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賈何負閎儒”本義(yi) 考——明清商人社會(hui) 地位與(yu) 士商關(guan) 係新論

作者：梁仁誌（安徽師範大學曆史與(yu) 社會(hui) 學院）

來源：《湖北大學學報》 2018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初七日辛巳

           耶穌2018年8月17日

關(guan) 鍵詞：明清;士商關(guan) 係;社會(hui) 地位;汪道昆

明清商人的社會(hui) 地位與(yu) 士商關(guan) 係，一直是學界比較關(guan) 注的話題。明汪道昆“良賈何負閎儒”一語更常被學者引為(wei) 明清商人社會(hui) 地位提高與(yu) 士商融合的重要證據。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在廣泛征引“良賈何負閎儒”一語時，對其曆史環境、文本語境以及具體(ti) 所指並沒有進行深入地分析和通透地理解。身為(wei) 明朝顯宦和封建文人代表的汪道昆究竟能否成為(wei) “商人階層的代言人”或“徽商的代言人”？明清商人社會(hui) 地位與(yu) 士商關(guan) 係究竟如何？這些過去研究已給出充分和明確答案的問題，在今天都頗值得進一步追問和思考。

一、汪道昆“良賈何負閎儒”一語之本義(yi)

“良賈何負閎儒”一語出自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五《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宜人閔氏合葬墓誌銘》一文，有三處值得關(guan) 注：

一是“臨(lin) 河程次公升、槐塘程次公與(yu) 先司馬並以鹽筴賈浙東(dong) 西，命諸子姓悉歸儒”。如果當時徽州人多認為(wei) 商人社會(hui) 地位不在士人之下，則程升、程和汪道昆父親(qin) 這三位成功的徽商為(wei) 何都作出了“命諸子姓悉歸儒”的決(jue) 定而不是讓他們(men) 子承父業(ye) 呢？

二是“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此處的“賈”和“儒”都是指職業(ye) ，即所謂的賈業(ye) 和儒業(ye) 。汪道昆所言“不儒則賈”，當是他對明代徽州人職業(ye) 選擇基本現狀的一個(ge) 客觀描述，價(jia) 值判斷的意味並不強。

三是“則其躬行彰彰矣”。根據漢語的表達習(xi) 慣和這句話前後的內(nei) 容判斷，它與(yu) “良賈何負閎儒”實為(wei) 因果關(guan) 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些徽商也能夠“躬行彰彰”，並不比“閎儒”做的差。

綜上，從(cong) 躬行“儒行”的角度理解徽商子弟出身的封建顯宦和文人汪道昆的話，當更加符合曆史事實、社會(hui) 常識和基本邏輯。明休寧《汪氏統宗譜》中“儒者所謂躬行率先宜乎”與(yu) “則其躬行彰彰矣”所表達的意思在本質上完全一致。這應該不是偶然，既進一步佐證了筆者對汪道昆說“良賈何負閎儒”本意的解釋，同時也說明這一觀點在當時徽州士人階層中是一個(ge) 價(jia) 值共識。以往研究者在引用“良賈何負閎儒”及“賈何後於(yu) 士”時卻常常將“則其躬行彰彰矣”與(yu) “儒者所謂躬行率先宜乎”這兩(liang) 句話省略，導致了學者對“良賈何負閎儒”或“賈何後於(yu) 士”的過度解釋，進而誤判了明清商人社會(hui) 地位與(yu) 士商關(guan) 係的一般真相。

二、“良賈何負閎儒”與(yu) “賈名儒行”

討論“良賈何負閎儒”之本義(yi) ，就不能不提及“賈名儒行”。汪道昆“良賈何負閎儒”之立論正是基於(yu) 以程升等為(wei) 代表的一些徽商能夠躬行“儒行”；明休寧《汪氏統宗譜》中“賈何後於(yu) 士哉”之立論也是基於(yu) 以汪遠為(wei) 代表的一些徽商能夠“賈而儒行”。因此，搞清楚“賈名儒行”之涵義(yi) ，將有助於(yu) 進一步確認“良賈何負閎儒”之本義(yi) 。

通過大數據檢索的方式可以發現，在明清及以前的文獻中，不僅(jin) 有“賈（商）名儒行”的表達，還有“仆名儒行”、“醫名儒行”、“吏名儒行”、“佛（釋）名儒行”、“道（老）名儒行”等的表達，可以說“某種身份+名（而）儒行”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一種習(xi) 慣性表達，均是讚揚這些人能夠躬行“儒行”。且可以推論的是，在“某種身份+名（而）儒行”這種習(xi) 慣表達中，“儒行”當指符合儒家理想的道德標準和行為(wei) 規範的行為(wei) ，並非是說像士人一樣從(cong) 事某些具體(ti) 行為(wei) 。以“某種身份+名（而）儒行”形容某人，也就意味著對這個(ge) 士階層外的人的高度肯定。因此，“賈名儒行”更多地是對某些商人的讚揚，把商人與(yu) 士人的社會(hui) 地位進行比較或論證士商融合的意味並不濃。而以“儒行”作為(wei) 評判其他階層行為(wei) 的標準，恰恰說明了士階層社會(hui) 地位之高，是商人等其他階層根本無法企及的。

綜上，無論是“良賈何負閎儒”，還是“賈名儒行”，都與(yu) 賈和儒這兩(liang) 個(ge) 社會(hui) 階層社會(hui) 地位之比較和是否出現了融合的趨勢並無太大關(guan) 係，而更多地是對行為(wei) 舉(ju) 止和道德水平達到“儒行”標準的某些徽商的一種肯定和表彰。

三、“良賈何負閎儒”相關(guan) 問題研究之反思

以往有些學者在討論明清商人社會(hui) 地位與(yu) 士商關(guan) 係問題時，存在著過度解讀史料的情況，原因有二：一是脫離曆史實境和文本全貌的斷章取義(yi) ；二是帶有先入為(wei) 主偏見的學者邏輯。

在今後的相關(guan) 研究乃至史學研究中，我們(men) 要本著“論從(cong) 史出”的態度，盡可能將史料置於(yu) 更加宏大的曆史背景中加以解讀。值得一提的是，大數據為(wei) 史學研究者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仍以對“棄儒就賈”和“賈名儒行”的研究為(wei) 例，前文正是以“棄儒”和“儒行”為(wei) 關(guan) 鍵詞，通過計算機對“中國基本古籍庫”、“《四庫全書(shu) 》全文檢索係統”、“中國方誌庫”等大型古籍數據庫進行檢索，從(cong) 而輕易地發現了明清社會(hui) 不僅(jin) 有“棄儒就賈”與(yu) “賈名儒行”的事例，還有“棄儒就農(nong) （耕）”、“棄儒就醫”、“棄儒就吏”、“棄儒就釋（道）”與(yu) “仆名儒行”、“醫名儒行”、“吏名儒行”、“佛（釋）名儒行”、“道（老）名儒行”的事例。如此就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棄儒就賈”與(yu) “賈名儒行”並非是明清時期非常特殊的社會(hui) 現象，更不是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的潮流或趨勢，因此，這兩(liang) 種現象的出現盡管可以推動明清商人社會(hui) 地位的提高與(yu) 士商融合，但卻不能作為(wei) 明清商人社會(hui) 地位已經像士一樣高、士商融合的程度已經很深的明證。

四、結語

通過考察汪道昆本意及傳(chuan) 統文獻之表達習(xi) 慣，“良賈何負閎儒”並非是強調商人社會(hui) 地位不比士人低，而是要表達商人在躬行“儒行”方麵做得不一定比士人差之意，類似“賈名儒行”之說。所謂“儒行”，是指符合儒家理想的社會(hui) 道德標準和行為(wei) 規範的言行舉(ju) 止，並非指像士人一樣從(cong) 事某種具體(ti) 行為(wei) 。在明清及以前的文獻中，不僅(jin) 有“賈（商）名儒行”，也有“仆名儒行”“醫名儒行”“吏名儒行”“佛（釋）名儒行”“道（老）名儒行”等說法。故對“良賈何負閎儒”之本義(yi) 不宜作過度解讀，也不宜據此對明清商人社會(hui) 地位提高與(yu) 士商融合之程度作過高判斷，明清傳(chuan) 統“四民社會(hui) ”的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