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文化守夜人王夫之

作者：胡淼森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初四己酉

          耶穌2018年7月16日

1692年2月18日，農(nong) 曆正月初二午時，74歲的王夫之卒於(yu) 湘西草堂，終身沒有剃發。是年十月，葬於(yu) 衡陽金蘭(lan) 鄉(xiang) 高節裏大羅山，墓碑上篆刻著王夫之自作的“遺命墓銘”：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nong) 葬於(yu) 此，其左則繼配襄陽鄭氏之所祔也。自為(wei) 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cong) 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yu) 茲(zi) 丘，固銜恤以永世。寥寥幾語，話盡了王夫之曆經江山興(xing) 亡、沉鬱頓挫的滄桑坎坷。這位一生為(wei) 故國守節、為(wei) 文化守夜的孤獨行人，在中國思想史的星空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越是時間推移，越是澤被後世、影響深遠。

變局中的思想家

王夫之的父親(qin) ——武夷先生王朝聘出身士人階層，是治春秋學的專(zhuan) 家，但仕途並不顯達，中秀才後七試鄉(xiang) 闈不第，遂絕意仕途，以講學教授為(wei) 樂(le) ，像所有中國讀書(shu) 人一樣，將希望寄托於(yu) 子嗣身上。三個(ge) 兒(er) 子，介之、參之、夫之，從(cong) 小接受私塾教育，被寄望於(yu) 讀書(shu) 成才、報效國家，完成父輩的抱負。王夫之兄弟成長過程中，雖偶有叔父王廷聘老莊思想的調劑，但從(cong) 未更改過“朝為(wei)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父之道”。奈何天道不遂人道，崇禎晚期的小冰河氣候導致饑荒，賑濟與(yu) 克扣交織纏繞、天災與(yu) 人禍惡性疊加，由荒政失序帶來民變暴動，加上君臣上下、朝野內(nei) 外互相猜忌，一個(ge) 剛剛恢複元氣卻千瘡百孔的帝國、一個(ge) 勵精圖治卻又誌大才疏的君主，最終被內(nei) 憂外患拖垮。江山易主、鼎湖棄世、外族入關(guan) ，大順、大西、大明、大清四個(ge) 政權廝殺混亂(luan) ，南明福王、唐王、魯王、桂王等政權相互傾(qing) 軋，在內(nei) 耗中燃盡最後一點枯油，隨著一次次失敗，華夏衣冠和自信日漸凋零。

“葉葉飄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遠”，在激烈的變局中，王夫之橫空出世，完成了一名哲學家、史學家、思想家的心路曆程，其成就涵蓋經學、史學、哲學、文學諸領域。王夫之既深刻影響了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史，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哲學發展的走向，其開創的“湖湘學派”實事求是、匡世濟民的風骨與(yu) 追求，也永遠鐫刻在了中國文化地圖之上。

天下唯器的世界觀

從(cong) 世界觀來看，王夫之繼承並發揚了張載氣學思想，提出了“氣一元論”，把宇宙視為(wei) 由元氣構成的物質實體(ti) ，氣永恒不滅，有狀態變化而無生滅之別。這種觀點兼具唯物論和辯證法，十分接近近代自然科學關(guan) 於(yu) 物質與(yu) 能量的觀點。由“理氣為(wei) 一”得出“天下唯器”的結論，創立了別開生麵的“道器說”，一舉(ju) 打破程朱理學以道為(wei) 上、以器為(wei) 下的舊說，強調物外無道、道在物中，“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等命題，達到了古代中國哲學中樸素唯物主義(yi) 和辯證法的高峰。

夫之哲學有家學亦有師承，直接上承北宋張載為(wei) 代表的陝學。張載的氣學思想從(cong) 來不是主流。王夫之將張載的世界觀發揚光大，並迅速跳至方法論層麵和倫(lun) 理學領域，把實用理性作為(wei) 哲學的依歸所在，主要體(ti) 現在：把哲學的討論領域拓展到實體(ti) 問題；把器的範圍擴大到自然和社會(hui) ，加入“人”這一重要的參與(yu) 社會(hui) 實踐的“物質”範疇；把人的價(jia) 值意義(yi) 與(yu) 社會(hui) 意義(yi) 聯係起來，解決(jue) 了知之而後行的問題，使知行由分裂走向合一。器與(yu) 物的理論，既是王夫之關(guan) 於(yu) 物質與(yu) 精神的理解，也是關(guan) 於(yu) 實踐與(yu) 認識的理解。

知先行後的實踐觀

從(cong) 實踐觀來看，由物質第一性的世界觀原理，自然會(hui) 得出實踐優(you) 先、行動至上的方法論。同樣，王夫之由“天下唯器”得出“知先行後”的結論。具體(ti) 來講，天地間存在的一切都是具體(ti) 的實物，一般存在於(yu) 具體(ti) 之中，但具體(ti) 並不依附於(yu) 一般，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別隻是“名”而不是“實”，不意味著界限分明、等級森嚴(yan) ；人性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人性形成不全是被動的，人可以主動地權衡和取舍。王夫之通過對《易經》等中國典籍蘊含哲學精神的深入挖掘，由樸素的唯物世界觀得出了樸素的辯證方法論。

“器”是“道”的前提和基礎，這裏的“器”有“物”的味道，包括自然與(yu) 社會(hui) 。先存在有形的“器”，然後才是無形的“理”。儒學的傳(chuan) 統觀念“君子不器”，弊端就是奢談性理，但於(yu) 國於(yu) 民於(yu) 事無補。顧炎武就曾批判過陽明心學的弊端，認為(wei) 其導致晚明浮誇虛華學風，人人隻向“心”上用力，卻不習(xi) 實務，毫無經世致用的本領，在做聖人的迷夢中荒廢了求知向學。王夫之與(yu) 顧炎武在經世致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批判陽明學說為(wei) “禪”，將其作為(wei) “人心之壞，世道之否”的原因，以陸九淵出而宋亡，暗指“王學”破壞學風、斷送天下。

正如“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一樣，“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主從(cong) 關(guan) 係一目了然，立場鮮明，避免了二元論的調和。與(yu) 此形成對比的是程朱理學的知先行後和陽明哲學的知行合一觀點，前者使人皓首窮經，以博聞強識為(wei) 能事，向書(shu) 本討生活，以科舉(ju) 為(wei) 最高追求；後者則有混淆知行界限，把知等同於(yu) 良知，省略忽視勤勉的力行功夫的弊端。無善無惡的圓融之理，在陽明時代尚可理解為(wei) 自然樸素，但在晚明則有狂妄之險，把知即是行的觀點推向極致，則帶來滿街聖人卻無人可用的空疏散漫。王夫之的“行先知後”，從(cong) 知行關(guan) 係上較王陽明知行合一又前進了一步。雖不如陽明哲學機鋒巧妙，卻更為(wei) 樸素自然。“知行相資以為(wei) 用，並進而有功”，則是在區分知行二者界限之後的統一，使這組矛盾在清晰而非混沌中相資互用，融為(wei) 有機整體(ti) 。

名實合一的知識論

從(cong) 知識論來看，認為(wei) 人不可能生而知之，“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隻有進入到世界萬(wan) 物之中，才能探求得到事物的規律；真正的知識是名和實的統一，概念的背後是現實，“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王夫之主張“訓詁必依古學”“義(yi) 理可以日新”，提出考據與(yu) 義(yi) 理並重的學術路徑，在解經、釋經、傳(chuan) 經上形成了獨特方法論，開清代考據學與(yu) 後世胡適“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之先河。他認為(wei) ，不事名物訓詁便無以通經，重視解釋經典的文本，反對主觀臆測態度，他用以形求義(yi) 、因聲求義(yi) ，比較互證等方法作《詩經稗流》《春秋稗疏》，查遺補缺，還經典以本來麵目，以“六經”為(wei) 依托尋找義(yi) 理，構建體(ti) 係。從(cong) 《周易》中批判佛老，提出“天下唯器”的道器觀，從(cong) 《尚書(shu) 》中提出“行可兼知”的知行論，從(cong) 禮學中倡議人性自然，從(cong) 詩經中強調真情性情，從(cong) 春秋的夷夏大防中推出仁智與(yu) 禮義(yi) 的分別，得出夷夏別在“禮義(yi) ”的觀點。王夫之以實學為(wei) 基，以理學為(wei) 要，進行了構建“中國解釋學”的最初嚐試，開啟了實事求是、經綸致用的湖湘學風先河，對清代考據學的興(xing) 起乃至現代科學意識的產(chan) 生具有深遠影響。

參透曆史變幻

清初三大思想家中，王夫之的史學造詣很高。王夫之主張“理勢合一”的曆史觀，倡導“史學經世”論，賡續《史記》和《資治通鑒》鑒往知來、以資政道的傳(chuan) 統，表現出中國文化對於(yu) 曆史精神根深蒂固的信仰，其本人著作中的史學精神、史學觀點亦卓爾不群。王夫之於(yu) 喪(sang) 亂(luan) 之際、鼎革之時讀史閱世，反思遊談玄虛之風的誤國誤民，批判玩物喪(sang) 誌浮光掠影的讀史態度，主張以史資世、總結治亂(luan) 興(xing) 亡的教訓，從(cong) 而賦予曆史以厚重承載。

王夫之有兩(liang) 部史論著作傳(chuan) 世，即《讀通鑒論》和《宋論》，這曾是無數讀書(shu) 人的必讀書(shu) 。尤其是《讀通鑒論》品評史事，考鏡辨章，字裏行間寄托對家國和民族的情感，對國史和現實的思考。比如以徐樂(le) 提出的“土崩瓦解”之說解釋曆代王朝覆滅過程，延伸出兩(liang) 者“亡以均，而勢以異”的結論，土崩是漸變，尚可挽救，但是“欲支之而不能”，如周漢唐宋；瓦解則是“俄頃分裂而無餘(yu) 瓦”，秦隋元猶是也。其實，晚明之節節敗退亦何嚐不是土崩。再如“唐之亡，亡於(yu) 人之散”，反思朝廷要員人心渙散，各自為(wei) 政，不能團結起來為(wei) 中央效力；“法之應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慝，必然會(hui) 陷入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的怪圈，一語道破中國政治傳(chuan) 統中的“以製對製”“製度陷阱”的惡性循環，為(wei) 曆代王朝改革的經驗教訓所印證。王夫之穿梭往返於(yu) 曆史現實尋找答案，采用歸納、比較、平議，得出事隨勢遷、天人合一、理勢相成等曆史規律，將中國史學中仰觀俯察、通古覽今的精神發揮到極致，同時也將自己思想中的唯物主義(yi) 因素應用於(yu) 史學分析，得出關(guan) 於(yu) 曆史、社會(hui) 和人性的規律性結論。

離亂(luan) 反思中形成的政治觀

從(cong) 政治哲學來看，政治學說往往以現實政治的成功失敗為(wei) 背景，以某一政治人物的人格特征為(wei) 標的。馬基雅維利作為(wei) 佛羅倫(lun) 薩政府秘書(shu) ，在宦海倥傯(zong) 中寫(xie) 下《君主論》，構築的理想君主原型，就是其在談判過程中打過交道的教廷紅衣主教波吉亞(ya) ·切薩雷，後者以強權之勢建立教皇軍(jun) 並致力於(yu) 完成意大利的統一。韓非、李斯的法家思想也絕非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戰國末期秦國在關(guan) 中苦心經營、後來居上繼而橫掃六合的功績之上。王夫之的政治哲學，則建立在總結明王朝覆滅教訓基礎上。

“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cong) 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王夫之一生坎坷陸離，仕途不順，僅(jin) 在流亡朝廷中擔當過八品行人的閑職，卻一生以此為(wei) 榮，以名節自持。1643年張獻忠克衡州後招納賢能，拘王朝聘為(wei) 人質要挾夫之，王夫之刺傷(shang) 臉和腕，偽(wei) 裝重傷(shang) 救出父親(qin) 。1644年聽聞崇禎皇帝自縊，作《悲憤詩》一百韻，之後便在故鄉(xiang) 為(wei) 武裝抗清事業(ye) 奔走，直到1662年永曆帝在昆明被吳三桂縊殺，王夫之續作《悲憤詩》，晚年隱居石船山著書(shu) 立傳(chuan) ，終老林泉。王夫之一生頂冠著屐，“頭不頂清朝天，腳不踩清朝地”，清廷官員來拜訪贈送吃穿用品，拒不接見，也不接受禮物，並寫(xie) 對聯“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恪守晚節。1678年吳三桂稱帝衡州，王夫之拒絕寫(xie) 《勸進表》並遁入深山，作《祓禊賦》表明潔身自好的誌向，墓誌銘自稱“有明遺臣行人”。

迂闊背後其實是堅守，南明幾個(ge) 君主人格品行爭(zheng) 議不斷，卻能贏得漢族士大夫擁簇，隻因其代表的不是個(ge) 體(ti) ，而是華夏文明。王夫之的君主觀總體(ti) 上屬於(yu) 改良主義(yi) 範疇，但也包含了對傳(chuan) 統三綱五常、君臣倫(lun) 理的突破，比如君位“可禪、可繼、可革”，不能“私神器”，主張均天下、反專(zhuan) 製，“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主張皇帝分權給文武大臣，提出土地民治論，這些思想散見於(yu) 《宋論》《黃書(shu) 》《噩夢》等著作中。

所謂夷夏之別，建立在禮義(yi) 之辯基礎上，主張“仁智”不同於(yu) “禮義(yi) ”，華夷皆有仁智，但隻有華夏有“禮義(yi) ”。這裏的禮義(yi) 可以理解為(wei) 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在這個(ge) 問題上王夫之有時會(hui) 走向極端，把華夷之別推向人與(yu) 非人的極端，這與(yu) 其一生抗清守節的生命曆程中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有關(guan) 。王夫之耳聞目睹故鄉(xiang) 衡州被異族鐵騎踏破屠戮的慘劇，他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不可能預見到後世的康乾盛世，不可能產(chan) 生脫離時代的立場。他的政治觀有情感溫度，正如他主張天理在人欲之中、人性於(yu) 權衡中形成一樣，政治也蘊含在生活世界當中。

船山學派的近代回應

隨著清王朝深度漢化，夷夏之別的觀念已經淡化，昔日的“夷”逐漸成為(wei) 華夏文化的代表，對抗海上之“夷”則成為(wei) 晚清以後中華民族的共同使命。隨著湖南人曾國藩、曾國荃兄弟重刻《船山全書(shu) 》，以王夫之為(wei) 代表的湖湘學派思想發揚光大，在近代曆史變局中重現活力，成為(wei) 國人救亡圖存運動的精神導引，對仁人誌士啟蒙民智、喚醒民眾(zhong) 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譚嗣同就由其“道不離器”的思想，得出了“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的結論，為(wei) 維新變法找到依據。章太炎則評介“船山學說為(wei) 民族光複之源，近代倡義(yi) 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於(yu) 斯”。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更是喊出了“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wei) 德意誌，湖南當為(wei) 普魯士。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強音。繼歐風美雨沐浴下的廣東(dong) 之後，更具有本土氣息的湖湘學派扛起救亡圖存的旗幟，為(wei) 中國的複興(xing) 注入了新鮮活力和靈感，王夫之的餘(yu) 音於(yu) 空穀之中回響共鳴，令人唏噓。

 “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向天乞活埋”。王夫之自擬的這副對聯，道出其學術人生無限蒼涼悲壯的況味。草木無情、世事難料，靜態社會(hui) 的動態變化，物質生活和文化精神的變遷，往往以或顯或隱、或激烈或靜默的方式，深刻影響每一位思想者的抱負、情懷乃至於(yu) 學說體(ti) 係。中國儒釋道合一的思想史傳(chuan) 統，從(cong) 孔孟到韓愈，再到朱熹理學、陸王心學，經曆幾千年的建構後，在新的曆史變局麵前失語、失序、失措，古老的學術共同體(ti) ，也麵臨(lin) 著革故鼎新的新問題，別開生麵難，涅槃重生更難。江山不幸詩人幸，器變帶來理變，思想變革的根源是沉重的現實，歡樂(le) 與(yu) 苦難造就了生活及其哲學。王夫之和淚審視劇變的時代，守正創新，在繼承的同時逆勢而動，創立了湖湘學派樸實自然的學風，將天理天道、人心人性等問題勾連起來，使哲學跳出了書(shu) 齋一隅而進入大千世界。作為(wei) 中國古代唯物主義(yi) 最後的集大成者，王夫之承前啟後，開啟了以物質的視角、實踐的方式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路徑，從(cong) 而貢獻了某種近代意義(yi) 上的元哲學——哲學之哲學。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