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qin) 湯誌鈞和我用了36年編纂《梁啟超全集》

作者：鍾源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十八日壬辰

         耶穌2018年8月28日

【編者按】2018年8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總字數1400餘(yu) 萬(wan) 字的《梁啟超全集》正式麵世。《梁啟超全集》的編纂可以追溯到1962年，因“文革”中斷，直到1982年，全集正式由湯誌鈞先生負責。然而編纂過程一波三折，因各種原因，數次更換合作方，一度擱淺，資金支持也是直到近年才有。但湯誌鈞和其子湯仁澤“孤軍(jun) 奮戰”，堅持編錄資料，用了36年時間，終於(yu) 編成。湯仁澤先生感歎，剛開始編纂全集的時候，自己隻是一個(ge) 剛畢業(ye) 的本科生，到全集出版，他已年近七十，垂垂老矣。

《梁啟超全集》由論著集、演講集、詩文集、譯文集、函劄集、附錄六大類組成，按撰作或發表時間先後排列，另有索引和附錄。全集中收錄不少近年新發現、披露的梁氏佚文、信件，如2012年新公開的《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以及湯誌鈞先生在日本、美國、新加坡、港澳台等地檢索搜羅的海外資料，如在東(dong) 京國會(hui) 圖書(shu) 館、明治文庫發現的有關(guan) 梁啟超的書(shu) 劄、筆談等史料。澎湃新聞專(zhuan) 訪了湯仁澤先生，請他談談編纂《梁啟超全集》這36年來的酸甜苦辣。

《梁啟超全集》書(shu) 影

一、父子二人 與(yu) 《梁啟超全集》結緣

澎湃新聞：湯誌鈞先生在回憶中說，他在接手《梁啟超全集》編纂工作前，從(cong) 來沒有研究過梁啟超，這當然是謙虛之語。為(wei) 何中華書(shu) 局會(hui) 在1982年將此重任委以湯先生？

湯仁澤：“從(cong) 來沒有”，應該是謙虛之語，有事實可證。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父親(qin) 就潛心研究常州今文經學和戊戌變法，1953年就在《曆史教學》發表文章了。康、梁是戊戌變法的主角，當然是研究對象之一。他最初的研究成果匯集在兩(liang) 部專(zhuan) 著中：一是《戊戌變法史論》，上海群聯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二是《戊戌變法史論叢(cong)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出版。當時對戊戌變法及康、梁等人較為(wei) 深入的研究，是《戊戌變法簡史》和《戊戌變法人物傳(chuan) 稿》，兩(liang) 書(shu) 都是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前者是1960年8月，後者是1961年4月出版的。

湯誌鈞著《戊戌變法史》及修訂本

這裏有必要提一下五十年代關(guan) 於(yu) 《大同書(shu) 》成書(shu) 年代問題的討論。1955年2月，李澤厚先生在《文史哲》上發表《論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一文，“這篇論文是李澤厚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他當時是北京大學一名剛剛畢業(ye) 的學生。”（時勝勳《李澤厚評傳(chuan) 》，黃山書(shu) 社2016年版，第20頁）父親(qin) 不同意李的觀點，於(yu) 是在《文史哲》1957年第一期上發表《關(guan) 於(yu) 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與(yu) 李商榷。李澤厚毫不示弱，同年同刊第九期上以《〈大同書(shu) 〉的評價(jia) 問題與(yu) 寫(xie) 作年代——簡答湯誌鈞先生》一文加以反駁，引經據典，詞鋒犀利刻薄，時而上綱上線。同時參加討論的有張玉田先生，文為(wei) 《關(guan) 於(yu) 〈大同書(shu) 〉的寫(xie) 作過程及其內(nei) 容發展變化的探討》。在父親(qin) 看來，李、張兩(liang) 人說服力不夠，他有強硬的史料依據，再次發文反駁。這次是《曆史研究》1959年第八期的《再論康有為(wei) 的〈大同書(shu) 〉》和第十一期的《論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的思想實質》。

李澤厚與(yu) 湯誌鈞的論文

這場激烈的討論影響很大，此後國內(nei) 外不斷有新史料發現，為(wei) 辯論雙方提供證據，辯論還在繼續。房德鄰於(yu) 1995年撰文《〈大同書(shu) 〉起稿時間考》即是討論的繼續，他說，“從(cong) 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關(guan) 於(yu) 《大同書(shu) 》成書(shu) 時間問題的討論一直沒有間斷。”（見《曆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去年底，我還收到茅海建教授寄來的佐證材料。

專(zhuan) 著和辯論，在學術界產(chan) 生了一定的影響，這與(yu) 中華書(shu) 局會(hui) 在1982年將此重任委以父親(qin) 不無關(guan) 係。1982年4月，中華書(shu) 局論證、修訂《中華書(shu) 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選題計劃》，把《梁啟超集》列為(wei)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8月23日，中華書(shu) 局邀請湯誌鈞、金衝(chong) 及、龔書(shu) 鐸、王慶成、曾業(ye) 英、王好立、梁從(cong) 誡等，就編輯整理《梁啟超集》事宜進行座談，並委托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組織人力整理，由父親(qin) 任主編。

澎湃新聞：您從(cong) 何時開始參與(yu) 《梁啟超全集》的編纂？當時都做了哪些事情？

湯仁澤：我於(yu) 1983年開始參與(yu) 《梁啟超全集》的編纂，我的參與(yu) 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有兩(liang) 點：一、作為(wei) 兒(er) 子，父親(qin) 需要你幹什麽(me) ，隻要力所能及，沒有推脫的理由；二、我是曆史係本科畢業(ye) 的，專(zhuan) 業(ye) 對口，學有所用。偶然性也有兩(liang) 點：一、自1983年安徽師範大學曆史係畢業(ye) 後，進入安徽阜陽師範學院任教，時間正好在父親(qin) 接手《梁啟超全集》搜集整理工作後不久；二、1996年結束了日本的留學生涯回國，成為(wei)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的一員，得知父親(qin) 仍在搜集整理梁氏佚文、信函等，並發現、解決(jue) 了一係列問題，完成了大量的編輯點校工作，但參加編集的同誌，或退休、或轉行、或出國，身邊正缺幫手。兩(liang) 點偶然性，無疑是兩(liang) 次難得的機遇，所謂“上陣父子兵”，我有義(yi) 務協助父親(qin) 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湯誌鈞、湯仁澤父子在“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特展上

一開始父親(qin) 並不看好我的“標校”能力，我以“大學畢業(ye) 連個(ge) 標點都不會(hui) ？”來頂撞，父親(qin) 告誡我：《飲冰室合集》無標點，還有大量的人名和書(shu) 名，大量的引文和典故，不注意就會(hui) 出錯誤。直到實踐中，才知道其中的學問有多大。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很幼稚。

記得1983年後，每逢寒暑假回上海，父親(qin) 總要開一張梁啟超撰文的目錄，主要是刊載在《飲冰室合集》上的文章，回校時帶上《飲冰室合集》和300字的稿紙，在備課講課之餘(yu) 做“編纂”。具體(ti) 工作是把梁文抄寫(xie) 在稿紙上，添加標點和考證寫(xie) 作年代，回滬時交稿並接受新任務。每次回上海必須跑圖書(shu) 館找資料，因為(wei) 有些書(shu) 報在安徽不易找到。當時參加編集的還有黃紹海、齊國華、承載、胡申生、薑俊俊、湯仁濟、唐文權、吳乾兌(dui) 、張曉娟、吳嘉勳、朱永祥、周中民、李國俊、王知民、薑俊民等。

我最初隻知道抄寫(xie) 和標點，隨著工作量的加大和對編纂要求的加嚴(yan) ，才真正體(ti) 會(hui) 到這項工程的“浩瀚”和艱辛。我始終認為(wei) 能參加編纂《梁啟超全集》是機遇，很榮幸，有父親(qin) 的指點，能學到不少知識，必須努力做好這項工作。特別是父親(qin) 年老體(ti) 弱時，自己更應該多擔當一些。

2005年10月，湯誌鈞與(yu) 梁從(cong) 誡在天津

二、《梁啟超全集》的校注

澎湃新聞：在《梁啟超全集》結項會(hui) 上，茅海建教授特別指出了本書(shu) 的“校對之精”。您和您父親(qin) 是如何完成校對工作的？

湯仁澤：編纂全集，搜集隻是前期工作，後期的校對尤其重要。我們(men) 擬定的《編輯原則》中有一條：“本全集收錄資料，除手稿外，如係發表在當時報刊的，錄自報刊。例如《時務報》、《新民叢(cong) 報》、《學報》、《政論》、《國風報》、《新小說》、《庸言》、《大中華雜誌》、《學藝》、《解放》與(yu) 《改造》等；如有多處刊載的，則經互校後選擇較好的作為(wei) 底本，有錯字、漏字，則訂補之，參校本的異文及校記，注於(yu) 頁末；如已編印成書(shu) ，則錄自較早的版本。”這樣編纂的目的，為(wei) 的是更真實更準確地反映著述的原貌，糾正錯誤，同時為(wei) 讀者提供方便。因為(wei) 找尋雜誌類較容易，但手稿、信函以及圖書(shu) 館、博物館的收藏件，就很難看到了。

校對工作很單一，很枯燥，真正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況且“坐冷板凳”的時間何止十年。除此之外，沒時間陪伴家人，沒時間與(yu) 親(qin) 朋好友聚會(hui) ，更沒時間去看看外麵精彩的世界，被割舍的實在太多。當第二十集清樣校訂後郵出，終於(yu) 歇息下來喘了口粗氣，此時猛然發現一一自己已經垂垂老矣。

但當你把一件工作看作責任或使命，你會(hui) 日複一日地重複著去做，忘了枯燥和孤獨。如果全身心投入，會(hui) 有“樂(le) 在其中”的感覺。在比勘同一篇著述相關(guan) 版本的差異時，在補苴罅漏、芟其重複、校正舛誤時，會(hui) 感到收獲無窮。

比如《桃花扇》（《合集》）與(yu) 其他版本校勘，有五十多處不同點；《德育鑒》（《合集》）與(yu) 《飲冰室叢(cong) 著》校勘，也有五十多處不同點；其他著述也類似。

校點《王荊公》時，選用廣智書(shu) 局1908年版的《王安石政治論》，除因版本較早外，還有較大優(you) 點是，書(shu) 頁上方的眉注，是《合集》本所沒有的。我們(men) 變眉注為(wei) 腳注，可以讓讀者閱讀到原作者的點評或要點，以展現該著的全貌。

我們(men) 還要在綜合考訂的基礎上糾錯。如《論孟子》，據梁氏手稿輯入。如《合集·文集》之三十七《辛亥革命之意義(yi) 與(yu) 十年雙十節之樂(le) 觀》中“黃臉人打下去”，查1921年11月1日—8日刊載的該文，為(wei) “黑臉人”。如《顏李學派與(yu) 現代教育思潮》“反對講學習(xi) 窮反對讀書(shu) 著書(shu) 的理由”，讀不明白，查原載《東(dong) 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二號該文，是“反對講學。習(xi) 齋反對讀書(shu) 著書(shu) 的理由”。如《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每夜輒登臥鴟尾間”不能為(wei) “每夜輒登臥鴟、尾間”等。（“鴟尾間”指屋頂搭建的小間）

但也並非發刊越早越準確，如《答某報第四號對於(yu) 〈新民叢(cong) 報〉之駁論》，原載《新民叢(cong) 報》，後收入《合集》，校對前者，發現缺脫、舛錯文字有十多處。

此外，糾錯後還要詳作注釋。如南唐建立者李昪，寫(xie) 成“李昇”。“讟”常誤作“讀言”。外文人名據《辭海》校對，特別是生卒年月不同，作出注釋。紀年有誤，年號與(yu) 年代不符，也一一修正。

有時為(wei) 識別一字需翻閱大量書(shu) 籍，如楊度字“晢”還是“皙”？上海版《梁啟超年譜長編》、陳旭麓主編《中國近代史詞典》和89版《辭海》作“晢”，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99年版《辭海》作“皙”，還參閱了劉晴波《楊度集》，確定為(wei) “皙”。

還有如“間”“閑”，繁體(ti) 字同為(wei) “閒”，不易分辨，很多書(shu) 上把“間詁”印成“閑詁”，錯。

完成如此“浩瀚”的工程，僅(jin) 靠父子兩(liang) 人之力是遠遠不夠的，我們(men) 有幸結識了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出版中心的編輯們(men) ，共同編校，共同商榷，有時為(wei) 一字一句爭(zheng) 論半天，麵紅耳赤的，就這樣度過了難忘的“校對”六年。比這更早的，還有出版社孟超副社長和王汝豐(feng) 教授親(qin) 自來滬研究出版事宜；譚徐鋒編輯多次來滬提運全集稿件，每次重達數十公斤，把他累得夠嗆。領導的重視和譚編輯的認真負責，都是為(wei) 了避免我們(men) 父子數十年辛勤勞動的成果有半點損失。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出版中心的編輯年輕敬業(ye) ，能力超群，為(wei) 全集的出版付出太多，在此謹向李紅、王琬瑩、呂鵬軍(jun) 、譚徐鋒、吳冰華、符愛霞、羅晶、李文、許微微、王鑫、曹磊、丁桃榮等編輯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1985年4月3日，湯誌鈞在哈佛大學作報告《戊戌變法領導人和讚助人社會(hui) 環境和地理條件》，右為(wei) 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斐力教授

澎湃新聞：校注《梁啟超全集》，什麽(me) 地方最難？

湯仁澤：最難點是考證確切的寫(xie) 作年代。

《飲冰室合集》目錄中，篇名後注明“清光緒幾年”。《飲冰室全集》隻有篇名無年月，偶爾一二篇有甲子紀年，如《三十自述》後注“壬寅”，不便閱讀。即便《飲冰室合集》有寫(xie) 作年分，也要仔細考證是否正確。如《市民的群眾(zhong) 運動之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對於(yu) 雙十節北京國民裁兵運動大會(hui) 所感》，另有副標題為(wei) “十一年雙十節在天津青年會(hui) 講演”，我們(men) 選自《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三輯，商務印書(shu) 館1923年版。此文刊於(yu)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標題改為(wei) 《對於(yu) 北京國民裁兵運動大會(hui) 的感想》，副標題為(wei) “雙十節在天津青年會(hui) 講演”，省去了“十一年”。在目錄中，雖未標明寫(xie) 作年代，但前後文章皆標明“民國十年”，讀者決(jue) 不會(hui) 當作“民國十一年”。再查“民國十年雙十節”，梁啟超在天津學界全體(ti) 慶祝會(hui) 議上作《辛亥革命之意義(yi) 與(yu) 十年雙十節之樂(le) 觀》的報告，不可能同時在天津青年會(hui) 作“感言”，說明《飲冰室合集》記載有誤。

再者整理編輯梁啟超的信劄也較困難。

其一，梁氏手跡，行、草兼並，又沒有標點，有些字句必須反複識辨、甄別、推敲後，才能讀通讀懂。其二，部分書(shu) 信沒寫(xie) 明日期，考證年代難度較大。其三，數量大。梁啟超的書(shu) 信，除《梁啟超年譜長編》外，還有許多散見於(yu) 各處，如北京、上海等主要圖書(shu) 館和私人均有收藏。至今除了給孩兒(er) 們(men) 等家書(shu) 外，另有《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中新發現的書(shu) 信。

梁啟超手稿

三、梁啟超散佚文稿的搜集

澎湃新聞：在30餘(yu) 年的時間裏，在搜集梁啟超散佚文稿過程中，湯誌鈞先生和您做了哪些工作？

湯仁澤：父親(qin) 長期以來不間斷地收集、整理近代文獻資料，對梁氏的佚文散劄積累豐(feng) 厚，特別是檔案抄件、佚詩佚文及他寫(xie) 給親(qin) 人朋友的大量書(shu) 信。還利用赴台灣、香港、澳門、及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地講學、學術交流的機會(hui) ，在各圖書(shu) 館檢索書(shu) 藏，搜集散落在港台澳及國外的部分詩詞、文稿、信劄等資料。如1991年5月至6月，父親(qin) 應新加坡國立大學之邀，參加“漢學研究之回顧和前瞻國際學術討論會(hui) ”，協同整理丘菽園家屬所藏康有為(wei) 、梁啟超等函劄和其他藏件，經父親(qin) 鑒核並注釋，收入全集。

《〈乘桴新獲〉中的梁啟超佚劄輯存》是父親(qin) 於(yu)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訪日期間搜集整理的梁啟超佚文散劄，有些藏件未曾露布，十分珍貴。《致伊藤博文、林權助書(shu) 》、《致大隈重信書(shu) 》、《與(yu) 誌賀重昂筆談記錄》、《致山本梅崖書(shu) 》以及《致犬養(yang) 毅書(shu) 》中的一部分，是梁啟超初到日本時寫(xie) 的，對“保皇派”的“勤王”活動有參考價(jia) 值。

珍貴信劄長期積累而成，有些從(cong) 未披露。如“致段祺瑞書(shu) ”五通、“致張國淦書(shu) ”七通、“致陳漢第書(shu) ”十一通，原件藏上海圖書(shu) 館。“致李盛鐸、陳熾書(shu) ”十通，原件藏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致龍濟光書(shu) ”一通，原件藏天津曆史博物館。

全集收錄了手稿、部分殘稿和未刊稿，在階段性成果《飲冰室遺珍》中披露了一部分。如《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又名《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第七章，手稿殘，《合集·文集》之十五有《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內(nei) 有“舊學派關(guan) 於(yu) 法之觀念”一章，乃是續文。《償(chang) 債(zhai) 計畫意見書(shu) 》，《合集·文集》之二十一題名《償(chang) 還國債(zhai) 意見書(shu) 》，前段部分被刪除，現將此補入。

《湖南時務學堂答問》、《湖南時務學堂劄記》選自《湖南時務學堂遺編》，是學生的讀書(shu) 心得和先生（教習(xi) ）的批語，由於(yu) 論述用詞“激進”，遭到守舊派的猛烈攻擊，學堂被迫停辦。後經戊戌政變能存於(yu) 世，實屬不易，梁啟超五十歲生日時，熊希齡將此《遺編》“為(wei) 先生壽”。梁啟超在序言中說：“迄今將三十年，諸劄冊(ce) 散佚殆盡，秉三顧拳拳守此卷，幾於(yu) 秦燔後壁中《尚書(shu) 》矣。……嗚呼！此固吾國教育界一有價(jia) 值之史料。”《梁啟超年譜長編》等摘錄有限，我們(men) 則收錄齊全。

《湖南時務學堂遺編》複印件

澎湃新聞：全集的編纂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沒有資助的，您父子二人是如何堅持下來的？

湯仁澤：2014年下半年，在曆史所領導黃仁偉(wei) 、王健的關(guan) 心和支持下，《梁啟超全集》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取得成功，時年父親(qin) 已經90歲，我們(men) 終於(yu) 走出了沒有資助的困境。

戴逸先生致湯誌鈞先生的信（複印自戴逸著《涓水集》）

此前雖然沒有資助，但沒有懈怠，隻是麵對現實問題還是會(hui) 有無奈和尷尬。比如說2005年，我們(men) 曾為(wei) 獲取讚助赴天津與(yu) 企業(ye) 家商談，結果沒有成功。又比如寄往出版社的校樣，僅(jin) 某一集常常需要往返幾個(ge) 來回，出版社都用快遞傳(chuan) 遞，既快又省事。我開始是利用郵費低廉的普通郵件郵寄的，能省一半的錢，但速度太慢不說，還要收件人攜帶身份證去郵局領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李紅編輯對我說，一定要寄快件，郵費先墊付，再由出版社報銷。後來有了資助，也不用再提報銷的事了，但還是很感激李紅編輯。

其實需花費之處還真不少。眾(zhong) 所周知，索取材料需要資金，公立圖書(shu) 館也不例外，但是力爭(zheng) 收集齊全，該花的還是要花，購買(mai) 書(shu) 刊也一樣。早先編輯時，文稿是從(cong) 各類舊報刊中輯錄，用手抄後標點即可。後來發現手抄稿難免出錯，校勘也不便。於(yu) 是，出版社要求稿件一律改用原稿複印件，為(wei) 此我又重新往返各大圖書(shu) 館尋找資料，校勘再標點，還要注明發表時間及資料來源，耗時費力還花複印費，而且複印量巨大。

除了資金短缺，我們(men) 要克服的困難舉(ju) 不勝舉(ju) 。書(shu) 房內(nei) 擺滿了各類書(shu) 籍、報刊和資料，幾無插足之地。兩(liang) 張辦公桌上的文稿堆積一尺多高，電腦前也不例外，隻有挪動幾堆，才能勉強操作。無奈之下，隻好向外擴張。臥室內(nei) 的一台退休多年的縫紉機，閑著浪費資源，不如充當書(shu) 桌。自占據後，書(shu) 籍和材料也動遷而至，臥室麵目全非，宛如書(shu) 房第二。妻子的埋怨和斥責聲與(yu) 日俱增：“誰家的臥室會(hui) 是這樣!”我隻是裝作沒聽見，埋頭校對。自2012年12月25日正式校稿起，不知不覺間，已在這台縫紉機上度過了六個(ge) 春秋。

從(cong) 事學術研究，必須有點奉獻精神。1983年父親(qin) 東(dong) 渡日本訪問講學，回國後出版《乘桴新獲——從(cong) 戊戌到辛亥》，其中就有大量珍貴的史料。不僅(jin) 如此，在國內(nei) 外各大圖書(shu) 館搜集到的資料，以及國內(nei) 外專(zhuan) 家學者收藏後贈閱的函劄、佚文等，父親(qin) 都毫無保留地拿出來編入全集，為(wei) 讀者提供方便，我沒有理由不堅持做下去。編纂工作在短期內(nei) 是顯露不出成果的，何況是像梁啟超巨匠式的全集。單位每年要考核，我拿不出成果，當然晉升就沒份了，還會(hui) 冤枉你沒幹活。你隻有不計個(ge) 人得失，埋頭去做，成果遲早會(hui) 出現。

楊國強曾對我說：“這項工作總要有人去做的。”周武說：“研究近代中國曆史，不懂梁啟超很難深入，而讀懂梁啟超，又以更全麵地搜集和解讀梁啟超個(ge) 人論著為(wei) 前提。”戴鞍鋼期待我寫(xie) 一篇詳盡的編纂過程。同仁們(men) 是理解的，也在鼓勵我。不久前，讀胡躍生校注《梁啟超家書(shu) 校注本·跋》，他說：“6年浸淫於(yu) 梁氏文字，派生出一個(ge) 時常揮之不去的問題：何以許多三四流的學人都有精美全集出版，洋洋大觀雄霸圖書(shu) 館排排書(shu) 架，而《梁啟超全集》遲至近年才作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得以重啟？校注梁氏家書(shu) 使我能理解天量的工作量，非數年可就、數人可成，但閱讀梁啟超卻又使我耿耿於(yu) 全集遲遲不見麵市。”說得很有道理。

澎湃新聞：全集現分為(wei) 論著集、演講集、詩文集、譯文集、函劄集、附錄六大類，總字數約1400萬(wan) 字，是否已囊括了梁啟超所有的著述？

湯仁澤：梁啟超“文名滿天下”，留下一千數百萬(wan) 字的論著，涉及到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曆史、法律、宗教、新聞、教育、音韻等學科，甚至各類自然科學。我們(men) 的目的是要整理、編纂出一部翔實、全麵的《梁啟超全集》。《梁啟超全集》由論著集、演講集、詩文集、譯文集、函劄集、附錄等六大類組成，分為(wei) 二十集，總字數一千四百萬(wan) 左右。各集按撰作或發表時間先後排列，各篇注明資料來源（包括刊名、期別或版本信息）。每集大約為(wei) 六、七十萬(wan) 字。

我們(men) 盡量並盡力搜集整理梁啟超的著述，但難免會(hui) 有遺漏，也沒有“囊括了梁啟超所有的著述”，正如茅海建教授所說，全集是收不全的，關(guan) 鍵是校對。

《飲冰室合集·專(zhuan) 集》目錄中，列有《殘稿存目》，有目無文，達二三十篇之多。“殘稿”是梁啟超著述的組成部分，《飲冰室合集》自1936年4月出版至今，長達八十年似無人問津。我們(men) 已將部分“殘稿”找到，並編入全集，如《國家主義(yi) 之發達》、《償(chang) 債(zhai) 計畫意見書(shu) 》、《國民常識學會(hui) 章程》、《黃梨洲》等，但仍有部分殘稿或未刊稿需要整理，因有些過於(yu) 殘缺或汙損嚴(yan) 重，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函件、佚文等被民間收藏，不時被披露或出現在拍賣市場，我們(men) 仍在關(guan) 注和搜集中。全集出版後，一定會(hui) 有反饋消息，我們(men) 期待學者或讀者的增補意見，籌劃下一步的改進計劃，使全集更全。

四、梁啟超的愛國情

澎湃新聞：在幾十年的全集編纂過程中，您對梁啟超最直觀的認識是什麽(me) ？

湯仁澤：對梁啟超的最直觀認識，是他赤誠的愛國情。

梁啟超與(yu) 中國近代社會(hui) 、政治、文化有著諸多關(guan) 係和影響，除了有時代造就的因素外，更有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在他的言行中，無不表現出特殊的家國情懷，梁啟超愛國救國，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強國夢”。

李任夫是梁啟超的學生，於(yu) 1926年就讀北師大，梁的授課對他興(xing) 趣和啟發很大。有一回他和同學楚中元登門請教，楚中元提問：“梁先生過去保皇，後來又擁護共和；前頭擁袁，以後又反對他。一般人都以為(wei) 先生前後矛盾，同學們(men) 也有懷疑，不知對此有何解釋？”梁回答說：“這些話不僅(jin) 別人批評我，我也批評我自己。我自己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的，決(jue) 不是望風轉舵，隨風而靡的投機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麽(me) 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麽(me) 呢？就是救國。我一生的政治活動，其出發點與(yu) 歸宿點，都是要貫徹我愛國救國的思想與(yu) 主張，沒有什麽(me) 個(ge) 人打算。”（李任夫：《回憶梁啟超先生》，見吳其昌：《梁啟超傳(chuan) 》百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31頁。）

梁啟超年輕時，有血有淚有誌氣，他堅信中國不亡，他要盡自己所能去救國。

1898年夏季的某一天，他與(yu) 同人約曰：“吾國人不能舍身救國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輩從(cong) 此相約，非破家不能救國，非殺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國為(wei) 第一義(yi) ，同意此意者皆同誌。”這年梁啟超25歲，“舍身救國”的誌願也非此時才有，卻早已成為(wei) “第一義(yi) ”了。（狄記：《任公先生事略》，見丁文江、趙豐(feng) 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頁。）

梁啟超（1873-1929）

梁啟超避難居日本時，念念不忘災難深重的祖國和人民：“吾嚐有一不慚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歸國與(yu) 否，此自關(guan) 四萬(wan) 萬(wan) 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強致也。……故吾常以為(wei) 天如不死此四萬(wan) 萬(wan) 人者，終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若此四萬(wan) 萬(wan) 人而應墮永劫者，則吾先化為(wei) 異域之灰塵，固其宜也。……若梁某某者，除卻做國務大臣外，終身決(jue) 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實行吾政見，則亦終身決(jue) 不做國務大臣者也。……數年以後，無論中國亡與(yu) 不亡，舉(ju) 國行當思我耳。”梁啟超“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餓，而作此壯語”。（梁啟超：《與(yu) 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shu)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56頁。）

梁啟超有過一次親(qin) 赴前線“從(cong) 戎”、舍身為(wei) 國效力的經曆。那是護國之役，他是發動者之一。一介書(shu) 生冒風險赴前線救國，用梁啟超自己的話說是，“此行乃關(guan) 係滇、黔生死，且全國國命所托，雖冒萬(wan) 險萬(wan) 難不容辭也。”（梁啟超：《致梁思順》（1916年2月28日），湯誌鈞、湯仁澤編注：《梁啟超家書(shu) 、南長街54號梁氏函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139頁。）護國運動有“萬(wan) 險萬(wan) 難”，付出的代價(jia) 究竟有多大？梁啟超由滬秘密赴港，因無護照，隻能偷渡海防後入桂。乘夜色冒暴雨，“竟於(yu) 無意中而遊如斯勝境。”此間“為(wei) 播越顛沛中扶病疾書(shu) ”《國民淺訓》，在序言中道：“於(yu) 役邕桂，取道越南。時諜騎四布，自匿於(yu) 山中旬日，更圖間道潛赴。同行七人皆星散，各自覓路進取，餘(yu) 孑身寄一牧莊，相伴者惟他邦傭(yong) 保。……中間複嬰熱病，委頓二日，幾瀕於(yu) 死。”（梁啟超：《國民淺訓·序》，《飲冰室合集·專(zhuan) 集》之三十二，中華書(shu) 局1936年版，第1頁。）真是驚恐萬(wan) 狀，命懸一線。

1920年初梁啟超歐遊歸國，潛心學術，兩(liang) 年後出版《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上卷《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把“所觀察和所感想寫(xie) 出來”，能看出他愛國救國觀念有了進一步提升。

文中談及十多種感受，有“反省自己從(cong) 前的缺點，振奮自己往後的精神，循著這條大路，把國家挽救建設起來，決(jue) 非難事”。他認為(wei) 這樣做還不夠，“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類全體(ti) 有所貢獻。”“一個(ge) 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強便了，卻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功於(yu) 人類全體(ti) ，不然，國家便算白設了。”他說如果明白了這個(ge) 道理，“自然知道我們(men) 的國家有個(ge) 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麽(me) 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上卷，商務印書(shu) 館1922年12月版，第67-68頁）

有家國情懷的作者，才能寫(xie) 出國人喜聞樂(le) 見的文章來。丁文江說：“梁先生生平以著作報國，實有四十年之曆史。”“先生四十年之中，腦中固絕未忘一‘國’字。”（丁文江、趙豐(feng) 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04頁。）官場上不順利的梁啟超毅然隱離政治，回歸自己鍾愛的文化教育領域。自1920年至1927年，梁啟超完成的著述有《清代學術概論》、《墨經校釋》、《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墨子學案》、《中國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國學入門書(shu) 要目及其讀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中國佛學史稿》、《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古書(shu) 真偽(wei) 及其年代》等，研究重點是先秦諸子、中國曆史學、哲學、文學等。比起擔任幾天總長或總裁來，梁啟超的著書(shu) 立說、執教育人的作用及意義(yi) 要深遠得多，其價(jia) 值和生命力也長久得多。

梁思禮在回憶父親(qin) 時說：“我出生時父親(qin) 已51歲，雖然他非常愛我，但我沒有機會(hui) 能像我的大兄姐們(men) 那樣親(qin) 身從(cong) 父親(qin) 那裏獲得直接教導。……有人曾問我：‘你從(cong) 父親(qin) 那裏繼承下來最寶貴的東(dong) 西是什麽(me) ？’我回答：‘愛國！’‘愛國’也是我們(men) 全體(ti) 兄弟姐妹們(men) 所繼承下來的寶貴遺產(chan) 。我們(men) 九人中有七人在海外學習(xi) ，個(ge) 個(ge) 學業(ye) 優(you) 秀，但是我們(men) 沒有一個(ge) 留在國外，個(ge) 個(ge) 都學成歸國，報效祖國。”（梁思禮：《梁啟超家書(shu) ·前言》，見林洙編：《梁啟超家書(shu) 》，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頁。）

梁啟超曾說：“吾之天性富於(yu) 情感，而誌不懈於(yu) 向上。”早年在時務學堂“課諸生，既授之以經史大義(yi) ，厚其中學之根柢，養(yang) 成其愛國之熱心”，這份情感也深深地影響了下一代。

梁啟超精心培養(yang) 子女，“假期內(nei) 督課群童，每晚輒聚講讀書(shu) ，聲出金石，群童樂(le) 不可支。”在“致孩子們(men) 書(shu) ”中，不乏梁啟超告誡子女認真讀書(shu) 、學成報效祖國的話語，可謂情深意長，但沒有鼓勵孩子讀名校，去升官發財，也沒有強迫孩子去學所謂的“熱門專(zhuan) 業(ye) ”。如1927年8月29日信中，梁啟超叮囑女兒(er) 思莊學成後早日歸國，“可以做爹爹一個(ge) 大幫手，我將來許多著作，還要請你做顧問哩。”此時思莊正在國外攻讀生物學，一年預科讀完，升二年級，梁啟超非常高興(xing) ，因為(wei) 此前“你們(men) 弟兄姊妹，到今還沒有一個(ge) 學自然科學，很是我們(men) 家裏的憾事”，“中國女子還沒有人學這門……因為(wei) 這門學問與(yu) 一切人文科學有密切關(guan) 係。”（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世界書(shu) 局1959年版，第745-746頁。）梁啟超養(yang) 育了九個(ge) 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長，被譽為(wei) ：“一門三院士，滿庭皆俊秀。”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三人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比起眾(zhong) 多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文人學士來，梁啟超憂國憂民的責任擔當和奉獻精神是顯而易見、出類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吾之天性富於(yu) 情感，而誌不懈於(yu) 向上”，是“多血多淚之人”。正是對祖國的摯愛和救國的使命感，正是大愛和責任的完美結合，令他精力旺盛、百折不撓地追求自己的理想。雖然求索之路千辛萬(wan) 苦，失敗過一次又一次，但阻止不了他一生的追求、探索和奮鬥。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