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說《春秋繁露》的幾個(ge) 特征

作者：黃樸民

來源：“董子與(yu) 儒學研究”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十四日己未

           耶穌2018年7月26日

注：黃樸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執行院長，原圖書(shu) 館館長。中國文化網絡傳(chuan) 播研究會(hui) 會(hui) 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董仲舒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文章為(wei) 黃樸民教授在“2018中國•衡水董仲舒與(yu) 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上的主旨演講。

要認識一位思想家的理論學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依據他的言論與(yu) 著作進行考察與(yu) 分析，否則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所以，回歸經典，回歸文本，是我們(men) 研究思想家的基本前提。對漢代最著名思想家董仲舒的研究，同樣沒有例外。換言之，今天我們(men) 研究董仲舒，首先要解決(jue) 的，就是有關(guan) 史料的依據問題。董仲舒的著述，除了傳(chuan) 世的《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闕篇之外，隻有《漢書(shu) 》本傳(chuan) 所收錄的“天人三策”以及《漢書(shu) •食貨誌》所載的《限民名田說》等等。它們(men) 是董仲舒儒學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我們(men) 在今天研究與(yu) 評價(jia) 董仲舒學說的根本依據。然而，這並不是學術界的一致共識，還是有學者對它們(men) 的重要性和真實性抱有懷疑，認為(wei) 《漢書(shu) 》中有關(guan) 董仲舒的事跡記載應該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則是“一部存在疑問的著作，唯有《史記》才是研究董仲舒的可信史料（見張誌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學質疑》，刊《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3期）。由此可見，對董仲舒思想文本進行深入的討論，仍有其必要。

一、《漢書(shu) 》較《史記》在董仲舒研究中的史料優(you) 勢           

《史記》與(yu) 《漢書(shu) 》，均記載了董仲舒的有關(guan) 事跡，但是，兩(liang) 書(shu) 在具體(ti) 的處理上則呈現出很大的差異：一是立傳(chuan) 的規格不同，《漢書(shu) 》為(wei) 董仲舒單獨列傳(chuan) ，而《史記》則僅(jin) 僅(jin) 將其合載於(yu) 《儒林列傳(chuan) 》。這種差異，反映了司馬遷與(yu) 班固對董仲舒地位重要性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其次是兩(liang) 書(shu) 有關(guan) 董仲舒事跡文字記載上詳略有別。《漢書(shu) 》詳盡記載了董仲舒的生平事跡、學術淵源以及“天人三策”、“限民名田說”等內(nei) 容；而《史記》有關(guan) 董氏學術活動與(yu) 思想的記述卻十分簡略，主要隻有《儒林列傳(chuan) 》的寥寥數語。

司馬遷《史記》在一代大儒董仲舒生平事跡記述上的過於(yu) 簡略，在某種程度上為(wei) 後人研究董仲舒以至整個(ge) 漢代思想史設置了“障礙”。緣由很簡單，今天僅(jin) 僅(jin) 憑藉《史記》的簡略記載，是無法對董仲舒學術思想作出全麵而真切的認識的。所幸的是，班固的《漢書(shu) 》較好地彌補了這個(ge) 缺憾。它為(wei) 董仲舒單獨立傳(chuan) ，如實體(ti) 現了董仲舒在曆史上應有的地位，並在本傳(chuan) 中全文照錄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對漢代學術思潮的重大轉折的來龍去脈做了真實的揭示，集中反映了董仲舒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思想的基本麵貌。這對於(yu) 研究董仲舒思想而言，乃是最可寶貴的一手文獻。南宋黃震有言：“漢世之儒，惟仲尼仁義(yi) 《三策》炳炳萬(wan) 世。”（《黃氏日抄•東(dong) 發日抄》）這充分表明了“天人三策”的重要價(jia) 值。至於(yu) 《限民名田說》，也是通過《漢書(shu) •食貨誌》而得以保存下來的，它對於(yu) 我們(men) 了解漢武帝時代土地兼並的情況和階級矛盾發展的動向也有莫大的幫助。嚴(yan) 格地說，倘若沒有《漢書(shu) 》，我們(men) 就不能論定《春秋繁露》一書(shu) 的真偽(wei) ，更無從(cong) 談得上對董仲舒思想的係統研究。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班固才是保存董仲舒學說的一大功臣。

  《漢書(shu) 》對董仲舒的重視與(yu) 褒揚，有其深厚的曆史背景。這首先是時代思潮的製約，自董仲舒推崇儒學的建議為(wei) 武帝所采納後，儒學一躍而成為(wei) 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朝廷廣設學校，推行教化，擴大儒學的影響。同時廣開仕途，重以利祿，以確保儒生參與(yu) 政治。《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所雲(yun) ：“自此之後，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就是這一狀況的形象寫(xie) 照，而這又進一步使得儒學精神滲透到社會(hui) 生活的各個(ge) 方麵，“是時，上方鄉(xiang) 文學，張湯決(jue) 大獄，欲付古義(yi)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shu) 》《春秋》，補廷尉吏，平亭疑法。”（《漢書(shu) •張湯傳(chuan) 》）儒學的意義(yi) 從(cong) 而得到充分的肯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yu) 道最為(wei) 高！”（《漢書(shu) •藝文誌》）

    這一社會(hui) 思潮的勃興(xing) 與(yu) 發展，使得漢代儒學的傑出代表董仲舒的曆史地位得到進一步的肯定，其聲望亦日益盛隆。司馬遷僅(jin) 僅(jin) 稱道董仲舒“為(wei) 人廉直”，“學士皆師尊之”（《史記•儒林列傳(chuan) 》）。但西漢中後期起，對董仲舒的評價(jia) ，乃是直線上升，幾無封頂了。如劉向稱道他“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讚》）。其子劉歆則肯定董仲舒的曆史作用是“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wei) 群儒首。”（同上）至於(yu) 《漢書(shu) 》作者班固本人也指出：“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漢書(shu) •五行誌》）連拓磊不羈的“另類”學者，會(hui) 稽人王充，也對董仲舒推崇備至，強調：“孔子終論，定於(yu) 仲舒之言。”（《論衡•案書(shu) 篇》）並聲稱“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論衡•超奇篇》）

董仲舒既然如此重要，那麽(me) 為(wei) 其單獨立傳(chuan) ，並詳盡記敘其言行，也就成為(wei) 客觀的要求。這就是《漢書(shu) 》處理董仲舒事跡問題上的曆史背景。而這樣做的客觀效果，就是為(wei) 我們(men) 今天開展學術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信史資料。

   《漢書(shu) 》詳盡迻錄《天人三策》、《限民名田議》等史料，也是其書(shu) 體(ti) 例使然。《漢書(shu) 》的重要學術價(jia) 值之一，是它對當時重要文獻資料的搜集和保存。這一點，學者們(men) 都是充分加以肯定的，認為(wei) 它“在搜集和保存重要文獻資料方麵，有其特殊的作用和重大的貢獻。許多重要的學術、政治文獻，都是通過它而被保存到今天”的（參見倉(cang) 修良、魏得良《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諸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路溫舒的《尚德緩刑疏》，賈山的《至言》，鄒陽的《諷諫吳王濞邪謀書(shu) 》，枚乘的《諫吳王謀逆》，公孫弘的《賢良策》等等，都全文分別載入了他們(men) 的本傳(chuan) 。其載錄董仲舒《天人三策》、《限民名田議》，也即是這種撰著體(ti) 例的產(chan) 物。

    《漢書(shu) 》這一撰著體(ti) 例的設置和實施，無疑具有重要的史學價(jia) 值。在這方麵，《史記》顯然要略為(wei) 遜色。因此，如果以“《史記》亦有董仲舒的事跡記載”為(wei) 由，主張研究董仲舒隻能主要以《史記》為(wei) 依據，而否定《漢書(shu) 》在董仲舒研究中的重要性，認為(wei) 據《漢書(shu) 》立論不盡妥當，那顯然是值得商榷的。恰恰相反，就董仲舒研究的單個(ge) 案例而言，《漢書(shu) 》記載的全麵性和史料的翔實性，較之於(yu) 《史記》的簡單敘述更有內(nei) 涵、更有價(jia) 值。

二、《春秋繁露》是更原始、更可信的董仲舒研究之基本史料

當然，較之於(yu) 《漢書(shu) 》，董仲舒本人的理論著作《春秋繁露》一書(shu) ，才應該是更重要的研究其思想學說的第一手資料。這首先是具有時間上的明顯優(you) 勢。班固作《漢書(shu) 》，畢竟是東(dong) 漢前中期的事情，距離董仲舒所處的漢武帝時代，已經相隔200餘(yu) 年，而這些年下來，董仲舒的著述無論是內(nei) 容記載？還是文字表述，都十分難以完全避免有一定的改變和走樣的地方。其原始性、可靠性，是無法與(yu) 漢武帝時代的現場實錄《春秋繁露》相提並論的。其次，與(yu) 時間落差相呼應的，兩(liang) 漢的社會(hui) 政治生態、思想文化氛圍，都有了很大的改變，《漢書(shu) 》中有關(guan) 董仲舒學說的記敘與(yu) 評述，自然帶有班固所處那個(ge) 時代的立場選擇與(yu) 價(jia) 值取向，打上了特定的時代烙印，甚至在整理、闡釋董仲舒學說的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加以修正和改造。反映了《春秋繁露》其書(shu) 在長期流傳(chuan) 過程中所受特定曆史文化的影響與(yu) 規範，顯示出兩(liang) 漢不同時期文化精神在其書(shu) 內(nei) 容文字變遷上的折射、滲透。換言之，時過境遷，董仲舒的思想之原始性、本初性，能否原計原味地追敘，不能不成為(wei) 一個(ge) 問題。

至於(yu) 有學者否定《春秋繁露》的真實可靠性，認為(wei) 《漢書(shu) •藝文誌》、《隋書(shu) •經籍誌》“均未見此書(shu) 名，可證東(dong) 漢時和唐初尚未發現此書(shu) ”，“隻是到了五代後晉的劉昀編撰《舊唐書(shu) 》和北宋歐陽修編撰《新唐書(shu) 》時，才出現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張誌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學質疑》，刊《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3期）似乎言之鑿鑿，但稍加推敲，我們(men) 可以發現，這個(ge) 說法根本不能成立，因為(wei) 至少在《隋書(shu) .經籍誌一》中，就明確著錄了“《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卷數與(yu) 今天我們(men) 所見的《春秋繁露》相吻合。這怎麽(me) 能說《隋書(shu) •經籍誌》“未見此書(shu) 名”呢？那位論者很顯然是未曾翻檢覆核《隋書(shu) •經籍誌》，是討論問題時所暴露的明顯“硬傷(shang) ”。由此可見，輕易否定《春秋繁露》的真實可靠性，是不足為(wei) 據的！

我的基本看法是：《春秋繁露》一書(shu) ，不僅(jin) 為(wei) 董仲舒所自著，成為(wei) 其闡發“公羊春秋”微言大義(yi) 的經典著述，也是其儒學思想體(ti) 係的全麵反映，而且，由於(yu) 它的內(nei) 容和要義(yi) ，經過董仲舒本人的審定與(yu) 規整，因此，更能正確、係統地呈示其學說的整體(ti) 麵貌和本質屬性，乃是價(jia) 值要高於(yu) 《漢書(shu) 》所載的董仲舒言行與(yu) 思想觀點，而應該成為(wei) 研究董仲舒學說的最核心、最原始、最關(guan) 鍵的史料依據。

《春秋繁露》這種核心地位的確立，乃是與(yu) 其書(shu) 幾個(ge) 特征密切相聯係的。

首先，《春秋繁露》所呈示的董仲舒學說思想內(nei) 涵，更接近其本意，具有更為(wei) 原始，更為(wei) 質樸，同時也更為(wei) 準確的顯著特點。這裏可以拿其書(shu) 與(yu) 《漢書(shu) 》記載的相關(guan) 文字作比較，來加以說明：

《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wei) 仁》有雲(yun) ：

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為(wei) ，而習(xi) 俗大化。

按，《漢書(shu) 》本傳(chuan) 則作：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致無為(wei) ，而習(xi) 俗大化”這一句，在本傳(chuan) 中被擯棄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與(yu) 董仲舒所處的時代接近漢初，當時黃老之學在社會(hui) 上還擁有相當大的勢力之現狀有關(guan) ，按諸《史記》、《漢書(shu) 》，可以看到，與(yu) 董仲舒同時代的一批人士中，學黃老之術，信奉新道家者為(wei) 數甚多，且不無社會(hui) 影響力。如汲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史記•汲黯列傳(chuan) 》)。又如，鄭莊也“好黃老之言”(同上)。鄧章“以修黃老言，顯於(yu) 諸公間”(《史記•袁盎晁錯列傳(chuan)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ye) 千金，厚自奉養(yang) 生，亡所不致”(《漢書(shu) •楊王孫傳(chuan) 》)。

   這樣的社會(hui) 文化氛圍，自然會(hui) 在董仲舒撰著《春秋繁露》一書(shu) 時，產(chan) 生潛移默化的作用，使得其在著書(shu) 的過程中有時不免偶爾透露出受新道家思想影響的痕跡，留下了“致無為(wei) ”這樣一類文字，很顯然，這裏的董仲舒思想，屬於(yu) 原生的形態，更為(wei) 本真。而到了東(dong) 漢班固撰著《漢書(shu) 》時，新道家的影響幾乎已近乎銷聲匿跡，為(wei) 了突出董仲舒一代“醇儒”的形象，故有意將“致無為(wei) ”這類文字刪去。這恰好反映了《春秋繁露》的確代表董仲舒原始的思想表述，班固《漢書(shu) 》本傳(chuan) 所載雖然來源於(yu) 董仲舒自己的著述，但是已有所修正，以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性之要求，乃是董氏思想的次生形態了。

又，在《漢書(shu) 》本傳(chuan) 中，“修其理不急其功”一句，被改動為(wei) “明其道不計其功”。“急”與(yu) “計”雖然隻有一字之差，但語意上卻起了很大的變化。所謂“不急”者，這僅(jin) 僅(jin) 表明，董仲舒主張在“功利”的追求上，不要太操之過急，別太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而已，而並非從(cong) 根本上拒絕“功利”，將“義(yi) ”與(yu) “利”截然對立起來。而所謂不“計”者，則是意味著將“功利”徹底置之度外，決(jue) 口不言。這實在太絕對化了。從(cong) 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董仲舒對漢武帝所推行的那一套做法基本是持肯定和讚成態度的。漢武帝過分熱衷於(yu) “功利”，董仲舒隻會(hui) 諷勸其不要太急於(yu) 求成，而要有所節製，讓“利”服從(cong) 於(yu) “義(yi) ”而已；不可能從(cong) 根本上反對武帝追求功利。否則董仲舒的儒學思想就顯得太古板、太迂腐，也不會(hui) 被武帝所接受、所尊崇了。畢竟，漢武帝對功利的追逐，是他的本性與(yu) 嗜好，正如汲黯所言，是“內(nei) 多欲而外施仁義(yi) ”，董仲舒用若是以“不計其功”的高調去規諫漢武帝，等於(yu) 是明擺著與(yu) 漢武帝過不去，睿智如董仲舒，當然不至於(yu) 如此去拂逆龍鱗，自覓死路。他雖然不像公孫弘那樣的“曲學阿世”，胡說些“人主病不廣大，人君病不儉(jian) 節”之類的混帳話去奉承漢武帝，可到底也不至於(yu) 將“功利”一罵到底，否則，西漢朝廷就不會(hui) 將董仲舒倚恃為(wei) 自己的思想庫了。

再參照《春秋繁露》中其他談到“義(yi) 利”問題的文字，也可知董仲舒的本意應該是不“急”，而不是什麽(me) 不“計”。如《身之養(yang) 重於(yu) 義(yi) 》篇雲(yun) ：“天治生人也，使之生義(yi) 與(yu) 利。利以養(yang) 其體(ti) ，義(yi) 以養(yang) 其心。心不得義(yi) 不能樂(le) ，體(ti) 不得利不能安。義(yi) 者，心之養(yang) 也；利者，體(ti) 之養(yang) 也。體(ti) 莫貴於(yu) 心，故養(yang) 莫重於(yu) 義(yi) ，義(yi) 之養(yang) 生人大於(yu) 利矣。”由此可見，董仲舒本人也認為(wei) “利”可以“養(yang) 體(ti) ”，“體(ti) 不得利不能安”，並沒有完全排斥“利”而已。基於(yu) 這一認識，董仲舒提倡不要過分熱衷於(yu) 對“利”的追求。換言之，董仲舒他是承認人們(men) 求“利”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的，並將它歸結於(yu) “天意”使然：“天常以愛利為(wei) 意，以養(yang) 長為(wei) 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wei) 意，安樂(le) 一世為(wei) 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量勢立權，因事製義(yi) ，故聖人之為(wei) 天下興(xing) 利也。”（《春秋繁露•考功名》）應該說，這才是董仲舒“義(yi) 利”觀的全麵體(ti) 現。班固所處的東(dong) 漢時期，儒家孟子學派已全麵占據思想界的主導地位，尤其強調所謂的“義(yi) 利之辨”，因此，遂簡單而武斷地絕對擯斥“功利”，於(yu) 是將“修其理不急其功”，悄悄地改成了“明其道不計其功”。但這麽(me) 一改，反而露出破綻，表明“不急其功”，才是董仲舒的本意，而“不計其功”，乃是班固借用董仲舒之名，而自己偷偷夾帶的私貨。不過，班固對董氏原意雖然稍有歪曲，但無論在句式方麵還是用意上，都顯然是對董仲舒原作的沿襲，這恰好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證實了《春秋繁露》一書(shu) 的原始性與(yu) 真實性。

 三、《春秋繁露》所透露的董仲舒思想之進步屬性

其次，《春秋繁露》一書(shu) ，作為(wei) 研究董仲舒思想學說的最重要史料，延續了早期“公羊學”的進步性質，具有一定的積極進取、忠實於(yu) 曆史，超越一般儒家的唯道德倫(lun) 理窠臼的鮮明特色。其有關(guan) 對“秦政”的評價(jia) ，尤其是對秦取代周朝的曆史進程之肯定，充分體(ti) 現了董仲舒思想體(ti) 係中追求變革、理性觀察和評價(jia) 曆史的現實意識。

《公羊》學作為(wei) 儒家中比較接近法家的一派，其思想觀念中，許多的認識，與(yu) 法家所倡導的原則相近似，如主張政治上的“大一統”，“一法度，尊天子”，如強調君權至上，“君親(qin) 無將，將而必誅”。如提倡九世“大複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學”承認曆史是進化的，變易與(yu) 變革乃是曆史演進的普遍法則，認同製度與(yu) 文化當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而加以變革，提倡“改製”，強調“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據此而形成一整套的“三世說”曆史哲學理論體(ti) 係，構劃了由“據亂(luan) 世”進入“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社會(hui) 進步理想模式。等等。董仲舒為(wei) 西漢最著名的《公羊》學大師，所謂“漢興(xing) 至於(yu) 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wei) 明於(yu) 《春秋》，其傳(chuan) 公羊氏也。”(《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因此，其學說中，也自然充分體(ti) 現了《公羊傳(chuan) 》中的積極進取、與(yu) 時變遷的文化風貌。

這一點，在他肯定“秦政”的曆史合理性問題上有鮮明的反映。

在當時絕大多數的儒生眼裏，秦代是政治殘暴、文化滅絕的代名詞，秦政就是黑暗，就是恐怖，是地獄，是絕望，“為(wei) 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shu) 》，滅聖跡，棄禮義(yi) ，任刑法。”(《漢書(shu) •蒯伍江息夫傳(chuan) 》)一無可取，應該加以徹底的否定。甚至在推論“漢德”時，張蒼等人也將“秦德”排斥在外，他們(men) 的漢為(wei) “水德”說，雖承認秦為(wei) 水德，但隻不過是“閏統”而已，即所謂“紫色蠅聲，餘(yu) 分閏位，聖王之驅除雲(yun) 爾。”(《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可以忽略不計。認為(wei) 漢乃直接繼承周統，周為(wei) 火德，五行相勝說下，水克火，故漢代當居有水德。

其實，秦朝的統治，固然有“任刑太過”，專(zhuan) 製殘酷的一麵，但是，這種負麵的評價(jia) 形成之原因，也與(yu) 其國祚太短，後人不分青紅皂白往其身上潑髒水有關(guan) 。這一點，魯迅先生早有指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於(yu) 自由地貶斥其異朝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ge) 好人也沒有。”(《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yu) 藥及酒之關(guan) 係》) 實際上，秦朝政治本色，經那些漢朝代勝利者立言的儒生肆無忌憚的誣蔑抹黑，早已是麵目全非了，我們(men) 今天所看到的已距離曆史的真相十分遙遠了。應該說，秦政在曆史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否則，所謂“漢承秦製”，就會(hui) 陷入曆史邏輯的困境。換言之，秦的所作所為(wei) ，終結了東(dong) 周以來的混亂(luan) ，重建天下秩序，開創“大一統”的千秋事業(ye) ，自有其傑出的曆史貢獻。

因此，曆史上真正有卓識的人物，對秦政的評價(jia) ，是能夠做到客觀公允，合情合理的。如顧炎武就指出：“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並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雲(yun) ：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nei) 外，靡不清靜。在《碣石門》則雲(yun) ；男樂(le) 其疇，女修其業(ye) 。如此而已……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yu) 三王也。”(《日知錄》卷十三)將秦始皇“坊民正俗”之功業(ye) ，和堯、舜、禹三王之曆史貢獻相提並論，這評價(jia) 不可不謂崇高。

至於(yu) 秦王朝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大量借鑒和推行儒家的“德治”原則之做法，也隨著新的地下考古材料的發現，而可以得到參證，說明秦政並非像我們(men) 過去所認知的，是一味貫徹“無教化，去仁愛，專(zhuan) 任刑法”的法家之說。湖北雲(yun) 夢睡虎地秦簡《為(wei) 吏之道》就是這方麵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其內(nei) 容大力提倡和推行的，乃是儒家的道德倫(lun) 理觀念和政治理性主張，即所謂“慈下勿淩”、“恭敬多讓，寬以治之”、“寬裕忠信，和平毋怨”、“君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雲(yun) 雲(yun) 。所有這些主張與(yu) 理念，與(yu) 儒家所倡導的“主忠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君使臣以義(yi) ，臣事君以忠”，等等，可以說完全是若符契合，一無差跌！

《春秋繁露》一書(shu) 中，董仲舒對秦政的得失也是持公允合理的觀點的，他既像漢代其他儒生一樣，對秦政的失誤與(yu) 禍亂(luan) ，予以嚴(yan) 厲的批評與(yu) 斥責，但是，與(yu) 此同時，他還是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並沒有一味對秦政發泄簡單的道德義(yi) 憤，而是理性地肯定秦政的某些合理性，充分認可秦朝取代東(dong) 周統治、開創煌煌帝業(ye) 的曆史進步性質，認為(wei) 這乃是合乎“天意”的“誅無道”“吊民伐罪”的壯舉(ju) ，意義(yi) 與(yu)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相一致：“且天之生民，非為(wei) 王也，而天立王以為(wei) 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le) 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cong) 來久矣！”(《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zhuan) 殺》)

“周無道而秦伐之”，董仲舒這樣的認知，可謂是石破天驚，驚世駭俗。尋常儒生，也許是想都不敢這麽(me) 想。在群儒心目中，秦是罪孽、殘暴的象征，秦之代周，豈能與(yu) 湯、武革命等量齊觀！然而，董仲舒超越了儒家的一己之見，在曆史文明演進的大格局與(yu) 製高點上，來認識秦代統治秩序建立與(yu) 運行的曆史必然性與(yu) 曆史合理性，這種魄力、這種氣象，才當得起“為(wei) 群儒首”“為(wei) 儒者宗”的崇高地位。其學說既立足於(yu) 早期儒學，又超越於(yu) 早期儒學，充滿進步的色彩，開創嶄新的局麵，其意義(yi) 不可不謂重大，其價(jia) 值不可不謂優(you) 秀，其影響不可不謂深遠，殆無疑義(yi) 。班超等後學者，也許都不敢直麵於(yu) 董仲舒的大膽與(yu) 果毅，因此，在其所選擇的敘錄董仲舒言辭中，對“周無道而秦伐之”這一類顛覆儒家正常思維與(yu) 想象限度的文字，避之唯恐不及，沒有在《漢書(shu) 》本傳(chuan) 中留下這方麵的蛛絲(si) 馬跡，幸虧(kui) 有了《春秋繁露》的存在，才讓我們(men) 能夠領略到董仲舒學說的本來麵貌，分享其進步的曆史發展觀念。同時，這也有力地表明，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書(shu) ，才是董仲舒理論體(ti) 係的最原始、最本真的第一手資料。對它的懷疑，顯然是無法成立的。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