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與(yu) 科舉(ju)

作者：楊少涵（華僑(qiao) 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十五日己醜(chou)

            耶穌2018年8月25日

在中國經學史上，《中庸》從(cong) 一篇普通論文躍升為(wei) 一部必讀經典，這個(ge) 過程一直是曆代學人津津樂(le) 道的奇跡。促成這個(ge) 奇跡的決(jue) 定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獨特的考試製度，尤其是隋唐以後的科舉(ju) 考試製度。

在科舉(ju) 製度實行之前，《中庸》已受到世人的特別重視。《漢書(shu) ·藝文誌》即有“《中庸說》二篇”的記載，《宋書(shu) 》和《梁書(shu) 》也記載南朝的戴顒和梁武帝曾為(wei) 《中庸》作過注釋。但這些文獻徒留其目，都沒有流傳(chuan) 下來。現在所見最早的《中庸》研究文獻應該是東(dong) 漢鄭玄為(wei) 《禮記·中庸》所作的注解。《禮記》原本隻是《儀(yi) 禮》的補記附釋，鄭玄同時為(wei) “三禮”（《周禮》《儀(yi) 禮》《禮記》）作注，這就使得《禮記》開始脫離《儀(yi) 禮》而獨立行世。

在此後的官方考試製度中，《禮記》的地位得到加強。三國魏文帝黃初五年（224），置立太學，製五經課試法，《周禮》《儀(yi) 禮》《禮記》等“三禮”“皆列於(yu) 學官”（《三國誌》卷十三）。東(dong) 晉元帝踐阼之初，簡省博士，“三禮”之《周官》《禮記》得以入選，而盛行於(yu) 兩(liang) 漢的《儀(yi) 禮》卻旁落。這是經學史上《禮記》第一次越位於(yu) 《儀(yi) 禮》。《中庸》作為(wei) 《禮記》中的一篇通論性論文，隨著其母體(ti) 政治地位的提升，自然一榮俱榮。

科舉(ju) 製度肇興(xing) 以後，《禮記》的地位繼續鞏固。唐太宗貞觀四年（630）詔顏師古考定《五經》，貞觀十二年（638）又詔孔穎達等人撰修《五經正義(yi) 》，“令天下傳(chuan) 習(xi) ”（《舊唐書(shu) 》卷一九六）。唐高宗永徽四年（653），《五經正義(yi) 》最後刊定，“詔頒於(yu) 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唐會(hui) 要》卷七十七）。需要指出的是，《五經正義(yi) 》“於(yu) 《三禮》獨收《禮記》，這是第一次以朝廷的名義(yi) 正式將其升格為(wei) 經，且拔之於(yu) 《儀(yi) 禮》《周禮》二經之上”（楊天宇《禮記譯注·前言》）。直到唐玄宗開元十六年（728）“五經”增列為(wei) “九經”，《周禮》《儀(yi) 禮》才重新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內(nei) 容。唐代科舉(ju) 考試最重要的是明經與(yu) 進士兩(liang) 科，明經側(ce) 重於(yu) 識字記誦，進士側(ce) 重於(yu) 雜文策論。唐製規定無論是明經還是進士，都要加試“帖經”。帖經相當於(yu) 今天考試中的填空題：給出一行經文，貼住其中三字，讓考生填寫(xie) 。這就要求全國考生對《五經》的全部經文必須爛熟於(yu) 心。從(cong) 這時候開始，《中庸》逐漸為(wei) 天下讀書(shu) 人所熟知。

中唐以後，《中庸》頻頻亮相科舉(ju) 考試中。首先，科考試卷從(cong) 《中庸》出題。貞元十九年（803），明經科策問第二道題中有“蹈白刃或易於(yu) 中庸”一語，即出自《中庸》第九章（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卷十五）。其次，考官策問使用《中庸》詞語。貞元二十一年（805），權德輿策問考生時曾使用了“盡性”“不敢作禮樂(le) ”“哀公問政”“文王無憂”“凝道”等詞語，這些詞語皆出於(yu) 《中庸》（《欽定全唐文》卷四八三《明經策問七道》）。最後，考生答題引用《中庸》內(nei) 容。唐德宗貞元九年（793），二十六歲的韓愈二度參加吏部的博學宏詞科考試，並作《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其中就引用了《中庸》第二十一章“誠明”“明誠”和第八章顏回“擇乎中庸”的相應文句。

到了北宋，《中庸》的地位突飛猛進。科舉(ju) 考試不再局限於(yu) 從(cong) 《中庸》中摘引個(ge) 別字詞，而是直接以其文句命題。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範仲淹作《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而本屆省試這一命題即出自《中庸》第二十一章的第一句話。十二年後的北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中國科舉(ju) 史上更是出現了一件創舉(ju) ：年輕的仁宗皇帝在皇家的瓊林苑賜宴新科進士，就是在這次宴會(hui) 上，新登第的三百七十七人“人賜禦書(shu) 《中庸》篇各一軸，自後遂以為(wei) 常”，並詔當朝宰相當眾(zhong) 宣讀，皇帝“候聽終篇始罷”（《玉海》卷三四）。天聖八年（1030），又改為(wei) 《中庸》與(yu) 《大學》“間賜”（《宋會(hui) 要輯本·選舉(ju) 》二之七）。自此以後，《中庸》《大學》兩(liang) 書(shu) 輪換頒賜成為(wei) 兩(liang) 宋科考定製。《中庸》《大學》的經學“新貴”身份巍然挺立。

對於(yu) 當時的讀書(shu) 人來說，科舉(ju) 是他們(men) 改變命運、廁身官場的必由之路。《中庸》《大學》在科場受到如此顯赫的待遇，對天下士子引起了極大的精神刺激和強烈的靈魂震動。正是在這種時事情況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當早年喜談兵法的張載以兵策謁見範仲淹時，範仲淹卻說“何事於(yu) 兵”，並“勸讀《中庸》”（《宋史》卷四二七）。此後的幾十年中，政界要人司馬光、理學宗師程顥程頤兄弟、文壇領袖蘇軾以及他們(men) 的朋友學生，也都發表過關(guan) 於(yu) 《中庸》的專(zhuan) 著、專(zhuan) 文或專(zhuan) 題討論。也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一百三十多年後的朱熹殫精竭慮，先後草就《大學章句》與(yu) 《中庸章句》，並將兩(liang) 書(shu) 與(yu) 《論語》《孟子》合為(wei) 《四書(shu) 》，逐漸代替《五經》成為(wei) 新的經書(shu) 係統。

當然，《四書(shu) 》代替《五經》形成新的經書(shu) 係統，《中庸》從(cong) 而升格為(wei) 新的儒家經典，僅(jin) 憑學者個(ge) 人的研究興(xing) 趣是無法完成的，這個(ge) 過程也需要代表國家意誌的科舉(ju) 製度來一錘定音。這一錘是在元代敲定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國子學，並定其製：“凡讀書(shu) 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shu) 》《禮記》《周禮》《春秋》《易》。”（《元史》卷八十一）從(cong) 此以後，《四書(shu) 》成為(wei) 必考書(shu) ，《五經》則降為(wei) 選考書(shu) 。這是“《四書(shu) 》地位淩駕《五經》的一個(ge) 表征”（葉國良等《經學通論》第六章）。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又就科舉(ju) 考試程式下詔曰：第一場考試經問或經明、經疑從(cong)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nei) 設問出題，“用朱氏章句集注”。（同上）從(cong) 此開始，《四書(shu) 》正式成為(wei) 科考教材，形成了新的經書(shu) 體(ti) 係，而《中庸》完全獨立出來成為(wei) 新的儒家經書(shu) ，也由此確定。

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科舉(ju) 製度是國家意誌的一個(ge) 集中體(ti) 現。《中庸》能夠從(cong) 《禮記》獨立出來，躋身《四書(shu) 》這個(ge) 新的經書(shu) 體(ti) 係，除了其內(nei) 具精深宏大的義(yi) 理思想、外有佛老人士的推波助瀾之外，更為(wei) 關(guan) 鍵的一個(ge) 因素是得到了王權的承認，從(cong) 而得以上升為(wei) 國家意誌。可以說，《中庸》的經學“新貴”形象正是借助科舉(ju) 考試這一國家行為(wei) ，慢慢躍升定格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