敏、文利姮、黃信萬(wan) 、胡曉瑜、方兵、劉若鄰等當年的書(shu) 院同仁，還專(zhuan) 門以座談方式集體(ti) 接受采訪，方兵以個(ge) 人日記的記錄提供具體(ti) 事件的發生時間，黃信萬(wan) 提供了自己保存的資料。這些老師、老友和新老同仁對我的幫助是令人感動的，他們(men) 中沒有任何人試圖對本書(shu) 的寫(xie) 作施加影響，沒有任何人要求在出書(shu) 前先看到我如何使用對他們(men) 的訪談資料，以完全保障這項研究的獨立性。最遺憾的是沒有能采訪到魯軍(jun) ，萬(wan) 一他能讀到此書(shu) 並提供批評和不同的資料，那對以後此書(shu) 的補正將是萬(wan) 幸。

感謝尉遲洵、陳輝女士為(wei) 幾千份資料的複印和大量文字輸錄所付出的辛苦，陳輝女士還為(wei) 查檢八十年代的報刊資料，在圖書(shu) 館度過許多個(ge) 周末。

感謝老朋友陳力川先生對本書(shu) 署名的選擇和第九章章節題目的提出重要建議。

感謝章偉(wei) 升這位九零後的青年朋友，他不但有耐心讀完我的打印稿全文，而且提出一份文字和標點勘誤表，這是我既感動又受到鼓舞。

感謝北師大跨文化研究院院長董曉萍教授對本研究項目的支持，她向我介紹的在整理資料過程中“逐條寫(xie) 誌”的方法，對我的寫(xie) 作幫助很大，大大加快了我的寫(xie) 書(shu) 進度。

感謝明遠文教基金會(hui) 的項目資助。

感謝我的老朋友陳方正先生，我們(men) 相識於(yu) 八十年代末，他時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是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老朋友，九十年代後擔任書(shu) 院導師。方正兄學貫中西，與(yu) 我亦師亦友，他是最早提議我寫(xie) 八十年代曆史事件和當年經曆的朋友之一，對本書(shu) 初稿他提出過重要意見，並為(wei) 本書(shu) 寫(xie) 序。

感謝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出版此書(shu) ，尤其朱利國先生，他以八十年代過來人特有的情懷投入此書(shu) 責編工作，付出不少心血。

感謝我的妻子尹捷，她是本書(shu) 的第一讀者，她以為(wei) 學生修改論文的職業(ye) 習(xi) 慣，對我書(shu) 稿中的一些文法和修辭錯誤做了修正。

最後，我必須表達對八十年代參與(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每一位學者、每一位工作人員的由衷敬意，你們(men) 那一段的人生經曆，不僅(jin) 僅(jin) 隻是你們(men) 個(ge) 人的記憶，它還屬於(yu) 國家和時代的曆史。

2017年3月9日

 注釋：

[1]王學典《“80年代”是怎樣被“重構”的？》，廣州，《開放時代》雙月刊2009年第6期。

[2]金觀濤《我們(men) 生活在“新世紀”嗎？》，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10月第61期。

【目錄】

陳方正序

自序 

第一章　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創院經過與(yu) 建院設計

第1節　1984年

第2節　創院經過的追溯

第3節　關(guan) 於(yu) 胡耀邦的批示 

第4節　關(guan) 於(yu) 九州知識信息開發中心 

第5節　關(guan) 於(yu) 成立大會(hui)  

第6節　建院設計 

第7節　中國文化書(shu) 院合法性的取得 

第二章　創院的人們(men)  

第1節　最早發起創立書(shu) 院的幾位年輕人 

第2節　創院五老：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張岱年、季羨林、任繼愈 

第3節　湯一介與(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

第4節　兩(liang) 大柱石：龐樸與(yu) 孫長江 

第5節　創院期的書(shu) 院導師 

第三章　“ 文化熱”（上） 

第1節　曆史把講台還給了它的主人：1985 年、1986 年的文化講習(xi) 班

第2節　麵向駐京外國友人的“中國文化係列講座” 

第3節　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hui)  

第4節　中日近代化比較研討會(hui)  

第5節　1988 年的幾次小型研討會(hui) ：《河殤》及其他 

第6節　“‘五四’與(yu) 中國知識分子” 

第7節　“中國宗教的過去與(yu) 現在” 

第四章　“文化熱”（下） 

第1節　為(wei) 期兩(liang) 年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班” 

第2節　高級學術研究班 

第3節　全國環境保護專(zhuan) 業(ye) 培訓班 

第4節　北京市工商企業(ye) 管理幹部法製教育培訓班 

第5節　流產(chan) 的“機動車駕駛員繼續教育全國統一教程” 

第6節　形形色色的辦班與(yu) 辦班設計 

第五章　中國文化書(shu) 院八十年代的出版物 

第1節　《梁漱溟全集》編輯過程 

第2節　我國第一部《中國文化研究年鑒》 

第3節　書(shu) 院的教學用書(shu) 係列 

第4節　《中國文化書(shu) 院學報》 

第5節　《中外比較文化研究資料》和《中國學導報》

第6節　編撰《中國文化書(shu) 院文庫》的五年規劃 

第六章　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社會(hui) 聯係與(yu) 內(nei) 部管理

第1節　文化書(shu) 院與(yu) 境外學術界的聯係 

第2節　文化書(shu) 院與(yu) 媒體(ti) 和企業(ye) 界的聯係 

第3節　文化書(shu) 院與(yu) 政府管理機構的關(guan) 係 

第4節　文化書(shu) 院的《章程》 

第5節　院務委員會(hui) 的運作 

第6節　機構部門設置

第7節　各地各樣的分院 

第8節　製度的建設與(yu) 缺失

第七章　盛況：1987 年—1989 年中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

第1節　院務工作報告：1987 年；1988 年 

第2節　雅興(xing) 與(yu) 雅聚 

第3節　1987 年的大招聘

第4節　“圖書(shu) 館”、“口述曆史資料館”與(yu) “編譯館” 

第5節　中國學研究資料谘詢中心 

第6節　同學們(men)

第7節　購置或建造院舍的努力

第8節　基金會(hui) 與(yu) 海內(nei) 外籌資的設想 

第9節　文化書(shu) 院鼎盛期的陣容 

第10節　財務分析 

第八章　內(nei) 部分裂與(yu) 一個(ge) 時代的結束 

第1節　裂開的陣營 

第2節　秋風中的分家

第3節　院務委員會(hui) 對“分家”的態度

第4節　“六·一八”奪家具與(yu) “七·二一”取公章事件 

第5節　超越底線的動作 

第6節　解決(jue) 問題：27 ：1 

第7節　分析與(yu) 追問 

第九章　困局中的堅守 

第1節　沒有選擇，隻有堅守 

第2節　“馮(feng) 友蘭(lan) 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hui) ”的會(hui) 前書(shu) 信 

第3節　東(dong) 亞(ya) 地區文化與(yu) 經濟互動國際研討會(hui)

第十章　餘(yu) 聲：未竟的夢想 

第1節　九十年代組織編寫(xie) 的幾套叢(cong) 書(shu)  

第2節　中西印文化的融合及發展國際研討會(hui)  

第3節　關(guan) 於(yu) 《儒藏》

第4節　未竟的私立大學夢 

附　錄

附錄一： 《中國文化書(shu) 院八十年代大事係年1984—1991》

附錄二： 《中國文化書(shu) 院檔案文獻目錄匯編1984—1991

（文字部分）》

附錄三： 中國文化書(shu) 院1985 年—1987 年開課一覽表

附錄四： 關(guan) 於(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分家”的三個(ge) 文件（1988 年10 月）

附錄五： 海峽兩(liang) 岸文學討論會(hui) 記錄 

附錄六： 主要參考書(shu) 目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