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yun) 際會(hui) 的晚清新經學轉型 ——張之洞與(yu) 廖平的師生交往及其學術史意義(yi)

作者：吳龍燦

來源：《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4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十八日辛卯

         耶穌2018年10月26日

晚清名臣張之洞與(yu) 經學家廖平的師生交往，是晚清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張之洞拔識和表彰廖平，使廖平走上了學術康莊大道，並終生一直關(guan) 心和幫助廖平的學術發展。廖平感激張之洞的知遇之恩，終身以張之洞為(wei) 恩師，學問雖獨立自主，然而虛心受教，中晚期建基於(yu) 張之洞的學術思想主張而發展出自成規模的孔經哲學體(ti) 係。師徒感情篤深，學術上保持互動，在學術史上不啻晚清新經學轉型的風雲(yun) 際會(hui) 。晚清民初經學在國家麵臨(lin) 內(nei) 憂外患、傳(chuan) 統文化麵臨(lin) 存續危機之際的應世轉型，在張之洞和廖平師徒的努力下，發展出一條踏實純正、意義(yi) 重大的新經學轉型道路。我們(men) 從(cong) 尊經書(shu) 院時期、廖平早期經學時期和張之洞《勸學篇》麵世之後時期等三個(ge) 階段考察張廖師生學術交往與(yu) 新經學建構曆程，可以洞明張廖新經學轉型的學術內(nei) 涵、時代價(jia) 值和學術史意義(yi) 。

一、尊經書(shu) 院時期

張之洞(1837～1909)，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1837)生於(yu) 貴築縣(今貴陽市)，7歲時隨父到興(xing) 義(yi) 府城就讀，13歲始回河北原籍應試，考取秀才；15歲時赴順天府鄉(xiang) 試中舉(ju) 人第一名，成“解元”；26歲考取進士第三名，成“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張之洞幼承庭訓，四歲發蒙，師從(cong) 父親(qin) 張瑛禮聘的多位名儒，八歲讀完四書(shu) 五經，十歲習(xi) 作詩文，十二歲開始研習(xi) 小學、古文經學、史學、經濟之學，問業(ye) 乃父摯友胡林翼。“經學受於(yu) 呂文節公賢基，史學、經濟之學受於(yu) 韓果靖公超，小學受於(yu) 劉仙石觀察書(shu) 年，古文學受於(yu) 從(cong) 舅朱伯韓觀察琦。學術兼宗漢、宋，於(yu) 兩(liang) 漢經師、國朝經學諸大師及宋明諸大儒，皆所宗仰信從(cong) 。漢學師其翔實而遺其細碎，宋學師其篤謹而誡其驕妄空疏，故教士無偏倚之弊。”①其奉行古文學和經世實學之根基立焉。

張之洞同治六年(1867)開始任浙江鄉(xiang) 試副考官，旋即奉旨簡放湖北學政，在浙江鄉(xiang) 試所取多樸學之士，其中就有後來曆任陝西、兩(liang) 廣總督的陶模，外交家袁昶、許景澄和樸學殿軍(jun) 孫詒讓等，浙人引以為(wei) 幸；在湖北，立施政之旨：學政一官不僅(jin) 在衡校一日之短長，而在培養(yang) 平日之根柢；不僅(jin) 以提倡文字為(wei) 事，而當以砥礪名節為(wei) 先。又撰試院楹貼雲(yun) ：剔弊何足雲(yun) 難，為(wei) 國家培養(yang) 人才，方名稱職。衡文隻是一節，願諸生步趨賢聖，不僅(jin) 登科。強調修己之學。又革新科舉(ju) 考試辦法，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劄行各屬發題觀風，聽生童量能自占，各盡所長。引用隱僻典實，許自注書(shu) 名出處。平日具有著作者，可隨卷送呈。又奏請改經文為(wei) 經解，由考生報名認習(xi) 之經考察，以端品行、務實學兩(liang) 義(yi) 反複勸勉諸生，奔波各地主持考試②。其辛勤學政，深得士心，曾國藩讚曰：“近張香濤在湖北亦愜眾(zhong) 望。”③張之洞還與(yu) 當時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李鴻章商定在武昌創辦文昌書(shu) 院(後改名“經心書(shu) 院”)，又編科試時文《江漢炳靈集》五集，第四集為(wei) 通經學古之文，張之洞序雲(yun) ：“時文必以闡發義(yi) 理、華實具備者為(wei) 尚，詩古文辭必以有法度、不徇俗為(wei) 工，無陳無剽，殆斐然焉。”④同治九年任滿返京，度過兩(liang) 年“清流雅望”的悠閑生活，充翰林院教習(xi) 庶吉士，以識見和文才獲得慈禧賞識和同治帝加賞侍讀銜。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張之洞奉旨充四川鄉(xiang) 試副考官，是年底簡放四川學政，次年識拔廖平，開建尊經書(shu) 院，至光緒二年(1876)十一月任滿離蜀，計三年半時間，可謂之張廖師生交往之尊經書(shu) 院時期。

廖平(1852～1932)七歲初讀於(yu) 鹽井灣萬(wan) 壽宮，從(cong) 學向春廷。其後師從(cong) 胡龍田、曾誌春(理學)、廖榮(中醫)、何欽培等學，十四歲始從(cong) 鍾靈及其弟嶽輪讀，不能強記，然善悟解。二十一歲始授徒於(yu) 鹽井灣三聖宮。井研鄉(xiang) 賢先輩皆頓紀飭行，喜讀宋人書(shu) ，廖平亦篤好宋五子書(shu) 及唐宋八家文。同治十三年(1874)，廖平與(yu) 同學楊楨授徒於(yu) 舞鳳山。是年以《子為(wei) 大夫》文為(wei) 張之洞拔置為(wei) 秀才第一名。“二月，先生補博士弟子員，初院試題為(wei) 《子為(wei) 大夫》。先生文破題為(wei) 三句，已為(wei) 閱卷者所棄。學政張之洞檢落卷，見其破題異之。因細加披閱，拔置第一。以後張於(yu) 先生更屢加拔識，故先生對張之感獨深。”⑤此後張之洞在不同場合大力表彰廖平。廖平家貧而好學，已有兩(liang) 次鄉(xiang) 試不第，張之洞拔識對其人生道路和學術生命都是至關(guan) 重要的，廖平從(cong) 此在張之洞影響下步入學術正途。此時的知遇之恩和後來的教導關(guan) 切確立了張廖深厚的師生情誼。

光緒元年(1875)春，尊經書(shu) 院成，張之洞議定章程，擇廖平在內(nei) 之諸生百人肄業(ye) 其中。張之洞離任前所撰《創建尊經書(shu) 院記》詳述書(shu) 院創建緣起及書(shu) 院宗旨十八條。首明本義(yi) “操約而施博”：“(此舉(ju) )然則何為(wei) ？曰為(wei) 讀書(shu) 。讀書(shu) 何用？曰成人材。蜀材之盛舊矣，漢之郭(即犍為(wei) 文學)、張、馬、揚，經之宗也。宋之二王(當、偁)、二李(燾、心傳(chuan) )、史、範，史之良也。其餘(yu) 唐之陳、李，宋之五蘇、範、虞，元之虞，明之楊，氣節、經濟、文章之淵藪也。方今聖上敦崇經學，祀漢太尉南閣祭酒許公於(yu) 學宮，試卷經策空疏者磨勘有罰。使者奉宣德意，誠欲諸生紹先哲，起蜀學。然歲科兩(liang) 試能進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補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詳，發落不能盡，僅(jin) 校之非教之也。於(yu) 是乎議立書(shu) 院，分府拔尤，各郡皆與(yu) 視其學大小、人多少以為(wei) 等，延師購書(shu) ，分業(ye) 程課。學成而歸，各以倡導其鄉(xiang) 裏後進，輾轉流衍，再傳(chuan) 而後，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⑥要之，尊經書(shu) 院本義(yi) 乃培養(yang) 讀書(shu) 種子、興(xing) 起蜀才蜀學。“務本第四”以為(wei) 通經為(wei) 學之根柢，小學為(wei) 通經之根柢：“聖賢通天下事理，言之謂之本，學人因謂之根柢。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群書(shu) 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wan) 古不廢之理也。不通小學，其解經皆燕說也。不通經學，其讀史不能讀表誌也。不通經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於(yu) 詞，必儉(jian) 於(yu) 理。故凡為(wei) 士必知經學、小學。綜此兩(liang) 端，其在篤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終身由之而不盡。若夫約而求之，治《說文》者，知六書(shu) 義(yi) 例之區分、篆隸遞變之次第、經傳(chuan) 文字通借之常例、古今音韻之異同，足以治經矣。治經學者，知訓詁之本義(yi) 、群經之要指、經師授受之源流、儒先傳(chuan) 注異同長短之大端，足以折中群籍矣。即此數要，先正老師，其說已備，其書(shu) 俱存。”⑦又在“息爭(zheng) 第九”中認為(wei) 不可有門戶之見：“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dang) 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經濟、詞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讀書(shu) 宗漢學，製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惟漢、宋兩(liang) 家不偏廢，其餘(yu) 一切學術亦不可廢。”⑧認為(wei) “漢學師法，止於(yu) 實事求是，宋學準繩，止於(yu) 嚴(yan) 辨義(yi) 利”⑨，還有經濟、詞章以下一切學術，都不可偏廢。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上著《輶軒語》、《書(shu) 目答問》兩(liang) 書(shu) ，“開發初學，論卑易行，如能信而擇用之，雖暫無師必有所得矣”⑩，蜀地當時隻讀時文之風氣為(wei) 之一變。張之洞此外還勉力支持書(shu) 院發展。“院中為(wei) 饗堂，祀蜀中先師經師。複以邊省購書(shu) 不易，捐俸置四部數千卷，起尊經閣庋之。時以暇日蒞院，為(wei) 諸生解說。”(11)張之洞光緒二年底去任時，行至綿竹致書(shu) 新任學使譚叔裕囑其監學：“身雖去蜀，獨一尊經書(shu) 院倦倦不忘。……通省佳士……大率心賞者盡在書(shu) 院。”(12)後又去信補充表彰蜀才，請善加培育，其中將廖平與(yu) 張祥齡、楊銳、毛瀚豐(feng) 、彭毓嵩等號“蜀中五少年”。“以上五人，皆時文、詩賦兼工，皆在書(shu) 院。美才甚多，好用功者亦不少，但講根柢者，實難其人。此五人未能深造，尚有誌耳，已不易矣，此五人皆美質好學而皆少年、皆有誌古學者，實蜀士一時之秀。洞令其結一課互相砥礪，冀其他日必有成就，幸執事鼓舞而教育之，所成必有可觀。”(13)其中第二位廖平列楊銳之後：“廖登庭，井研學生。天資最高，文筆雄奇拔俗，於(yu) 經學、小學極能揅索，一說即解，實為(wei) 僅(jin) 見，他日必有成就。”(14)張之洞為(wei) 尊經書(shu) 院所立之教和拔識人才之盛，對近代蜀學興(xing) 起居功至偉(wei) ，也為(wei) 廖平之學術奠定堅實根基。

尊經書(shu) 院時期，廖平在張之洞影響下從(cong) 早年宋學轉向漢學。“予初從(cong) 書(shu) 院章程治小學、目錄、金石、典故，後乃專(zhuan) 心治經，今之所以治經，雖與(yu) 訓詁家有小別，而得力之處坐在初功。”(15)光緒二年(1876)年跋《隸釋》，作《爾雅舍人注考》《六書(shu) 說舍人注考》。是年底，張之洞去任，廖平及同學送到新都，餞行於(yu) 桂湖而別。光緒四年(1879)，尊經書(shu) 院刊刻《蜀秀集》，收入廖平作品《爾雅舍人注考》《六書(shu) 說》《榮波既豬解》《士冠禮以摯見於(yu) 鄉(xiang) 大夫鄉(xiang) 先生解》《月令毋出九門解》《廛無夫裏之布解》《史記列孔子於(yu) 世家論》《五代疆域論》《兩(liang) 漢馭匈奴論》等篇，皆漢學路徑。廖平自述曰：“餘(yu) 幼篤好宋五子書(shu) 及八家文。丙子(1876)從(cong) 事訓詁文字，用功正勤，博覽考據諸書(shu) 。冬間，偶讀唐宋人文，不覺嫌其空泛無實，不如訓詁書(shu) 字字有意。蓋聰明心思於(yu) 此一變矣。庚辰(光緒六年，1880)以後，厭棄破碎，專(zhuan) 事求大義(yi) ，以視考據諸書(shu) ，則又以為(wei) 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根本，取莊子、管、列、墨讀之，則乃喜其義(yi) 實，是心思聰明至此又一變矣。”(16)光緒五年(1878)王闓運入主尊經書(shu) 院之前，廖平為(wei) 學皆從(cong) 張之洞所教而立足漢學。王闓運入主尊經書(shu) 院一年間廖平受之影響，一度轉向今文經學，“厭棄破碎，專(zhuan) 事求大義(yi) ”，而後進入其自立門戶的早期經學時期，在張之洞關(guan) 懷下經曆經學一變和二變，但與(yu) 張之洞所教貌離而神合。至於(yu) 戊戌變法之後，廖平中晚期經學輾轉發明乃師《勸學篇》宗旨，構建孔經哲學體(ti) 係，師生學術思想若合符契，立下晚清新經學轉型規模範圍，容後詳論。

二、“張廖”公案考辨

自張之洞離蜀之後，張之洞與(yu) 廖平仍然保持密切的聯係，時有誡語。

光緒六年(1880)春，廖平赴京會(hui) 試，不第。在京日，嚐撰寫(xie) 《上南皮師相論易書(shu) 》，以易例請業(ye) 時授翰林院侍講的張之洞。張之洞誡廖平：“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蓋廖平此時剛因王闓運所教“專(zhuan) 求大義(yi) ”而論易，故以漢學為(wei) 教的張之洞以此語誡之。光緒九年(1883)春，廖平赴北京會(hui) 試不第，途中悟“素王二伯諸大義(yi) ”，謁時任山西巡撫的張之洞於(yu) 太原，“張仍以‘風疾馬良’之語誡廖平，並以治小學相勖”(17)。張之洞又盛推王霞舉(ju) ，比之伏生、文中子，廖平詣之有得而張之洞甚喜。

光緒十四年(1888)冬，廖平赴京會(hui) 試，張之洞電召赴粵，命纂《左傳(chuan) 疏》，以配清代《十三經疏》，以方赴京未能去。此時廖平已有以《今古學考》為(wei) 代表作的經學一變和以《知聖篇》和《辟劉篇》為(wei) 代表作的經學二變。光緒十五年(1889)廖平會(hui) 試中三十二名進士，欽點即用知縣，以親(qin) 老故改教職，部銓龍安府教授，試後應張之洞召，六月赴廣州，住廣雅書(shu) 局，以張之洞命纂《左傳(chuan) 》，始專(zhuan) 力治左氏，張之洞又重申“風疾馬良”之誡。此時廖平在廣州會(hui) 晤康有為(wei) ，示之《知聖篇》和《辟劉篇》，康有為(wei) 於(yu) 是盡變其學，參照而作《孔子改製考》和《新學偽(wei) 經考》，而廖平因此被世人目為(wei) 維新變法依據“素王

改製”論之始作俑者。

光緒十六年(1890)春，廖平複由廣州赴京補應殿試，得二甲七十名，賜進士出身。秋，偕宋育仁由水道返川，過湖北謁時任兩(liang) 湖總督的張之洞，流連彌月，以《春秋古經左氏說漢義(yi) 補證》、《左傳(chuan) 漢義(yi) 補證》兩(liang) 稿上張之洞，張之洞又重申“風疾馬良”為(wei) 言。

光緒二十年(1894)，門人汪兆麟以縣丞分發湖北，因以《左傳(chuan) 漢義(yi) 補證》稿全部、《尚書(shu) 》稿數篇，命其呈張之洞。

光緒二十三年(1897)夏，時《古學考》出。又長沙《湘學報》刊文揭“素王改製”之義(yi) ，張之洞一方麵電告江標、陳寶箴糾正《蜀學報》文字：“惟有一事奉商，《湘學報》卷首即有‘素王改製’雲(yun) 雲(yun) ，爾後又複兩(liang) 見此說，乃近日公羊家新說，創始於(yu) 四川廖平而大盛於(yu) 廣東(dong) 康有為(wei) 。此說過奇，甚駭人聽……於(yu) 聖人僭妄而又作偽(wei) ，似不近理……與(yu) 之相涉恐有流弊。”(18)另一方麵通過宋育仁傳(chuan) 語告誡廖平：“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解鈴係鈴，惟在自悟。”命改訂經學條例，不可講今古學及《王製》並攻駁《周禮》。廖平為(wei) 之忘寢餐者累月。十月，廖平赴成都，與(yu) 宋育仁相見，宋再傳(chuan) 張之洞語，並謂“如不自改，必將用兵”。後廖平分撰《與(yu) 宋芸子論學書(shu) 》、《上南皮師相論學書(shu) 》，申明為(wei) 學宗旨及回應師命。梁啟超之“逼賄”說蓋由此出。

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張之洞《勸學篇》成書(shu) 。八月，戊戌政變，康有為(wei) 外逃日本，楊銳、劉光弟等六君子蒙難，形勢對廖平很不利。“先是，康有為(wei) 得‘孔子改製之說’而倡之，並引《公羊》、《孟子》以自助，以為(wei) 變法之據。天下群以作俑歸之先生，謂‘素王改製’之說實有流弊，並因而攻《公羊》及《孟子》焉。”(19)門人施煥自重慶急函：“清廷株連甚廣，外間盛傳(chuan) 康說始於(yu) 先生，請速焚有關(guan) 經書(shu) 。”(20)門人趙伯道於(yu) 是舉(ju) 火焚燒新成之《地球新義(yi) 》，以保廖平避禍。

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廖平因戊戌政變牽連署謝洪縣訓導。張之洞先以延通經之士纂《經學明例》，差人電告廖平：“湖北現辦纂書(shu) 尊經學，依《勸學篇守約卷》內(nei) 明例等七條，《詩》、《儀(yi) 》、《禮》已存，廣雅乃最重公品學，請擇一二經，先編《明例》一卷寄來。”(21)四月，張之洞電召廖平赴湖北辦《正學報》，黃開國認為(wei) 這是對正受戊戌政變牽連的廖平的保護，甚合情理(22)。廖平因成都送考未能成行，於(yu) 是作一書(shu) 並增補《地球新義(yi) 》稿，命門人攜至湖北上之，張之洞意弗善，傳(chuan) 語“欲先生用退筆”。

以上交往時值張之洞從(cong) 支持維新變法到“正人心、開風氣”的《勸學篇》醞釀誕生的時期，而廖平的早期經學也逐漸向中期經學過渡。期間張之洞屢語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告誡，經學二變期間甚至有“如不自改，必將用兵”等似有威逼意味之語，又時有文化事務請廖平參與(yu) 。於(yu) 是梁啟超有“張公賄逼”說：“晚年受張之洞賄逼，複著書(shu) 自駁，其人固不足道，然有為(wei) 之思想，受其影響，不可誣也。”(23)更有“戊戌懼禍”說：“而其說亦屢變，初言古文為(wei) 周公，今文學孔子；次言今文為(wei) 孔之真，古文為(wei) 劉之偽(wei) ；最後乃言今文為(wei) 小統，古文為(wei) 大統。其最後說，則戊戌之後，懼禍而支離之也。蚤歲實有所心得，儼(yan) 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晚節則幾於(yu) 自賣其說，進退失據矣。”(24)後人乃有楊東(dong) 蓴“戊戌(1998年)以後，因畏禍遂自賣其說”(25)、周予同“廖平受威逼而變說”(26)等沿襲梁氏之刻薄評語。章太炎曾為(wei) 之辯解：“清大學士張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六經說《周禮》，之洞遺書(shu) ，以為(wei) ‘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而有為(wei) 之徒見君前後異論，謂君受之洞賄，著書(shu) 自駁，此豈足以汙君者哉？”(27)今人舒大剛、黃開國諸先生駁斥甚詳(28)，此不贅述。

此處要申論者，乃“逼賄”“懼禍”公案背後更深層的學術辨析：在現有學術史論述中，通常認為(wei) 張之洞推重古文經學，廖平受王闓運影響後一心一意用心今文經學，兩(liang) 者互相對立，張之洞欲將廖平從(cong) 今文經學拉回漢學陣容，而廖平持“吾愛吾師、更愛真理”的立場，堅持己見，百折不撓。果然如此乎？本文以為(wei) 不然，應以史料和原著為(wei) 據，去其主觀遮蔽而見其本來麵目。

首先，我們(men) 先來看看廖平學術態度和經學立場。廖平在為(wei) 學、為(wei) 人、思想上的獨立性非常強。“特妾婦之道，從(cong) 一而終，轉益多師，古所不禁。況儒生傳(chuan) 經，亦如疇人製器，秘合差離，久而後覺。使必株守舊儀(yi) 、禁新法，專(zhuan) 己守殘，殊非師門宏通之旨。”(29)對王闓運如此，對張之洞亦然。“於(yu) 湘潭之學，不肯依傍。……蓋學貴自立，無與(yu) 感情；依傍既空，方覘真識。”(30)王闓運對廖平的影響主要限於(yu) 廖平經學初變之前的第二小變，從(cong) 古學興(xing) 趣轉向今學，但在光緒十一年(1886年)乙酉，乃自立門戶，成《今古學考》。《勸學篇》問世之前篤守古文經學的張之洞屢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相誡，未能使之變易為(wei) 學立場。廖平之學又以善變著稱，其立場不可輕易以一個(ge) 標簽貼定，何況廖平經學三變開始已經超越今古文經學分別，並轉型為(wei) 經學哲學家，故光緒六年(1880)之後堅守今文經學立場之說不成立。

其次，張之洞“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等誡語真意何在，有待分疏。此語在尊經書(shu) 院時期提到過：“適越而麵太行，馬愈良者去愈遠，徘徊於(yu) 岐路者，日行不能十裏。”(31)張之洞對楊銳、廖平等弟子甚為(wei) 欣賞和愛護，而廖平發明經義(yi) 常常駭人聽聞，易招妒害，尤為(wei) 張之洞所擔心。據廖平弟子吳虞記載，廖平在湖北當麵指出《書(shu) 目答問》的錯誤。“南皮爽然久之，曰：‘予老矣，豈能再與(yu) 汝遞受業(ye) 帖子耶？’”(32)張之洞對愛徒寬厚如此，可見誡語實為(wei) 關(guan) 心弟子和寄予厚望之表達。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之洞的政治敏感使之不放心廖平言論，“如不自改，必將用兵”，“幹戈從(cong) 事”，用意當在誡其明哲保身。光緒二十五年，張之洞傳(chuan) 語“欲先生用退筆”，乃戊戌變法失敗後，愛徒楊銳等蒙難，已經惋惜悲痛不已，廖平有變法依據始作俑者之名，形勢危險，而廖平又發“大統小統”驚人之論，乃師告誡廖平持論謹慎，也是情理之中。對廖平論學呈稿，張之洞每有誡語，而廖平均慎重反思其學，大有促進其深思熟慮、學術猛進之作用。可見張之洞諸誡語無他意，惟達其關(guan) 懷、勉勵、護佑愛徒之心耳。

第三，張之洞固然推崇紀阮考據之學，然而在尊經書(shu) 院章程和後來教導廖平特重漢學，並非鐵板一塊。“切於(yu) 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yi) 。凡大義(yi) 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yi) 也。”(33)他不僅(jin) 反對門戶之見，力倡經學為(wei) 根柢和一切學術並重，尤重求大義(yi) ，所不喜者乃“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惑世的穿鑿之公羊。“平生學術最惡公羊之學，每與(yu) 學人言，必力詆之。四十年前，已然謂為(wei) 亂(luan) 臣賊子之資，至光緒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說以煽亂(luan) ，至今為(wei) 梗。”(34)而康有為(wei) 之公羊學在張之洞看來有“荒唐險怪者”之嫌疑，然而即便如此，張之洞在維新變法早期仍然積極支持康有為(wei) 、梁啟超等人的變法宣傳(chuan) 活動，可見其政治和學術胸懷。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夏才開始覺得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和變法實踐大有問題，組織力量駁正維新變法理論，並用半年時間寫(xie) 出《勸學篇》以正學，因這時已關(guan) 乎國家命運，忠君愛國的張之洞不得不然。廖平學術有越變越怪之相，張之洞雖有所看法，並時有誡語和建議，但均為(wei) 私下傳(chuan) 語，而非公開場合批判，更無強迫廖平改變學術思想立場之實質性做法，而終生抱定愛護、保護和勉勵弟子的一貫作風。所以廖平的學術思想走向均獨立自主，若有與(yu) 張之洞學術觀點相符合和相背離，都是廖平忠實於(yu) 內(nei) 心深思熟慮之結果，非為(wei) 感情特予曲意逢迎或刻意反對。

綜合以上史料和考辨所論，張之洞一生學術思想並非固守古文經學立場，廖平之學術思想亦並非在光緒六年(1880)之後固守今文經學立場，師徒之學術思想皆有多重麵向，也有相互影響和促進。尊經書(shu) 院時期張廖師徒學思契合，同向漢學，而從(cong) 此到戊戌政變之前，師徒聯係密切，學術常有乖異，時有辯難，貌離神合，經學宗旨均兼綜漢宋、分別古今。戊戌政變前後，張之洞學術思想有一非常之飛躍，以《勸學篇》為(wei) 世人立法立範，而經曆磨難的廖平轉型為(wei) 哲學家，開始新的學術曆程，此時再無學派之藩籬，與(yu) 乃師心意相通，若合符節，超越古今之別，應對中西之爭(zheng) 。蓋前人有見於(yu) 張廖學術麵相之異，而未深究張廖學術實質之同，或以避免“逼賄”、“懼禍”之嫌疑而曲為(wei) 辯說，反而遮蔽張廖契合之真相。

三、“中體(ti) 西用”與(yu) 新經學轉型

張之洞在“戊戌政變”前夕作《勸學篇》，在中國近代史上麵臨(lin) 深重民族危機而應對“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係列努力中，奠定了主流觀點“中體(ti) 西用”主張的集大成者和代言人地位。而對《勸學篇》問世前後張之洞和廖平的學術思想變遷的考察，可以發現張廖師徒學術思想的發展脈絡和新經學範式的建構邏輯。

張之洞一生學術思想約有三變。張之洞早年受過正統儒學教育，到光緒七年(1881)底補授山西巡撫之前，遵循傳(chuan) 統士大夫修齊治平道路，為(wei) 學教人遵循“端品行、務實學”之儒學傳(chuan) 統，居京師之“清流”議論“以不談洋務為(wei) 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35)。任山西巡撫期間，因地方弊政衰敗觸發而與(yu) 英國傳(chuan) 教士李提摩太交往，開始對舊政西藝有了新的認識，在山西開始學習(xi) 西技、興(xing) 辦洋務，此一變也。光緒十年(1884)，張之洞調任兩(liang) 廣總督，參與(yu) 中法戰爭(zheng) ，對軍(jun) 事科技方麵的中西文化差異又有真切感受，認為(wei) “水師之無人，槍炮之不具”是中國不敵西方的原因，勉力培養(yang) 軍(jun) 事人才和改善軍(jun) 械設備，並如辜鴻銘所記，找到“理”、“勢”關(guan) 係的恰當處理方式：“夫理之用謂之德，勢之用謂之力。忠信、篤敬，德也，此中國之所長也；大艦、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國之所長也。當甲申一役，清流黨(dang) 諸賢但知德足以勝力，以為(wei) 中國有此德必可以製勝。於(yu) 朝廷遂欲以忠信篤敬乃無形之物也，大艦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無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於(yu) 疆場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製勢也。甲申以後，文襄有鑒於(yu) 此，遂欲以舍理以製勢。然舍理而言勢，則入於(yu) 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於(yu) 是躊躇滿誌而得一兩(liang) 全之法，曰：‘為(wei) 國則舍理而言勢；為(wei) 人則舍勢而言理。’”(36)光緒十五年(1889)轉任兩(liang) 湖總督，進而倡導西方“專(zhuan) 門之學”，洋務和辦學皆肯定和效仿“西學”，此二變也。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zheng) 中國慘敗，次年《馬關(guan) 條約》簽訂，民族危機空前深重，張之洞上《籲請修備儲(chu) 才折》，提出九條“中國安身立命之端”，皆用“西學”救“如受重飭，氣血大損”的朝廷之“體(ti) ”(37)。為(wei) 康有為(wei) 、梁啟超等維新派在湖南《湘學報》發表的過激言論所刺激，張之洞又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提出：“故於(yu) 兩(liang) 書(shu) 院分習(xi) 之大旨，皆以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端。”(38)稍後在《勸學篇》中說：“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wei) 亂(luan) 首，弱者為(wei) 人奴，其禍更烈於(yu) 不通西學者矣。”(39)“四書(shu) 五經、中國史事、政書(shu) 、地圖為(wei) 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wei) 新學。舊學為(wei) 體(ti) ，新學為(wei) 用，不使偏廢。”(40)“中學為(wei) 內(nei) 學，西學為(wei) 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yu) 經文，而必無悖於(yu) 經義(yi) 。”(41)“中體(ti) 西用”說形成，此第三變也。

張之洞之學術第三變倡言的“中體(ti) 西用”說，實為(wei) 中國近代應對“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發展到清末的成熟形態和理論總結，並大力提倡而成國人共識。梁啟超曰：“甲午喪(sang) 師，舉(ju) 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畺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者，張之洞最樂(le) 道之，而舉(ju) 國以為(wei) 至言。”(42)“中體(ti) 西用”說的淵源，前有林則徐、魏源提出“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製夷”(魏源：《海國圖誌》)方案，後又有洋務派代表人物曾國藩、李鴻章開啟以“製器練兵”、“求富求強”為(wei) 宗旨的洋務運動。而日本明治維新也以“和魂洋才”說處理以儒家孔孟之道為(wei) 主體(ti) 的傳(chuan) 統思想和西方近代資本主義(yi) 文化的關(guan) 係問題，都以本國的傳(chuan) 統思想為(wei) “本”、“體(ti) ”，以西方近代文明為(wei) “輔”、“用”，即立足傳(chuan) 統來引進西方文明。馮(feng) 桂芬在鹹豐(feng) 十一年(1861)提出“以中國之倫(lun) 常名教為(wei) 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43)，則為(wei) “中體(ti) 西用”說的首次明確表達。其後，王韜言：“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王韜：《弢園文錄外編》)薛福成言：“取西人氣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薛福成：《籌洋芻議•變法》)光緒十九年(1893)鄭觀應言：“中學其體(ti) 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44)中國自占有“嚴(yan) 夷夏之防”的“張三世”思想傳(chuan) 統，魏源到張之洞學習(xi) 西方的實用主義(yi) 態度和華夏文化中心的“天下觀”相互配合協調，使在堅持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前提下能夠解放思想學習(xi) 西方政治和科技文明，不失為(wei) 晚清內(nei) 憂外患之時變通兼顧的“保國、保教、保種”自救道路。

廖平則在乃師《勸學篇》問世前後逐漸從(cong) 早期學問宗旨主要解決(jue) “古今之爭(zheng) ”的經學家轉型為(wei) 中晚期應對“中西之爭(zheng) ”的哲學家。光緒二十三年(1897)，是廖平經學三變的始年，張之洞通過宋育仁傳(chuan) 達誡語“改訂經說條例”，促使廖平反思數月，在論學書(shu) 信中展示其反思成果，其中多有為(wei) 其早期經學主張辯護，同時在張之洞指出問題的地方說明已經有所改變，問題意識則在“現在外侮憑陵，人才猥瑣，實欲開拓誌士之心胸，指示學童之捷徑”(45)，其立場為(wei) “不是古非今，亦不信今蔑古”。回應張之洞對經學二變“尊今抑古”中《王製》和《周禮》處理方式的意見，廖平“擬於(yu) 各經凡例中刪去《王製》一例。所有製度，各引本經傳(chuan) 記師說為(wei) 證，不引《王製》明文，現已遵照改易”，“惟《攻劉篇》專(zhuan) 攻《周禮》，此書(shu) 未刊刻，即將原稿毀消”。並彌合今古學學派：“蓋二派各立門戶，不尚主奴。特古學久經盛行，今學不絕如縷，初謀中興(xing) ，不得不畫分疆域；既已立國，無須再尋幹戈。公約一定，永敦交好。”“既將諸經統歸一是，則不必更立今古之名。是不言今古者，乃出於(yu) 實理，非勉強不言而已。”(46)此語表明廖平不再囿於(yu) 經學的今古之別，而詮釋皆“出於(yu) 實理”，可視為(wei) 廖平早期經學走向中期經學的標誌之一。在經學三變“大統小統說”中，《周禮》“丁酉之後，乃定為(wei) 大統之書(shu) ，專(zhuan) 為(wei) 皇帝治法”(47)，“以前所刪所改之條，今皆變為(wei) 精金美玉，所謂‘化腐朽為(wei) 神奇’”(48)。三變的初作《地球新義(yi) 》也在《勸學篇》問世之初誕生，可視為(wei) 張廖學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標誌。張廖之前共同關(guan) 心的經學“今古”之爭(zheng) ，誌在通經致用，通過廖平早期經學的創造詮釋和張之洞的指導糾偏，已經完成對今古經學超越，而都轉向了應對“中西之爭(zheng) ”的新經學構建之路。

廖平將張之洞“中體(ti) 西用”說轉換為(wei) “文質說”。廖平早期經學中之“文質說”，言互相取法而無主輔、體(ti) 用之別：“文質即中外、華洋之替字，中國古無質家，所謂質家，皆指海外，一文一質，謂中外互相取法。”(49)中期經學則以“祖學、新學”分主輔：“講學者當以祖學為(wei) 主，新學為(wei) 輔，混而為(wei) 一，不可歧而為(wei) 二。”(50)以“形上之道、形下之器”來對應“中學、西學”，明“體(ti) 用”之別：“所謂改文從(cong) 質，乃指改今日文弊之中國以從(cong) 泰西之今質。”“中古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創，而迎給於(yu) 外人，亦如西人患難已平，飽暖已極，自新無術，而內(nei) 向中國。中國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日中為(wei) 市，交易得所而退，文質彬彬，合乎君子，此文質合通百世損益之大綱也。”(51)其後建構孔經哲學體(ti) 係都契合“中體(ti) 西用”立場，即以孔經哲學為(wei) 內(nei) 核的中國文化為(wei) 體(ti) 、西方民主政治和科技器物文明為(wei) 用。

戊戌之後，廖平構建以尊孔尊經、融攝西學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新經學體(ti) 係，勉力弘揚師說，闡述群經大義(yi) ，印證和疏解張之洞“中體(ti) 西用”立場下的變法宗旨：“夫不可變者，倫(lun) 紀也，非法製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52)“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若並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luan) 作矣。若守此不失，雖孔孟複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53)。光緒二十五年，廖平按《勸學篇•守約》參與(yu) 《經學明例》編纂，而廖平在光緒十二年已做《群經凡例》(《十八經注疏凡例》)，此時則轉變為(wei) 認同張之洞提倡的“守約固本”的“八經”新經典體(ti) 係。

張之洞以為(wei) 儒家處於(yu) “今日之世變”，若不改變《論六家要旨》所言“儒家者流，博而寡要，老而少功”的狀況，“聖教儒書(shu) ，寢微寢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為(wei) 大懼者矣”，故“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切於(yu) 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yi) ”(54)，通過七端舉(ju) 大義(yi) 而“有要而無勞”，“以約存博”，不亡中學。廖平承此師說，“計窮智出，化舊為(wei) 新”，以“用帝王之全力，集秦漢之大成，分門別類終始燦然”(55)的《白虎通義(yi) 》為(wei) 藍本，略加編排為(wei) 《群經大義(yi) 》，以接引當時學子學習(xi) 經學。

張之洞提倡弘揚傳(chuan) 統儒家道德觀念“三綱五常”，以為(wei) “五倫(lun) 之要，百倫(lun) 之常，相傳(chuan) 數千年，更無異義(yi) 。聖人之所以為(wei) 聖人，中國之所以為(wei) 中國，實在於(yu) 此”(56)；廖平先後做《群經總義(yi) 講義(yi) 》、《會(hui) 典經證》、《倫(lun) 理約編》、《左傳(chuan) 漢義(yi) 補正》等，皆以中國傳(chuan) 統倫(lun) 常為(wei) 弘揚主旨，又著《哲學思想論》、《議院改良論》、《論民權大意》，申論中國哲學和政治傳(chuan) 統之優(you) 越。在《忠敬文三代循環為(wei) 三等政體(ti) 論》中，廖平更把董仲舒的三統說、公羊學張三世說、禮運小康大同說與(yu) 西方政治中的君權、民權、君民共和三等政體(ti) 聯係起來，結合西方進化論思想，認為(wei) 從(cong) 王霸小康到皇帝大同，要經過野蠻時代、文明社會(hui) 和大同社會(hui) 三次三統循環(57)。

在教育實踐上，張之洞為(wei) 保存中學、經學而創設“存古學堂”，並倡言以經學為(wei) 首的“八科之學”；廖平則在各地書(shu) 院、學校勉力置辦經書(shu) 、編寫(xie) 經學教材和講解經學，撰《中小學不讀經私議》，倡導小學讀經成誦。張之洞卒後，廖平更作《尊孔篇》、《世界進化退化表》、《中國文字問題三十論題解》、《文字源流考》、《孔經哲學發微》和《中外比較改良論》等，闡釋以孔子和六經為(wei) 核心的中國文化之體(ti) 和以科技霸力為(wei) 核心的西方文化之用的相互關(guan) 係和未來趨勢。晚年構築的天人學，認為(wei) 孔子六經微言之中有人學和天學，《春秋》、《尚書(shu) 》為(wei) 人學二經，孔子為(wei) 六合之內(nei) 的地球立法；《詩》、《易》為(wei) 天學二經，孔子為(wei) 六合之外的宇宙立法，其中天學綜合運用了本土佛道、醫學、文學典籍思想和中西天文學知識。廖平發展了張之洞“保國、保教、保種”之“同心”的訴求：“我聖教行於(yu) 中土數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為(wei) 政。我朝列聖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yi) ，以躬行實踐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氣，鹹知尊親(qin) ，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西之通義(yi) 。”(58)通過證明孔子、六經為(wei) 宇宙全球立法來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地位。

四、結語

綜上所述，張之洞、廖平在《勸學篇》問世前後的學術思想步調一致。此前致力“通經致用”，麵向以經學應世為(wei) 中心的古今之爭(zheng) ，兼綜漢宋，分別古今，張之洞為(wei) 導師，廖平為(wei) 集大成者；此後同奉“中體(ti) 西用”，解決(jue) 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主體(ti) 性為(wei) 中心的中西之爭(zheng) ，張之洞樹旗幟、申綱領，廖平積極響應疏解，建構尊孔尊經、涵攝西學的新經學體(ti) 係。戊戌之前“通經致用”時期，張之洞引導廖平走上經學正道，關(guan) 心廖平學術發展，時加規勸而尊重其學術發明；廖平憑天資和勤奮發明經學古今大義(yi) ，師徒過從(cong) 密切，敬重乃師而堅持獨立性，每有發明必送稿致信請益，尊重張之洞指導意見，但非經獨立思考認定絕不擅改主張，然而師徒殊途而同歸，共同完成了對經學古今之爭(zheng) 的分疏、總結和超越。戊戌之後“中體(ti) 西用”時期，廖平尊奉《勸學篇》師訓，追隨張之洞確立的“中體(ti) 西用”文化旗幟，不遺餘(yu) 力構建樹立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孔徑哲學體(ti) 係，可謂師徒默契配合，合力建構了立法後世的新經學體(ti) 係。過去強調張廖之異而不見其同，多拘泥於(yu) 兩(liang) 者論述形式和逼賄等外在因素，若能知人論世，整體(ti) 通貫，同情了解師徒交往和理論發明而論，諒結論無出於(yu) 此。

張之洞和廖平共同構建的以“中體(ti) 西用、守約固本”為(wei) 主旨的新經學體(ti) 係，其特征可略概為(wei) 以下三點：

第一，新經學體(ti) 係問題意識在應對“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目標是“保國、保教、保種”。師徒由“通經致用”而“中體(ti) 西用”，皆為(wei) 此而來，與(yu) 時俱進，由博返約，構建適應時勢的新經學體(ti) 係。經典體(ti) 係，廖平在早期經學擬十八經體(ti) 係，張之洞在《勸學篇》立八經體(ti) 係。張廖曾為(wei) 經學門戶而糾結，戊戌之後則超越經學古今門戶，一度“尊今抑古”的廖平以古文《周禮》為(wei) 全球大統，平生惡公羊的張之洞則以今文學提倡的大義(yi) 為(wei) 守約門徑。

第二，新經學體(ti) 係堅持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主體(ti) 性，自覺抵製西方文化侵略，通過西學之用維護中學之體(ti) 。張之洞倡導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在批評頑固守舊派的同時，針砭全盤西化派數典忘祖，堅持守住儒家文化和綱常倫(lun) 理為(wei) 主的中國文化之體(ti) ，向西方學習(xi) 的目的是更好地維護中體(ti) 。廖平也以“文質之辨”堅持以形上之中學為(wei) 主體(ti) ，以形下之西學為(wei) 輔用，吸收器物層麵之西學鞏固道體(ti) 層麵之中學。

第三，既努力闡發以在經學為(wei) 核心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對中國發展的根基作用和對世界發展的普適價(jia) 值，又積極吸收西學成分，如進化論、民主政治、軍(jun) 事科技文明等，以尋求中國固有優(you) 良傳(chuan) 統在“千年未有之變局”之新時代中的創造性轉換。張之洞通過中西倫(lun) 理製度比較，認為(wei) 中國哲學、儒家文化、倫(lun) 理製度具有西方文化無可比擬的先進性。廖平則綜合公羊學和進化論建構孔經哲學體(ti) 係，證明孔子思想和儒家經典立法後世，具有永恒的普適價(jia) 值，不僅(jin) 適用於(yu) 百世中國，而且適用於(yu) 全球宇宙，西方文化還處於(yu) 文化發展的初始階段，無法與(yu) 發達的中國文化比擬。他們(men) 都倡導立足中國固有文明根基，有選擇地學習(xi) 西方文明優(you) 秀成分，使偉(wei) 大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在當代煥發應有的主體(ti) 性作用。

張之洞和廖平師生交往的晚清時期，西方列強從(cong) 政治、軍(jun) 事、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麵全方位侵略中國，民族危機深重，張、廖師徒在回應“古今中西”之爭(zheng) 、重建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共同努力中做出卓越貢獻。20世紀中國文化總體(ti) 上有激進主義(yi) 、自由主義(yi) 、保守主義(yi) (或稱文化守成主義(yi) )等三大主要學術思潮，張之洞和廖平師徒聯手建構新經學體(ti) 係，啟導中國保守主義(yi) 思潮，奠定新經學轉型的基本範式，彰顯了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永恒的普適價(jia) 值和非凡的當代意義(yi) 。在中國文化百年劫難之後的今天，我們(men) 仍然無逃於(yu) “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問題意識，因而張廖奠定的新經學基本範式，也是最可借重和極富啟發性的中國文化重建和當代儒學複興(xing) 的基礎理論。

注釋：

①張之洞：《抱冰堂弟子記》，載《張之洞全集》(十二)，武漢出版社2008年，第516～517頁。

②參閱吳劍傑：《張之洞年譜長編》(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1～35頁。

③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載《北京圖書(shu) 館藏珍本年譜叢(cong) 刊》第173冊(ce) ，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1999年，第661頁。

④張之洞：《江漢炳靈集序》，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378頁。

⑤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載廖幼平：《廖季平年譜》，巴蜀書(shu) 社1985年，第12頁。

⑥張之洞：《創建尊經書(shu) 院記》，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368頁。

⑦張之洞：《創建尊經書(shu) 院記》，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369頁。

⑧張之洞：《創建尊經書(shu) 院記》，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370頁。

⑨張之洞：《創建尊經書(shu) 院記》，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370頁。

⑩張之洞：《創建尊經書(shu) 院記》，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370頁。

(11)吳劍傑：《張之洞年譜長編》(上)，第46頁。

(12)張之洞：《致譚叔裕(二)》，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5頁。

(13)張之洞：《致譚叔裕(三)》，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5頁。

(14)張之洞：《致譚叔裕(三)》，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5頁。

(15)廖平：《經學初程》，載廖平：《六譯館叢(cong) 書(shu) 》第29冊(ce) ，四川存古書(shu) 局1921年刊本，第12頁。

(16)廖平：《經學初程》，載廖平：《六譯館叢(cong) 書(shu) 》第29冊(ce) ，第12頁。

(17)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載廖幼平：《廖季平年譜》，第28頁。

(18)張之洞：《致長沙江學台》，載《張之洞全集》(九)，第244頁。

(19)廖平撰，廖師政、廖師慎編述：《家學樹坊》，載《六譯館叢(cong) 書(shu) 》第35冊(ce) ，四川存古書(shu) 局1921年刊本，第5頁。

(20)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先生年譜校說》，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12頁。

(21)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先生年譜校說》，第119頁。

(22)參閱黃開國：《廖平評傳(chuan)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9頁。

(23)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夏曉虹點校，中國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9頁。

(2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117頁。

(25)楊東(dong) 純：《中國學術史講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4頁。

(26)周予同：《經今古文學》)，載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頁。

(27)章太炎：《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誌銘》，載廖幼平：《廖季平年譜》，巴蜀書(shu) 社1985年，第95頁。

(28)參閱黃開國：《廖平評傳(chuan)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8～14頁。

(29)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先生年譜校說》，第194頁。

(30)吳虞：《愛智廬隨筆》，載《吳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94頁。

(31)張之洞：《創建尊經書(shu) 院記》，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368頁。

(32)吳虞：《愛智廬隨筆》，載《吳虞集》，第91頁。

(33)張之洞：《勸學篇·守約》，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69頁。

(34)張之洞：《抱冰堂弟子記》，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517頁。

(35)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載陳誌良選注：《盛世危言》，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頁。

(36)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權》，載馮(feng) 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chuan)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401～402頁。

(37)張之洞：《籲請修備儲(chu) 才折》》，載《張之洞全集》(三)，第256～262頁。

(38)張之洞：《兩(liang) 湖、經心兩(liang) 書(shu) 院改照學堂辦法片》，載《張之洞全集》(三)，第480頁。

(39)張之洞：《勸學篇·循序》，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68頁。

(40)張之洞：《勸學篇·設學》，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76頁。

(41)張之洞：《勸學篇·會(hui) 通》，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90頁。

(4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夏曉虹點校，中國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頁。

(43)馮(feng) 桂芬：《校邠廬抗議》，載鄭大華：《采西學議：馮(feng) 桂芬·馬建忠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頁。

(44)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載陳誌良：《盛世危言》，第26頁。

(45)廖平：《與(yu) 宋芸子論學書(shu) 》，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先生年譜校說》，第95～97頁。

(46)廖平：《上張南皮師相論學書(shu) 》，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先生年譜校說》，第105頁。

(47)廖平：《續知聖篇》，載《六譯館叢(cong) 書(shu) 》第28冊(ce) ，四川存古書(shu) 局1921年刊本，第6頁。

(48)廖平：《三變記》，載李耀仙：《廖平選集》(上)，巴蜀書(shu) 社1998年，第552頁。

(49)廖平：《知聖篇》，載《廖平選集》(上)，巴蜀書(shu) 社1998年，第180頁。

(50)廖平：《治學大綱》，載《六譯館叢(cong) 書(shu) 》第52冊(ce) ，四川存古書(shu) 局1921年刊本，第118頁。

(51)廖平：《改文從(cong) 質說》，載《六譯館叢(cong) 書(shu) 》第51冊(ce) ，四川存古書(shu) 局1921年刊本，第77頁。

(52)張之洞：《勸學篇·變法》，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79頁。

(53)張之洞：《勸學篇·變法》，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80頁。

(54)張之洞：《勸學篇·守約》，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68～169頁。

(55)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載駱鳳文：《一抹斑斕的彩霞——六譯先生年譜校說》，第146頁。

(56)張之洞：《勸學篇·明綱》，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63頁。

(57)廖平：《忠敬文三代循環為(wei) 三等政體(ti) 論》，載《六譯館叢(cong) 書(shu) 》第52冊(ce) ，第89頁。

(58)張之洞：《勸學篇·同心》，載《張之洞全集》(十二)，第160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