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菲希 】別再試圖為人文學科辯護了

欄目:文化雜談
發布時間:2018-07-26 0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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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試圖為(wei) 人文學科辯護了

作者:斯坦利•菲希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十三日甲寅

           耶穌2018年7月25日

 

 

人文學科有用的論證是錯誤的、反人文的,結果隻會(hui) 適得其反。

 

人文學科在忍受失敗的痛苦。如果對這個(ge) 命題有任何懷疑的話,威斯康辛大學斯蒂芬斯角分校分校(Stevens Point)的計劃將打消所有的疑慮。該計劃取消包括曆史、藝術、英語、哲學、社會(hui) 學、政治學、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專(zhuan) 業(ye) 在內(nei) 的13個(ge) 專(zhuan) 業(ye) 。管理層引用的理由包括赤字巨大、招生規模太小、渴望增強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課程和技術培訓。一位物理學和天文學教授肯•曼寧根(Ken Menningen)讚同這個(ge) 倡議,宣稱大學從(cong) 人文轉向關(guan) 心職業(ye) 前景的學生覺得更有吸引力的專(zhuan) 業(ye) 是正確的。如果斯蒂芬角分校是職業(ye) 技術學院,這個(ge) 理由或許說得通,但是,至少從(cong) 其名稱和辦學理念而言,應該提出的論證是既然辦學理念沒有實質內(nei) 容支撐,大學這個(ge) 名稱就應該去掉。

 

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可能也會(hui) 這樣想。他對大學的描述是這樣的:“那是一個(ge) 地方,不鼓勵學生將教育和職業(ye) 培訓混為(wei) 一談,也不把教育當作學習(xi) 貿易技巧、為(wei) 將來在社會(hui) 上從(cong) 事某個(ge) 職業(ye) 作準備、或者獲得某種道德和智慧裝備以便看透人生。”請注意奧克肖特列舉(ju) 了為(wei) 自由教育辯護和提供合理性時連續快速出現的最常用論述,也注意到他接著馬上拋棄它們(men) ,認為(wei) 這些根本不值得考慮。“每當這種終極真理出現之時,教育就悄無聲息地從(cong) 後門溜出去了。”

 

我不願意成為(wei) 告訴你這一點的人,但是,過一種將精力集中在偉(wei) 大著作上的生活並沒有什麽(me) 籠統的利益可言。

 

那個(ge) 句子中的關(guan) 鍵術語是“終極目的”。它意味著曾經構成大學宗旨和指導大學運行的目的之外的目的。也意味著來自其他地方的目的,從(cong) 另外一個(ge) 視角看的目的,從(cong) 這個(ge) 視角評判教育機構的質量,雖然在該機構工作的人已經認為(wei) 它不再是他們(men) 當前工作的核心。當立法者詢問大學能夠為(wei) 國家的經濟發展或旅遊業(ye) 做出什麽(me) 貢獻,或者培養(yang) 出技術工人服務於(yu) 各個(ge) 領域時,他或她是在要求大學屈服於(yu) 一種標準,這個(ge) 標準已經與(yu) 人們(men) 最初投身教育的初衷沒有任何關(guan) 係了。正是這些理由繼續指導教師的職業(ye) 行為(wei) 。大學的義(yi) 務是忠實於(yu) 教育的本質,抗拒評估和決(jue) 策體(ti) 係對大學目的的顛覆,轉向與(yu) 其適當操作格格不入的其他目的。

 

那麽(me) ,問題是大學應該擁有什麽(me) 樣的內(nei) 在目的是真實的,這個(ge) 問題要求我們(men) 辨認出大學的核心活動。亞(ya) 裏士多德在其《尼各馬克倫(lun) 理學》的第10篇提出了觀點。那就是沉思。“這個(ge) 活動似乎因為(wei) 自身的原因而受到人們(men) 的喜愛;因為(wei) 除了沉思之外,從(cong) 中並沒有產(chan) 生任何東(dong) 西,”這與(yu) 依靠影響來評判的“實際活動”形成對比。沉思---翻來覆去思考問題---“具有更高的嚴(yan) 肅價(jia) 值”因為(wei) “其目的超越問題本身而沒有盡頭,它擁有自身的快樂(le) 。”

 

但是,如果與(yu) 大學合適的價(jia) 值和快樂(le) 完全是內(nei) 在的,且拒絕采用任何外部標準來評價(jia) ,當世界其他地方都在鼓吹工具性、評估、成果、就業(ye) 率和各種指標時,如何為(wei) 大學辯護呢?這個(ge) 問題產(chan) 生了數不清的文章和書(shu) 籍,其標題往往是“人文學科的危機”、“人文學科還能活下去嗎?”、“如何挽救人文學科?”等。這些書(shu) 籍文章往往不承認一個(ge) 重要的區分:人文演出的公共場所(詩歌節、電影戲劇民歌節、莎士比亞(ya) 節、歌劇、交響樂(le) 、室內(nei) 樂(le) 、鄉(xiang) 村音樂(le) 、爵士樂(le) 節、圖書(shu) 俱樂(le) 部、藝術節、 TED演講等)和人文演出的學術研究。很少人否認公開上演莎士比亞(ya) 戲劇的價(jia) 值,但很多人可能懷疑學界研究莎士比亞(ya) 的產(chan) 業(ye) 的價(jia) 值。更多人會(hui) 質疑用公共資金支持這種產(chan) 業(ye) 的合理性。當我們(men) 說到人文學科的危機時,非常重要的是,我們(men) 要清楚即使像威斯康辛大學史第分普穎特分校這樣的學校拋棄人文學科,它們(men) 仍然在這個(ge) 國家的每個(ge) 城鎮持續繁榮。差別是當你或我去看戲或聽音樂(le) 會(hui) 時,我們(men) 直接付錢給我們(men) 重視的東(dong) 西,但是當我們(men) 繳納的稅款或向私立大學的捐款被用來資助英語係、哲學係或者古典學係時,它們(men) 不是我們(men) 認為(wei) 有價(jia) 值的東(dong) 西。

 

那麽(me) ,我們(men) 該如何塑造為(wei) 人文學科辯護的論述呢?人文學科足夠籠統和強大以滿足對人文學者研究的課題很少或者根本沒有興(xing) 趣的那些部分公眾(zhong) 的需要。合理性論證的候選對象之一是強調語言技能在我們(men) 生活中的核心重要性,這些是我們(men) 與(yu) 家人和朋友相處,與(yu) 合同夥(huo) 伴協商、在市場上討價(jia) 還價(jia) 、參與(yu) 政治決(jue) 策、協商我們(men) 與(yu) 神的關(guan) 係或者毫無關(guan) 係、表達我們(men) 的快樂(le) 、痛苦和渴望時使用到的技能。正如海倫(lun) •斯莫爾(Helen Small)在《人文學科的價(jia) 值》(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中所說,人類文化是“創造意義(yi) 活動”的集合,如果要出人頭地的話,我們(men) 必須熟練掌握的實踐。通常人文學科特定價(jia) 值的這種具體(ti) 化伴隨著對硬科學和更具實證性的社會(hui) 科學所提供的有限計算技能或限製性技能的批判。

 

合理性論證總是不易成功的遊戲,因為(wei) 它涉及到屈服於(yu) 人文學科之外的某種評價(jia) 指標或標準。


這種人文學科合理性論證路線已經呈現出多種形式,通常涉及到身體(ti) 與(yu) 靈魂、文字與(yu) 精神、技術與(yu) 藝術等的突出區別。很多著名的辯論---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斯諾(C.P. Snow)和利維斯(F.R. Leavis)、阿蘭(lan) •索卡爾(Alan Sokal)和《社會(hui) 文本》--參加到長期爭(zheng) 論不休的對話中,一方相信科學和科學方法為(wei) 知識和人類生活的改善提供方法,一方相信沒有人文學科的視角的指導精神,科學知識就是一紙空文。(人們(men) 能夠在所有這些類型的對立中看到理性與(yu) 信仰之間更大更持久的對立的從(cong) 屬類別。)


我承認我對將人文學科價(jia) 值具體(ti) 化的這種方式有某種同情,這部分是因為(wei) 我的大部分學術生涯就花費在修辭傳(chuan) 統上,這個(ge) 傳(chuan) 統癡迷般地記載能讓我們(men) 思考和行動的種種意義(yi) 製造方式。但是,最終我並不認為(wei) 這種論調能說得通。也就是說,我認為(wei) 告訴大眾(zhong) 語言技能支持了我們(men) 做的一切,甚至像科學這樣從(cong) 修辭上說與(yu) 之相反的活動也將說服立法機構打開金庫,任命我們(men) 作商業(ye) 和文明的必要承擔者。這是很不錯的論證,但它是機構內(nei) 論證,我們(men) 需要的是能說服和感動公眾(zhong) 的論證。

 

常常提出的一個(ge) 論證是功利性論證,即人文學科傳(chuan) 授的技能對我們(men) 在日常生活中的職責履行非常有用。這在本質上屬於(yu) 市場價(jia) 值觀論證,常常伴隨著一種確認,即學習(xi) 寫(xie) 作是一種成就,它能應用於(yu) 很多種類的活動。我當然讚同這個(ge) 觀點,但它僅(jin) 僅(jin) 論證了人文學科課程講授的很小部分技能。這更多像一種公共關(guan) 係策略而非嚴(yan) 肅的辯護努力。為(wei) 寫(xie) 作講授辯護非常容易,但要為(wei) 學習(xi) 拜占庭藝術或德克薩斯女同性戀詩歌(這是反人文主義(yi) 者攻擊時最喜歡使用的攻擊對象)或者英國王室複辟時期戲劇的緒論中動物形象的研究屬於(yu) 公共利益來辯護,就不那麽(me) 容易了,我認為(wei)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才是挑戰所在---說服公眾(zhong) ,尤其是公眾(zhong) 中那些掌握財權的人此類活動應該得到納稅人的金錢支持。確認人文研究的功利性工具性論證在經過很短時間以後就被汙染了,一旦你拋棄了像寫(xie) 備忘錄或報告等可衡量的技能或者添加一列數字或者動作來論證解讀聖公會(hui) 教徒喬(qiao) 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詩人所寫(xie) 的宗教抒情詩歌所需要的技能,這個(ge) 遊戲就可能失敗了。

 

我懷疑另外一個(ge) 非常流行的辯護論證會(hui) 有什麽(me) 更好的效果,斯莫爾將其描述為(wei) “人文學科能夠為(wei) 我們(men) 個(ge) 人和集體(ti) 的幸福做貢獻的論證”。斯莫爾解釋說,這不是快樂(le) 主義(yi) 論證,這裏指的幸福並不等同於(yu) 純粹的感官快樂(le) 。相反,那是一種在你的心智和情感已經被擴展到這樣的程度,你擁有了之前從(cong) 來沒有過的更充分生活體(ti) 驗之後獲得的幸福。結果,正如這個(ge) 論證所說,那些閱讀接觸過來自多種傳(chuan) 統文本和藝術品的人因此將變得更具同情心,思想更開放,更少可能將自己狹隘的成見強加在他人身上。

 

聽起來很好,但是我並不敢肯定如此。請讓我拿自己做例子(我知道樣本太小)。在過去60多年,我一直在與(yu) 亞(ya) 裏士多德、柏拉圖、西塞羅、賀拉斯、奧古斯丁、阿裏奧斯托(Ariosesto 1474-1533) 意大利作家)、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5),意大利詩人,文藝複興(xing) 運動晚期的代表)、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意大利詩人,學者、歐洲人文主義(yi) 運動的主要代表)、喬(qiao) 叟、莎士比亞(ya) 、密爾頓、約翰頓(Donne)、本瓊生(Ben Jonson)、赫伯特(Herbert)、瑪維爾(Marvell清教徒詩人、密爾頓的朋友)、霍布斯、洛克、康德、笛福、斯威夫特、蒲伯、布萊克、奧斯汀、華茲(zi) 華斯、拜倫(lun) 、柯勒律治、阿諾德、丁尼生、愛默生、 梅爾維爾、詹姆斯、葉芝、海明威、福克納、艾略特、華萊士•斯蒂文生(Wallace Stevens)等很多人對話。當然,出現的情況是,我能夠在很多問題上發表言論,而那些東(dong) 西對於(yu) 僅(jin) 僅(jin) 是聽說過這些作家名字的人來說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與(yu) 這些人文學者的文本和與(yu) 之適當的分析思想模式熟悉產(chan) 生的影響讓我變成更友好、更善良、擁有最高尚動機的人嗎?讓我對我們(men) 之間的差別和共同點變得更敏感嗎?

 

我害怕這個(ge) 影響一直是更具本土色彩的:在標誌我能夠從(cong) 事的職業(ye) 活動內(nei) ,我能注意到缺乏這方麵訓練的人可能忽略的意義(yi) 模式。所以在一定意義(yi) 上,我的體(ti) 驗比他們(men) 更豐(feng) 富、更完整,但這種充實和完整從(cong) 職業(ye) 上說是劃定界線的和狹隘的,它並沒有擴展到能標誌更開明的人的更普遍完整性。我不願意成為(wei) 告訴你這一點的人,即以偉(wei) 大著作為(wei) 中心的生活沒有什麽(me) 籠統的好處。有時候人們(men) 可能認為(wei) ,那些一輩子從(cong) 事優(you) 美和嚴(yan) 謹的文學和哲學著作的人,通過潛移默化耳濡目染將變成更好的人。任何相信這種觀點人肯定沒有在英語係或哲學係呆過多長時間。

 

從(cong) 這種自我恭維的幻想---我讀過很多好書(shu) ,因而我是更好的人--到斯莫爾所說的“民主需要人文學科”的辯護是短小的一步,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一步。這個(ge) 觀點認為(wei) ,因為(wei) 他們(men) 是訓練有素的深刻思想者,學界人文學者擁有特殊的潛能(和義(yi) 務)糾正那些教育水平不高的人。這是人們(men) 在具有裏程碑意義(yi) 的1915年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hui) (AAUP)有關(guan) 學術自由和終審教授崗位的聲明中發現的推理路線。這份文件(至今仍然有相關(guan) 意義(yi) )的作者便認出,民主的首要風險在於(yu) “公眾(zhong) 輿論暴政”。大學教授們(men) 因為(wei) 在更高層次上思考(這種論證所說),能夠幫助我們(men) 抗拒這種暴政,因而“幫助公共輿論變得更具自我批評精神”,需要教授們(men) “審核大眾(zhong) 情感中更魯莽的或欠考慮的衝(chong) 動,訓練民主變得更具理性。”我們(men) 幾乎不需要描述這種觀點的精英主義(yi) 色彩。它說存在這樣一種高級動物,僅(jin) 僅(jin) 因為(wei) 贏得了高級學位而有權為(wei) 僅(jin) 僅(jin) 上過大學或甚至早早輟學的人芸芸眾(zhong) 生提供指南。

 

將大量資金和資源投入到數字人文方麵的管理者是謀殺人文學科的幫凶。

 

我曾經在其他地方為(wei) 這種觀點貼上“學界例外主義(yi) ”的標簽,一年半之前,一群曆史學家提供了顯示這種傲慢自大的引人注目的例子。他們(men) 在寫(xie) 給美國民眾(zhong) 的公開信中宣稱,唐納德•特朗普的候選人資格有問題,教導我們(men) 投票反對特朗普。事實上,他們(men) 把自己作為(wei) 萬(wan) 能的先知(all-purpose seer),知道我們(men) 的毛病是什麽(me) ,帶著他們(men) 的智慧前來幫助我們(men) 克服毛病。我想起這些曆史學家(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將他們(men) 與(yu) 他們(men) 準備提供政治智慧指導的人區分開來的東(dong) 西是擁有高級學位,而不是擁有某種形式的道德或政治優(you) 勢。如果一個(ge) 曆史學家告訴我,她的研究顯示某個(ge) 政策的黑暗麵,我會(hui) 認真聆聽,因為(wei) 這個(ge) 曆史學家至少在這個(ge) 話題上比我了解得更多。但是,這個(ge) 知識不能也不應該轉變成為(wei) 我進入投票箱投票時的前進命令。我或許將曆史學家告訴我的話作為(wei) 政治決(jue) 策的一個(ge) 因素來考慮,但是,這與(yu) 承認他們(men) 是我的政治衛士是完全不同的兩(liang) 碼事。

 

不怎麽(me) 令人起疑的版本“民主需要我們(men) ”論證涉及到這樣的主張,學生花費四年時間研究複雜的細膩的文本,將有潛力成為(wei) 比沒有這種經驗的人更好的公民。這實際上是同樣似是而非的論證,隻是因為(wei) 居於(yu) 中心的是學生而不是傲慢自大的教授的這個(ge) 事實而變得愚蠢不那麽(me) 刺眼罷了。但是,優(you) 秀公民素質和實現和實施公民身份所需要的知識並不是隻有大學才能教的東(dong) 西。那些隻讀過中學就輟學的人仍然能掌握公民義(yi) 務,並依據對公民義(yi) 務的理解而采取行動。而且,這是核心論點,優(you) 秀公民素質是大學課堂活動的偶然的副產(chan) 品;它不是也不應該是在課堂上講課者的主要目標,指出其意料之外的效果之一來為(wei) 某個(ge) 產(chan) 業(ye) 辯護至少讓人覺得有些怪異。

 

如果我已經考察過的辯護被證明從(cong) 最好處說是不完整的,從(cong) 最壞處說是虛幻的,那還剩下什麽(me) 呢?剩下的就是奧克肖特提出的立場,這是我一直擁有的立場,斯莫爾命名為(wei) “內(nei) 在價(jia) 值”或者“為(wei) 藝術而藝術”的立場。這個(ge) 立場擁有最大優(you) 勢,不是提供辯護論證而是把沒有這種論證作為(wei) 一種美德。合理性論證總是徒勞無益的遊戲,因為(wei) 它涉及到屈服於(yu) 人文學科之外的指標或評判標準。要求我們(men) 作為(wei) 大學教授來論證我們(men) 在做的事的合理性的人是在讓我們(men) 用他們(men) 的條款而不是我們(men) 的條款來論證我們(men) 行為(wei) 的合理性。一旦迎接這個(ge) 挑戰,我們(men) 就輸掉了遊戲,因為(wei) 我們(men) 是在別人的場地比賽,所有優(you) 勢和所有相關(guan) 論證和證據標準都是人家的。為(wei) 人文學科辯護不僅(jin) 是個(ge) 不能完成的任務,而且是個(ge) 不值得做的事,因為(wei) 參與(yu) 這個(ge) 遊戲就等於(yu) 承認人文學科不能獨立存在,也沒有獨立存在的價(jia) 值,雖然是間接地承認。當然,確認獨立存在的價(jia) 值和拒絕將那個(ge) 價(jia) 值附加在任何外在利益之上將讓我們(men) 回到如下的公共關(guan) 係問題上:我們(men) 該如何說服他人接受我們(men) 的觀點呢?答案再次是:我們(men) 說服不了他人。

 

接下來怎麽(me) 辦?誰來做?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教育問題或哲學問題;這是當權者的問題,是如何配置什麽(me) 人或群體(ti) 以一種方式安排讓他們(men) 對人文學科的辯護更有效,或許引導我們(men) 獲得更多資金支持和尊重。當然我們(men) 不能期待某些職業(ye) 政客異乎尋常地呼應我們(men) 的利益。我們(men) 不能給立法者分配去閱讀為(wei) 文科辯護的書(shu) 的任務,並相信他們(men) 最終會(hui) 站在我們(men) 這一邊。

 

唯一的希望(雖然非常渺茫)在於(yu) 高級管理者的努力,對學術產(chan) 業(ye) 有堅定和不可動搖的理解的管理者(基於(yu) 奧克肖特、紐曼、亞(ya) 裏士多德、馬克斯韋伯、康德)和無論采取什麽(me) 力量---政治的、預算的和文化的力量來保護它的堅定決(jue) 心。在學術機構中就像在其他多數機構中一樣,那些位於(yu) 管理階梯頂端的人確定議題和確立指導精神。我認為(wei) ,說當今的人文學科老師們(men) 意誌消沉頹廢,這絕不是誇大其辭。隻有采取幾乎好戰立場並保證帶領我們(men) 打持久戰的管理者才能成為(wei) 文科生存的救星。你見過這樣的人嗎?

 

在本文結束的時候,我不得不提到最近出現的更新和複興(xing) 的源頭之一。我在想數字人文,這個(ge) 新事物承諾要改善傳(chuan) 統的解釋性活動,並采用一種為(wei) 其辯護的方法來做這些,因為(wei) 它將人文學科的活動與(yu) 在文化上享受特權的科學和數學活動保持一致。

 

之所以說這是傻瓜的金子(徒勞無功的探索)有若幹理由。首先,數字人文不能基於(yu) 很多人向傳(chuan) 統的人文學者推薦做這種研究的人所主張的那樣取得進展,即數據挖掘將提供更加可靠的基礎,供人文學者解讀文本--文學的、曆史的、法律的或者其他別的什麽(me) 。正如數字人文學者論證的那樣,已經被數字化的數據庫的確可以被用來搜索以找到裸眼根本不可能辨認出的模式---頻率模型、連貫性模型、搭配模型(一起出現的詞匯)。問題是,一旦這些模型被辨認出來,沒有合理的途徑從(cong) 它們(men) 走向對文本的解釋。考慮到字母表中字母的有限數量和它們(men) 組合的有限方式,模式-規律性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有什麽(me) 的話,竅門是決(jue) 定它們(men) 意味著什麽(me) ,訣竅是在表演時不可能不事先確定有人在使用它們(men) 來傳(chuan) 遞一個(ge) 信息。如果沒有那個(ge) 信息,數據不能自動傳(chuan) 達,除了自己的形狀之外,模式將仍然坐在那裏什麽(me) 也傳(chuan) 達不出來。


想想遠處山脊上看到的嫋嫋炊煙,它們(men) 可能是一股股煙霧,也可能是煙霧信號。你怎麽(me) 知道?不是靠僅(jin) 僅(jin) 觀看它們(men) ;隻有在你被說服的時候---不是因為(wei) 數據而是靠文本之外的信息---一個(ge) 特別的人設計了順序,你會(hui) 問友人可能想傳(chuan) 遞的信息是什麽(me) 。解釋不可能在沒有事先辨認出意圖代理人和原始數據的情況下開始,無論它是如何被切片與(yu) 切丁的,不可能產(chan) 生那種認同本身。所以,當相當數量的數字人文機器被加快之後,從(cong) 解釋的角度看,它產(chan) 生的作品是遲鈍的。

 

但是,數字人文還有一個(ge) 更深刻的問題:它是反人文主義(yi) 工程,這個(ge) 工程的希望是機器,除了了不起的運算能力之外,對解讀人類產(chan) 生的文本沒有任何幫助。要讓它發揮作用,這個(ge) 工程要求數字辭典---在形式模式和它們(men) 通常傳(chuan) 達的意義(yi) 之間形成一套固定的相關(guan) 關(guan) 係。沒有這樣的辭典,雖然如果有一本這樣的辭典的話,讀者和譯者的行為(wei) 能被免除或者被繞過去;人們(men) 能夠僅(jin) 僅(jin) 數物品的數量,直接從(cong) 這個(ge) 結果到《失樂(le) 園》意味著什麽(me) 的解釋。那是數字人文工程的聖杯。至少就闡釋而言是如此。通過清除模型中他們(men) 產(chan) 生的所有人類痕跡,它想擺脫片麵的、有限的人類的不方便。那是一個(ge) 永遠在被更新的古老遊戲,但無論它采取什麽(me) 形式,它都注定是失敗者。

 

最後,數字人文是“狗毛”治療的版本,還有那個(ge) 格言,如果打不過他們(men) ,你那就加入他們(men) 。按照大部分的描述,人文學科的衰落伴隨著(1)社會(hui) 對科學知識的高度評價(jia) ,同時伴隨著一種信念,隻有能夠被測量的東(dong) 西才是值得知道的東(dong) 西,(2)教育者和學生支持提供通往待遇優(you) 厚工作的直接途徑的課程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數字人文檢查了兩(liang) 個(ge) 選擇框:它們(men) 是科學性的;因為(wei) 它們(men) 看起來像其他更受歡迎的知識課題;管理者將給予他們(men) 資源,本來中世紀曆史和拜占庭藝術等是得不到資助的。

 

本人作為(wei) 數字人文學者的理查德•格魯辛(Richard Grusin)擔憂“數字人文課題可能充當了某種類似先導藥的作用,管理者已經對快速見效的藥物和當今高等教育麵對的結構性問題的底線途徑上癮了。”當數字人文熱情冷卻下來之後,結構性問題將依然存在,人文學科仍然處於(yu) 被淘汰的危險中。為(wei) 數字人文投入資金和資源的管理者是殺死人文學科的幫凶。數字人文將贏得資金支持和創造某些就業(ye) 崗位,但其成功將以更進一步地腐蝕人文主義(yi) 長期以來代表的那種價(jia) 值為(wei) 標誌。

 

所以本文考察的所有辯護論證都不起作用。從(cong) 長遠看,人文學科向傳(chuan) 統的敵人投降也無濟於(yu) 事。不是漂亮的畫麵,天啊,在本文的末尾並沒有出現意料之中的轉折,其他人都沒有找到解決(jue) 辦法,我也沒有。除了敦促恢複嚴(yan) 厲的學分分配要求,強迫學生上課,如果讓他們(men) 自願選擇,肯定不願選擇的。從(cong) 前就是這樣子。我想不出能夠讓人文學科重新恢複到從(cong) 前的輝煌的計劃。如果人文學者同行想出什麽(me) 好辦法,他們(men) 現在應該說出來,否則他們(men) 無論是否願意就不得不永遠保持平靜了。如果情況像這樣持續下去,最終我們(men) 都將走上威斯康辛大學斯蒂芬斯角分校關(guan) 閉人文學科的道路。

 

作者簡介:斯坦利•菲希(Stanley Fish),佛羅裏達國際大學法學教授,耶什華大學大學(Yeshiva University)卡多佐法學院(Cardozo Law School)訪問教授。

 

譯自:Stop Trying to Sell the Humanities By Stanley Fish June17, 2018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Stop-Trying-to-Sell-the/243643?key=m1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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