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高波讀《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胸中隻是充滿了希望和興(xing) 趣”

作者：高波（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初八癸醜(chou)

         耶穌2018年7月20日

梁漱溟

（1893-1988）

一

1975年7月15日，在起筆數十年後，梁漱溟最終完成《人心與(yu) 人生》，自覺“平生大願基本上可了”，隨後開始整理存信，以自記或批注的方式訂正寫(xie) 信日期，交代相關(guan) 背景。此時他已年過八旬，民國時期的師友多已過世，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中的追隨者也所剩無多，且星散於(yu) 各地，各人在1949年後曆次政治運動中命運多舛，多已是積年不得相見。故梁漱溟整理往來書(shu) 信，除個(ge) 人性的交待後事外，亦有懷念友人、為(wei) 過往的團體(ti) 生活留存見證之意。

這一用心為(wei) 梁漱溟長子梁培寬所體(ti) 察與(yu) 繼承。他窮多年之力，編注《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以梁漱溟藏信為(wei) 基礎，並在刊物、書(shu) 信集、文集、圖書(shu) 館藏手稿乃至拍賣會(hui) 、網絡中苦心搜集梁漱溟往來信函，本次（第四次）梁漱溟書(shu) 信結集共收信七百六十一封，比之前多三分之一強，可謂目前最完備的梁漱溟書(shu) 信集。

《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

 編者：梁培寬編注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年11月出版

“往來書(shu) 信集”中，“來”的部分相對較易編訂，多隻要掌握收信人個(ge) 人藏信即可；“往”的部分則不同，因為(wei) 寄信對象不一，分散於(yu) 眾(zhong) 人甚至眾(zhong) 多機構之手，除非寫(xie) 信人有存底稿或另行謄錄習(xi) 慣，否則搜集匪易。梁培寬曆時多年，苦心搜集，且又因存有數十封梁漱溟家信，終使此編《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往信與(yu) 來信數量幾乎平分秋色，篇幅則尤有過之。而通過將往信與(yu) 來信互相連接，梁漱溟的人際網絡與(yu) 互動過程得以完整呈現，他的學行與(yu) 精神麵目也因此更為(wei) 清晰。

信件亦可算一種文書(shu) ，有其物質形態與(yu) 文體(ti) 格式。編者對此頗有自覺，表示“為(wei) 使讀者能夠完整領略書(shu) 信原貌，此書(shu) 中留存有原件或底稿的部分書(shu) 信格式複原了其本來的樣態”。即在文字排版時盡量保持原信款式與(yu) 書(shu) 寫(xie) 形式，包括天頭地腳、抬格、以小字書(shu) 寫(xie) 、隨信批注等，編者並考訂寫(xie) 信時間、注釋信件相關(guan) 人事與(yu) 時代背景，與(yu) 梁漱溟年譜實可並觀。有些親(qin) 屬關(guan) 係的考訂，非梁漱溟家人實難著手。凡此皆為(wei) 此次書(shu) 信結集的優(you) 長處。

梁漱溟一生以“再創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yu) 近代社會(hui) 運動結合為(wei) 一”為(wei) 目標，隻要可能，即生活於(yu) “朋友團體(ti) ”之中。編者體(ti) 察此點，以“親(qin) 師取友”為(wei) 梁漱溟一生的關(guan) 鍵線索，前言題目即作“創造朋友團體(ti) ，永念師友情誼”，以此作為(wei) 編注書(shu) 信的基點。編者將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按照師友、有關(guan) 人士、政界人士及有關(guan) 機構、家人四類分別編排（每類內(nei) 部大致以時間為(wei) 序），如同以梁漱溟為(wei) 中心的差序格局，亦形似傳(chuan) 統學案體(ti) 家學、弟子、交遊、從(cong) 遊、私淑的次序。另外，往信與(yu) 來信並未混排，而是分列上、下兩(liang) 冊(ce) （梁漱溟家信例外，置於(yu) 下冊(ce) 最後），上冊(ce) 以梁漱溟為(wei) 唯一主角，以免其他人喧賓奪主。 

胡適致梁漱溟，1923年4月3日。

梁啟超致梁漱溟，1925年10月1日。

艾愷致梁漱溟，1980年2月26日。

此種以梁漱溟為(wei) 中心的編排，利於(yu) 展現其精神麵目以及生活世界的層次，但亦有弊。往信與(yu) 來信分排，則寄、複信的對應關(guan) 係被割裂，查找頗為(wei) 不便；書(shu) 信分類編排，則不可避免會(hui) 將同一時期的書(shu) 信編入不同類中，與(yu) 隻按時間先後順序編排的書(shu) 信集相比，對某一特定時期不同信件的相互關(guan) 係的揭示略顯不足。而人與(yu) 人關(guan) 係性質難定，且每隨時間發生變化，故對通信人物分類實頗為(wei) 困難，間有可商可處——如師友與(yu) 有關(guan) 人士的區分，似以是否與(yu) 梁漱溟保持一致為(wei) 界，蔡元培與(yu) 馬一浮都僅(jin) 列為(wei) “有關(guan) 人士”，頗有門戶之意。故讀此書(shu) 信集時，應將分類做暫時的權宜看，不可太過拘泥。

不過，這是以今日的“學術標準”而做出的判斷。梁漱溟一生反複強調，自己不是學問中人，乃是“問題中人”，並有“悔不該誤入知識分子叢(cong) 中”之慨。筆者想，以上對這一書(shu) 信集的“學術價(jia) 值”的探討，在梁漱溟眼中，大概仍是不脫“知識分子氣”的表現吧。故對梁漱溟的往來書(shu) 信，首先存在個(ge) 讀法問題，本書(shu) 信集不當僅(jin) 以“學術史料集”為(wei) 標準，其異於(yu) 一般“學術史料集”的地方，乃至讓專(zhuan) 業(ye) 學者因不合體(ti) 例而生出的齟齬感，或許正是進入它乃至梁漱溟本人的關(guan) 鍵點。以下筆者結合自己對梁漱溟學行的理解，談談對這個(ge) 問題的一些摸索性想法。

二

梁漱溟躍上時代舞台，始於(yu) 1920年代初《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這本他後來認為(wei) “甚多錯誤，其可存者不足百分之五六”的演講集為(wei) 當時“東(dong) 西文化論爭(zheng) ”開辟了新視野，一舉(ju) 奠定了他在五四後新思想界中的地位。但之後不久，梁漱溟以西式大學分科教育忽視人格養(yang) 成，學院生活割裂知行，決(jue) 定離開北大，聚徒講學，以“人生向上”為(wei) 宗旨，“再創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yu) 近代社會(hui) 運動結合為(wei) 一”。

梁漱溟在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時期，1921年。

這是一個(ge) 非常“梁漱溟”的選擇：“回頭認取自己最真切底要求，而以他作出發點”，“一任自己生命所發之要求而行，全無學問或事功之見存”。此後直到1949年，他一直生活在自願結成的朋友團體(ti) 之中，以“朋友相聚處就是我的家”自許。友朋亦認為(wei) “梁先生以宋元講學之風倡導於(yu) 世，師弟之間，純以感情相熏陶，大異今日煩悶枯窘之學校教育”。

此種“純以感情相熏陶”，以公開的互相規箴與(yu) 個(ge) 人自省為(wei) 基礎。《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收錄此方麵書(shu) 信頗多，僅(jin) 舉(ju) 一例。1930年，黃艮庸致信梁漱溟，認為(wei) “吾師一向的精神態度，全體(ti) 甚好；唯微覺仍有幾分客氣，此即生對吾師未放心處。青年易為(wei) 氣所動，稍一不慎，恐人人以意氣相高，而惻怛悲憫之懷無從(cong) 以見。然惻怛悲憫之懷乃村治運動之真骨髓”。梁漱溟閱信後自記：“黃君之言深切吾病，讀之不勝警惕。……餘(yu) 一向以矜氣淺衷，改化不易，既貽朋友憂；今出與(yu) 一般社會(hui) 接，對社會(hui) 立言，感應捷於(yu) 影響，猶不知戒，則於(yu) 今日天下拂亂(luan) 強戾之氣將適以益之，其何能以回眾(zhong) 人察理向善之心？吾誠過矣！用誌於(yu) 此，願改吾過，並以謝當世君子焉！”

這種朋友相處的方式以及流露出的精神氣息，近於(yu) 明清以來儒者的省過會(hui) ，通過傳(chuan) 閱日記與(yu) 書(shu) 信、填功過格、寫(xie) 自訟詞等方式各自誠意正心並互相砥礪；但也未嚐不可以視為(wei) 五四精神的自然延伸——“團體(ti) 的生活”就是“德先生”的基本含義(yi) 之一，在人格平等的基礎上結成互助性社團，以批評與(yu) 自我批評的方式集體(ti) 自省，砥礪學行，亦明確見於(yu) 惲代英、毛澤東(dong) 等五四青年。這也就意味著儒家與(yu) 五四混溶在梁漱溟的精神與(yu) 生活之中。

三十年代從(cong) 事鄉(xiang) 建運動時期的梁漱溟

梁漱溟身上儒家的部分學界已談過很多，我僅(jin) 說說五四的部分。五四是個(ge) 將公與(yu) 真誠視為(wei) 至高價(jia) 值的時代，當時的精神宗旨是“私人的一切活動，不管是經濟，不管是婚姻問題，什麽(me) 都得公開談出”（周太玄語）。這也就意味著，梁漱溟這一時期大量的友朋通信，絕不可僅(jin) 作私信看，它們(men) 不僅(jin) 在形式上往往在友朋中傳(chuan) 閱（寫(xie) 信人亦經常明確指定請某些人過目），且就寫(xie) 者與(yu) 讀者的狀態與(yu) 精神而論，它們(men) 本質上都是“公信”，以內(nei) 外、人己融合為(wei) 根本前提。

在我看來，這向讀者提出了直接的要求。首先要明確的是，團體(ti) 生活以交往與(yu) 對話為(wei) 本，文字不過是偶然遺留的痕跡，有其限度。如梁漱溟所說：“寫(xie) 出的東(dong) 西是靜的，與(yu) 覿麵說話甚不相同，往往不能喚起應有之反應。同一句話，寫(xie) 在紙上不如說在口上。同一口說，在麵部精神上有多少差別，而反應因之而異。”而有些問題“非寸箋尺牘所能回答，須當麵談話，逐言追語，方能啟悟對方”。故書(shu) 信中的梁漱溟，與(yu) 在團體(ti) 生活中的梁漱溟，實有不容忽視的距離。讀《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要理解文字，但不可住於(yu) 文字，而要以此為(wei) 起點，嚐試從(cong) 文字的縫隙處感受當時活潑潑的師友交往，以把握流貫於(yu) 團體(ti) 生活中的生命與(yu) 精神。

這裏還有個(ge) 文體(ti) 問題。梁漱溟的信，親(qin) 切自然如與(yu) 人對晤，這既是天性流露，也是自覺選擇。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成果——白話文欣然接受，強調“用白話即語體(ti) 文便易得親(qin) 切，易得樸實，用文言古語便難收此效果”。“踏踏實實、語語真切”，“斷不要玩弄筆墨，失去自家樸實神態”。在他看來，文與(yu) 人一體(ti) ，文風之風，即君子之德風之“風”，“明白易曉”的白話文，完全可以蘊藉儒家式的德行。這自然又是儒家與(yu) 五四混溶的結果，而這一文體(ti) 與(yu) 文風，亦提示了當時友朋生活的真切氣息。

五十歲的梁漱溟，1942年於(yu) 廣西桂林。

三

當然，對我個(ge) 人閱讀而言，最感觸動的，仍是書(shu) 信中所見到的梁漱溟的生命狀態與(yu) 精神。單封書(shu) 信多針對特定事項，為(wei) 應機之作；但正因為(wei) 是在特定的人與(yu) 人交往中留下的文字，有著被任何觀念或原則所無法抽象掉的鮮活性，故就閱讀體(ti) 驗而論，這些書(shu) 信如同包含著特定場景的故事化的語錄，讓梁漱溟講述乃至提示的道理自然而活潑地流露出來。更進而言之，閱讀時多封書(shu) 信順次呈現，互相提示，梁漱溟與(yu) 他的朋友的一些主題、觀點、表述方式乃至姿態、語氣反複出現，他所處時代的麵貌與(yu) 特征也隨之顯現。而在個(ge) 人與(yu) 時代的對待乃至對峙中，梁漱溟的生命狀態與(yu) 精神最終透了出來。

僅(jin) 舉(ju) 個(ge) 人觸動頗深的幾個(ge) 例子。首先是出處語默問題。二十世紀中國處於(yu) 持續的危機之中，在高度的不確定與(yu) 緊張中做出知行選擇，需要的是對整體(ti) 曆史與(yu) 個(ge) 人處境的深刻分際感。而在此種危機時刻，不同人對知、言與(yu) 行的關(guan) 係的把握，最可見各自心性與(yu) 時代氣息。

梁漱溟書(shu) 信中即留有不少此方麵的痕跡。1949年，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即將在大陸獲勝，對大部分民國知識分子來說，都麵臨(lin) 著去留出處的問題。梁漱溟選擇在重慶靜候大軍(jun) 南下，並先後向毛澤東(dong) 、周恩來與(yu) 張瀾表示自己在新時代將“守定‘隻發言不行動，隻是個(ge) 人不在組織’之原則”。理由是：“迨外患既除，則事莫大於(yu) 建造新中國、完成近百年來曆史文化之大轉變。此事至遠且大，貴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漱所懷百端將一一求證國人，在反響未著商榷未定之時寧以從(cong) 容恬靜為(wei) 佳。”更在《中國文化要義(yi) 》自序中表示：“我終是一個(ge) 思想的人而非行動的人；我當盡力於(yu) 思想而以行動讓諸旁人。”他雖一貫主張知行合一，但在此一曆史時刻則謹守知、言與(yu) 行的分際——若直接的知行合一已不適宜，則轉而尋求以言語為(wei) 行動，達致知言一致意義(yi) 上的知行合一。若並此而不能為(wei) ，則閉門著述以俟後世。

1948年，梁漱溟於(yu) 重慶北碚寫(xie) 作《中國文化要義(yi) 》。

此時避往香港的唐君毅的看法則不同。他複信梁漱溟，認為(wei) 梁漱溟以“與(yu) 人為(wei) 善之精神，長居於(yu) 坤位，而不能被自覺以居乾位”。對此他理解但不認同。他承認“殖民地豈可久居”，但“孔子亦嚐欲居九夷”，“故此間但可一日居，即擬暫不返國內(nei) ”。出於(yu) 對大陸反傳(chuan) 統的不認同，亦不甘心居於(yu) 坤位，他寧可居於(yu) 殖民地以追求“文化中國”式的主體(ti) 性。姿態高亢而難掩悲心，對比梁漱溟的敬慎鎮定，可看出二人心性之不同。

梁漱溟致熊十力，1958年。

另一時代轉折則為(wei) “文革”。“文革”初期梁漱溟家被抄，他被趕往一間小廂房居住，四五十天不得自由。在答複各方關(guan) 心的若幹信件中，他不過說“我胸次隻小小不愉快而已”。“事情發生的初期幾天內(nei) ，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卻從(cong) 內(nei) 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幾天之後到現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非常年代通信，或有不可多言之戒；但在“文革”之後，他在通信中述及此事，平淡之氣不改，則可見此平淡非出於(yu) 忌諱，乃是本性的自然流露。

梁漱溟致馮(feng) 友蘭(lan) ，1971年1月26日。

梁漱溟晚年的另一件大事，是他1974年因不肯批孔而遭到批判。他隨後在書(shu) 信中談“受到圍攻，雖不愉快，亦不氣惱。人們(men) 訝之雲(yun) ‘紋絲(si) 不動，若無其事’，蓋信然也”。此為(wei) 逆境中的定力。其後兩(liang) 年，毛澤東(dong) 去世，“四人幫”被捕，“文革”隨之結束。而在審判“四人幫”的會(hui) 議上，他的態度是“未發言，固無必要也”。後有友人在信中批判毛澤東(dong) ，他則表示自己1938年在延安時與(yu) 毛澤東(dong) 爭(zheng) 論，“胸次輕鬆愉快，此情此景，吾一生再未有過”。認為(wei) “毛澤東(dong) 本是古往今來世界曆史上的偉(wei) 大人物”，若“未親(qin) 接其人”，則“全然不曉得其人”，“缺乏了解”。在幾乎相反的曆史情境下，梁漱溟的態度是同樣的不激不隨，他“吾道一以貫之”之處因此得以呈現。

梁漱溟墨跡，1974年。

行文及此，不由想到普魯塔克在《亞(ya) 曆山大傳(chuan) 》中的名言：“那些最著名的成就未必都能很好地闡釋美德或者邪惡……微不足道的行動、言辭和玩笑反而常常更能表現人物的性情。”因為(wei) 他們(men) 是“靈魂的種種表征”。最後，補充閱讀過程中遇到的梁漱溟的一個(ge) “微不足道”之處。

梁漱溟頗為(wei) 關(guan) 注寫(xie) 信人的筆跡與(yu) 字體(ti) 。他認為(wei) 筆跡強弱反映氣質傾(qing) 向：“字跡嫌小，墨淡，氣魄不足之征也。”字體(ti) 潦草錯訛則為(wei) 心性粗率之征——故他不吝複信指出寫(xie) 信人“來信字體(ti) 多欠正確……一筆一劃不宜多，不宜少”。且每對書(shu) 信中錯字以紅筆圈出並改正。在他看來，此雖小道，但所關(guan) 者非淺。寫(xie) 字如人生，當時時主敬；人生如寫(xie) 字，當一筆不苟。

此亦可見偏於(yu) 理學與(yu) 偏於(yu) 心學者修養(yang) 之不同。梁漱溟曾收到唐君毅來信，看到其將“國”字寫(xie) 錯：“可勝驚歎! 其他的字亦多難辨認，不能不加旁注。”“其人在楮墨間苟且隨便至於(yu) 如此。此似屬末節小事，而可覘其人氣質近於(yu) 褊急草率，不為(wei) 大器，使我嗟訝失望。”他讚張申府“好學深思”，但同時不忘補充其來信“字跡草率，難於(yu) 辨認”。此等提示心性的細節頗多，讀來頗有興(xing) 味。

梁漱溟寄寬恕兩(liang) 兒(er) ，1939年4月7日。

《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的末尾，是數十封家書(shu) 。其中梁漱溟樸實懇切之態，一如其對友人，而又多了幾分煦煦之仁。他在一封寫(xie) 給兩(liang) 個(ge) 兒(er) 子的家書(shu) 中表示：“我不謀衣食，不謀家室，人所共見。你們(men) 年紀雖小，亦可看出。”然就今日而論，此“不謀”倒是最大的“謀”，其子梁培寬以九十高齡而盡力編訂乃父書(shu) 信集，君子之德風，此即明證。

1941年於(yu) 香港創刊之《光明報》，報名題字為(wei) 梁漱溟墨跡。

最後是一點個(ge) 人化的感觸。1932年，《東(dong) 方雜誌》致函胡適、梁漱溟等國內(nei) 精英知識分子，征求新年夢想，梁漱溟的回函很簡單：“漱所作未來中國之夢，乃十分清楚明白之夢。換言之，即由腳下向前可以瞻見之目的地，現在正自覺地向前一步一步走。若來函所雲(yun) ‘大家隻是皺眉歎氣、捱磨各自的生命’，在我絕無此感。在我胸中隻是充滿了希望和興(xing) 趣。”這是“九一八”後的第一個(ge) 新年，中國存亡未卜，在危機達到飽和的時刻，他卻仍能有希望與(yu) 興(xing) 趣充盈。生在雖憂患重重但表麵尚屬承平的今日，我們(men) 更沒有任何理由不懷著“希望與(yu) 興(xing) 趣”，至少在閱讀《梁漱溟往來書(shu) 信集》時該當如此。

責任編輯：柳君