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對賦予我們人類存在形式的生命之大本大源的敬畏與感恩，基於對人類先祖先聖先哲創造並留給我們的文化和文明遺產的崇敬與珍視，基於對人類可追溯的曆史中幸福經驗和災難教訓的總結，基於對生命和世界的熱愛，基於對人生責任和我們活在此世的曆史使命的領悟，我們明確宣布：在如何判斷和選擇人文意義，進而向著什麽方向推進民族和人類完善的範疇裏，我們持普世價值立場。

 

（一）

 

普世價值是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文化，每個人、不同規模的人類群體和人類整體的積極意義或積極性質；是人在人類曆史演進、文明進步和精神成長過程中，不斷地總結生活經驗，抵禦並摒棄人性中潛在的對人類具有毀滅性的惡的可能因素，而對人的善性積極地、文化地建構的結果。像是自然界的陽光、空氣和水分滋養著我們肉體的生命一樣，普世價值提供著人類精神生命的陽光、空氣和水分，滲透於並滋養著人類文化及生活的方方麵麵，使人類社會能人樣地而不是獸樣或魔樣地存在與運轉，使人類存在能夠不斷地戰勝使人沉淪的人性弱點，而在艱難困苦的努力中，執善固執，保持著向神聖的精神境界開放和升華的可能，從而使人類社會和人類文化具有了善良、美麗、可靠、健康的性質。

 

普世價值的“普世性”首先不是一個由認可和實行它的人多或人少的量來規範的，而是由其適用於每個人和一切人的積極性質決定的。那種以“沒有一種價值是至今為止所有人都認可的”為反對普世價值的理由是一種詭辯。這種詭辯的症結在於，它以人的同意與不同意，偷換了對人實際上的有益與無益。

 

與普世價值立場相反，非普世價值立場認為，隻存在適用於某種文化、某個時代、某個人類有限群體、某個種族、或某些人的積極性質，不存在適用於所有時代、每個人和所有人的積極意義。這種價值立場認為人在人格和權利上的尊卑不等合乎道義，把人類曆史上曾有過的反映人類精神不成熟狀態的將民族分成優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將同一民族的人分為貴族和平民、主人和奴隸、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專政階級和被專政階級，將權力者定位為目的，將受權力驅使的群眾定位為生畜、寵物、工具的曆史實然，認定為天經地義，理當如此。顯然，隻有人類社會不平等狀態的受益者，或至少是期待從這種不平等狀態受益的人，才會支持非普世價值立場。

 

回望人類曆史上一切人為的災難，――從奴隸主對奴隸的血腥宰割和將他們當作牛馬一樣地驅使，到人類曆史上以聖戰的名義發動的宗教戰爭；從18－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奉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對經濟落後民族、落後國家的侵略和掠奪，到20世紀德、意、日法西斯以其民族至上為理由對其他民族人民的屠殺；從前蘇聯、東歐在無產階級專政紅色恐怖下的殺人如麻，到改革開放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曆次所謂的群眾階級鬥爭的民族自殘、自傷元氣；從當今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把無數無辜的生命作為達到自己狹隘目的的手段，到當今中國大陸上為追求金錢而不惜以眾多生命為慘重代價的豆腐渣工程、假藥、假酒、毒奶粉；從中國層層腐敗官員或權貴們肆意弄權、貪汙腐敗、中飽私囊，玩盡花樣瓜分掠奪本屬於所有中國人民的國有資產，到執法部門對《憲法》賦予公民的各種自由權利――如結社自由、罷工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踐踏與剝奪；……這種種人為災難的製造者在指導思想上的共同點，就是他們奉行著非普世價值立場――把自己視為目的，而將他人視為手段。

 

因此，可以說非普世價值立場是社會性萬惡之原，而普世價值則提供著抵禦所有上述人為災難的道義根據。一些反對普世價值的人，先把普世價值荒謬地等同於“西方價值”或“美國價值”，進而以“西方人”和“美國人”曾進行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對中國人民進行掠奪，對印地安人民進行殺戮的曆史事實作為拒絕和反對普世價值的論據，是何其荒唐可笑？難道有人販賣了臭雞蛋，就要對新鮮雞蛋也拒吃嗎？難道有竊賊偷東西得逞，法律規定的偷竊有罪就不能成立了嗎？難道批判過去和現在的“西方人”和“美國人”曾有、現有、甚至可能將有的反普世價值醜惡行徑的道義根據不恰恰是普世價值提供的道義原則嗎？

 

從上述我們人類為之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的災難中僥幸活在今天的我們，為了使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免除上述各種人為災難造成的恐懼，能生活在人性得以健康地成長的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格尊嚴和自由權利的燦爛陽光下，我們再不能盲目地受形形色色的非普世價值忽悠了。我們鮮明地宣布，在人文社會領域和生活世界，我們要以滿腔的真誠和熱情擁抱、堅守、捍衛普世價值立場。為了結束非普世價值立場支持的一切醜惡和落後，為了公平正義在今天的實現，更為了子孫後代擁有光明美好的明天，我們明確地宣布要與非普世價值立場涇渭分明地劃清界限，並對導致了人類無數人為災難的非普世價值立場做堅決、徹底地清理、棄絕和批判。

 

到目前為止，反對普世價值立場的人的理論論證，凡略有理論深度者，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論證――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普世價值的否定――為根據的。這樣的論證不值一駁。因為，第一，馬克思主義是否合乎道義以及合乎道義到什麽程度，恰恰要以普世價值為標準才能說清。一種非普世價值立場，怎麽可能評價普世價值呢？就如同隻摸到一條象腿的盲人，怎麽可能對象作出正確的判斷呢？除非有人能證明馬克思主義比現在被廣為接受的普世價值的內容更普世，馬克思主義就絕對不具有否定我們廣為接受的普世價值的理論資格。第二，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及以人類曆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專製製度的批判，包括對資本主義早期反人道的剝削現象、金錢至上等異化現象的批判，是有積極意義的，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以能作出這種有積極意義的社會批判，恰恰是以普世價值為參照才可能。如果僅僅依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恩格斯否定普世價值的原理，憑什麽認定資本主義早期的種種剝削現象和拜金主義意識為不合理呢？第三，就算是馬克思主義不存在前門拒絕普世價值、後門偷運普世價值的邏輯悖論，我們僅僅從非普世價值立場的實踐結果――包括以勞動階級至上這種非普世價值為理論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踐帶給人類社會的各種災難，從普世價值立場的實踐結果――如以普世價值為道義根據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憲政國家人民享有的各種幸福，就有足夠的理由質疑馬克思主義否定普世價值的偽學說性質。

 

（二）

 

普世價值的不可辯駁性或道義正當性植根於人類存在具有的共有人性。人性是人的自然性、社會性和精神性的統一。人的自然性指人受自然因果律製約的性質；人的社會性指人隻有在社會關係和文化環境中才能具有人所具有的知、情、意、行能力，也隻有具有知、情、意、行能力的人才能成為人類社會的主體；人的精神性包括人具有情感、欲望、意誌等非理性的主觀能力，而尤指具有理性反思、能動創造、對意義或價值作理性的自由選擇和自我超越的精神特征。人的本質是人性中把人與其他動物、生物區別開來的，決定人之為人的關鍵部分。我們認為，人的本質在於，人是自由的存在。

 

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不是指人不甘約束而渴望隨心所欲這種人與其他具有大腦中樞神經係統的動物所共有的動物本能，而是指人在進行意義判斷和價值選擇時，能超拔於自然因果律的製約，由理性來控製和支配本能。

 

人的自由本質通過人特有的理性、情感、意誌、實踐等能力得以實現。其實現路徑表現為，人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存在的規律和領悟、選擇、追求生活的意義，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然因果律的製約，主動地處置、駕馭——包括順應、利用和改造——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有意識地協調、處理——包括合作與鬥爭——與同類和其生存條件的關係，並能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因而具有了在自然、社會和精神領域達成自我實現、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自覺，可以在生存過程中，不斷地在物質、社會和精神層麵實現對自身有限性的突破。

 

強調人是自由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否定人是有限的存在，人是社會的和曆史的存在、人是受具體的時空條件製約的存在。強調人是自由的存在，同樣不意味著肯定人必定在倫理上生來即善。即這種存在論意義上的人的自由，並不能保證人一定會自覺地遠惡近善。但是，不具有或被強行扼殺了自由本質的人，他或者是處於一種令人可憐、需要關愛的精神病態，或者是被置於一種需要聲援需要幫助的非人道的迫害之中。人若失去或被剝奪了自由本質，它必然達不到完整意義上的人的水準。

人具有上述共同的人性，就如同虎具有共同的虎性、樹具有共同的樹性一樣不可置疑。人的共同的人性通過不同時代、不同性別、不同種族和國家、不同階層和階級、不同性格與人品的具體的特殊的人表現出來、實現出來。任何以人的曆史性、人的具體性、人的時代性、人的階級性、人的種族性否定人的共同性的理論主張都首先是割裂一般與特殊的統一關係的荒謬詭辯。

 

由於我們人具有共同的生理結構、感知結構、情感、理性和實踐能力，具有由自然性、社會性和精神性構成的共同的人性結構和自由本質，所以我們人類可以相互理解，可以對同類的快樂、痛苦感同身受。

 

基於上述人性的共同性和人生存於其中的自然與社會環境的共同性，人的存在就表現出共同的需要。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人有八個層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人格歸屬與愛的需要、人格尊嚴被尊重的需要、認知和理解的需要、愛美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和精神超越需要。這些需要中，生理欲望和安全需要對應著人的自然性――受自然因果律製約的生理性和心理性，其他需要對應著人的社會性和精神性。這些需要的滿足，毫無疑問是所有的人類存在都認同和追求的積極意義或積極性質，因而是普世價值。

 

因此，普世價值不是遠離生活的哲學玄想和理論抽象，不是隻存在於天宮仙境中的如幻泡影，不是專屬於某個民族、某些國家的文化專利，更不可以視為統治階級用來愚民、騙人的思想工具。普世價值是每個正常而成熟的人類存在都可以發現的生活常識、都可以證明其正當性和不可或缺性的生活內容和存在形式。普世價值提供著人在生活中一切向善的意義選擇以道義根據，也提供給每個人、每個民族和國家保護自己作為人類存在的基本權利與人格尊嚴的思想武器。每個人從自己作為一個有尊嚴有自由的人，通過對自己在社會中存在、發展的基本需要，就可以把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普世價值發現出來。你不想平白無故地把自己置於器物、寵物、牛馬、奴隸的地位吧？你不想被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剝奪自由、剝奪生存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權利、愛和被愛的權利、思想的權利、信仰的權利吧？那麽你就是在仰賴普世價值提供的道義根據了。

 

普世價值是人類自己對社會生活精神標準的立法。作為被賦予了理性能力的存在，如果人類不能建構起一種共同遵守的可規範人際交往和社會生活的善惡標準，人類自己就可能被自己的理性能力的濫用所毀滅。因此，從公元前500年前後的軸心時代至今的2500多年的曆史發展中，人類曆代的先哲先聖都對普世價值作過殫精竭慮的不懈探索，留給我們後人留下身體力行普世價值的光輝榜樣。人類對普世價值的文化建構的曆史，經曆了對其內容的把握從片麵到全麵，對其自覺地適用的範圍從一部分人到所有人，對其如同人類精神生命之陽光、空氣、水分的至關重要性的認識，從少數聖賢的傾心倡導，到越來越成為全人類的共識，越來越被自覺地用於文化和製度的自覺建構中，這個過程也恰恰是人類精神的偉大覺醒和成長過程。可以這樣說，在時代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一個不認同並自覺地拒絕普世價值的人，在精神資格上隻會是未達人標的人，一個不認同並自覺地拒絕普世價值的政黨，在道德與政治上必是反動落後的政黨，一個不認同並公然挑戰普世價值的國家，一定是被文明國家嚴加防範的下流國家甚至流氓國家。

 

（三）

 

在漫長的人類曆史中不斷豐富起來的普世價值的內容，到現在已經可以初步地整理出一個由水平和垂直兩個維度構成的體係結構。這個結構與人性的自然性、社會性和精神性的構成及相應的人的需要的達成，有一種大致的對應關係。

 

首先，在水平維度上的普世價值可以概括為五種。它們是可量化的效用性價值、綜合了可量化性與不可量化性的知識價值、不可量化的情感價值、品質價值、以及滿足人的生理與心理需要的美的價值。

 

第一是可量化的效用性價值。這類普世價值以人的自然性（生理性和心理性）為人性基礎，肯定的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得到正當或適度的滿足，健康得到維護，生命得以維持和成長，生活效率和質量得到提高的物質和精神方麵的積極內容。人類這方麵的進步，主要是人類在物質生活方麵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帶來的物質文明的進步，體現的是人的自由本質、人的理性自主選擇和超越能力在物質生活層麵的達成。

 

其次是知識價值。知識價值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可量化價值，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等自然科學轉化成技術，人口學、經濟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被應用於社會資源配置、利用、管理和規劃，都可以產生可計算的效益。一類為不可量化的價值，基礎理論性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曆史學、教育學等人文學科，特別是哲學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方麵的一些知識，不能直接產生具有物理能量的效益，其效果也無法以數學方式計量。但是這些知識可以開闊人的視野，拓展人的胸懷，打破人先前達到的知識限度，破除狹隘甚至絕對的認識框架，提供人思考人生意義、設計人生道路的參照係，使人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達到新的高度和廣度。顯然，這兩類知識的劃界不是絕對的。知識的進步是人類理性能力不斷地自我超越的成果。

 

第三是人在經驗生活領域的情感價值。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對具體對象的喜好、讚美、愛惜、憐憫、關切、依戀、讚美、親近、渴望愛和被愛，慷慨分享美好感受和事物、熱情、多情、深情、同情、等等，若與無情、冷酷、麻木不仁、自私、貪婪相比，顯然都是可為我們享有使我們受益的美好感情。凡正常的人都會有愛與被愛的感情需要，因此也能體會彼此間這些感情關係是多麽地美好。

第四是品質價值。青春、活力、浪漫、瀟灑、創新力、聰慧、勇敢、毅力、節製、自製、寬厚、包容等等品質，與衰朽、死板、固執、僵化、保守、愚昧、懦弱、脆弱、縱欲無度、暴躁、獨斷、排他、固步自封、剛愎自用等等相比，顯然是正價值。在這方麵，上述正麵的品質價值使人受益，負麵的品質價值則使人受害。

 

第五是祛人文之美的價值。祛人文之美的價值對應著人的生理性與心理性或人的自然性，肯定的是帶給審美主體舒適感、愉悅感的生活內容。在生理層次上的美的積極意義在於給人以感觀上，然而高出基本生理需要的滿足。比如美服不僅冬曖夏涼，還要穿著舒適和賞心悅目，美食不僅保證營養健康，還要求色香味具佳。在心理的層次上，美的積極意義在於給人以心理上的安慰、快樂、放鬆和激勵。音樂、美術、戲曲、舞蹈、雜技、體育表演，奇川俊嶺、大江大海、杭州西湖、桂林山水等等，都會給審美者以心理美感享受。

 

水平維度的普世價值有如下特點：一，它們在自身之內可作量的計較，中庸適度是其程度標準。二，它們作為“善”在自己範圍內會有“不善”相比較、相對應。即，相對於中庸適度的德性，過與不及都是“惡”。比如，對於“慷慨”而言無論是不及的“吝嗇”還是過頭的“揮霍”都是“惡”。三，它們不能抗爭倫理之惡，在倫理學意義上既可被善用，也可被惡用，是否為“善”不是自身決定的，其在生活中的人文意義要受垂直維度的普世價值的製約。比如生物學和醫學知識可以用來救人也可以用來殺人，比如毅力可以用來堅持一件好事，也可以用來堅持一件壞事。四，這些水平維度的普世價值的具體形式具有無限多樣性的發展可能，例如中國的京劇和西方的歌劇各具千秋，各自在表現形式和流派上都會有不斷創新的空間。五，水平維度的普世價值引導人類生活走向豐富多彩，而不決定人類生活趨向善和神聖的高度。人類文化墮落時，有可能水平維度的普世價值能得到充分的發展與實現。

 

再來看垂直維度的普世價值。垂直維度的普世價值指示善惡，屬不可量化的人文價值，可被粗略地劃分為底線價值與高標價值。底線價值規範的是為人的起碼精神資格，給出的是人與獸類、與魔鬼劃界的標尺；高標價值昭示的是成聖的理想，通常由信仰提供終極支持，給出的是人在人品境界上不斷自我超越，向天使接近的意義燈塔。

 

底線的普世人文價值包括人權價值和倫理價值兩個方麵的內容。

 

根據聯合國1948年《人權宣言》，普世人權價值的內容有：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凡人享有思想、言論、信仰、結社，獲得和傳播信息的自由權利，享有擁有個人財產、婚戀、受教育、謀生、不受恐嚇和奴役等等自由權利。人在享受這些尊嚴和自由權利的同時也要承擔維護他人享有同樣尊嚴和自由權利的社會義務。普遍人權價值，規定了每個人類存在當有的起碼的人格尊嚴以及為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隻要是人，都不會認可自己的人格和這些基本權利被蔑視和踐踏；相應地，隻要是人，也就不應當蔑視和踐踏其他人的人格和這些基本權利。

 

再來看底線的普世倫理價值。1993年世界宗教大會通過的《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已經提出了這樣一些底線的普世倫理：以道德金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其肯定的表達“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為前提的一條“基本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得到人道的對待”；及由可見於世界上大多數宗教的四項誡律發展出的人類文化底線的積極倫理原則。這即是從“不可殺人”引伸出的“尊重生命”的“非暴力和敬重生命”的原則，從“不可偷竊”引伸出的“處事正直，辦事公平”、“公正的經濟秩序和團結” 的原則，從“不可撒謊”引伸出的“言行都應誠實”的“誠實的生活和寬容”的原則，從“不可奸淫”引伸出的“彼此尊重，彼此相愛”的“男女之間權利平等與夥伴關係”的原則。

 

這裏的“每個人都應該得到人道的對待”是對普世人權價值的道德認可。從四項宗教誡律而來的四個“不可”之前兩項，已經成為人類多數國家刑法禁止的內容。後兩個“不可”作為人類各民族公認的倫理規範，則延伸到人權和法律不能涵蓋的更為寬泛的道德領域。而由四項“不可”引伸出來的四項積極倫理原則，鼓勵著人在法律不能規範的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道德自覺。比如“尊重生命”，不止於尊重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還會表現為對人精神上追求自我實現、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理解、欣賞和支持。

 

底線的普世倫理價值還處於建設過程中，有些底線倫理規範――比如慈愛下代、孝敬長輩、保護環境和資源等等，還可加進。

 

上述底線人權價值與底線倫理價值從權利和道德上規範了人之為人的底線，是人之為人的精神資格的標尺，也是人類理性地為能享有和平、健康、有尊嚴的社會生活的自覺立法。

 

在人類文化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還形成了普世倫理的高標價值。例如，老子提倡的遵從“利而不害”之天道，而奉行“為而不爭”，無條件地善待世界的聖人之道；孔子提倡的“仁者愛人”的仁道；耶穌犧牲自己為世人贖罪的無私奉獻的精神、“愛敵人” 的包容與寬容精神；中國曆代誌士仁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以身載道的精神；蘇格拉底為正義和真理而獻身的精神，等等。雖然這些高標倫理價值至今還未成為多數人自覺奉行的行為準則，但是，正是這些高標倫理價值作為一種拉拽著人類精神向上的力量，起著加強人類精神向上超越，使人類不至沉淪為一種平麵動物的作用。

 

相對於水平維度的普世價值，垂直維度的普世價值有如下特點：一是順序性：底線價值一定是高標價值的必要前提，這個順序不能顛倒。二是單向性：敬重生命一定會反對濫殺生命，主張言行誠實一定反對虛偽欺騙，主張公正公平一定反對偷竊掠奪，主張男女互尊互愛一定反對把異性甚至同性僅僅作為泄欲的工具。三是隻定性質不定程度：垂直維度的普世價值規定著善惡性質，不能用“中庸適度”來衡量、評價。四是，整體性及收斂性，由上述底線價值到高端價值——最終由信仰支撐的終極意義，作為指示倫理善惡的標準，構成一個完整的具有收斂性的有機體係，不可拆解，也不存在像水平人文價值那樣有無限多樣地擴展、創新的可能。

 

就個人而言，人類曆史上從來就不乏自覺自願地選擇安貧樂道，為義舍利，殺身成仁的人格高標。然而從社會整體的道德建設或實踐的角度看，倫理高標價值與底線人權價值和底線倫理價值之間有著層層遞進的有序關係。底線價值是最基本的善，高標倫理價值絕不能脫離了底線價值另來一套，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什麽人或什麽政權在無視甚至肆意侵犯人權，違背底線倫理的同時，卻向人民大眾標榜甚至強製地推行一套所謂的“高標價值”，那顯然不是無知就是欺詐，不是做秀就是愚民。人類曆史上的專製政權，在無視乃至踐踏廣大人民的基本人權的情況下，幾乎無一例外地為了維護自己把持的絕對權力，都會頒布一套要求整個社會遵從的道德規範、道德綱要之類的東西，高標倫理價值就成了專製統治者玩弄於股掌間的一種欺世盜名、一種為自己的專製統治塗脂抹粉的玩宜兒。鑒於這樣的曆史教訓，在公民的底線人權價值尚未被認可，尚未受到法律保護的國家，人文學者在提倡高標倫理價值的時候，絕不應忘記爭取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呼籲統治者自己首先奉行底線倫理。

 

我們生活中的許多普世價值是綜合性的。它們可以是效用性價值與人文價值的綜合，也可以是人文價值中垂直價值與水平價值的綜合，還可以是不同層麵的垂直價值的綜合。而凡是涉及人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綜合性人文普世價值――比如社會正義、精神之美、人的價值……，一定要有人文垂直維度的價值作核心或靈魂。

 

這裏隻舉“社會進步”為例。社會進步是一種需要從效用性價值與人文價值的統一，以及垂直維度和水平維度的人文價值的統一來把握的綜合人文價值。一個社會是否進步，不能隻以生產力水平、科學技術水平的高低和經濟發展速度快慢等效用性價值指標來評價，還必須要有人文價值指標來界定。在人文價值評價指標中，豐富多樣的水平的人文普世價值的充分實現不可缺少，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垂直的底線人文普世價值的真正落實和高標價值被廣泛肯定、向往、追求。隻讓公民滿足物質、生理和心理欲望，隻給他們以生存權，而不允許有結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人在社會和精神領域自我實現、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條件的社會，充其量相當於一個養殖場，生活於其中的人，無非是被豢養起來的“畜群”或“寵物”。一個道德淪喪的社會無論其經濟發展多快，物質生活多充裕，文化娛樂形式多麽豐富多彩，這個社會沒有起碼的做人的道德底線，實際上不過是個“群魔亂舞”的社會。所以，單單隻有在效用性價值和水平維度的人文價值方麵“進步”的社會是畸型的社會。

 

（四）

 

站在普世價值立場上，對下麵幾個時代性重大課題，我們可以有鮮明的原則性判斷和自覺的理性選擇。

 

一，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者都必然會麵對人文價值垂直維度上的善惡判斷和棄取。在作這種人文價值判斷時，當事人或者是持普世價值立場，或者是持非普世價值立場，從來就不可能中立。站在非普世價值立場上，在評價曆史事件、社會現象、對社會文化和製度建設發生影響時，勢必會為反普世價值的落後社會現實和製度提供道義的論證，這種立場因此勢必會使持有者站在黑暗、腐朽、落後的勢力一邊。因此，我們呼籲，持守非普世價值立場的人文學者，已經到了該覺醒的時候了，千萬不可繼續執迷不悟，站在非普世價值立場上為反人道的落後的東西辯護，不可再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阻礙中國社會進步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事業的絆腳石了。在價值立場上一直不自覺的人文學者，則需要真正警覺起來，擺脫在至關重要的判斷是非善惡標準問題上的不自覺狀態。一切人文學者都需要在價值立場上警覺和自覺起來，在凡涉及影響社會的發言中，自覺地成為中國社會和思想進步的代言人，堅定地站在普世價值立場上為社會達成公平、正義而努力。

 

二，在當前中華民族和人類和諧新文化的建設中，在文化的繼承和創新上，我們要鮮明而自覺地確立普世價值為取舍標準。我們一直強調對於古今中外的文化，要辯證地否定辯證地繼承，不可以全盤西化，也不可以全盤複古，要有所揚棄，要繼承和發揚精華，剔除和拋棄糟粕。這種文化取舍的方法是不錯的。但是方法的正確並不告訴我們何當揚何當棄何當舍何當取。無論是對中國的文化，還是對外國的文化，我們隻能以普世價值作為取舍古今中外文化的意義標準。凡屬具有效用性價值和水平人文價值的文化遺產和成果，都是有益的，都需要尊重、保留、借鑒、學習；凡屬於在垂直維度上的普世價值，我們都要珍惜、繼承、發揚。我們需要清理和摒棄的隻是在文化的垂直維度上那些與底線的和高標的普世價值反其道而行之的非普世價值的遺毒。例如，西方國家摸索了三百多年而形成的三權分立、具有防止權力絕對化和權力腐敗的憲政民主共和製度，是公民自由平等的底線普世價值得以實現的必不可少的保證，是我們應當虛心學習的好經驗。人類文明史積累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憲政民主製度保證的公民的起碼自由權利與人格尊嚴，並不足以使公民都成賢成聖，但是畢竟給了人起碼的成人的條件。而專製製度則一定會扭曲人性，使其治下的人類存在多數都或者情願或者無奈地會淪落為，不是主子便是奴才，不是欺人者便是被欺者，不是牛馬豬狗、花瓶寵物、行屍走肉，就是助紂為虐的精神太監妓女、專製統治者豢養的走狗，或嗜血成性、殘忍凶惡的豺狼、蛇蠍、惡魔。民主製度的合法性歸根結底在於它是合乎人性的；而專製製度的非法性歸根結底在於它是扭曲人性的。堅持這種反普世價值的落後製度的必然邏輯就是中華民族被開除“球籍”。

中華民族偉大文化源遠流長，有獨到的哲學大智慧，有高妙精深、涵容廣大的天道信仰，有特別豐富的普世倫理價值資源。我們中華民族的天道信仰與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達成的路徑和方法雖不同，但是在幾千年的曆史中，在天道信仰下，中華民族本是一個世界觀和信仰上最為包容的民族，中華民族從未和任何其他民族發生過宗教戰爭。而且，天道信仰與上帝信仰可以提供支持普世價值體係的終極價值的功能是一樣的，具有成為民主憲政共和製度的信仰前提的功能是一樣的。中國在當前的民族文化建設中，要特別關注本民族天道信仰的恢複與重建。所謂“恢複”天道信仰，就是強調我們中華民族要在文化上回歸到中華民族精神之根上；所謂“重建”天道信仰，則是強調我們需要以普世價值為標準，將以往曆史上，專製統治者以“天命”的“天子”自居，而推行的專製主義文化和政治的鏽蝕爛絮與天道信仰剝離開來，而在天道信仰提供的終極意義的支持下，建構起一個展示中華民族獨特東方風韻的、堪與其他民族文化爭豔媲美並互補互動的普世價值體係來。也因此，我們當前的文化創新與思想啟蒙恰是具有體用關係的一件事情，文化創新是體，思想啟蒙是用，而普世價值就是這件事情的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內容。

 

三，對於多元文化的“和而不同”，我們要非常自覺地意識到，不同文化“和”的基礎是、且隻能是對垂直維度人文底線普世價值的自覺認同和奉行。在這個或善或惡的原則問題上，不存在多元合法的問題。以非普世價值為道義根據的法西斯文化、專製主義文化、主張可以濫殺無辜的文化，是無法與以普世價值為道義根據的民主文化、和平文化、尊重生命的文化和平共處的；肯定和保護權貴利益集團擁有特權肆意踐踏人民的尊嚴和人權的專製製度與保護所有公民都享有憲法保障的自由、平等的人格尊嚴和基本人權的憲政共和製度也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民主憲政製度由於符合人性向善的要求必將戰勝並取代導人向惡的專製製度，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一點到今天已經毫無疑義。我們所說的多元文化的合法性，是指在世界觀和普世價值的水平維度上允許多樣性。即其一，由於人的認識能力的終極有限性，在對世界大本大源或終極實在的認識上，任何人不可能達到絕對正確、全麵的認識。因此，在世界觀上，在信仰上，多元合法性應當得到認可。其二，由於人的個性、理性創造和藝術創造在經驗的範圍裏有著無限多樣的可能，因此，在水平普世價值上的多種建樹、多種性格、多種形式要受到尊重和鼓勵。不同民族和文化傳統中屬於水平維度上的特殊性，都要得到欣賞和保護。隻有這樣才能保證人類不封閉自己的認識，才能保證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繁榮。這即是我們要堅持的多元文化的“和而不同”。

 

四，對於中華民族應當確立的凝聚全民族精神的核心價值觀，我們也要立足於普世價值立場來審視、來規範、來培育。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應當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特點和利益與普世價值的統一，即一定要通過我們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形式體現和發揚光大普世價值的原則。實現這種統一，第一，要求我們維護中華民族作為人類的一個群體性存在，其權利應當得到尊重，其尊嚴應當得到維護。我們國家的國土堅決不允許被任何外來力量侵略和侵占、我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嚴堅決不允許被歧視、我們的經濟資源堅決不允許被掠奪。同時我們也要尊重和維護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應有權利和尊嚴，也自覺地不對其他國家實行軍事侵略、文化歧視和經濟掠奪。第二，要求國家執政者和政府權力機關尊重和保護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作為人類個體的人權和人格尊嚴，不能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執政黨利益、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一種群體利益為口實侵犯任何公民個體的基本人權。第三，相應地，要求每個公民在享有被國家、社會和其他人人道地對待的同時，也都有義務人道地對待每一個他人，並遵守和維護國家法律，敬愛和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和民族權利。“每個公民”，即是不分階級，不分民族、不分家庭出身、不分社會地位，不論信仰、性別、職業、居住地、受教育程度，……隻要是人，就要自覺地認同並遵行人權普世價值，同時也受惠於人權普世價值的護佑。普世價值恰恰是保護中華民族、保護每個中國人的尊嚴與權利的道義根據。我們一直強調的“為人民服務”之“人民”，必須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每個公民，而不能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每個公民”與“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差別不是量上的，而是立足於普世價值立場與非普世價值立場的質的不同。

 

五，相應地，我們提倡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必須以普世價值為基本底線，才會成為營養精神的瓊漿香茗而不變成迷魂害命的毒品毒酒。中國正像世界上所有國家一樣，無論擁有什麽樣的國力，都一定不能重蹈德國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走過的那條自絕於人類的毀滅性道路。以非普世價值立場支持的本民族至上主義和所謂的愛國主義，窮兵黷武，失道寡助，不是愛國而是害人害己，一定會使中華民族陷入萬劫不複的無底深淵。中國人民熱愛中華民族，珍視自己的炎黃血脈的民族愛國情懷，決不能任憑非普世價值立場劫持去作為維護政治落後的人質、炮灰和遮羞布。我們熱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就有責任推動她進步，使她在精神上盡快達到人類文明進步到今天的水平。我們不但不能追隨殖民主義時代西方國家奉行叢林規則而耀武揚威，征服和掠奪經濟後發展國家，相反，我們恰恰要立足於普世價值立場在世界上鮮明地堅持人道主義的原則。當麵臨一個專製國家以某種非普世價值為根據，對其本國人民實行反人道的屠殺和迫害時，中國應當和全世界一起起來聲討、製止這個國家政權對人類同胞的犯罪，這種聲討和製止是正義的行為，絕對不能視為幹涉別國內政。同理，如果中國人民不幸麵臨國家權力的屠殺和迫害，其他國家也有義務來幫助和支持中國人民。道理很簡單，如果對於一個國家對其國民的反人道的罪行可以袖手旁觀，那就如同我們眼看著鄰居殺死自己的孩子而不去製止一樣，那隻能表明作為人類存在的我們墮落到毫無人性，不配稱人的程度了。

 

以普世價值為標準，我們還要對非正義戰爭和正義戰爭，非正義暴力和正義暴力有一種明辨。站在非普世價值立場上對其他民族和國家的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站在普世價值立場上武力地反抗這種非正義戰爭的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以非普世價值為道義根據暴力地剝奪和踐踏人民的人格尊嚴和基本人權的國家暴力是非正義的，在除了暴力方式外沒有任何和平途徑可以恢複自己被剝奪的基本人權和被踐踏的人格尊嚴時，采用暴力的方式來恢複就是正義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和範圍內，馬克思主義鼓勵人民起來以暴力推翻堵塞了一切和平道路的殘暴的專製統治，有其曆史的道義性。

以普世價值為標準，我們很容易找到中國大陸和台灣兩岸統一的關鍵。當大陸達到像當今台灣那樣認同普世價值的自覺和深刻程度時，兩岸統一就為期不遠了。隻要大陸政治製度的落後不改變，我們就理解和同情台灣人民害怕重回專製統治黑暗的恐懼感，我們就羨慕台灣人民現在享有的民主製度保證了的自由與尊嚴，我們就把台灣同胞在建設民主製度方麵的成功視為學習的榜樣，並為炎黃子孫有能力學會這樣一種西方人創造的製度文明而倍感驕傲。

 

六，對於“中國模式”需要冷靜分析和有自知之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的持續增長使世界對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刮目相看，西方學者提出了一個主要是用於自省或自我反思 “西方模式”的不足的“中國模式”。人家從外麵看不明白我們中國的內情感到好奇與驚異並不為過，然而我們中國人自己如果對“中國模式”到底是怎麽回事停留於稀裏糊塗，盲目自負、甚至自吹自擂的狀態就很危險。從中國30年來社會發展的思想原因來看，最重要也最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進步就是，由於改革開放前，我們國家沿著錯誤的價值方向已經走進了死胡同，而不得不被迫地或非常被動地疏遠非普世價值的歧途死路，回歸普世價值的光明大道。三十多年來的所有社會進步，就思想原因來看，簡言之，都是一步步地放棄非普世價值指導下的各種錯誤的框框條條，一步步地與當今人類文明達到的普世價值水平靠近、接軌的結果。這個思想進步的最顯而易見的效果就是，原先勒在中國人民的脖子上的思想一律和政治恐怖的繩索，原來捆綁中國人民創造的手、前進的腳的經濟和社會製度性鎖鏈，慢慢地鬆懈了。因此，過去被捆住了大腦也捆住了手腳的中國人民獲得了一定限度的為自己爭取美好幸福生活的思想自由和施展自己創造能力的空間，他們的聰明才智、勤勞勇敢才得以變成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活力源頭。而中國三十多年來所有社會問題――政治腐敗、道德滑坡、經濟泡沫、兩極分化、自殺殺童、此起彼伏的群體事件、環境破壞、資源濫耗、等等等等，追至思想的原因，都與我們整個國家遠沒有徹底告別非普世價值立場而自覺認同普世價值立場不無關係。正是非普世價值立場提供給這些社會問題的真正肇事者以倒行逆施的道義根據，正是以非普世價值立場為道義根據的製度落後使他們張牙舞爪有恃無恐。中國現在的權貴階層置中國十幾億人民的安危死活於不顧，發瘋般地攫取和揮霍著人民用血汗創造的財富。他們嘴裏唱著“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調，心裏死乞白賴地想抓住的卻是壟斷資源，為所欲為的不受限製的絕對權力。這種情況反映在社會現象層麵，就是權貴集團與中國人民的矛盾日益深化並激化，所謂“維穩”正在變成各級政府壓倒一切的重任。權威數據顯示，2009年“維穩”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令人震驚：全國內保費用達到5140億元，已接近軍費的數額，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47.5%（參見2010年5月27日《社會科學報》第3版關武君：天價“維穩”不是長久之計）。而這高額的費用原本來自人民的血汗勞動，可是它們的支出又掩蓋並製造了多少維權者的血淚冤屈、屈辱恐懼？我們不用再提一些地區的公安司法黑社會化，不用再說腐敗官員吃喝嫖賭、貪汙受賄的種種劣跡，僅此一條足以說明，所謂的“中國模式”，如果指現在的情況，那至多隻是連北還沒真正找到，仍在僥幸摸著石頭淌河的狀態，是喜是憂、是死是活還未一定，哪裏堪為什麽榜樣“模式”？如果指未來我們中國人將會創造出一種真正對人類發展有獨到貢獻的成功的後發展道路，那麽“中國模式”無論如何都不能不首先上到普世價值支持的民主憲政的製度台階上來。

 

七，我們的一切由國家統一領導的文化事業，從人文教育指導思想、教育體係到人文教育的內容，從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指導思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製度和管理體係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內容，從電視、廣播、新聞出版到文學藝術的創作和傳播，都要主動自覺地向普世價值標準靠攏，並以垂直維度的普世價值來規範。紅色革命傳統教育的指導思想，應當從強調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殘酷無情轉向突出真、善、美、聖之人性的不朽。比如，我們那些為了未來和後代的自由、幸福、美好的生活而視死如歸的無數先烈，從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從李大釗、江竹筠到林昭、張誌新，從國民黨抗日英烈到共產黨抗戰英雄，他們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他們為了爭一黨之權，實行某個階級的專政而置個人生死於不顧，而是因為他們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為了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反抗專製製度、反抗侵略者而舍生取義。他們的偉大在於他們在精神上超越了生死，以青春的奉獻和生命的犧牲捍衛普世價值而展示出永垂不朽的人性光輝。通俗流行的娛樂類節目，也要在保持其水平維度的多樣性的同時，有意識地提高人文精神的高度。僅僅是為搞笑而搞笑，為收視率而媚俗，為票房而玩酷的藝術無異於麻醉人民精神的鴉片。

 

八，信仰自由和國家的宗教管理，也要以普世價值為標準來定是非、定規矩。保護信仰自由，保護信仰的多元化，使自己的人民得以適合自己的信仰方式達成精神的自我超越，是一個現代國家不可忽視的重要職責。在積極的引導性的意義上，政府判斷、認可一種宗教信仰是否好，以及是否足夠好，第一，要看其所戒的內容是否是在有力地維護垂直維度的人文普世價值不可逾越的底線。第二，要看其是否在垂直維度的人文價值高標上有感召力地敞開給修煉者追求神聖的理想境界。第三，要看其是否與人類美好的經驗生活內容相融洽，是否能容納對人性需要有積極意義的效用價值，是否鼓勵人類理性向未知領域不斷地突破。一個負責任的國家當然有責任阻止邪教對於社會的有害影響。那麽，以什麽為標準來判斷一種宗教和一個信仰團體是正是邪呢？標準並不是科學或不科學，也不能看信徒對其領袖人物是否敬仰崇拜，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它是滋養、維護、支撐普世價值的，還是扭曲、瓦解、破壞普世價值的。顯然，在消極保守的意義上，政府用來規範宗教信仰的正與邪的，隻須看其是否遵循與人類普世價值相一致的成文法律以及約定俗成的倫理規範。即一種信仰群體，隻要不觸犯以普世價值為道義根據的國家法律，國家就無權幹涉它的活動。如前所述，中華民族的天道信仰高妙精深、涵容廣大。在天道信仰得到文化地恢複與重建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能達到現在台灣那樣對宗教自由的包容性，即達到這樣的程度：凡是滋養、維護、支撐普世價值的宗教信仰和哲學信仰，我們的人民就都可以毫無顧慮地選擇其作為實現精神成長和超越的終極支撐。

 

我們活在一個十分特殊的國度和十分特殊的曆史時期。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任何其他民族都會羨慕的文化遺產，可是今天的我們整體上卻活得如此萎縮、庸碌和可憐！隻要我們自覺地站在普世價值的立場上，就會有許多的不安、煩燥、失望、壓抑、甚至於會敏感到痛苦向我們鋪天蓋地般地壓過來，因為以普世價值為標準，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我們每日經驗到的社會生活中，都有太多、太大、太明顯的不公正、不合理、不人道的事情發生著，有時人文環境的汙濁會令我們感到窒息，而堅持普世價值立場者的勢單力薄並且常常成為權力打壓的對象的現實又會令我們感到絕望。但是，也正是讓我們變得如此敏感、如此負重的普世價值立場，同時賦予我們存在和作出人生各種選擇的道義原則、賦予我們鮮明的正義感和正義必勝的信念。在這樣特殊的曆史和社會的環境中，如果我們抱定了普世價值的立場，雖然改變現實的目標極難實現，但是，我們卻能很容易地知道我們應當和可以努力地堅持什麽、改變什麽、建設什麽，我們的人生也因為能明確地從事這樣一些助善止惡的事情而有了超越出小我的意義。

 

每個人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隻要有人不放棄，那些不肯放棄的人就都是希望的原點所在，他們執著地舉起的普世價值的火把，就可能點燃更多的人的希望。當每個人都舉起火把時，我們就能驅散黑暗，而讓光明的希望變成現實。

 

讓我們為了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也為了人類的美好未來，讓思想和力量凝聚在普世價值的立場上。我們發誓：在世一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們堅持普世價值原則，會寸步不讓；我們擴大這個思想地盤，會寸土必爭。

 

甘願鋪路心作祭，不信東風喚不回！

 

――――

 

 

後記：寫此《宣言》的緣起和動機

 

7月22日我收到一學者推薦主張分“官派”和“民派”，並支持“民派”的文章的群發郵件，這之前還收到過一學者區分當前中國“左、中、右”派的文章，我即興寫了一首“普世價值當為準”的打油詩，並自稱自己是“普世價值派”，也以“全部回複”的郵件形式作複。詩雲：

 

民官左右皆為派

不可一帽論正歪。

民非生來即為善，

官無製衡必腐敗。

左是激進瞎折騰，

右是裹足腳不邁。

普世價值當為準，

心明眼亮不徘徊。

人格人權標底線，

左右官民皆規範。

 

我很快收到鍾波先生響應和支持的回郵，他建議我起草一份《普世價值主義宣言》。我感覺這個主意非常好，立即回複：“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我怎麽就沒想到呢？”

 

是的，我一直認為，中國人思想進步要達到的最起碼的水平，就是認同普世價值。幾年來我一直在做這方麵的研究和力所能及的宣傳普及。如果我們把普世價值立場在理論上搞清楚了，如果中國體製內外的學者、文化人都能自覺地接受普世價值標準，我想，我們的精神生活領域一定會有很大的生機與活力迸發出來。

 

現在這個《宣言》初稿我把它完成了，作為一個開放性的文本，我希望它能在借助於互聯網得到廣泛傳播的同時，也能得到批評、指正，能集思廣義，使這個《宣言》文本得以完善，也使對普世價值的理論認識進一步深化。

 

《宣言》中未能展開的涉及馬克思主義價值觀誤區的問題，涉及中華民族天道信仰重建的問題，涉及普世價值範疇體係的問題，可參見我的三篇相關論文。它們在中國改革網為我設的“網上文集”中都可下載，在新浪愛問網上搜索“1005　劉利華”也可以很方便地下載我近年包括上述三篇文章的一個文件壓縮包。

 

《宣言》中的“我們”並無具體所指。我知道一些我所敬愛的前輩和同道，他們早在若幹年前，就持有鮮明的普世價值立場了。因此我籠統地使用了“我們”這個第一人稱複數代詞作為這個《普世價值立場宣言》的主體。起草這個《宣言》，一方麵是我個人的一種社會性行為或實踐，另一方麵，也是我幾年來研究普世價值的一個學術成果。本著學術研究無有禁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宗旨，為了推動中國人文學術的進步和中國社會的進步，我把它發表出來，希望能首先得到盡可能多的我親愛的中華同胞、師長同道、父老鄉親、兄弟姐妹的認同、支持和指教。

 

劉利華　

初稿完成於2010年8月3日，2010年8月5日修改，2010年8月6日二修，2010年8月10日三修。

 

 

三修附記

 

我8月6日將《宣言》二修稿寄給我的一些通電子郵件的師長、學者朋友和同道後，已經收到一些意見反饋。主要的是行文不夠簡煉，應當再作壓縮和使文字更為流暢、淺顯、生動。但是我的三修，由於時間和能力的原因，還是沒有做這個壓縮和提煉的工作，隻是把我發現了的明顯的漏字或漏意補上而已。比如，“可是它們的支出又掩蓋了多少維權者的血淚冤屈、屈辱恐懼？”改成了“可是它們的支出又掩蓋並製造了多少維權者的血淚冤屈、屈辱恐懼？”補上了“維穩”費用“製造”冤屈的意思。又如，“而堅持普世價值立場者的勢單力薄又會令我們感到絕望。”改成“而堅持普世價值立場者的勢單力薄並且常常成為權力打壓的對象的現實又會令我們感到絕望。”補上了真正堅持普世價值立場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人會冒失去工作、家庭、甚至自由等危險的意思。

 

有的朋友問：《宣言》要不要聯署？明確表示，如要的話，算他一個。我告之，這種理論表白類的宣言，主要不是用作簽名，而是用作傳播思想的。我高興地看到，在選舉與治理網、貓眼看人網，以及人民網的強國論壇上，都貼上了這篇《宣言》的全文，並且短短兩天，已經有很多支持的跟貼，反對的貼子大概隻有幾十分之一。這讓我感覺，保持現在的行文形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也還是可以理解這篇《宣言》的立場的。這也是我遷就自己一個理由吧。　

 

利華草記於2010年8月10日】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