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與(yu) 清代學人的“明道”追求

作者：林存陽、孔定芳（分別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yu) 社會(hui) 學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廿九日癸酉

          耶穌2018年10月8日

內(nei) 容提要：明清更迭引發了社會(hui) 各階層的反思，諸多學人本著鮮明的文化自覺意識，因應社會(hui) 政治之巨變，感應時代之脈動，揚起“明道”的治學大旗。諸多學人借由“通經明道之鑰”的訓詁考據，以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之道，樸實考經證史之學術潮流遂在乾嘉時期蔚為(wei) 大觀。他們(men) 通過經典文獻的整理和考辨，以恢複原始儒學和聖人之道的本來麵目；以厚實的經典考證，來抉發儒家元典的確切內(nei) 涵；分辨雜入正統儒學中的其他思想，以淨化儒學道統，對中國數千年的學術文化進行整理和總結，成就斐然。盡管這一學術取向有其時代或思想的局限，但就學術承繼、文化脈絡傳(chuan) 衍而言，則無疑是值得關(guan) 注的。

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曆史進程中的重要階段和轉型時期，清朝近三百年的發展演變，既跌宕起伏，又豐(feng) 富多彩，值得全麵反思與(yu) 審視。而從(cong) 文化傳(chuan) 承的角度看，清代文化不僅(jin) 在許多方麵集往代之大成，而且也展現了新的氣息，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yi) 。之所以會(hui) 呈現這樣一種態勢，其關(guan) 鍵在於(yu) 當時人尤其是學人，對中華民族文化所秉持的文化自覺，以及對“明道”的孜孜追求，從(cong) 而為(wei) 中華文化的賡續與(yu) 更新，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一

明清更迭，無疑對當時的整個(ge) 社會(hui) ，都造成了極大的震蕩，更引發了社會(hui) 各階層對未來走向的不斷反思。在艱難的抉擇中，清廷選擇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治理之策，而很多學人也本著鮮明的文化自覺意識，高揚起“明道”的治學大旗。被奉為(wei) “清學開山之祖”的顧炎武，曾大聲疾呼：“君子之為(wei) 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而他所致力的“救世”，並非著眼於(yu) “一姓之興(xing) 亡”的“救國”，而是汲汲於(yu) 文化上的“保天下”。黃宗羲指出，明亡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jin) 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因為(wei) 在他看來，“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正是基於(yu) 這樣的文化自覺，所以他才會(hui) 以“醫國手”自期，發出“視天下事以為(wei) 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nei) 事”的呼籲。王夫之以“六經責我開生麵”自期，抱持“孤行而無所待”的精神，苦心孤詣地“保其道”。費密則作《弘道書(shu) 》，以明其誌。陸世儀(yi) 也強調：“學道貴能自任，蓋既自任，則便有一條擔子，輕易脫卸不得。”凡此，無不體(ti) 現出他們(men) 對“道”的訴求，及“任道”之篤。

學術流變，後海先河。賡續清初諸儒之誌，乾嘉學人更將“明道”奉為(wei) 治學之鵠的。如被尊為(wei) “漢學領袖”的戴震，自17歲時即有誌聞道，終其一生皆以“君子務在聞道”為(wei) 追求。《原善》《緒言》《孟子字義(yi) 疏證》等“義(yi) 理之作”，既是其“聞道”追求的學術實踐，也是其“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學術理念的結晶。生活於(yu) 乾嘉道鹹年間的朱壬林，也不無感慨地強調：“竊以為(wei) 漢學、宋學不宜偏重，夫學以窮經求道，一而已矣。”這一觀念很清晰地表達出其時學人的治學追求。

從(cong) 一般意義(yi) 上來說，清代學人孜孜矻矻於(yu) “道”的追尋，無疑源於(yu) 其植根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真誠的文化自覺。孔子一生即以弘道為(wei) 己任，“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把心之向道置於(yu) 首位；以為(wei) “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甚至“守死善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把聞道視為(wei) 超越生死的大事。所以，在清初學人尤其是明遺民學人的思想觀念中，視儒家之道為(wei) 其身心的安頓之所，而且相信道統可以不隨治統的轉移而轉移。如陸世儀(yi) 就認為(wei) ：“道乃天下後世公共之物，不以興(xing) 廢存亡而有異也。”王夫之也強調：“天下無道，吾有其道；道其所道，而與(yu) 天下無與(yu) 。然而道之不可廢也，不息於(yu) 冥，亦不待冥而始決(jue) 也。”盡管清初統治者為(wei) 建構統治的合法性，一再宣示其“得統之正”，且在文化治策上實施“崇儒重道”，而其欲納治統、道統於(yu) 一體(ti) 的意圖，顯然與(yu) 學人之間存在張力。不過，王夫之對道統與(yu) 治統的分疏，雖然有所側(ce) 重，但也並非視之為(wei) 鴻溝。所以，他強調：“儒者之統，與(yu) 帝王之統並行於(yu) 天下，而互為(wei) 興(xing) 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是故儒者之統，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

總之，自先秦儒家以來，“明道”的觀念即成為(wei) 儒學發展曆程中一脈相承的精神紐帶，而唐宋以降，道統意識的成長，則為(wei) 學術思想一以貫之的內(nei) 在生命。盡管不同時代的儒者對“道”的內(nei) 涵，以及“體(ti) 道”的“從(cong) 入之途”意見不一，但以“求道”“弘道”“行道”為(wei) 追求，是有共通之處的，且內(nei) 化為(wei) 他們(men) 的價(jia) 值信念。清代學人對“明道”的訴求，無疑是這一脈絡的賡續，而且表現得更為(wei) 明顯、迫切。

二

清代學人之所以將“明道”作為(wei) 治學的終極目標，從(cong) 根本上來說，乃基於(yu) 其對傳(chuan) 統儒學深刻的文化自覺。他們(men) 堅信：“聖人之道”載於(yu) 《六經》。戴震曾指出：“經之至者道也。”又強調：“《六經》者，道義(yi) 之宗而神明之府也。”焦循認為(wei) ，“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阮元也主張：“聖賢之道存於(yu) 經。”研經者如此認識，治史者亦唱為(wei) 同調。如錢大昕認為(wei) ，“《六經》定於(yu) 至聖，舍經則無以為(wei) 學；學道要於(yu) 好古，蔑古則無以見道”，質言之，“《六經》皆以明道”。王鳴盛也主張，“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yi) 理以求之也”。由此可見，“《六經》為(wei) 載道之書(shu) ”“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可以說成為(wei) 乾嘉時期學人的共識。

既然“道”載諸《六經》，那麽(me) ，通過研究《六經》來“明道”，也就勢所必然了。乾嘉學人之所以奉“通經明道”為(wei) 治學宗旨，就是這一邏輯的實踐。然而，儒家《六經》在漫長的傳(chuan) 承和詮釋過程中，一方麵或出現淆亂(luan) ，或雜入釋、老；另一方麵因構成《六經》的古文字音韻隨時而變，造成不識古音則不能通經的局限。因此，欲探尋、保存和延續本真的儒家文化，通過文字、音韻和名物製度的訓詁考據，以追溯和傳(chuan) 揚載諸《六經》的“聖人之道”，自然很有必要。基於(yu) 此，清初大儒顧炎武便強調“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經方法。降及乾嘉時期，惠棟、戴震、阮元等更將此方法發揮到極致。在戴震看來，“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經由清初諸儒“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為(wei) 學路徑的大力倡導，憑借訓詁以“明道”，遂成為(wei) 乾嘉學人治學的一種共識，其影響至清季而不衰。

三

以文化自覺為(wei) 精神動力，清代學人不僅(jin) 對中國數千年的學術文化進行整理和總結，經史子集，包羅宏富，成就斐然，特別在作為(wei) “明道之鑰”的考據學方麵創獲尤多，且蘊含了自己的思想旨趣。論其大端，如下三方麵尤為(wei) 突出。

一是通過經典文獻的整理和考辨，以恢複原始儒學和聖人之道的本來麵貌。自清初以迄乾嘉，其時學人在經典辨偽(wei) 與(yu) 整理方麵成績頗豐(feng) ，其中關(guan) 於(yu) 《古文尚書(shu) 》真偽(wei) 的考辨即一顯例。閻若璩所著《尚書(shu) 古文疏證》，列出128條證據，從(cong) 文字、音韻、典製、地理、曆法、史實等方麵，對《古文尚書(shu) 》之來源、《古文尚書(shu) 》與(yu) 《今文尚書(shu) 》關(guan) 係等條分縷析。其後，惠棟《古文尚書(shu) 考》、王鳴盛《尚書(shu) 後案》、戴震《尚書(shu) 義(yi) 考》等，更進一步加以闡發。“千古疑團”，遂逐漸得以明晰。不過，辨《古文尚書(shu) 》之偽(wei) 還有更深層的思想史意義(yi) ，那就是清儒欲借此解構宋明理學的理論體(ti) 係根基，即否定程朱理學的道統論及其在傳(chuan) 道譜係中的正統地位。由此而言，清代學人對經典文獻的考辨，形式上屬於(yu) 恢複經典文本的學術事業(ye) ，而在本質上卻是一項淨化道統或“道統還原”的工作。

二是以厚實的經典考證，來抉發儒家元典的確切內(nei) 涵。就有關(guan) 經典關(guan) 鍵詞的考釋而言，戴震所撰《孟子字義(yi) 疏證》，即本韓愈“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之教，借由“一字之義(yi) ”的確詁，來發覆《孟子》的義(yi) 理。在這部書(shu) 中，戴震特別拈出“理”“天道”“性”“才”“道”“仁義(yi) 禮智”“誠”“權”等關(guan) 鍵詞，旁征博引，細加疏證，進而闡發了其對“道”的體(ti) 認。因此，戴震弟子段玉裁曾說：“師之隱然以道自任，上接孟子意可見矣。”淩廷堪也認為(wei) ：“至於(yu) 《原善》三篇、《孟子字義(yi) 疏證》三卷，皆標舉(ju) 古義(yi) ，以刊正宋儒，所謂由故訓而明理義(yi) 者，蓋先生至道之書(shu) 也。”阮元的《性命古訓》《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大學格物說》等，也是此一思路。尤可注意者，阮元曾強調：“孔子之道，當與(yu) 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yu) 世。”可見其文字考證的背後，實蘊涵著對經典和道統純潔化的價(jia) 值訴求。

三是分辨雜入正統儒學中的其他思想，以淨化儒學道統。早在清初，“辟二氏”就是清算理學運動的重點。乾嘉時期，像朱筠、洪亮吉、洪榜等，皆有“辟二氏”的論說，錢大昕的《十駕齋養(yang) 新錄》專(zhuan) 辟“攻乎異端”條，而被時人譽為(wei) “一代禮宗”的淩廷堪更是以“辟異端”而建構新道統的一員健將。淩氏“以禮代理”的思想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即生發於(yu) “辟異端”的為(wei) 學實踐。他遵循“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的學術路徑，通過檢視《論語》《大學》等經典，發現“《論語》及《大學》皆未嚐有‘理’字，徒因釋氏以理事為(wei) 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yi) 。……無端於(yu) 經文所未有者，盡援釋氏以立幟”，而“鄙儒遂誤以理學為(wei) 聖學也”。而在他看來，“聖學禮也，不雲(yun) 理也”。

綜觀而言，清代學人因應社會(hui) 政治之巨變，感應時代之脈動，以鮮明的文化自覺借由“通經明道之鑰”的訓詁考據，以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之道，因此，樸實考經證史之學術潮流，遂在乾嘉時期蔚為(wei) 大觀。盡管此一學術取向未免有其時代或思想的局限，但就學術承繼、文化脈絡傳(chuan) 衍而言，則無疑是值得關(guan) 注的。道鹹以降，內(nei) 憂外患，接踵而至，學風亦隨時勢、世運而變，或漢宋兼采，或吸納域外之學，但“通經明道”的為(wei) 學宗旨、文化守望，則一脈相承，餘(yu) 響未歇。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